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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6 1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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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隼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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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军抗战风云

第十八军抗战风云试读:

自序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取得全面胜利、雅尔塔体制建立的70周年。70年来,德国和意大利经过深刻反省,已成为和平友善的国家,但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特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加剧钓鱼岛的紧张局势、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无耻行动,无不表明日本渴求推翻自二战以来确立的国际新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以及所有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无疑会对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继续复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保障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产生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1年,自从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民政府经历了“从不抵抗到全面抗战,以至于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极其重要之一部分的转变”。国民政府之所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在国家危亡关头,在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推动下,促使蒋介石摒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了全民抗战的正确道路;也是国际形势发展使然。特别是,当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人民抵御日寇的侵略,对世界和平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为确立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了丰功伟绩。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纪念抗日战争,形式可多种多样,其中,从历史中挖掘中国军队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行动,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也最能唤起民众的热情。中国整个抗日战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和国民党的正面抗日战场。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在与野蛮的日寇作战期间,都涌现出了大量英勇善战的王牌军队。他们“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凭着劣势装备,大量击毙击伤了穷凶极恶的日寇,激励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过去的岁月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谈到抗日战争时,主要谈论的是敌后战场以及从敌后战场涌现出来的王牌军队;中国台湾方面则主要谈论正面战场以及从正面战场涌现的王牌军队。随着海峡两岸局势的日益缓和以及国共两党爱国思潮的共鸣,中国大陆出版的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图书、制作并播放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影视越来越多,但没有出现集中描写国民党王牌军队——五大主力抗战战史的作品。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参考了中国台湾国史馆,日本历史资料,分析数据并撰写了“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抗战纪实”系列图书,希望以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的抗战史为缩影,为读者全面介绍那段精彩而又不堪回首的抗战历程,以此,回顾我中华儿女之血泪抗战史,弘扬我中华民族之爱国精神,追思我华夏热土之民族英雄,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稍尽微薄之力。

这套图书力图再现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第74军、第5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的成立、特点、发展历程,和他们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可歌可泣的故事。

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均为蒋介石嫡系,在中国军队中属优势兵力,但与日寇相比,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守在抗战一线,与日寇斗智斗勇、浴血奋战,取得辉煌胜利,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兵圣孙武的军事思想:“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当然,这五支部队也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打上了各自特有的烙印,有别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

首先,他们成立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第18军成立于中原大战,第74军成立于淞沪会战爆发之际,第5军成立于抗战相持阶段,新1军和新6军同时成立于反攻缅甸的战场上。第18军资历最老,战功最卓著,只有蒋介石与土木系将领能够驾驭这支部队。第74军则初生之犊不怕虎,敢打敢拼,以凶悍顽强著称,成为国民党军中作战风格最为剽悍的部队。第5军成立于抗战局势进入到相持阶段,他是力量的聚集,也是力量的释放,一旦投入战场,就具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毅力,不死不休。新1军、新6军成立于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在美军的帮助下为滇缅战场而设,国民政府锻造的两柄威力无比的利剑,横空出世,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摧垮最为凶残的敌人。

其次,他们的渊源存在差异性。第18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号人物陈诚起家的资本,陈诚也正是以此为根基,打造出国军中实力最雄厚的军事集团——土木系(“土”代表第11师,“木”代表第18军)。1930年,陈诚率第11师参加中原大战,该师救曲阜、战郑州,为蒋介石立下了赫赫战功。同年8月,蒋介石以第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18军,并默许陈诚吞并其他部队以壮大该军实力。在对中央苏区的第3次围剿期间,陈诚先后将韩德勤的第52师、郭华宗的第43师、川军张英的第59师收编,再加上教导3师改编的第14师,此时的第18军成为下辖5个师29个团的“超级军”,和汤恩伯的第13军、胡宗南的第1军并称国民革命军的三大王牌。陈诚也因此与卫立煌、顾祝同、刘峙、蒋鼎文并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且为五虎上将之首。罗卓英、周至柔、黄维、胡琏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国军名将,都是从18军走出来的。从该军中共走出了5位一级上将(含追晋1位)、4位二级上将(含追赠1位)、4位参谋总长、2位海军总司令、1位空军总司令、1位勤联总司令、20多位军长,可谓将军的摇篮。陈诚的军事才能一般,扩充部队的能力却非同凡响。由于历次吞并,铸就了土木系的庞大军力。该军顶峰时期竟下辖8个师,兵力相当于3个军。抗战时期,土木系实力达到7个军:第18军、第54军、第75军、第79军、第84军、第94军和第99军。其中,在抗战期间从18军这棵大树的根须上发展起来的军级单位有第54军、第79军,另外还有从曾经隶属于该军的其他各师加入的第86军、第87军、第37军、第66军、第32军,使得这些军同样拥有18军血脉。1946年5月,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土木系发展到约10个军,最终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实力最雄厚的军事集团。为此,该军在国民党军事集团中,享有“种子军”的称号。

第74军的首任军长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同乡,在整个国民党军事集团中,浙江系高级将领虽多,但跟蒋介石具有更近的同乡关系的,就非俞济时莫属。正因如此,该军成立伊始,就获得了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俞济时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信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曾担任第88师师长,在张治中的统率下,成为第19路军的唯一援军,与第19路军一道,打得日本人接连三次走马换将。要不是南京国民政府执行有限的抵抗政策,能派遣更多的精锐部队增援第19路军,中国军队未必会输掉第一次淞沪战争。有了这次对日作战经历,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俞济时率领第74军走上淞沪战场,虽说进入战场的时间比第18军稍晚,却是抵抗日军的绝对主力,一下就打出了该军的威名。

第5军首任军长杜聿明虽说并非浙江人,却是黄埔军校毕业,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之一。尽管他跟国民党浙江籍高级将领一样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赖,却不可能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俞济时之流的浙江人一样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他必须持重谨慎,不会像俞济时一样勇于冒险。所以,他带领的第5军稳如泰山、攻击如风。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敢冒险,导致第5军进入缅甸战场后,在英军抛弃他们,日寇断了他们后路的情况下,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新1军、新6军的前身是第一次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残部。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军,一方面得益于美国政府从整个二战的战略布局出发,为了与中国军队一道早点打败日寇,给中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得益于中国国民政府给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残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员补充。他们成军于反攻缅甸的战场上,全部的美式装备、全部的美军补给、完整的美军训练、美军顾问或者美军军官的全程参与,使得他们成为最具战斗力的中国军队。新1军军长孙立人与新6军军长廖耀湘相比,留学美国的背景使得蒋介石对他终不能彻底放心;廖耀湘的黄埔军校资历,以及该军下辖之第14师、第50师都是土木系人马,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他受到了蒋介石的信赖,是以在打通了滇缅公路后,蒋介石立即将新6军调入国内,参加了雪峰山战役。

再次,他们的编制与装备不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第18军的编制最为多变,由最先的4个师而变成3个师、2个师,直到后期的7个师。这些师级单位,有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划拨而来,更多的则是对杂牌部队的兼并。利用抗战之际收编杂牌部队,并吞杂牌部队,把杂牌部队变为蒋介石的嫡系,不能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74军自成军之日起,编制非常稳定,起初一直是第51师和第58师,后来才加上了第57师。这两个军的武器装备在换装成美式装备前,在抗战过程中,均使用德式与苏式装备。在国内成立的国民革命军装备最好的是第5军。这支部队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其编制体系完全遵照机械化部队的作战特点,具有现代化武装体系的特征。新1军、新6军则是按照美军作战要求编制的,其武器装备全是美国造,甚至连训练与作战行动都由美军教官、顾问全程保驾护航。1944年冬季之后,第18军与第74军同样换上了美式装备,但作战特点与新1军和新6军有着很大的差别。毕竟,编制与武器装备是外在的物质的,真正决定一支部队特色的东西大多反映在精神与文化等层面上,尤其与创建这支军队的首任军长的性格特性、军事才干、指挥与作战风格大有关系。

由于他们的不同特点,战争中对他们的运用也各有不同。是保存实力,还是更好地应用于战斗,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是,自淞沪会战以来,以第18军名义参加的作战行动与第74军相比,明显少了很多;第74军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除昆仑关战役、入缅作战)。第5军参与了昆仑关战役、入缅作战以及其后重新整编的中国远征军。新1军仅在缅甸境内作战,新6军在缅甸境内作战后,转入国内加入雪峰山作战序列。

在对日作战中,尽管表现出了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他们各自表现了独有的特点,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出了力。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直以来,受到了军事爱好者以及所有试图了解抗日战争、研究抗日战史的人注目。许多人试图用最精炼的文字从不同侧面给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做出中肯的概括。诸如:“第18军是宠出来的、第74军是打出来的、第5军是装备出来的、新1军是练出来的、新6军是孪生出来的”;“第18军编制多变、第74军凶悍顽强、第5军沉静如山、新1军狂野无羁,新6军动如脱兔”;“第18军狡如狐、第74军猛如虎、第5军锐如钩、新1军硬似铁,新6军快如刀”,等等。

很多说法不胜枚举。他们说得对吗?确实很有道理;他们说得不对吗?又确实很片面。

在本系列图书中,作者尽量突出每一支部队的特点,又兼顾其他方面,多方采集中国大陆权威参考资料,结合中国台湾“国史馆”文献、日本军事参考资料,尽可能客观地将每一支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抗战故事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一部分分淞沪战场抗倭寇 1章淞沪会战概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亦愈发明确和坚定,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就陆续向华北地区调兵遣将,但从全局上看,华北地区的抗战只能算是区域性的,淞沪会战才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抗战的起点。因而,要谈全面抗战,就必须全面分析淞沪会战;要分析淞沪会战,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京沪杭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张治中。

可以说,张治中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率军抗击日寇入侵之第一人。早在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史称一·二八抗战,张治中就作为国民革民军第5军军长,率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第88师、第36师走向抗日战场,在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终因援军不至致使战役失利。但第19路军与第5军却打响了旗号。其后,第19路军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派遣军队与日寇进行战斗,却调集重兵围剿中共红军深感不满,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第19路军的反蒋行动失败后,具有黄埔军校背景又有对日作战经验的张治中,显然成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筹备抗战的重要人物。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在京沪地区从事抗战前期准备工作。

随即,为了隐蔽备战企图,张治中利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机会,选调一批干部,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备战的实际司令部,主要从事构筑国防工程、组训民众两项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又把这个高级教官室移往苏州留园,并更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听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南京,准备应付日寇有可能对上海实施的进攻。

这时,日寇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他们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地区及南翔方向实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疏散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日寇还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调至上海。日军舰10余艘停泊于浏河至吴淞间,对入海口实行封锁。并先后制造多起事件,对上海攻击的气氛愈发浓厚。

此时的上海,因1932年的上海事变后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只可以有保安队维持秩序,导致上海的防御设施空虚,根本无法抵御日寇的攻势。所以,张治中命令独立旅第1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西机场,加强警戒;第1团化装为宪兵,驻扎松江;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4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并于7月31日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如果日方决定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采取先发制敌之方式,主动攻击敌人,以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的建议。

事实上,蒋介石非常重视上海方向的备战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张治中提出先发制敌的建议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命令作战参谋罗泽闿起草了《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出敌不意、夜间奇袭,迅速攻占上海虹口地区等各日寇据点;占领沿江要点,阻止日寇登陆增援。可以说,张治中的建议与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吻合的。为此,南京政府很快就给予复电。内容是: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应该说,南京政府的复电基本上同意了张治中的建议。如果尔后张治中以此为据,忽略后面所说的时机应待命令,或者遵循孙子兵法所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进攻准备工作完成之时,立即命令部队发起进攻,那么,淞沪会战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可惜的是,张治中过于听话,或者欠缺敢做敢当的魄力,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致使攻击的发起时间一再延误。

当第2师独立旅旅长钟松率部按照张治中的指令进入上海市区时,日寇并未察觉,8月9日日寇派遣军曹大山勇夫于当日下午乘摩托车到虹桥机场实地勘察。大山勇夫看到岗哨依然身穿保安制服,大抵上以为他们还是那批在日本人的挑衅面前绝不敢有任何举动的保安部队,遂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听岗哨的阻止,开动摩托直冲机场大门。凶横霸道的日本人这一次失算了,一看到日本军曹如此气焰嚣张,岗哨立即开枪射击,一下就把两个日本军人当场击毙。跟以前出现了突发事件一样,日寇借机对中国政府施压,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试图获得中国政府更大的让步。同时日寇第3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摆出即将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争的姿态。这一次,日本人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识到日寇可能随时会在上海方向展开进攻,遂按预先拟定的计划,命令张治中率领所辖各部于8月11日下午进军上海。

国民党军第87师、第88师、炮兵第8团、炮兵第10团、警察总队1总队、独立第20旅的一个团等部队接到开进命令后,从当天晚上开始,就分别乘坐火车及其他运输工具从各自驻防地域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市区开进。翌日早晨,各部全部抵达上海,分别进入张治中指定的攻击位置。当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到遍地都是抗日将士的时候,惊喜交加,纷纷发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

张治中亦随军进入上海真如,在检查了各部的作战准备情况后,决定攻击部队于次日(13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寇据点的攻击准备,尔后率先向敌人发起进攻。可是,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突然接到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的电令:“不得进攻。”

部队已部署到位,箭已上弦,岂能不发?张治中心头窜起一团怒火,立即致电南京,明确告知:“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试图说服南京收回成命,得到的回电仍然是冷冰冰的四个字:“不得进攻”。

战争固然是比拼综合实力,但先敌突发,无疑会率先掌握主动权。双方实力相差不大是这样,实力相差悬殊更是如此。日寇武器装备与中国军队相比,远远超越,占据绝对优势;日寇的战斗素养也是中国军队无法比拟的。不趁着日寇没有准备之时,突然对敌发动攻击,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等待敌人做好了准备,中国军队将面临怎样的危局。对于这一点,不仅张治中很清楚,南京军事委员会一样清楚。但张治中偏偏接到了不得进攻的命令,又缺乏抗命不遵的胆略,只能仰天叹息了。

中国军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向敌人展开攻击,敌人却没有闲着。这一天的上午平安无事。到了下午,日本人大概已听闻中国军队进入了上海市区,便派遣搜索队前来打探动静。当一队日寇从虹口地区,沿吴淞路北四川路展开火力搜索时,国军第88师第262旅(旅长彭巩英)第523团团长吴求剑将军正率领易瑾少校的1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这支队伍的先头部队进抵八字桥西面时,日军的前哨部队也正好抵达,两军对垒,立即发生战斗,由易瑾营打响了淞沪抗战的第一枪。随即,八字桥周边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假如这个时候张治中立即命令其他部队向日寇展开全面攻击,淞沪抗战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可是,历史没有假如,现实是张治中恪守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没有阻止中国军队与日寇发生零星战斗,也没有发出全面攻击的命令。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湖市(原巢县)人。1890年10月出生,6岁进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贫寒,10年后不得不辍学,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毕业后加入警队。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2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6月,因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学生军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要职。在此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2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4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军事行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因而继续深得蒋介石信任。尽管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他没有预见到战事会扩大成中日两国都投入主力参战的大规模战役而有些准备不足,也因为对日寇登陆地点考虑不周而使杭州湾一带的防御部署极为欠缺,但是,第一次淞沪抗战以后,他在华东方向秘密进行抗战准备以及在第二次淞沪抗战前期拼尽全力,仍然给他的人生画上了极为光彩的一笔。

中国军队正式发动全面攻击的日子是1937年8月14日。这天上午,中国空军开始向黄浦江上的日舰实施轰炸;到了下午3时左右,张治中就下达了全面进攻命令。一时间,中国的炮兵朝日寇的阵地实施猛烈的炮轰,步兵则在炮火的掩护下,英勇顽强地向日寇阵地展开攻击。但先发制敌的主动权却丧失了,日寇早已进入了临战状态,一面依托各样的工事顽强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一面用炮火凶猛地对中国军队予以还击。同时,日寇的飞机也不停地对中国军队实施轰炸。中国军队的攻击遇到了极大困难。即便如此,中国军队还是从敌人的阵地上咬下了一些缺口,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实施攻击,取得的战果一定会进一步扩大。随之将日寇赶出上海,毕竟这时的日寇增援部队还未抵达,盘驻在上海的日寇,仅为3 000~4 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外加一些在乡军人。在数量上,日寇难以与中国军队相抵。

在这些日寇中,有1 000余人刚从汉口转移过来。如果没有他们,张治中的部队将更易于得手。说起他们为什么会从汉口顺利撤回上海,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

按照南京政府的打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抗击日寇有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并且防止日寇从上海展开进攻,必须首先削弱日寇的力量,封锁江阴要塞,把驻扎在汉口的这支1 000余人的日寇全部滞留下来,在汉口予以解决;上海地区的日寇则在上海歼灭。但参加制订这一绝密计划的南京当局最高军事会议成员中,有一个秘书被日本间谍南造云子控制,并将其重要情报转入日方。于是,驻扎汉口的日寇在江阴要塞还没有封锁之前,就逃到了上海。

经过一天的战斗,中国军队虽说伤亡颇大,但终究从日寇的防御阵线上撕裂了一些口子,如果乘势继续展开攻击,战果将更为可观。可到了日落时分,竟然传来了南京军事委员会最新的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待参京店)”于是,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不得不停止下来。

这一停,就停了两天,8月17日拂晓,张治中命令部队再度发起全线进攻。仅仅过了一天,8月18日,张治中竟然再次接到了南京军事委员会发来的暂停进攻命令。战争已打响,进攻部队却接连3次接到延迟攻击与暂缓攻击的命令,反映了南京政府的犹豫不决:即使对一支拥有优势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来说,对战争的发展亦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何况是武器、军事素养均落后的中国军队,这种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埋下了淞沪会战最终走向失败的祸根。

中国军队一再暂停进攻,正好给了日寇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以改变战场局势的机会。8月15日,日军就从青岛和佐世保朝上海投入了2 000人左右的增援部队,增强了上海方面日寇的防御力量。到了23日,从日本本土开过来的增援部队在松井石根的率领下抵达上海附近海面后,中国军队面临的对手就更为强大了。

当然,这期间,中国军队也在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下,陆续开往上海。8月15日拂晓时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第98师已经开到上海南翔,并于当天晚上就冒着敌机的轰炸进入了战场;随后,第18军基干部队,也是在该军系列里唯一没有改变过隶属关系的第11师也开了过来;还有第36师以及其他国民党军陆续进入了上海。更多的中国军队正准备朝淞沪方向集结,但兵员上的优势丝毫不能抵消武器装备上的劣势,更别说日本士兵极高的军事素养和战争经验。

战略地形上,淞沪地域褊狭,集中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会战,对于劣势之军来说,即使战略指导上不犯错误,战役指挥以及战术行动诸方面都切合实际,代价都将十分巨大。恰恰中国军队在战略指导上过分依赖外交努力,没有通盘考虑中日双方军队的实际情况、地形因素、气候状况等各种原因,把本来已规划好了的战略部署搞得支离破碎,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战役指挥上,亦存在很多问题。单说张治中对于他手下军队的指挥控制,就很不得体。也许,他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只要自己出于公心,问心无愧,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构想来指挥任何一支军队,结果,在第3次恢复进攻的时候,张治中接到王敬久的电话,说是该师左翼最前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决心即刻扩大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系,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遂调整部署:命令已经进入淞沪战场的第36师当夜加入沙浜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在日寇正面的第98师292旅,受第36师指挥;令第98师第294旅归第87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张治中的战略意图不能说不好,但他却没想到,这样做实际上架空了夏楚中。夏楚中这时属于第18军,按照第18军的传统做法,只有该军下辖的各部队架空并进而吞并其他各部的份,哪有让人家来架空他的道理?哪怕第87师与第36师同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不能的。结果,命令一经下达,夏楚中立即破口大骂,消极应付。以至于在蒋介石三次下令停止攻击后,中国军队又出现了一次暂停。

至于战术动作上的不足之处就更加比比皆是。各部之间不能相互配合,不知道怎么攻击日寇的坚固据点,没有集中使用兵力于主要方向,几乎将人马平均分配在日寇据守地域的正面上展开进攻,步炮协同不畅等等,不胜枚举。如果说其他所有战术动作都需要在战斗中去发现去纠正的话,那么,首先确立进攻的重点方向,不要将有限的进攻力量平均分配,而是以极小的一部人马牵制敌人,主力猛攻日寇的主要方向,也不至于几天的进攻下来毫无建树。

至于中国军队的战场指挥系统,战争一开打,南京军事委员会立即下达了命令,委任张治中为第9集团军司令,负责上海市区京沪线方面的作战;张发奎为第8集团军司令,负责上海市区沪杭线方面的作战。这样一来,张治中具体规划淞沪抗战的角色宣告完成,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一个负责全局的方面大员变成整个淞沪战场上一个方向的战役指挥官。

这时候,负责整个淞沪战场上作战指挥的是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

冯玉祥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此人原名基善,表字焕章,1882年11月出生,安徽巢县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兵败后隐居山东泰山。1933年5月26日与吉鸿昌、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任同盟军总司令。终因实力不济且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方面策反了冯系将领,迫使冯玉祥不得不放弃抗日同盟军旗帜。

此次出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在南京政府的抗战大旗下公开走上抗日战场,冯玉祥心里非常痛快,于8月15日从南京率领部分官兵进驻无锡锦园,组建了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随后,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激励士气,协调各部的行动,他常常深入战场,不仅与张治中、张发奎、杨虎等抗战指挥官研究军事形势,而且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转达抗战部队的要求并尽量为抗战部队争取装备与补给,乃至亲自指导各部破坏敌人坦克的战法。

雄心勃勃的他本打算大干一场,无奈这时淞沪战场上的所属部队绝大多数为蒋介石的嫡系,他们只听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调令,对冯玉祥的命令,他们往往拖延推诿,敷衍塞责。冯玉祥只能徒唤奈何,之后由于北方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急需一个深孚众望的人去北方主持军事,冯玉祥于9月12日离开第3战区,前往北方战场就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随即,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将实际指挥权交给了顾祝同。

淞沪战事爆发之际,第18军首任军长、土木系的后台老板与精神支柱、开创第18军兼并其他各部先河的陈诚在干什么呢?据他忆录的记载:

8月14日,我仍在牯岭,委员长以前方军事紧急,要我急速回京。其时,水陆交通异常紊乱。15日早4时,交涉好了一条差船驶往九江,8时由九江开船;11时至芜湖,改乘汽车进京,抵京已午夜后2时矣。

事变发生后,我未能实时进京的理由,一因有病,一因负有庐山训练的任务,未敢轻动。而且当时政府中,少数妥协亲日分子与我积不相能,我也殊少和他们共事的可能,故未自动下山晋京也。既奉召命,只得立即就道。到京后,即晋谒委员长,承以三事相告:

·华北与晋陕将领来电要求中央派我至华北指挥抗战;·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

·速厘定战斗序列。

我当时不知应以何种身份参加各项工作,且亦不能同时分赴各地,因即面请委员长作一决定。委员长问我:“何种名义较为合宜?”我说:“如欲机动使用,高参名义即可。”委员长不以为然,似有设置行辕之意,但未成定议,还是让我先到上海看了再说。

关于厘定战斗序列一节,因主管部门缺欠资料,乃与白副参谋长健生(崇禧)、黄部长季宽(绍竑)、王次长达天(俊)等会商,我曾就我所知陈述各方将领之历史、个性、能力等,借供当局参考。后来决定的战斗序列,采用了我很多意见。

8月16日,偕熊主席天翼(式辉)赴沪视察,那时沪上抗战部队是第9集团军的第87师及第88师,集团军总司令是张治中。敌军登陆部队已被我包围,不过我军兵力仍不敷分配,预备队也很少。我觉得这种战法,与“孙子兵法:十则围之”的原理不合,因提议将第36师及第98师加入攻击,先将敌方阵地中央突破,再向两方席卷而扫荡。

18日晚返京请示,熊天翼于途中说:“我们应商定如何一致报告委员长。”我说:“各就所见报告,可使委员长多得一份参考数据,似可不必一致。”后来熊的报告是:“不能打。”我的报告是:“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委员长要我加以说明,我接着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1925年所预定之战略。”委员长说:“打!打!一定打!”我趁此机会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随后就发表我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增调部队,赴沪参战。从九·一八事变起,我誓愿为抗日战争效命,至此乃得如愿以偿。

陈诚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任命是8月23日发出的,也就是日寇从本土开过来的增援部队抵达吴淞口,并在吴淞口实施登陆作战的那一天。

从那一天起,中国军队虽说仍然处于攻击地位,却因日寇从本土开来了大量部队,兵力剧增,凭借其在海上、空中的军事优势,以及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极高的军事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攻击举步维艰。尽管这时,蒋介石扩大在上海方面战争规模的意图已经形成定局,从此再没有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或暂缓攻击,并不断抽调部队送入上海战场,但中国军队错过了最佳时机,进攻又没有重点,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陈诚加入淞沪作战指挥序列,并没有改变张治中平均使用兵力的毛病,只是进一步削弱了张治中的实际指挥控制权。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命。南京军事委员会本应通知张治中,却不知是疏忽还是刻意,直到张治中因希望与已抵达淞沪战场的第18军军长罗卓英就该军所辖各师的作战行动进行沟通时,才从罗卓英那儿得知了这项命令,心里的愤怒可想而知。紧接着,因电话联络遭到了日寇的轰炸而无法接通,他只好亲自去第3战区司令部面见顾祝同,准备与顾祝同探讨各战线的情况,却碰上蒋介石的电话。由于电话线路的故障,蒋介石一直无法找到这位陆军上将,不由得窝了一肚子火,终于在第3战区司令部找到了张治中,话就没那么好听了,虽说不是劈头盖脸地痛骂,但指责的意味非常浓厚。张治中一样感到窝火,同样没有好话跟蒋介石说,从此与蒋介石有了芥蒂,最后索性撂挑子走人,离开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岗位。事实看来,张治中的做法似乎太任性了,未从大局考虑。

自此以后,在比军更高一级的指挥体系里,与本书描写的内容有莫大关联的值得关注的人物就只有陈诚了。

陈诚似乎注定与淞沪会战有割不断的利害关系。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淞沪会战的影响是通过他早前谋划了把日寇的主攻方向引到华东方面,并继而在开战以后最终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淞沪会战的决心,那么,现在,他的命运就与淞沪会战直接休戚相关了。因为,此时此刻起,他已经是淞沪战场上的一员战役指挥官,直接指挥人马与日寇交战。

陈诚刚出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时,日寇即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第3、11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发动登陆作战,似乎是送给他的一份厚重的贺礼。这份贺礼确实太沉重了,陈诚是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接受这份贺礼的。出于本能,也是多年的指挥作战经验使然,他立即以第87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展开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11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98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67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14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力图从东西两个方向猛烈夹击敌人,趁日寇立足未稳之际,将其赶下海去。

但是,军事行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见,还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各部冒着敌机的轰炸匆匆赶到战场时,日寇主力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薄弱的防线,登陆成功。一场登陆与反登陆的作战立即变成了争夺登陆场的控制权的战斗。如果此时,陈诚能果断地命令主力全部转移到对付日寇登陆部队的作战行动上,也许,情况会好很多。可事实是第88师、第87师、第36师并未调动过来。为此,在接下来的10余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虽说不惜流血牺牲,浴血奋战,但终因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于是,陈诚不得不转移阵地,逐次抵抗。

9月17日,中国军队退守至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战略防守。在围绕着罗店这一要地的近一月的浴血奋战中,中国军队营连级单位大多伤亡半数以上乃至全部阵亡,日寇亦伤亡惨重。后来,日寇以及国际媒体把罗店之役称为“血肉磨坊”。

至此,中国军队的战略进攻正式结束,转入战略防守阶段。

9月22日,鉴于淞沪战场局势发生巨变,从内地调集的兵力陆续抵达战场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第3战区指挥系统,将第3战区所属部队划分为右翼、中央、左翼3个兵团,分别抗击各兵团当面之敌。其中,右翼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第8、第10集团军,作战地域为苏州河以南、浦东及杭州湾沿海;中央兵团总司令朱绍良,辖第9集团军以及即将抵达的广西第21集团军,作战地域为蕰藻浜以北至长江南岸;左翼兵团总司令陈诚,辖第15、第19集团军,作战地域为蕰藻浜以北的万桥、罗店、广福地区。

当天,日寇集中主力猛攻固守罗店的左翼军阵地,试图从这里打开一道缺口,然后向左包抄,对全体中国军队实施包围。防守这里的国民党军正是陈诚的嫡系部队第18军以及广西叶肇的第66军。第18军虽说很有战斗力,但进入战场以来,与日寇血战近一月,人员伤亡严重;第66军则是广西地方部队,战斗力稍次。他们拼死抵御,虽然挡住了日寇的第一次进攻,却在次日黎明至9月24日夜,在日寇两个师团持续冲锋下,第66军之第159师、第160师全体阵亡,坚守了12个小时后防守阵地宣告丢失。

鉴于各部牺牲太大,陈诚深感继续打下去,手下的人马将会消耗殆尽,便向蒋介石提议: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军即向蕰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此时,松井石根见从侧翼突入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决定改分割包围为中央突破,遂集中兵力进攻蕰藻浜一线。于是,在左翼军转移的当天,日本海军、空军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北路以山室宗武第11师团指向广福、陈家行;南路集中第3、第9、第13、第101师团强渡蕰藻浜,向大场、南翔进攻,以切断大场至江湾地区守军与外界联系,使之成为孤军。

10月5日至9日,国民革命军第8、第59、第61、第67、第77、第90师以及税警总团等作战部队因连日与敌浴血激战,终因牺牲重大,无力对峙,不得不相继退出阵地。

10月9日起,日寇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配合步兵向蕰藻浜南岸实施强攻。中国守军轮番上阵抵抗,经过数昼夜血战,终于遏止了日寇的攻势。

10月11日,日寇为控制大场、南翔,切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蕰藻浜发起全面攻击。中国军队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摆在左翼兵团总司令陈诚的面前。鉴于中国军队的第5军,及第171、第173、第174、第176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种构想,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这三种构想是:

第一:以第5路军(即第21集团军)由蕰藻浜北岸,同时以2个师由蕰藻浜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以第5路军(即第21集团军)据守蕰藻浜南岸,以第16军和第66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蕰藻浜北岸突击,将渡过蕰藻浜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暂取守势,待第5路军(即第21集团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

最后,南京最高统帅部拍板定案:采用第三种构想。

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5路军(即第21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蒋介石急将该集团军10个师编入中央军序列,令其迅速领取作战军械以及粮食弹药,准备投入战斗。

第21集团军属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威名。白崇禧素有小诸葛的名声,这时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徒增伤亡更无法取胜,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敌人,实行积极防御的策略,才能改变战场上的不利态势。蒋介石征战已久,虽说算不上军事天才,却还是颇懂作战原则,一听小诸葛此言,不由得食指大动,据此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

10月19日,中国守卫蕰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廖磊率领的第21集团军向日寇发动全线反击。事有凑巧,当天,日寇吉住良辅第9师团、伊东政喜第101师团以及第3师团一部,亦向蕰藻浜南岸发起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毫无与日寇交锋经验,凭借勇敢作战的精神,以血肉之躯冲击密集弹雨,以至于还没与日寇交上手就伤亡巨大;紧接着,将日寇施放的烟雾误认为是毒气,为了逃避被所谓的毒气侵袭,各自四散逃命,队形立刻混乱不堪;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成为日寇射击的活靶子。就这样,遭日寇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的打击,桂系部队的2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该集团军仅旅长即阵亡6人。鏖战至10月25日,部队被迫撤退。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第21集团军的行动,左翼军4个团在广福南侧向北路日寇的反击作战,也被日寇击退。

接下来,日寇越加猖獗,乘机向中国军队展开反扑,兵锋直指大场。

10月23日,日寇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威逼大场左翼。刘行方面日寇,渡过蕰藻浜后攻向大场以西塔河桥,国军第18师朱耀华、第26师刘雨卿、第67师黄维等部经过艰苦抗击,终于阻滞了日寇的攻势。此时,中国军队从大场东面,经大场、市中心向东北方向而成一半圆形阵线,绕于江湾以北。庙行、大场位置突出,遂成日寇眼中钉。日寇调集各种火炮、飞机集中使用,密集轰击,方圆数里,几为焦土。日寇接着又以40余辆战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夺占胡家桥、塔河桥、走马塘等处阵地。为保存实力,守军在作出最大努力抵抗后向南翼转移,大场失守。此役,第18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朱耀华悲愤难当,当即拔枪自杀,侥幸未死。

大场丢失,全线撼动,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只得作出放弃北站—江湾阵地之举。随即,中央军部队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左翼军也奉命转移,至10月28日,中国军队全部退入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

11月5日拂晓,日寇第10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威胁到了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侧背。左翼军总司令陈诚立即调整战线,以第26师进占松江,第61师占领闵行,令第67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79师在嘉兴下军列,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63师由乍浦方向,第62师由南桥方向,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登陆日寇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陈诚深感大势已去,请求部队撤离战场,进入早就修筑好的国防工事,节节抵抗敌军。但九国公约组织正在开会,蒋介石希望通过中国军队的抗战引起九国公约组织的重视,命令在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再坚持三天,结果致使淞沪守军腹背受敌。等到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终于下达撤离命令时,各部早就濒临崩溃,指挥紊乱,加上日寇追击速度太快,中国军队根本来不及进入防御工事,致使南京政府花费数百万修筑的国防工事成为摆设。 2章第98师破茧成蝶

第98师早期曾隶属于第18军,但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时,并不在该军序列中。在此之前,他驻扎在汉口,原来准备北上平津地区参加抗战,却于8月11日接到新的命令,不去华北战场了,改去南京担任卫戍任务,便于第二日乘船东下,前往京城。当该师于8月13日午后抵达南京下关时,恰逢上海方面的战事即将全面展开,南京军事委员会正紧急调遣人马开赴淞沪战场,于是,最接近上海的第98师自然成为进入淞沪战场的部队。就这样,该师次日下午重新踏上征程,乘火车前往上海。8月15日拂晓前,该部就到达了南翔车站。历来救兵如救火,部队不容拖沓,在师长的指挥下,迅速呈疏散队形开赴预定作战地区——杨树浦一带。

不过,部队刚刚开进之际,天色已大亮了,日寇出动飞机对南翔车站实施猛烈轰炸,试图一举摧毁中国增援部队。该部迅速隐蔽,除了仍然滞留在车站的人员在敌机的轰炸下遭受了一些损失之外,其他部队几乎没有受到损失。

这时,第98师师长是夏楚中。此人也是该师首任师长,1904年5月出生,又名楚钟,别号贯难,湖南益阳人。在益阳县国民小学高级班及初级中学肄业后,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之后曾任湖南省矿务局实习员。1924年春由广东盐运使署秘书周润芝、广东大学师范院教师王绍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进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他先后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军阀混战以及围剿红军的作战行动,历任黄埔军校教导2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连、营长,中央教导第3师第9团上校团长,第14师40旅少将旅长,在第52师残部基础上成立的第98师首任师长。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衔,1936年10月授陆军中将衔。由于出身黄埔,此人不仅是土木系重要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淞沪会战中凭借其战功得到南京最高统帅部的青睐,将第98师升格为第79军,夏楚中连升两级,担任该军军长。

第98师其他重要岗位的指挥官及其编制情况分别是:副师长王甲本,参谋长罗广文。该师尽管并没有完成整编,却跟那些已经整编过的师级单位一样,下辖两个旅,外加一个直属炮兵营、一个直属工兵营、一个直属辎重营。其麾下的两个旅分别是第292旅、第294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第292旅旅长吕国铨,副旅长陈集辉,所辖第583团、第584团团长分别是路景荣、胡一;第294旅旅长方靖,副旅长龚传文,所辖第587团、第588团团长分别是侯思明、向敏思。师的装备以国产为主,每团有一个八二迫击炮连,每团下辖3个营,每营有一个重机枪连,每连有6挺捷克式轻机枪;师直属炮兵营装备了6门江南造七五厘米山炮。

这支部队是南京政府第3期陆军整编师,尽管并没有完成整编任务,却接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在国军战斗序列里,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事实上,在该师进入淞沪战场的初期阶段,他们并未打出任何特色。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日寇,完全不了解日寇武器装备的威力以及日寇阵地的编制情况,该部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一句话,他们虽说在刚开始的战斗中拼尽全力,也取得过一些进展,却打得平平淡淡,乏善可陈。

8月15日晚,第98师主力躲过了日寇飞机的轰炸,开进了作战地域,进入了预定攻击准备位置。其中,第294旅进至杨树浦马玉山路(今双阳路南段、营口路北段),接替了第87师沈发藻旅在马玉山路虬江码头向公大纱厂之攻击准备位置;第292旅则进至马玉山路以西地区集结,暂归第87师师长王敬久指挥。于是,一场恶仗似乎就要爆发了。

可是,因为中国军队已经停止了全面进攻,从翌日早晨开始,第98师两个旅的兵力实质上并没有全力以赴与日寇作战,只是对日寇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零星行动。他们遵照命令,协同第87师向当面之敌发动了进攻。一来因为敌机从早到晚不停地对中国军队进行轰炸,迫使中国军队的行动大受限制;二来中国军队实质上已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使用的兵力有限,又缺乏重火器,是以一天中的每次进攻皆未能奏效。

经过一天的攻击后,中国军队改变了策略,白天停止攻击,黄昏以后开始对敌发起进攻。这样一连几天下来,还是没有取得较大进展,反而让第98师在8月17日牺牲了政治训练处少将主任睦宗熙。这是该师牺牲的第一位将军,也是土木系最早倒在日寇枪口下的将军。

睦宗熙是江苏丹阳人,1905年出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习,毕业后因视力不好而从事党务工作,后提拔为第2师第6团党代表。1929年5月,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宪兵团中校团附,3年后调升第90师交通处处长。1934年3月,受夏楚中之邀担任第98师政治训练处主任。第98师抵达南翔后,夏楚中带领人马开赴前线,却在南翔设立办事处,留下睦宗熙主持工作。8月17日上午,因为前线急需弹药补给,睦宗熙亲自督率辎重连赶赴前线,进入罗店时,突遭日海军第1航空战队的扫射轰炸,中弹牺牲。

8月19日,第98师进入淞沪战场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开始了。这一天,张治中决心利用日寇防御体系东西宽、南北窄,而且从开战起就受到一定程度压缩的有利条件,投入生力军彻底割裂日寇的防御体系,将日寇的阵地切割成两块然后分而歼之,命令第98师一个旅当晚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一带的日寇发起攻击;另一个旅协同第36师由沙泾港至保定路之间的正面,向百老汇推进。

然而,第98师与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等已经进入战场的其他中国军队一样,虽说竭尽全力对日寇阵地展开进攻,却因日寇在前一天晚上开来了横须贺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佐世保海军陆战队共计2 400人的援军,中国军队没能取得较好进展。

到了8月23日早上5时半左右,张治中正全力以赴地指挥人马进攻日寇的阵地,忽然接到江防司令刘和鼎的电话报告:有一部分日寇正由宝山狮子林、川沙口登陆。张治中深知,因为那一带的中国守军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一旦日寇登陆成功,并牢牢占据了登陆场,其增援部队就会源源不绝地涌进战场,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必造成更大的困难。张治中不得不思考这股日寇登陆成功引起的后果,考虑到第18军即将全部抵达战场,毅然从进攻部队中抽调不久前抵达上海的第11师以及最早赶赴上海的第98师,分别向川沙口、狮子林方向前进,支持江防军的作战。为了理顺指挥关系,张治中指令夏楚中暂时统一指挥第98师与第11师的军事行动,先赶走登陆之敌,尔后接受第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

夏楚中接到命令后,指挥第98师立即由江湾急行军经吴淞开往宝山,与第11师一起击溃了进犯到罗店的日寇先头部队。当日傍晚,他们基本上清除了罗店之敌,从击毙日寇军官身上搜出日军作战图,证实敌进攻方向指向罗店、嘉定及浏阳地区。

罗卓英率第18军军部,于23日下午抵达太仓县城。当晚收到彭善关于第11师收复罗店的战斗报告以及叶佩高的侦察情报,并接到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关于第18军即刻对宝山、狮子林、川沙一带登陆之敌展开进攻,就地歼灭日寇之命令。24日晨,罗卓英决定以第98师由杨行出击,对杨行-宝山之线以左地区之敌进行攻击;第11师由罗店出击,向新镇-月浦-狮子林之线以左的敌军发动进攻;第67师以第201旅接替第33旅守卫罗店,第199旅则从嘉定东进,对罗店-聚源桥-东王庙之线以左地区进攻。第18军军部则前进至嘉定县城,并预定于24日晚间于罗店,召开各师旅长以上军官会议。

第98师在24日早上已经全部转移到杨行附近,师长夏楚中获悉从狮子林、张华浜等地登陆的日寇正向驻吴淞的上海保安团发动进攻,宝山县城亦被日寇攻占,意识到这些敌人对上海市区和罗店方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威胁甚大,遂不等罗卓英规定的攻击时间来到,提前向侵入吴淞、宝山的日寇发动了进攻。该师以第294旅第588团支援吴淞守军,从吴淞西北发起反击,将入侵之日寇驱逐到江边,而该团之第3营更趁两军在吴淞激战时,日寇没有防备,由八字桥向宝山县城急袭。这时守卫宝山的日寇仅300人,立足未稳,激战一小时后,日寇弃城向狮子林逃窜,宝山遂被国军收复。与此同时,第292旅第583团团长路景荣指挥部队沿刘家行-杨家行-三官堂一线对登陆日寇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吴淞守备部队,奋战终日,将登陆日寇击退,并毙敌300余人,取得了该团对日作战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8月24日晚,罗卓英在罗店第33旅旅部召开了第18军开到上海战场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第11师师长彭善、副师长方天、参谋长梅春华;第31旅旅长王严;第33旅旅长叶佩高;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292旅旅长吕国诠、第294旅旅长方靖;第67师师长李树森、第199旅旅长李芳彬和第201旅旅长蔡炳炎;第14师师长霍揆章、参谋长郭汝瑰。

与会人员首先回顾了几天来对日作战的得失与经过,随后讨论有关淞沪战的后续发展,一致达成共识,认为应该集中第11、第67、第98师3个师的兵力,以宝山和罗店为依托,包围狮子林、川沙口、石洞口之敌,将日寇就地歼灭。罗卓英军长就此会议结论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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