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雪君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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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多情似故人试读：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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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多情似故人
小品文和大品文
…
杨邨人
以前有人将文学分为软性文学与硬性文学，现在既有小品文又有大品文，新文学运动的进展一日千里由此可知。有一位书店老板喟然而叹地说，现在生意不行啦！文学书就好比叫人吃点心，人们饭都没有得吃，哪里有钱去买点心？他又说，将文学书譬喻做点心还好，有人说那是装饰品，人们饭都没有得吃，装饰品更没人要哟。—书店老板虽然是在谈他的生意经而感慨言之，可是文学书竟至于变成装饰品也实在是近来的一种堕落的趋势，这且不在话下。文学书至于譬喻成为点心，可见已是食品之类，这于文学是精神上的食粮的话相近，那末由点心进一步作为充饥的大饼不是于人生更为有益？这样说来，所谓大品文就叫它大饼文也未始不可。但是小品文呢，就叫它—什么？真是难以作个譬喻了。小品文如果也叫它大饼，在实际上小品文重于轻描淡写，意在言外，比方幽默讽刺的文章，那是给人从发发松当中得到会心之妙，如果以食品譬喻起来就好比劳动以后上茶馆喝碗茶解解口渴，吃点糖食如胡豆糖糕之类伴着茶将疲劳舒服一下差不多。如果我这譬喻还不差远，那么，卖大饼的和卖茶的两家的生意并不冲突，而且乡下的茶馆也很多兼卖大饼的呢。
现在提倡小品文的作家似乎在和大品文开火，而对于小品文的非难者又似乎也在向小品文进攻，这种情势我个人看来都似乎有点近于—“那个”。就好比开茶馆的忘记了他也可以卖大饼，卖大饼的忘记了他亦可以手提一个茶罐兼卖茶给人解渴，在是乎两家的生意原不冲突而却相逢的时候发指眦裂彼此不能谅解。其实吃大饼的人固然很多，喝茶吃糖食的人也不能算少，如果认为开茶馆的人他的茶叶是发霉了的，他的糖食是隔夜发酸的，于顾客的卫生上有害的话，那么你一面卖大饼一面也卖好茶好胡豆就得了。顾客是有见识的，一定虽然一回受骗两回也就不愿领教了，又何必散布谰言打破人家的饭碗呢？再不然，好意地劝劝那茶馆老板注意顾客的卫生，他为了他的生意前途也一定会恍然大悟地接受了善人之言。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现在的小品文趋势所之一日千丈，已经大有重上象牙之塔钻入牛角尖的危机，小品文作家也大有山林隐士烟茶自娱的神气，这对于文化运动已经是漠不相关的堕落现象了。
载《现代》5卷1期（1934年5月出版）
科学小品
…
周作人
二月底的某日，我刚寄出明信片给书店，要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去年改订为分册的丛书，已出三册，这天就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郭君寄赠的一册大书，打开看时原来即是《生命之科学》汉译本，此为第一册，即包含前三册分也。这是一件偶然凑巧的事，却觉得很有意思。译者弁言之二有云：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
这里所说关于原书的文艺价值与译文的忠实态度都很明了，我们可以不履多赘。我看原书第二分册第四章七节有讲轮虫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译文于下：
轮虫类又是一门，是微小而结构高级的动物，大抵居于池沼、沟渠、湿地等处，对于有显微镜的人是一项快乐之源泉。
假如我们能够保留着感觉和视觉，缩小成一个活的原子而潜下水去，我们会参加进一个怎样惊异的世界哟！我们会发现这座仙国有最奇异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备浮泳，有璐玭色的眼睛在颈上灼灼，有望远镜式的脚可以纳入体中，可以伸出去比身体长过数倍。这儿有些是系着锚的，系在脚趾所纺出的细丝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铠甲，猬集着犀利的针刺或装饰着龟甲形和波形的浮雕，迅速地浮过，更有固着在绿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牵牛花，由眼不能见的力量把一道不间断的牺牲之流吸引进那开着的杯里，用深藏在体中的钩颚把它们咬碎致死。（赫贞与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图谱《轮虫类》The Roofera 1886中如是说。）
轮虫类对于人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它们的好处几乎全在这显微镜下的美观上。
这可以够得上称为科学小品了罢。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学》的原作者是大小威尔士与小赫胥黎，其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既是无可疑的了，译者又是专门研究近代医学的人，对于文艺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书的译出殆可以说是鬼拿铁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误，还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价高，假如能分作三册，每册卖一元之谱，不但便于翻阅，就是为读者购买力计也有方便处。像现在这样即不佞如不蒙寄赠亦大抵未必能够见到也。
我不是弄科学的，但当作文章看过的书里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学小品，略早的有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这两部书在现今都已成为古典了，在中国知道的人也已很多，虽然还不见有可靠的译本，大约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终于未曾译出，《昆虫记》则译本已有三种了。此外我个人觉得喜欢的还有英国新近去世的汤木生(J. A. Thomson)教授，他是动物学专门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种，其中两种最有意思，即《动物生活的秘密》与《自然史研究》。这还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国版，价钱很贵，装订也不好，现在背上金字都变黑了，黑得很难看，可是我仍旧看重它，有时拿出来翻翻，有时还想怎样翻译一点出来也好，看看那暗黑难看的金字真悔不早点译出几篇来。可是这是徒然。我在这里并不谦虚地说因为关于自然史的知识不够，实在乃是由于文章写不好，往往翻看一阵只得望洋兴叹地放下了。《动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动物生态以至进化遗传诸问题都有讲到，每篇才七八页，而谈得很简要精美，卷中如《贝壳崇拜》、《乳香与没药》、《乡间的声响》等文，至今想起还觉得可爱。《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题日《从著者作品中辑集的文选》，大约是特别给青年们读的吧，《动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为简短了。话虽如此，要想译这节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终于割爱了去找别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题日《秋天》，内分六节，今抄取其关于落叶的一节于下：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无过于落叶的悉索声了，它们生时是慈祥的，因为植物所有的财产都是它们之赐，在死时它们亦是美丽的。在死之前，它们把一切还给植物，一切它们所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东西。它们正如空屋，住人已经跑走了，临走时把好些家具毁了烧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那灶里的灰。但是自然总是那么豪爽的肯用关的，垂死的叶故有那样一个如字的所谓死灰之美。
第二十五篇是专谈落叶的，觉得有可以互相说明的地方，再抄几节也好：
但在将死之先，叶子把一切值存留的它们工作的残余都还给那长着它们的树身。有糖分和其他贵重物质从垂死的叶慢慢地流到树干去，在冬天的气息吹来以前。
那树叶子在将死时也与活着时同样地有用，渐渐变成空虚，只余剩废物了，在那贵重物质都退回防冬的库房的时候，便要真预备落下了。在叶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韧很结实的，现在从里边长出一层柔软多汁的细胞来，积极地增加扩大成为一个弹簧椅垫，这就把叶子挤掉，或是使叶与枝的附着很是微少，一阵风来便很容易把那系联生死的桥折断了。这是一种很精良的外科，在手术未行之先已把创痕治好了的。
的确到现在那叶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门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里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么华丽呀！黄的和橙色的，红的和紫的，绯的和赤的，那些枯叶发出种种色彩。它们变形了，在这死的一刹那，在秋阳的微光里。黄色大抵由于所谓叶绿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颜色则由于特种色素的存在，这都是叶子的紧张的生活里的副产物或废物。
末了，叶子轻轻地从树上落下了，或是在风中宛转挣扎悉索作声，好像是不愿意离开似的，终于被强暴地拉下来滚在地上了。但是虽然年年失掉叶子，却并不因此而受什么损失，因为叶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茵类所霉化了，于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帮助，使它变成植物性的土壤，这里边便保育着来年的种子。
文章实在译不好，可是没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广博的知识，觉得还不若自己来写可以更自在一点，不过写的自在是一问题，而能否这样的写得好又是另一问题，像《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可以说是一篇《落叶赞》，却又不是四库的那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摹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说也奇怪，中国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艺政策”的，最不高兴人家谈到苍蝇，以为无益于人心世道也，准此则落叶与蚯蚓与轮虫纵说得怎么好亦复何用，岂有人肯写或准写乎？中国在现今虽嚷嚷科学小品，其实终于只一名词，或一新招牌，如所谓卫生臭豆腐而已。
二十四年四月七日，北平
载《文饭小品》第4期（1935年5月出版）
大小文章
…
韩侍桁
近来人们写文章，简直活像时髦女人穿衣服一样，时样翻新，千变万化。鲁迅先生说从前中国的文人不帮忙而帮闲，而我看现在的中国文人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却在帮时髦了。如果是有心人的话，肯费剪报的工夫，就以三月五月为一期，出一本《时髦文学大全》，我想总不会缺乏材料的。
现在时髦的文章，是小文章；从三五百字到千八百字的，是到处欢迎。偶有一感，信笔写来，总可告成，这类文章，可以称为小品，称为随笔，称为漫感，称为素描，名目是多得很。
论理，我是不反对任何大大小小的文章的，因为写文章本来是和说话一样，有话多说，无话少说；没有话故意绕脖子固然不好，但有话非要咽下去一半不可，也究竟不是道理。但在事实上，现今写文章的人，写到恰到好处而便收笔的，确是少见，不绕则咽。
从前在小文章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我时常有感于中国写文章的人的罗唆（啰唆），所以想写一篇《文章拉长法》来作为讽刺。文章而至罗唆（啰唆），虽然也许是因为写的人心中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拉长的，但多半也许是因为那写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老手，不知剪裁，情有可原的。为了拯救这种缺点，而大家来提倡写小文章，或者也许是一种好的训练。但是事实又不然了，最近的小文章，无论是几百字的，也还是在那里绕脖子，起承转合翻来覆去地吃他的题目。从前被拉长的文章，虽然罗唆（啰唆），也还有点玩意儿，而现在的小文章，却连一点玩意儿也没有了，一看题目，便可了然，无需观看内容的。
但是，凡是流行的，后面总有理论跟着，于是我们的理论家们便大声疾呼：“小品文的时代到了！”当然，这理论中也有一套常人不可理解的思想在，但简而言之，那意思是说现代人的生活太忙碌了，没有工夫读长的东西。我想，若照这种理论与现今流行的小文章推论下去，也许再过几年，文人就不必写文章了，只要能写出一个题目就够，如果连看小题目就嫌费事的话，尽可装订几百页的白纸，想出一个很美丽很动人的书名，读者也就够过瘾的了。所以现在我是想提倡白纸无字的书。
载《现代》3卷3期（1933年7月出版）
读书与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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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
萧伯讷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只是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教人读人(Reading men)。这话极有意义。一天到晚在书本上弄来弄去，对于人生的体验完全忽视的时候，你在书本上得来的种种知识，会使你在实际的人生社会的路上落空的。现在多多少少的大学生，坐在课堂里，雄心地愉快地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的人生社会，是一个多么光明的有望的世界。等你一出学校的门，踏进社会的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所接触的所经验的社会人生，同你往日所理想的完全是两样。往日理想的恋爱，理想的文化界，理想的政治，理想的一切，到现在都变成了黑暗卑鄙阴谋污浊的种种形状，伤了青年们的心，这种觉醒的悲哀，成了近代文艺的要素。佛劳贝尔的《波瓦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就都是描写这种觉醒的悲哀的路径的。这都是只读书不读人的悲剧。《波瓦利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天到晚读浪漫的恋爱小说，把恋爱看作神圣，看作人生惟一的幸福，惟一的美丽的梦。因为她热情地对于恋爱的追求，所以迫不及待的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了。结婚以后，使她真实地认识了恋爱、人生与社会，她往日的美丽的梦，到这时候全醒了。她醒了以后的悲哀，是极其苦痛的。她流着泪地说：“恋爱的滋味，结婚的幸福，就是这样的吗？那我真是被那几本书骗了。”这几句话，是波瓦利夫人一生悲剧构成的原因。
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文人，一方面要读书，同时更要读人。懂得书本不懂得人生的人，在社会上会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那些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衮衮诸公，大半是不靠书本的。一个描写社会人生的作家，你如果只凭书本的知识，定要失败的。你不去深深地研究人生体验人生，永远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一回事。你描写出来的，多半是一个虚空的理想的世界。一个长躺在沙发椅上读书，靠着窗外的浮云落叶来引动自己的诗兴的文士们，能写出左拉、伦敦、高尔基他们那样的小说来吗？
其次，我想读书与读人，也可以解作比起读人的文章来，是较重读人的行径的。在今日的中国，做好一篇文章的人很多，做好一个人的人却不大多的。一些人在文章里，说什么意识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什么，文章做得极好极动人，读者看了，以为这位作者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其实，这只是文章上的煽动，他的行径完全是两样的。骂人颓废，自己更颓废；骂人浪漫，自己更浪漫；骂人赌钱，自己更赌钱；骂人不讲新生活，自己躺在床上抽大烟。然而，他们在文章里，确实是说得有条有理，娓娓动人。不久，他们便做了先知，做了易卜生所说的“社会的栋梁”了，青年们也就永远地受了骗。
我想，做好一篇文章容易，做好一个人是难的。比起做文来，还是做人要紧。一个伟大的人格对于人类的感化，我觉得要在一篇文章之下。有许多一生不写一个字的人，他的精神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完全是靠他的人格。如孔子、基督一类的人，并不是以文章传世的事，是谁也知道的吧。
人有品，文章也是有品的。我始终相信，人品与文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无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来，我觉得总是一件难能的事。法国波封(Buffon)所说的“文体是人”(Le style c'est l'homme)，亨特教授(W. Hunt)所说的“人是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也都是说明人品与文品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再如法国美学者果地哀(Paul Gaultier)所说的“艺术的作品，依了那样式来教示我们的，第一是作者的人格”这句话，更是明显了。
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都重视文章，把做人这件事体忽略了，这个是危险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成了两件事，这如何可以呢？言论与行动一致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可敬的人。他就不会写文章不会作诗，这不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吗？
周作人先生在《志摩纪念》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不可得而知了……
伟大的说诳者呀！真实一点罢。
一月十三日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举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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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过“不是国防文学便是汉奸文学”的主张，但其实，那时候真正“汉奸文学”还是少见的。战争爆发以后，情形不同了，像张露薇、周作人、刘呐鸥、穆时英几位，都先后变成了“皇军”底宠臣。不过，文人虽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这里面，除了张露薇捷足先登，是靠“作品”进身的以外，其余三位都是“投笔从政”的，而且，刘、穆二位，由于还有不懂“东亚的和平”的中国“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后”，只好去魂游三岛，更没有用笔的机会了。
但当然，南京既然有在屠伯底刀斧旁边啃人骨头的“国民政府”在，汉奸文学就会有“作品”也有“理论”的。“理论”，我在奴才报纸底副刊上就看到过“和平文艺运动的干部问题”的大文。虽然连文法都大半欠“亨”，但我们依然得承认它是“理论”；要向这种“理论家”要求文字通顺，那就只好怪你自己发昏。至于“作品”，依照我们底批评家和编辑家底惯例，只把老作家底作品算是作品，只从老作家底作品里面去看文艺精神底主流，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就在七月号的《改造》上找到了老诗人双照楼主，现在是“国民政府”主席的“汪先生”底“述思”。
述的是什么“思”呢？原来这位用叩头和卖身去向敌人追求“东亚和平”的中国志士被一些用劫略和屠杀来同我们实现“东亚和平”的日本志士从河内迎到日本船上，向上海驶去的时候，他不禁有感，吟起了诗来。前四句是咏景的，不去管它，这里抄下后面四句：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又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第三句做的是“翻案文章”，因为，他那时和文天祥底“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境不同；死固然是“报国”的最后一刹那，但如果报国只要一死就可以，那未免太简单了，所以应该考虑考虑，云云。
想一想罢，当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忍受了残暴的敌人底屠杀和污辱，当千千万万的英勇的中国儿女为了民族底生存和气节，为了孩子底幸福和自由，正在用生命和民族敌人血战的时候，居然有人想偷偷地跑到敌人方面去，说他要比那些“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的英勇的已死者、愿死者、敢死者更要爱国；如果不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东西，是不能够说出口来的，把这种最最无耻的诡辩写在里面的“诗”，当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作品”。“应该考虑考虑”，好的，考虑的结果是，乖乖地匍伏在敌人底脚下，大量地写些劝降的传单和宣言，和敌人底炸弹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国人民和未被蹂躏的中国土地。好一个“生平未尽心”！
但在他自己，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幸运。“神州又见百年沉”，不如此就要同归于尽；“良友渐随千劫尽”，不如此就要成为“孤家寡人”。现在好了，不但在“皇军”底刺刀保护下面能够有一尺土的“立命安身”之地，而且还可以用黄土砌起一个有群偶朝拜的小朝廷。由河内到上海，就是这个幸运底开端。在受宠若惊的“真乎幻乎”的迷糊心境下面，当然难免有感而且吟诗了。—“待儿扶起娇无力，始是初承恩泽时！”
难怪那个输船底老板把那只输船底银制模型送给他的时候，他要恭敬地陈设在客厅里面。这是多么可怀念的“初夜”啊！
这就是这位“报国”的“志士”底“报国”的心怀，这就是这位“报国”的“诗人”底“报国”的“作品”。“开卷有益”这句话实在是真理，连汉奸文学都能够使我们有了心得。
七月二十八日
载三卷一期（1941年9月出版）
“京派”和“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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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了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仔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哪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朗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到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嚏”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藉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载第2卷第4期（1935年5月5日出版）
八股文
…
施蛰存
在蝉隐庐书庄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书早已有了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此书一向只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年刻本，两者俱不易得，今无意中忽获此本，觉得非常高兴。此本表纸题有“廖景黎家藏”字样。想是柴舟后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全集序》”一篇，张日麟撰，说是“取邑中千钧一发之抄本，暨日本绝无仅有之刊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再付检(?)版”的，则虽然是铅印本，似乎也不可小觑了它，其价值之为“千钧一发”，一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序文虽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实在当得起“绝无仅有”之评。至于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同时也是我认为是廖柴舟的卓见者，都是他对于八股文的一些议论。
廖柴舟作《明太祖论》，是明亡以后第一个对于八股文提出反对的论调。他说“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其术未尝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术，不数年，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术之不善，不知非术之故也，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成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故书不可焚，亦不必焚，彼汉高楚项所读何书，而行兵举事，俱可为万世法，诗书岂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使人无所耗其聪明，虽无一字可读，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图史满前，则目饱而心足；而无书可读，则日事其智巧，故其为计更深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鉴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这一段议论，真是既新颖而又精到。在我们今日读之，尤其可以得到现成的印证。现在世界上恰有两个国家，正在分头摹仿秦始皇与明太祖。一个是采取焚书政策的，虽然其民愚了没有不可知，但“恶名”却已传布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用一种变相的制义来取士的，写文章的人只要能中了程式，就不惜用种种美名来荣宠他，或甚至用爵禄来羁縻他；虽然将来的成功如何不可知，但那些不在制义之列的文章，却实实在在早已被唾弃了。“秦拙而明巧”这个评断，我们是可以承认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廖柴舟也有一点未能见到的地方。明太祖虽然以制义牢笼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识字的流寇；瘳柴舟明白了了汉高楚项未尝读书，亦足以亡明秦，而忘记了明太祖在对付不识字人这一方面，也还是失败的。所以，我以为，焚书也好、制义取士也好，只要是文士，总是容易对付的，无论用的是软功或硬功、威肋或利诱，总有法子使他造不起反。生问题的倒还在于那些虽不识字而“心中之诗更简捷而易用”的人们，这些人是从“愚”起的，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曾“智”过。秦始皇即使不焚书，他们也不会读书，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们也不见得有工夫来上钩。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活，能使他们生活，皇帝也；不能使他们生活的，干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与八股文实在并无多大关系也。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说本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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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鉴赏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且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哪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但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无一句读得。倘使有人于此昌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读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m)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文以外，全是外行，故作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萎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见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被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讲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人文，便自觉鄙陋，把他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孟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讲，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日出版）
广播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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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
好久以前听说报纸上是不准登载中央政府要人们的广播演说的。而且因此《译报》、《文汇报》、《中美报》和《大美报》被罚停刊，时间是两礼拜以上，为时就是登载了蒋委员长的生产会议的广播演说。
人们自然还可以原谅。是租界，是中立国的统治下，虽然翻遍中立国的公法、私法、民法、刑法，还有出版法和罗马法，确实没有载上这一条，但是红色的五月，警备、戒严、铁丝网、铁甲车、搜查、抄靶子，治安维持者忙得满头大汗。这一份紧急处置，我说，确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我们已经平安地度过了五月，已入七月的中旬了，我们叨了不少的光。
可惜的是《译报》《文汇报》竟因“冒险家”的出卖，送了终，一命呜呼了—呜呼！呜呼！天下太平，“小民”无不额手相庆！
然而不太平的日子，终于到来！皇皇的广告：“《中华日报》定已往宗旨准七月十日复版！”
这还无碍于中立国法律：言论自由。然而，终于出版了。第一天就登了汪精卫的“广播演说”，而且用四号字排，而且又当作社论登载，而且—而且什么呢？而且一点也没有遭到禁止。
但这还无碍于中立国立场。因为五月不比七月，而“强权即是公理”。—谁叫中国军队，两年前就从上海撤退！
这里自然还得加上个“呜呼”了。但我暂且收住！有人类的良心与正义感的人，总会校正这现象。等着吧！“小民”也只有仰望这云霓似的德政的到来！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批评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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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侍桁
论批评的文章最近只我所看到的就不下十篇，都是说批评应当怎样写，或是批评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我却很少看见人们讲到那被批评的作家对于批评应当怎样的，然而这在目前，我觉得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作家大体都是希望批评而同时又在厌恶批评的，希望的是所谓公正的是使得作家相当地首肯的批评，厌恶的是那不公正的完全和作家的意思相背反的批评。但事实上，批评家和作家很少能站在同一的立场或同一的观点上，所以批评家的话不能使作家满意的倒占多半。
可是批评家也和作家一样地不是专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而也是为着广大的读者写作的，他的批评正确与否是和被批评的作家的满意与否毫无关系的。法郎士称批评为“灵魂的冒险”，话虽有味，但并不怎样正确，因为他太把作家看为批评的主要的对象了。
我们首先应当认清的是，批评和创作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批评也同样是创作之一。正如没有创作能为一切的人所欢迎，也没有批评可以使一切的人和他同意；批评者诚恳地说了他自己所要说的话，那就算尽了他的义务。
他虽批评，同时他也是处在被批评的地位，因为他的工作，自有广大的读者来估定他的价值，这正和创作家的创作在社会上所获得的声誉如何也是一样的。如果虽名为批评家，而实际上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凶恶的相貌大家看久了自然会起反感的，作家对他尽可不必发生恐怖。从这一点讲起来，批评和被批评的作品是处在互相竞争的地位的，作品的本身的价值有时可以淘汰了那批评，而坚实的批评有时也可以压倒了一部不良的作品。
所以创作家对于批评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是有益的，观者叫好也罢，恶骂也罢，他还是应当同样地创作下去。但这却不是说，一切的创作家对于理论都该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反之，最好的创作家是应该和批评家一样地要专心在理论上下功夫，即要不因为理论而妨害了他的创作，当他从现实中捉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尽可暂时把一切的理论丢开。
我会看见许多青年作家因为创作和理论的不调和，或是预感到将遭遇的批评的凶恶而在苦恼着，甚至因此不敢下笔，这是有害的事。一个在初学期中的青年作家，更有着充分的理由，不必多顾虑到理论家所将要讲到的话。
但作家养成一种宽大的、对于善意的批评尽可能地接受的气量，是必要的，一看见批评就发生敌意，甚至反口便骂，那他的创作前途是颇为危险的。然而如果作家遇到的是谩骂和侮辱呢？那……那也不必生气，不要作答，因为你若回答了这一次，你就会再受到第二次的侮辱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
载《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出版）
作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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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隽
有一个时期，在出版市场上，非常盛行着《作家素描》、《作家印象记》以及《作家访问记》一类文章。写的人特别多，卖座亦佳。趋势所至，一时几有蔚成为时髦主义之慨。由这情形，不难间接地猜测到一般读者的心理趣味。而作家的生活行动差不多是被认为神秘的，更觉得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趣味，看得如同对于某一件不易验经的事物一样珍重。缘于内心的向往，从而发生羡慕，以至企图之。
但这一现象，却亦不是全部由读者群起于单纯的心理崇拜所形成，如从别方面着眼，则又另有一种理由了。这即是说，大量的智识分子层，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大学生的一般出路问题的不易解决，受现实生活的压迫；同时，这一般人舍了弄弄笔杆儿以外，又是一无是处，在此情形之下，只得从事这较为轻便的文字生涯了。其间固有迫于无可如何，非出所愿，但亦有不少准备把一生的事业安排给文学，希冀能够成为名人，成为偶像，欲借文章为立身之道。
不问其有意识也好，非意识也好，总之，作家的念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人的心坎上。十分普遍地，一些有文学嗜好的青年，往往为了偶然的兴致的勃发，或由于瞬间性的情感的鼓动，遂“率尔操觚”地抓起笔来胡诌，发表几篇诗，写一二篇小说，便俨乎其然的自诩为诗人，为小说家，甚而至于摆着作家的架子，以耀己炫人。
不努力写作，不力求艺术上的修养和锻炼，连文学入门的起码智识尚付缺如，却急急想做作家，试问这是可能的吗？然而，事实确是如此，热中于作家的虚荣是极其迫切的。但做成一个作家并非绝无条件，简易地一蹴而得。埃及的金字塔不是一朝一夕建筑起来，同样地，作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成功。到作家之路是有分量的，非人人可得而为之，当然也不是人人不得以为之，乃是出自认真的不断的苦干再加以时间的培植的一个结晶。
作家决定非本人所得过问，而是社会所给予的一种必然的评价，侥幸和猎等总归是不应走的途径。纵使一时能因侥幸猎等而列于作者之林，究不外是昙花一现，瞬即消灭。爬得高，跌得重，浮薄的沙滩上无论如何是造不起一座大房子来。
毫无可疑，作家的愁念实际上仍在无限量的泛滥，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以为不必全都归罪于有这观念的人。太混乱的文坛和太缺乏严肃性的偏重情感作用的批评家们是要负相当的罪过的。因为，在目下，成一个作家确实是太轻易了。随便发表几篇作品的可以为作家，请人捉刀冒牌顶替的可以为作家，抄袭扒窃为业的也可以为作家。这人作家，那人作家，于是乎作家林立。对于此，我们不惟丝毫无异议，反而把之捧上云端，不惜大做文章赞扬之，推誉其为新进，使得大家都因此感到满足。既作家矣，万事顺遂，不必再用力创作，一直马虎下去了。
作家欲有如一种麻醉剂，很足以使将成为作家而未成作家或极有成为作家的希望的人，为作家欲所误，懈于精进，结果必至在文坛上现着多量的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空壳子的作家。要求这些人著作优秀卓越的佳构是绝少可能性的事情。
载《现代》5卷2期（1934年6月出版）
历史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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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一九三四年这个年头大约是历史年。读者只消把日本报纸的第一面所登的书籍广告来一看，便可以知道这一个年头所出的关于历史一门的书籍是怎样的多。日本人是追随欧美的，欧美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我们大中华民国呢，在这儿，要把声气放小一些。
人们在主张“读经救国”了，岂非“青出于蓝”吗？
凡是一种流行总有它的历史，这“历史”之所以流行，也正有它的历史。
自从黑格尔的叛逆的门徒辈发生了以来，“历史”这个名词有了奇怪的意义。譬如说社会有其历史的进展。这个历史却和我们黄帝子孙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白话文有自唐代以来的白话文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历史”。
恰和牛顿的力学定律有了正动必有反动而同是一动的一样，有了前一历史也就有了后一历史，而同是用着“历史”或“历史的”这个文字。
总之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历史”或“历史的”。一种是说一切物象是动的、变的、相对的，有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而在这演进的途中顺其动向可以用外力来促进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反其动向在多少程度之内也可以阻止其演进。这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而另一种是说当前的对象是不动的、固定的、绝对的，自几千年几万年来，就是这样。这是应该用全力来维系的，要维系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都永远这样。譬如日本人夸讲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他们的国宪的第一条也就明载着维系这一个系统于万世不坠。这又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更附带着说一句：这也是小小的名实问题之一例。完了。
一九三四·十一·九
载第1卷第6期（1934年12月5日出版）
品书心得
关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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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
批评是怎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外乎是批评者个人的意见发表欲的产物。这种说法当然太消极了，也许什么都不能说的。要再积极点说，那么，批评便是文艺圈内的领导。它对读者，则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对作者，则和他们作取材方面题材处理方面的种种讨论，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不过老实说，一个作者完全被一个批评者所左右的事，是实在少得很少得很的。所以我以为，批评的主要的职务，还是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而从前有人说过“批评的本领与其在于指谪作品的短处，不如在于发扬作品的长处”，也许正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说，当然全是理论方面的话。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批评却压根儿不是这回事。照道理说，文艺的未垦地的中国，是多么需要好的批评家来培植、诱掖啊！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家，却根本不是文艺圈内的领导者，而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一般人常非难批评家手里拿着一管尺去量作品，其实他们手里拿的果真是尺，倒也罢了，可怕的那不是仅仅的尺，而不是绝不留情的武器！他们简直把差不多的作者都认作仇人，把差不多的作品都认作仇人的裔儿的。
文学批评目前不多见，不能举例；电影批评是很流行的，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电影批评家是怎样对付着电影作品吧。内容重于形式，这当然是金科玉律。于是乎，这一部“内容空虚”，要不得；那一部“意识不正确”，要不得—都要不得！（市场上放映着的多美国片，他们对于这些美国片也一样要求着“正确的意识”。这种滑稽处，亏他们厚脸不觉得！所以，欺骗观众的是谁？“是那些电影批评家！”我敢说。因为那些影片的制作者也许反而说的是实话！）从一部分中国片的制作者之间，已经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家的从窒息中发出的怨言了；把那些暴徒踢入“冷牢”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来到吧？
建立健全的批评哟！—我要这样呐喊。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关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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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今年是“国货年”，除“关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自作，应该一同提倡，绝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纵容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乐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动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者，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啊。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为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哪一边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栽）
八月二日
载《现代》3卷5期(1933年9月出版)
谈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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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上
近来坊间对于选集文章之风，又极为流行：有的从古今名家专集之中，撷英撮华，注释评点，汇成一编；有的张三李四，东采西取，附加作者史傅，文义考证等等，亦严然巨帙；等而下之，凑合拢来，不著点墨，不费心思，亦可成书，编者印者，美其名曰：便于初学。其实，这一套本领和菜饭厨师差不许多，菜馆里炸雏鸡块，叫炸八块；这些编辑名家，把别人文章，砍头去尾，判以凌迟，直可名之为炸八块编辑法。又或取前择后，挖去心脏，如厨师之以鱼头鱼尾煮汤相类，似又可名之为烧头尾的编辑法。其他，拼拼凑凑，摭摭拾拾，一集之中有五六人五六种之多，则简直是摆拼盘，炒杂烩了。然而，厨师们烧出来的，还要有调味的工夫，还要加油加盐，使其味道鲜腴，可以适口，可以养体；而我们这些选家们，大约从来就没有想到别人的口味，别人的营养，而只会拿厨师的工钱吧了。
自然这种现象，由于文化食粮缺乏，读者购买力窘涩，不能遍览群籍，于是引起投机取巧之徒，才把这种生意经当做了冠冕堂皇的招牌。因此煞有介事俨然自负为选家者，真如过江之鲫了；可是鲁鱼亥豕，贻误读者，大约总难免掉。流风所及，连书肆小伙，曾未读过一年半载的书，也居然选起文章来。这真不能不使人想到《儒林外史》上，那些选家们，处州马二先生，选文成家，纸贵洛阳；而开豆腐店的儿子匡超人，也就见猎心喜，一夜之间，可以批出三四十篇考卷。不过，那时候，所得的报酬只不过几个选金，几十本书，开笔四样小菜，发样出书，各请一次，初二十六吃点牙祭肉，茶水灯油，店里供给而已。而今天选书所得，就不但不止此数，且可大发一笔选书财了。
不过，老实说起来，选书如果一本正经的做，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史记菁华录》，重文轻史，早为学者所诟病；就是最明显的小学生都读过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其命意所在，全在一序，而历来古今选家，从萧统《文选》，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一直到如今编学校教科书的先生们，一概都摒而弃之，也就不能不使渊明先生地下叫苦了。至于《湘灵鼓瑟诗》中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本是试帖诗，却无端被某教授拦腰砍下，释为空灵，亦早经鲁迅先生指为笑柄……这些都不过过去的例子，如今乱选妄评，曲加解释的选家们更不知造出多少罪恶来！
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诚恳的奉劝青年读者们，宁少读一本“名作”，别相信这些选本。选家们是只图自己牟利，所谓“便于初学”，也不过是近代广告术而已。在这种香美的钓饵之下，狂选滥编，只要能钓得你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心虽似“热”，但未必还“良”，你说这种乱点鸳鸯谱的选本，能可靠吗？
有人说，如今这些选家，完全唯利是图，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声名，这我也相信。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时至今日，好利而又好名，似乎也不为过，他们能从这上面想想，也许还能慎重一点。可是要说他完全不是为名，我也未敢相信。《儒林外史》上，蘧公孙要求马二先生在他选的墨卷上加上自己一个名字，马二先生正色的说：“这事不过是名利两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数十年虚名岂不是你的了。”今天，自有书店、出版社，专承排印；谁出刻资，当然用不到洗刷；但为了要使自己的文章夹在名家之中，以博稿费而增名气的选家们，还不在少数，这就不在马二先生所论范围之外了。至于，袁子才刻《随园诗话》时，许多盐商巨贾，都花了花白银子，运动他选进一二断句，以充风雅，也成为过去的事，因为现在有花白银子的，他又何必握笔杆充风雅呢！但要是朋友成了选家，于是哀求他选上篇把，再捧场几句，以附名家之列，这情形恐怕今天还不免有的。这倒不是为利，而专是为名了。
所以选文这件事，过去是名利双收，如今是大多数为了利，少数是为利附带着为名，于是选家多，而读者更苦了！
载五卷一期（194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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