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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5 23: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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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峰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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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曾国藩

超越曾国藩试读:

引子

如果与曾国藩同场竞技,你是选择超越他,还是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或者与他并肩而进?

无论在其当世还是后世,曾国藩这位晚清的重臣、官场上的大腕,永远都是一个时尚话题。当今时代也不例外,各种有关这位重臣的著作层出不穷。但面对当今社会此起彼伏、持续不衰的“曾国藩热”,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那就是今人究竟该把曾国藩视为无法超越的楷模,甚至放纵劣根性的心理安慰,大搞邪门歪道的借口,还是真正学到曾国藩成功的精髓?是因为敬重曾国藩或者接受来自曾国藩的某种心理暗示,所以一切思想和行动均按曾国藩的原貌复制,在21世纪的阳光下继续19世纪诡秘晦暗的往事,还是寻求对曾国藩的超越,开辟一个灿烂的新空间?

曾国藩的功成身退,本身就证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所以,答案不言自明,曾国藩热的高潮和最高境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学习曾国藩中超越曾国藩,而非目前那种视曾国藩为无法超越也不敢超越的“神”,仅在其身后亦步亦趋,最多也只是与其并肩而进。为此必须探讨曾国藩那些值得学习的优点,审视曾国藩那些应避免的缺点,同时仔细思考从哪些方面改进曾国藩的不足,发扬其长处,进而探讨超越曾国藩的枢机何在?可以想见,如果能将曾国藩的优点与克服其缺点的方法和奥妙嫁接,搞明白该在哪些方面学习曾国藩,在哪些方面超越曾国藩,必将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本书的目的,正是在不苛求古人的前提下集中总结曾国藩成功的真谛,条理探究其不容置疑的缺点,借以寻找历史上能够弥补曾国藩不足的人物,在让曾国藩与其前期或同期历史人物珠联璧合的携手中,为读者铺就一条成功的捷径坦途。

第一章 曾国藩背影的奥秘

当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晚清重臣,时代名人;

当曾国藩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某些人追寻的楷模,另一些人痛恨的时代罪人;

当历史重拾对曾国藩的兴趣时,所发生的一切恐怕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到惊讶。

曾国藩权术班的同学们

经商要读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这两句不知从何时强劲流行起来的俗语,对许多人来说有如在商场和官场上求胜的箴言、秘“诀、上上签。所以一段时期以来,有关胡雪岩和曾国藩成功心法与绝学的书也是风生水起。但与胡雪岩相比,曾国藩的成功秘诀、人生手腕、处世心法之类的书更要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曾有人总结说,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树曾国藩为榜样、楷模的书已多到可以设立专门的部类了。面对如此众多对曾国藩的解读,如果说曾国藩不是千手观音,那至少也是一个千面人了。

于是相应的感叹油然而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曾国藩热,产生了如此多的历史翻案文章,终于众星捧月似的捧出了曾国藩,一捧就将那位曾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捧成了一个大儒,大有把他册封为孔孟之后第三位圣人的声势。中国社会由此正在出现新一轮造神运动,那就是把曾国藩由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封疆大吏和朝廷大员,涂脂抹粉、添枝加叶地变成一个做官之神,曾国藩像“学之者昌,不学之者亡”。虽然这多少显得有些古怪,但曾国藩确实已经成为社会上有形或无形,或显露或隐晦曾国藩像地影响官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几乎每一个想在商场和官场上混到出人头地的有心人,莫不以手中有一本曾国藩成功之道的书为安慰,想从中参悟出为官之道、经商之门、处世之术的秘诀,否则便会感到心里没底,因为别人也都在这么学习、参详曾国藩。当社会上形成一种似乎只有抱住曾国藩的大腿,怀想着曾国藩博冠大袍、长髯飘飘的形象,才能在官场、商场上平步青云,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否则就会一无所获的风气时,自己不学习就会感到落后。甚至有人调侃说,如果哪个聪明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能够精通曾国藩的权术,便会从任何顺逆形势下的美国大选中光荣胜出。

其实,学习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只是看别人怎么学自己就怎么学,别人学什么自己就学什么,那么能学得比他人高明吗?如果只是一切复制曾国藩而不想超越他,能比那些“曾国藩权术班的同学”更高明吗?显然,答案是不能。

何况,在这股学习曾国藩的热潮中,想不到却又在意料之中的还有歪学曾国藩。而且这样的人,可以说随处可见。某年某月笔者在南京求学时,就见某个单位的管理者沈兄,作为曾国藩的忠实学习与模仿者,颇彰显了学习曾氏言行、“绝学”者的“风采”。沈老哥背手踱方步的姿态特别像曾国藩的不急不徐,沉稳而有气质。有时大老远一望那个背影,熟悉者便“惊呼”那是沈兄。而不知道者,甚至以为是某级重要领导甚或曾国藩本人驾临。

最为有趣的是一次放假回家过春节。当时官方规定,回家的人必须先签到后离开,以方便管理。当然,许多人由于思家心切都迫不及待地想签名之后潇洒地挥挥手开路。确实也有一些兄弟单位较为体贴人心,早早放人,落得个皆大欢喜。然而每天都研究曾国藩“绝学”的沈兄则不然,一直等到官方规定的最迟放假时限到了,才通知大家去签名,同时一一与大家握手祝春节快乐。虽然他这一握手,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会有三年不散的香气,却不免让人想起曾国藩初创湘军之际,曾打造了许多刻有“涤生曾国藩赠”的腰刀,并亲手赠给少数英勇善战者以激励士气收笼人心的旧事。只可惜这位沈兄学到的只是曾国藩的形,而未学到曾国藩的神,反而东施效颦。因为大家无不因他不早放人回家而心生怨气,而且在急于回家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心思体会沈兄的“良苦用心”。沈兄本末倒置算是白忙了,不仅不为人感念,反而显得不伦不类。

同时还有一位朋友专门研究政治权术,以能拥有曾国藩的细心和善于人情世故标榜自己。只可惜他每每喜欢观察的,却是诸如别人床上的毛发是从身体哪个部位掉下来的,并借机推断毛发背后的故事,进而推演出若干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虽然这在“推理能力”上可以与曾国藩“明察秋毫”相匹配,实际上其趣味却可能深为曾国藩本人所鄙夷。同样还有一位学惯了曾国藩相术的老兄,成天用防贼的眼神看着别人,却又对官宦子弟点头哈腰,对没有背景的人则如狼似虎,也难为他的相术水平,原来只是以金钱权势论贵贱高低。

其实,诸如此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伦不类、徒有其表地学习曾国藩,把曾国藩一些优点用于无聊之事和纯粹一己之私的不入流的学习手法,某种意义上正是当前学习曾国藩热的常态,颇令人遗憾。同样令人不得其解的还有一些人专门取一点而不顾其余,仅把曾国藩当成玩权谋的高手,只学得狡猾、虚伪甚至无情无义。

显然,这些人忽视了曾国藩的志向、治学、治德、治家、治属下、治身的高明真谛,只是把曾国藩当成自家的私心杂念和劣根性开脱的“理论依据”、行事借口和心理安慰,从而只捡无聊的把戏学,只捡所谓八面玲珑、逢迎拍马、暗送秋波、工于心计、巧取豪夺、损人牙眼等来修炼。延伸开去,还发展成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古今中外权臣小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十分景仰,不是揣摩他们的当官权术,就是研究他们的谋财、谋色、谋人伎俩,还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但上述曾国藩热中产生的现象,难道就是今人应该学习的曾国藩吗?即使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国家、社会、官场和商场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非要让一个19世纪的老者曾国藩来引领和指导做官之路吗?我觉得也不应该把曾国藩学浅了、学偏了、学歪了,同样,更不能把曾国藩学僵化了,当成不可超越的“神”。只有一边学习曾国藩的优点,一边克服其缺点超越他,才是学习曾国藩的正途。

那个有来历的曾国藩

话说,一切从头说起,才能说得明白。在琢磨超越曾国藩之俗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曾国藩的来历。

谁也无法否认,曾国藩确有可学之处——不然这位老先生也不会是身前生后各个时代的“时尚人物”、“焦点话题”。作为中国清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是官居一品的省部级高官,死后被谥“文正”——悼词的评价非常高。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清王朝由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动荡年代。但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却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颇给上上下下各色人等以信心。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伸至后世。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公元1811年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名胜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随之,曾国藩先后升迁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任兵、工、刑、吏部侍郎,可以说大清朝比较牛的衙门,曾国藩都见识过、体验过,工作经历比较丰富。

咸丰二年(1852年),不甘寂寞但主要是对现实不满的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在广西贫困之地揭竿而起,随后由广西北扬进军湖南,再转为一条直线向东进逼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廷上下无不为此震怒。曾国藩当时正因母丧留在湖南原籍,看见太平军打入自己的家乡,颇有些气愤不平,便奉旨前往湖南省会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从而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从拿笔杆子为主跳槽成了指挥刀把子的人,开始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为对抗太平军,曾国藩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组建“湘勇”(通称湘军),拉起了自己的队伍。1854年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汇集湘潭,誓师出战,但初战连败于岳州、靖港。一心想以湘军扬名立腕的曾国藩期望大,失望也大,因此为失败而羞愧,愤不欲生,投水自杀,但随即被其左右救起。湘军受此刺激,也跟着起死回生,逐渐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此后,湘军攻陷湖北省城武昌,曾国藩奉诏任湖北巡抚。旋因以老太太慈禧为代表的清朝朝廷恐其于地方坐大,抢走太后屁股底下的宝座,又很快被解职。此后,曾国藩只能长期以侍郎虚衔领兵,受尽了夹板气。但曾国藩颇善于把夹板气变成争气,在功名场上愈挫愈勇,一路高歌。1855年年初,曾国藩率领湘军进攻江西九江、湖口,遭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由于曾国藩在朝廷上的竞争者主持的围攻太平军都城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败,曾国藩及湘军成了对抗太平军的唯一支柱,他本人也就因别人之祸而得福,成为清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先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不但拥有乱世之宝——兵权,而且开始掌握“兵权的兄弟”——地方政治经济大权。

1861年9月,曾国藩指挥其弟曾国荃攻陷太平军都城天京的重要外围支撑地安庆,给太平天国的生存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背洋枪的湘军头。11月,曾国藩因“剿匪”有功得以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此时的曾国藩,手握清朝最善战的部队,管理着天下最有钱的地区。也就是在此时,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曾国藩既得扶植人才之名,又形成了自己的庞大集团和坚固羽翼。1862年,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同时左宗棠率部自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当年10月,湘军与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清政府随后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还腾出手来发起了洋务运动,颇为重视采用外国军事技术,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当时的科学家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1866年,曾国藩又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之一。也是在此前后,湘系势力中许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为帝。传言一次曾国藩生日时,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撕个粉碎。浙江巡抚左宗棠也曾赠曾国藩一副对联:“鼎之轻重,似可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厂房问焉!”曾阅后,将“似”字改为“未”字,退回。安徽巡抚彭玉麟则送密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尤其是太平天国覆亡后,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更与湘军悍将鲍超等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企图重演一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曾国藩则书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地表明了无意自立的想法。当时,就连太平天国阵营内也有人劝曾国藩称帝。曾国藩劝太平天国前期高级将领石达开降清时,石则说曾国藩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太平军余部,拥戴曾国藩为帝。可见,当时天下真是人心思变,不甘人下者人人似乎都想抓住每一个机会自立门户。但鉴于湘军可能由此分裂,考虑到自己称帝后可能被狼子野心的曾国荃等人火中取栗,或受到已经羽翼丰满的淮军势力威胁,以及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的存在,曾国藩最终没有冒称帝的政治风险。

然而此后,曾国藩的气势开始转入下行通道,一世英名逐渐被挥霍殆尽。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太平军之后反抗清朝的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区域歼灭捻军,但用兵很久却无功而返。因为捻军以骑兵为主,忽来忽去,难找踪迹。次年冬,不耐烦曾国藩成事缓慢的清廷改派他的学生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之任。曾国藩由此遭受成名后的重大挫折。1867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命前往查办,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被视为屈从法国势力,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再碰壁后,曾国藩于9月重回两江总督之任。但他也并没有在这个托底的两江总督任上干多久,1872年3月,曾国藩在南京病逝,赠太傅,谥文正。

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曾国藩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谳之为元凶,誉之为圣相”。反对者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名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说,曾氏者,清廷鹰犬也。直指曾国藩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师”。虽然从当时的清朝国家意志层面去看,曾国藩应该是一个功臣、英雄,但其所作所为不能与人民或后世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相吻合。

而更多一些名人则多给予曾国藩以赞美之辞。如清末民初的名人梁启超就称:“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而非有超群帙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意思是说,曾国藩是一个与众不同、超凡出众的大人物,遭遇大挫折却成就大事业,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级的伟人。不过,这多少给人一种梁启超自道的感觉。又如有人称曾国藩“即我国旧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具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这是说曾国藩颇能平衡,是中庸的大家,更是全才。曾国藩的朋友而兼政敌的左宗棠,则称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意思是说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而撰有《湘军志》并对曾国藩有所不满的王闿运也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这“一二人”,当然首推曾国藩。此外还有诸如“中兴第一名臣”、“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等。所以这些评论与贬之者所谓“曾屠户”、“曾剃头”、“卖国贼”的译论并存,正应了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人有各人的眼光,而这也就形成了历史的扑朔迷离。当然,这同时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数数曾国藩的气数

论争议如何,一个事实是曾国藩能够从一个农家子弟,在波无澜起伏的时代和历史舞台上成就当时人所看重的功名事业,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和过人之处。

第一,曾国藩对人生的理解非常有穿透力。这种穿透力,说的是对人生只有看透了,才能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一生很有见识,并因此而有追求作为的紧迫感和一定程度上的超脱。曾国藩一次在写家书时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岂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只有空出来地方,才能装进去东西,并产生新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一文不值,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生活就是迷途,人都是先有其谦虚才有所学识,先有其识才能有所成;没有超脱境界的生活往往会愁眉不展,自以为是,无所作为。曾国藩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人生的短暂,自然就容易虚怀若谷并登高望远,有气魄而且追求有所作为。可以说,上述对人生的重要见解是曾国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思想保障。

第二,曾国藩为人很有志向力。这种志向力,就像人只有目标明确,明白自己是干什么来的,才最有可能成功。这种志向力,说的是人要立志才能踏上成功之径,无论这种志向是较小的吃喝玩乐、鲜花美女、功名利禄,还是较大的为国为民。而曾国藩为人非常有志向,他曾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我分内事也。”当时他宣扬说:“以仁存心应该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不忝父母之生,不愧天地完人,这就是先王经世的精神。”为此曾国藩还把原来的名字“曾子城”改为曾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如云中展翅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谓“莫道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这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今日看来仍然难能可贵。虽然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曾国藩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这一点做得言行不太相符,但在其青年时期以及早期的官宦生涯中,这种以求德、求仁、求善为读书与从政的目的,并以此立志,还是给了曾国藩奋斗的力量以及较为有利的从政环境。当时以道光、咸丰两朝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北京的大小官员,也尚有一点清明之气,故也喜欢曾国藩这样有志建功立业的年轻人。

其实再放大看,无论何种时代的各色人等,活在世上都当有所作为。没有大作为,人生的风景线就不会出现云彩。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以天下为己任。这正是学习曾国藩不可不学之处。但可叹的是,目前某些人却把曾国藩学歪了。在他们那里,哪里还有多少以天下为己任,只是用曾国藩的成功之术为一己谋利,以己利为任。

正因为曾国藩有志于做出一番事业,因此他能够坚韧不拔,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在曾国藩的言论中,自警的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坚忍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遇到不如意之事随时以意加以化解,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更不能傻忍生闷气,以致伤肝伤身。在遇到挫折时,曾国藩喜欢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尤其是对同事更要如此,否则会招人耻笑却难得帮助。一切痛苦自己担当,甚至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们生根发芽,变成进取甚至复仇的动力。有野史说:幕僚替曾国藩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概:不服输,不害怕;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犟精神。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看重,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一定的胜利?

第三,曾国藩很有执行力。这种执行力,是把自己或他人的主张落实成具体事的能力。世界不缺乏主张,缺少的是得到落实的主张。而曾国藩却非常注重亲身实践,即使不能亲身实践也会组织他人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曾国藩的《挺经》主张,“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他所瞧不起的,是于局外呐喊的人。可惜的是,这种人从来都太多太多。尤其是一些读书人,更易“坐而论道”,难起而践行。因此他们所论之道,最终也就往往会沦为替不作为不行动找的借口,缺什么喊什么,他们总是说自己本应如何有为,却从不行动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个自己;即使自己不能做,也不能组织一些人去做,或兜售自己的主张。他们总是一事当前,先求舒适,等待别人的安排,而不是艰苦努力;一事未成,先计其利而不计其行,坐而幻想至终老,或行事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最终一事无成。而事实上,曾国藩却强调“做事是硬道理”、“成功是硬道理”。这一点,始终为重视实践、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因此曾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综观曾国藩对人生的感悟与志向,可以看出毛泽东此语是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实践上提出的。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未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显然是受到曾国藩启发,即主张做事首先要有一个恰当的主张和立场,并依此执行,坚持到底。毛泽东说:“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则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曾国藩事迹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实际上是从大视野的角度先看透,形成治理天下的理念或普世价值,找到能在每个人心中都激起共鸣的主张,再居高临下地实践,从而使一切矛盾的纠结豁然开朗,建成大功大业。在毛泽东眼里,与其时代与地域接近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首推曾国藩。此外,青年毛泽东所主张的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也与曾国藩的观点一脉相承,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精英”的行动思路和角度。当然,其并非简单盲动,而是有思想有计划地在大战略下指导的行动,就如:“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第四,曾国藩做人很讲究自驱力。这种自驱力,就是时时给自己以勉励,鼓励自强,像赶牛一样驱使自己去成功。西方谚语说,世界上只有两类天才,一类是与生俱来的,一类是除了聪明而一无所有、但终生勤奋的人。人活一世,除了希望你好的人和特别憎恨你的人,几乎没有人会驱使你去努力,所以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自我激励的效果如何,自己用鞭子把自己赶向何方。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勤勉守恒所致。他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他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多卷;他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他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阳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三是要事常亲躬。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晚起为本。而后来许多成名成家的人,也都推崇“黎明即起”、勤能补拙。虽然这里的“勤”字主要体现在时间上,早起也不是绝对的,但勤奋是成长的根本从来都是公认的真理。曾国藩认为“精神愈用而愈出,阳气愈提而愈盛”,说“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相反,一个不上夜班而早晨却习惯赖床的人,肯定会多贪图享受与淫乐之心,也就涣散了精气神,难以干成什么事。

曾国藩年轻时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曾经借钱买了一套廿四史。虽然他家当时非常贫穷,但他的父亲并没有责怪他乱花钱,而是说只要你能读一遍这套书就没有白买。而曾国藩也真的在回家之后,想尽办法通读圈点了一遍,这正是他勤奋的一个体现。试想,一部廿四史并不是简单的几百页而是万余页,随便翻翻倒不难,难的是都读完。曾国藩由此也养成了好读史览史的好习惯,自谓每日要把没有标点符号属于“白文”的史书,圈点十页。而且读书时就像对待爱情一样,如果一本书没有读完就不放弃,不见异思迁去读第二本,以训练自己做事有始有终。至于他练习书法,亦是如此,就是在军中也不间断。龙梦荪曾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说:“曾文正(曾国藩字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按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遇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极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而当身处军营,统领湘军时,身体条件并不十分好的曾国藩,也是不辞辛劳地总理军务,避免荒弛。这位一生勤奋的事业强人,依靠勤奋锻炼能力和提高生存本领,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

第五,曾国藩很有分寸力。这种分寸力,体现出一个人对周围人的交往尺度,也反过来体现出一个人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无止境地要求别人有多高尚,但要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而曾国藩所持的中心思想就是待人以敬恕为主,与人为善,好学人之长处。曾国藩称:“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他要求自己的家人遵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君子之道,莫善于下,莫善于不下”。所谓有“下”,不一定非要低三下四,但要谦恭,要礼贤下士。但这也不是装出来的恭恭敬敬,而是要当成一种以诚为本的行为习惯。即使是假的,也要假久成习惯,假久成实。《庸庵笔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傅相(李鸿章)入居幕(曾国藩幕府)中,文正每日黎明必与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晚,傅相遂不欲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号称是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曾国藩一生中很少对他声色俱厉,但唯在教导“诚”字时,可以当众羞辱老李,这确实值得人深思。

曾国藩为什么对人对己都强调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呢?这恐怕是因为这老先生深受儒家之学的影响。再者,他统领千军万马,不诚又何以服众?所以曾国藩认为,敬恕是做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早年,曾国藩在京城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养的日课表上,第一条就是“主敬”,即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曾国藩还将“恕”列为后代必须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曾国藩说:“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正如《论语》提出的“色难”问题,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下巴朝天的人,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为心声”,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和自私自利,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要不怎么说“听话听音”呢。三是文字。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亦圆融成熟稳重,不要口气太大,否则授人以柄,追究起来可不是小事。四是随员下属。他们是官员的延伸和爪牙,因此为官者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第六,曾国藩作为政治军事人物,成功最关键的原因是他非常善于选人用人,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笼络力,即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牛的人,都不可能单独成事,所以人必须善于组织和使用人才。这正如《吕氏春秋·用众》所指出的:“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既然人都有其长,亦都有其短,当然就应当互相协作以取长补短。用人,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话题。越王勾践之所以能灭亡吴国,称霸诸侯,是由于他能屈己尊人,虚心听取、集中各方面智谋。相形之下,其敌国吴国有一伍子胥而不能用,最终导致了亡国。诸葛亮一世英明,但没有很好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培养人才太少,以致后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而用人的好处据《说苑·权谋》说:“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明代兵学家何汝宾在《兵录·论将》中说,在决策前必须与众人谋议,原因是“一己之见有限,众人之智无穷”。《何博士备论·吴论》中说:“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迫,使无失平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

可以说,对于先贤这些拉着袖子苦口婆心的劝告,曾国藩听得进去,做得也可谓有板有眼,恰如其分。一般而言,曾国藩选人不问门第,不分贵贱,汉满官员一视同仁,只看本领,看实绩。谁的战功大,谁就升迁快。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意思是说识人取人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强调首先要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誓死效忠清王朝,至少要效忠他曾国藩,具有誓死如归和顽强战斗的意志。曾国藩曾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劳。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乏,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厥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同时,由于曾国藩对于当时清政府中接替已经腐朽的八旗兵为军队主力的绿营兵官气深重、争权夺利、办事拖拉、埋没人才、消磨锐气、卖官鬻爵、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很是反感,认为“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卒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为此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的军官,选将必须注重“淳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此外,曾国藩强调“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也就是,用人要用那种干什么事就一干到底,能吃苦耐劳,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人。因为天下的事没有一帆风顺的,而一般无所成的人之所以无所成,正是因为不耐烦,不能坚持。为达到上述用人目的,曾国藩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年轻有为的主要给官职、给前程,使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年老的赏金银、奖物质,使其帮助招揽人才、照看家业;文官精神奖励为主,武将财物当先。可以说,在曾国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拘一格降人才”。

曾国藩因其用人之术在晚清那样一个信仰崩溃、价值趋向多元化的时代,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焘等,在洋务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在科学上有徐焘、华蘅芳、李善兰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幕僚与曾国藩大多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因此能够从为人处世上给曾国藩许多启示,在处理湘军事务时,在很大程度上能以平等态度对曾国藩提出中肯意见。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才的支持,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成为近代中国的洋务派提供了眼界与思想的根基与空间。正是因为有这些幕僚的出谋划策,曾国藩的智慧才被放大了。

第七,曾国藩值得关注的用人之处还有“用上级”,即一种颇有点庸俗意味的攀附力。曾国藩的发迹,离不开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提携。曾国藩在道光末年中进士,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高足,被授以“检讨”官职。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某天穆彰阿对曾国藩说:“明日上朝,我决定正式向皇帝推荐你,你要有个准备,把四书五经多加背诵,皇上或许要试你的才学。”曾国藩听了受宠若惊,躬身作揖说:“多谢恩师栽培,晚生自当珍惜这个机遇,绝不负恩师重望。”第二天,穆彰阿上朝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听了,问道:“你说这个门生才堪重用,不知他有什么超人才能?”穆彰阿脱口而出:“曾国藩的超人才能是善于留神,过目不忘。”咸丰皇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穆彰阿便告退。谁知咸丰皇帝在穆彰阿走后,却开始琢磨怎么试验曾国藩是否有过目不忘的超人之处。于是两天后,咸丰皇帝命太监传旨给穆彰阿,让曾国藩初一卯时在中和殿候见。穆彰阿大喜过望,忙把这事告诉了曾国藩,并嘱咐要好好准备,以应付皇上的测试。曾国藩信誓旦旦,表示决不辜负恩师厚望。初一这日天未亮,曾国藩即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去了皇宫,随太监来到中和殿。太监命他等着候见,便关上殿门走了。曾国藩环顾大殿,见殿内金碧辉煌,气氛肃穆。他不敢坐,挺直身子站着,竖起两只耳朵谛听门外动静。可是总不见太监前来召唤,他心里惶恐起来,不知道是凶是吉。后来,他站得腰也酸了,便在大殿上左走右踱,这才见到大殿四壁挂着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由于心神不定,他也无心细看。之后太监终于来了,却对他说:“皇上今日没空,命你明日再来。”曾国藩怏怏不乐地走出皇宫,急忙到军机大臣府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后突然问:“你说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国藩摇摇头说:“当时我心慌意乱,只留意殿外动静,没心思理会和细看字幅。”穆彰阿说:“召而不见,定是皇帝为试你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才能而刻意安排的。皇上必定会马上再召你,这怎么办呢?”后来,穆彰阿请皇宫总管太监王公公将中和殿上所挂历代先皇的圣训抄好,于当晚送来由曾国藩背得滚瓜烂熟。

果然第二天咸丰皇帝在保和殿召见曾国藩时问道:“昨天在中和殿上,你一定看见了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你可曾留意先皇的圣训都说了些什么?”曾国藩跪奏,将圣训背诵如流。咸丰皇帝又惊又喜:“果真是个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奇才也,此人理当重用。”几日后,曾国藩得以擢升为吏部侍郎。从此,曾国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终于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而这重要的一步,与其攀附穆彰阿不无关系。

虽然曾国藩成功了,而且成功得也有理由,可他在思想、观念和行动上与其同时代或以前时代的某些人物相比,其实还是很有差距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优点往往潜藏和包含着缺点,光鲜同时隐藏着暗伤。曾国藩既非国宝亦非国贼,只不过是封建王朝行将寿终正寝时,一个不知不觉中挽狂澜于既倒的有才干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曾国藩既有其成功的优点,但也有许多不足:他言谈上的慷慨,可能正是他行动失败后的一种渴求;其道德上的某种呼吁,可能正是对自身一种欠缺的不安。

因此,了解曾国藩不必神话,借鉴曾国藩不必盲从,楷模曾国藩不应只学些皮毛或者学“跑题”了,甚至专门盯着曾国藩的缺点为自己学坏找借口从而学错了方向。同时,看历史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要以现在的标准去“套”,把不是曾国藩的东西强加在这位中国式标准官僚的身上。对曾国藩的评价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历史人物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哪位“名人”说了什么,就当做金科玉律跟在后面起哄。因为一些“名人”在某个年代说的话,大多有很浓厚的政治目的,是当不了真的。何况歪学曾国藩的人为什么不想想,当大家都在学曾国藩的时候,在人与人的智力水平都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死学、歪学者彼此最多只能打个平手。因此,做官做人做事要读曾国藩,但更应寻求超越他。春秋时曾子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学习曾国藩,今人仍然需要学其精华并谋求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其不足。

当然,本书并无对曾国藩任何的不敬。但本书始终执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学曾国藩而不能超越,甚至唯恐哪里做得与曾国藩不同,从而诚惶诚恐,不也是学得太累了吗?这对于喜欢与众不同,喜欢轻松生活的现代人来说,可真是一种罪过。相反,如果本着超越曾国藩的态度来学习他,真可谓一种既轻松又大气的态度。

那么,曾国藩哪些地方需要超越,在历史上谁能超越曾国藩?接下来,本书将以与曾国藩同时代或处于其所生存时代之前的历史精英的故事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第二章 权变圆融VS阻力执著,谁能超越曾国藩

成功需要执著,有的人却执著于成功的阻力,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人创业之初,往往会因追求成功的急迫心情而形成一面阻力墙,而且越是急于成功,面对阻力越是执著己念,这面阻力墙就越是强大。如何砸碎、穿越这面阻力墙?与曾国藩同时代或其前时代的一些智者,用权变圆融的智慧给出了答案。

曾国藩的那面“阻力墙”

到曾国藩,人们都说:“那小子很有手腕。”说

曾国藩所以被同时代“精英”与后人视为榜样,“做官要学曾国藩”一语所以流传,是因为他的成功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个出身农家、在非汉族人统治的大清官场奋斗所能达到的巅峰:清廷皇帝和慈禧太后面前的汉族领班大臣,可谓享尽一生荣耀,混得相当不错。不可否认,这番成功得益于曾国藩的“七力”功夫。穿透力和志向力,给了曾国藩看透事物的眼光和奋斗的目标;执行力和自驱力,给了曾国藩心想事成的具体可能;分寸力、笼络力与攀附力,为曾国藩营造了相对宽松的人际环境。

但实际上,曾国藩在拥有过人手腕的同时,也遭受过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阻力。其所谓的宽松人际环境,更多体现在曾国藩参与帮办团练组建湘军之前,即他做京官的时期,以及其后湘军称霸时他一呼百应之际。而在衔接这两个时间段最为关键的中间环节,也就是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以及湘军由小而大的过程中,他的状况则完全应该用鱼失于水、四处碰壁来形容。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在创办湘军时,曾国藩一生最大的事业才算是开始。不然,人们谈论曾国藩时,为什么更多谈到他是湘军统帅而不是早年的青年官宦?这种创业之初的人际环境困境,或许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创业阻力墙。它最值得研究,也最需要借鉴,因为这种阻力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

事实上,一个政治与军事人物创业时,最大最主要的阻力可能并非出于自身,因为这样的人既然想干一番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决心提高自己,想尽办法解决事业本身带有的难题。但别忘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加利益的社会。所以往往创业之初最大的阻力会来自外部。原因是创业者可能一时并不了解所处的周边环境,或者处置不得法,尤其因为此时他的创业热情极高而易理想化地处理人际关系,结果很容易激起外界的反感。如果再加上有人担心创业者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百般阻挠,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那么一切就更加困难。这种非来自自身,主要来自外围的创业阻力,可以称为创业阻力墙。而它在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曾国藩的处置,也最可以称为失败的典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曾国藩从帮办团练开始到登上汉族领班第一大臣的巅峰之路并不平坦,相反,由于他“工作思路”有问题,权变圆融的本领不强,面对最初的创业阻力墙,其经历简直可用四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来形容。事实上,曾国藩一度曾因这种创业阻力墙而几乎自杀。

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尚因母亲病故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接到了朝廷传来的寄谕,命令其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以镇压当地的太平军及其他农民起义武装。他的好友郭蒿焘和九弟曾国荃,也积极怂恿他出头。曾国藩于是便组织了一帮同乡、师生和亲友,搞起了地主武装湘军。从接到咸丰帝的命令开始,曾国藩走向“辉煌”的那段人生以最坎坷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咸丰四年(1854年)一二月间,刚刚编练成军的湘军首次正式与太平军交锋,即于长沙附近的岳州、靖港惨败于率太平军西征的石达开之手,不但丢失了岳州而且折兵千余人。尤其是在靖港之役中,湘军水陆军皆大败,使对湘军倚为长城寄予厚望的统帅曾国藩本人又羞又愤,企图跳水自杀,幸得幕僚陈士杰、李元度派人抢救才免得一死。对此,当时的湖南官绅无不议论纷纷,有人骂曾国藩无用,花了那么多钱办军队却一事无成;也有人乘机主张解散湘军,以解对曾国藩的愤恨。其中湖南布政使徐有壬,就带头找湖南巡抚骆秉青代之刀章,要求参劾曾国藩,解散湘军。一时间满城风雨,不亦乐乎。曾国藩本人亦悲观到极点,在被救回到长沙后也不换投水时弄得全是泥巴的衣服,也不洗脸梳头,不饮不食,整个保持着一个乞丐般的“风采”,并写好遗嘱暗令其弟曾国葆买回棺木,准备次日自杀,以谢初战败北之罪。幸好次日黎明时分,忽然传来湘军在湘潭打败太平军的消息,犹如一阵大风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黑云压城的舆论形势,徐有壬、骆秉章等人才渐渐偃旗息鼓,放曾国藩一马。

虽然曾国藩在成败利钝瞬间的遭遇,有万事开头难的客观成分在其中,有当时官场存在根深蒂固的短视和缺乏宽容并对他落井下石的心态的因素,有国人那种满意就捧上天不满意就踩在地的劣根性的因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得到理解。但曾国藩本人的所作所为,也充分暴露出其虽已届壮年但承受力却并不高,对世事仍然看不透,一旦失意即乞丐思想上心头,自暴自弃的弱点。

究其原因,最不容忽视之处在于曾国藩本人此前的不善于权变圆融,树敌过多,已经为其初败即遭人落井下石埋下了伏笔,自造了厚重的创业阻力墙。

想当初,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命他出山帮助湖南地方兴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当时官场的黑暗和社会混乱写道:“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急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志、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这封信充分反映出曾国藩对当时官场的看法,痛恨统治集团内部无视共同利益而导致的腐败无能,当权者又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用良才的可恶,以及一般地主士绅的软弱散漫。这种看法,虽然符合当时官场的一定现实,但也透露出“曾国藩眼里没好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如果当一个议论时风的青年官宦倒没有什么,反而会赢得一定的清名。但如果一个现实做事的人抱着这种担心和反感,就难免会自造障碍,自讨苦吃了。因为这种官场腐败情况既然是现实,而曾国藩对其采取的又是反感而不是想办法改变或巧妙利用其达到正和善,那么这种现实绝对会反过来成为曾国藩的障碍。

当曾国藩踏上编练湘军之路后,果然因为成见在先,举目无好人,而与各方他需要借助资源编练湘军却又看不惯的官场人士矛盾不断,加上曾国藩身份是团练大臣,既非地方大吏,又非钦差大臣,角色尴尬,心态容易不平衡而易怒,更对这种被动的人际环境雪上加霜。如曾国藩初办团练时,一到长沙,就与当地的“三宪”彼此看不惯。曾国藩觉得这些人官气太重,而“三宪”也有些瞧不起他。这“三宪”是湖南巡抚潘铎、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他们不但都不买曾国藩的账,有时甚至还有意刁难。而曾国藩也不是省油的灯,哪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就针锋相对,你来我往。自然,双方一直矛盾不断,结怨甚深。不但如此,就是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潘铎因病请假离职,其职位由前湖南巡抚官场老油条骆秉章兼任时,曾国藩虽未与其发生什么直接冲突,但关系却也相当淡漠。而且正是这些要人,不断刺激那些对曾国藩不满的湖南官吏乘机弄法,搞得曾国藩备感孤立,十分狼狈。最后当曾国藩初战败绩时,这些人便合伙对其嘲笑、打击甚至要让曾国藩“人言可畏”而死。平心而论,曾国藩本意是来救这些湖南官吏于太平军攻伐之中的,结果却因为关系没处理好而好心没好报。而且更可气的是,你要是搞不好对外关系,自己坚强点也行啊,却非要动不动就上演自杀。

其实,曾国藩类似的尴尬处境在此之前也不是没有。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不久,接过清廷烂摊子的咸丰皇帝为渡过难关,一方面罢黜穆彰阿、惩办耆英等迟滞镇压起义的人;一方面下令征言,命各大臣就用人、行政事宜各抒己见。当时,曾国藩就尝到了不善权变,不能用别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说话行事,最终激起别人反感,费力不讨好的苦头。当时在咸丰的“感召”下,曾国藩接连上疏,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三项措施,企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局面。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他在列举了清朝军队的腐朽状况之后指出:“医者之治疮痛之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卒,盖亦当量为简汰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扭转不了废弛的状况。”

然而他不知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虽不完全是故弄姿态,但在当时甚至以后都没有做好革除弊政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却也是事实。尤其是咸丰皇帝出于维护统治者的威严考虑,也不愿手下提出的问题太尖刻,即使手下人说的话尖刻,也要说得好听一点,别太直接,别让他下不来台。所以他虽然赞赏曾国藩的建言,却不能接受曾国藩的意见。而曾国藩书生之见,也没有摸透这个刚刚登基的皇帝是真的想孜孜求治还是只作秀,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却仍然在见到皇帝未对自己的上疏作出反应后,又依老套路旧途径于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再上一疏。虽然他上疏的时机、方式了无创意,但这次上疏却因矛头直指咸丰本人而引起重视。后来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余又进一谏疏《敬阵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他上疏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咸丰皇帝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防琐碎之风,杜文饰之弊”,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希望朝堂上的人能担当起来,“皆趋于骨鲠”,且遇事不敢退缩。也就是大家都正直起来,别成天吹吹呼呼,你拍马,我捧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唯有工作干不好。不过,曾国藩虽然忠心耿耿,所引起的重视却是:咸丰披览未毕,就把他的奏折扔在地上,准备命军机处收拾他。只是由于祁隽藻、季芝昌为他苦苦求情,才免于获罪。后来获知真相的曾国藩也是心惊胆寒,从此便打消了对清廷进行整顿的念头,而且锋芒顿减,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或对其大政方针表示不满了,甚至上疏称:“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捱到咸丰二年六月获得江西乡举试差,并获准事罢回家探亲,他才如释重负,立刻登程南下。

平心而论,曾国藩作为清廷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上疏言事直谈咸丰个人执政缺陷也好,或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与那些腐败得多的官员作斗争也罢,都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出于一片好心。问题是他在策略手段的选择和时机把握上,缺乏对受谏纳谏人及需要借助的人心理的正确揣摩,缺乏行事的灵活性,从而在进言上丧失了一次扭转当时行政弊端的机会,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时却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来自高层或清 咸丰帝朝服像同事的私敌。这种适得其反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言以蔽之,曾国藩不善于真正地承认现实,并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恰当的权变圆融手法达到原本很好的目的。尤其是因为他有一般读书人那种迂腐和极端,偏要执意而为之,结果就成了自己发展的阻力。而实际上,教条、迂腐,不应与读书人为伍,读书最应该得到的就是大气与灵活。

以曾国藩编练湘军维护长沙地方利益反而引起湖南官场反对而言,个中原因虽然有当时的官场习惯于窝里斗,对新人持怀疑态度,总认为新人干不好,以及扭直为曲、胡褒乱贬等大环境的原因,但也有曾国藩个人的一些不当。如曾国藩在编练湘军时开设的审案局随意抓人杀人,宁可错杀百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客观上激化了地方矛盾,引起那些虽然贪腐但也希望天下太平、好平安无事捞钱的官员的不满,这样做也是对由按察使陶恩培主政的湖南司法机关的公然蔑视。同时,曾国藩令绿营军官与湘勇一起会操,并弹劾德清、保荐塔齐布,更形成了对提督鲍起豹权力的藐视与侵犯。因为按照清朝常例,清朝各省的绿营直辖于总督,巡抚及其以下文官,除兼有提督衔者外,不得干预绿营兵的操练事务。而湖南的具体情况是:设有提督,绿营操练按规定自然当由提督负责,巡抚也无权过问。当时负责编练湘军的曾国藩,以在籍礼部侍郎帮办团练事务的身份,当然更无权干预绿营营务。然而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渐渐把手伸向了绿营军。

这位塔齐布属满洲镶黄旗人。他与曾国藩的结识,源于曾国藩刚到长沙时聘请了三位教师教练官勇武艺,塔齐布即为其中之一。当时塔齐布的身份是以督司署理抚标中营守备,因其骠悍骁健,无一般旗人和绿营官弁的腐败习气而深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塔齐布很快由都司而游击,而参将。由于这番原因,塔齐布自然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唯命是从;曾国藩为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亦有意礼贤下士,倾身交纳这个旗人出身的绿营末弁。二人遂交往渐密,事事相依。

曾国藩练勇,除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外,还规定进行政治训练,其具体办法是由曾国藩亲自对兵勇训话,大搞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是纪律教育和为人处世之道。这本是其份内之事,无可厚非。但从咸丰三年四月起,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传令绿营营兵也来会操,并与练勇一起听取政治训话,虽盛夏亦无一日之间断。可绿营兵作为清朝接替曾经骁勇而已颓废的八旗的兵将,自然也是将骄兵惰,一向藐视团练,轻视文官。所以无不将曾国藩以团练大臣身份令他们与练勇会操视为一种侮辱。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早已步八旗子弟后尘,平日根本不进行认真训练,不过是把训练当演戏而已,更兼有烟酒嫖赌恶习,何能忍受“夏练三伏”之苦?因而他们对曾国藩此令大为不满,对其训话更是极为反感。其间的代表人物即长沙协副将德清。结果,曾国藩令出之后,唯塔齐布独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各营不仅拒绝会操,还指责塔齐布谄媚曾国藩,群起而攻之。曾国藩闻之,遂直来直去针锋相对,以平日惰于操练、战时临阵退缩逃避为由参劾德清。德清不服,前赴湖南提督鲍起豹处诉冤,并反控曾国藩六月操兵、虐待军士,塔齐布与练勇会操为破坏营制。鲍起豹遂扬言,盛夏操兵乃虐待军士,敢有违令操演者军棍从事!塔齐布闻之畏惧,从此亦不敢领营兵前去会操。湖南司、道官员等见此情景,心中暗喜,认为是对好事者应有的惩罚。在这种气氛下,绿营兵就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不久,鲍起豹的提标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提标兵鸣号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欲杀一儆百,稍抑绿营兵这种怯于战阵而勇于私斗的风气,就通知提督鲍起豹,指名道姓索捕肇事士卒。鲍起豹借着早先积下的怨气,故意大肆张扬此事,公然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公馆。而提标兵群在鼓动之下则气势汹汹,散满街市,先去围攻塔齐布,毁其居室,塔齐布躲藏于草中才幸免被伤;接着又于当晚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其随身亲兵,几乎将曾国藩本人击中。曾国藩狼狈万状,只得向骆秉章求援。原来曾国藩的公馆就设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中间仅一墙之隔。但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可近在咫尺的骆秉章却故意装聋作哑,坐观事态的发展,直待曾国藩前去打门,方才故作惊讶,出而解围。骆秉章一到,便给肇事者亲自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而对备受屈辱的曾国藩却无一语相慰。事过之后,骆秉章对永顺兵和鲍起豹亦无追究弹劾之词,提标兵事件遂不了了之。使曾国藩难堪的是,此后长沙城中浮言四起,物议沸腾,举凡湖南巡抚及司、道官员皆认为曾国藩不应干预绿营兵事,提标兵事件实属自取其辱。这样,曾国藩就再也无法在长沙待下去了,只好借口湖南形势不稳,须亲自坐镇,于咸丰三年八月离开长沙,移驻衡州躲避。

当时连骆秉章这个官场老油条,都看曾国藩不顺眼,曾国藩的创业阻力可想而知有多大?

这个骆秉章,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与洪秀全是老乡。骆秉章家有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全家历来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春联)为生。下层的出身和早年的清贫对骆秉章的发展颇有裨益,至少骆秉章勤学肯干,又善于与官场周旋。作为湖南军事首脑,骆秉章还是比较识大体、顾大局的。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于得到清道光皇帝信任,57岁的骆秉章放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擢升湖南巡抚。第二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势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败再败。清政府命湖广总督程矞采前往湖南督办防务,堵截太平军,骆秉章与湖南提督余万清充当程的副职。当时,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带文武随员百人道经湖南,到达广东后却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参了一本说湖南抚藩废弛,骆秉章因而被罢官。不久,朝廷要求他“回京另候简用”,但同时又要求他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后才能交接进京。由于当时长沙城多坍塌,城门早已不能关闭,城垛更是全无。骆秉章估计太平军随时会入湘,届时情势将危急不堪,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随后省城司道官员也纷纷捐款。加上他奏请借官家库款两万两,启动修城,长沙城墙得以很快修复。农历七月中旬长沙城门修好,城垛已备,太平军将领萧朝贵也带领一彪军队杀到,奋力攻打长沙城。当时清军各路援军、正帅、副帅皆未到,城内“只有兵勇八千”,且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因此在长沙得以守驻时,守城的将士纷纷感慨:骆秉章修城的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说重了便是挽救了危亡残喘的清军和长沙城。虽然如此识大局的骆秉章,与曾国藩的工作关系却很有些矛盾。曾国藩停舟在长沙城外,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对曾国藩“跬步不前”。

同样,在左宗棠因女婿捐军饷之事与曾国藩闹翻后,骆秉章也站在左宗棠一边。曾国藩于咸丰三年从长沙首次出兵对抗西征的太平军时,曾聘请左宗棠参与军幕,欲携之同行,结果却遭到左宗棠毫不客气地拒绝。这位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青少年时期家境不太富裕,上学主要靠公费,自入赘老丈人周家之后,生活才开始有所依靠。左宗棠在道光十二年(1834年)考取举人,三试礼部而不中,遂于道光十八年会试落榜后决意退出骆秉章像仕途角逐,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学问,天文地理,历代典章,无不考究。但随着学问日增,左宗棠也开始常常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他既不愿轻出以任微不足道的官吏,又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愤懑。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步行几十里赶往太平军大营拜会洪秀全和杨秀清,建议洪、杨放弃拜上帝教,改尊孔孟,遭到拒绝。其后不久,左宗棠便应邀参加了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军事幕府,为其谋划守城之策,对抗太平军。咸丰二年底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左宗棠随行湖北,同年九月张亮基调抚山东,左宗棠辞归。骆秉章再抚湖南,几次派人邀左宗棠入幕,均未获应允。但同样,左宗棠也没给曾国藩面子。原因一是左宗棠当时很有点瞧不起曾国藩,二是曾国藩曾向左宗棠的亲戚陶家勒捐并结下私怨,因而左宗棠不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令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

虽然当时官场之人与事固有其令人心痛之疾,可如果曾国藩能讲究点工作方法,注意化解的艺术,而不是一味直来直去,以绝对真实的面目蛮干,直接惹恼骆秉章、徐有壬、陶恩培等人,间接惹恼左宗棠,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在面子上如此难堪,在创业时阻力如此之大。到此可以感叹的是,即使像曾国藩那么牛,堪比“绩优股”的人,在创业时也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墙。因为即使你曾国藩再牛,可你也牛不过皇上,所以别人根本不会无条件完全接受你,别人更不会因你而完全改变自己——对皇上他们都可能欺上瞒下。所以当你改变不了现实时,就要注意改变自己,通过寻找与外界的平衡点,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化解钥匙在谁手中

所以借助以上事例说明曾国藩不善于突破创业阻力墙,是因之为与曾国藩并肩镇压太平军的胡林翼其实已经用权变圆融给曾国藩上了一堂生动的“创业方法”课,所以他不但游刃有余,而且也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烦恼。

胡林翼作为“绩优股”担任湖北巡抚后,有一个时期也曾经非常困难,在外经常被太平军赶得东奔西走,站不住脚,有一次甚至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几欲骑马冲入敌阵自杀。在内则因为别人腐败无所事事而看不顺眼,从而与其他地方官员多有矛盾,做事不顺。然而在处处不如意不顺心不开心的时候,胡林翼痛定思痛后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设厘局抽收厘金,填补军用,有了钱,自然就可以广为招兵买马,训练部队,有本钱打战,并胡林翼像能逐渐培训出善于打硬仗的部队。这招可以说是求“内实”。二是调整了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给自己创造一个宽松的官场工作环境。这招可以叫求“外松”。

而这后一着棋,可说是胡林翼最高明的一招。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原湖广总督杨霈被革职,荆州将军官文接任湖广总督。官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人。此人官僚习气很重,生活挥霍无度,而又不理政务,诸事皆委托幕友、家丁处理。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时对此甚为恼火,欲将官文一举弹劾而去之。但有人劝告胡林翼说,武汉位居天下之中,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向驻有重兵,清廷不会把这个地方完全交给汉族官员。若将官文劾去,必另派新人,后来者未必就比官文更好些,那时又将如何?如果不能除掉官文,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去接近官文。可以利用官文不理政事的特点,拿钱让他挥霍,供其享乐,每年不过耗银百万两,所获得的却是诸事可得自主,不致掣肘。这叫做舍金钱小利,而换取创业无阻的大利。为了最高目标,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性。

果然,胡林翼因此便转而笼络官文,甚至通过极力讨取其宠妾的欢心来接近官文。据称,有一天官文的这个宠妾过生日,最初湖南官场上有头有脸的人无一问津,都不屑为一个小妾过生日,着实令官文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他觉得颜面尽失时,胡林翼却第一个率领正妻而非妾吹吹打打前来祝寿,进而带动湖南官场要员前来参加。在祝寿宴会上,胡林翼更是认官文之妾为义妹,使官文感激不已。也正是此次事件以后,官文对胡林翼几乎是言听计从,不仅使其对湖北诸事全权在握,展布自如,而且遇有向清廷奏请某些难办之事时都由官文出面,遂至事事依奏,极为顺利。胡林翼由此逐渐确定了作为湘军重要统帅的地位,打开了对抗太平军的局面。官文亦由此得以坐享其成,不费一点气力而优先加官晋爵,先后获得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以及一等伯士爵等。真可谓彼此搭台,双方上台;彼此拆台,双双下台。

与曾国藩相比,胡林翼的聪明之处显然在于权变,其要领是正确判断自己的状况和身边的环境,了解所要接触的上司、同事的真实面目。首先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并承认现实,然后才是想法改变现实,改变不了就变通利用现实,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改变现实无外乎三条,要么改变别人,要么改变自己,要么大家一起改变。既然不能改变别人与既成事实完成某事,甚至可能促使别人变成自己的创业阻力墙,不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反其道而利用“不利”,通过别的路径以达到成功,进而再促进对方的改变。有一则《西邻五子》的寓言,说的是“西邻”有五个儿子:一个聪明伶俐,一个质朴老实,一个双目失明,一个驼背,一个跛子。按说,五个孩子有三个残疾,“西邻”的生活该够艰难了。但是因为他安排得好,让五个孩子各展所长:聪明伶俐的去经商,质朴老实的去务农,双目失明的去算卦,驼背的去搓麻绳,跛足的去纺织。结果是各得其所,生活越过越红火。可见,人的长与短只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去发掘。总而言之,既然大环境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就要想办法让环境为我所用,转换思维成大事。与此类似的是所谓“间接”路线,以迂为直,不要只是一味地认准“正”法,而应“奇正相生”。这样的话,在一定条件下曲折反而会变成坦途。

就官场上以权变突破创业阻力墙而言,除了向同时代的胡林翼借鉴外,在历史上值得曾国藩学习的还有秦末汉初的叔孙通。

叔孙通是在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搅乱期求万世却刚刚步入二世就走向没落的大秦王朝崩落时节崛起的一个据称才比范蠡的人物。但与范蠡既从过军,又善于武术技击和经过商不同,叔孙通从里到外自始至终都不过是一个文人。最初甚至可以说是穷酸文人,他手下只有一些听他讲儒家典籍的穷学生,所组成的团队根本无法与陈胜、吴广的武力求生存相提并论,更无比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和用兵之术“多多益善”的韩信。

然而叔孙通之所以作为儒者却在需要英雄和武夫的乱世生存下来甚至取得很大成功,全在于其善于在认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权变,变不利为有利,而不是把理想当现实一味脱离实际固守教条。对叔孙通而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过,而且未来还会发生,官场生存之道古往今来差不多,需要的只是具体地适应现实的圆融变化。

叔孙通最早的权变突破阻力之功,是当秦始皇制造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时,叔孙通作为儒者不但没有被坑掉,反而被秦始皇任命为博士候补,混了个可以简单比喻为今天博士候选人的职位。而当秦始皇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时,他不但仍然得到秦二世胡亥的青睐,还由博士候补“转正”为博士。据《史记》揭秘说,叔孙通得到二世青睐的生涯设计代表作,是当二世就“陈吴之乱”询问群臣如何看待天下大势时,叔孙通与别人实事求是的发言大相径庭――虽然他也承认乱子的客观存在,却故意淡化了这场乱子的规模及现实和潜在的危险。当时,叔孙通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强调:这些小民之乱即使不会自生自灭,也会在朝廷叔孙通像的打击下灰飞烟灭。从而颇令二世既感受到虚荣的安全,也重新获得了对未来的希望。而实际上,叔孙通心里清楚,实施暴政的大秦江山已经没法再维持下去了,陈胜吴广这些“刁民”也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不是维护秦二世那个对大多数人都无益的危局,而是让天下乱中生治,产生新的领导和生存模式。

一个人应变能力的高低,首先看他对变化是否敏感,即把握好形势与时机。从这一点上看,叔孙通比胡林翼还高明。因为如果说胡林翼还有些被动权变的话,叔孙通则是洞悉先机,主动顺应时势。这一点在他忽悠完秦二世就逃跑、追随刘邦打天下之后同样得到验证。叔孙通最初参加刘邦队伍时,刘邦利益集团刚刚掀起过一场“非儒”浪潮,可以说对叔孙通极为不利。据史家考证,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一天,刘邦见了一位口若悬河的斯文儒者。那人见到刘邦后便谈起圣贤之道。起初刘邦虽然对对方口中的“之乎者也”不甚了了,但还是作谦虚好学状不断颔首。只是等了半天,才发现这个人讲的还只是一个拐弯抹角要升官发财的引子,哪有什么经邦治军的真才实学,便不免使出高阳酒徒的性子来,劈面摘下对方的儒冠,解开腰带就往里小便,并得意扬扬说这是“朕送你的黄金”。俗话说上行下效,刘邦此举立刻在走向新兴的汉王朝集团中掀起了一股“非儒”运动,举凡贩夫走卒皆可在儒冠之人面前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而聪明的叔孙通一见这阵势,虽然怪那个穷酸的儒者一个臭鱼腥了一锅汤,以及刘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却也认定天下终是刘邦的,因此很识时务地立刻扯下儒服改穿干练的短衣服,并在言谈上颇重简约,只捡重要的说,深得刘邦欢心,自谓“知我者,叔孙通也”。而这叔孙通也不客气,仗着刘邦的赏识不断向皇上推荐些能征惯战的地痞无赖,以应刘邦荡平群雄、稳定汉代基业所需。他同时对一些因未受推荐而表示不解的学生解释说:“我不是不照顾你们,而是时机还没成熟。高祖现在用的是打天下而不是治天下的人,到需要治天下而不是打天下的时候,就轮到你们登场了。你们自着儒服,手持儒书,难道不知道《论语》中的感叹‘时也,时也’的含义吗?那就是时机的意味。”

果然,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任命善于顺应时势的叔孙通为礼官,叔孙通还真把他的学生都推荐起来,并再次得到刘邦的赞赏。只是这一次他不是脱衣服,而是穿衣服,重新披起儒服。究其原因,是刘邦发觉与他共同打天下的那些将军清一色都是好勇斗狠的官场流氓,跟他在一起习惯于拍拍打打、呼兄道弟,总让他生出一种享不到独尊的惆怅。颇令刘邦感觉皇帝也不过就是一个大字当头的头领而已,很是缺少当领导的快感。于是叔孙通毛遂自荐,为刘邦的朝廷规划了一套复杂的所谓正式礼仪,并于公元前200年在汉王朝长乐宫中开始实施。

那一年一个天气晴朗得不能再晴朗的早晨,经过叔孙通及其弟子私下讲解、示范“教化”多次的刘邦手下的文武官员们,开始了汉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朝贺。先是文官在东、武官在西,依照职位高低两厢降序排列,静静等待皇帝而不再是皇帝等待他们的到来。典礼开始后,群臣们逐个被带到刘邦的御座前宣读贺词,始终保持向刘邦低头的姿态: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官场对上低头的义务式传统。总之,一切都按照叔孙通以皇帝名义制定的规矩来,时间不得提前也不得拖后,动作不能敷衍也不能夸大。就连典礼之后的宴席也早已由礼仪官安排好规矩,让你喝你就喝,让你吃你就吃,否则九巡一过,礼仪官就会下令罢酒,届时谁没有放下酒杯就要被罚扫地出门,管你什么面子不面子。如此一来,在那个场合也就只有刘邦是“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难怪刘邦退朝后毫不掩饰地感慨系之:“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这么过瘾啊。”

虽然叔孙通的权变后遗症在于因此制造了中国古代官场上下级的绝对鸿沟等弊端,尤其是编造了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礼仪,这是后学者应该注意的。但从权变的角度来看,却不能否认叔孙通的权变成功的实质是搞清了现实,透视了现实甚至历史趋势,并据此而选择达到目的的路径。当环境不能接受某一主张与行动时,想点办法顺应环境,提供其所需要的合理主张而不是硬把自己的主张塞给环境,不能像孔子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但白费工夫还解决不了问题,而应该想办法通过变通,实现自己真正的主张。为此,叔孙通之道是:除了如此“密切联系环境”,必要时还要“密切联系领导”,投其所好,在与领导的交往中影响和校正领导,从而贯彻自己合理同时也多少应该是有利大局的政治主张。一句话,主张既要坚定,手段也要灵活。显然,这是较为高明的。与其相比,曾国藩就有些“看不惯,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或不愿做”,不善于合理地适应改变不了或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对于学习曾国藩者来说,增加权变之道无疑是提高学习层次的重要一环。

唯一不变是权变

变之“权”本是指一种树木,叫“黄华木”,又指“秤砣,秤权锤”,权变之“权”即从后一种意义演化而来,既有权衡轻重之意,又有不断改变之意。因权衡轻重,不断改变权重的大小,或左右移动,使之平衡。由此可见,“权”在古代度量衡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到治理国家,中到闯荡社会,小到维护改善关系,权变都是必备手段。这种权变手段主要包括经权和机变。

经权思维即通权达变式的思维,在特殊情形下,违反“经”,打破常规而做出变动的思维方式;机变思维即随机应变式的思维,跟着情况的变化,掌握时机,随时采取灵活应对的思维方式。其中经权思维以儒家为代表,机变思维以兵家为代表。如《论语》讲“时也时也”,感叹的是时机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则体现了“为将之道,重在权变”的思想,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五事”、“七计”和以“道”为首的权变基础,“敌变我变”、因势而变、因事制宜的权变规律和“知己知彼”、“悬权而动”、“料敌制胜”、“践墨随敌”的权变方法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提出了“权变”一词,并评述了古代纵横家、商家的权变思想与行为。此外还有诸如“善争者争于未争之际,能断者断于两可之间”,“知变才能应变,适变方可制变”。叔孙通儒家的经权、孙武兵家的权谋,以及司马迁笔下用权变治国理民,克敌制胜,外交游说和经商兴企的人物,都说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富有“变”的智慧的民族。曾国藩创业之初不对此加以考察运用,就难免会碰壁。事实上,呆板木讷,缺乏变通并不一定绝对代表忠诚;稍事变通,也未必不是忠诚的所在。实际上,“变”是人类世界唯一的不变,人岂能违背它?

人的主张所遇到的非物质性障碍,不是人就是观念和组织,而观念和组织实际上也是某个或某几个人的问题,因此权变最主要的就是因人因势而变。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其特定的性格、情感和思维方式,有时并不能接受另外一个人一相情愿假定的沟通方式与合理主张。只有像流水一样顺应潮流,寻找缝隙,寻找一些合理的路线,甚至以曲折求捷径,走以迂为直的间接路线,思想和主张才能畅通前行。当然,要把握好这种权变的分寸与时机并不容易。在这方面,也许另一个故事也能给我们以启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起义的赤卫军占领沙皇的老巢冬宫,看见墙上挂的沙皇、皇后和大公们的油画就要烧掉,群情激奋。这时列宁恰好在场,见状便说:“你们说得对,这些油画该烧。这些人过去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自己却想把自己的形象传给后代,用这些油画为自己树碑立传。你们想把这些油画烧掉是完全有理由的。”赤卫军看到列宁站在他们这一边,很高兴,就要动手。这时,列宁制止他们说:“我们现在不忙烧,反正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什么时候烧掉它都可以,也许开了大会当众烧,比现在烧更有意义。”赤卫军一听更高兴了,不再动手。列宁看大家都平静了下来,又向他们提出问题:“这些油画你们看画得好不好?”“这些画你们知道是谁画的吗?”有人就说出俄国许多大画家的名字。列宁又问:“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画连同冬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吸血鬼一方面压迫人民,一方面过奢侈生活和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证据?”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好。就这样,列宁一步一步地说服了赤卫军。虽然这个例子发生在曾国藩活动历史时期之后,但启发意义却是古今相通的。

不过,我们说曾国藩不善于权变并不是苛求古人,认为曾国藩在权变问题上一无是处。有一个故事说,曾国藩小时候认过一位干爹,中举出仕后就一直没有再联系过。一日,这个干爹忽然找到他。原来干爹的农田被乡里的一个恶霸占去了一块,干爹气愤万分,与恶霸打官司,却受到了县官的一番欺负奚落。无奈之下,干爹从湖南来到两江总督府,找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请求他写一个条子给那个县官。干爹的这个请求一时让曾国藩很是为难。一方面,曾国藩明显感到地方官员在欺压百姓,干爹明显是占理的;另一方面,曾国藩一向标榜清廉,从不写条子给下面的官员判案,况且湖南不属曾国藩的管辖范围。此番如果写条子,不是硬把不利于己的证据往政敌手里塞吗?该怎么做呢?曾国藩想了许多天,决定请干爹出席一个晚宴,说好第二天就让他回去。席间,曾国藩请干爹上座,并拿出一把扇子,在上面签好名,然后请每个与会的两江总督府的大员也都签上名,并郑重地送给干爹,以表孝意。干爹收了扇子,心中仍有不满,因为这毕竟不是条子。但曾国藩夫人欧阳氏提醒他说,上堂时你就拿出这把扇子,一定会管用的。干爹上堂那一天,果然拿出扇子来自扇。县官见后愤然大怒说:“大胆刁民,竟敢在大堂上冒犯本官,立将扇子收缴上来。”曾国藩的干爹不慌不忙地说:“这是我干儿子送给我的。”县官收上扇子后,本想一撕解气,却发现上面签的尽是朝廷命官的名字,顿时目瞪口呆,宣布休堂。然后恭敬地将老人家接入后堂了解情况,最后不得不公正地解决了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权变的缺乏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通病:读书多了,反而成了教条主义的奴隶,行事完全按一定套路和既定程序。就像诸葛亮北伐中原,六出祁山专走平坦大道,不敢险路奇袭一样,不习惯变通、用奇。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奉行思维定式的人,如果第一次选择坐了某路公交车,以后再安排出行线路时,90%都会以该线公交为基点,从而束缚了自己出行的灵活性。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思想的自我束缚。当然,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而是说读书时要保持一点警惕,“自拔于书”。不然“尽信书”则成了教条主义,还不如不去读书。同时,还要“自拔于流俗”,即不要限于身边人的见识,使自己的见识永远不敢超过身边的人。事实上,曾国藩所以乘着镇压太平军成功的余威去镇压捻军而未成功,就是因为捻军飘忽不定,与据城而守的太平军不是一路打法。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很大程度上是靠步步为营和太平军自己的失败。但在对付捻军时,这套旧打法旧经验就有些应付不了。

一个人的缺点往往贯穿于其全部的行动之中,人们看到曾国藩所写的家书,所总结的从政经验,大多都是在重复古人的言论,很少有自己的创见。显然,像曾国藩这样“官念”特别重的人,在进入官场后思想上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而很少再有活力和创新。他们“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思想从成年到走进坟墓一般都很少再有改变。即使有时要变化,也要为想出一个权变的主意费心伤神不已,除非思考私利时才会思如泉涌。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出于种种目的做了几件欺骗清政府的大事,如把病死的洪秀全说成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后来被李秀成在“自述”中揭露为病死,他为了进一步隐瞒事实很快将李秀成杀掉灭口。面对曾国藩这种“权变智慧”,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一支部队而成就天下第一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靠的就是一个“伪”字,靠的是当演员善于表演。他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招募湘勇作战,最后又将他们解散;他明明借助武力镇压太平军却硬说是天意;他常常自我标榜以“诚”,却是要求别人对他诚而不是他对别人一视同仁。这种权变,已经失去了原则而不能让人佩服。而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权变并不是“变而无经”,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灵活有余,守信不足,好变无原则;待敌以诈,对友也诈;过于圆滑,过于世故,过于变通,有越来越多的“例外原则”,有越来越多的“擦边球”。真正的权变,追求的是通过灵活变化达到贯彻执行合理主张的目的,其追求的是正而不是邪,是善而不是恶,是快乐而不是痛苦。

总之,在权变圆融以求突破创业阻力墙、解决难题实现成功上,需要借助胡林翼、叔孙通超越曾国藩。

第三章 洒脱进取VS郁闷发展,谁能超越曾国藩

生存的郁闷,就像一位追求权力的大众情人,一辈子与追求功成名就的曾国藩纠缠不清,给“曾国藩”三个字增添了无数的烦恼。郁闷,似乎总是与发展相伴。但现实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历史上那些洒脱进取的人已经给曾国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绝好版本。

郁闷发展愁杀曾国藩

曾国藩同时期的胡雪岩有句名言:“立志在我,成事在人。”与这句话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生大自信,而不是一切听天由命。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展示了一种豪迈的胸襟。胡雪岩还曾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这些话,又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其不拘泥于以往成败的豁达胸襟。

那么,曾国藩的豁达与胡雪岩相比如何?

放眼古今中外,无数与从政、经商发生些瓜葛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墨客所咏叹的主题,除了他们说多了既没人听也未必有人信的壮志、不厌其烦吹嘘幻想的爱情与跟自己没有多大联系的大好河山外,就是现实的得失、进退、浮沉等关键词了。如果调侃一点说,正是这些得以流传下来的人与人、人与事彼此之间的不愉快的音符弹奏沉郁情调,数不尽的文字,在不断地勾起后人惆怅的种子,并与官场上现实的郁闷一起,给后世的政治、经商、治学蒙上了一层难以洗去的忧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种郁闷的色调就非常明显,而且他不仅是前代政治忧郁的承受者,当世政治忧郁的受害者,也在把这种政治忧郁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人。事实上,曾国藩在豁达洒脱上远不如胡雪岩,甚至可以说他无法摆脱郁闷式发展。

在曾国藩的仕途与军旅生涯中,忧郁无处不在。这里只想着重谈谈他曾有几次经受生与死的最高层次的考验,正是这些考验,让后人慨叹曾国藩活了一辈子虽然受人景仰,却活得没有多少乐趣,活得太累,太郁闷。真所谓“郁闷啊郁闷,不在郁闷中崛起,就在郁闷中消亡”。换言之,曾国藩的豁达与洒脱,并没有达到中国古人的上乘。

这种不洒脱,首先表现在1854年4月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的靖港之战前后。当年4月4日,太平军在岳州被击败后,湘军王鑫部乘胜直逼长沙,占领岳州、靖港。4月25日,湘军攻下被太平军占领的湘潭。但4月28日湘军的有利态势则不复存在,湘军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曾国藩亲自督导的湘军水师更是大乱,纷纷弃船而逃,以致船上无一水手,战船40只均被歼灭。陆师团丁亦被太平军击溃,纷纷争渡浮桥逃跑,溺死者甚多。面对此种混乱危急局面,曾经誓师出征壮志满怀的曾国藩既羞且恼无地自容,遂于靖港对岸铜官渚投水自尽,但先后两次均被部下救起。在随后受湖南官绅嘲笑、百姓鄙夷过程中,曾国藩又十分难堪而决定自杀,结果自杀不成又遭人耻笑。曾国藩大规模仿制并构成湘军主要战船广东仿制的西洋战船图。

曾国藩“不怕死”,为何反遭人耻笑?这除了清朝人习惯于嘲笑任事而遭遇挫败之人和当时官场盛行落井下石之风外,恐怕也是因为历史上的败将无数,但即使寻死仍从容有风度者不可胜数,饱读诗书的曾国藩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得意时可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一旦失意或稍有挫折就无地自容心灰意冷,甚至想用死亡来逃避。虽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并不能完全苛求于曾国藩,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生而为智者、贤者、勇者,为英雄,为豁达于人生的人。但就曾国藩而言,他已经在当时的官场中纵横几十载,可谓久经考验,却仍然不能豁达于心胸。他之选择死亡,并不是慷慨的深思熟虑而是碍于面子有损的羞愧难当。

也许是本性难移,在此后多次同类考验中曾国藩的作为与靖港之败的表现并没有多少不同,没有在考验中因豁达了而选择死,仍是因虚荣而求终,很是缺乏长进。1855年1月15日,湘军水陆两师进攻太平军把守的九江城,太平军在该城下重创湘军陆师后,于1月29日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胜的心理,把一百二十多艘湘军轻型快船诱入鄱阳湖,然后沉大船于鄱阳湖口,使之不得逃出,从而将湘军水师分成外江与内湖两部分,外江为缺少快艇防护的大船,内湖为没有大船可依托的小艇。2月11日夜,太平军对湘军水师发动袭击,并俘获曾国藩的坐船,连清廷赏给曾国藩的白玉四喜板指、翎管等也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这令曾国藩再次感到羞愤不已,并投水自杀。在被救起之后,他念及自己惨淡经营的湘军水师遭此惨败,又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策马赴敌而死,只是经罗泽南等部下苦劝才作罢。事后,1859年曾国藩回忆这段往事时为自己开脱说:“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心乱情迷所致。

但此后1856年曾国藩再次面临生死考验时,也仍然没有多大长进。当年,太平天国在湖北的军事形势较为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石达开就留韦俊据守武昌,自己率军回击江西,导致曾国藩困守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后来研究湘军同时也是当时那段历史见证人之一的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之中好似见到曾国藩的窘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曾国藩)奏,其在江西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此后1861年11月,曾国藩被太平军三路包围于祁门,一度断绝对外的音信,曾国藩急得晚上睡不着觉,不住地求神问卦。在被张运兰、刘松山救援而转危为安之前,因无面目见人而自杀之心再起。尴尬的是,此次坐困祁门几乎可以说完全是曾国藩咎由自取。祁门地势本来就是兵家所谓“死地”,李鸿章等人事前也曾劝曾国藩尽快把指挥部移到别处,但曾国藩出于统帅的面子,将错就错,就是没同意,结果其死要面子的收获是又一次上演了最丢面子的拟自杀丑剧。

对于曾国藩的自杀之举,唐浩明先生在其三卷本长篇小说《曾国藩》中曾描述说,左宗棠在得知曾国藩靖港之役后选择自杀时大骂曾国藩“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却要效法愚夫村妇”,指责他只会做匹夫匹妇那种动辄喜怒、寻死觅活的事,并质问曾国藩说:“你二十八岁入翰苑,三十七岁《湘军记》之两页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上对你的恩情,天高地厚,河长海深。洪杨作乱,朝廷有难,皇上委派你帮办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便以受挫而自杀,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忠在哪里?”“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懦弱无刚乃男儿奇耻大辱。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并以此教诫诸弟。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这些年来自强不息,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一受挫折,便想一死了之。这不是懦弱无刚是什么?上让老父为之伤心,下使子弟为之失望。你死之后,何能在九泉下见令祖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移孝作忠,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万古流芳,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你今日自杀,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请问孝在何处?”小说描述说:左宗棠的一番貌为谴责实为信任的话,使得浑身僵冷的曾国藩渐有活气。曾国藩感到,这个自诩为“今亮”的怪杰,是充分相信自己能够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的啊!他从心里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却有气无力地说:“国藩自尽,实因兵败,不得已而为之呀!”显然,还是明知己不对,仍在暗为自己的面子开脱。

人在刀丛火海的一条钢丝绳上

实人固有一死,在人的一生中所需面临和处理的关系中,生其与死的考验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气概与境界,但非自然的死也不是曾国藩这种死法。“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说的是忍辱偷生,而有所待。“四万人儿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骂的又是面对死亡考验的懦弱。“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则是说为了某种志向而视死如归;“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说的是你让他死我偏要他好好活,活给你看,气死你。虽然世有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但曾国藩所追求的自杀则完全不是视死如归,也不是为了某种志向,更不是正常情况下经过思考作出的选择,而是面对困难局面时精神上表现出的一种懦弱,为了一种抽象的面子而进行的逃避,是奋斗信心的丧失。曾国藩曾经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虽然体现了曾国藩的官场奋斗哲学,但前述“追求自杀”的事例却恰恰证明他奋斗得不怎么洒脱,真是尝尽了生存和发展的郁闷。而如果反观曾国藩说得好听,做起来却难,也不难发现这反衬出缺什么吆喝什么,在曾国藩的书中无处不流露的对勇气和豁达的渴望,正说明他缺乏勇气和达观。显然,这是一种曾国藩式的生存郁闷。而因为曾国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人物中又非常典型,曾国藩的这种生存郁闷也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耐人寻味的是,当曾国藩真正遇到死神时,他却又死得很“痛苦”。1870年,曾国藩乘着率军镇压太平天国的余威,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面对这一“中外纠纷”,曾国藩未经调查就在到达天津之初首先发表《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爱国行动多方指责,称其为寻衅滋事,从而引起天津民众强烈不满。随后曾国藩释放犯法的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千方百计为洋人开脱、辩护,最后反而从重处罚涉案的爱国人士,从而引起舆论大哗。后来曾国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天津教案办结后,曾国藩的京师同乡都把他视为大耻,将其名籍削去。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更为难堪的是,虽然曾国藩办天津教案符合清政府慈禧的利益,但那拉氏也指责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并随后任命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继续查办天津教案,等于公开否定了曾国藩。曾国藩此时的政治处境,可谓下有人民的唾骂,中有士绅的责难,上有皇帝的不满。而想当年,曾国藩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受到的是地主阶级的热烈欢迎,曾被捧为盖世英雄。如今则声望一落千丈,成为举国欲杀的罪人,曾国藩虽然“以苦心不能谕诸人人”,只好重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之精神,但最终却在返回江宁两江总督府后不到一年多的时间里,即于1872年3月12日匆匆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1岁,可谓“英年早逝”。研究曾国藩的学者指出,曾国藩的死因正如古人所云:“千夫所指,无病自亡。”曾国藩剿捻挫败,病躯已经积瘁,重以办理天津教案挫败受到舆论谴责,神经上之隐痛太深,郁闷已经成为压倒他生命之树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说,曾国藩始终是一位心思很重的人。从他的日记、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一生都处在郁闷难展甚至惊恐万状之中,活得太累。他为自己在刀丛火海之上支了一条钢丝绳,“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地踩在上面,“不敢片刻疏懈”,感言“余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有人说,曾国藩这种痛苦源于他时而君子,时而屠夫,在频繁的角色冲突和转换中难免痛苦地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坦荡与诡道之间、痛快与痛苦之间,谨言慎行,惧蹈危机。但无论什么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曾国藩活得不是很洒脱,晚年更没有早年的豪情。

放眼历史,自古以来能达到曾国藩这种地位和事功的人大多豪气冲天,胸怀天下,拿得起放得下,为何曾国藩却有些逊色,因为沉重的精神包袱而早早离开人世?曾国藩写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一篇日记,似乎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线索。在这篇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这是曾国藩在临死前不久写的一篇日记,可谓其一生心态的一个缩略,同时也道出了曾国藩之不能豁达,功名心太重是其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实际上,曾国藩这种自白差不多同时是对古代中国所有文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以立德立言立功为荣,以无所用心为天下大耻,这虽然是追求有所作为的好事,但同时也会导致功名心太急切,过于关注成功、成人、成家、成熟、成材、成绩、成名、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等,大多有一种争高低不能比别人差之心,有事事周全样样圆满件件顺遂的完美之心,结果得到了还想有,陷入了名利之圈难以自拔,日日为其辛劳而不可得人生之乐。但如果名利心太重,就容易失望比满足多,也自然容易被统治者或其他人所引诱与驱使,把整个一生都交给了别人所给予的评价及其他精神和物质的东西上,逐渐丧失自己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某种意义上架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味扮演别人需要的角色的状态。得人赏识则喜,无人赏识则自悲自怜。这种由名利欲望和由别人嘴中论高低支撑的角色所扮演的游戏是戴着枷锁的舞蹈,郁闷还在其次,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来支撑。

曾国藩的这种功名心,追本溯源也许应该从苏秦说起。苏秦,是中国春秋战国那个人才辈出时代的骄子,其故事的关键是追求功名利禄的戏剧性,这一戏剧性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苏秦与自家人之间的冷暖炎凉。最初,一介书生苏秦刚刚步入战国那个动荡的国际大舞台,选择劝说秦惠王听从自己的谋划,但连续十次均告失败。这种功不成名不就的状态让苏秦狼狈得不能再狼狈:“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苏秦只能穿着“兜里没有一分钱”的破旧裘皮大衣,自己背着那些准备赖以谋生的典籍黯然离秦返家。但迎接他的并不是家的温暖,而是出乎意料的“冷遇”:妻子装作没看见他回来,嫂子不做饭给他吃,父母不同他说话。惹得苏秦恨恨地说:“是皆秦之罪也。”当然,苏秦所以成为苏秦是因为这种场面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苏秦腰挂六国相印经过家门时,父母赶紧雇人打扫道路卫生,鼓乐喧天迎出三十多里;“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不敢与自己丈夫平起平坐了;而他嫂子则跪在地上不敢站起,行走则以像蛇一样的爬行代替。面对嫂夫人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当时志得意满虚荣心已不需要再膨胀的苏秦得出千古一叹:“一个人如果穷困落魄,连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然而一旦富贵显赫之后,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由此可见,‘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这句话道出了人生在世不能忽视权位富贵,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不可动摇的读书人的功名心态。虽然苏秦的感慨很值得商榷,因为他其实应该感谢父母、妻子和嫂子当初的冷淡才对,因为正是这些家人当初的“无情”,才使苏秦知耻而后勇发愤读书的。如果换了一种温情脉脉的同情和劝慰,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苏秦了。即便有重新崛起的他,业绩恐怕也不会“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直接”,“期年”就完成了由失败到成功的转变。正是在怨恨秦国影响了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这一“期年”中,苏秦演绎了“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发愤把从几十个书箱中找苏秦像出的传说是姜太公著的《太公阴符》等书翻来覆去地揣摩,最后抛开秦国而去劝说秦之外的战国六雄,合纵抗秦。这恐怕也印证了鲁迅所说的,年轻人只有脱离家庭的牵扯才能无包袱地去做事,也似现代人之所以追求单身以求自由的原因。

但细思苏秦这“千古一叹”却不难发现,苏秦在造就无数知识分子的功名心时,也把沉重的心理负担加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一幅以苏秦为代表的古代读书人的画像是:他们的成就动机很强,心里长期处于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也“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让身心得不到安宁的休息。所谓“苏秦不务农,宁越不务工商,惟以读书为专业,以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的”。一切为了成就一番事业,甚至会为此不择手段,明明知道错还要去做,而一旦暂时得不到或者失败就会因为内心的空虚或良心的不安而选择自责、自贬、自残或自杀。殊不知,功名不过过眼云烟。而其实,今人所推崇的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就处处显示出曾国藩的习惯性自责和灰心。在日记中,曾国藩几乎无时不在自我检讨,总是说自己不行。然而谦虚和反省虽然是必要的,可如果做过头了,一切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固执的郁闷。生活就会缺少快乐,而拥有太多的滞胀。如果再过于以人际关系为念——日记和家书透露出的曾国藩的苦恼,绝大多数都是与别人关系不协调——那么就会永远使自己不快活。

张无忌凭什么超过曾国藩

过话又说回来了,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烦恼都没有?正如佛不经中所说,人无不有生存受到威胁的烦恼,有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烦恼,有善恶之分但是无能为力的烦恼,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一定要去做的烦恼,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得不到理解的烦恼,有为事业前途而担忧的烦恼,有身体羸弱的烦恼,有无所事事的烦恼,有外界繁华无法参与、占有和享受的烦恼,有陷入棋局和江湖无法解脱的烦恼,有思维混乱胡思乱想的烦恼。烦恼似乎充斥着生活,有时甚至任何的理性解释和劝慰都失去了意义。总之,人生不可能一切都如愿,问题是如何面对?在哪里参透了,才能提纲挈领、豁然开朗,把一切郁闷都一扫而光呢?

在这方面,细细品味金庸金大侠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似乎颇能获得一些启迪。《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张无忌按照金大侠的安排,自然而然成为当时天下武功第一人,一身不但怀有蝴蝶谷药仙和毒仙夫妇的医学药道,能识百草包治百病,而且兼具稀世的武功乾坤大挪移、九阳真经、武当原创太极拳,甚至因为拥有了“圣火令”上的武功而中西合璧。不但如此,张无忌还因为能侠义地使用其盖世无敌的武功被推举为“明教教主”:其实也就是当时主政中国的元朝的反对派势力的头子。但在小说的结尾,元朝的江山却让张无忌的手下朱元璋夺去了。虽然这种结局调侃出金大侠小说写得再好,也不能不服从历史真实。但就小说本身而言,能耐最大、品德最高的张无忌之所以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朱元璋的对手,也说明才能的高下和成功与否其实是两回事,才能需要为了目的去驾驭,智商需要情商互相配合。因为公平地讲,张无忌所以拥有明教行政第一领导位置而不得建立明朝,大部分是因为其个人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只挂念着“义父”谢逊一人的安危,同时还拿不定主意地周旋于殷离、小昭、周芷若和赵敏四个美女之间,基本上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身为明教教主为天下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在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教主的领导岗位。可稍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的“义父”谢逊皈依佛门,自己解脱了自己,四位美女也有三位奔向他方,张无忌看来真好像是白忙了一场。无论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张无忌很够朋友够意思,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明教客观上却也因他的这种小格局而浪费了不少的精力和生命于个人或团体间的恩怨,让本来要为天下造福的明教反而给老百姓惹了不少麻烦。

不过张无忌的事业格局虽然较小,但其人生经历和人生的感悟却显然非常人可比拟。张无忌在没有正式具备盖世武功之前,只不过是学了一些医术,并曾在蝴蝶谷为崆峒派的简捷、华山派的薛公远等人疗伤救命,结果当张无忌携杨不悔离开蝴蝶谷后遇见这两位时,得到的却不是感谢。崆峒派和华山派的这两位大人竟然因为兵燹灾荒肚子饿,要煮了张杨两个小孩吃,幸亏徐达经金大侠安排从旁出手相救,才使得两个小孩脱险。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当张无忌救了昆仑派铁琴先生何太冲的小妾之后,何先生以一代掌门回报张无忌的仍然是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惹得金庸老先生都不得不在旁边感慨:当道时见中山狼。

其实,遍观金大侠的小说,这种虽属名门正派却做出卑鄙勾当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在整个一部《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派、峨嵋派、昆仑派等“武功派别”与被他们称为“魔教”的明教比起来,形象实在是不怎么样。不是有点私仇就难以忘怀,多少年的事了也要翻出来算算账;就是实际上干些偷鸡摸狗,甚至不仁不义的事来。如为了得到屠龙刀或想知道屠龙刀的下落,有的人可以利欲熏心遍设阴谋圈套,有的则违背良心最后弄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细细体味,不能不说这很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名门正派最初发展壮大时,靠的是真本事和由此自然而然得来的名声,到后来由于享受这种名望及由此带来的风光、实惠等已成习惯而本事已开始不济,心性已变得不良,于是就会因为怕失去带来享受的名望而极力维护名望,并自觉不自觉逐渐地堕落到邪路上。而那些曾被普遍流传的偏见视为邪恶的派别如魔教,却也可以因为更换了领导人、准备洗心革面而实际上发挥着名门正派惠及天下苍生、引导道德风尚的作用。不但如此,还因其有行事果决等优点而比名门正派更容易成功。

正可以变成邪,邪也可以变成正,友可以成为敌,敌也可以换为友,其中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对待利益。这就是《倚天屠龙记》的辩证法之一,也是社会现实的一大规律。一把屠龙刀、一柄倚天剑既是小说的线索,更是反映小说中各类人物真实面目的“照妖刀”、“印魂剑”。而且也正因为高明的武功是决定武林中人生存层次高低的根本,所以历来的武侠小说中凡是记载高明武功的那几页纸,便都是纷争的根源。

借着这种纷争,《倚天屠龙记》赋予了张无忌最大的可取之处,即其对生死的参悟。当张无忌父母因为别人逼问握有屠龙刀的谢逊下落而不愿说并自刎之后,张无忌所经历的一切考验最高级别无非就是生死。其中的点睛之笔是当别人逼急了而又身负重伤无可奈何之时,张无忌往往会想:“就此死去,对于名争利斗无可留恋的尘世来说,倒可以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虽然无心于屠龙刀,但那些有心于屠龙刀的人却无法理解他,所以虽然张无忌不想争,但别人却又让他不得不争。张无忌想宁静、自由、充实有作为地生活而不能得,不如就在重伤之下让生命顺其自然。死,此时对于张无忌来说比生更能得到安慰和休息。死也是另一种活。只不过这种生死的思考并不是出于面子的需要,而是一种理性超脱的心态。

虽然金大侠在小说中习惯于安排张无忌在运用“九阳真经”时才会“心地空明,周身舒泰”,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理念运用自己的绝世武功,但实际上张无忌只有在参透生死时才更像一个真正倚天的英雄。因为有了这种“生死观”,张无忌自然心中就无所羁绊。这种参悟是一种比什么名利、兵刃都强的人生最大武功,至少它不至于让自己受伤,不会郁闷无尽。从而真正活得超脱而从容,少了更多凡人的苦恼,一心去干自己想干的事。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这种生死感悟也并非偶然,因为在整部《倚天屠龙记》中所有智者身上都渗透着这种生死观。如美丽的小昭就曾经唱过:“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饱经忧患、看破了世情的谢逊也曾经感慨,人生“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只不过遗憾的是,虽然“生亦何忧,死亦何苦”渗透了《倚天屠龙记》始终,却并不能解决“倚天剑”、“屠龙刀”所引起的纷争。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否定张无忌对生死的思考是平静心态下得出的结论。相反,曾国藩所谓自杀的“慷慨选择”却多是郁闷压抑、虚荣过激心理下的不良反应。虽然曾国藩在战场上初次败绩面临生死的考验一时失措似乎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认,此后他接连上演自杀的“节目”,就从根本上反映出曾国藩可能没有对豁达的最高境界“生与死、公与私、利与命”有深入的思考和选择,所以他的心理与情感劫难也就在所难免。据资料显示,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平心而论,忧国忧民――有人说是忧名忧利――是可以的,但如果忧到个人的得失竟然到了如此下血本的地步,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如果健康与生命都不复存在,那点功名又算得了什么?

试想,如果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像张无忌那样参透生存最大的郁闷“生与死”,那么生活中其他的郁闷,如名与利之惑、人际不和谐之愁、得失进退之忧,又算得了什么?佛家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活在当下。当下是人最大的财富,当下所拥有的才是真正拥有的,不必忧于过去未来的名利、得失和进退。即使有所追求,也要没有烦恼地去追求。永远以一种佛家的觉悟之心来生活,无论追求什么都可以,但是绝不能烦恼。这样,人生才会多一种洒脱,而不是始终携带着郁闷。而曾国藩之所以一生郁闷,总是在追求中有看不到尽头的烦恼,就是因为他没有参透生死,在生死之间纯粹以面子得失来进行选择。参不透生死,当然也就不好处置其他的名利、得失和进退了。

张无忌能参透生死,而曾国藩的豁达之不能让人苟同,大概是因为曾国藩身上还有一种封建社会士大夫那种固有的对待人生与社会的矛盾心态。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忠君教育之下,他们对来自上司尤其是皇帝的命令一点也不能怀疑,行动上更是不能违背。而往往是,现实又与皇帝和上司的命令有出入,于是这就造成了他的许多困惑与悲剧。尤其是那种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时也死而不怨,怨而不怒,怒而不争,争而不反,还要莫名其妙地“谢主龙恩”含笑而去的受难心态,就更加耐人寻味。诸如此类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各种让人看不懂的悲剧所包含的必然不是豁达,而是一种奴性与依附。事实上,正是这种奴性、依附心理尤其是受难心态,成为曾国藩等人郁闷的根源之一。

这种受难心态,往往是士大夫们在理想破灭、现实斗争失败、内心渴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所体现的一种精神痛苦。但由于他们所受的那种已经框定了自家思想的教育又使其难以想得透,跳出来,即使想得多也做得少,不但容易把未谋求解决而想象出的困难当现实,而且习惯于自比历史上那些受难名人。常常以一种病态的心理,沉迷于自己的精神和现实苦难,仿佛只有如此这般痛苦一番才与众不同。似乎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实现价值的升华,得到某种心灵的满足与解脱,所以他们高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此,他们甚至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有意构致和夸张所受的痛苦,并极易把幻想当现实,用孤独寂寞、知音难觅来延伸自虐。而实际上,他们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痛苦根本一文不值,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士大夫们难以忍受内心的痛苦,并导致中国文学史上咏叹郁闷、悲哀的诗句也特别多。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为正应了那句“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

枭雄的洒脱竟那么透彻

无论仕途还是战场,成败均有其必然的因由及偶然。从宇宙历史的放大视角来看,人的生活不过是社会国家甚至人类一种貌似严肃的自我调侃,实在可笑。如果把心放宽,把目光放远,把生死参透,把洒脱运用起来,又有什么不可以承受并加以改变的?尤其是曾国藩混的那个官场中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办的自以为聪明的鸟事,所追求的面子和维护个人利益不问民生疾苦的事业,难道值得郁闷甚至用性命换取吗?值得深思的是,三国枭雄曹操在这方面可以说就来得相当的透彻和洒脱。这集中体现在曹操的《龟虽寿》和《短歌行》两首诗中。《龟虽寿》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短歌行》则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的壮阔胸怀,在上述两诗的字里行间呼之欲出,他的忧是人才的短缺和天下人心归于何地,并不是个人的得失。曹操之思,是那种吞吐天地的英雄豪情。正因为曹操有这种气魄,所以在一部《三国演义》的征战史中,曹操无论如何挫败都没有想到自杀,而是逃命以求卷土重来,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仍会放声大笑,指点江山。如此,何愁忧之伤身?而曾国藩,则每每在困苦时首先忧及自身利益、得失和进退的面子。他虽然平时也会作诗说慷慨,但事到临头又哪有曹操那种虽百战辛苦时的豁达大笑?

就豁达洒脱化解生存的郁闷而言,也有必要回忆北宋时的著名词人苏轼。这位大诗人同时也是彪炳千古的大词人,所以成为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有非同一般的壮阔胸怀。苏轼最初功名心很强,这从他早期的《留侯论》中就可以窥见一二。在这篇论述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文章中,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曹操像志甚远也。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苏轼也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因此还专门论述了政治场上“忍”的哲学。“忍”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他年翻身的一种积极之忍,即“忍小忿而就大谋”。事实上,苏轼的一生中,曾经积极卷入北宋的政治改革旋涡,后来虽然没成功,但毕竟是“翻着跟头过来的”。在苏轼春风得意的年代,他先是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后又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改革,因而成为一个永远的不满现状者,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转为坎坷。随后被借口讥讽朝政而遭一贬再贬,直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北返。但不久他即在常州逝世,年66岁。

可虽然苏轼一生坎坷,但他却借助那些让人在喜闻乐见中深思的诗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豁达的身姿。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被因为自己夺了别人的江山从而也病态地怕他人来夺自己江山的赵匡胤的子孙,怀疑成苏轼要当真龙天子,夺赵家的权,而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从此不再是上司的红人。但虽然黄州的生活极为艰苦,苏东坡却以他的豁达笑对拮据,在朋友为他置办的数十亩荒地上开垦,从而留下了著名的“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也就是在这种不甚轻松的“田园生活”中,他亲自下厨研制了所谓“东坡肉”的美食。苏轼还曾写过《薄薄酒》诗两首: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既又以为未也,复自和一篇,聊以发览者之一噱云耳。其一: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其二:薄薄酒,饮两钟;粗粗布,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从,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其豁达之气贯穿千古。当然,那些陪伴苏轼的妻妾们可都是漂亮的美人。而且有史料说,由于苏东坡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因此当苏东坡贬官之时,他身边的姬妾也不得不相继挥别送人。这其中据说有两妾已经怀有身孕,但他也无暇过问。同是在此期间,苏轼出游沙湖,途中遇雨,遂有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游赤壁,遂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其笑看苦难的豁然之气,流传千古。《留侯论》中隐约透露出的那种小看天下,不要抱怨和乐观奋进的思想,似乎与苏轼终生相伴。

然而“好景不长”,苏轼又于绍圣元年(1094年)辗转被贬到了惠州——:一个比黄州还偏远的地方。但苏轼仍然不减其豁达,在此期间写下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同时,虽然与平民酒徒相推搡而不为人识,他仍然组织当地人修建桥梁、埋葬无主骸骨,不只是为个人面子和安危考虑而是做了许多利民之事。即使是以后他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即现在的海南岛,苏轼也仍然豁达。当他登上当时还有原始意味的海南岛后,反而被那里美丽的景色所陶醉,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在随后的三年儋州生活中,苏轼以年老之躯开设学堂,传播文化知识。甚至在去世前,他还以调侃的口吻写下自己的辛酸“问汝一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透露出他对给他设置人生苦难者的蔑视。而尤其应该记得的是苏轼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苏轼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

“恶搞”看破天下事

豁达与洒脱问题上,汉代的东方朔也要比为了面子而经受不在住发展带来的郁闷,甚至到“被迫”自杀地步的曾国藩稍强一些。东方朔,在正统历史上的地位,不过是汉武帝身边的一个小丑,他用吹牛的方法宣传自己,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据史载,有一个三伏天,汉武帝给朝臣赏赐肉食,大家等得直流口水,可负责分肉的官员却“小人得志”没有来――也算是一种渎职。与大家一起站在等候之列的东方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也不想再为那个分肉的小人浪费时间,就向同伴说:“按照我朝先例,三伏天上朝可以早退,所以不好意思了,我先拿我该拿的那份肉走了。”说罢举剑切下一大块肉扬长而去。御膳房管分肉的人于是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明明是自己来晚了不对,却仍然仗着自己是宫里人而要讨回自己那点可怜的权威,立刻向皇上告状,巧言令色把东方朔对自己的不满说成是东方朔无视皇帝。而汉武帝这个从来就有点自大而且脑袋已经被权欲搞得愚蠢简单的人,就把东方朔叫来大发雷霆。孰料东方朔不声不响,取下帽子做洗耳恭听状。这下反而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便说:“你要是真心改悔,就当着大家骂自己一顿。”东方朔谢主龙恩后,就大喊起来:“东方朔你太不像话,没等陛下分赏,就擅自拿走赐品,真是无礼至极;但拿是拿了,又只取一小块也算是廉洁官员。肉拿回家自己一口没吃,全部带给老婆孩子,更是亲情的表率。”这番话惹得汉武帝大笑不止,其他臣属也都附和着笑。于是汉武帝反而又赏赐给东方朔更多的肉和酒。这事如果换作因给咸丰帝上疏而遭遇反感的曾国藩,不知又该如何诚惶诚恐了,哪还有“谈笑间,世事不过如此”的智慧和气概?汉代铜车马

依当时官场的所谓游戏规则来看,东方朔不可谓不懂规矩。但他如此“恶搞”居然还能在官场上混出名堂。然而在东方朔眼中,汉代官场那种庸官俗吏虽然表情都是一本正经,言语均是冠冕堂皇,但有多少不是为了名与利而来,“千里求官只为财”。在东方朔眼中,偌大一个朝廷再怎么严肃,也不过是搜刮百姓的利益集团。大家也许不过都是为了一点钱,一碗饭或者说是面子,又何必都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明明干着鱼肉百姓甚至男盗女娼的事,却偏要装出正经来。何必把为了混饭吃,为了面子的那点破事说得那么神圣?何必把与社会国家百姓幸福不相干甚至有害的自私自利做得那么正经八百装模作样?反倒不如东方朔嘻笑怒骂,真的视功名如粪土知道一切官职荣耀都是统治者的鱼饵来得痛快直接。而真有这种心态的人,即使在表面上不必像东方朔那样滑稽,“大隐隐于朝”,但实际上在面对各种名利诱惑时也必然有一种淡然,面对面子与生死,也必然是张无忌想通时的豁达。

豁达,其实就是一点看破的功夫。它不是消极地“看开了”,也不是回避问题地自欺欺人,而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悟。以今日之标准衡量,古来许多大圣大贤皆是无事业可言者。孔子终其一生,居官不过鲁国司寇,且三月去职,何等郁闷?孟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退而与其徒著书传世,又不得今所谓教授院士头衔,何其“孟白劳”?老子为周之守藏吏,出关远游之时“财产”不过青牛一头,何其清贫?庄子为漆园小吏,老婆都养不起要到河间侯处借粟,何其没面子?但几千年中国之伟人首推孔孟老庄。显然,人之重孔孟老庄,非为其金钱名位,乃重其智慧与人格。其余如范蠡、张良、李泌,皆官至宰相有大功于国家,然功成身退,归隐市井、山林,弃名利有如敝屣。正因为他们看得透名利,没有什么郁闷萦怀,所以也才得成就真正的千古事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除此之外,另一种悟是能够转变思维的角度,可从人以为的苦中发现乐,从人以为的悲中发现喜,从人以为的追求中发现零价值,如此等等。

用时髦的话来讲,人生其实是一次复杂性的探索,在拥有幸福、欢乐、成就的同时,也难免有身心的困厄、痛苦、失败、疾病困扰。正如古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但掐指算来,人生不过几十年,我们又有什么义务为哪个人哪件事低头、弯腰,弄得自己身心不舒服不自在甚至要自杀?所谓素贫贱行乎贫贱,再怎么困苦也不能驱走人欢乐的心。豁达的人面对困境长吁短叹只是暂时的甚至根本就是零,反而会“病来翻喜此心闲,心在浮云去往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享受一种零忧愁意识和豁达开朗。在逆境中安心、顺心或生出雄心而不是任人与环境宰割消极待命,因为忍耐乃是为了更好的机会,更深沉的努力,是积极的愈挫愈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活得轻松,活得有成就。

这种豁达颇类似于赤子心态。有赤子心态的人选择的是一条与那种思想僵化、动辄郁闷、感情麻木和年华老去相反的道路。有赤子心态的人不否认自己的年华老去,却不肯被年龄所限制,他们虽然成熟、世事洞明,但在进取情感上却并不消极,而是仍然殷切期待下一次冒险,准备跃向另一个未知。对于赤子心态,有人解释说:“在四到五岁的时候,人们都是浪漫主义者,内心都孕育着美好的理想,都坦然无惧、开放、热情及美丽。”那时婴儿的眼睛特别大,能够毫无畏惧地直视成年人的眼睛,并在对方回应时报以微笑,这种睁大眼睛的热情,一方面激发出对方照顾弱者的心理,从而使对方帮助你,进而引申为有助于实现领袖的领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赤子心态说明其无畏无忧和创造天性的强烈,保持这种赤子心态,就有了一种进化的动力来源。一般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失去朋友和亲人,尤其是信奉所谓传统的官场文化,容易使人逐渐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虽然达官显贵,却最终没有活出自己的真面目来,甚至抑郁终生。而那些心态与创造精力永远保持年轻的人,则不会花时间去忧伤失去什么,不会仅做名利的奴隶,他们永远活在当下。他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他们在忙着做积极的事。如那些因为恋错了薄情者的天才们,就会让自己放下那些不值得爱的人,埋头自己该做的事,或者写本好书,或者想办法挣些钱。赤子心态的人把保持头脑活跃和情感丰富作为功课来做,但他们不会只是对官场感兴趣,不会因为有了官场就没有了正常人生。

一般而言,人奇怪的愚蠢之处是物质生活很丰富,但心态不够好。做生意挣了大钱,就想当官,不然就感到低人一等;当了官就想摆架子,就不好好与普通人说话;上了名牌大学,就一定得是精英,毕业就得进大城市大机关。凡此种种都是烦恼的根源。克服此类烦恼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论事业多么顺利白玉苦瓜富有,都能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与常人无异,一如既往地过常人生活。反之,不论遇到什么挫折,仕途多么艰难,工作有多少不如意,绝不自卑,绝不郁闷,绝不失去自信。作为一名普通人,不论自己如何平凡,都不卑不亢,始终自尊自重自强。这种平常心,其实是心存简单。“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生活中太多的烦恼有时是自己找的,是自己想的,是自己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把自己轻松的心情搞沉重了。没有的希望拥有,拥有的害怕失去,人会变得思想沉重。简单是一种潇洒自如的生活状态,小事不放在心上,不去恭维什么,不去唯唯诺诺,更不去刻意掩饰什么戒备什么。有些恩恩怨怨该忘掉就忘掉,不然包袱越背越重,就会活得很累。

佛家人说:“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心胸开阔的人,把握当下,心里没有半点障碍,人生任何处境,都能从容平静处之。正如一位大师所言:“往事如梦,一笑可也,何必伤神。”“生活就是一场梦,人年老了死了,梦也就醒了。”事情过后,不要自寻烦恼地记在心上,要培养乐观的人生态度,提高心理上的抗逆境、抗郁闷的能力,把万千往事视为过眼烟云,以求心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会生死无忧,顺其自然,进退从容,得失如一,永无烦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看破后的一种宁静,才是人生的大气和超脱。因此能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欢喜。当然,“乌鸦的声音不改,飞到哪里都不受欢迎”。要想豁达洒脱,更多的要从追求者自身的改变入手。一个人如果心念不正,看什么都是歪的,那么他眼中歪倒的世界总会让其烦恼。因此如果不想被命运束缚,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念,从人的自私、嫉妒、瞋恚、邪恶、懦弱的心治起。

如果说权变是一种智慧,那么豁达其实是一种突破自身和世俗惯常习气的勇气和心胸,是一种本色。汉初功臣樊哙为人较为粗鲁,不能与文绉绉的张良、萧何等其他人相提并论,淮阴侯韩信羞与之为伍。但当刘邦初入咸阳,见了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千数,就想留在那里享用时,却见樊哙出面制止他说,这些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后来刘邦当上汉高祖后,一次生病就不想见群臣,又是樊哙独闯其门,质问刘邦昔日何其勇敢,今日又何其疲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这两件事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敢做不敢为的,只有不营私利,豁达从容,真正有大气魄的人才能做出的。而有了这种气魄自然也就有与生俱来的洒脱,无所谓,才能有所谓。这种阳刚之气提醒世人,狭隘是男人的天敌,无论是在眼光、心胸还是格局上都是如此。不豁达的根本,无非怕死,无非有所不能舍得,得到了一点点的小利小名就守着沾沾自喜,甘当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真正的高人其实并不会轻易与普通人争名夺利的。

当然,豁达并不是那种不主持正道,只求明哲保身的伪豁达。那其实是抵制个性发展和顺从既定的不良社会规范,抹杀了人生真实的价值,否定一切人生追求,无所谓是非原则,无所谓美丑界线,一切都稀里糊涂处之,把中庸、不偏不倚视为最高处世境界,做不敢革新,不敢负责而自保的“自为汉”,而不是对社会有益、有责任之辈。

在以洒脱的进取化解求生存打拼所遭受的郁闷时,应与曹操、苏轼、东方朔携手超越曾国藩。

第四章 格局广大VS奴性忘本,谁能超越曾国藩

一个人的心能装下什么,决定了其生存格局的大小。然而在官场上,当许多人只知道向上司向名利低下高贵的头颅时,他们心中已经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即使获得高官厚禄也已经不值一提。因为当奴性俘虏了他们时,不要说他们没有格局,就是本分、本色也都将不复存在。所幸我们发现,历史上有很多人能超越患上奴性忘本症的曾国藩。

古今流行的奴性忘本症

国藩一生行事,不可谓不狠——他狠狠地要求自己要勤奋读曾书,勤于事功,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重臣,惹得许多男人想取而代之,许多女人说嫁人就嫁曾国藩。同时,他杀太平军也简直狠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虽然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狠中自有黄金屋,狠中自有颜如玉。狠意味着奋斗和成就。但曾国藩之狠,却多少会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曾国藩之狠,至少表面上看是以忠于清王朝为前提的。自然,忠于上司无可厚非。但曾国藩对清王朝之忠,有时又似乎让人感觉不到。更为可怕的是,曾国藩这种忠还逐渐发展到忘本的地步,成为一种奴性,患上了实足的“奴性忘本症”。结果,曾国藩失掉了作为儒家人物的“民本”,失去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之本”,也失去了作为一个健全人的“人格之本”。

为曾国藩开脱的人说,曾国藩这些“不足”产生于清王朝特定的愚昧、软弱。但那些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人,则有许多人保持了人格之本、民族之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因为人生格局的不同导致的呢?

曾国藩曾说:“丈夫当死中求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这句颇具曾氏特色的话概括起来,意思是说无论如何都要奋斗到底,越是困难时越要坚持,不要松懈一步。曾国藩是说得有气魄,做得也有板有眼。曾国藩自1852年开始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的十多年间,伴随着湘军这支地方武装团练成为一支独立军队,横冲直撞到他省迎战。曾国藩也在不断处理与地方各省官吏将领的关系,处理与中央的关系,处理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处理与太平军的关系,应付四面八方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表现出了他“奋斗到底”的气概——一方面对中央、对地方委曲求全,以求得满族贵族对他的信任;一方面对外国侵略者忍辱退让,甚至卖国求荣;另一方面也残酷镇压太平军,对老百姓施以严刑峻罚。这种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是对曾国藩人生格局的一种折射。带枷的犯人押赴刑场

历史上,也曾传唱湘军爱民的歌谣,但这些爱民歌谣也仅是由曾国藩自己编写,然后由下级例行公事传唱,根本不是指导和约束湘军言行的硬性规定。相反,历史资料显示,编写了爱民歌谣,学唱了爱民歌谣的湘军,实际上正是杀人如麻的主。历史上砍头曾国藩之所以有“曾剃头”之称,就是因为他对待民众手段酷毒,滥杀无辜。平心而论,曾国藩不是一个坏人,没有哪个史料记载曾国藩一出生就有喜欢杀人的迹象。虽然曾国藩翰林出身,平生不会骑马,不会舞刀,但他却通过理论上的思考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人。曾国藩的政治出发点,基本是以取得朝廷的信任为根本的。他既然要做维护顺从朝廷的典型、楷模,要讨好希望镇压太平天国维护稳定的清政府,那么其他的什么正义、什么百姓,完全都可以不顾了。何况,当时清政府要对付民众的心也相当狠。再加上曾国藩本质上代表地方乡绅势力和中小地主阶级利益,换句时髦的话,代表中产阶层以上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在面对百姓的问题上,他采用的是一面利用湘乡农民组军镇压太平军,坚壁清野困死太平军,一面又想尽办法对用不着的他省群众大开杀戒。

在筹建湘军初期,曾国藩就指示审案局,对于所谓“危害社会”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至于与太平军作战有牵连的百姓,他更是鼓励手下要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在曾国藩倡导和支持下的湖南等地的审案局,由此成为在清王朝地方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其用刑相当苛酷,凡被抓入审案局的人,很少能够生还。据称,曾国藩制下的审案局为收到制造白色恐怖和杀一儆百的效果,特意制作了十个木笼,取名“站笼”。这种“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顶部的木枷中,四肢捆绑,白天游街,晚上则放在露天,不给吃不给喝也别想睡觉,有的身长不足与“站笼”相抵的犯人脚根本难以沾地。在这种酷刑折磨下,即使最壮实的人,不出三四天也会死掉。同时,曾国藩还鼓励实施“就地正法”的办法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的反抗活动,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的人,甚至可以就地处决。后世史家指出,在时局混乱的情况下曾国藩出此命令,其实根本不会达到平息社会骚乱的目的,相反只会造成冤假错案,进一步激化矛盾。因为可以想见的是,许多奉命执法者要借机公报私仇、谋取私利。曾国藩所雇用的执事者和团练头子,平时就多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曾国藩所给予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等于为这些统治势力杀人夺命、劫财劫色大开了方便之门。

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并不讳言,相反还认为是自己的“政绩”。据史载,曾国藩曾亲自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曾国藩甚至对获得“曾剃头”的称号感到颇有面子。在湘军初起时期的奏章中,曾国藩曾对咸丰帝说:“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标榜他这样做是为了忠于朝廷。在这种忠于朝廷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之下,此后在攻打天京时,曾国藩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更是造成平民的重大伤亡。几乎是清军驻哪儿哪儿遭殃,如豫胜营李世忠部驻防安徽全椒,“专为坚壁清野计”,糟蹋得“数十里无人烟,耕种者百人内三四人而已”。而当太平天国为缓解都城天京的食物、饮水压力而放一些妇幼逃出城时,曾国藩又命令其九弟曾国荃,要把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从曾国藩身上,人们最能感受到中国的农民等底层从来都是最受欺凌的阶层,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权势之人总是骑在农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曾国藩不仅自己直接主持“杀人大局”,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湘乡老家从事同样的“买卖”,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担心民间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偷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正是在曾国藩的白色恐怖政策高压之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极度膨胀,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与此同时,作为大清朝所谓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为豢养湘军这支虎狼之师到处筹饷,既有厘金、盐务、劝捐,又有协饷、关税,几乎遍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虽然曾国藩在湘军初创时期曾压榨一些富豪出钱出力,但后来则主要把这种负担转移到各地商、民身上,遍设关卡加以横征暴敛。当然抢劫也是湘军的生存之术,如在攻破天京之后,曾国荃的吉字营就大肆抢劫财物,并屠城和纵火掩盖罪恶勾当。在曾氏兄弟的默许甚至鼓励下,上至湘军将领,下至士兵甚至曾国荃大营中的厮役都加入了抢劫大军。正因为湘军抢得沟满壕平,所以竟然出现了“全军不问发饷事”的怪现象。由此也可以推断,这类抢劫至少在当时成就了许多湘地富人。

考察曾国藩对民众的态度,也许可以推测他的头脑中不时会想起《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对待普通百姓就要采取愚民政策,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不过这句话却被理学家曾国藩理解错了,正确的意思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是在说,“如果老百姓能正确行使自己权力,就让其自由发展;如果老百姓不能正确行使自己权力,则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如何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力。”曾国藩自诩为一个儒学大家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一个“爱民”的人,但他的“爱民”却如叶公好龙。儒家的传统文化精髓就是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儒家眼里,老百姓才是最重要的,与人民和国家比起来,君主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儒者只有把人民摆在第一位,才有被称为儒家的资格。忠于人民那才叫忠,忠于统治者而对付人民那只能叫奴性。就此而言,叔孙通那样的儒生才能称得上是真儒生。秦二世掩耳盗铃,虐待天下万民,叔孙通便投靠人民武装项梁的军队。项羽残暴不仁,他便转而投靠刘邦的军队。刘邦要更换太子,他害怕再现秦二世的局面,人民又要生灵涂炭,他表示宁可“撞柱而亡”。表面上,叔孙通换了三个主子,但是从实质上看,他忠于的对象只有一个,即天下的万民,这才是真正的儒生。而曾国藩一旦需要顺从起上司的意旨来,“爱民”两字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曾国藩只能是伪儒,他在为自己的官位而忠于清廷残杀民众时,就已经忘了求学而为儒者的根本了。而有意思的是,现在给曾国藩平反的人,大多都是拿曾国藩的奴性给曾国藩平反,欣赏其对统治者的“服从艺术”。

道是“忠君”却欺君

虽然曾国藩残害民众,打的却是忠君的旗号。就是这样一个可非常忠君的人,也曾欺骗过皇上。在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于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将领鲍超率军北援。这个命令是1856年8月11日发出的,8月26日到达曾国藩手中。当时曾国藩正孤守被太平军重重包围的祁门,自身吉凶未卜,因此并无心思发兵北援救驾“勤王”。但皇帝命令他又不便公开违背,于是曾国藩一面冠冕堂皇地向皇帝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战术。结果当年10月曾国藩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救助正在遭受外国军队打击的皇上,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商量由谁带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自古出征大将即有机动专断之权,曾国藩若要真心北援,根本无须如此反复费尽周折。同时如果曾国藩真的出手相援,最后局势发展也未必是清政府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因为如果曾国藩带头勤王,那么各地的都督、巡抚也加入的话,虽然当时中国处于积弱状态,但以湘军的战斗力和清政府仍有的号召力,以民不畏死、兵皆死战为根本,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产生的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也许就不会签订,至少也会减少一些损失。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与英法相差较大,但实际上英法的本事也并非大到无法抗争,何况以劣势武器战胜优势敌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不鲜见。

从这一角度来说,曾国藩有助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嫌。总而言之,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帝的事远在天涯海角,不如曾国藩眼前的利益重要,曾国藩的利益大于关涉民族的不平等条约。同样不难看出,残害民众与否,曾国藩是以忠不忠君作为取舍条件的,但在忠君与否的问题上,他又是以个人利益作为取舍条件的。所以有人指出,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虽令人感到佩服,但对照他现实中的所为,也会觉得他言行不一。日记家书里的曾国藩是一个经过事后“装修”的曾国藩,而现实中的曾国藩实际上容易给人一种没有原则、唯利是图的印象。曾国藩是一个以“恶名”成功,却因自己善于伪饰最后以“善名”留世的人。为了名利而放大本来很小的胆子,放弃大智慧而卖弄小聪明,即使曾国藩这样的厉害人物也不能免俗。

在忠于君主时,曾国藩忘了身为儒者的为民根本;在忠于自己的利益时,曾国藩又忘了忠于君主的原则。那么,在对付外国侵略势力时曾国藩又有什么表现呢?

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集中体现在处置天津教案问题上。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教案。这场著名的天津教案的背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蜂拥而入中国。由于他们背靠西方政府,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如享有治外法权。如果教会本身或其所延揽的中国教民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清政府一般会选择对外屈辱退让,对内打压迫害,使本国的民众在本国无处申诉正义。正应了那句“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与各地民众的矛盾不断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会审公廨”19世纪中后期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一道审理民教纠纷,时称“会审公廨”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基地,教会势力一贯较为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出现了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者达三四十人的情况。当时,当地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便流行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这多种“巧合”,让百姓群情汹汹。同年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骗小孩分子被群众当场抓住,并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前曾迷拐一人,得洋银五元。由于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平时就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为平息事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便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先是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但当王三被衙役送回教堂时,却遭到百姓辱骂和砖石掷击。王三回去后便向神甫哭诉,神甫又转告了丰大业。丰大业于是两次派人要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便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踹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未伤人。但枪声传出后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便不分青红皂白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于是愤怒的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民众乘势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甫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2人。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2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史称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一时间惊慌失措,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了厚望,他们根据曾国藩曾经发布的讨伐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何况在天津民众眼里,天津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的爆发,理在华人这一边。同时,清廷内部也有人认为民心可用,民心不可失,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借机图强,否则无以制夷人。

但曾国藩到天津后,却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曾国藩又下令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尽管如此,曾国藩仍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缉拿凶手”。由于天主教堂天津民众都把反洋教者当成英雄,因此曾国藩虽然抓了八十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在此情况下,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洋人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舆论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因为湖南老乡都自认湖南人非常符合《隋书》所称的“劲悍决烈”,以及一些湖南地方志中所描述的“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其俗剽悍”、“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等湖湘性格,非常不认可曾国藩对外的屈辱作为。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虽然客观地讲,曾国藩很大程度上是在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天津教案再次体现了曾国藩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但即使是清廷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

当然,在这一事件中慈禧也够虚伪的,因为她基本是认同曾国藩所作所为的。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实来看,错不完全在曾国藩,他对侵略者采取弱势是符合当时清廷的意图和国家实力的。问题是在涉及民族利益问题上,他完全没有想到运用策略,尽可能地维护一下本民族的利益,身为国家重要的政治门户人物,却忘了民族的根本。

对曾国藩采取的一些本可以不采取的危害民众、不利于民族利益的举动,虽可以国家当时贫弱需要积累自强的理由来开脱,说他患上了奴性习惯症,习惯了任由外国侵略势力,任由强势力量宰割那样一种奴才心态,但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下,与曾国藩同时期的一些人在维护民族利益问题上,做出了知其不可为却力挽狂澜的非凡表现,涌现出在清政府“强势”媚外、国家外交处于弱势下仍保持健全政治人格,进而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大将留在天山的那只蝴蝶

些人中,首推左宗棠。左宗棠投身仕途后先后官居兵部郎这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左宗棠在其一生中,虽然参与了镇压太平军,围剿陕甘捻军的军事活动,但同时却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并重的思想,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指挥了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极弱的国势下维护了民族的利益。

据史家分析,左宗棠思想中始终有对抗外侮的成分,而且这种思想不像曾国藩的“攘外必先安内”那样,“安内”时雷厉风行,“攘外”则始终没有时间表,而是有强烈的紧迫感,并急于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与曾国藩一味奴性顺从清廷和侵略势力不同,左宗棠在事关民族利益的重大决策上,敢于维护自己的健全人格而向清政府据理力争。尤其值得赞扬的是左宗棠抵抗外侮的行动并非盲动而是既有远见卓识又善于执行,能够排除万难争取实现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利益,而不是寻找种种所谓条件不具备的理由为自己的无能开脱。

左宗棠和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同为镇压太平军的主要角色,但不同的是左宗棠在其一生中,虽然参与了镇压太平军,围剿陕甘捻军等军事活动,却又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并重的思想,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指挥了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极弱的国势下维护了民族利益。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左宗裳被诏命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第二年二月十六日,准备已久的左宗棠拔寨兰州。同年五月,从各地调拨的近一百营,约五六万人的队伍聚齐在兰州。左宗棠计划首先拿下乌鲁木齐,接着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部,最后乘胜南下收复全新疆。按照这一部署,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左宗棠麾军进驻肃州,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等城。这时,英国以调停人身份称阿古柏愿与中国和解,可作为属国不必朝贡。左宗棠予以驳斥说,阿古柏“只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只字不提归我左宗堂故土”,心怀险恶用心。左宗棠坚称南疆“地不可弃,兵不可退”,并将南疆的收复之战提上了议事日程。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收复南疆的第二战役正式打响。仅仅几个月时间,左宗棠军便攻克除俄国占领的伊犁之外南疆的所有重镇,新疆重又回到祖国怀抱。以后的左宗棠又投入到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之中,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征战伊犁的夙愿未能实现。但正是因为有了他早期的军事威慑,清政府与沙俄就伊犁问题的谈判最后才得以达成较为公正的协议。就此而言,如果说“看人只看后半截”,左宗棠在伊犁回归中国过程中基本完成了他一生的大业。后人曾作诗称赞说:“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人们不禁感叹,同是湘乡子弟,曾国藩带领他们干的是屠杀百姓、卖国的勾当,左宗棠却带领他们完成了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业。除了军功,左宗棠还建议清政府将南疆和北疆合并,建立行省以利于统辖,并主张汉回文并行,避免“言语不通,文字不晓”,以促进民族融合。左宗棠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了只要努力,同样可以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条件下争取民族利益。这是左宗棠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人们有理由希望,这种财富能够像庄周梦蝶那样,进入曾国藩的梦乡。清军作战图

与曾国藩有卖国之嫌不同的是,他的儿子曾纪泽与左宗棠相为表里,也在当时中国的外交险境下为维护民族利益“艰难争取”作出了贡献。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一年(1878—1885年),曾纪泽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奉命出使英、法、俄等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折不挠,与列强唇枪舌剑,在外交上取得很大成就。

同治十年,沙俄趁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六月,清政府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初步告捷的形势下,重新推崇李鸿章的“求和论”,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但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1880年1月13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让伊犁之南、伊犁河的支流特克斯河两岸,割让陬尔毕斯河以西等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于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委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改订条约。在谈判过程中,面对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官员热梅尼等外交老手,曾纪泽不亢不卑,据理力争。当时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割地与否问题上,沙俄软硬兼施,百般刁难,拒绝改订原约。布策提出,如果中国索回特克斯河流域领土,则必须割让沿海地方补偿俄国的损失。曾纪泽回答说:“我想从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热梅尼企图以战争威吓,公然要曾纪泽永远不索伊犁,曾纪泽针锋相对地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说得热梅尼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由于曾纪泽的力争,加以左宗棠在新疆用兵的鼎力相助,沙俄只得放弃《里瓦几亚条约》,同意改订原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这个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收回了中国的一些权益。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曾纪泽在以失败和屈辱为主题的清后期外交时代为国家争回了一些利益,但他却受到曾国藩高徒李鸿章的打击。1884年李鸿章密函清总理衙门,要求撤掉曾纪泽驻法国公使职位,原因是曾纪泽对李鸿章采取的对法软弱外交颇有微词。随后1885年10月清政府任命曾纪泽为海军衙门帮办,但1886年曾纪泽回国时却被李鸿章派到总理衙门,随后又调管同文馆事务。总之是不断调换衙门,越调越远离外交领域,职位也越次要,最后形同被打入冷宫。以至1890年曾纪泽以52岁英年早逝时,有人讽刺说整死曾纪泽的正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面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退让与屈辱的外交,从当时开始以至今日,都有一种“弱国无外交”的论点在为其开脱,然而事情真的会如此无法挽救吗?左宗棠和曾纪泽的作为说明了“弱国并非全无外交”。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弱吗?皇宫大臣手中有多少财富?源源不断输往外国的赔偿金又有多少?其实弱的并不是国家,而是领袖的意志,尤其是斗志。当年干革命的毛泽东,在物质力量上不知要比清政府弱多少曾纪泽旧照倍,但因为他有过人的坚强意志,坚忍奋斗,所以他想不成功都难。只要一个政治人物有健全的人格,他就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力争所作所为对得起民族、对得起政治良心,这其实是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一种政治正直。

政治,必须以正直和良心为根本,不然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有健全的人格,而没有健全的人格,其所作所为也就没有什么原则性,更不会体现出什么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都号称当时中国最有权谋的人——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不然他们师徒二人也不会成为时尚人物。但通观他们的政治作为,除了为对付太平军,为欺骗皇上而绞尽脑汁外,还真是难以发现他们在外交上有什么大的谋略。

薛福成大谋略“大”在哪里

李鸿章的一个幕僚薛福成,却曾经亲身用谋略为中国外交赢而得了一点胜利。

1865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沿途遍贴招纳贤才的榜文。薛福成以集中论述“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条对策的《上曾侯书》,受到曾国藩赏识,得以成为曾国藩幕僚。1874年年底,同治皇帝病故,4岁的光绪皇帝登基。按照规定,薛福成在次年春从苏州前往北京晋谒新皇帝,在路过山东济南时他顺便去看望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当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并偶然从邸钞上读到了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皇太后以两宫名义颁布的“懿旨”。“懿旨”决定广开言路,谕令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向朝廷建言,以便供朝廷采纳实施。薛福成遂应诏陈言,将自己为补救时弊、变通旧法的对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然后将这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请丁宝桢转呈。

薛福成的陈言疏,字字意新而确,笔达而圆,事事从浅处、显处着笔,易晓易行,深得清廷赞赏。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全国各地力求变革之士也争相传抄,薛福成遂一夜知名。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即延请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从此成为李鸿章的智囊人物,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这段长达十年的北洋李幕生涯中,薛福成帮助李鸿章处理了不少棘手的外交事务,最值得一提的是处理总海防司一职之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为了保证获得中方赔款,强迫中方答应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来管理海关,控制关税。1879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再给清廷上有关筹建海军的条陈,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海军。当时对外交知识极为缺乏而又智识一般的慈禧认为如能用英国人掌管海军,或许会杜绝日本等国的欺负,而且利用英国的力量,也能将海军迅速筹建起来。因此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添购舰艇、选用洋将,总管中国的海防。但颇有见识的薛福成认为,赫德这个人阴鸷专横,倘若兵权财权由他一人包揽,则如同助纣为虐,后患无穷。但是朝廷已有正式任命,如何才能设法挽回呢?薛福成考虑后,便对李鸿章分析不能任命赫德担任总海防司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个计谋。薛福成认为,只要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行文通知赫德,表明总海防司这一军事要职十分重要,要赫德亲赴海滨专司练兵,赫德就会因为怕苦贪财而自动放弃此职。因为如果赫德专司练兵,那么赫德的总税务司这一肥缺就不能不让给别人担任。薛福成料定,贪财成性的赫德在这种选择中决计不肯舍弃总税务司这一职务而去就任实地操练海军的总海防司的苦差使。这样,朝廷任命赫德为总海防司一事就成了一纸空文。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便叫薛福成起草给清廷的奏折,陈述由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的危险,提出补救之策。朝廷依计行事。果然,赫德在接到要他亲赴海滨训练海军公文后,为了不丢掉海关大权,而忍痛表示放弃总海防司的要职。薛福成何以能如此有智慧?原因在于他拥有独立人格,不因身为李鸿章幕僚,就丧失人格与思考。原因在于他拥有健全的人格,不因身为李鸿章幕僚,就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考。薛福成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早年对鸦片战争后的时移世易毫无知悉,心中的梦想就是中秀才、成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在科举道路上不断拼搏。但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等,都给薛薛福成著《庸庵文编》之一页福成的家庭和思想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母亲为躲避战乱又不得不从无锡出发带着家人离乡逃难,薛福成真正感受到了社会动荡流离之苦。这在思想上使他决心不再斤斤计较于科举的成败得失,而是潜心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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