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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6 04: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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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博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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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评测和动态监测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评测和动态监测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评测和动态监测研究作者:李博排版:吱吱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0ISBN:9787560994222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1章绪论

本书试图探寻一个适应中国转型发展特点和基本国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可以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趋势和现状的测评体系,将其运用于长期监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为相关研究工作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1.1 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而工业结构是产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国际经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题。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部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部门,工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以“加强轻工业”为核心的结构调整;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施的以“加强基础产业”为重点的结构调整;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应该说,“九五”、“十五”以来,包括部门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在内的工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特点包括:①产业结构整体上朝高度化方向发展;②工业部门内呈现出明显的加工深化和高加工度化趋势;③产业要素构成快速提高,资本取代劳动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④产业发展进入以加快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能力为主的新阶段;⑤企业分化和重组步伐加快,一些部门出现了集中化趋势。

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主要包括:①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②生产能力在低水平上过度扩张导致结构低度化;③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落后制约了高加工度化的步伐;④产品结构层次较低,高附加值产品偏少;⑤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⑥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⑦产业发展中单位能耗过高,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⑧出口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和轻纺产业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国际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与现行产业结构不合理或低度化相关联。它们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阻碍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在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好以下两个基础性问题。

第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是什么?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一套中国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指导。只有在解决好这个理论指导问题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盲目性,才能保证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促使国家工业由大变强;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够广泛提高全民福利。但是,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经济政治体制、实现工业化的时间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目标及实现途径都不尽相同。而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研究主要以“标准模式”(如多国平均模式)为参照,并与之进行比较,关注的是各国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共性问题,但忽视了各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个性。因此,急需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建立一套适合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础理论,作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线方针和行动指南。

第二,如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判断和测度,即如何建立一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监测体系,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长期监测和分析。只有解决好这个难题,我们才能根据经济形势和环境因素的变化不断修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性目标;才能根据测度结果及时发现结构偏差,并运用政策手段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导到正确的路径上去;才能使人们直观地观察到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但是,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方法的研究大多存在明显的缺陷,尚没有被普遍认可的测度方法。因此,急需在深入分析和理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全面、科学、操作性强且具有说服力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监测体系,并建立长效监测机制。

上述两个问题,即中国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础理论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监测体系,正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试图探寻一个适应中国转型发展特点(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结构转型并存)和基本国情(人口多,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区域差异大等)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理论框架,为我国未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可以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趋势和现状的测评体系,将其运用于长期监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为相关研究工作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亟须突破的重大课题。1.2 研究述评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和测度方法的研究文献众多,这里仅就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概要性述评。

研究产业结构问题,首先涉及工业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从方法论角度,可以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分为两类:一是以某种“标准模式”(如多国平均模式)为参照,并与之进行比较,以经验统计为主,称为经验统计学派。二是通过对行业发展过程的剖析,分析不同阶段工业发展内在特征的演变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以定性分析为主,称为产业发生学派。

经验统计学派主要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归纳、进行国别比较及建立数学模型等方法,总结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为依据进行预测。代表人物有: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钱纳里等。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1940)中运用他提出的三大产业分类法研究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规律。克拉克揭示了三大产业之间的变化规律,而德国人霍夫曼则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不但提出了工业部门分类方法,而且在他的著作《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1931)中,根据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比例”。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整理了20多个国家的数据,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和部门间的分布等方面,对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变化作了分析研究,其经典著作有《现代经济增长》(1966)、《各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1957)。钱纳里等人又在克拉克、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1975)中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比较了101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将经济发展归纳为3个过程和〔1〕10个方面,并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6)中引入了建立在多部门模型基础上、研究资源配置类型变化的“结构分析技术”,将需求分析(需求增长模型)和供给分析(供给增长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工业化模型,分析各收入水平阶段各个因素是怎样引起生产结构和要素使用的变化的。

经验统计学派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分析技术的发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上。但由于其关注的主要是各国工业发展演变的共性问题,因此,忽视了各国国情所决定的工业结构升级的个性。

产业发生学派主要从产业或部门的发生、发展、技术经济内在特征和部门间的关联、机理来研究所在部门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结构问题。其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罗斯托、刘易斯、弗农,日本的筱原三代平、佐贯利雄、伊藤元重等人。罗斯托(1956、1960)提出了“起飞”和“主导部门”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主导部门在起飞及阶段性经济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主导部门的特征等观点。刘易斯的研究应该属于更大范围的发展与结构问题,但其对工业结构问题也有重要贡献,他的二元结构模式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化》(1977)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学者伊藤元重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型。日本的筱原三代平(1957)提出了规划日本产业结构的著名的筱原二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佐贯利雄(1981)则揭示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主要是具体描述了日本主导部门的变迁和内在机理。美国的弗农教授则从产品的发生发展角度,把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并将产品的成长过程与结构转移过程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日本还有比较多的学者和机构对单个行业的发展—成长—衰退—转移过程进行了研究。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工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从机理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分析和刘易斯的开放条件下贸易条件的决定模式,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定量化和模型化,如伊藤元重和小宫隆太郎(1984)的研究。

对工业内的产业结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产业组织角度进行研究。梅森(Mason)、拜恩(Bain)、谢勒(Scherer)等先后提出和发展了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特别关注市场集中度;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产业组织理论,并提出用洛伦茨曲线、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等对市场集中度进行测度。另一种思路是从部门之间变动关系角度进行研究。霍夫曼(1931)提出,一般工业结构存在由轻纺工业占优势向重化工业占优势,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演进规律;张培刚(1949)结合世界工业化国家经验,验证了结构演进三阶段论;罗斯托(1960)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六阶段理论,钱纳里(1975)等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六个变动时期的划分,考察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人均收入水平(库兹涅茨模式、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钱纳里艾尔金顿和西姆斯模式)、三大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变动、工业内部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研究的上述两种思路在我国都有运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学者也使用部门关系变动的有关标准判断我国工业化阶段,以提出工业化的新对策。刘世锦(2004)以重化工业增加值为主导,吕政等(2005)根据人均水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等,李佐军(2004)从英、美、亚洲四小龙实现工业化所呈现的特征、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我国现阶段一些特点,判断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重化工业阶段;林兆木(2002)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认为我国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阶段;陈佳贵和黄群慧(2005)等也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郭克莎(2000)、王岳平(2000)、甘智和(2000)等人认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吴敬琏(2005)对我国工业化进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存在所谓的重化工业阶段问题。不过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产业关联理论的研究。里昂惕夫(1936)提出产业关联理论并创立投入产出法,罗森斯坦·罗丹在《略论“大推进”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高度重视产业联系的工业化理论——“大推进”理论,赫希曼在《联系效应》提出了著名的联系效应理论。Antotio Ciccone(2000)从投入链的角度揭示了产业链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中的重要作用。国内许多学者对产业演变规律和产业关联模型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刘伟(1995)出版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金碚(1994)出版了《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陈锡康(1981)提出了非线形实物模型;刘起运(1986)则提出了对称模型;张守一(2005)提出了嵌入式投入产出表、模型及优化;薛新伟、王冬等(1997)提出了灰色投入产出理论,薛新伟(2000)研究了包含隐性因素的投入产出模型。国内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作实证分析的研究也不少,刘水杏(2004)借助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及美、日、英、澳4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及与其密切关联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前向、后向、环向等不同层面的量化研究。廖涌泉、赵新利、李学伟(2000)根据价值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中国铁路与国民经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史丹(2005)从横向产品关联、纵向产业关联及国内外市场关联三个方面分析了能源工业内部的产业关联及其对能源价格体制、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的研究有:结构协调论(如李京文、郑友敬,1989);结构功能论(如周振华,1992;王述英,2006);结构动态均衡论(如苏东水,2000);资源配置论(如史忠良等,1998)。不同学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往往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单标准说(周振华,1992)、三标准说(黄继忠、苏东水等,2000)、四标准说(史忠良、杨公仆、夏大慰,1998)、六标准说(李京文、郑友敬,1989)和七标准说(李悦,1998)等。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指标体系:宋锦剑(2000)从统计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作了全面的探讨,并从产业构成、地区结构、技术结构及组织结构等方面建立一套测度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马涛、李鹏雁、马文东(2004)确定了新型工业化条件下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所应遵循的原则,并首次筛选出七大指标群进行测度;宋国宇、刘文宗(2005)把产业结构优化看做一个动态经济系统进行研究,并建立了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在马涛等的基础上加入了产业就业吸纳程度指标群,等等。不过,许多测度指标都只是在理论上探讨,很少在实际中运用。

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素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需求、供给、国际贸易、产业政策。恩格斯将人类需求分为三个层次,马斯洛将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恩格尔定律等从需求角度揭示需求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里昂惕夫研究社会总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刘易斯从二元经济探讨劳动力供给;罗森斯坦·罗丹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提出“大推进”理论,赫希曼提出将有限资金投入到那些能产生最大引致投资的部门或产业等。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费用理论,赤松等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等从国际贸易角度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政策的执行时代久远,如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新保护贸易理论等均从不同的侧面论述如何根据本国发展的实际来发展本国产业,如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提出制造业是一切工业的母业,优先重点发展制造业。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2003)、金碚(2005)、颜蕾(2005)、赵国鸿(2005)、周涛(2001)、何强(1999)、郭晋南(1998)。总的来讲,得到普遍认同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大致包括:资源禀赋、人口和劳动力流向、技术变动、资金供应和投资结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市场需求、经济政策及其他环境因素、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国内学者宋振峰(1995)从产业政策的强弱角度,考察了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东亚圈国家和地区的主动型政策;西欧(除英国)的社会市场政策;英语国家的后发性或补救性政策。杨治在《产业政策和结构优化》一书中通过考察日本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政策,提出了产业政策对任何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有存在的必要,但其目标、重点、形态、力度及其适用原理并不相同的理论。

产业结构优化测度问题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又是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可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模型主要有:投入产出模型、国民经济计划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目标规划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可用于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协同学方法、灰色理论方法、模糊综合评判以及DEA测度方法。姜照华、刘则渊(1999)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四个基本要求(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充分就业、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建立起产业结构的Lagrange函数及其优化模型,并给出了求解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并且不存在参数辨识问题,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可以广泛应用于生态城市等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宋锦剑(2000)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永恒性统计规律,并从统计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作了全面的探讨,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指标群,分别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产业地区结构状况指标体系;产业组织结构监测指标体系;行业寿命周期状态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给出具体的测度方法。潘文卿(2002)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背景,提出一个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在21世纪前20年的中长期发展中经济增长、就业变化、污染控制,以及产业结构的转换与调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模拟与展望。谢曼(2002)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生产诱发系数及生产的最终依赖系数来分析经济的结构比例、各产业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各产业的发展顺序及产业的波及效果问题。赵卓、孙燕东、增晖(2003)利用灰色理论方法,以三大产业经济增长为控制目标,三大产业劳动力和投资量为控制变量,建立GM(1,3)模型,并利用GM(1,3)模型对鸡西市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伦蕊(2005)建立了一种对产业结构自组织能力的实证测评方法以考察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认为产业结构自组织能力的核心体现在经济资源通过一定的产业结构自动实现最优化配置的能力。宋锦剑(2000)构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他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表现为: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工业结构中霍夫曼比例的降低及主导产业部门的循序更替;技术密集型和智力信息型产业的比重增大;各产业部门技术构成的提高;新兴产业的成长及夕阳产业的衰退;产业结构更新周期的缩短;环保产业的扩大等。宋鸿明(2004)定量测度了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高度和三大产业间产值结构高度。产业结构高效化是近年来独立出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产业结构高效化不仅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而且能围绕高效产业建立一个结构紧凑、相互协调而又具有经济效益的产业体系,更好地实现经济活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施刚(2004)提出产业结构高效化三方面的标志,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效率问题。

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颇多,研究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主要集中在对产业结构优化内涵的理解、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因素和机制、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几个方面。这些研究大多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偏重于定性分析,较少涉及量化分析和检验,相当部分缺乏实证支持,使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分析过于空泛,表现出较低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产业结构优化定量化评价方法研究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由于对产业结构优化内涵的理解不同,测度方法的选取虽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然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问题。有的学者尽管将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但测度指标单一,或是将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同“标准结构”相比较,或是将就业结构与“标准结构”相比较来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程度,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二是由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众多,尽管国内有的学者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但未考虑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指标的时效性、指标的地域性等问题,因此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特殊问题,有的指标体系指标过多、计算过于烦琐,给收集数据带来很大难度,也降低了研究的可操作性。三是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定量化评价研究体系尚未建立。1.3 研究框架和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共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全面阐述产业结构演变的内涵和规律;第二步,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和机制;第三步,在尊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和途径;第四步,基于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现有认识,初步建立一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它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第五步,在运用上述指标体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长期监控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机制的认识,逐步修正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和目标,逐步完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循环递进的研究路线,也是一项长期性的研究工作。本书仅仅完成了前四个步骤。

本书其余各章的安排如下。

第2章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对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作适当的阐述和必要的修正,进而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

第3章总结和探讨历史上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后分析可能出现偏离一般规律的原因和机理,并作出相关评论。

第4章探讨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建立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第5章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与途径,即遵循什么样的路径,以及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政府能够采取哪些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6章将在前几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适用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评体系及相应的数据库。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包含的不同维度的内容以及优化升级的判断标准,建立一套测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多维度指标体系,使其能够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全国整体状况和行业状况进行准确的测度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可以设计、建立一套有关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状况的长效监测预警机制。

第7章采用逐层深入分析方法对我国产业比例结构演变的情况进行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定量分析我国产业比例结构演变的历史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8章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我国产业关联结构演变情况。

第9章依据本书建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合测评体系,分别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高效化水平和协调化程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

第10章总结本书的主要结论。注释

〔1〕3个过程指:积累过程、资源配置过程和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10个方面包括投资、教育、研究与开发、国内需求、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化、收入分配等。第2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

本章将简要界定有关概念,包括产业、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赋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内涵。2.1 产业、产业结构与工业结构

按照从狭义到广义的顺序可以将产业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产业概念仅仅从市场供给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即把产业定义为直接从事同类或具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集合。从属于同一产业中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竞争的市场关系。这种意义上的产业也可称为“行业”。

第二层次的产业概念则是从市场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的,即将产业定义为围绕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种市场关系的集合。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和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必须在市场中与其产品(或服务)需求方、要素供给方、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建立各种各样的市场关系,可以说,一个产业的发展是该产业内各种市场关系发展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产业也可以称为“市场”。

第三层次的产业概念是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界定的,也是更广义的产业概念,将产业定义为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集合,通常表现为同一产业中的企业从事相同或相近性质的经济活动。这里的相同属性不仅是指生产相同的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还包括其生产过程具有相同的技术特征,采用相同的原材料,产品具有类似的用途,等等。这一层次的产业概念适用于考察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关系,及其对产业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

本书采用以上第三层次的概念来界定产业的含义。

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本书将对工业部门进行重点研究。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等大的产业部门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系统,而工业则是由其内部众多门类和层次的子行业构成的产业经济系统。

产业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包括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及其变化(表现为产业发展与演化),产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即产业的关联与协调)。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将体现为产业结构协调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工业结构也会不断调整与升级变化。

本书认为产业结构应包括产业部门结构和产业区域结构两个部分的内容。

产业部门结构是指各行业间的关联关系和比例关系,关联关系主要反映行业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和方式;比例关系既包括各类经济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比例(例如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布),也包括各行业间的产出比例。部门结构的内容如图2.1所示。图2.1 部门结构的内容

产业区域结构是指区域间的产业分布结构和产业分工联系。产业区域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①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②国家内部各个地区间的产业分布。2.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在不断发展的概念。其主体内容包括结构高度化、结构高效化和结构协调化三个方面,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2.2.1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随着需求结构升级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行业及密集使用高级生产要素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比例不断提升的过程。

首先,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与需求结构升级相伴随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求结构随之升级,对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产品的需求量会相对上涨得更快。在需求拉动下,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得相应行业的增加值率上升,生产要素为追求更高的回报率,会主动向这些行业流动,从而导致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行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比例提升。

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相伴随的过程。这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指要素禀赋构成中高级要素(相对于简单劳动来说资金是高级要素,相对于资金来说人力资本是高级要素)的比例逐步上升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级要素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随之升级,高级要素相对价格的逐步下降导致高级要素密集型行业的成本利润率相对上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厂商会想尽办法扩大产出规模,从而导致密集使用高级生产要素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提升。

最后,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种长期趋势,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受经济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产业结构在短期内会出现波动,这种短期波动并不代表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真实变化,真正的结构高度化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升上去就不容易再降下来,因此根据一两年内结构指标的变化来评价和判断产业结构升级与否是不可取的。2.2.2 结构高效化

产业结构高效化是指生产资源在各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首先,产业结构高效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随着技术进步和其他要素禀赋的变化,资源在行业间配置的最优均衡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高效化水平往往不具备可比性。在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比较稳定的短期内,生产资源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在行业间流动,不断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结构的高效化水平。然而当较大的技术革新或对要素禀赋影响较大的事件发生之后,产业结构的高效化水平则会突然降低。

其次,产业结构高效化是产业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产业结构高效化过程中生产资源在产业间优化配置程度提高,单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吸收更多的生产要素,单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则会流失生产要素,使得整个产业体系的单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产业结构高效化过程又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资源在产业间分配数量比例的优化,还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生产资源关联程度的优化,这将使得整个产业体系及其下属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

最后,产业结构高效化较之产业结构高度化更加重要。产业结构高效化水平决定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即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仅仅是依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产业结构演变阶段的判断。2.2.3 结构协调化

产业结构协调化是指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协调程度提升的过程。

首先,产业结构协调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需求结构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升,需求结构会逐步升级,另一方面经济波动会对需求结构产生较大幅度的冲击。因此,在需求结构稳定的短时期内,产业生产在需求拉动力的牵引下逐步趋近于实际需求结构,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不断提升。然而当需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时(由于技术革新的引领或经济波动的冲击),产业结构的协调化水平则会突然降低。

其次,在价格杠杆的调节之下,产业结构协调化程度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动提升。供过于求的产业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减少生产;供不应求的产业产品价格上升,企业增加生产。然而,当政府过分介入产业发展时,反而更容易导致产业结构同构化和产能过剩,使得产业结构协调化水平降低。

最后,产业结构协调化程度较低会导致各产业产品价格的非均衡变动,从而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等不良后果,因此,产业结构的协调化较之产业结构高度化也更加重要。2.3 新型工业化赋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内涵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基于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中国也就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1.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产业科技含量

产业科技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目前我国产业技术结构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还没有确立,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由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环节,改变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为跨国公司加工组装、代工生产的状况,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2.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资源短缺,土地、森林、水、石油、金属矿产等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使13亿以上的人口普遍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并逐步走向现代化,资源约束是实现持续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制约着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着力解决资源瓶颈障碍。全球范围内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越发凸显,已经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海啸、飓风、雪灾和不断出现的疾病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水平的同时必须重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必须着力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3.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得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应于不同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因此理想情况下产业结构应该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相吻合,以保证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当然,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两者之间需要相互协调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但是,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速度较慢,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另外一个外延性目标就是通过结构调整来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使得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4.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国内部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往往是一种常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证明这种不平衡状态经过一段时间是会逐渐收敛的,但是,至于收敛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却不确定。产业区域结构的调整,除了能够在区域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以外,还可能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速度)造成影响。因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很自然地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外延之一。

5.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相互影响。要想在未来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就必须处理好开放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以出口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大国,随着出口额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持续存在。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当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主要依靠扩大出口数量和价格竞争转向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第3章产业结构演变的经验规律:一般性和差异性

本章我们将首先总结和探讨历史上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后分析可能出现偏离一般规律的原因和机理。3.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产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不断从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演进的规律性。我们认为:从近现代工业化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演进主要表现为三大产业变动具有规律性,而且与工业化阶段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又呈现出产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3.1.1 三大产业变动关系:配第-克拉克定律

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和其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的附加值高,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科林·克拉克在配第发现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演进趋势进行了考察。克拉克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一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克拉克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附加值)的相对差异造成的。人们总是从低收入的产业向高收入的产业移动。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结论,即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则相反。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使用现代经济统计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得出了更一般的结论,不仅证实了配第-克拉克法则,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

库兹涅茨发现: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横向、纵向考察总产值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分布的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与国民收入比重变动有关。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取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到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变化。3.1.2 工业化阶段与结构变动的标准模式:钱纳里经验规律

人均GDP水平是用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水平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工业化时期也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反映出来。

钱纳里(H.B.Chenery)等人按人均GDP水平将所研究国家的工业化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见表3.1),该划分方法被人们称为钱纳里的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表3.1表明,不同的阶段,由于国际美元币值的变动,其所反映的美元数额是有所差别的。例如,1964年第1阶段工业化的标准额为200~400美元,而到1982年第1阶段工业化的标准额则上升到728~1456美元,两者相差528~1056美元。与此同时,钱纳里等人还概括了准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模型:准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处于第1至第3阶段。以1970年美元来衡量,准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的一般模式是350美元,大国模式是300美元,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国家是500美元。换算为1996年美元,进入准工业国家的一般大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1860美元。表3.1 人均GDP水平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注:1998年美元a为按汇率测算,1998年美元b为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1996年美元为周叔莲、郭克莎计算所得,1998年美元a/1998年美元b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周叔莲、郭克莎:《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根据赛尔昆与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见表3.2),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三大产业GDP结构的变动看,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由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得到较大进展,所以以商业、服务业为基础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具体衡量标准为: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则到了结束阶段,即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赛尔奎因与钱纳里等人还概括了准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标准模型: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即准工业国家,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为18%,大国模式为19%,随后逐步提高。与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变动相联系,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的最高水平,形成自然限制,此时为工业化的后期结束阶段。表3.2 赛尔昆和钱纳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模式(1989)

资料来源:Syrquin M.and Chenery HB(1989),“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Vol.3,p152—3.

总之,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第一产业在总产值和劳动力就业构成中的份额会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构成份额都会增加。这些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大量相互关联的情形,并能描述不同类型的国家产业结构变动过程的特征及差异性,大大深化了对产业结构变动及其一般趋〔1〕势的认识。3.1.3 产业结构演变新趋势:服务化、高技术化、融合化、绿色化与国际化

产业结构的状态总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次调整伴随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大发展,世界产业结构转换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

第一,产业结构服务化。这不仅表现为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的不断扩大,同时还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内部服务量的不断扩大。从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来看,对企业和事业部门提供的服务、对个人提供的服务及对社会提供的服务均在不断扩大。从第二产业来看,其内部的服务量也在显著增加。在企业生产活动中,信息管理、综合计划、研究开发、市场调查、广告宣传、产品销售等与服务有关的业务比重急速增大。与此相适应,在第二产业的产品成本中,与服务有关的价值含量也在扩大。制造业内部的软化和服务化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扩张又使第二产业进一步趋向软化和服务化。各产业就是在这种相互联系中相互促进,使经济日益趋向软化和服务化。

第二,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随着高加工度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在整个产业过程中,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一方面,科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着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化,使整个产业体系日益呈现高技术化。另一方面,新技术加快了产业化。

第三,产业结构融合化。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在知识分解和融合的基础上,由于大量新生技术日益趋同而形成新的知识产业群,以及产业技术融合而导致的产业重叠加深,使传统的三大产业分立的边界具有了越来越不清晰的趋势。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产业结构变化势不可挡的潮流与趋势。

第四,产业结构绿色化。进入21世纪,生态革命迅速发展,势必推动着经济模式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特别是生态经济的巨大转变,引起全球社会生产技术体系的整体变革。未来社会的中心技术将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等知识要素所构成,它们将形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生态技术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生态经济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类型所共同构成的绿色新经济,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生态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生态的经济化”,即生态环境因素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渗透与融合,甚至催生了崭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模式,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五,产业结构国际化。这主要表现为: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通过产业构成的核心要素的国际流动,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转换。随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产业的兴起,逐渐出现了全球性产业,突破了地区和产业的界限,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现代产业的发展,引起了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浪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变动的这一特征打破了产业结构变动局限在一国国内的传统格局,出现了产业结构变动无疆界的新趋势。3.2 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工业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结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内部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动,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规律性。3.2.1 工业化历史上工业结构的升级演变

从近现代世界工业化进程看,工业结构经历了五次重大的结构升级。

第一级工业结构起始于18世纪80年代,基本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作为一种能量转换工具,蒸汽机结束了自然力(人力、畜力、水力等)作为主要动力的历史。工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是: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工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第二级工业结构起始于19世纪中后期,基本标志是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与应用。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等新兴产业迅速兴起,从而带动了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这次升级实现了由轻纺工业占优势向重工业占优势的转变,因此,又称为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

第三级工业结构起始于20世纪初,基本标志是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兴起。电气和化学开辟了社会产业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一方面改变了旧的产业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材料。这一时期化学工业获得巨大发展,因此,又称为“化学工业化”。

第四级工业结构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基本标志是以电子工业为整个工业的中心。这一时期发生了电子技术革命,即对控制器中硬件的技术革命,实现由人手现场操纵机器向机器自动开关的转变。电子工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优势产业。

第五级工业结构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基本标志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信息产业时代,而且还开辟了宇航工业、生物工程工业、海洋工业、新型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等。信息产业是控制器中的软件,是部分地代替生产过程中的人脑发出的指令,而用程序控制、指挥生产。以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产业革命,其发展速度对世界所有国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过去所有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3.2.2 工业内部结构演变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重工业化”现象

从一国工业化进程看,一方面工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工业内部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霍夫曼(Hoffmann W.,1931)、张培刚(1949)、盐谷佑一(1956)、钱纳里(Chenery H.,1960)、钱纳里和泰勒(Chenery H.& Taylor L.,1968)等人研究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时,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

霍夫曼(Hoffmann W.,1931)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将有代表性的8类产品分为消费品工业(包括食品、饮料、烟草等,布匹、制鞋,皮革制品,家具,等等)和资本品工业(包括生铁、有色金属,机械,车辆,化工,等等),对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规律进行了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率或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见表3.3)。人们称之为“霍夫曼定理”。表3.3 霍夫曼工业化阶段及其变化

资料来源:Pei-kang Chang,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pp.101-105.

根据该经验法则,霍夫曼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第三阶段的国家有英国、瑞士、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等;进入第二阶段的国家有日本、荷兰、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处于第〔2〕一阶段的国家有智利、印度、新西兰等。其中英国和美国的重工业化现象尤为明显。例如,自1812年至1924年,英国消费品工业对资本品工业的比率(即霍夫曼系数)从6.5/1下降到1.5/1,即消费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其中,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1871—1901年,即钢铁、石油、化学、电力等产业高速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霍夫曼系数从3.9/1显著下降到1.7/1。美国在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工业化表现得比英国更为明显。1850—1927年,消费品工业占总生产的比重从43.5%下降到32.4%,资本品工业占总生产的比重从18.2%上升到39.9%。到1914年,资本品工业所占比重已超过消费品工业。仅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来看,1870—1910年美国的重工业化趋势也很明显,表现为消费品制造部门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资本品制造部门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

张培刚(1949)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指出,从一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capital-goods,指以生产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的相对增加及消费品(consumption-goods)的相对减少。在这种意义下,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利用资本并加深利用资本);换〔3〕言之,就是生产采用更加迂回的方法。他还在霍夫曼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且资本品工业有渐占优势地位的趋势三个阶段。

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Yichi Shionoya)利用产业关联理论,对霍夫曼定理进行了重新论证。其计算结果表明:霍夫曼定理主要适用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霍夫曼系数比较稳定,原因是随着科技进步,重工业产品不仅作为投资品,而且用作最终消费品(如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但此时重工业化率(不等于资本品比率)却在上升。

与霍夫曼有所不同,钱纳里(Chenery H.,1960)将工业部门的产品分为三类:投资物品及相关产品(机械、运输设备、冶金、非金属矿物,相当于资本品)、其他中间产品(纸及纸制品、石油制品、橡胶、化工产品、纺织)和消费产品(木材制品、印刷、服装、皮革及其制品、食品饮料、烟草)。他运用截面数据,对20世纪50年代不同收入国家的工业结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投资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显著增加,消费品工业的比重则显著下降,其他中间产品则变动不大。

后来,钱纳里和泰勒(Chenery H.& Taylor L.,1968)又将工业分为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晚期工业三类。早期工业包括食品、皮革、纺织等部门,其产品主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具有最终产品性质,且需求收入弹性低,生产技术简单;中期工业包括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木材和木材制品、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部门,既包括中间产品又包括最终产品,其产品需求收入弹性高,增长较快;晚期工业包括印刷出版、粗钢、纸制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等部门,其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很高,产业关联效应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总之,从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趋势来看,在工业化前期,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或消费资料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或生产资料工业)比重显著上升,即出现重工业化现象。

为什么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呈现出上述趋势?这是因为,工业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初级消费品工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烟草、家具等工业是主要工业部门,并且与资本品工业如冶金、化学、机械、汽车、钢铁等部门相比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增长加速进行,资本品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但这时消费品工业在产值和速度上都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相比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并渐占优势。在工业化初期,消费品工业之所以首先发展,原因之一是像食品加工和纺织之类的工业是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部门,只有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其他工业;原因之二是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要素禀赋(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稀缺,非熟练劳动力丰富)有利于发展消费品工业,不利于发展资本品工业。而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资本品工业必须加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只是发展消费品工业,它就永远也不可能站在科技和工业发展的前沿阵地;原因之二是消费品工业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只有在资本品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3.2.3 工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

在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部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整个工业化进程依次会出现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重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为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技术集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其中,重工业化阶段的第二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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