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阿·利哈诺夫
出版社：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最严厉的惩罚试读：
第一章 罪 孽
我仿佛是从一个黑暗的深渊中浮起，在绝望之中，用乏弱无力的双手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划开浓浊沉滞的水，钻出头来，从一种我把它叫作“彼世”的奇异状态里渐渐苏醒过来，忽然听到了早已从记忆里消失了的低沉含混的鸟鸣。
一片寂静，车窗外缓缓飘过多变的夏夜，火车停住了，我吃力地欠身起来，仿佛仍旧摆不脱那浓稠的黑水似的，打开了车窗。
一股从林间飘送过来的清冽空气立刻驱散了车厢内的窒闷，同时从路基旁的矮树丛中传来夜莺的歌声：先是一阵嘹亮、华丽的啼啭，接着是尖细的呼哨、温柔的鸣叫，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声响，简直像是一架有魔力的小风琴，足以打开任何人的心扉。第一只夜莺的歌声引起了更近些的另一只夜莺的应和，紧接着，又响起另外一只的鸣声，整个路旁的黑暗仿佛便是由这一片美好动人的声音编织而成的，于是我感到了快乐。
但这只有一瞬间。
在最初的一刹那，是一阵令人激动的快乐，紧接着便是使人忧心的战栗，很快又变成一片深深的痛楚。它使我感到片刻的快乐，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两片苯海拉明所造成的昏睡状态里清醒过来：虽然那种人为的“彼世”的感觉已经过去，但我还没有完全清醒。夜莺的叫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但近在耳际的鸣声和不可企及的幸福感又立刻把我推回到昨天、前天，推回到突然响起送来噩耗的电话铃声的那个时刻。
我不禁感到一阵窒息，泪水重又涌满眼眶，一小片车窗外多变的夏夜景色又变成一片模糊，只有夜莺的歌声依旧那么刺耳、清晰。遭到如此痛苦的打击之后，我宁愿变聋变瞎，什么也不要听见，什么也不要看见，什么也不要知道，但这夜莺的鸣声却依然违反我的意愿清晰地送进我的耳鼓，可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多么不需要、多么不合时机呀。车窗外的大自然充满恬静的幸福，而我遭受的不幸却是无法弥补的。这巨大的差异、强烈的对比，加深了我的痛苦，使我所忍受着的折磨变得更加残酷无情。
火车缓缓地启动了，但夜莺幸福的歌声并没有静止。甚至当火车已经全速奔驰起来的时候，那歌声仍断断续续地闯进车窗来。
为了逃避这声音，我又服下了安眠药。
安眠药弄得人昏昏沉沉，却并不总是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现实和幻觉不断地纠缠在一起，每当车站的灯火向昏暗的车厢里投来一束亮光，便引起我一阵战栗。
幸而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我想出了这样的好主意：回去的时候要坐火车，并且把两个铺位的车厢包房的票都买下来。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在这小小的笼子里，审判案件的预审室里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不过，为什么是预审呢？这是终审，是我亲自在审判，审判我自己，因为那是我的孙子和我的儿子，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审判我的了。但我现在是回家去，回到女儿身边去，在回到那儿以前我必须理清自己。
天哪，为什么给我这样残酷的惩罚？
我闭起了眼睛，安眠药发生了效力——它使我的心灵向下沉了好几级。我仿佛又看到了昨天的情景，火车开动了，萨沙和伊丽娜一前一后地跟在车厢旁边走着，我站在列车员——一个年纪轻轻、身材瘦弱的小姑娘身后，或者说站在她抓着车门扶手的胳臂后边，疲惫无力地倚着车门旁的板壁；列车员的那一只细细的胳臂挡住我，使我不致掉下去，掉到萨沙和伊丽娜那里去。
他们跟在车厢旁边越走越快，萨沙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但他默默地一言不发，伊丽娜终于脱掉了一切假面具，露出了真面目，我简直觉得这时该怜悯她了，但我们的处境谁也不比谁好些。首先需要的是克制住自己。克制住自己？这怎么可能……“妈妈!”萨沙嘶哑地叫着，他那哭丧的憔悴的脸抽动着。
除此之外，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这时，伊丽娜仿佛接着他的呼唤说道：“这可怎么活下去呀？”
怎么活下去？我没有话可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怎么呼吸，怎么面对这人世。
你们该怎么活下去，我也不知道。
我默默地甩了甩头。
你们总算走到了头，你们不是一直在奔着这个吗，我亲爱的。但是所有要说的话都在伊戈廖克（伊戈尔的昵称）住过的房间里说完了，我的话都留在那个已经没有主人的单间住宅里了，现在再没有话说了。
我合上眼。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那年轻的女列车员惊呆的目光。她显然不知所措了。两个大人痛哭流涕地跟在车厢旁边跑，车上还有个老太太号啕大哭着站在她身后，被她那细弱的、看起来那么靠不住的胳臂挡护着。她大概生怕我掉下车去。的确也是，我的腿简直支撑不住了。
我连挥挥手的力气也没有。我点点头。别了！现在你们两个又来到了一起，哪怕仅仅是在这站台上。
你们彼此是不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常常做一个美好的梦。近几年来这个梦老是不断地反复出现，起初我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梦总该预示些什么、意味些什么的话。
我又成了十五岁的小姑娘，光着脚，穿着一身白衣服，向我家别墅前篱笆旁的信箱跑过去。信箱是木制的，刨得很粗糙、很大，能装许多信件和书报。每次我一跑过去，就打开侧面的小门，向里面看，箱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明信片、信，还有些通知单。
我的心高兴得缩紧了，我翻弄着这些邮件，其中也有寄给我的，我一下子就能认出某个女友、某个阿姨或是我认识的人的熟悉的笔迹，但每次总是大失所望，因为我盼望的不是这许多信件，而是某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我自己也不知道那该是谁寄来的。或许，那该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大人，一个历尽坎坷、备受磨难、满头白发、精疲力竭的人；要么也许该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异乡的小男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却看见过我，想要给我写信，于是我这傻姑娘就幻想接到这样一封信，就盼望着，耐心地期待着。
每当我梦见这个场景，我便像生出了翅膀，畅快地飞翔，尽管该收的信都已收到，根本不指望再收到什么人的信了。这梦仿佛使我衰老的身体又变得年轻，或者至少使我的思想重新振奋起来，就像久已蒙满灰尘的镜子又被擦亮了似的。于是我不知为什么微笑起来，或许是那回忆使我微笑吧：我家房前的高高的门廊，阳台上坐着爸爸和妈妈，他们带着和颜悦色的笑容；头顶上，笔直的松树发出喧哗，空气里充满了浓浓的松脂气息，我沿着铺着白石板的甬道连跑带跳地奔向篱笆旁，奔向那可爱的大信箱，打开侧面的小门，拿出一大摞五颜六色的明信片。
有过这事吗？能说这梦是我的真实经历的回忆吗？我不知道。现在我也不知道。但因为老是做这样的梦，年纪越大越常常梦到，于是我相信：确实有过这事。
最近一次做这样的梦是在大约一年前，我去莫斯科看望伊戈廖克的时候。这时我终于弄懂了我这个暗含着谶示的梦。伊戈尔的命运让我担忧，我徒然想给他找到一个牢靠的支柱，总是找不到，于是下意识便显现出来了。醒来以后，我想到：伊戈尔需要的是一个身穿白衣、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他是需要一颗忠诚、期待着爱情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得救。
得救？当时我一想到这个字眼就不禁一震。免灾，解脱——这听起来太迷信了，而且我也似乎太急于想出这样一些含义相近的词，要知道，谁愿意相信会发生不幸呢 ——是的，只有一颗忠诚的心灵才能使伊戈尔免灾，使他得到解脱。然而伊戈尔和我梦中的小姑娘却注定要被空间、时间和血缘关系所阻隔，而像那样的小姑娘在他身边却从来没有。
这只不过是我痛苦的心灵想象出来的一棵救命稻草，它并不是现实的，而我的孙子伊戈尔所需要的却是真的、现实的拯救。为什么呢？
他的父母分了手。
不过，这是后话。开头可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担任管理阅览室的工作。我们这个城市距离莫斯科有两昼夜火车的路程。我虽然出生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是个地道的莫斯科人，但在此地却也过得很好，因为我终于摆脱了大城市的烦扰和那些令人痛苦的回忆，我像许多人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大学图书馆成了我求得内心平静和保持青春的绿洲。看起来，在这里可以做到这样一点：尽管年龄不断增长，甚至进入晚年，却依然保持青春所独有的特权——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且不必担心出什么麻烦或者被人家笑话。原因是，首先，你所接触的都是一些还没有学会装腔作势、玩弄心计的年轻人。再说，同他们打交道也只限于每天的借书还书——阅览室的工作历来就是这样的。图书馆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只是要像钟表―样精确地按时工作。当然，工作时间可不算短：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两班倒。来阅览室看书的学生专业不一、年级不同，所以实际上也不可能组织什么读书讨论会或者别的这一类活动。道理很简单，那样做反而会增加干扰：人家正急着准备发言，应付考试，钻研外语，复习补考——那些老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可怜的大学生们，谁没有一大堆操心事呢。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书借出去，到下班前收回来，再到附近还有人在的教室转转，催促所有借走书的人一定要把书还回来——任何单位都有自己的规矩嘛，再说，当时许多教科书正缺得很呢。
我和我的几位助手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一共四个人，都是些好得不能再好的女同志：丽萨，高高的身材，两道黑眉毛带有哥萨克的味道，她后来嫁了一个匈牙利大学生，现在在布达佩斯，身体发胖了，有了三个孩子，每逢新年或是三八妇女节总要寄个明信片来；安东尼娜 · 尼古拉耶夫娜，我们都叫她东尼亚，是个一脸雀斑、爱说爱笑的姑娘，后来得了癌症，两个月的工夫就病死了；阿加莎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现在还在大学里工作，当了图书馆主任，每次碰见我总是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口气说：“你瞧，我都让书上的尘土给埋起来啦，快变成干木头棍儿啦，可是一出门就好像喘不过气来，还是在图书馆里觉得舒服。”
阿加莎上了年纪反倒有了幽默感，年轻的时候她可不是这样的，老是比谁都爱大惊小怪，动不动就把她那本来就圆得像两颗樱桃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跑来对我说：“索菲亚 · 谢尔盖耶夫娜！他们又在那儿接起吻来啦!”有什么办法呢！大学生嘛，就是要接吻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客观规律吧。
我可并不反对这件事。有时候晚上到教室去转转，老实说，真不好意思去给人家煞风景。书早已经扔在一边不看了，用书包马马虎虎搭起一道掩体（其实避得了谁呢？）在里边就开始谈情说爱了：不是唧唧咕咕地说个不休，就是抱在一起接起吻来。
慢慢地我甚至养成了习惯：白天穿便鞋，这样脚舒服一些，等到晚上要到各个教室去催着要书的时候，就有意穿上高跟鞋，为的是让人家能听见你来了。而且到了门口还故意走得脚步重些——好像是说，得了吧，好孩子们，我们该下班回家了，快把书还回来吧。
这件事简直成了我们的笑料！有时候学生们都上课去了，我们就凑在一起互相交流向年轻情侣们发出预警的方法。东尼亚说，她走到每个教室门前总是先用尺子敲敲门，重重地狠敲三下，然后稍等一会儿，才放心大胆地开门进去。真是这样，东尼亚每天晚上收书的时候手里老是拿着一把大直尺，为此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好玩的外号——直尺安东尼娜。
丽萨情绪好的时候采用的是唱歌的办法：一边在走廊里走，一边哼着一个什么流行曲调。不过这并不总能奏效，那些热恋中的年轻人对歌声往往没有反应，显然是歌曲选得不对路。于是丽萨就站在门外学布谷鸟叫，不过，我再说一遍，这只是在她情绪好的时候。当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偏偏是经常爱闹个小情绪），她就干脆破门而入，往门口一站，大喊一声：“懂得害臊不？”
要么是一句话也不说，用蔑视的眼光瞪着那一对情侣。不知道她现在在布达佩斯过得怎么样？……
只有阿加莎想不出好办法，每天晚上巡查教室回来，老是把眉毛挑得老高，大惊小怪地喊着：“索菲亚 · 谢尔盖耶夫娜!他们又在那儿接吻啦!”
我只有叹叹气，然后便静候那些情侣们陆陆续续地、羞答答地低垂着眉眼来到我们的借书台前，咕咕哝哝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晚安……”“麻烦你们啦。”
要么就是糊里糊涂地问好，拼命地点头。
这可是夜里呀！
我跟阿加莎在第三间屋子的使用问题上分歧特别大，这是我们的一个争论焦点。
我们的借书处是在阅览室旁边，单独占着一座房子。这儿摆着最常借的书——教科书和工具书，挨着的另外两间屋里是其余的藏书，按字母顺序排放着。在最里头的一间里，我们有一个吃饭的小桌，窗台上藏着一个小电炉，用蛋糕盒盖着以遮人眼目，小柜里放着我们的餐具。有时候耽搁到很晚才下班，我们就在这儿喝茶，有时煎个鸡蛋，甚至煮一锅土豆或是熬一锅麦仁粥，正正经经开起饭来。除这以外的时间，小桌是空着没用的。在这样三大间宽敞的屋子里往往只有我和阿加莎，或是我跟丽萨，或是我跟东尼亚（我们是每班两个人）穿着便鞋在洁净的地板上悄悄地走来走去，我简直觉得有些冷清寂寞呢。我们四个人只有交接班的时候才碰在一起，那也是白天学生们最多的时候。那些学生简直要把借书台挤垮，一个个摇晃着学生证，伸着胳膊，像一群小学生似的，而且一个赛过一个地扯着粗嗓门大喊大叫，嚷成一片，热闹极了。
我喜欢这种喧闹的时刻，喜欢这些大嗓门的男孩子，这种趁着排队借书的机会来一下眉来眼去的调情，还有女孩子们那种没完没了的忸怩的卖弄。那些急着要学到些知识的，更多的是闲着没事却偏要装作急得不得了而大吵大嚷的劲头。每逢这种借书高潮，我们就得高度集中精神，熟悉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随手拿得出来，腿脚还要利落，翻检卡片还得手疾眼快，而且要练出一副好记性，见三四次面就能认识借书的人，不必老去看他们的学生证。
过了这一阵以后，一切就都平静下来，借书还书有了平稳的节奏，不太紧也不太慢。于是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回家去，两个人留下值班，三间屋子就显得太大、太空旷，甚至太寂寞了，因为我们随便哪两个人之间早都把一切可说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了。
在这儿就出了第三间屋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谁也没有故意挑起它。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阅览室里人挤得太满，教室里又都在上课，恰好这时来了个招人喜欢的学生奥列格 · 奥西波夫（我们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纯粹图书馆式的称呼，按他姓名的头两个字母叫做“噢 · 噢”）。他走进来借了一本教科书，微微笑了笑，叹了口气，用深沉的声音懊恼地说，人们都想学习点知识，弄得连个插针的地方也没有了。于是我就把他领进第三间屋子里，让他占用了我们那个小饭桌。
奥列格 · 奥西波夫是一个很好学的青年，喜欢文学，这天晚上我准许他自己在书架上找书，不过当然要求他绝对保持原来的次序。第二天我在下午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在借书处的里间了，仿佛从昨天就没有走开似的。东尼亚颠三倒四地、不过倒是微笑着向我解释，说是“噢 · 噢”借口我昨天已经准许他在这里看书。奥列格站起来露齿一笑，非常殷勤地帮我脱了外套，于是我当然也就没好意思把他打发到阅览 室去。
跟他同样情况，又来了个奥莲卡 · 奥尔金娜——物理系的一个浅亮色头发、灰眼睛的漂亮姑娘。
女人们一般地说很少能欣赏女性的容貌和魅力，这几乎成了只有男人们才有资格做的事。大概是女人们缺乏宽阔心胸的缘故吧。不过也有例外，特别当一个女人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经逝去，于是终于可以容许自己尝试一下这种以前绝不容许的享受——为另一个女人的美丽而感到快乐。尽管我有许许多多的罪过，不过这个弱点我可是没有的。所以我能够为别人的完美而感到高兴。奥莲卡 · 奥尔金娜简直是和谐的化身——匀称的身材，没有一丝一毫不合比例的地方，高高的乳房，充满着少女的青春气息，开朗的面容，时时露着自信的表情，像是哪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同时又没有任何媚气、做作、夸张的地方。一看见奥莲卡，我便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想要跟她说说话。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让她到我们的第三间屋里去看书。奥莲卡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跟随我走进去，还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奥列格 · 奥西波夫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想你们谁也不会妨碍谁吧！”我对奥莲卡说。她镇定下来，摇了摇长着浓密的浅色头发的头。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什么能够联系起来的地方：奥莲卡 · 奥尔金娜和奥列格 · 奥西波夫。我只是想，男女学生在一起是常有的事，这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注意到这点的是我们那位爱说爱笑的东尼亚。我刚把奥莲卡领进里间，回到第一间屋子里，东尼亚把眼睛向上一翻，喉咙里呃呃地发出：“噢——噢——噢——噢！”“给你倒点水喝？你不舒服啦？”“没有，我舒服得很，”东尼亚调皮地说，“噢——噢——噢 ——噢！”
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您还没明白？真奇怪！”东尼亚压低了嗓音说。“您看四个‘奥’碰到一块了。奥莲卡 · 奥尔金娜和奥列格 · 奥西波夫。”“可不是!”我笑了出来。于是我暗自决定留神看看这四个“奥”。
他们各占着桌子的一面，努力埋头读书，似乎彼此害羞得不得了，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性把这四个相同的字母连成一个整体，哪怕是开玩笑。奥列格常常是先离开这间屋子，然后过几个钟头或者更久一些，奥莲卡才走，或者有时候反过来，奥莲卡先走。总之，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好像彼此连正眼都不看一下，尽管这奥 · 奥和奥 · 奥是这么相像。
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一次我刚走进第三间屋子，我心爱的漂亮姑娘静静地向我说了一番话，简直把我惊呆了。她眉眼低垂，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索菲亚 · 谢尔盖耶夫娜，我们打了报告交上去了，我们想请您当证婚人，因为您……就是我们的证婚人。”
她稍稍抬起了她那迷人的灰色眼睛，但立刻又垂了下去。奥列格却直盯盯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魔术师，刚刚表演了一个令人惊愕的魔术似的。他的嘴甚至都吃惊得微张着。
我看了看奥列格，又看了看奥莲卡，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哈哈大笑地说：“噢——噢——噢——噢！”
大学生的婚礼！
我不知道赶上过多少次，可怜巴巴的，凉拌菜就算是主菜，不过数量多，大盆大盆地端上来，然而人们的欢乐，那种最珍贵的、真挚的欢乐却是令人心醉的——没有嫉妒，没有无聊的议短论长、风言风语。
我当时就曾想过：难道贫穷总是和美满的幸福紧紧连在一起吗？难道有了物质、金钱、享受，就一定会玷污纯洁真挚的感情吗？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很少有人住单套的住房，有私人汽车的更是少数的高级军官和知名教授。要把爱情和物质享受联系起来，想来想去还是为时太早呢。
是啊，是太早呢，只是到了现在，一想到把幸福和物质享受联系起来，这才使我无限忧虑，而早先我们却很少想到这点。可是，难道不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了一心渴望富足的生活，误把住房、汽车、家具等等当作了幸福，却把善良、爱情、忠诚之间的联系，把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联系毁掉了……
可我们的第三间屋子却成了锻造幸福的熔炉。当然不是特意要这样做的，不是！学生越来越多，每一个系都扩大了，而我们的阅览室却还是老样子，靠近阅览室的各个教室遵照校长的指示连星期天也不关门了。碰巧我这个人，在我工作的那些年里，不论什么时候总能遇上一些讨人喜欢的姑娘和小伙子，我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记住了他们的姓名，熟悉了他们的口味、兴趣、爱好（起初当然首先是有关书籍方面的）。我喜欢的这些人（这当然免不了有主观成分，因为要把所有的人都请进第三间屋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便在我们借书处的里间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或者就算是读书小组吧。他们起初怯生生地、悄悄地在那里看书，然后就开始自己在书架上翻弄，等到了三年级，就无所不谈了，接连不断地争论着有关书籍、戏剧、政治以及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种种
问题。
每逢考试，那间屋子简直就成了战斗指挥部。那些孩子们一走进来便静悄悄地、严肃紧张地、聚精会神地拼命翻着书本，私下里互相传递小纸条，然后从考场里出来，有说有笑地回忆着考试中间的情景。有时也有人哭鼻子。不过这样的事情很少，多数是那些女孩子。考试过后，紧张的气氛像是晨雾似的消散，我们那第三间屋子里又充满了温情，于是阿加莎又圆瞪着眼睛跑到我面前：“索菲亚 · 谢尔盖耶夫娜！您不该让他们进去，又在那儿接吻啦!”
这时候已经不只是在教室里，而且在我们的里间也接起吻来。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哈哈大笑。走进我们书库的时候，我们便故意提高嗓门互相招呼，但即使这样，也免不了碰上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在那里紧紧地站在一起，故作正经地研究着我们那些藏书的书脊！
唉，青春呀！我有时感觉得出，我们这个“幕后读书小组”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主人去照顾，甚至倒是嫌我们出出进进的碍事。有时你真会觉得不好意思——你这老家伙，像一个穿着灰大褂的影子，故意在一对年轻人背后转来转去，像个暗探似的。不过所有这些良心上的歉疚和自责最后都从热闹的婚礼上得到了补偿。有时候，你还没有意识，但凭着经验就能感觉出来：快了，这一对又快成功了。你往往会在无意中碰上人家正在暗暗交换眼色，或是偷偷地捏捏彼此的手，等到有一天两个人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请你出去说一句话，你立刻懂得：马上就要告诉你什么日子、在哪间宿舍里举行婚礼了。赶快去准备鲜花吧！我甚至颇有些感到自负：既然自己没有福气享受这样的幸福，那就多多成全别人呗！我们这小小的借书处，不但有书，而且有爱情，这难道不算是吉星高照吗！就这样，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为我自己的儿子去准备鲜花了。
萨沙六岁开始上学。这是我的一个在一年级当老师的女友提醒了我，并且由她帮忙安顿好的。孩子就在她的班里，这自然让我少操许多心。这样一来，萨沙考进大学物理系比年龄相同的孩子们都要早些。自然而然的，有时候为了等我，他就在我们的第三间屋子里看书。就这样，有一天他把伊丽娜领到了这里。老实说，后来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是萨沙把她领来，而是她让萨沙把她带来的。我甚至问过萨沙。他皱了皱眉头，一口否定了我的猜想，可是说得含含糊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我不太喜欢这个伊丽娜。我很少有不喜欢哪个学生的时候，对大多数学生都有好感，对其中少数特别有好感的，就允许他们进入第三间屋子。我不喜欢伊丽娜是因为她外表与众不同，甚至是过分的美：她的美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不自然的、洋娃娃似的美，说不上怎么有些不对头的美。
头发是浅灰色的，甚至有些近于天蓝色，就像玛尔维娜（阿 · 托尔斯泰的童话《金钥匙》中的人物）的头发那种颜色，打着许多细碎的小卷，水灵灵的眼睛仿佛是完全透明的，圆圆的脸庞，像是个小胖娃娃，两颊红润得出奇。只是嘴唇不太好看，薄薄的、平平的，这样的嘴唇，吻上去大概不会有什么味道。还有一点我不喜欢的是，她比萨沙大，也比萨沙高，高得不多，三厘米吧，可的确是高些，而我总希望萨沙的妻子应该比他个子矮些才好。
不过，在她和萨沙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三间屋子以前，我也已经听到过一些她的坏名声。我们的丽萨、爱说爱笑的东尼亚、尤其是不能容人的阿加莎，都跟我说起过，有一个女学生未免太过分了，长得高高的个子，像个洋娃娃似的，一会儿跟这个好，一会儿又跟另一个在教室里接吻。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除了阿加莎以外，别人倒并不怎么气愤，大家都看得很平常，连我自己也看见过伊丽娜跟许多男学生在一起，可是那些女学生们什么事没有呢：谁没有个寻找、失望、选择的过程呀。我甚至开玩笑地说：“为什么只允许男人在选择方面占主动？那还要妇女解放干什么呢？”
正像人们常说的，你袒护什么，就让你碰上什么。一看见萨沙带着伊丽娜进了我们的里间，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恼怒和反感。第一，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未经我许可（只是我的儿子许可了）就走了进来。第二，伊丽娜一见我就涨红了脸，我立刻明白了：她的女性直觉是足够敏感的，她知道我对她的过分轻浮有看法。—般地说，或者从理性上说算不了什么事情，轮到自己儿子就成了不得了的大问题，我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自己了。
伊丽娜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回到家里我跟萨沙大大发作了一场，也顾不得我那常年生病的女儿、经不起惊吓的阿丽亚就在旁边了。我不择词句地、不分轻重地向萨沙说这姑娘不是好东西，可是我越是大声叫喊，却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伊丽娜已经完全抓住了萨沙，事情将会按照她的愿望发展下去。只凭我女性的预感，一下子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现在唯一解脱的希望就在她的轻佻上面了：但愿我可怜巴巴的萨沙不会太长久地使她感兴趣（周围不知有多少壮实漂亮的小伙子呢）。也许这个天蓝色头发的“玛尔维娜”很快就会甩掉我的孩子吧。
我把伊丽娜当成一块心病，她也把我看成了她的绊脚石。我感觉得出：她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挑战。来自哪方面的阻力越大，你就越加对哪方面留心。你越是要从一个小孩子手里夺走什么，他就越是要抓住什么。只不过伊丽娜可不是个小孩子。两只猫争夺一个线团，能够夺到它的总是那只年轻些的。萨沙就是这样一个线团。
他是不是爱她呢？看起来把他比作线团是不妥当的，因为他显然是爱她的。不过，我相信，他同样能够爱上任何一个别的姑娘。唉，我真是愚蠢！要知道，我本应该不动声色地、温文尔雅地、不失礼貌和风度地拉起萨沙的手，把他领到我们里间我所喜爱的某个好姑娘面前——那里有的是善良、可爱、聪明的好姑娘，后来都得到了爱情和幸福。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忽略了这件事。结果，突然冒出来这么个伊丽娜。她发现了我的不满，决心跟我较量一下，结果是她得到了胜利，夺走了我的萨沙。
他带她到借书处里间来是他快念完二年级的时候，整个夏天我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劝他，等他上了三年级，在深秋季节里他们就结了婚。
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她是犯了一个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为了一个窝窝囊囊的年轻人而去跟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较量，这有多么不合算啊!可是在当时，伊丽娜俨然成了胜利者，我则感到自己被打败了。谁知道她的胜利最终竟变成了失败，而这失败也并没使我重新取得胜利。
不过，这且不去说它吧。这个浅灰色头发的“洋娃娃”把我彻底击败，从我手中接过了祝贺他们婚礼的石竹花以后，从此就对我再没有任何兴趣了。
我们一起住在我那套狭小的住房里——一间是新婚夫妇的新房，另一间便是我和阿丽亚住。他们婚后一个星期，阿丽亚就让这个洋娃娃见识了癫痫病是怎么回事，让她看到了这种病发作时那种极端可怕的样子。我的阿丽亚一出生就带着分娩时的外伤，长大以后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而且命运又给她添上了这癫痫病。我们房间里有一只大箱子，阿丽亚的保姆兼看护玛丽亚夜晚就经常睡在那上面。伊丽娜一下子陷入了这种比集体宿舍还要糟得多的生活环境，不禁深深地发了愁。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挣钱，可我又算个什么挣钱的人呢！工资只有一百卢布，每天只是土豆、白菜，好些日子才吃上一顿煎肉饼。一点可怜的陈设虽然保持着知识分子家庭的那种整洁，却也已经跟赤贫差不多了。
伊丽娜老家在一座区中心的小城镇，她父亲是一个生活用品工厂的负责人，经常好喝点酒，母亲过去是个出色的裁缝，已经退休，所以他们供给女儿的钱也没有多少，不过那位母亲总能把伊丽娜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尽管手头拮据，伊丽娜的衣服却最少也有十几套，而且还在不断添置。后来我猜想到，这也是经过精心盘算的。
总而言之，伊丽娜发了愁。那时她对自己的衣着已经不太讲究，表现得文静、有礼貌、耐心，甚至对阿丽亚还颇有几分同情，阿丽亚也以感激的神情向她咿咿呀呀，下巴上流满了口水——她跟伊丽娜年纪相仿，可是却什么也不懂。
对阿丽亚的怜爱，恐怕是我这个儿媳所流露过的唯一的真挚感情了。阿丽亚给不了她任何好处，从任何方面来说对她都没有用处，然而伊丽娜还是对她表现了一些友情，当然，如果说她那偶尔的爱抚——抚摩一下她的头，吻吻她的前额，帮她穿好衣服等等可以算得上友情的话。
许多年以后，我曾经想到过，一切都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即使是一个极端自私、极端善于计算利害的人，如果他接触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好处可以捞的人，譬如病人，那么他也会变得正常，变得不那么自私和计较。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如果遇到一个完全无知的、用不着去欺骗愚弄、用不着费尽心机去对付的人，那么他的自私心肠就会不起作用，因为那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煞费力气安排起来的那些心计也就全都失效，他就能呈现出人的本色，表露出与生俱来的善良感情——怜悯和同情。
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对于那些身体健康、心地狡诈的人，应该把他们和病人放在一起，和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放在一起，也许这样就能治好他们的恶习。
总之，伊丽娜变得温和了。但我还是经常想起她的坏处，甚至说她的坏话。其实那时我对她有什么了解？是她在教室里跟男孩子们接吻？这里可要做一个重要的更正：是曾经接过吻。那是在和萨沙要好以前。是她击败了我而达到了她的目的？那就应该由它去，如果他们之间真有感情的话。
真有感情？对于这一点我总是痛苦地反复思索。母亲的心是最宽容的，甚至情愿相信任何假象，只要孩子愿意。可是我的心却不完全是这种母性的心理，这倒不是说，我的心更冷酷些，不是这样，只不过我心中还有着理性。
她真的爱他吗？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但愿如此吧，但愿如此。
可我还是怀疑，一直在怀疑。
她是一个洋娃娃般的美人儿。萨沙比她矮，长得瘦弱。不错，他很漂亮，脸上似乎有一种刚毅的气概，外表上很有些和美国电影里的那些超人相像的地方，只是眼睛里流露出心地温厚的闪光。然而，他只是表面上显得刚毅、有力。实际上萨沙却是个善良敦厚、意志薄弱、过分顺从的人。
我常常觉得，他似乎记得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使劲回想着一些什么事情，但即使想不起来，他也总能感觉得到曾经经历的、已经成为过去的不幸。萨沙经常深深地陷入沉思，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在那里一坐就坐上一个小时，甚至更久，你叫他好几声，他才听见，听见了也还不能立刻清醒过来：眨着眼睛，四处张望着，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的脸上时时挂着一种惊恐的神色。
萨沙小时候常常受那些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欺负——孩子们的感情总是比较原始，带着一些野性，所以欺负弱者，而不敢欺负强悍有力的人，这也许是出自原始的本性吧。起初，萨沙常常让人欺负得哭起来，不敢到街上去玩。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就适应了这种情况，到了十年级我才发现（可惜太晚了）他竟学会了一套迎合那些强悍的孩子们的办法，处处顺从着他们。
这使我感到深深的痛苦，后来才平静下来。到了大学，风气不同了，同学之间变得比较友善。在我们那第三间屋子里，萨沙被公认为是一个注重人道的、心地善良的好人，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可是那种处处迎合别人的习惯还是没有改掉。
他一心眷恋着伊丽娜，真像一只驯顺的羔羊，干脆把我忘在了一边。眷恋是一种善良的感情，但它不应伤害别人。萨沙的眷恋却使我受到伤害，但是我克制着，默不作声。从小两口的房间里常常传出喁喁私语的声音，我有时偶尔捕捉到伊丽娜的眼光，那眼光已经不是兴高采烈的，而是疲惫不堪的了，很自然，我有些嫉妒并且一直在想，对一个人的眷恋会成为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到头来这也会变成对自己的背叛。过分缠绵的人是很容易让人感到厌烦的。
他们两个人完全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极端。萨沙念的是物理系，可是按他的性格却是应该学文科的。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多了：松懈，懒散，不认真，连重要的课堂讨论会的作业也不好好完成。可是精密学科是不能容许马虎的呀！还没到三年级，他的各门功课就都出了问题，最后勉勉强强以三分的成绩(就连这也还是因为我这做母亲的面子)毕了业，总算让我松了一口气。
伊丽娜学的是文科——西班牙语言文学，但是她却有着一副出色的数学头脑，一种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学业上是拔尖的，整天看那些西班牙文的书，在跟我一起生活的三年中，就把原文的《堂吉诃德》精读了两遍。我有时候觉得，大概正是这部伟大的名著帮助她彻底摸透了萨沙身上那种堂吉诃德式的性格。
她在学习上有一种像拖拉机似的犟劲，一种男人般的猛劲，一种难以想象的韧劲。我却偏着心眼儿暗自把她这坚毅倔强说成是庄稼人的习惯（尽管事实上伊丽娜跟庄稼人毫无关系），对我这个儿媳的学业进步，我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时时怀着恐惧。
女人的直觉真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我害怕她的进步，我预感到她会把萨沙压过去，就像一只强健凶猛的大鸟把一只衰弱无力的小鸟打败那样，到了那时就会一切都完了！
有谁了解我的青春时代！有谁知道在我带着天生残废的阿丽亚的同时，萨沙又怎么来到我身边的！
我那可爱的、永生难忘的、不幸的妹妹任涅奇卡（任尼亚的昵称）死后，萨沙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把他从幼儿园领了出来，在给任涅奇卡送葬回来的路上，他像平时一样高高兴兴，可是到了晚上却烧得像火炭似的，我彻夜地给他做冷敷，我抱起小阿丽亚，听着她咿咿呀呀的声音，不禁为我遭到的不幸号啕痛哭。上帝呀！这是为了什么呀！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阿丽亚的病是没有希望的，任涅奇卡，你怎么就忍心撒手而去呢！
任涅奇卡死时萨沙才三岁，他发了这么一场奇怪的、连续好多日子的高烧，到底也没弄清是什么病，仿佛是他的头脑还不能理解这件不幸，而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它。我倾注了全部的爱和痛苦把他护理好了。就在那些不眠之夜我下定了决心：离开莫斯科，放弃我们占着的房子，随便搬到一个别的城市去，哪里都行，只要远些就好。同楼的邻居们劝我把孩子送出去，起码应该把阿丽亚送出去，他们说这算不上造孽，这是合理的、正当的，哪能算造孽呢。
可是我不能！我一想象我将要把阿丽亚——我们的不幸、我们的痛苦——交到一个陌生人手里，我的心就翻搅起来。不，决不！我宁愿把这十字架背起来，背一辈子，直到我死，也许有一天我会懊悔，但那只会是一瞬间，我还是要让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得救。
为了把往事彻底忘却，我办好了一切手续，离开了莫斯科。甚至没有给莫斯科的邻居们写过一次信。我斩断了一切联系，为了萨沙，首先是为了萨沙。
在新来到的这个城市，我遇到了玛丽亚。
她原来在医院里当卫生员，精明、能干，完全可以当上个护士，可是年纪到了，她退休下来，过着孤独冷清的生活。就在这时遇见了我。那时，阿丽亚病得住了医院，图书馆的同事们不让我上班，让我到病房里去守着孩子，就这样碰上了我这位大恩人：她闲得太寂寞，来到医院转转，我们聊了起来，后来玛丽亚就来到了我们家里。我没有能力给她很多的报酬，那一点工钱纯粹是象征性的，只给二十卢布，而且就连这么点钱，玛丽亚也总是立即拿去给阿丽亚买些礼物或是给全家的伙食添些菜，实际上又还了回来。我们在一起过得就像一家人一样，直到现在每想起玛丽亚这个大恩人，我总是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
那种老年妇女特有的善良，女人的好心肠，怜悯人的同情心，那衰老的颤巍巍的手，能够给人多少温暖和支持啊！什么言词都不足以对此给予恰如其分的赞扬！这样的老年妇女，她们付出了爱情，付出了劳动，在这世界上做完了一切该做的事，赢得了享受安适和宁静的权利，可是她们还在那里为后代造多少福啊——给自己的曾孙乃至别人的小孩子把屎把尿、洗衣服、熨衣服、站在厨房里做饭、或是顶风冒雪地、忙忙碌碌地在商店门前去排长队！即使这样，还要时时为自己感到不安，生怕给谁添了麻烦，生怕年轻人嫌她们碍手碍脚，尽量无声无息地、不打扰任何人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清楚地记得玛丽亚的两只胳臂——两根扁平的木棍似的，布满了高高暴起的青筋。我真替这胳臂担心，老觉得她会摔倒，会无意中滑一跤，会把两只细胳臂摔断，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可就算完了。可是偏不！玛丽亚从不滑跤，从不摔倒，经常提着沉重的网兜——只不过是青筋暴得更明显了，她却老是面带笑容，高高兴兴地说着她那口头语：“真够呛，孩子们！”“真够呛，孩子们，太阳晒得真厉害！”“真够呛，孩子们，天气真不错！”“真够呛，下起雨来了，这该死的!”
我要是能有一点点玛丽亚那种乐观，该有多好！如今她不在了，让人多么痛苦。失去了我这位恩人，这位善良的天使，这个无私的灵魂，觉得多么无依无靠。现在真恨不能一头扎在她的怀里，伏在她干瘪的胸前，放声痛哭一场，尽情地向她倾诉，让她分担自己的不幸，她―定会说出你从未听到过的让你舒心的话，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抚摸一下你的面颊，不是要安慰你，而是和你一道叹息，于是，虽然不能让你解脱（这样的不幸怎能解脱得掉!），也总能让你坦然地去顺从那安排好一切的不可知的命运，没有这种坦然的、顺从的心境，活着就太痛苦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你前面有一个比你年长的、亲近的人，你会觉得有了依傍，在不幸面前有了庇护；一旦失去了这个人，你就会意识到：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坟墓的气息已经迎面扑来，再没有人做你的依傍和庇护，往后的路只有你自己去走，去经受四面八方风雨的吹打，直到精疲力竭。
现在你前面没有玛丽亚了……
萨沙简直生遍了各种各样的、孩子们该生和不该生的病：猩红热、麻疹、白喉、肺炎（而且是两叶肺炎!），幼儿园的生活使他长过各种各样的疮疮疖疖，可是不知疲倦的玛丽亚耐心地照顾他，把那小小的住房烧得暖暖的，给他做可口的东西吃，用她那慷慨热情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拯救过来了。
我呢？我和孩子们一起经受着痛苦，更因为白天离开他们去上班而受着加倍的痛苦。一切的操劳都落在玛丽亚一个人身上——她既做了他们的奶奶，又做了他们的妈妈。
她是唯一知道我的隐痛的人——我只对她一个人倾诉了一切。我想，大概正是为了这个，她才那样深情地怜爱我的：“真够呛，孩子，你简直是贞洁的圣母啊！”
我摆着手，笑起来。“怎么？”玛丽亚笑着说。“她不是像你一样，受了上帝的感应，生下了主耶稣的吗。真够呛，孩子，你没有生养过就做了母亲，这种事如今可是稀罕呢!”
没有生养过的母亲——瞧我这恩人想出来的话有多么好！
就这样，萨沙凭了三分的成绩毕了业，分配到一所中学当了教师，可我们那位优等生的儿媳却没有被分配工作，只是领到了一张自由就业的毕业证书，因为学西班牙文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地方可以安排。这个打击来得加倍地沉重，实在非同小可，尽管我们事先对这种局面有些思想准备，伊丽娜还是给弄得不知所措了。
早先我就对她选择的专业表示过奇怪——为何非学什么西班牙文？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中学不设这门课程，大学里那三四个教西班牙文的女教师就像白毛乌鸦似的叫人感到稀奇，她们整天提心吊胆地守着自己的工作，对什么事都疑虑重重，甚至来来往往都远离大家，自己扎在一堆，可怜巴巴的，谁也不需要她们，不知为什么要有她们几个人。有好几次传出风声，说是西班牙语文专业要撤销，可是不知为什么到底没有撤销。当时我们跟西班牙没有建立关系，而拉丁美洲又似乎遥远得很。即便需要少数专业人员，那也不需要从我们这个大学调人，而会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调人的。结果，伊丽娜的拖拉机就陷在了无法通行的泥潭里。
可别以为这会让我高兴。不管感情上怎么样，我毕竟指望着小夫妻能分担我一些家庭负担，即使挣钱不多，总能挣些回来，那样，家境也就能有所改善了。我不需要用他们的钱，但是如果他们能自己糊口，别的人自然就能宽裕些。不过，坏事也有它的好处，萨沙做研究工作的美梦化成了泡影，可是家庭的每月收入倒是实实在在增加了百十卢布，所以我也稍稍松了口气，同时立即给玛丽亚送了生平第一件贵重的礼物——一身藏蓝色毛料女装。我总该多少向她表示些酬谢吧？“真够呛，孩子，我简直变年轻了！”玛丽亚穿上新衣服，在大镜子前左转一下，右转一下，笑呵呵地说着，同时看了眼阴沉着脸的伊丽娜，出乎意料地给了我一次老实不客气的教训：她脱下新衣服，只穿着内衣衬衫，走到我的儿媳面前，把新衣服递给她说：“你拿去吧！我一个老太婆哪儿穿得着它！我的嫁妆还在我家里压箱底呢。你呀，索菲亚，也别生气，伊丽娜让她母亲给改一改，这身衣服就不再是老太婆式样，就变成年轻人的漂亮衣服了。”
伊丽娜脸涨得通红，坚决地推辞不要。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玛丽亚，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不知是着了慌，还是生了气。我也给弄了个不知所措。可是最后玛丽亚还是劝说我的儿媳依顺了她的意思，后来，每当伊丽娜想要打扮得特别严肃端庄些的时候，就穿出这身按照最新式样改得很漂亮、很合身的衣服。
玛丽亚啊，多么高贵的心灵！这老太太还在我们家庭刚刚出现裂缝的时候就竭力想把它修补起来了。她指望、她也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当然啦，人总是抱着希望的。甚至在毫无希望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心灵好像已经冷了下去，可是你只要吹一口气，它就又红起来，最后的一点火炭又会亮起来，你再投进一把干树枝，它就又会燃烧起来。
我常常想：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婆婆——单是这个字眼，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可怕、冷酷、不祥，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那么多俄语名词里选中了这么个字眼儿。也好，成熟的中年人承认错误该是最容易的。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承认错误要困难些——年轻时可能是因为经验不够，年老时大概就是因为经验太多了吧，所以我现在比起萨沙和伊丽娜刚刚结婚的时候更固执些。
但问题正是在于我一下子就看透了她。后来我竭力怀疑自己，竭力使自己相信是我错了，应该耐心地疏解和儿媳的关系：要知道，我是希望儿子幸福的呀！我竭力使自己相信，人并非生来就是坏蛋，即便染上了某些污浊，也是可以用爱心、温情、理解把它洗涤干净的，然而时间渐渐地过去，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每当思考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确信，我最初的印象是绝对正确的，它是解开一切疑问的钥匙。
毕业分配结束以后，我调动了所有的熟人设法给伊丽娜安排一个符合专业的工作，但这是全城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教务副校长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唯一的方案就是设法挤走一个教西班牙文的女教师，腾出一个位置来录用伊丽娜，顺便说一下，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能的——伊丽娜是优等生，又年轻、漂亮，而年轻，这无疑是比年老优越的条件。我不知道副校长这些话里究竟是什么包含得更多些——是真心帮忙，还是故意讥讽。自然，据我的理解，还是后者更多些。所以回到家里，我抱住伊丽娜，尽力把这种嘲讽的意味表达给她。我丝毫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我想也没有想到她竟把那些话当了真，直到很久以后，在临搬家去莫斯科的时候，她还想起了那些话——流着眼泪、咬牙切齿地提起了那些话。
其实我说那些话是为了安慰她，我是想说，你虽然刚刚从这个大学毕业，但是你完全有能力在这个大学里教书，老实说，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已经有好几位西班牙文教师了，她们有经验，有资历，可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提心吊胆呢。当然，你比她们漂亮，可是挤走别人总是不应该的吧——她们是你的老师啊！市图书馆里有个位置，那里有个外文部，当然，刚一去先得干一段借阅图书的工作，有点琐琐碎碎，可是过一段时间……
我们站在她们房间的窗前，我抚摸着伊丽娜那浅灰色的卷发，看着她睫毛上挂着的泪水，深深为她感到惋惜，她在我的眼中已经不再是个洋娃娃，而只是一个因为自己的理想没能实现而无限委屈的孩子了。
她用小手绢仔细擦干眼泪，对我说，她要自己想法找工作。
她顽强地奔波了整整一个月，才终于把她的拖拉机从那泥潭里倒退出来，退到硬实的平地上，再绕过这片泥潭向前开去。
这一个月时间，伊丽娜在自己的服装打扮上着实用了不少心思。她甚至瘦了。早晨，她穿着一身衣服，跟谁也不说什么话，出门去直到中午。然后回家呆上个把钟头，就又出门去了——身上已经是另一套衣服了。我每天要上班，当然不能什么都看到，我见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就凭这一点也足以猜想得到：伊丽娜不光是更换衣服，她也在根据情况、地点、对象而不停地更换着自己的面具。
穿上天蓝色的连衣裙，扎起两根短短的、刚能扎住的小辫子，这时她就像个天真无瑕的中学生。换上一身颜色鲜艳的中短裙，她又变成一个国际旅行社或电影之家门前常见的那种上流社会的年轻女郎，让人揣摸不透是准备找对象，还是到哪里去参加晚会。如果再换上一身庄重的褐色套服，把卷发梳理平整，稍稍抹上一点唇膏，再戴起一副不太黑的太阳镜，那么她就又像个书香门第的端庄淑女了。
看起来，这可怜的孩子碰了不少钉子。有时候遇见她从外面回来，我从她的目光里常常看到一种不知所措的、难为情的、缺乏信心的神情。每天晚上还要被萨沙纠缠一顿：萨沙就在晚饭桌上，当着我们的面无休止地盘问她上哪里去了？为何打扮得这么漂亮？伊丽娜斜眼觑着我这边，显然以为是我在儿子面前说她如何如何了。这她可是错怪了我。萨沙用不着多么细心就能看出她一天究竟换了哪些衣服：换的衣服都明摆着嘛——搭在椅背上，摊在床上。不能说伊丽娜不注意整洁，相反，一切都放得整整齐齐，但看得出来是随时备用的。
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她目光中慌乱失措的神情达到了极点。
她时不时地用仿佛与以前不一样的眼光看看我，似乎马上就要向我提出某种请求，或是说些什么——说出我期待她说出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伊丽娜常常陷入沉思，完全像我的萨沙那样，于是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再次向她提起去图书馆工作的事。但是，忽然有一天早晨，她穿着一身红衣服走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穿这样一身衣服，一看之下，气得我甚至“啊”了一声。
超短裙把一双诱人的膝盖露在外面，上衣领口又把另一部分引起人邪念的东西呈现在别人眼前。这身打扮简直不成体统，再加上故意弄蓬松了的卷发，伊丽娜那副样子性感到了挑逗人的程度。
我几乎忍不住要发作一通，她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点，转眼之间就走掉了。我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张王牌吧。结果竟让我猜中了。
晚上十点多钟我下班回到家里，一进门就让一件惊人的消息弄懵了。伊丽娜面带俏皮的微笑，兴高采烈地说，她找到了……在一个大工厂给厂长当秘书的位置。这个厂长是本城的有名人物、全城老少无人不知的劳动英雄、苏维埃代表，还是技术科学博士。据伊丽娜讲，这位厂长亲自向她交代了她的职责范围，把“秘书”的职务改名叫做“报告员”，亲自给她定了薪金等级，每月一百二十卢布，另外还有奖金，还有外语津贴。我真想挖苦地再问她一句：他是不是还要求你经常穿这套红衣服呢？我忍住了，可是伊丽娜却好像听见了我这句没有说出口的话。看来，女人似乎隔着三里地就能明白自己敌手的意思，能够从空气里闻出自己敌手的想法。不过，女人的本性里大概就有这种本领——脱掉一个躯壳，换上另一个躯壳，用旁人的、甚至自己敌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我和萨沙都大为震惊。花了五年的时间去钻研西班牙语言文学，难道就是为了去当个厂长秘书，而且还值得这么毫不掩饰地高兴，这么兴高采烈？
对于我来说，最聪明的办法是少管闲事，既然萨沙是她的丈夫，就让他去向他妻子问清楚怎么回事吧。
他们当即收拾打扮起来，出去看电影去了。
玛丽亚这天晚上没有在我们家里留宿，阿丽亚和往常一样，脸上挂着一副无意识的傻笑，我只有独自一人叹息到深夜。
人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于他们自己，由于他们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至少，我的萨沙就总是吃着他自己的性格——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对他的教养所造成的苦果。
过了大约两天，傍晚，趁伊丽娜还没有下班回家，我跟儿子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他对他妻子的这份工作毫不介意——谁喜欢什么，就由他去选择什么好了。不管怎么说，她这份工作的工资比他这个拿着毕业文凭的正式专业人员还多呢。除这一切之外，还有点宿命论的东西：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他露出无忧无虑的笑容，前两天的愤慨早已成为过去，至于将来，对萨沙来说将来的事情向来都是遥远得很，用不着认真去考虑的。“你猜猜看，妈，”他一面说着，一面伸伸懒腰，就像一只懒猫，“她把我比作什么？”他接着说出来的话简直使我一震：伊丽娜对自己的想象竟和我的想法那么相似。“她把我比作拖拉机后面的挂斗。”“什——么？”“她说，你什么也不用多想。你好比拖拉机后边的挂斗，我就是那个拖拉机，是命运要这么安排的。我往哪儿走，你也就往哪儿去好了。不用刨根问底儿，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是吗？”“她说，咱们准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你不用着急，说不定咱们还要开到西班牙去呢。”
这些话使我目瞪口呆。好，她是拖拉机。只是要问，这台拖拉机究竟要往哪儿闯呢？
许多事情起初在我看来简直是些发疯、做梦、不动脑筋的胡闹，可是现在看来，尽管我已经有了不少生活经验，但比起我家这位毫无经验的小美人儿来我还不知要差多少呢。她虽然除了西班牙文什么也不会，可是却随时随地都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她该做些什么。
我那无忧无虑的萨沙继续转述着伊丽娜的计划，说得我彻底地懵了头。“她说，你这人毫无意志，随随便便就放弃了做研究工作的理想。不过没关系，你别着急，我还是要帮你达到这个目的。”
看来，要想琢磨透我这位儿媳，可真是不容易，实在不容易。
可她却高兴起来，越来越神采焕发，好像终于实现了久已渴望的理想似的。每天唧唧喳喳地有说有笑，经常从厂里带回一些稀缺商品，除了开始有几次回家晚一点，以后每天都是准时回家(显然是为了让我这个疑心很重的婆婆无话可说)，而且走过外间屋子时总要吻吻阿丽亚。于是我们家的日子就这样过下来，我的心虽不能说已经完全安定下来，但总算松了一口气。
起初，我不大去理会伊丽娜所谈的厂里的情形。她以无限敬佩的口吻谈论他们那位厂长，说他如何有气魄，对她怎样关照，对别人又多么严格，说他如何有能力、有威信，不仅在厂里，而且在全市都有极高的威望，要办什么事情从来没有办不到的。
她的这些议论并没有在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人的思想就好比是个滤茶罩，渐渐地那些大的茶叶就会积聚在罩子上。我也是这样。
我渐渐地知道了伊丽娜因为工作关系而结识（当然主要是在电话里结识）的一些人。她经常不断地替厂长要莫斯科的电话，跟总局局长和副部长通话。自治州党委的一位部长一听声音就能认出是她。她把市团委书记干脆直呼为“瓦夏”。厂里面就更不必说了：各车间主任都设法巴结她，几位副厂长有事情得先向她打听厂长的情绪如何。情况就成了这样。我这位儿媳渐渐变成全市范围的显要人物了。
为了验证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把这些情况对我的几个同事讲了。我选了个清静的时刻(学生们都在上课，没人碍我们的事)就对她们讲了。因为我的看法究竟对不对，总还是需要让旁观者验证一下才好。
她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丽萨笑了一声说：“还值得上那五年大学！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东尼亚不赞同她的意见：“自尊心又不管饱。要是考虑一下生活，我说她那么做也是对的。她起码不用像咱们这样，天天两班倒，没完没了。没日子熬出头。”
阿加莎安慰我说：“您别伤心，一切都会好的。她是个有个性的姑娘，不肯错过好机会的。”
又轮到丽萨说话的时候，她表示同意阿加莎的说法：“这不可能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定还有另外的打算。”
是什么打算呢？
我一向习惯于顺从命运的安排，所以那时想也没想到过还会有人能够按照自己明确的计划安排自己的命运。要是能够坚持按自己的计划去做，你所要求的一切都是能够实现的。为此只需要一点，那就是意志。这点东西萨沙是没有的，伊丽娜却绰绰有余。
她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关系到这位厂长——劳动英雄、苏维埃代表、科学博士的。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的哲理观点向来是在饭桌上发表的，大概是为了免得被人曲解，也为了故意倒人的胃口）伊丽娜说，人活一辈子，就得像厂长那样才值得。“你指的是什么？ ”萨沙问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