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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5 13: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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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埏,李伯重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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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

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试读:

前言

李伯重

本书收入了先父李埏先生写的六篇文章和我写的三篇文章,俱是回忆自己老师的文字。这些老师有八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坛上的重要人物。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和关爱,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的复杂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守。一

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汉代《白虎通义》说:“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也就是说,老师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国君和父亲。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父亲、老师却天天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父亲和老师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尊敬的人。由此之故,我国最古老的治家格言《太公家教》说:“弟子有束脩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民间把老师也被称为师父,溯其源,可能就在于此。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心中最值得尊崇的人,不是那些权势显赫的帝王将相和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而是被称为“素王”的

[1]孔子。“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这位生前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因其教书育人的杰出成就,被后代尊为“万世师宗”,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上至至尊天子,下至普通百姓的顶礼膜拜。“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抹去了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历代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政治光环,但是以孔子为象征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依然延续下来,并被注入了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两者的结合,导致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新型师生关系的出现。老师的责任,不再仅是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而且也注重学生的身心和谐和全面发展,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人的尊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批教师被批判,其中一部分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成为社会贱民。随后在1958年的“拔白旗”、“批白专道路”运动中,高校里的著名学者大多成为被批对象。在这些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反动”思想和“落后”言论大揭大批,老师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脱裤子”、自曝“内心阴暗世界”。这些运动使得传统的“师道尊严”扫地以尽,老师也对学生心存戒备。1962-1965年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教师又被推上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成了人所不齿的“臭老九”。作为中国尊师重教传统象征的孔子,不仅被掘墓砸庙,而且被荒唐地与先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副统帅”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全民大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渐恢复。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日益商业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启功先生也为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然而,在今天对于许多教师来说,教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职业,甚至[2]是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在这种风气之下,师生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你既然把我看成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傻瓜或者可以任意拔毛的呆头雁,我当然也不会把你当做可与父亲相提并论的尊敬对象。尔既虞,我必诈;你以不仁之心对我,我亦以不义之举报之,正所谓“往而不来非礼也”。《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于师道不再尊严,因此在有的大学里,学生甚至公然威胁老师,索要高分,有权势者也公然要教师为其子女拔高

[3]成绩。于是今天校园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师生大打出手这种旷古奇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肢体冲突”),也在今天的课堂里精彩上演。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司马迁说:“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如果师不师,生不生,那么教育也就完了。

这种世风日颓、人心不古的情况,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对许多希图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有志之士来说,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毕竟在20世纪的中国,也曾经存在最值得赞佩的师生关系。或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这种关系会以新的形式重现于中国。二

我国近代有不少学生追忆老师的文章,其中有许多非常感人。例如鲁迅先生在他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中,对他在家乡绍兴读私塾时的老师寿镜吾和在日本仙台读医专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都有了深情的回忆。本书所收集的,就是先父李埏先生和我本人对自己亲炙过的老师的回忆。先父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求学时,有幸亲炙陈寅恪、姚从吾、钱穆、张荫麟、向达、吴晗、邓广铭以及闻一多先生等多位[4]著名史家,后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又曾得到方国瑜先生的指点。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也有幸得到先父和韩国磐、傅家麟、王仲荦、吴承明、方行先生等学者的精心指导。这些硕学名宿都是集学问良史和良师为一身的杰出学者,他们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如何做一流的学问,而且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先父和我自己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出于各种原因,写了一些回忆自己老师的文章。本书所收的文章,就是先父回忆他的五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钱穆(宾四,1895—1990)、闻一多(友三,1899—1946)、方国瑜(瑞臣,1903—1983)、张荫麟(素痴,1905—1942)、吴晗(辰伯,1909—1969)先生和我回忆自己的三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傅家麟(衣凌,1911—1988)、李埏(幼舟,1914—2008)和吴承明(之光,1917—2011)先生的九篇文字。这八位学者不仅都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的第一流学者,而且也都置身于当日中国大学中最好的老师之列。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良史”和“良师”的完美结合。

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有不少人关注和研究这些学者,刊出了各种形式的传记、研究论文、纪念文章,对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为人等作了等多方面的介绍和研究。本书所收的文章是先父和我两人从学生的角度去回忆自己的老师,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以往其他已刊发的文字中所没有的。虽然本书所收的文章都已发表过,但是分散在不同的杂志或者文集中,搜寻起来颇不易,现在结集刊出,将为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些学者提供方便。三

在上述八位学者中,钱穆、闻一多先生生于19世纪末,其他六位生在20世纪初,他们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变,以及现代中国史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演进变迁。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新”与“旧”、“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暴力与和平,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并存,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动荡和剧变的时代中,这八位学者和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20世纪的风雨雷霆,也体验了这个时代的人世冷暖。钱穆、闻一多、方国瑜、张荫麟、吴晗五位学者看到了两千年帝制的覆灭,钱穆、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目睹了民国的兴亡,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历程。李埏和吴承明先生更生活到了21世纪,看到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奇迹”。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天灾频繁,瘟疫流行,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同时人祸不断,充满了战火、暴力、迫害,无人能够幸免。在一个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学者本来就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即如杜甫所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更何况“曒曒者易折,鉭鉭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些学者都是一时之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靶子是很自然的。因此,这些学者的遭遇就是很可以理解了:张荫麟先生英年早逝于贫病交加,闻一多先生因抨击黑暗势力而殒于暗杀者的子弹,吴晗先生受尽酷刑之后惨死于牢狱之中,钱穆先生年过半百只身流亡境外。方国瑜、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先生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到了偌大的中国终于可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都已年逾花甲,垂垂老矣,其中方国瑜、傅家麟先生也未能更多享受改革开放以后的平安生活。

但是,尽管坎坷波折,这八位学者依然坚守着“做第一流的学问,做最好的老师”的信念,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熏陶、恪守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的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内心世界也充满矛盾,努力探索人生和学问的真谛。对传统的缅怀和对光明的向往、对学术的信守和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坚守做人和治学的原则,成为学问人品均为人景仰的一代良史和良师。因此,更多地了解这八位学者的为学与为人,对于那些在今天纷扰浮躁的社会中仍然有志于追随先贤遗踪,努力去做一个好学者和好老师的青年学人,肯定是很有意义的。

先父和他的老师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伴随着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到了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禁也逐渐松弛,因此他也能够用充满感情的笔墨,把以往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写成文章,追忆当年与老师们相处的美好时光,寄托自己对这些老师的无尽哀思。我自己虽然不善写作,但是在老师生前身后,也写了一点文字。这就是本书所收入的九篇文章。从先父和我写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那种建立在道义之交的基础上的亲密关系。四

虽然先父和我自己有幸遇到多位名师,而且师生之间感情深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老师的文字,我们写得很少。本书所收的九篇文章,写作都是出于一些特别的原因。

先父与他曾亲炙过的多位老师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成为他被审查、被批判乃至被关押、斗争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与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省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几乎为此赔上了性命。但是,即使如此,他对吴晗先生的感情依然如故。到了“文革”结束后,苏双碧、王宏志先生不顾吴晗案是“钦定大案”,积极奔走,要求为吴晗先生伸冤平反。他们到昆明见到了先父,先父非常感动,于是动笔写了追忆吴晗先生的文章,把这位“中国头号牛鬼蛇神”的真实形象展现给世人。尔后,他又写了张荫麟先生的传略,高度评价这位在解放后默默无闻的中国史坛天才的学术贡献,并记述张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在追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里,先父记述了闻先生在抗战和内战期间的艰苦生活,以及他的铮铮风骨。钱穆先生流亡境外后,师生联系被完全斩断,但是先父在“文革”中,依然因为是“反动文人钱穆”的学生而遭到严酷批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钱先生托人带来一本在境外出版的回忆录《师友杂忆》送给先父,先父方知钱先生尚健在。在该回忆录里,钱先生对当年他和先父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有细致的记述,先父读后非常感动。自此之后,国门渐开,师生之间也鸿雁始通。但是不久钱先生即仙逝,先父悲痛之余,写了一文追忆当年的交往,表达他对钱先生的深切思念。先父虽然并非出于方国瑜先生门下,但是自他1943年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时常向方先生请益,因此也一直视之为师。在“文革”中,他们又一起成为“牛棚”中的“黑帮”。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的情分又得以进一步加深。到方先生辞世后,先父也撰文记述自己与方先生交往,悼念这位共事四十年的老师和朋友。

我自己虽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教诲,但是因为自幼记忆力甚差,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往事难以记住,加上文笔呆滞,因此一直没有能够写出回忆老师的文章。本书收入的三篇文章是例外。关于恩师傅家麟(衣凌)先生的文章写于1985年,那时我刚刚从厦门大学毕业。毕业前,英国《世界名人录》将傅先生收入该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之事,因此《福建日报》记者来到厦大,请历史系写一篇报道。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虽然由于报纸篇幅所限,这篇文字写得很短,但是这是“文革”以后第一篇在省报上介绍衣凌师的文章,因此也有一定意义。今年是衣凌师百岁冥寿之年,将此文重新刊出,也可略表我对恩师的思念。我1980年初次拜识吴承明先生,之后三十年一直私淑他,并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京后,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不意这竟是与吴先生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1997年吴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就是现在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在我的一生中,有幸遇到多位名师,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但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学者的关键人物是先父。正如我在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鸣谢”中所说的那样,先父不仅是我在“文革”苦难岁月中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第一位老师,而且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先父于2008年去世后,我陷于无尽的哀思。夜深人静,以往先父对我谆谆教诲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随后将其付诸笔墨,写出来给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子女看。后来云南大学出先父纪念文集,也将此文收入。

以上所述,就是本书所收的九篇文章的由来。

从这些文章不仅可以看到这八位学者的为学与为人,而且也可以体会到他们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有鉴于此,王符说:“人不可以不就师矣。”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同样地,一个好老师遇到好的学生,使得自己的学问和人品能够传承下去,也是极大的幸福。因此孟子把[5]“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君子的三种至乐之一。如果好老师和好学生相遇,那就是学坛佳话了。然而,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这种佳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现实是,这种佳话在我们生活中不常见,而且似乎越来越少见。因此这些文章结集刊出后,可能会使一些人士体会到,在中国也曾有过令人向往的师生关系,而并非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师生“交征[6]利”的乱局。五

除了上述九篇文章外,本书还收入了名师致我们父子的书札19通的影印件。这些信札包括家父的六位老师(钱穆、张荫麟、吴晗、顾颉刚、姚从吾、方国瑜先生)写给他的信18通和家父写给我的信1通。

家父与老师们的关系亲密,彼此间通信甚多,他都一一珍藏。但是到了1950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这些信件成了大问题。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过去写给舒芜的被掐头去尾的信件,成为把胡风及与胡风有过接触的文学友人们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的主要证据。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第三批胡风及友人的私人通信,这三批通信后被编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刊出,供全国人民进行大批判。作家绿原在1944年致胡风的信也在胡风家中被搜出,成为把绿原打成“美蒋特务”的“证据”。由于私人通信会成为定“反革命”罪的证据,而家父过去的老师钱穆和姚从吾先生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在大陆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反革命文人”,向达先生在北大成了“右派”分子,方国瑜先生以及家父自己在云大也险些被划“右派”。保存这些老师的信件,不啻为自己留下里通外国、勾结“右派”的“罪证”。在此情况下,家父不得不把他们的来信销毁,以求自保。但是有一些完全是谈学问的,实在舍不得销毁,便冒着危险,悄悄藏了起来。孰知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到了1965年,吴晗先生被钦定为反革命,成为“文革”开刀的祭旗羔羊。顾颉刚先生则在解放后一直备受两个“重大案情”的责问:他与胡适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与鲁迅的“恩怨”。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胡适的师徒关系就使得他备受批判,以至于他说:“自己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而后到了“文革”,他与鲁迅的“过节”再次将他推向“反动文人”的行列。在此情况下,家父不得不再次销毁那些有可能被惹麻烦的信件。果不出所料,到了1966年,家父被云大校、系领导抛出,作为“云南三家村”成员,在党报上被公开批判,成为云南省最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他与这些老师(特别是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使得他成了北京“三家村”“黑帮”在云南的代理人。随后,我家被抄多次,家父所有私信、日记均被抄走,供那些“革命师生”拿着显微镜,从中尽力发掘“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与吴晗、钱穆、姚从吾等“反革命黑帮”和“海外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勾结”的“证据”。收入本书中的18封信,被抄走后,作为家父的“罪证”被放在档案里。“文革”后平反,有关部门发现部分信件尚在,于是退还家父,家父将其装订在一起,起了个名字叫做《春风化雨集》,作为对当年老师们的深切怀念。

家父与我也有不少通信,在“文革”中也招致了灾祸。1969年,我高中尚未毕业,被送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农村插队。我带去了一部《资治通鉴》,劳动之余细细研读。在读的过程中,有不少不懂的地方,却无人解答。于是我冒险写信向家父求教。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信中只是问了一些古文的字义和对史事的解释,绝无涉及政治的言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处于“群众专政”之下的家父,一举一动都受到云大历史系“革命教师”的严密监管。此信寄到后,立即被对他进行日常搜身的“革命教师”搜出。他们就此对家父展开了新一轮批斗,同时还以云大历史系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致函我所在的瑞丽县姐勒公社革命委员会,说“老小牛鬼蛇神还在搞封资修”,公社革委会应对小“牛鬼蛇神”严加管教。公社革委会主任宋××收到此函后,立即把我传唤到公社里严厉训斥,没收了我的全部个人往来书信。到了1978年以后,我一直在外地求学和工作,与家父经常通信,直到1994年家里有了电话后,通信才基本停止。在这十六年中,父子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珍藏在北京家中。因为目前我在香港,一时无法整理挑选,因此仅将在手头的家父手书中选出一通,置于此书中。此书主体是家父追念老师的文章,因此通信也应以家父老师来信为主。六

此次将这些文章结集刊出,除了对原文中的个别字词作了改正之外,一概照旧,保持原貌。这些文章的原始出处如下(依照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心丧忆辰伯师

》,原刊于《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张荫麟先生传略

》,原刊于《史学论丛》1987年第3辑《

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

》,原刊于《云南日报》1988年11月30日《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写于1989年10月,收入李埏:《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又收入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

》,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教泽长存 哀思无尽——悼念方国瑜先生

》,原刊于《云南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

以上六篇文章,后来均收入李埏先生撰《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世界名人录〉中的人物——傅家麟》,刊于《福建日报》1986年8月20日《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收于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收于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此外,本书所收《春风化雨集》中的信件,包括:

钱穆致李埏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廿六日

钱穆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钱穆致李埏、王玉哲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日

钱穆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二月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三月三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三月四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五月廿日

张荫麟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七月廿八日

吴晗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

吴晗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吴晗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或十月

吴晗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顾颉刚致李埏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姚从吾致李埏 民国三十年二月廿七日

方国瑜致李埏 民国?年二月十五日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这八位学者以及我们父子有幸遇到的其他良师,对他们给予的教诲和关爱,表达发自心底的感激,并衷心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把这八位学者的为人为学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重现出来,有心人将可从中对这些已经逝去的良史和良师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接过他们的事业并发扬光大,薪尽火传,期于永远。[1]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因孔子“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2]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25/c_121452830.htm,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5/22/c_121443870.htm)载,2011年5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召开的“全国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创新研讨会”上,某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在作报告时“善意提醒”同行: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这位教授曾3次获××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但是他告诉记者,他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另外,他对MBA课堂上以堵车为迟到借口的学生说:“我开宝马就不遇堵车吗?”对课堂上接打电话者说:“把你的破手机扔掉,我的电话号码有7个8,你买得起吗?”[3]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1日文章《南京一大学生威胁老师给高分》报道,南京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教师杨华(化名),今年7月16日给学生打完“测量学”的考试分数,第二天上午即收到手机短信:“杨华你这样给分,小心遭报应啊,每天这么累,测量实习只给个及格,考试考高了还用平时分给拉下来,祝你全家早死哦,特别是你儿子。”这天下午,杨华又收到3条短信,来自同一位发信人,说:“我要你把六十分到七十五分这档的所有学生的分数提到九十,实习成绩提到优秀。否则我绝对会报复你或者你儿子的。我既然有胆量威胁你,也有本事让你痛苦,毕竟你的信息我已经全部掌握了。”后来查出发信人是一位名叫李明(化名)的男生,他做过学生会干部。事实上,这种事每个学期都会出现。这次期末考试后第二天,杨华就接到不少电话,“七拐八拐地走关系要求提高成绩”。有人希望及格,有人希望把成绩拔高,以免影响保送研究生。“更生气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每个学期考试结束,都会接到类似电话若干。”有时还没考试,“要分”电话就来了。招呼的多是同事和各级领导,“这是某人的孩子,帮忙提一提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李明承认给杨华发过那些短信,但他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比较努力,考了七十多分,却因为平时成绩不好而被拉到六十多分,“当然不公平了”。关于杨华老师指出的李明平时旷课,他解释:“有时候上课没去,但是学习还是学的。”此事曝光后,有学生评价杨华老师:“太缺少你这样正义的老师了”;也有人以同行的名义劝杨老师:不要给学校抹黑,“你要为你的将来着想”。[4]闻一多先生虽然是著名诗人和文学家,但是他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成就卓著,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范畴。在此意义上而言,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家。更何况中国本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因此把像闻先生这样的古典文学专家称为史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5]孟子语原文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6]“交征利”之语出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心丧忆辰伯师李埏

七七事变,我离开北平,间关南下。九月杪,自香港乘船趋海防,取道河口回滇。九月,在北国已经是凉秋了,可是南海上还炎热得很。我坐的又是炼狱似的“统舱”,更令人难耐。因此,一上船安顿好床位,我就带着一壶水和在香港买的一册英国小说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书看得入神,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驻足停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个儿修长,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白绸大褂的斯文人。他见我看他,便把我手中的书接过去翻了一下,和我谈起话来。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是不是学文学的。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他便说:“这船上有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多次听到师友谈及他,却没有见过。”他接着说:“你要不要见见吴先生?要见,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见吴先生,于是跟了他到二等舱去。这位热情而和蔼的先生,原来是文学家施蛰存先生。

舱房里,像今天火车上的“包房”那样,有两张窄窄的床。辰伯师正坐在一张床上,看着一本书。施先生一进门就说:“吴先生,这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回云南去的。我带他来看你。”辰伯师放下书,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让我坐下,开始和我谈话。

我过去从吴先生那老练的论文中把他想象为一位年纪并不很轻的学者,可见一见面,原来还是一个青年呢。(他那时才二十九岁,只比我长六岁。)我像往常对老师那样,敬谨地面向他坐着,问什么答什么。可是他热情似火,才一相接,便令我强烈地感到,他是那么爽朗,那么和蔼,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从这时起,一直到昆明,我总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和施先生是应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变前已接受了聘书,因战争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时才去昆明。关于熊先生出长云大之事,我已经知道。这学校原是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不足,规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来呼吁整顿扩充。这一年,龙云、龚自知等人决定把它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聘熊先生为校长,一切按照外地国立大学办理。熊先生受命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选了许多学者,聘为教授。辰伯师、施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辰伯师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坚约,清华同意让辰伯师请假到云大去,所以在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师很健谈,又精力充沛。几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谈,诲我不倦。记得,最先谈的是战局。我告诉他我所目击的日寇进入北平的情景。他听后愤慨无已,激昂地说:“哼!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着,他引古证今,纵谈起历史来。大意是,从历史上看,以弱御强,只有武装民众的一法。当他谈到宋朝的时候,卒然问我:“你知道宗泽吗?”我说:“知道一点,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看到他守汴的事迹。”他又问:“你知道他是哪里人?”我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宗泽是浙江义乌人,和我是同乡。他之所以能抗击金兵,坚守汴梁,原因就在于他联合并领导广大义军。宋朝的禁军那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只有义军才能抵抗。”于是他讲了许多故事,从《三朝北盟会编》讲到《精忠说岳》。关于岳飞,他说:“宗泽能识人。他从稠人之中识出岳飞,提拔任用。岳飞也不辜负他,一遵他联合义军的宗旨,英勇抗击金兵,终成一代名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要不是宗泽,岳飞可能早被杀害了。可是后人但知有岳飞,对宗泽则不甚了了。其实宗泽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应该和岳飞并称。”辰伯师的这番话,给我印象极深。因此,几年之后,我搜集一些资料,写了一本小书,叫作《民族英雄宗泽》。但写得不好,所以一直放着。

另一个谈得较多的课题是,关于云南的历史社会、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等。我很惊异,辰伯师从未到过云南,但对云南的历史掌故却非常熟悉。每谈及一个地方,就讲述一些有关那地方的历史和故事。火车进入云南境后,路旁看到有叫什么所、什么哨、什么营的村落。他问我:“你知道这些村镇为什么叫做所、哨、营?”我说:“不知道,云南叫所、哨、营的地方多着呢。”他便给我讲,明初统一云南后,在云南设置卫所,这类地方因而得名。同时,还讲述了卫所设置的经过,卫所制的内容、作用等等。在我的记忆中,云南历史上的重大史事和重大战役,他都讲到了。他讲得那么有风趣,如唐李宓之征南诏,忽必烈之下大理,沐英、傅友德之进军云南,永历帝之逃窜滇缅和吴三桂之降清反清……我是云南人,又是学历史的,可是听了辰伯师一连几天的漫谈之后,深感自己对云南史事知道得太少,因此赧然地说:“以前尽忙学校功课,对桑梓史乘不留意。这次回去,得看看通志了。”辰伯师立即指导我说:“最好先看《滇云历年传》和《云南备征志》。”这句话使我更加惭愧。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是夏光南先生。他早就说过,这两部书是学习云南历史入门的必读之书,可是我不惟从未开卷,而且连书名都忘了。夏先生是以研究云南史地著称的。辰伯师的指导与他不谋而合,我不禁深为叹服。

到昆明后,辰伯师和施先生都下榻云大临时教授宿舍。这宿舍,是一个大四合院,位于东海子边(今翠湖北路)北头,与云大正门(即“为国求贤”门)斜相对。云大那时无教师宿舍,临时租了这院房子专供自省外聘来的教授们暂住。辰伯师、施先生和新自法国回来的数学系教授王士魁先生各住正房楼下的一间。三间相连,只有一门。辰伯师出进,得穿越施、王两先生的卧室。我到昆明以后,暂借读于云大文史系,住入学生宿舍。辰伯师开出“明史”,我选了。我完全按照他的指导,读《明通鉴》和《明史纪事本末》,同时也翻阅《明史》的一些纪传。因系初学明史,疑难很多,所以常去向他请益。几次以后,他说他很想到郊外去逛逛,看看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好不好出去边逛边谈。昆明的郊外,我是百逛不厌的,当然很乐意给他导游,更何况这是再好没有的向他求教的机会。从此,只要天气晴和,课余有暇,我们就到郊外去。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但可骑马。护国门前,每天都有备好鞍鞯的马百数十匹,供人租用。辰伯师很爱骑马,于是我们常租两匹马,骑到郊外,并辔徐行,畅谈古今以及为学治史之方……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一早就到护国门租了马,骑着经状元楼,沿金汁河堤,到龙头村,然后循□山之麓回城。到校已经是薄暮了,差不多游了一整天。不知由于什么话题引起,辰伯师从状元楼过后,就给我讲述他的身世、经历、苦学以至成疾(肺结核)的情景,以及和袁震女士相好的过程……谈到治学,他说:“别人研究宋史明史,多从正史入手;我没有师承,是从笔记小说开始的。幼时喜看宋明人笔记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某些历史公案应当考证,于是进而系统地读史书、作笔记、写卡片,并写起论文来。你看我的行李中,不是有一个木箱吗?那就是我写的卡片。皮箱很重,因为其中有我多年所写的笔记和所发表的论文。”他还细致地讲述了怎样作卡片、笔记和写论文的经验。我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您讲的这些令我受益不浅,可惜现在骑在马上,不能记录下来。”他说:“用不着记。你有功夫去翻阅一下就行了,全都可以看。”第二天清早,吃过早点,我就到辰伯师宿舍去。他让我打开木箱自己看。我取出一匣卡片,从第一张看起。看了一会,他说:“这样看不好,最好是按自己所要了解的问题找了看。”于是他以靖难之役为例,教我怎样查有关的卡片和索引,以及他作的笔记。他的住屋不大,只有一张长桌。我怕打搅他,急急忙忙地去了三个上午,把他指定我看的看完。可是他不厌其烦,要我下午再去,就这个问题谈谈。下午我一进屋,他就首先问我:“你看了有什么疑问?”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有的卡片,看不出与靖难有什么关系,何以也收入?二是,怎么知道哪些书里有着关于靖难的材料?辰伯师说:这得先有一点基础,大略知道明初的政治概况;其次要看看史部目录的书,按图索骥;再其次要联系思考,读书得间。他举许多例子,反复譬喻。接着,又着重地说:“有了这些材料,还不等于有了学问。这只是第一步工夫。必须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审查真伪,消除抵牾,分析取舍;然后运用匠心,构思组织,下笔属文。”他拿出一篇他的关于靖难之役的文章给我,说:“我这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些材料。你带去看看我是怎样做的。文章并不满意,但方法就是这样了。这方法我是经过摸索才得到的。你们用不着再摸索了,还可以加以改进呢。”过了两天我送还文章时,他又把他自己收集装订成册的他的论文集,一册一册地借给我读。我每读一两篇,就去向他陈述,就正我的体会。他不惜舌敝唇焦地给我讲写作的用心和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他的这一切教导,给我大开茅塞,终身受益,嘉惠不可言喻。我何幸得遇这样的良师!现在,四十多个秋冬逝去了,然而他的教诲,他的音容,仍然如在耳际目前。它在我的心版上是铭记得多么深刻,多么新鲜啊!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女士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便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他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女士久患肺结核未痊,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惟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昆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从僧钵到皇权》(后来易名为《明太祖传》,又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2]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

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市区中心。袁震女士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好友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要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给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居常住乡间的惟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天,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从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荫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所,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则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藏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意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女士则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女士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做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十年浩劫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迫害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1]题图为留清华任教时的吴晗。[2]《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张荫麟先生传略李埏一 生平述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间,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从中国史坛上倏焉升起,又倏焉消逝。这在当时曾使许多人感到震惊和哀痛,在以后很久,也还有不少人为之叹息和思念。这颗彗星是谁?他就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一月生于镇上的一户“书香人家”中。他还幼小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把他抚育长大。他的父亲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严师。从他开蒙受书,便给他以严格的旧学训练,要他把五经、四书、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一一熟读成诵。他天赋很高,有异乎常人的记性和悟性,对读书又特别爱好。因此,课业虽重,不惟不以为苦,且常常愉快地超过了规定的课程。到十六七岁他辞家赴北京时,他的旧学根底已经很坚实,知识颇为广博了。

然而,这还不是他少年时所学的全部。另一方面的学习,也许对他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对新学新知的追求。石龙镇这个地方,濒东江下游南岸,当广州惠州中权;广九铁路建成后,又为广州香港间一

[1]大站。从这里西往广州,南下港九,舟车都很方便,因此常得风气之先,不似内地的闭塞。荫麟先生之生,上距戊戌变法七载,下距辛亥革命六年。变法的首倡者为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梁启超;革命党的领导人为香山孙文。南海、新会、香山和广州、东莞,都属珠江三角洲,相距咫尺。以乡里壤地相接之故,这些地方的知识界多稔知康、梁、孙诸人的活动、言论、学术……,受其影响也特别深。童年的荫麟先生,用心理学的术语说,是个“超常儿童”。他和许多成年人一样,争着传诵进步书刊,比许多年长的朋辈常有更好的理解。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很早就能出入旧学,不受传统局限。他特别喜好那“笔锋常带情感”的辟蹊径开风气的饮冰室主人的学术著作,每得一篇,都视作“馈贫之粮”,细加玩索,可以说,早在清华亲炙之前很久,他已经私淑任公先生了。

1923年秋,荫麟先生年十七,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那时梁任公正在清华主讲“中国文化史”课,所以他一入学便得亲受业为弟子。他素不喜交游,在校中惟与贺麟、陈铨相友善。[2]贺麟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贺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天晚一上,梁任公讲课,“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立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讲演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贺先生又说:“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就我所知,荫麟先生确乎是“最向往追踪”梁任公的,但在学术研究上他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做到了“当仁不让于师”。而梁任公呢,不惟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他们之间的师徒高谊,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佳话啊。

荫麟先生在清华求学历时七年(1923—1929),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文化名城。当时,尽管军阀混战不休,但清华、北大等学术重镇仍能屹立不坠。在清华园里,有许多第一流学者和一批优秀青年,学术空气和各种思潮很活泼。荫麟先生生活其中,学业大为精进。他先后在《学衡》杂志、《东方杂志》、《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论著四十余篇,甚得学术界的称誉。他苦攻英语,入清华才三年,已能纯熟地阅览英人典籍,翻译英文英诗。他的英语译文之典雅,曾受当代名家吴雨僧先生的嘉许。而此时的他,才是一个年方弱冠的青年呢。

以一个青年学生而著述如此之富,主要当然是由于他学力深厚,才思敏捷;但也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太贫寒了。据说,他幼时,家道已经中落。他到北京的川资,他的父亲几经筹措才勉强足数。入清华后,因为家庭供给微薄,常常是靠烧饼度日。为了解除经济上的困难,他不得不为文求售。1926年夏,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长男,所以此后还得兼负教养诸弟之责。这样,卖文不足,只好到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东莞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后来,他们间发生了爱情,结为伉俪。

1929年,荫麟先生在清华毕业。这年初秋,以公费出国留学,东渡太平洋,赴美,入斯坦佛大学,攻哲学和社会学。他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原因是这所大学僻处美国西部,费用较低,可以节省出一部分公费供给弟弟们上学。至于他之所以选习哲学和社会学,则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研究祖国历史,这是他研究史学的一种战略计划。1933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见他的研究规模是非常宏远的。在美四年,他按照自己的计划修完了课程。于是不待五年期满,取得博士学位,便束装归国。归程横贯美国,游览了东部地区,然后渡大西洋,游历英伦欧陆,经地中海、印度洋,于1933年冬抵香港;旋即北,年底到北平。去程与归程合计,恰好绕地球一周。贺麟先生认为,荫麟先生之所以提前归国,原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忧国情殷;二是希望回来专心致志于国史研究;三是与伦女士完婚。但婚礼因伦女士患肺病,直延至1935年4月初乃举行于北平。

荫麟先生一回到北平,即应清华之聘回母校任历史和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同时兼北京大学“历史哲学”课。1935年暑期后,应当时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科书(后来改为专著,即《中国史纲》),于是向清华告假,一专事著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南下浙江,在天目山小住,为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冬间,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因学校又将西迁,遂回东莞故乡住了些时。到1938年夏初,西南联大已迁昆明,乃自粤入滇,向清华销假,仍任历史和哲学两系教授。初到昆明,正值暑假,暂住安宁温泉小憩。学期开始,回城中住吴晗先生家。每周为历史系讲宋史,为哲学系讲逻辑各一次。寒假间(1939年初),忽然接到重庆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的一个电报,请他立即命驾飞渝。他去了。原以为此去或能对抗战大业有所贡献,哪知去到以后不过备顾问、资清谈而已。他觉得事无可为,乃不辞而别,仍回联大授课。回校不久,伦夫人奉母携幼至自东莞。不幸,来未一载,琴瑟失调,伦夫人一行又回粤东。恰当此时,荫麟先生不容于学校某当轴,遭受不公正待遇,不得已离开联大,到遵义浙江大学任教。那时的遵义还是一个古老的、闭塞的山城,医药条件甚差。荫麟先生,由于积劳和连遭拂逆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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