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山西产融结合新思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冯江茹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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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山西产融结合新思路试读：

前言

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领域中的重点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但也相应伴随着出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与此同时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加明显。当前，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山西在这两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则更为明显：其一，主导产业延续低迷，产业结构单一，煤炭型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煤及相关产业焦炭、冶金、电力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省一半以上；其二，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机构“存贷比”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接融资渠道的运用更为落后，上市公司仅为37家，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工具使用很少。因此，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对当前处于转型关键期的山西，成为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合作实现资本流向与产业优化协调的政策目标，最终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是当前山西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本书选择以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产业结构优化、金融创新等问题的研究，分析如何通过金融支持实现山西产业结构转型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合理的资金流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及经济稳定增长，并结合山西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本书关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丰富了经济发展相关理论，所得结论一定程度上也将为面临资源结构转型问题的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论，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在概述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范畴和主要问题；第二章为产业结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从国内外文献入手，对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做出系统回顾和总结；第三章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金融作用分析，阐释了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山西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和山西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特点，以揭示山西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问题；第六章是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对山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第七章为山西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角度探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第八章是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介绍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相关经验和做法；第九章是本书的研究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是山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金融支持的山西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研究（编号：2015041007-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山西财经大学靳共元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原玉廷教授对本书框架的不吝指导。经济理论和实践无定式，限于作者的学识、精力和时间，本书的内容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冯江茹2016年3月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山西经济在2015年遭遇了断崖式下跌，并面临着煤炭资源价格持续走低、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和挑战。在2015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的“2015年，中央企业山西行”中，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直言不讳地表示：“山西省的经济仍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山西全年生产总值1280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1％，增速创34年来新低。导致山西经济出现如此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国外经验和历史发展来看，产业结构一直都是影响山西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山西形成了煤炭、化工、钢铁、冶金等主导产业，这些产业曾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大量的税收。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这些产业均出现了利润锐减、产能过剩的现象，在市场的恶性竞争下快速走向衰落，使山西经济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时代的主题和中国改革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更是新常态下山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作为全国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山西产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以下诸多问题。（1）资源依赖思维锚定，国有企业改革动力不足。山西经济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煤炭型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70％左右。长时期高强度、粗放型的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了资源依赖的发展惯性和思维定式，满足于资源优势下的传统思维，对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占山西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动力不足。（2）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导致产业科技含量低，三次产业发展不够协调，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优，整体发展水平较低。（3）资源综合利用度不高，产业链条延伸不足。煤炭、冶金、焦炭、电力产业初级化、技术装备落后，在开发、加工、转化过程中形成一种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致使资源利用环节损失较大，缺乏产品深加工和产业链的延伸。（4）金融业发展水平滞后，缺乏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支撑。山西金融体系不完善，地方金融发展缓慢的问题明显，资产总量不大，传统存贷业务仍占主导地位，金融工具偏少，同质化经营严重，缺乏特色和规模效应，金融观念落后，现代金融工具创新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在山西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2010年，山西即被确定为“综改试验区”，但目前来看，无论是从改革实施的方向，还是从改革实施的力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和探讨。在此背景下，剖析山西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和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化解产能过剩，实现山西转型发展，并最终走出困境，乃至加快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离不开大量的资金运作，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金融，既源于实体经济，又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在山西结构调整、转型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金融在市场化配置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资金配置到哪里，物质、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就在哪里集聚，因此山西调整产业结构离不开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有效的金融运行可以直接放大或者制约经济发展中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支撑。因此，实现山西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并进一步带动经济走出困境，需要在明晰山西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并结合国外和历史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1.1.2　研究意义

山西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省份，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尤为突出。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通过金融市场将社会资金在各个企业和部门间优化配置，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书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深入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山西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及作用机理，为在山西加快转型时期撬动金融因素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最终推动经济增长提供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改革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理论上，本研究对开拓产业结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领域，构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经济研究范式，以及丰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理论都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实践上，本研究可为实现山西转型发展，乃至实现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为其他资源型地区有关部门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书紧密结合山西产业结构现状和金融发展实际，围绕“山西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山西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持”两条主线，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模型建构——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脉络体系，分析新常态下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现状，为实现山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减缓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寻找应对之策和可行路径。

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指出现有研究的贡献以及有待深入与拓展之处，明确项目研究思路，并为下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运用历年经济和金融相关数据多角度详细探讨山西产业结构总体发展现状、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状况、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山西金融业总体及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各自的发展情况，并分别研究信贷市场、金融效率和资本市场对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现状。再次，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测度指标，并分别对山西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1978—2014年的经济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山西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此同时，将金融发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角度进行测度，并运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定量研究金融发展对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对全书进行总结，并在结合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为山西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2.2　研究方法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3.1　研究内容

本书以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产业结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探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金融对资源的二次配置为理论基础，建立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架构，核心是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然后，运用理论分析与统计分析并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山西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对统计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研究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山西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并结合专家咨询以及定性分析、判断与综合，对定量模拟结果进行合理性检验，得出最终研究成果。研究结论将为山西制定科学高效的金融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提供重要的指导依据。

本书整体布局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主要包括以下九章的内容。

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主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所遵循的技术路线。

第二章，产业结构理论。本章主要探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基础，具体从产业的含义、产业结构的含义及分类方法、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性及定量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展开论述，为论文下一步研究进行铺垫。

第三章，产业结构优化的金融作用分析。这部分内容主要对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并着重阐述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金融支持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为金融支持山西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章，山西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分析。资源禀赋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山西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其资源禀赋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本章将在分析山西资源禀赋现状与其自然资源禀赋特征的基础上，客观阐述山西资源型经济的发展现状，并运用1952—2014年的经济数据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及阶段性特征。与此同时，深入分析山西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发展状况，并运用近年来山西各行各业经济发展数据详细探讨山西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在此基础上找到山西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山西金融发展及其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状况分析。本章首先运用近年来山西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山西金融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并从分行业角度详细探讨山西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其次分别研究信贷市场、金融效率和资本市场对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现状，以期寻找山西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山西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包括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本章构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测度指标，并分别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1978—2014年的经济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七章，山西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探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章首先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界定，将其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并分别进行测度；其次将金融发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角度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八章，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本章主要选取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做法，通过对比分析，得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国际经验对山西的启示。

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全书研究内容的一个总结，与第一部分内容遥相呼应，并就山西金融发展如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3.2　技术路线

结合以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书内容的技术路线安排如图1-1所示。图1-1　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　产业结构理论

2.1　产业及产业结构

2.1.1　产业的含义

产业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发展的。在重农学派的时代，产业主要是指农业，这时手工业依附于农业，尚未形成独立的产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以后，工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这时的产业曾用来专指工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曾把产业视为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到了近现代，社会分工更加明确，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等均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特别是服务部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经济服务化”，因此作为经济研究对象的产业内涵也亟须重新界定。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充实和扩展，凡是有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活动都被列入产业的研究范畴。于是，凡是有投入产出活动的行为和事业，都列入产业活动之内。这样，产业的内涵，不仅包括生产领域的活动，还包括流通领域的活动，而且把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活动也纳入产业活动中，从而使产业的内容大大扩展，既包括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又包括服务部门、文化教育以及公共行政事务等部门。

产业作为经济单位，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属于中观经济。它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又是同类企业的集合，因此准确把握产业这个概念，对产业经济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产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它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现象。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一般分工主要发生在两个历史阶段，一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此时的社会生产由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组成，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一般分工；二是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后，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逐步独立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服务部门，如咨询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这是现代经济发生的第二次一般分工。特殊分工是在一般分工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更加明显，生产专业化更加深入，在此基础上，在原来的生产部门中又分离出新的行业和部门。例如，工业中分出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行业；机械制造业又分出农业机械制造业、采矿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不同业种，以及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出现化纤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新的生产行业等。可见，产业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特殊分工，它是产业形成的主要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各种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此时，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在非物质生产领域里社会分工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使产业的范畴大大扩展。近代经济研究中提出“三次产业”（大分类）的观点，就是对产业范畴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概括。

其次，从静态的角度看，产业是一个多层次的范畴。当我们以国民经济的宏观视角为研究对象时，一般分工就成了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时我们更关心的是诸如农业、工业这个层面的产业概念。当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更为具体的中观经济活动时，大类分工下面的特殊分工就成了关注的焦点。因此，界定产业范畴，不能忽视在微观与宏观经济之间多层次地形成产业的现象，只有把握产业范畴的这个特征，才能系统地了解和把握产业变动的规律性。

再次，从动态角度来看，产业和产业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联系。不同的产业，作为不同的经济单位，形成自变与因变之间的函数运动，使全部产业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产业的存在，会成为其他产业出现和发展的条件，而且一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其他产业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必须满足如下的质和量的规定性：（1）产业是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从事同类物质生产或相同服务的经济群体；（2）产业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分工形式的表现，是一个多层的经济系统，如部门、行业、业种；（3）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整个产业构成一个具有函数关系的经济系统；（4）产业是有投入和产出效益的活动单位。

上述“从事同类物质生产或相同服务的经济群体”的“同类”或“相同”的含义应理解为：（1）从需求方面说，是指具有相互密切竞争关系的商品或服务；（2）从供给方面说，是指生产技术、工艺相近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性质相同的服务业。

根据上述研究得出，由于产业范畴的规定性，在实际分析产业问题时，应以一般分工形式和特殊分工形式所形成的多层产业活动为范围，如按部门（大分类）进行，或者按部门内部进一步分离的行业（种）以及业种（亚种）来进行。实际上，往往要从多方面进行观察，才能正确揭示产业发展的复杂规律，即根据不同的分析目的，对产业进行相似的组合和分类。如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依据一般分工形式将国民经济分为顺次发展的三次产业，把工业部门分为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以及工业部门内部又将加工工业分成一般机器制造业和汽车、家电制造业等。

2.1.2　产业结构的含义

一般来说，“结构”是指事物的各个构成部分的组合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这一经济范畴，从经济学发展史上看，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它的应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时，这一概念既可用来解释产业内部的企业关系，也可解释为各个产业间的关系结构。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贝恩（J．S．Bain）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就将产业结构解释为产业内部的企业关系。在日本，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产业结构就用于概括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

随着对产业经济研究的逐步深化，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也逐步界定下来。现在一般公认的产业结构专指各产业间的关系结构。按照产业结构研究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产业结构的内容主要包括：构成产业总体的产业类型、组合方式，各产业之间的本质联系，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广义产业结构除了狭义产业结构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产业之间在数量比例上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等。

产业结构的基本含义，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内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之间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他相应的“结构”效益。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

从区域分布来看，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区域分布状态。产业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上形成和存在的，产业的定向分布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产业的区域分布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各地区能够提供成本较低的产品和劳务，则基本上可以认为这种产业的区域分布是合理的，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通过产业间质的组合和量的规定，构成产业间经济资源的分布结构，这种结构既是产业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又是产业间质的联系的有机耦合；既是动态比例的关系，又是区域分布动态关联的发展。

2.1.3　产业结构的划分方法

从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和研究角度出发，人们对产业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产业分类是研究产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业变化的反映。目前，产业结构的分类方法有两大部类分类法，三次产业结构分类法，标准产业分类法，生产结构产业分类法，按要素的集约程度分类法等（臧旭恒，2015）。

产业结构主要的和普遍的量化表达是三次产业的相互关系。新西(1)兰经济学家费歇尔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三次产业概念。他在1935年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可分为三次产业，即所谓的第一产业（primary industry），第二产业（secondary industry）和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其中，第一产业是人类第一个初级生产阶段相对应的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是和工业大规模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以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并提供物质资料的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是以非物质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包括商业在内的服务业。在费歇尔三次产业分类的基础上，英国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利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这种分类方法首先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计学界的承认，并正式出现在澳、新两国政府的统计手册中。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提出了以经济活动与消费者的关系作为分类标准，第一产业为广义的农业；第二产业也称工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水电气等工业部门；第三产业也称服务业，包括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政府服务和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克氏的三次产业划分法为越来越多的经济界人士所接受，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在许多国家经济统计中被采用。三次产业的划分，是社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要求，因此得到了普及和应用，并且费歇尔和克拉克被公认为是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创始人。

为了统一国民经济的统计口径，联合国于1971年颁布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索引》，把全部的经济活动分成十大项，每大项又分成若干中项，每个中项下面又有若干小项，每小项又分为若干细项，其十大项是：（1）农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2）矿业和采石业；（3）制造业；（4）电力、煤气和供水业；（5）建筑业；（6）批发与零售业、餐馆和旅店业；（7）交通业、仓储业和邮电业；（8）金融业、不动产业、保险业和商业性服务业；（9）社会团体、社会及个人服务业；（10）不动产分类的其他活动。

三次产业分类和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产业分类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三次产业的扩展形式即联合国的标准产业分类形式。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的，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来说，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本书的产业分类主要是根据我国现行的产业划分方法，这是基于统计资料获取的便利。

2.2　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2.2.1　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

考察和把握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研究产业结构问题的首要课题。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是同经济发展相对应而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这种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有如下规律。（1）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在前工业化时期，第一产业居主要地位，第二产业有一定发展，第三产业尚未发展。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地位下降，第二产业较快发展，工业重心从轻纺工业转向基础工业，第二产业居主要地位，第三产业开始发展。在工业化中期，工业重心向高加工度工业转移，第二产业仍居主要地位，但其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地位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继续快速发展并居主要地位。在后工业化时期，信息产业居主要地位。（2）从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以下阶段：农业为主导的阶段、轻纺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阶段（或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低度加工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3）从三大产业的内在变动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是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第一产业内部经历了从粗放型农业到集约型农业、再到生态农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内部经历了从轻纺工业为主到基础型重化工业为主、再到加工型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第三产业内部经历了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转变。（4）从资源结构的变动来看，产业结构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到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演变过程。（5）从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产业结构经历了封闭型、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等阶段的发展。

2.2.2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考察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深度、广度的扩展，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总结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许多理论依据。现在就对这些理论做一些介绍。1．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的演变——配第—克拉克定理

在产业结构理论中，最著名的学说就是英国经济学家C．G．克拉克提出来的有关经济发展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如何变化的理论。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一书中指出：制造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配第对各个产业收入不同的描述，揭示了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规律性，被后人称为“配第理论”。克拉克在研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变化规律时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减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增加。这一发现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理论的三个重要前提如下。

第一，克拉克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探讨，是以若干国家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变化为依据的。这种时间序列意味着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这种时间序列是和不断提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对应的。

第二，克拉克在分析产业结构演变时，首先使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考察了伴随经济发展，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将发生的变化。后来，克拉克、库兹涅茨和其他学者又以国民收入在各产业的实现状况，对产业结构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规律。

第三，克拉克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是以三次产业分类法，即将全部经济活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基本框架的。

根据以上三点，克拉克搜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按照年代的推移，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移动的统计资料。他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附加价值）的相对差异造成的。人们重视由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小。

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及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趋于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1）第一产业主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特性是当人们生活水平、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收入中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的比例减少，即农产品收入的需求弹性下降。这就是所说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规律。这种产业间收入弹性上的差异，不仅影响到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使国民收入在产业间的相对比重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影响价格。从供求与价格的关系看，需求高增长的产业就较易维持较高的价格，从而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反之，需求低增长的产业则只能维持较低的价格和附加值。因此，农业的低收入弹性使农产品在价格和获得附加价值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使农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的份额趋于减少。在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若不把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降下来，相对国民收入就要减少。（2）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如农业和工业之间，其技术进步可能性有很大差别。农业技术进步困难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使农业呈现报酬递减、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而第二产业，诸如工业在多数情况下是投资递增。以上二者的差异，使得农业在国民收入增长中处于不利地位。（3）农业本身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的有限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相对比重减少。

第二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升，是由于前述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驱使工业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国民收入中支出于投资部分的增长在不断扩大的工业市场，整个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的演变都支持着工业的高收入弹性，从而导致第二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

第三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的原因。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从发展的观点看，比农业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随着国民收入人均水平的上升，消费“服务”这种商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将会出现人们的消费需求的“超物质化”。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必然上升，由此吸引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2．库兹涅茨提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擅长国民经济统计，特别是他有关国民收入的统计，使他在西方获得过“GNP之父”的美名；1971年由于他在研究产业结构理论方面的成就，他还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做了进一步探讨，阐明了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间分布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从而在深化产业结构演变的诱因分析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分析研究，收集和整理了20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把三次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

根据对各产业中相对国民收入变化趋势所做的分析，他得出以下结论。（1）第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大于1，并且从时间角度分析，农业相对国民收入下降的趋势说明，在劳动力相对比重和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相对收入比重下降的程度超过了劳动力相对比重下降的程度。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趋势仍没有停止。农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减少，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减少，是任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普遍现象。（2）第二产业的情况是，其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上升是普遍现象。当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变化，由于不同国度工业化的水平不同且有差异，综合起来看是微增或没有大的变化时，显然相对国民收入（比较劳动生产率）就是上升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欧美诸发达国家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一直保持着大体不变的情况。这一点说明，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在国民收入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上，第二产业作出了较大贡献。（3）第三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比较劳动生产率），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一般表现为下降趋势，但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是上升的。这说明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劳动力的特征，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迅速。由于第三产业具有这种对劳动力的强吸附特征，因此往往被人们称为“劳动力的大蓄水池”。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这三个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无论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还是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看，都占一半以上。3．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霍夫曼定理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做了开拓性研究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他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就是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其比值就是“霍夫曼比例”，其公式为：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

所谓“霍夫曼定理”，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霍夫曼根据“霍夫曼比例”的变化趋势，把工业化的过程分成如下四个阶段，见表2-1。(2)表2-1　霍夫曼对工业阶段的划分 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5（±1）第一阶段2.5（±1）第二阶段1（±0.5）第三阶段＜1第四阶段资料来源：转引自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是不发达的；在第二阶段，与消费资料工业相比，资本资料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显然还比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得多；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达到了大致相当的状况；第四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将大于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

霍夫曼还详细地测算了若干国家的霍夫曼比例数值及其变化。据霍夫曼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可作如下分类。

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有巴西、智利、印度和新西兰等。

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有日本、荷兰、丹麦、加拿大、匈牙利、南非联邦和澳大利亚等。

处于第三阶段的国家有英国、瑞士、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典等。

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还没有出现。

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及其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在其问世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霍夫曼的理论也遭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诘难。与此同时，霍夫曼理论也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梅泽尔斯（A．Maizels）认为，“霍夫曼比例”在运用上有两个问题：一是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过程是不全面的；二是“霍夫曼比例”忽略了各国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的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比如，尽管新西兰和韩国的“霍夫曼比例”是相同的，但很难说这两个国家是处在同一个工业化阶段上。

库兹涅茨则从不使用“霍夫曼比例”去研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他曾宣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因此，根据美国的经验不得不放弃它。库兹涅茨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发现在美国的经济中资本形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长期稳定的。因此，资本资料工业优先增长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库兹涅茨曾经计算过社会最终产品中生产者耐用资料和建筑材料的比重。计算的结果说明，这两者的比重在一个长时期内看不出上升的趋势。

日本经济学家盐野谷祐一对“霍夫曼定理”做了更为精密和深入的剖析。首先，盐野谷祐一指出，霍夫曼的分类法是不科学的。因为霍夫曼比例中排除了既非消费资料又非资本资料［更精确地说是投资资料（investment goods）］的“中间资料”（intermediate goods）。而且实际上，霍夫曼在无意识中使用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划分。霍夫曼是以“75％以上的用途”作为划分标准的，但是用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准确地确定某一行业是属于消费资料工业还是属于资本资料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分类同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工业的划分并不等同。

进一步地，盐野谷祐一运用国民收入统计中的一种新方法——“商品流动法”（Commodity Flow Method）的原则，重新计算了“霍夫曼比例”。盐野谷祐一使用的计算方法的特点是两个部门的分类实际上是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的产品分类，在这两个部门的下面不再存在具体的行业了，这是其一。其二是不是用附加价值（净产值），而使用总产值作为统计量。

从盐野谷祐一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美国、瑞典等国的长期时间序列分析来看，制造业中的资本资料生产大体处于稳定状况。（2）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来看，重工业比重增大却是一切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3）在盐野谷祐一的计算中，日本的“霍夫曼比例”明显下降的事实说明，在工业化时期初期，“霍夫曼定理”是适用的。盐野谷祐一指出，凡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00～300美元（以1950年价格计算）、工业化达到较高水平的国家，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的比例（按产品用途来划分）是稳定不动的；处于这个水平以下的，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其“霍夫曼比例”将下降，然后在一定时期又趋向稳定。

那么，为什么在消费资料生产对资本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重工业化率却可以上升呢？

一些产业结构研究专家认为，这主要是由重工业内部的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的比例发生变化造成的。如果说在“霍夫曼定理”提出的年代，重工业是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代名词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重工业内部消费资料的生产日益占有较大的比例，致使这一部分弥补了轻工业中消费资料比重下降的部分。

关于重工业的内涵，主要包括冶金、机械，广义的重工业还包括化工。这和霍夫曼所谓的资本资料工业是一致的。

属于重工业的各个产业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根据表2-2的数据，美国的冶金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自1939年以来基本上就没有变化，准确地说，还略有下降，而机械工业却上升了很多。表2-2　美国制造业结构制造业净产值（100万美比重（％）年份元）冶金工业机械工业19392448714.620.819477442614.425.1195814150014.529.0196319208314.531.4197235283114.233.6资料来源：莜原三代平．产业结构论［M］．日本：筑摩书房，1976．

从日本1955年以来的统计数字看，冶金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以出厂销售总额（shipment）计算，1955年为17.0％，1971年为17.8％，变化甚微；化学工业1955年占11.0％，1960年为9.4％，1971年为8.0％，是一种下降趋势；机械工业则由1955年的14.8％急速上升到1971年的32.5％。

由此可见，重工业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工业化后期，是靠机械工业的增长来支持的。因此，从总体上看，重工业的比重上升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于是，重工业化率上升的考察就集中到机械工业的产品结构上来了。众所周知，按照产业分类的规定，机械工业中包括自20世纪初以来迅速膨胀的耐用消费品工业，如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工业。汽车工业早已被人称为美国的三大支柱之一，1977年的出厂销售总额是12000亿美元，美国全部劳动力的20％直接或间接地与汽车工业有关。日本汽车工业的产值1978年已占机械工业总产值的31.3％，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0.1％。至于家庭电气工业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

耐用消费品工业企业是其他重、化工业企业最好的主顾。因为它无论对资本资料还是对生产资料，都会形成巨大的需求，是一个生产波及效果很大的产业，而且它主要波及重工业、化学工业。

综上所述，重工业的大发展并不等于牺牲了消费资料的生产。

重工业化率上升的反面，无疑是轻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缩小。其中，最显著的要数纺织工业。以日本为例，1920年，纺织工业在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32.8％，1950年便降到18.2％，1960年为7.8％，1970年又降为5.5％，1979年则只占4％。在世界贸易中，19世纪末纺织品的比重占40.6％，1959年已降到11％。因此，工业化初期，纺织工业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向工业发达的国家前进时，靠纺织工业是不行的，中等发达国家应注意避免纺织工业的投资过剩。

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重工业化率已达60％～65％的水平，并且在重工业化率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异同重工业化率无关。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英国高得多，然而英国的重工业化率反比美国高，难怪库兹涅茨对“霍夫曼定理”不屑一顾。这种现象说明，重工业化的过程并不是无限的，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一个饱和点。工业化的后半阶段，支持重工业化的主要是机械工业。在机械工业的增长中，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又是其中的一大支柱。可以设想，一旦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使机械工业的增长慢下来，从而使重工业的增长也趋于停滞。

2.3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2.3.1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也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非常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都没有被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这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引起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重视研究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这些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注意到，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不同产业部门对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之间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不同。

要了解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须先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开始。1．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的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

古典增长理论就其增长本身来说是完全将结构因素排斥在外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理论归纳起来即剩余的生产出现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增加又产生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又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因此剩余再次出现，并刺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增加和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以及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这样的循环过程在下一阶段又将重新出现。他们的增长理论没有把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等诸多结构变化当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而排斥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处在固定的技术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把产出和全部实际资本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储蓄率（积累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资本产出率越高（即投资效果越好），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投资，在考虑经济增长率时不仅要注意储蓄率（积累率）的高低，也要注意资本产出率的高低，即投资效果的好坏。投资在这一模型中起双重作用，既创造需求又创造生产能力。哈罗德和多马在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为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型没有将技术进步因素和结构变化因素考虑进去，从而也排斥了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索罗将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Q＝f（K，L，t）

式中，Q是国民经济总产出，K和L分别为资本总投入和劳动总投入，t为时间。这一模型考虑了时间变量t，即技术进步因素。这里的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希克斯中性，即源于既定的资本和劳动组合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产出，但并不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

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于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比以往的增长模型前进了一大步，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丹尼森和肯德里克等人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过深入研究，但他们同样没有把结构因素作为一个变量放进他们的模型中。

很明显，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2．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

关于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传统增长理论与结构主义观点对结构因素的观点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其原因是其各自的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均衡竞争，即经济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从而无论从生产者的观点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资源都存在长期的有效配置，即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这就意味着各个部门的要素收益率都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这样，在任何既定的时点上，部门之间资本和劳动的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结构主义观点没有资源配置最优的假设前提，而认为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现系统的差别。结构主义属于“次优论”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法获得的，结构主义的观点是放弃最优化的企图，转而追求“次优”。

许多经济学家，如克拉克、罗斯托和钱纳里等人对经济增长当中的结构因素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丰富产业结构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研究都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长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克拉克还提出了著名的“克拉克法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认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供给结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速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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