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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佐藤春夫 著,胡令远、叶海唐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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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纪行试读：

总序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les’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1)游，而《禹域鸿爪记》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ChinaSea）、南中国海（SouthChina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 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小引

厦门印象

我由台湾的打狗乘船去对岸的厦门。天气阴沉，港口山上预报暴风雨的红旗，刚才嗖嗖地从旗杆上高高升起。举目望去，湾内虽是风平浪静，但看着默然下垂的那红旗，我仍不免有些担心。于是，我询问了前来打招呼的事务长。“嗯，是听说有暴风雨。但这最多也就是二十个小时的航程，而且现在出航的话正好能避开它，到达对面时，台湾才起风浪。”

——他说的简直像是预先与暴风雨商量过似的。

作为我的向导一起来的，是在这个港口——打狗开牙科医院的我中学时代的老朋友东君的学生小郑。这位青年虽是依靠姐姐姐夫居住在打狗，但却是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的中学的小伙子。

他此前曾三次渡过台湾海峡，说是夏季绝无风浪，这使原先对乘船毫无信心的我同意乘船。既已乘上，也就无可如何，反倒决定安下心来。就这样，待船开动以后，当八九名一、二等舱的乘客都在甲板上时，我也虚张声势地与大家一起坐在了那里的藤椅上。不知何时来到甲板上的一名十分惹眼的台湾人正立在那里。——台湾人并非洋人，乃是台湾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内有不少人弄混这十分清楚的事情，所以特此说明。

那位台湾人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尽管另外有不少台湾人在船中，但他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则在于他那风采。粗麻布的白色夏服的上衣，在两胸和两胁上，有用纽扣扣的带褶的外口袋，腰间从背后向前缠绕着一根带子——这是狩衣的制法，而里面的轻便衬衣上则垂下一条长长的黑缎领带。白麻的狩衣就相当地妙了，然而岂只如此，站在船的甲板上，他却脚蹬一双过膝三英寸的乘马用的黑色长靴。说到帽子，更为有趣——就像电影里的西部片中出场人物那样，他头戴一顶檐宽一尺、高顶的台湾巴拿马帽，里面可见闪烁着油光的浓密的长发。此外，他还架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镜片是墨绿色的。像这样，不是多少有些滑稽、夸张么！如果这是一位长有快活面孔的人物的话，大概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式的、有些滑稽可笑的大旅行家吧。然而，这位青年不知为什么，与这服装是那么微妙地相配。在他那台湾人特有的肤色——微黑的、晒了日光的脸上，似乎长着实际上不知有否的麻子，又因为是一张有些脏的、阴森的男人的面孔，特别是那很大的墨绿色眼镜，更给我一种怪异的印象。这么说来，似是侦探小说中出场的那种不安定的、有可疑感的人物——而他又是那样特别扎眼，一旦有什么动静，不是会马上被捉住吗！然而，这个男子和我的同行者小郑看起来却似是老熟人，两个人在亲密地交谈着什么。“这位是台南的商人，我的朋友。”“啊！”可能因为那位男青年不懂日语吧，所以小郑用英语，但也不像郑重介绍似的，把他介绍给了我。于是，我看了看这位台湾人以一种殷勤的样子给我的名片——原来其人姓陈。我不便沉默，又因为他所引起的好奇心，所以就问道：“您是做生意的吗？”“嗯，做生意，是做大米生意的。”

他的日语，即使是在台湾人中，也是属于非常糟糕之列的。“您在厦门打算待很久吗？”“嗯，常去。”“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大概住十五天左右回来。”

这时正逢船出港口之际。这是个狭窄的港口，船的两侧不过三十多米，因为风急浪高，船体马上剧烈地摇晃起来。这种情形再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终于忍受不住下到船舱躺下。不一会儿，小郑也回到客舱。船即使已出了港口，也还是摇晃得厉害。“昨晚想必很累了吧……”“好像浪很大呀。”“嗯，台湾从昨晚到今天一定不得了了！我们不过是稍稍受到一点余波。想必给您添麻烦了！平时夏季是一点风浪也没有的。哎，但总算正好避过了。”

我一边听船长说着这样的话，一边向下看着乘小汽艇登上船来的检疫官对二、三等客舱的乘客进行检疫。在低一阶的甲板的两舷上，人们在排着队：左边是三等舱的旅客，右边是二等舱的吧。哪一边都全是台湾人。在二等舱旅客的队列中，刚才说过的那位装扮过度的青年杂处其中，显得特别惹眼。检疫官是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大腹便便的男人，可能是个英国人吧，白色立领制服之上，带着一顶头盔。不一会儿，他登上我们所在的高甲板，逐一看了一下大家的脸，叫了一声“好了”，便走开了。

检疫官的小汽艇分开喧闹的白色浪花归去了。也许是因为天空阴沉，海的颜色如同混浊的泥水一般。我们的汽船已鸣了一次笛，一面看着左侧大小各异的小岛，一面向港的深处驶去。在右面，形态不断变幻的厦门岛渐渐清晰。穿过巨大裸露的岩石，便能看到各处耸立着的岛屿。在最陡峭的岩石下方，有一排红砖造的洋房，这便是厦门的街市，比想象中要破旧一些。左侧有座大的岛屿，这便是鼓浪屿。厦门是乍一看有些荒凉的岛屿，而鼓浪屿却被绿树环抱，葱葱郁郁。在我身边的小郑，一边聊些没用的事情一边在给我讲解。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人如今都不住在这里了，但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归乡之人那种久别重逢的欣喜。而我的心中却怀着旅人般终于到达目的地而感到新鲜的喜悦。

驳船慢悠悠地向船舷聚集而来。因为风浪很大，小船在海浪上轻巧地跳跃。刚以为小郑在人群中不见了，就看见那个好似从侦探小说中走出来的青年小陈煞有介事的模样，原来小郑是去找他了，正站在小陈的身边。小陈手里提着红色的大行李箱，小郑提着藤编的篮子，我提着一个黑色的包。小郑麻利地跳上一艘小船，我跟着跳了上去，小陈随即跟上了我们。我们的小船离开了主船，和我们一样急于上岸的乘客们在小船的中间划桨前进，直奔岸边，又沿着陆地划向码头。岸边石墙的墙根被海水冲打着，其正上方矗立着一幢房子，有“客栈”的招牌。在另外的房屋上，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是种种香烟广告——由于风雨的剥蚀，褪了色的图案、文字等，被涂补得斑斑驳驳。其中，像海盗啦、傻子啦、孔雀啦，那些我在孩提时代看到过的家里的车夫们吸的香烟的牌子的图案竟然也有，真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有趣的回忆的题材。香烟广告仅仅在墙壁上看来还不够，在很多房子的后面突兀的巨岩上，也雕有大字的海盗牌香烟广告。在这种被当作香烟广告牌的沿岸的成排的房屋之中，也间杂有不少完全没有那种醒目东西的稍大的房子。这种房屋的某一间中——当我不经意向上看时，却发现了美妙的东西——是一位穿着鲜艳的藤色上衣的中国少女，她正从二楼走上阳台。看上去她心情轻松，绽放着灿烂的笑颜，眺望着大海。突然，她向阳台那奇怪的藤蔓样的铁栏杆外，有些危险地弯下纤细的上半身，向下面看着什么——她好像向在地面上玩耍的猴子摇着一只手，然后又赶开它们——是猴子！我这样想着——我那样自然地感觉着，但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却不知道。实际上，在地面上的被少女逗玩的也许是狗、猫之类吧，也或许是小孩子——这我不知道。正当我想证实我的直觉的空想时，我们的舢板因为过了接近那所房子的石垣，因被石垣遮住了视线，看不到了。是猴子！我断定着。作为对厦门的第一印象，竟是那家阳台上的藤色少女所逗弄的东西——怎么也不能不是猴子——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事情。那向海的、带阳台的人家，据说就是我后来因被人邀请也曾去过的、号称厦门第一流茶园的东园这样的地方，那逗弄“猴子”的少女，就是那家数名可怜的侍应生中的一人吧。

一个苦力拿着三件行李——小郑的、小陈的和我的，我们大家走进一家旅社。那家旅社的掌柜模样的男人领我们上了二楼看房间——那是一间昏暗的、完全不通风的六叠大小的房间。小郑和小陈商谈着什么，然后小郑又与掌柜的说了什么，接着吩咐苦力从二楼下来。“贵些的好房间没有了。”——小郑这样简单地向我说明。于是，我们再次走到大概不足两米宽的石板路上。看上去蛮热闹的街道上，到处是杂货店。步行中，我们看到有卖鱼、肉的店铺，也有在店头挂着旧衣服等的铺子，这里大概是厦门的二流街道吧。分开狭窄道路上的行人，迎面来了一顶轿子，一名戴盔形帽、着西服的绅士坐在上边。东洋人虽无什么不同，但我觉得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似乎挺复杂，譬如也许是马来人与中国美人的混血儿什么的吧。其人具有学者般的清瘦风貌，稀疏的腮须和高高的鼻梁是其特征。这人大概有三十七八岁吧……——就这样一边看着没什么关系的那人，一边行走时，小郑咚咚咚地进了一幢房子。这里也是旅馆吧。穿过足有二十多米长的狭窄的土地房屋，尽头是沙龙或食堂似的大房间，里面有十副以上的桌椅等。此外，两壁下还有很多椅子，十五六个客人各处或坐着说话，或一个人在打盹儿。厅堂前边有一似是账房的设施，其对面是呈U字形的楼梯。这处位于临街房子背后的旅馆——穿过那二十多米长的土地房后，是可以来到这临街房子的后面的。那临街的房子和后面的这个旅馆，由平平的房顶连接在一起，房顶也就成为露天凉台。账房就在其下，而沿U字形楼梯即可来到凉台上，然后进入大堂。大堂的三面都有客房。坐在账房里的男人让我们看了其中靠边上的两个房间。窗户朝凉台方向大开着，故而很亮，但正因为如此，其肮脏样儿越发显眼。房间的天花板上，四面墙角满是蜘蛛网，由于积蓄了灰尘而变得一团黑。又因不堪灰尘重量，成了灰吊的东西，从天花板上耷拉下来。靠墙安放着一张床。窗子下面，与像是紫檀木的旧四角小桌相对的，是两把没有靠背的木椅子，另外还有两把大椅子。除此之外，墙壁中央安有向两边开门的壁橱样的装置。墙壁上用大字题写着五六个什么字，其下挂着一幅喜鹊牌香烟或之类的广告招贴，三色版的上海风俗美人已是烟尘满面。

这就是南华大旅社的特别优等的房间。只房费一项，一天就要银元一元八十钱。结果，我们还是入住了这家旅馆。我在一天的房费外又付了五十到七十钱，也让他们把小郑的床安放在这个房间；而陈姓青年则租了与我的房间隔了大堂的对面的房间。我的房间有八叠大小，他的大概有六叠左右吧。

按本地风俗，我就着猪肉和什锦酱菜，吃了简直像米汤一样的芋头粥。其价值大概三份要十五钱左右吧——小郑是这么说的。

为把日本货币变成中国钱，我去了一趟银行。据说今天银元变贵——每一元为一圆（日元）五十八钱，因此，我只换了五十圆。我是在新高银行的厦门分店里换取的。小陈去的是靠近英国海关的海岸边的台湾银行，多半是预先带来了那家银行的支票什么的吧。陈在换钱时，我虽然知道是一个臭毛病，但还是由于好奇心，在旁边一边看陈数着纸币，一边计算着数量。有三十多张吧——大概相当于金币的五百元。此外，一圆的银币也有几块——陈一块块地数着，一边将它们扔向受理处的板上，以其声音辨别真假。

从银行回到旅馆时，在那个大门口狭窄的土地房间里，放着一顶与刚才路上撞见的一样的细长轿子。待顺着U字形楼梯上去时，刚才在路上见过的那位坐在轿子里的、有腮须的绅士——一位个子又高又好看的男子，从上边一面用毛巾拭着额头，一面想下来。因为楼梯狭窄，所以他正在等我们上去。看来，这位有着特异风貌的绅士，也投宿于这个旅馆。

这是入住这个旅馆的第一夜。小郑说要到鼓浪屿去瞧瞧亲戚，并且他曾预先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现在任那里养元小学校长的周君，问能否借用该校职员值宿室——因正值暑假，那里应该是空着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早定下来的好。说完，他就出门去办理此事了，临出门时又对我说：今天晚上回来得晚，我去拜托小陈照顾你。他是四点钟左右走的，到了六点时，被撇下的我独自一人，因寂寞和不安，多少有些受不了。于是我就去小陈的房间看看，推推房门，但是推不开，他可能是外出了吧。但房门外面并未上锁，那肯定就是从里面锁上了——这家伙大概还在睡着吧。这样想着，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上了那个像台子似的睡床，躺了下来。不时有旅馆的侍者来瞧我的房间——一定是来问订不订晚饭的，但一定也知道言语不通，所以就又回去了。我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如果小陈起来的话，就可以一起吃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等在那里。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小陈就是没出来。我走到凉台，从位于U字形楼梯旁边的小陈房间的窗子往里瞧，暮霭中什么也看不清楚。到了掌灯时分，再到窗口去看——灯虽亮着，但窗口已扯上了黑色的窗帘。令人尴尬的是，尿意甚急的我，却不知道厕所的所在。幸亏这时正好看到那位有腮须的绅士，正在往我房间窗户附近的凉台上满不在乎地解着小手。我多少有些惊讶，但也那样做了。事后知道，往哪里撒尿都不用回避。解了小手，这下我再也忍受不了饥饿了，就向大概已是第十遍来瞧我房间的侍者命令道：“把饭拿来！”

这是我偶然记住的十句左右的厦门话中的一句。尽管是怪怪的发音，但因为正值这个时间，所以好像马上就沟通了。于是，侍者向我说了很多，好像在问都需要准备些什么。但我自说了第一个字以后，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场面，所以早下了决心，不论被问什么，只管沉默，对方一定会想到拿些什么来吧。果不其然，最终还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尽管有些焦躁，但还是一个人吃完了饭。有放浪癖的我，这时不得不考虑些故乡的事。

到了八点半左右，小陈终于向我房间打了个照面——“稀里！”他说。我觉得他说的像是“失礼”。小陈那一脸过于认真的样子，我感觉像是刚刚进行了性行为。“吃过饭了么？”我问。“吃。”他回答道。以他那种程度的日语，这回答是吃过了呢，还是就去吃呢？莫名其妙。“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

小陈流露出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表情，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再次说了声“稀里”。由于太寂寞，我还想再多说些什么，可是他从我的房间门口离开了。但马上，他又折回来，再次从门口说：“小郑不回来。”“嗯，还没回来。”我想小陈是说：“小郑还没回来？”就那样回答了。“不不，小郑现在——明天……现在……”小陈着急地摆着手说，“小郑、鼓浪屿、今晚睡。”

小郑好像对小陈预先说了：“今晚住在鼓浪屿。”这晚，小郑果真没有回来。我一个人虽有些不安，但因为确实累了，所以也睡得很好。

到了入住南华大旅社的第二天，已经下午三点左右了，小郑还是没有回来。小陈早上和中午都过来一起吃了饭。三点左右时，小陈还是一身原先的、夸张的、侦探小说中似的装束，来到我房间。“我去朋友那里。”他说。

我又要被一个人放着了——我正这样想着时，小郑突然回来了。“小周已答应让我租学校的房子，明天他们派人到这边来接我们，我还遇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今天的浪很厉害，天气阴沉沉的，大概要有风雨吧。据说台湾有暴风，两三天后这里也一定会起风，会向台湾猛刮……”——小郑喋喋不休地一个人说着。本来，我有点儿生这个人的气，但一见面，再加上他说遇到了好久未见的朋友，我也觉得不能勉强他吧，所以也就不生气了。正说着话的时候，窗外稍稍下起雨来了。在变暗了的房间里，我想应该要早些打开电灯，这时，暮霭中传来一边拥上楼梯，一边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小陈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他摸索着他房间的锁，打开了门。灯刚一亮，小陈就从外面对小郑打招呼，小郑去小陈的房间说了一阵子话。虽然主要是因为言语不通，但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被当作外人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小郑回到房间里来，对我说：“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吧。”

小陈的房间里摆出了一张特别大的圆桌，上面有四盘菜。客人是两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一个块头大些，一个小而胖。大个子说姓谢，在某个医院里——具体干什么我没有问他；小个儿说姓马，在一个什么公司工作。一共五个人，我们开始吃了起来。啤酒有好多，差不多一打，放在墙角里。他们很能喝酒，我也被强灌不少。一个人想喝的话，其他人即使只抿一口，也要附和着——这是他们的礼节，我记住了。但因为一开始按礼节做了，所以到后来一不这样做，他们就勉强你。他们渐渐有了些醉意，话也多起来。谢、马皆为台湾籍人，但似乎长期住在厦门；姓谢的男子说自己多少也读过些书。这样，从对话中，喜欢吹嘘的小郑，就把他的同行者介绍过了。小谢通过小郑翻译，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像小说是有益的东西啦。中国也只是在现今不如日本，而以前也曾有过很好的文学啦。先生您对历史有兴趣吗？中国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三国史、《十八史略》、《春秋》什么的都读过，因而都知道。如果要问我，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回答啦……这位小谢，是一位过分殷勤的男人。因为他说了很多，我什么也不说的话也不礼貌。但我稍稍说一点儿什么，他就总是“是啊、是啊”地随声附和，过分客气了。他不只是对我，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小谢这样说，已经有相当醉意的小马，好像有意要与多少有些卖弄、炫耀学问的小谢对抗似的，这么说道：我虽然没啥学问，但什么都知道。譬如厦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私娼啦，什么人家有什么样的艺妓啦。如果是这种事，尽管提出来，因为我什么都能答得出。一边说着，小马就笑了。因为小郑把这话译给了我听，我也忍不住笑了。于是，小谢对我说：今晚等会儿一起去听艺妓唱歌，怎么样？不要紧的，不会推荐你去下流地方的……

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稍稍有些醉了，何况我本来就不嗜酒善饮，已经不高兴再动了。虽然如此，他们确实想带我出去。看到我在找各种借口谢绝，他们就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的上衣、帽子、洋伞等等，硬拉着我走了。想来即使我不去，反正他们也要出去的吧。比起一个人被撇在房间里的那种不安的寂寞的滋味，倒还是去看看他们如何找乐的好。于是最后，我如此决定了。在猛下的大雨中，我一边当心石板路上脚滑，一边走到不怎么远的一幢房子。这是一家有艺妓的馆子，她们一点儿也不漂亮，歌的好坏于我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斜靠在安放于房间一隅的床上，用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没什么业余爱好的身子，一边用不擅长的动作嗑着三五个女孩子一小把一小把给的瓜子，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一面让女孩子唱歌——但却并不听，只让她们坐到膝盖上，然后再驱走她们的小陈一伙。我深深体味着此时作为一个异邦人的心情，我想自然也就苦着个脸吧。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客气，他们不一会儿就决定回去了。

外面的雨虽说是变小了，但取而代之的是风刮得更猛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我已什么都不说了，反而用他们的土话——我绝对是听不懂的——在说着什么。来到那南华大旅社的前面，我想他们都会回到里面去吧，但是，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不进去。我一边收起洋伞，一边催促小郑，一个人步入了那狭长的土地房屋。小郑用我听不懂的话向他的伙伴们说了两三句什么，然后跟随在我后边进来了。我们登上已说过的那U字形的楼梯，来到了房间。我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一边筋疲力尽地将自己的身体坐向床上，一边感到房间空气过闷，因而马上脱掉了上衣。而小郑不知怎么搞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门旁，带几分安定不下来的表情。终于，他说道：“你一个人睡吧。”“哎？你呢？”“我必须出去一下，因为他们说在等我，但我马上会回来的。”

小郑就这样留下这些话，快步出去了。今晚，依然想让我以不安的心情，在语言不通的人们中间睡下吧。一想到这，我对小郑不体谅人的做法未免有些生气。本来我就没想跟着他们去哪里，他们对我也有些拘束，即便如此，小郑这个家伙仍然不体谅我——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说到底，不热情是缺少想象力的重要原因吧。在这陌生的地方，连一个认识的人都不在身旁——因为连小陈也不在——再加上言语不通……即使这些还被认为不要紧的话，那么，在对日本人的反感十分强烈的今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

我这样想着，感到酒后变得有些神经质的自己的想象更加难以应付。——实际上，现在，不论是谁偷偷潜入到这里，不！哪怕大模大样地进来，无论向我提什么无理要求——要钱的话，我是一文也没有。我信任小郑，信任了很难予以信任的小郑，把所有的钱都托付给了他。此时，若有什么不测，因为言语不通，两方一点儿也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被杀了，连尸体都被投进海里，在厦门也是毫无办法……我歇斯底里般地想着这样的事，连不知为何事来到大厅、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说着什么的侍应生的话，也不知怎么感到是在骂我。那名侍者有没有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显然，他没从那里离开，继续在骂着什么。

我为了从那种臆病般的心情中逃出来，很想睡一觉，但这益发引起神经兴奋，所以我索性睁开了眼，一翻身，感到脊背上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有些怪怪的疼痛。用手一摸那里，床席只在我被硌处稍稍凸出来一点点儿。因为怪怪的，所以我不由得坐了起来，重新把刚才因为影响睡觉而关掉了的明亮电灯打开，并把那席子卷起来一看——不知怎么回事，一小截圆骨头从那里露了出来。这个出人意料的东西，仔细看起来像猪的脊骨。我想这一定是侍者或什么人搞的恶作剧，也许是那个在烧菜的地方逗弄狗的家伙，看我是个日本人，做的这种怪事吧。我一脚把那可恶的东西踢进了床底下，并再次关灭了电灯，不由思索起在这个地方日本人名誉不好、不受欢迎的事来——就是昨天散步的路上，在某个街边的墙上，大书有“青岛问题普天共愤”、“勿忘国耻”等等。另外，也有关于排斥日货的，如“勿用仇货”、“禁用劣货”等等。“这小子是日本人！”也碰到过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来撞我的醉汉……

这时，外边的风雨，有了变得益发强烈的迹象。终于，我有些想入睡了，然而此时却有蚊子钻进了床里。中国的床，以它前面垂下的冷布制的帐子作为蚊帐。我放下帐子，用脱下来扔在那里的上衣在床里胡乱地扇，以把蚊子赶出去。然后，我特别注意让两边帐子重合——为了不让其松弛，我用包压住了它的边——因为我认为蚊子是从这些缝隙中钻进来的。做了这些以后，我重新躺下。但没过五分钟，蚊子又一边哼叫着，一边在我耳朵边飞来飞去。它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呢？我起来察看床的角角落落：原来，床顶张着的冷布，那因为灰尘而变成鼠色的帐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这样，我对赶出蚊子自然也就死了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却忽然被敲击在插上了很粗实的门栓的我的房门上的“咔嗒”、“咔嗒”声弄醒了。“是小郑吗？”“是我。”

我打开门后，什么也没说就又钻进了床里——我是不想与他说什么了。枕边的怀表已是一点半了，地上还有刚才的猪骨头。

第二天，养元小学校长小周冒着小雨前来了。因为是小郑的同学，所以也只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在这个地方，即便只是中学毕业，也算是很有学问了。因此，像这样的年纪，已能成为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学的校长了吧。于是，我们退了房间，去借住他学校的一间房子。然而，前夜睡在外面、到今天下午才回来的小陈，已与小郑商量好了似的——反正什么都没跟我商议——好像也打算成为我借的房子的一员，还是穿着那套夸张的服装，拎着衣箱，跟在我们的后边。强风刮了一夜，已停了下来，空中云散，雨也住了。在去鼓浪屿的舢板上，我一边斜视着小陈，一边对小郑说：“天气好的话，我们去游览吧。不然，日子真没法打发。”“是的，是这样。”小郑虽是这般答应着，但看到那种过分认真的样子，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他那难以理解的内心，这也还是相互皆为他国人之故吧。

然而，小陈并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在养元小学，他只是把行李箱放在了那里，马上就去了不知哪里。那天晚上及其后的夜里，他也没有回来。“小陈去哪儿了？”我向小郑打听。“我也不清楚，”小郑这样回答道，“但肯定是去了上次的地方吧，他好像看上了那个女人。”“哪个女人？”“前两天的晚上，你没去的那家的女人，是个私娼。我是不会住那样的地方的，我只是一起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小郑解释说。小陈不住在这儿以后，小郑才成了我的好向导。自那，小陈再没露面。我想起他的事，便又向小郑问道：“小陈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这么好几天啦！”“我不知道，”小郑答云，“但肯定还是住在那个窑子里吧。”“住那么久么？ ！”“是的，一定还在，肯定还继续睡在那里——因为他抽大烟。”

由小郑这一说明，我想起了在那个南华大旅社的第一夜，被小郑撇在那里时，我所知道的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半天的小陈，还有那愣愣地、以呆滞的表情瞧我房间的小陈，以及当我无心地问“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的时候，对我的话一副茫然样子的那个小陈——他的秘密我完全明白了。“厦门有很多鸦片窟吗？”“到处都有。”“真想去看一下啊！能去吧？”“是去抽吗？”“不抽，只是想去看看正在抽的人。”“下次去看看也可以，如果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默默地进去就行了。如果搞错了，在那里被追问来干什么的，就退回来，也没关系。如果不大会找的话，就要跑好多的路。那种地方十分龌龊，有家的人都在自家抽，不然就在私娼的窑子里抽，在鸦片窟抽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他们衣着褴褛，有的就睡在地上，那里面不论是地面上，还是(1)墙壁上，到处是吐的痰、唾沫等。”小郑为了补充英语词汇的不足，皱着眉模仿到处吐痰、吐唾沫的样子给我看。于是，我再次问道：“你去过吗？”“嗯，去过一次。只是去看看，一进房子就头晕目眩。”

小郑做了个目眩的表情。

在我们这个对话以后过了两三天，小陈突然提了一个小包，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学校。他好像在学校很多的房间中，一个一个地找小郑。因为只发现了我，他便对我说：“小郑在哪里？”

我看到小郑一来，小陈便把小包保存在小郑这里，马上又走了。此后，我再没遇到小陈，因为他在我们入住那里以及其后的一个礼拜左右时间中，再没有回来过。小陈的大小两个包，就那样被留在我们借住的房间的角落里。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得而知。

即便是后来已回到台湾的打狗，每当想到在厦门的台湾青年小陈那滑稽、夸张的服装，使人感到不快的殷勤的态度及好像过度放纵的行为时，我总要向小郑打听：“小陈怎么样了呢？”“我不清楚。”小郑一定会如此回答。

不知是第几次了，我想起来又问小郑：“小陈已经回来了吗？”“我不知道。”

在听了“我不知道”以后又过了两三天，小郑像想起来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明信片给我看，一边说：“这是从小陈的台南的母亲那里寄来的。”

我粗略地看了看这张用中文写的明信片后，说：“他母亲在担心呢。是为了打听他在厦门的住处而寄来的吧？”“是的，是的。”“回信了么？”“已经回了——我不知道。”

如前所说，由于小郑不会说日语，所以“我不知道”是用英语“I don't know”说的。因为是英语，再加上他三番五次地说，所以，这句“I don't know ”也不可思议地，给了我一种他是在把知道的事故意隐藏起来，这样一种反话的效果。不消说，不是这样的。

对于厦门，我的印象就好似十多年前读的侦探小说的一个片断，情节梗概大部分已经忘记了。

(1) 译者注：原作为陈，似应为郑。

章美雪女士之墓

小郑要去中国交涉署办点儿事，问我是否愿意同去。

小郑的事是这样的：作为我的导游，他与我一同从台湾的打狗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厦门的鼓浪屿；而我回台湾时，他也要一起去台湾，但这就必须再次取得中国交涉署或是日本领事馆的渡船许可证。若在日本领事馆办证，早则两周，迟则要等一个月以上。而在中国交涉署办的话，只要交三圆手续费，两三天就可办完。“我要去中国交涉署领渡船许可证。”说着，小郑拿出了一张不大的快照相片，据说这是昨天刚照的。

这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所以天气还不是那么热。

我到鼓浪屿已经一周了，虽然每日里在这儿散步，但竟然还是摸不清这里的道路，大概是由于这儿的路并不总是笔直的。常常是我想东行，却不知不觉中绕来绕去绕到了西面；本打算去看似乎就在眼前的林中土家，脚下的路却奇妙地弯弯曲曲，结果是我反而越走越远了——真是迷宫般的道路。因此，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走到中国交涉署的。

登上二十来级有铁扶手的石阶，前面出现了一道大门，那儿便是中国交涉署了。大门的旁侧有一小块空地，在那儿的铁丝网后，一只白鹭孤寂地伫立在一个看上去只有两三寸深浅，似乎有些微湿的四尺见方的水泥池中间。——自古以来，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海湾就被称为鹭江，然而现在已不大见得到这种鸟了。反而是在台湾，我倒见过白鹭结群而飞的情形。如今的鹭江上，取而代之的是老鹰之类。两三天前，我们要乘舢板去南普陀游览的时候，我瞧见一只大鸟停在靠近陆地的一块水中岩石之上，正悄然凝视着退潮的漩涡。我问小郑它是什么鸟，小郑对我所指的方向看都没看一眼就答曰：“Hawk。”据这回答，可以知道这种鸟在这一带绝非稀奇。

不久，小郑从接待室里出来了。看样子在我观察白鹭的时候，他的事已很快办好了。当我们走下二十多级的台阶时，他说：“我们顺便在这一带散散步吧。”

现在既非散步的天气，又非散步的好时刻——已将近正午了。不过小郑因为是在南国长大的，所以似乎对炎热毫不在意。“好吧，只要是在凉快一些的地方。”我答道。

于是小郑沉默了——外国人沉默时的表情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其内心。我们继续走着，照例是难认的道路，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一条直通海边悬崖崖顶的坡路。沿途有许多树木，非常凉爽。外国人常说：“厦门是地狱，鼓浪屿是天堂。”以及在中国沿岸，以鼓浪屿风景为最佳等等。这条林荫路确实恰如所言：树木间阴影重叠，而对岸的厦门街市却忍受着烈日暴晒；那充斥着红砖瓦的街市，与这一泓盈盈绿水，正形成鲜明对比。水上悠然荡着许多小舢板，它们正往来于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凉风阵阵袭面，路上没有其他行人，这似乎是一条不大被利用的道路。我们脱了上衣，走走停停，欣赏着风景。过了一会儿，走在前面的小郑穿上了上衣，于是我也学样。这一定是前方道路再无树荫，而只有直射的阳光之故。在日光直射处，不穿上衣反而会更热。

小郑边穿上衣边说：“前面不远是基督徒的墓地，我们去看看吧。”“好。”

林荫道转个大弯，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的秃山顶。眼前是杂乱竖立着的几百座墓碑。

这里盛产石头，所以墓碑全是花岗岩做的。其中一座上面写着“基督女徒蔡门车氏寝室”，我好奇地看了看墓上的文字，原来这是一位“寿七旬”的老太太的墓，由其孙子所立。还有的墓碑上刻着“侍主复临”的字句。在这些墓碑的上部，都镌刻着镀金的十字。小郑依然是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默默地在这些石墓中边走边看。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路旁一座石碑说：“这是黄先生未婚妻的墓。”“黄先生？黄先生是谁？”“黄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也认识他的。”小郑答道。

于是我从口袋中掏出小记事本和自来水笔，递给小郑。我想，“黄”必定是中国人的姓，光听发音我不明白，写成文字我就会知道了。小郑在记事本的一页上写了一个“黄”字让我看，然后又在“黄”之下加上了“祯良”二字。“啊！我知道了，是那个牧师的儿子啊！上次我们还一起散步来着……”“是的，就是他。那位姑娘非常漂亮。这一带只要是有些身份的人，都是基督徒。在所有基督徒的姑娘中，她是最美的。她是在乘船游玩时落水而死的，这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那女孩子有多大？”我边问边看那经过精心磨制的、如大理石般光润的墓碑表面。

小郑也看着墓碑，答道：“十四五岁吧。”“那么，当时黄先生多大？”“他今年二十二岁，所以当时应该是十七八岁。他当时非常伤心。”

在炎炎烈日下，在这座墓碑前，我与小郑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交谈。我记起了只见过一面，优雅英俊、话语不多的黄祯良。他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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