大明王朝的复兴：弘治中兴十八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嵚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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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复兴：弘治中兴十八年试读：

在讲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股，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地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砍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看上的女人，欢喜谁就要谁。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得太厉害，到了你这辈，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地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像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被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逢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机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脚，却一点儿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嘛，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的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都造了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老祖宗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老祖宗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岔五地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儿，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吗？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吗？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儿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着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而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得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唯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十八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啊，你可以选择，有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

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樘的脑袋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笔笔烂账，先要算到朱祐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一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唯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二十二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不听忠臣良将的苦劝，偏听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一听前方战败，马上又后悔了，连敌人影儿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啊，那就撤得快点儿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吗？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能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儿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吗？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佞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治罪，下狱的下狱（石亨），流放的流放（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天顺”嘛，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时期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究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嘛，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位大员——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么多件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儿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嘛。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聪明得让你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儿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也先也没怀疑，就这么相信了，还派了一样当了俘虏的一个叫高磐的明朝士兵跟喜宁一块去。而在这之前，朱祁镇已经暗暗交代了高磐该怎么去做。并且，他让高磐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缝在裤子里。之后，高磐随着喜宁去了宣府谈条件。结果等明朝将士跟喜宁吃饭喝酒的时候，高磐突然一把抱住喜宁，说太上皇有旨。明朝将士立刻一拥而上，将喜宁和瓦剌使团的所有人都五花大绑，又押送到朱祁钰面前。朱祁钰一读朱祁镇让高磐带来的亲笔信，当场震怒，立刻就下令将喜宁凌迟处死。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像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他身上的那些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儿“八卦”外，统统白搭。

兄弟争位，忠奸相斗，放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但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差距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儿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唯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二十二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有一样爱好——圈占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却让明军死伤过半，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起义和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别无生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唯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却用得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愈演愈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上，自此已经隐隐地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地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虽然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军队死伤过半，但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洪熙，还有爸爸宣德，虽然不爱惹事，但把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得到处跑；洪熙、宣德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儿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洪熙、宣德，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是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再次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彼此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成了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孙子。论打仗，只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数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好得很，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的全才，放在哪个皇帝手下好好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得个被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儿，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吗？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梁子也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将郭登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得实在可气。“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吗？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件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儿走还不一样？就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个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地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地，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地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子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与明朝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可大明边防，越发地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从开国开始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谏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诛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洪熙、宣德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二十二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庭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侯吴瑾和怀宁侯孙镗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诛，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需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像细菌一样，静静地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儿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方面的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地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慵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就要发作了。二父债子还：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古人有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是打开历史的滚滚卷轴，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图景：前人砍树，后人遭殃。上一代统治者施政的失误，哪怕只是一念之间的错漏，也注定将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承受代价。所谓秦二世、李后主、宋钦宗、宣统帝，这些“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们，其实大都是承受这种代价的倒霉蛋而已。

何况，像朱祁镇这种一辈子都在砍树的人，其代价，也注定将由做儿子的承受。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二，十八岁的朱见深第一次坐在了龙椅上，而彼时的大明天下，从西南到华中，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臣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的新领导，他外表谦和、相貌忠厚，说话却口吃得很。这个人，能挑起万里江山的重担吗？

正月二十七，距朱见深即位仅仅过去五天，屁股下的龙椅还没有坐热，一声晴天霹雳便硬生生地砸在了紫禁城上空：广西大藤峡又发生了叛乱。

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北部，泛指今日包括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在内数百里的瑶族和壮族聚居区。从洪武八年（1375年）起，大藤峡就不断掀起以瑶族为主的反抗明朝压迫的起义，瑶族人侯大苟是正统至成化年间大藤峡起义的领袖之一。他曾多次率领起义军攻夺州县城池，势如破竹，让明军闻风丧胆，起义先后席卷两广。

为什么叛乱，简单一句话：明朝政府剥削土司，土司剥削百姓，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这一切，与明朝官场糜烂的情景一脉相承。

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起义再次形成燎原之势，侯大苟登高一呼，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积郁数十年的愤怒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漫延。拜朱祁镇瞎搞所赐，疏于战备的明朝驻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两广当地的官员依然欺上瞒下，以至于病入膏肓的朱祁镇始终对叛乱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可纸里哪包得住火，待到朱见深翻看奏折的时候，自然是晴天霹雳了。

此时的广西，已经火光一片。

地方官遭杀害，监狱被打开，流氓、罪犯四处流窜，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起义军所过之处，不断有百姓加入，声势越来越浩大，从广西一路打到了广东……

天顺年间，明朝政府在处理事件上的茫然无知、政府应急效率的低下、地方官员的欺上瞒下，直接成为起义烈火的助燃剂！这一切，只能由新领导朱见深埋单了。

广西危急，广东危急，大明的社稷危急！

熟悉清史的朋友可以很轻易地联想到另一幅图景：1851年一月，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转战南北，深入到华中、华东地区，成为一场持续14年，波及南方八省的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对比大藤峡起义，两次起义发生的缘由、进行的过程，出奇地相似。而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点金田村，与大藤峡仅一山之隔。

相似的情节，相似的演员，那么相似的结果，会提前四百年上演吗？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但凡遭遇此类紧急情况，为君者，要么是龙颜大怒，严斥失职官员，甚至杀几个倒霉蛋祭旗；要么是沉着应对，不温不火，冷静布置具体平乱方略。朱见深呢，哪样也不是，拿到奏折后，反复看，然后摇头，摇头，再摇头，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朝臣们呆了，这样的皇帝真少见。

还好朱见深马上拿主意了——剿！

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又一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内阁和六部紧急行动，兵马、钱粮、日用物资等战争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明帝国这台懒惰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转动起来，经过无数次内阁的争吵、兵部的讨论、言官的口水，剿贼方略有了，后勤保障到位了，各路军队也到达了指定位置。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由名将韩雍统率的十六万大军全军出动，此时已是成化元年。

可没有人注意到，朱见深那一声重重的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成化朝的黑暗与混乱时，才终于明白，那一声叹息，其实为后来的很多事埋下了伏笔。

然而正当朱见深忙得焦头烂额时，一记重重的闷棍又砸在他脑袋上——荆襄流民大起义！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急报传来，群臣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一幕，朱见深阅读奏章，摇头，摇头，再摇头，然后……

唉……

如果说广西大藤峡起义，只是朱祁镇没处理干净的一笔糊涂账，那么荆襄流民大起义，却是一笔天顺朝历经八年攒下的孽债，根由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

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宋丹丹女士有段台词：“你们劳动人民今天‘呀呀呀’地起义，明天‘呀呀呀’地造反，我们剥削阶级容易吗。”

容易，太容易了。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知足的，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有口饭吃，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听你的话。可此刻他们不得不造反了。因为此时的明王朝，不但逼得他们活不下去，甚至死了都没地方埋了。

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为讨生计，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流亡，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他们四处流浪，靠打短工甚至乞讨为生，还要四处逃避官府的盘查，过着乞丐都不如的凄惨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交界的荆襄平原地区。

这是一片四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照《西游记》里老马猴的话说：“咱这里上不受天管，下不受地管，逍遥自在快活得很呢。”

起初进入这里的流民并不多，但到了朱祁镇继位，朱祁镇开始纵容土地兼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他在位二十二年间，破产农民数量如滚雪球般膨胀。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向这里，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同时，大量社会危险分子也发现了这个好去处，具体成员包括监狱逃犯、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逃亡的破产军户、遭流放的罪犯家属、啸聚山林的绿林强盗诸如此类，大多是对社会极端不满又极有破坏力的问题人物。至成化初年，当地流民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无论是良民还是危险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走进这片乐土的人，都有一段血泪史，他们无数的怨恨也留在了这里。一百五十万流民，就是一百五十万颗定时炸弹，荆襄平原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从天顺朝后期开始，小规模的骚乱已经持续发生了。中央不断接到关于流民骚扰地方州县的奏报，可没有人拿它当件事：一群农民、几个强盗，能成啥气候？

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回答他们的，是一场震撼大明江山的大爆炸！

天顺八年，刚刚即位的朱见深意识到流民的严重性，为解决流民问题，他特意设立湖广布政司参议一职，可派去的官员却是个草包，大概是做老爷做惯了，一到任就发布命令：要求当地所有的流民必须限期迁回原籍，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流民们疯了，这还让我们活吗！我们要种地，你们兼并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流亡，你们四处抓捕；我们建立了新家园，你们要把它夺了去！难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难道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粮，你们都不放过？回家是死！不回家也是死！我们该怎么办？

不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死了都没有地方埋！那就让我们和你们玩儿命吧！

成化元年三月，河南流民刘通、石龙在湖北房县大木厂聚众起义，参与者四万人！积压了多年的怨恨如火山一般爆炸了。然后，就是与大藤峡叛乱相同的情节：无数的州郡沦陷，明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当地官员依旧欺上瞒下，直到十月，朱见深才接到奏报，自湖北房县至南漳数百里，已尽成流民的根据地。

更可怕的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领导人刘通，绝非大藤峡叛乱组织者侯大苟那样的平民，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白莲教骨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历朝历代都不乏起义之人，可若要评选最具起义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的工作团队，白莲教认第二，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从北宋时候就开始闹，然后是南宋、元朝、明朝、清朝，皇帝轮流做，朝代轮流换，唯独他们不消停。当然，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失败的耻辱无法掩盖他们的破坏力，他们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信奉弥勒佛与明王）、健全的组织机构（从教主到法师）、优秀的基层干部（巫婆、土匪、亡命徒）、独特的工作方式（宣传封建迷信），以及针对广大贫下中农长期而热情的服务项目（装神弄鬼跳大神）。因此，白莲教长期以来深受底层群众的欢迎，具有固定的群体和顽强的生命力。简单一句话：穷人越多，受政府欺压冤枉的人越多，精神迷茫的人越多，社会秩序越乱，他们的市场就越广大，业务就越欣欣向荣。

荆襄地区正是最合适的开工点：百万流民，正是他们的服务和团结的人。

因此，白莲教徒刘通所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军，正是这样一支由封建迷信思想武装的作战团队，有理想、有策略、有信仰、有组织，他们的威胁指数甚至远甚于大藤峡起义军。

所以没过几天，他们便拥有了广大的地盘，然后刘通自称“汉王”，建年号“德胜”，手下诸如将军、元帅、国师、总兵之类的各级别干部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政府。

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那么简单，而是要谋夺大明天下了！

同样把相似的剧本对准之后的清朝，清朝乾隆至嘉靖年间，四川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流民运动，持续九年，转战近九省，让清政府动用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这就是王聪儿、刘之协领导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后世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起义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那么成化朝呢？

朱见深叹息着，他真的很不幸，不到一年的光景，接连两场大叛乱，套一句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回忆录里的独白：那时候，我就像被压在巨石下一样，一刻也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喘气的过程里，大臣们渐渐地开始认识他们的新领导了：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嘛。

敢于仗义执言的臣子，一概表彰。曾得罪过他的臣子，只要是有才能的，不计前嫌一概重用。曾因夺门之变遭受过迫害的忠良们，特别是含冤而死的于谦，一概平反，追加功名官职。曾经废掉他太子位的叔叔景泰帝，也由他恢复了名声与年号。至于蝇营狗苟的奸邪小人，哪怕是跟随他十几年的贴身太监王纶，照样论罪处斩，毫不徇私。更让朝臣感动的是，他绝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荒唐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切，分明就是明君的模样嘛。

父亲当年怎么做的，一切就反着父亲的样子做，古来圣君是怎么做的，一切就照着学。这就是初登皇位的朱见深。他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时钟一样转动着，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先是在大藤峡浴血奋战的韩雍，下出了一招惊世骇俗的妙棋——直捣黄龙！

这是一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战术：放弃朝廷制订的长期围困步步为营战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和敌人决战！

这貌似是找死，广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敌人占有地利优势，气焰正盛，一不小心中了埋伏，老本都要赔光！况且，现在整个广西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敌人，你上哪儿决战？找谁决战？

貌似是找死，其实不是！

韩雍，透过广西大地漫天的硝烟，看到了制胜的最佳方略：找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歼灭敌人主力。打蛇打七寸，正是这个道理！

韩雍选择的决战地，正是起义军的老窝——大藤峡！

十六万大军兵分五路，不理会起义军小部队的轮番骚扰，直扑大藤峡。先攻克修仁和荔浦两县，断绝起义军外援，然后以铁壁合围战略，将大藤峡层层围困！十二月初一，明军发动全面总攻，先以小部队在正面佯攻，然后主力部队绕道攀上绝壁悬崖，从后方发动奇袭，终于将大藤峡彻底攻克，经过两天两夜苦战，明军斩首三千二百多级，烧死、淹死者数万，俘虏起义军首领侯大苟等七百二十人。胜利之后，韩雍亲持利斧，将大藤峡的两条气贯长虹的古藤砍断，从此，大藤峡更名为断藤峡！

先是大部队穿插奇袭，然后是奇正结合的攻坚战，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叹为观止的妙笔。震撼大西南的大藤峡起义，就此平定！

然而，也正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叛乱，为本书送来了主人公——明孝宗朱祐樘。

战后，七百二十个俘虏在军队的押送下返回京城。除了几位必须正法的首犯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按惯例将接受相同的命运：男的入宫当太监，女的入宫当宫女。总之，都是些可怜的下人。

科学家说：美洲的蝴蝶扇动下翅膀，就能引发非洲的一场风暴。而这些战俘里，有一男一女进入了皇宫，从此深远地影响了大明朝的国运。男的，是后来的权阉汪直；女的，恰是朱祐樘的母亲——纪妃。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没有人能想到这些，大家只想到，朱见深背上的一块石头，终于搬开了，他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捷报传来，群臣欣喜万分，可他们都知道，若无朱见深的知人善任，此次大捷绝无可能。

他也许真是一个好皇上啊。

出征广西的明军是幸运的，他们摊上了一位优秀的统帅，因此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而出征荆襄平定流民起义的明军，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带兵的白圭和李震也都是将才，可战争却打得旷日持久。百万流民们拧成一股绳，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送儿打官狼，数十万官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梅溪一战，李震的湖广军全军覆没，数万官军和三十八名将官被杀。义军声势浩大，甚至趁乱向邓州和汉中地区接连发动进攻。荆襄战线，一时间摇摇欲坠！

万般无奈之下，统帅白圭咬牙切齿：只有用最笨的办法了，啥兵法韬略剿抚结合统统不讲，只一句话——挡我者死！

得到补充的明军重新进发了，从四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流民根据地。这次什么花招都不用，就是拼消耗。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明军终于在寿阳古口山一战中击败刘通，俘虏刘通本人，所部两万义军全部阵亡，无一投降。为彻底瓦解流民反抗意志，明军竟将捕获的一万多义军家属尽数杀害。那是一幕悲惨的情景，鲜血染红了整个荆襄平原。

成化二年三月，得意扬扬的白圭回京了，他写了洋洋万言的工作报告夸耀自己的功劳，信誓旦旦地向皇帝陛下保证：贼首已经伏法了，叛乱已经平定了，天下已经太平了。老百姓高兴坏了（元恶既擒，余孽殆尽，境内宁谧，黎庶乐生）。然而他未曾想到，这场血腥的杀戮，仅仅是荆襄大暴乱的开始，却远未结束。

大藤峡成了断藤峡，荆襄平原也平静了，但是，广西的流官压迫依旧，民族矛盾依旧；荆襄平原的苛政依旧，驱逐流民依旧。在血腥的杀戮中活下来的人们，他们默默地掩埋好亲友的尸身，擦干脸上的泪水，静静地望着京城的方向，目光中依然是燃烧不尽的愤怒。

历史无数次证明：杀戮与残酷永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果然，四年之后（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召集旧部发动起义，拥护者数万人。这一次负责平乱的是都御史项忠，项忠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流民，先是假意诱惑他们投降，然后对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和流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被杀及因饥饿疫死的流民有数十万人（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

读史至此，无语，无语。

杀戮不解决问题，从成化元年开始，荆襄地区的流民运动风起云涌，整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成化十二年，礼部侍郎周洪谟上书《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安置荆囊流民。朱见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设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安抚流民，注册入籍。从此，这些流民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荒凉的荆襄大地在他们的开垦下，成为经济繁荣、商旅不绝的富饶之地。在经过了无数次杀戮与流血后，终于一切皆大欢喜。

这位周大人，真是明王朝少有的智者，若无此举，李自成逼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一幕，怕是要提前一百七十年上演了。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数十年后，六十七岁的他以老迈之躯，迎着种种的非议与漫骂，在朱祐樘执政的最初岁月里，燃烧了最后的余热。

至于断藤峡，也并未中断了动乱。成化八年，侯大苟的部下再度起事，两广风云再起，又是韩雍临危受命，平定叛乱。之后，韩雍提出一系列措施，缓和当地民族矛盾，惩办欺压当地部族的明朝流官，并增设贸易点，解决当地居民的吃饭问题。接着又是周洪谟，提出了一整套详细的设置流官、缓和民族矛盾的方法。朱见深全都照办。至此，把明王朝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断藤峡也总算平定了，原因并不是韩雍砍藤的两把斧子，而是那几道利国利民的奏折。

恰如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周星驰扮演的苏乞儿对咸丰皇帝说的那句话：“假如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假如为君者能够爱护百姓，休养生息，傻瓜才愿意造反。这个道理，却总有那么多人不懂。

压在朱见深身上的另一块巨石，总算也搬开了，他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在搬石头的这几年里，朱见深也做了其他几件重要的事：恢复于谦设立的团营，增强京军战斗力。不断提拔天顺朝时期遭排斥的忠臣入朝为官，比如明朝历史上唯一完成“连中三元”高难度科举动作的商辂等人，还有那位被朱祁镇贬到甘肃喝风的郭登也回来了，朱见深把大明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交给了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能给我练出精兵来。

彼时大明朝，上有朱见深勤政爱民，任用贤才，下有李贤、陈文、彭时等一干能臣执掌朝政，外有韩雍、郭登等将才平定叛乱，保卫边关，内有大藤峡、荆襄等地叛乱相继平定。忠良冤案平反昭雪，奸邪小人得到惩治，更让朝臣上下团结一致，劲儿往一处使，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中。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性格谦和、用人不疑、胸襟开阔的年轻帝王，将亲手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明盛世！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失望了。

之前，朱见深做的所有的事，原因只有一个：替父亲还债。然而终其一生，他还做了另一个事：替儿子继续欠债。事实证明，他还的债，拆东墙补西墙，总算聊补一时，可他欠的债，却是滚雪球的高利贷，一年又一年的膨胀，还是那句话：前人砍树，后人遭殃。朱见深承受了这种残酷，然后又把更沉重的残酷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还债的工作总算完成，欠债的工作也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成化朝的主旋律。

朱见深都欠了哪些阎王债？说来也不稀奇，都是朱祁镇留下的三笔：土地兼并、边防废弛、官风恶化，当然，都是以几何级数增加了好几倍。

所有的阎王债是从天顺八年（1464年10月）的几个事开始。具体说来，是两件小事、一件大事。

那一年，距离朱祐樘出生，还有整整六年。

第一个事情不大，朱见深拨乱反正，罢斥了一大批天顺朝的奸臣小人，顺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人好处置，土地咋处理？有大臣建议：现在无地的农民这么多，咱也皇恩浩荡一回，全分给老百姓？

朱见深实地一考察，发现这些地很不错，都是肥得冒油的好地，不错，归我了。

这就是困扰整个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政：皇庄的诞生。皇庄，就是皇帝大人自己家的土地，这真是不可理解，国家都是你的，天下的土地都是你家的，还要自己出来圈地？

但站在朱见深角度上却可以理解了：明朝的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国家的赋税归户部管理，就算当皇帝的要用钱，也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可有了皇庄就好办一些了，皇庄的钱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事实证明，这些钱没有一分用在正事上。

可朱见深还是眼皮子浅，恰如给事中齐庄的奏章所说：皇上您富有四海，为什么要和老百姓争利呢？确实如此，好比大户人家的公子哥，非要和穷人家的孩子抢棒棒糖吃，不是惹人笑吗？

之后的事情，足够让人哭了。

皇庄的规模似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那些宫廷的管家们为讨好朱见深，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皇庄的规模，方法自然就是霸占平民百姓家的良田。更严重的是，皇上都带头圈地了，咱们还等什么？豪强贵族们纷纷卷袖子动手，那真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终成化一朝，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远甚于天顺朝。荆襄流民大起义之所以旷日持久，朱见深的挖墙工作起到了“卓越贡献”。

同年，另一件小事，是从一次貌似普通的人事任命开始的。

天顺八年二月，为大藤峡叛乱忙得头昏脑胀的朱见深，还没忘了命太监发布一个命令：司礼监工匠姚旺升任工部文思院副使。

文思院，隶属于六部中的工部，文思院工部副使，掌管负责制造祭祀用品，官职为从九品，属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担任这个“国家干部”的，是一个叫姚旺的工匠。

看似很平常，其实不平常。

很多戏曲或者电视剧总有类似的情节：某个不得志的主人公，偶然碰上微服私访的皇上，又因偶然的事情哄得皇上龙颜大悦，然后皇上金口一开，主人公飞黄腾达，麻雀变凤凰，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比如《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爵爷，就是此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放在明朝，这种事的可能性就俩字：扯淡！

明朝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提拔一个官员，需要经过吏部推荐、内阁讨论、皇上拍板，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体系，稍微有不对，给事中和御史的唾沫星子立刻能淹死人。不经组织讨论、领导考核，就想加官晋爵，纯属做梦，天王老子也办不到。

扯淡的事，朱见深偏偏做了，由此，他缔造了明朝官职中的一个新名词：传奉官。即不经组织审查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书任命的官员。

貌似这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从大藤峡平乱的事可以看出，朱见深用人眼光不差，那这些传奉官或许也是一些出身寒微、有惊世之才的能人吧？

事实是：这些所谓“传奉官”，出身寒微不假，有“惊世之才”也不假，不过，都是歪才！

具体说来，他们当中有炼丹的道士、研究春药的巫医、招摇撞骗的妖僧、装神弄鬼的法师，就是没一个正经干事的。提拔这些人当官，当然也不是为了干什么正事。

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个供需问题，朱见深想干什么，都得有对口服务的。皇帝也是人嘛，谁还没个业余爱好？可大臣们渐渐发现，这些事全成了朱见深的正式工作，至于当皇帝……似乎连个业余爱好都算不上了。

这还不算，这些“传奉官”全都来自基层，朱见深是怎么“发现人才”的？答案只有一个：宫廷太监推荐！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于是，传奉官们和太监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欺压官员，这些传奉官本人当然也不仅仅专心于本职工作了，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日常工作，抢男霸女、作奸犯科全是家常菜，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货。

大臣们不平了，十年寒窗苦读，无数次科场搏杀，历尽官场厚黑沉浮，到头来混得还不如这群文盲无赖！你凭什么？老百姓们也该琢磨了，读书识字，真不如有个“一技之长”啊。

帝国的心脏身边，聚拢了这样一群相互勾结的无赖，祸乱朝政，横行霸道，污染官风、民风，所谓励精图治，还从何谈起？

传奉官的事暂且不表，他们一会儿还要出现，为朱祐樘黑暗的童年，一次又一次增加痛苦的砝码。

只是有人开始糊涂了，我们的新领导怎么了？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又不停地扯淡，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马上就能看懂了，因为这一年宫廷内最大的新闻发生了：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后。

俗话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从朱见深身上我们可以得知，失败的男人也不例外。

朱见深的正式婚姻是包办的，皇后吴氏大有来头，父亲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舅舅是曾在曹吉祥叛乱中救过朱祁镇命的怀宁侯孙镗，堪称将门虎女。很明显，这是门政治婚姻，没有啥真感情。

没感情可以培养感情，但吴皇后怕是没机会了，因为朱见深有位一生挚爱的女人——年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于是一如言情片里用滥了的情节：万贵妃得宠，吴皇后吃醋，然后吴皇后就给万贵妃穿小鞋——借故打了万贵妃一顿。她没有想到，这顿打，把十六年的荣华富贵、几家人的高官厚禄，统统打没了！

消息传来，朱见深震怒，气势汹汹地去找吴皇后问罪，当着万贞儿的面，更是下令杖责吴皇后。其后，就将当年支持吴皇后的太监牛玉（朱祁镇当年的贴身太监）抓了起来，牛玉经不起严刑拷打，便在朱见深的授意下，说当年先皇（朱祁镇）中意的太子妃是别的人选，不是吴氏，他受了吴俊的行贿，才假传圣旨，让吴氏做了皇后。朱见深“大怒”，下令废除皇后。

很快吴皇后就被废了，打入冷宫，从此以泪洗面，吴皇后的亲戚家人遭贬黜，其父吴俊被“下狱戍边”，其舅舅孙镗则被免去官职，令其家居。牛玉也被发配到明孝陵种菜。因为此事，大家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女人的厉害——那藏在朱见深背后的万贵妃！

朝臣们不明白，一个年近不惑、颜色渐衰、飞扬跋扈的女人，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魔力拴住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心。

而在事件争执最激烈的时候，朱见深与母亲周太后的一段简单的问答，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周太后：儿啊，这个姓万的又老又丑，你干吗喜欢她？（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心安。（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一切的缘由就此解开，所有成化朝的荒唐事，还有这场匪夷所思的畸形之恋，全都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场由成长酿造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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