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楠,李江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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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承载能力视角下的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实证研究试读：
前言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中国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村和农业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但同时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也在叠加凸显，阻碍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村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均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影响。
正是在此背景下，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2004—201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八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均贯穿着城乡统筹这条主线，基本思想在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践检验与理论研究均表明，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佳途径。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城乡关系失衡的主要根源，是造成城乡差异、城乡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体制性原因，而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弱化的恶性循环互动，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异的最根本体现。城市与农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弱化，不仅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反过来推动城乡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城乡资源承载能力的互动提升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和关键。为纠正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失衡，逐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应当综合、协调提升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工农业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然而，传统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对资源承载能力问题着墨较少。本书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开展实证研究，为中国城乡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平台，以期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与方向。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的所在。
本书的写作思路如下：首先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构想；进而就城乡资源、环境承载因素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具体关系，并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总结了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构想，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应为综合、协调地提升城市和农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并以此为依据，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为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提供了更加微观、深入的经验数据支持。
本书使用异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从城乡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因素三个角度，逐项探讨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具体关系，并对其因果作用方向进行判别，从而对中国各地区农村与城市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变量进行关联性检验。
在关联性检验的基础上，本书选取土地资源、水资源承载能力、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对中国重点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进行了精确测度，并对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以城乡资源承载能力的互动提升为研究视角，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意义、目标设定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减少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的宏观成本，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书的总体思路设计和各章内容安排由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赵楠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江华负责。本书主要作者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了200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承载能力研究》（06JZD0020），本书主要内容即为该课题阶段性成果。本书具体章节写作人员的分工如下：赵楠：第1、5、6、7章；李江华：第2、3、9章；刘猛、袁斌、贾丽静、申俊利：第4章；谢梦：第8章。全书最后由赵楠和李江华修改定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邱东教授、宋旭光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正是他们的推动才使得本书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作者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他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或错误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细致探讨。恳请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作者2011年11月
第一章 导言
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具有典型的“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还有着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形成了城乡工业化的二元性、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的二元性以及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性。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社会化程度低，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是制约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性障碍，是造成城乡差异、城乡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体制性原因。而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弱化的恶性循环互动，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异的最根本体现。要纠正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失衡，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必须综合、协调提升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中国在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仍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衡量城乡差距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并日益严重的趋势，如图1—1所示，2007年更达到3.33:1的历史高峰。而根据农业部2009年初提供给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最新材料，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会使城乡发展陷入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一方面阻碍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机制，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工农、贫富之间的矛盾，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无疑，城乡差距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成了巨大障碍，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图1—1 中国历年城乡收入比（1978—2007年）说明：城乡收入比系根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测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弊端显现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和政策而逐渐形成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农村和农业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来推动的，其增长路径是城乡差距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进一步带来经济差距的拉大。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越来越显示出其固有的弊端：
第一，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工业和农业割裂开来发展，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无法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体系，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初期，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重工轻农”的政策，分配给工业和农业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不平等，城乡交换不平等，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业的停滞和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又制约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无法转移，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率不高，城镇化进程明显落后，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失衡。
第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民的收入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经济落后，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低、购买力严重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造成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文化素质差距扩大等；还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三、能源利用效率相对低下
能源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的过度消耗，也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提高能源效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有效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会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城市化进程也会加快，中国能源消费的继续增长将不可避免。戴彦德（2004）预测，如果中国重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人均能源消费3.5吨标准油当量，中国的能源总消费量将达到52.5亿吨标准油当量，相当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60％。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对能源的需求旺盛，能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中国的能源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状加剧了能源的供求矛盾。魏楚等（2009）用汇率法对能源强度指标进行了跨国比较，得出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的结论。按此方法计算，创造同样的经济产出，中国的能源消耗是能源效率最高的日本的能源消耗的9倍。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剔除掉汇率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的能源效率也仍然偏低。在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2位。因此，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能源效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大国角色的体现。能源消费加剧了全球变暖，尽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中国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但是关于减排目标，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减缓排放的行动目标。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基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考虑，还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都是中国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能源效率低下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方面，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和依赖与日俱增，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上升，由此产生的供需缺口将严重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并潜藏着国家能源安全危机；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仍旧沿袭着“高能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此外，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通过提高整个社会利用、资源配置的效率来降低对资源尤其是能源的消耗，并且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了万元GDP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2008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了12.45％，完成目标进程接近60％，实现减排目标仍需付出巨大努力。由于大部分省份无法完成年度分解目标，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其修改为阶段性目标，这既反映了当前提高能源效率实践的复杂性和艰难度，也凸显出进行能源效率主题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的能源问题除了能源效率较低之外，能源结构也不合理。例如，煤炭消费总量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从1978年至2009年，该比值大致维持在70％左右。四、城乡承载能力失衡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城乡关系失衡的主要根源，更是造成城乡差异、城乡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体制性原因。而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弱化的恶性循环互动，则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异的最根本体现。（一）资源承载能力失衡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城乡资源承载能力出现失衡，城乡资源占有量存在巨大的差异、资源配置失衡，城乡资源流动仍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
1. 城乡资源竞争激烈
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由于土地、矿产、水等资源的稀缺性或不可再生性，导致城市与农村相互争夺短缺资源，一方面注重工业发展的策略使得城市优先得到较多资源，另一方面城乡的贸易阻碍使得资源无法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得到有效利用。大量出现的耕地荒芜、农业用水稀缺就是例证。
2. 城乡资源流向不对称
中国广大的农村拥有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但农村却无法吸引城市资源。以人才资源为例，由于农村生活艰苦、工作环境差、待遇低等方面的原因，不仅农村科技人才向城市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农村精壮劳动力也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导致农村人才缺乏。而且农民绝大多数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存在障碍。
3. 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乡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向来是对城市投入多，对农村投入少。以社会公共资源为例，在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3％的城市人口的投资占70％，而占总人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这是一种典型的“倒三角”模式。这种状况造成了城乡之间极大的不公平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二）城乡环境承载能力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工业发展不仅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更引发了一系列或隐性或显性的环境问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生态恶化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就城乡环境进行比较，由于城乡环境政策存在设计缺陷、环境保护投入不均以及工农业环境权益不公、城乡环境保护意识差距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改善，但农村环境却持续恶化的情况。
但是，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生存栖息之所，具有不可分割性，城乡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1. 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承担的环境利用成本不公
以工农业的生产过程为例，城市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并释放出大量的污染物质，通过空气、河流、降雨等形式广泛传播，对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造成农村更多地被动承担工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一般的农业污染物能够光解和通过生物自然降解。农村不仅为城市提供原材料，还要承担城市的污染物，城乡为工农业发展承担的环境成本间存在极大不公平。
2. 城市污染物向农村转移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城市人均资源的消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排出的污染物数量明显高于农村人均污染物排放量。由于城市环境容量有限，大量的城市和工业污染物（如废气、废水以及生活垃圾）通过各种途径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对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3. 污染重的工业向农村搬迁
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城市逐渐失去优势。城市经济在升级换代过程中，不断将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能耗高、污染大、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企业向农村搬迁，意味着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五、问题的提出——基于承载能力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城乡承载能力失衡是这种二元结构最根本的体现。要纠正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失衡，逐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综合、协调提升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工农业能源利用效率，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目的本书旨在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角度，针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未来实现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模式与相关策略。在研究中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基本约束的基础上，指出城乡承载能力互动提升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和关键，然后给出不同承载能力短边约束下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实现模式，为引导超载人口、资源、资金等因素的有序转移，减少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的宏观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可操作性方案及政策建议。二、研究意义
1. 视角的创新
国内关于城乡统筹方面的理论著作较多，但传统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并未过多关注承载能力的视角，本书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角度，综合考虑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尝试为我国城乡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平台。
2. 方法的创新
从研究视角看，本书将实证分析的角度从国家或地区层面，拓展到省级行政单位，为城乡统筹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更加微观、深入的经验数据支持。从实证方法看，本书采用了基于Pedroni（1997）方法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较为前沿的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农村和城市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变量进行关联性检验；同时结合传统的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应用相对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方法，对中国重点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的承载能力进行了精确测度。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本书首先对城乡统筹的理论意义进行归纳，并提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构想，随后转入实证研究阶段，分两个层面进行：
首先，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从城乡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因素三个角度，逐项探讨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具体关系，并对其因果作用方向进行判别。
其次，在分省份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土地资源、水资源承载能力、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以城乡资源承载能力的互动提升为研究视角，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意义、目标设定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由此，除第一章导言外，本书各章节安排如下：
第二章给出城乡统筹领域的文献综述及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构想。
第三章为城乡资源、环境承载因素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分析。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城乡资源、环境要素的正向推动，也离不开城市和工业体系在经济、科技、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推动；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反向约束条件看，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城乡资源环境要素的制约。本章从三个方面，逐项探讨中国城乡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因素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影响。
第四章关注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典型的“三无”人群：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转化为城市低收入者。本章以大连市郊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国外和国内城市以及大连现有的征地补偿模式，并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构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综合模型，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进行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提供理论支持。
第五章为城乡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指数与承载状态实证研究。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平稳运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更对城乡统筹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但是目前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多集中在基础设施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从基础设施角度开展城乡统筹发展的测度研究当前还较少看到。本章借鉴相对资源承载能力测度法，构建了北京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指数，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状态进行了判别，在此基础上，进入相对微观的区县层面，进行了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聚类分析，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六章是城乡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数与承载状态对比研究。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不仅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和良性循环，决定人民生命健康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同时也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水资源的安全、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从而合理调配、使用水资源，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一环。本章构建了水资源承载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测度了中国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数，并以此为参照，采用相对资源承载能力比较法对北京市近年来水资源承载状态进行了综合比较和动态分析，从水资源视角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第七、八章在各地区层面对中国能源利用绩效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能源利用视角为资源承载理论提供区域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第七章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基于FGLS估计方法和Swamy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四大直辖市能源利用状况的扩张趋势以及能源利用水平的差异进行了测度，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八章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概念，将资本存量、劳动力、能源消费量作为投入量，GDP作为产出量，运用基于DEA方法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模型，选取我国7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来构造生产前沿面，计算得出1995—2007年各省份的能源利用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广东、黑龙江三省份能源效率一直保持在最高的水平上；北京、陕西能源效率逐步提高；四川、河南能源效率则显著下降。
第九章为全文总结，归纳了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提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思路与策略分析。
本书的基本框架参见图1—2。图1—2 研究框架示意图
第二章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构想
城乡统筹，是指政府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统一规划城乡关系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发展（姚林香等，2006）。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容和思想内涵第一次进行了科学表述，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构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得“城乡统筹”成为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
根据柳思维等（2007）的研究，国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轨迹可以总结为“三观”之变：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朴素城乡整体观发展到后来的城乡分割发展观，随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注重城乡联系的城乡融合发展观。一、主要观点（一）城乡统筹理论萌芽
西方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最早可以见诸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脑子中，如圣西门的城乡社会平等观、傅立叶的“法郎吉”与“和谐社会”、欧文的“理性的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新村”都体现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考。
早期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者也注意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奠基者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城乡关联发展的重要性；赖特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 Entities）和“广亩城”（Broadacre City）都主张城乡发展应采取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发展模式。
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的人。他在论述未来的共产主义联合体时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列宁和斯大林也曾总结和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认为城市与乡村应该有同等的生活条件，而非城乡差别的消灭。（二）城乡统筹的核心模型——二元经济模型的提出及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Lewis，1954）较早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具有二元特征，他将国民经济划分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由工业部门不断吸收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由此，工农业趋向均衡发展，城乡差别逐渐消失，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转化。刘易斯的模型是西方经济学里最早开始探讨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互动关系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工业反哺农业、工农协调发展的思想。
费景汉（Fei John C.H.，1961）和拉尼斯（G．Ranis，1961）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补充和修正，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二元经济的实质是商业化经济和非商业化经济，并详细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提出部门间平衡发展的思想，而且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费景汉和拉尼斯比刘易斯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更重视人口增长因素，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实现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三阶段发展过程，进一步丰富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的内容。有的发展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过补充修订的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是描述发展中国家工农业关系的杰出理论，是十分完善的发展模式。
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1970）提出的农村—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也是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托氏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取决于对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之间的利弊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注重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综合开发，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缓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三）新古典特色的研究
乔根森（Dale Jorgenson，1975）则把二元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率和部门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动规律，论证了农业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乔根森认为人均高收入与工业人口的高比率有关，而人均低收入与农业就业的高比率相联系，因此经济发展问题应该作为人均收入增长来研究。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等不同，乔根森的研究带有较强的新古典特色，这是因为他受到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两大理论基础的影响：渐进的、和谐的和乐观的发展过程论与市场均衡理论。他的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人口增长和家庭人口供给的决策内生化，并强调工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部门。由此可见，经济结构转变的动态思想已经在他的发现中初见端倪。
而迪克西特（Dixit，1977）则主张通过推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积累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村就业水平。以长期内技术不断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迪克西特得出了工业资本加速积累、因资本产出比和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下降而引起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上升这两个中间推论。基于此，从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推导出的结论与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在劳动剩余阶段时推导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迪克西特从新古典的研究视角出发，调和了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四）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希曼（John Frish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成为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该理论倡导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对大城市中心或者地区中心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投资力度来刺激当地经济的增长，它对整个社会福利是一种改进，并预期这种增长会通过“涓滴效应”扩散到乡村地区（Puga & Diego，1998）。（五）20世纪80年代后各学术流派之争
王华（2007）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统筹城乡发展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化，各种理论流派也纷纷涌出。施特尔和泰勒（1981）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理论，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发展模式，而提倡“自下而上”发展模式，即以基本需求和减低贫困为目标，发展劳动密集的、小规模的、以区域内部资源为基础的、以农业为中心的产业，重视适当的而不是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朗迪勒里（1983）提出了“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他认为城市的规模等级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次级城市体系，以支持经济活动和行政功能在城乡间进行必不可少的传播。同时，强调城乡联系作为平衡发展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取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必须分散投资，建立一个完整、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加强城乡联系，特别是“农村和小城市间的联系，较小城市和较大城市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恩维（Unwin）强调研究城乡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他提出“城乡间的相互作用—联系—流”的分析框架，试图从城乡联系角度探寻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规律。
20世纪末期，麦基（1994，1997）在研究亚洲的许多核心城市边缘及其间的交通走廊地带时发现，这种“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市用地与乡村用地相互混杂的”空间形态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城市化类型，他称之为“Desakota”模式。麦基是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社会与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其着重点不在于城乡差别，而在于空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聚居形式和经济行为的影响。
道格拉斯（1998）从城乡相互依赖角度提出了区域网络发展模型，认为“网络”（network）概念是基于许多聚落的簇群（clustering），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地方化的内部关联，而不是努力为一个巨大的地区选定单个的大城市作为综合性中心。
柳思维等（2007）指出，进入21世纪，新的发展理论更加关注“网络”和“流”，关于城乡间的“联系”和“流”的城乡相互作用理论探讨也因此发展起来。新的理论更注重城乡之间的联系，而非差距。二、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的主要特点
柳思维等（2007）认为，综观国外统筹城乡理论多年来的研究，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注重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异与区域之间的比较，注重空间分析与社会因素相结合；也存在定量研究过少、理论假定过窄的不足。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城乡理论大都遵循着一个更广泛的假设，即平等和均衡发展将贯穿整个地域。随着时代的前进、发展背景的改变，一些理论仍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还有一些理论将面临挑战。王华等（2006）指出，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第一，较少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否适合中国，还有待经验研究的佐证。第二，多是从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角度研究，较少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角度研究。涉及的少量研究也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特别是从微观层面深入农村关注农民的研究不够。第三，多以城乡分割为前提。近来的理论虽强调城乡联系的重要性，但还停留于概念和抽象理论的探讨阶段，而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
就国内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城乡统筹是指政府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统一规划城乡关系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发展（姚林香，2007）。国内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多，为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工农业互动协调发展等出谋划策。这些研究多以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为研究平台，对城乡统筹的内涵、理论机制和政策建议进行了大量探索。
国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一般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为依据，强调工业化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的过程（柳士发，1999）。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已经出现了新的态势，但是城乡关系仍然处于失衡状态，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地区，农业和农村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又付出了太大的牺牲。更重要的是，我国农村的确存在着大量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剩余劳动力，这点和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极其吻合。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证实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而且也说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高强度和超稳态的特征”（郭剑雄，1999）。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转化迟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而且也由于农村市场难以启动而使整个经济陷入内需不足的境地（王检贵，2002）。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通过多项措施来促进工农产业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疏通城乡资源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等。客观地说，这种观点是在整体上把握我国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现状，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探索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方案，这种努力对于人们在宏观上认识经济结构问题是有益的。但是此观点直接运用发展经济学中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没有区分我国经济发展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不同之处，这样就影响到这种观点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现状的解释力。
从经济学界对城乡统筹的研究来看，目前国内研究多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金融支持、财税政策、教育投入等角度，对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理论与政策分析，如聂辉华（2002）、蒋省三和刘守英（2003）、马晓河等（2004）、郑风田和程郁（2005）、高帆（2005，2007）、任保平（2005）、简新华和何志扬（2006）、安同良等（2007）。但在已有研究中，从资源、环境与经济承载能力角度对城乡差距、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关注较少，从承载能力角度对城乡统筹的直接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城乡差距的成因，发展经济学给出了诸多解释，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低下、土地征用和出让价格上的城市偏向、城乡劳动者就业权利不平等、城乡税制不统一等。这些现象，其实是制度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长期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尖锐体现。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了巨额物质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由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工业的单向汇集；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其排放的各类废弃物和污染物，又由城市和工业向农村和农业进行不间断的流动。由此，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在不断地恶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城市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经济承载能力。因此，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差异、城乡承载能力下降的体制性原因，而城市与农村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弱化的恶性循环互动，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异的最根本体现。
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以下简称“承载能力”）的角度，重新阐述城乡统筹思想的理论内涵。
第三节 承载能力与城乡统筹相关分析
一、资源承载能力与城乡统筹相关分析一般认为，资源承载能力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某种自然资源所能支撑的一定物质生活水平下的人口规模（Arrow，1995；Tipparat，2005；李文，2003；谢高地等，2005）。资源承载能力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要有足够的市场容量，能够吸纳所创造的财富；二是要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支撑较快的增长速度。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一般情况下，资源的丰裕程度、资源投入的多寡、资源的流动组合状况，直接决定一国一地发展的快慢。资源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单个城市或乡村资源的拥有量，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固有的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或者说静态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组织、吸引、聚集资源的能力，如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吸引、聚集各方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具有动态性的资源为己所有、为己所用，从而扩大资源的拥有量，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因此，保持稳定、充裕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是决定城乡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千方百计在市场上吸引、聚集自己短缺的资源，这是城乡政府、城乡经济主体在推动和实现自身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战略思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必然选择。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做好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合文章。近年来，为什么城乡差距非但没缩小且有扩大的趋势，究其根源在于城乡各自所拥有的、所能吸引和支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可以说，城乡差距扩大的核心问题在于城乡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发展速度的核心问题又在于城乡资源投入问题。多年来，对城市发展的资源投入，其规模和数量明显高于农村，质量也高于农村，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城乡资源分割和配置失衡，农村资源严重匮乏，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所在。要加快农村发展，让城乡求得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必须有效解决城乡资源配置问题。二、环境承载能力与城乡统筹相关分析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物质基础。失去了环境，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生产和发展了。200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中正式给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定义：“在维持环境系统功能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整个地球生物圈或某一区域所能承受的人类作用在规模、强度和速度上的上限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与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并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我国农村环境不断恶化，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威胁。农村环境治理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农村环境是相对城市环境而言的，是指以农民聚居地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及社会条件的总和。
农村环境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强外部性、地域性及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着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金投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一直以来实施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化环境治理政策，把环保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城市、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在城乡环境权益的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现象。一方面，农村作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输出地，消耗了农村环境资源，城市作为受益者并未向农村按“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进行支付。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产业结构不同，城市排放的废物远远多于农村，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和转移，导致农村环境不断恶化，而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城市并未向农村按“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支付治理补偿费，或者补偿措施不到位。此外，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中，污染物主要滞留地的农村却不包括在治理范围之列，并且对于农村小水体、水源地、耕地等的治理和保护也未加考虑。作为一种补偿的排污费，主要用来治理城市环境，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却把我国最大区域的农村和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忽视了。显然，这种二元化的环境治理政策是不健全的。三、经济承载能力与城乡统筹相关分析
经济承载能力是指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下，在确保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一个区域的经济资源总量对该空间内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力。经济承载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该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和能供养的最优人口数量，所以说，经济承载能力是就业岗位的承载能力，没有就业岗位就没有现实的经济承载能力。综上所述，经济承载能力是以人为本的承载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张勇，2006）。在就业人口与岗位方面，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城乡结构矛盾明显，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导致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典型的“三无”人群：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转化为城市低收入者。
第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第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入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
第四，随着城市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较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
第四节 基于承载能力的城乡统筹理论构想
一、农村承载能力的弱化，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年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和农民为国家提供积累，重要生产要素配置向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弱势产业、区域和群体，农村自我恢复、积累和发展的能力极其微弱。二、城市与农村承载能力存在着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作用机制
二元经济体制不断削弱农村的承载能力，这最终会波及城市，削弱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弱化，又反过来对农村的资源、能源提出更多的吸纳要求，向农村输送更多的废弃物，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承载能力，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机制，城乡承载能力都在弱化，城乡差别也在不断扩大。三、促进可持续发展，协调提升城乡承载能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张泉等，2006）。
从总体上看，我国仍然面临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基本国情。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滞后的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当前能源供给紧缺的严峻事实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那就是在发展中必须进一步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同步推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步推进城乡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着力形成农村支撑城市、城市促进农村的生态环境优化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决定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从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的角度，重新界定城乡统筹思想的理论内涵是：城市与农村承载能力的弱化，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城市与农村承载能力存在着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作用机制；承载能力的恶化，是推动城乡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比较分析城乡的承载能力差异，是测度城乡差异的重要一环。因此，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城乡统筹的各项政策，其基本立足点应为综合、协调地提升城市和农村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承载能力。
第五节 面板数据计量方法论
一、面板数据面板数据（panel data），又称纵向数据（longitude data），是对一个总体中每一个给定样本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多重观察而得到的数据集。这种多重观察，既包括对样本单位在某一时点上多个特性的观察，也包括对样本单位的这些特性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观察。
面板数据可以对数据集中的个体异质性（individual heterogeneity）进行控制，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提供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因此，面板数据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度量单纯的时间序列及单纯的横截面数据所不能发现的影响因素，构造并检验更为复杂的模型。此外，由于面板数据涉及的数据量庞大，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遇到的样本容量不足的困扰，为实证分析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的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容易受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的干扰。相比较于跨国研究，一国内部各地区的经济体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相对同质性。由于本书主要进行基于区域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异方差性。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假定面板数据服从AR（1）自回归过程：y=ρy-1+Xδ+ε （2.1）itiititiit
式中，i=1，2，…，N为横截面个数，t=1，2，…，T为观测时期，X为外生变量，ρ为自回归系数，ε为相互独立的异质扰动项。面板itiit数据单位根检验，即围绕ρ的取值展开。当|ρ|＜1时，y为弱平稳过程；iii当|ρ|=1时，认为y为非平稳过程，包含单位根。ii
本书使用Eviews6.0软件提供的四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第一种方法（Levin，Lin and Chu检验法）假定所有ρ为同质，即ρ=ρ，其ii取值在各横截面间无差别；后三种方法（Im，Pesaran and Shin检验22法；ADF-Fisherχ检验法和PP-Fisherχ检验法）则认为ρ为异质，即i不同横截面的ρ取值不同。i（一）Levin，Lin and Chu检验法（以下简称LLC检验法）
LLC和Breitung方法都定义Δy服从ADF形式：it
令α=ρ-1，LLC和Breitung检验法的假设条件均为：H0:α=0 H1:α＜0
LLC检验法是将Δy和y进行标准化，构建出非自相关的代理变量itit和，由此对α进行假设检验：
其中，s是对2.2式每个ADF过程估计值的标准误，是将iΔy和y分别与滞后项Δy（j=1，2，…，p）和X进行回归得到的系itit-1it-jiit数估计值。由此，可对α进行估计：
Levin，Lin and Chu（2002）证明，在零假定条件下，2.5式中α**的估计值，其修正的t统计量t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t→ααN（0，1）。（二）Im，Pesaran and Shin检验法（以下简称IPS检验法）22
IPS检验法、ADF-Fisherχ检验法和PP-Fisherχ检验法都是对异质个体单位根过程进行检验。其假设检验条件为：
IPS检验法对2.2式每个横截面都定义单独的ADF回归，由此获得每个个体ADF回归方程中α的t统计量t（p）的平均值：iiTii
Im，Pesaran and Shin（2003）证明，标准化后的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22（三）ADF-Fisherχ检验法和PP-Fisherχ检验法
Maddala and Wu（1999）、Choi（2001）使用个体单位根检验中获得的联合P值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定义π为在第i个横截面中进i行个体单位根检验得到的P值（通常可使用ADF或者Philips-Perron个体单位根检验方法获得），在零假设条件下，使用N个横截面的联合P2值就可构建如下统计量渐进服从χ分布：
Choi（2001）还证明如下统计量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1
其中Φ是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的反函数。由此，ADF-22Fisherχ检验法和PP-Fisherχ检验法就构建出两个可用于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统计量。三、面板协整检验
本书使用Pedroni（1999）异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
构造异质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α+δt+βx+βx+…+βx+e （2.10）i，tii1i1i，t2i2i，tMiMi，ti，t
其中，t=1，…，T；i=1，…，N；m=1，…，M。T为全部观测期，N为所有横截面个数，M为回归方程自变量个数。异质面板数据即体现在不同横截面的M个斜率系数β，β，…，β可以不等。在该条件1i2iMi下，Pedroni讨论了7个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统计量（公式2.11—2.17）。其中，前四个是用联合组内尺度描述；后三个是用组间尺度来描述，作为组平均面板数据协整统计量。
1. Panel v-Statistic：
2. Panel ρ-Statistic：
3. Panel t-Statistic：（non-parametric）
4. Panel t-Statistic：（parametric）
5. Groupρ-Statistic：
6. Group t-Statistic：（nonparametric）
7. Group t-Statistic：（parametric）
在第一类联合组内尺度四个检验中，前三个统计量（2.11、2.12和2.13式）涉及Phillips和Perron（1988）所提出的非参修正，第四个（2.14式）则近似于ADF检验中的t检验量。在第二类组间尺度三个检验中，前两个统计量（2.15、2.16式）使用非参修正，而第三个（2.17式）同样近似ADF检验中的t统计量。
如果用γ表示在第i单位横截面的残差自回归系数，则第一类联合i组内尺度检验使用如下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对所有的i，H:γ=1；H:γ=γ＜1。0i1i
第二类组间尺度检验使用的假设检验条件为：
对所有的i，H:γ=1；H:γ＜1。0i1i
Pedroni（1997）给出了各种情况下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并在Pedroni（1999）中给出了利用这些模拟结果构造的近似判别值，证明上述七个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由此提供了相关临界值，进行面板协整关系的检验。
上述统计量在小样本情况下，依据不同的数据生成过程，拥有各自的相对优势。Pedroni（1997）指出，当时间段较长时（T值一般大于100），上述全部七个统计量的偏误都很小、效能都很高；但对于时间段较短的情况（T≤20），第七个group ADF统计量（2.17式）和第四个Panel ADF统计量（2.14式）有最好的效能，而效能最差的统计量是第一个panel variance（2.11式）和第五个group ρ（2.15式）。由于本章进行的年度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主要为1985—2007年（即T=23），因此主要依据第七个和第四个统计量进行检验，同时，其他五个统计量也作为参考。如果程序输出的第七和第四个统计量检验值小于标准正态分布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28，则在该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即认为变量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四、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使用Eviews6.0提供的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在面板数据变量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条件得以满足后，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记前者的残差平方和为RSS，后者的残差平方和为RSS，构UUR建基于残差平方和的F统计量，从而完成检验：
式中，m为滞后项的个数，N为观测值个数，k为无约束回归中待估计参数的个数。
第三章 城乡资源、环境承载因素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分析
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城乡资源、环境因素的正向推动，也离不开城市和工业体系在经济、科技、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推动；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反向约束条件看，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城乡资源环境要素的制约。本章从三个方面，逐项探讨中国城乡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因素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影响。
本章选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1985—2007年间的城乡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类变量，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第一节 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资源要素关系
一、相关分析（一）农村发展与城乡水资源要素相关分析表3—1给出了2003—2007年间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工业用水量（IW）、农业用水量（AW）、人均水资源拥有量（WR）的相关系数。表3—1 农业发展与城乡水资源要素相关分析表说明：表中每个单元格第一个数字为相关系数，第二个数字为对相关系数进行t检验的统计量值，第三个数字为t检验的P值。下同。
分析3—1可以发现：（1）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AW、IW（工农业用水量）均存在统计意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在统计意义上显著（t检验的P值相当低）为正，说明城乡水资源利用状况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该项事实可能暗示城乡水资源利用状况在推动农业发展中起到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农业用水量增加，通过增加农业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直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工业用水量的增加，反映出工业对于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IW与RG体现为正的相关系数，从一个侧面说明工业发展对于农业的间接正向推动作用，因此，相关分析没有发现工业用水增加可能对农业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证据。
当然，需引起注意的是，相关分析仅能给出两组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尚不能直接指出这种相关性的因果方向。其具体因果联系，尚需使用后续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判别。（2）上述变量之间的正相关系数取值并不高。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说明这种正向关联力度还相对微弱；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相关分析数据取自31个省份在2003—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而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的个体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分析的效力，这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面板数据分析，这将在下文中得到具体体现。（3）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WR）为负相关关系。
这体现了中国农业发展伴随着人均水资源逐渐降低的事实。本章将在后文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二）农业发展与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的相关分析
表3—2给出了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有效灌溉面积（IA）、农村用电量（RE）的相关系数。表3—2 农业发展与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相关分析表
由表3—2可以发现：农业发展与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农业用电量与农业发展的相关性更强（相关系数值更高）。
有效灌溉面积是反映我国耕地抗旱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拥有灌溉工程设施基本配套，有水源供应保证，土地较为平整，一般年景下当年可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一般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备，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RG与RE相关系数值很高，说明两者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
农业用电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更是毋庸置疑。在农业生产和村镇居民生活领域内，经济、安全、合理地应用电能，是实现农业电气化的重要方面。农业用电可节约物质和能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根据“电动机应用”、“电热应用”、“电磁辐射能应用”以及“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应用”等分类方式，电能在农业上应用的项目约有500多种。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IW、AW、WR、IA、RG、RE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见附表1，结论如下：
第一，IW、AW、WR为平稳时间序列；
第二，IA、RG、RE存在单位根；经检验发现，三个变量皆为同阶单整I（1）。三、散点图分析（一）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有效灌溉面积（IA）
图3—1和图3—2分别给出了1985—2007年全国及各省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有效灌溉面积的散点图。图3—1 全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有效灌溉面积散点图（1985—2007年）说明：图中直线为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的拟合直线，后续各图同理。图3—2 各省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有效灌溉面积散点图（1985—2007年）
首先，全部数据的综合散点图给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31个省级横截面散点图显示，26个省份的农业发展与有效灌溉面积IA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从直观角度证实了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
其次，省级横截面散点图显示，另有5个省份的这两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甚至从散点图中体现出了一定负相关趋势。这5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图中编号为1）、上海（图中编号为9）、浙江（图中编号为11）、湖北（图中编号为17）、广东（图中编号为19）。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广东、浙江均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深思。（二）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农村用电量（RE）
图3—3和图3—4分别给出了1985—2007年全国及各省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农村用电量的散点图。
全部数据的综合散点图给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31个省级横截面散点图也同样显示，农业发展与农业用电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从直观角度证实了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三）农业发展与工业用水量（IW）
由于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为I（1）非平稳时间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项DRG，经面板单位根检验证实为平稳序列。图3—5给出了2003—2007年间DRG与工业用水量的散点图。图3—3 全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农村用电量散点图（1985—2007年）图3—4 各省份第一产业人均GDP与农村用电量散点图（1985—2007年）图3—5 全国DRG与工业用水量散点图（2003—2007年）
全部数据的综合散点图给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大多数省份的农业发展与工业用水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从直观角度证实了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四）农业发展与农业用水量（AW）
图3—6给出了2003—2007年间第一产业人均GDP的一阶差分项DRG与农业用水量的散点图。图3—6 全国DRG与农业用水量散点图（2003—2007年）
全部数据的综合散点图给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大多数省份的农业发展与农业用水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从直观角度证实了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五）农业发展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WR）
图3—7给出了2003—2007年间第一产业人均GDP的一阶差分项DRG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的散点图。图3—7 全国DRG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散点图（2003—2007年）说明：数据来源为中宏统计数据库，其中西藏WR数据超出其他省份数十倍，为了能更清晰显示其余30个省份农业发展与人均水资源量的相关关系，我们在图中剔除了西藏数据。
综合散点图给出了负向关系，说明大多数省份的农业发展与人均水资源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关联，从直观角度证实了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四、面板协整检验以及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一）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有效灌溉面积（IA）（1985—2007年）
尽管前文的相关分析给出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的结论，但是，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见附表2）显示，RG与IA之间并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也即，中国各地区农业发展与有效灌溉面积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
表3—3给出了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结果显示，RG与IA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再次印证了面板协整检验的结论，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并没有从有效灌溉面积的扩张中得到明显推动。表3—3 RG与IA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滞后期为2。
该项事实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尽管建国60年来中国农村在农田水利、灌溉条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农业水资源的改善并没有对中国农业发展贡献应有的份额，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应继续在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高效节水农业、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等方面继续扩大投入，从而不断提升农业发展与农村水利建设的良性互动。（二）第一产业人均GDP（RG）与农村用电量RE（1985—2007年）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见附表2）显示，RG与RE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进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RE是RG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表3—4 RG与RE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滞后期为2。
该项事实说明：能源建设，特别是电力工业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各地区农业发展的步伐。农业能源需求存在需求量大、季节性强的特点，农业现代化要求转变传统生产方式，使用更多农业机械以提高效率，从而需要消耗大量柴油及电力作为动力来源，因此日益增长的农村能源需求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此外，除了粮食生产过程外，农业能源消费增长还体现于运输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使大量人口从作为粮食供给方的农村脱离而集中到城市，运输系统的建设和使用都将导致大量能源消费，大规模粮食运输系统因而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支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而推动农业得以不断发展。因此，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最终推动农业不断发展。（三）DRG与工业用水量IW（2003—2007年）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显示，农业发展与工业用水量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进而，表3—5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工业用水量IW是DRG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表3—5 DRG与IW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滞后期为2。（四）DRG与农业用水量AW（2003—2007年）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显示，农业发展与农业用水量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进而，表3—6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业用水量AW是DRG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与前文相关分析的结论相一致。表3—6 DRG与AW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滞后期为2。（五）DRG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WR（2003—2007年）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显示，农业发展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这基本印证了前文的相关分析。但是，后续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却显示，两者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中国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同时期人均水资源日趋紧张的原因；中国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以牺牲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代价而换来的。表3—7 DRG与WR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滞后期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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