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晗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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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常识试读：
序言
我国历史时期这么长，历史文献这么多，要人人都学点历史，有点历史常识，真是像前人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下手呢？何况历史文献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用当时通行的古文编写的，今天的绝大多数青年还不能掌握、运用古文，这个关过不了，要学，又从何学起呢？
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编出了几套篇幅不等的通史，但是，一般地说，字数都比较多，而且，对象都是在学的各级学校的学生，对广大青年来说，还是不大适合的。
广大青年，都有强烈的学习历史的要求，但是缺乏可读的书，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们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编了这部《中国历史常识》，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强烈的要求，帮助广大青年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并且从中受到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是形式活泼。针对着读者对象，为读者设想，这部书不能像历史教科书那样写法，要不，已经有了那么多套教科书了，何必重复？也不能写成历史故事，故事必然会有虚构、夸张成分，而这部书的目的是给读者以必需的历史常识，这个区别是必须弄清楚的。当然，更不能写成历史论文，只有少数人才能读懂。经过研究，采用类目形式，而且要求简短精练，每个类目一般只有一千多字，具体说明一两个问题。每个类目都有独立性，各个类目之间又有连贯性。读者随便抽出一点时间，就可以阅读一两个类目，获得知识。既可以随时看，也可以随时放下。把读过的东西连贯起来，则又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第二是取材广泛。由于形式比较活泼，不拘泥于一定格式，在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可能接触到的题材，在这部书里就有了用武之地了。除了比较系统地和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概况以外，本书还写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进步，也写了某些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历史人物；既阐明了历史上的光明面，也叙述了历史上的黑暗面。此外，对于民间口头传说的成语，如卧薪尝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班门弄斧、约法三章、破釜沉舟、四面楚歌、扁鹊再世、三顾茅庐、闻鸡起舞、风声鹤唳等，都通过具体史实，给以详尽的说明，这种叙述比一般辞书要详细一些，丰富一些，也更生动一些，使读者不但便于记忆，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得启发。
第三是文字通俗。为了使读者都能够读懂这部书，所有作者都在写作中力求通俗，尽量避免用生僻的字和词句，写法也力求流畅，明白易晓。有些专名如人名、地名、官名等，其中有些较生僻的字难于避免的，也用汉语拼音和汉字注音，使读者省去翻查字典的麻烦。在讲述中还穿插了一些有关的故事情节，力求做到生动活泼，容易阅读。
此外，由于内容涉及的方面多，篇幅也不免较多。本书第一到第五编是古代史部分：其中，
第一编
是先秦，第二编是秦汉到南北朝，第三编是唐到宋，第四编是元、明、清，第五编是古代史专题知识部分。近代史部分则是第六至八编。最后，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这部书的编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是历史学界和其他有关方面广泛支持的成果。就单位来说，参加写作的有二十多个，就写作成员来说，一共有八十多人担任分题撰写。从最初商定选题到最后定稿，经过反复修改、审订，都是通过广泛的协作进行的。参加的人有青年人、中年人，也有老一辈的长者，充分体现了青老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同时也发挥了学术工作者独立钻研的积极性。其中，参加制订选题计划，讨论编写要求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下同）：丁名楠、白寿彝、何兹全、郑天挺、胡厚宣、谢承仁、戴逸等同志，其他大多数作者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参加审改稿件的，第一编有何兹全、胡厚宣同志；第二编有何兹全同志；第三编有邓广铭、汪篯、陈乐素同志；第四编有郑天挺、翁独健同志；第五编有何兹全同志；审阅近代史的是戴逸同志。此外，谢承仁同志担负的劳动最为繁重，他参加了古代史全部书稿的编辑工作，逐篇逐段地协同进行了审阅、修改和统一加工的工作。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附带声明两点。第一，这部书是通俗读物，为了避免在读者中引起对事物认识的混乱，所论述的只限于学术界已经论定的、有了一致意见的。至于学术界尚在争论，说法不一的问题，则尽量不涉及。有些必须涉及的问题，例如春秋、战国的起讫年代，则把各家说法同时提出。第二，在编写中，我们主观上的要求是立论正确，要富有教育意义，但是因为时间匆促和水平的限制，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可能还是会有若干错误的。同样，在文字表达方面，虽然力求通俗，但是也没有完全做到，离生动活泼、浅显明白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我们热忱要求读者和各方面专家，随时提出批评，以便在再版时更正，使之不断提高，成为比较可读、易读的通俗读物。1963年4月17日第一编一中国猿人
从人的形体上讲，儿子总是像父亲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父亲；父亲总是像祖父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祖父。照此往上推，我们的远祖，以至人类的祖先，一定有些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相像的，也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不相同的。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192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一种牙齿和下牙床化石，既像人的，也像猿的，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这不禁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注意。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猿人”的化石。“猿人”，是界于人和古猿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考古学家们把在周口店发现的这种猿人称作“中国猿人北京种”，或者简称为“中国猿人”，俗名叫作“北京人”。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同一地区再次发掘，发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牙齿、下颚骨、躯干骨化石，另外还有许多猿人制造和使用过的石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掘，新的发现也很多。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京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北京人”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大约有五十万年（也有人推定为四十万年）。现在让我们看看，“北京人”和我们今天的人，在外貌上究竟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相像。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极其相似，下肢骨虽然也具备了现代人的某些特征，可是还保留了明显的原始性质。至于其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则更为显著，像低平的前额，隆起的眉脊骨，高高的颧骨，上下齿喙向前突出，没有下颏（kē），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髓的重量只有现代人的80％，等等。但是，从肢骨发达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中国猿人”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同时根据发现的石器，还可以肯定，它们能够制造工具。直立行走，这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能制造工具，这是人和一般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使人从普通动物中区分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劳动。猿人进化到脱离动物的范畴，进入人类的领域，首先就是从双手得到解放，成为劳动的器官，能够劳动、创造工具这一点开始的。“北京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上肢骨极为相像，就是劳动的结果；下肢骨的进化比上肢骨落后，头部的进化相对比较缓慢，这正是说明下肢和脑部的发展是随着手足的分工而进化的。
四五十万年前，我国华北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暖得多，那时周口店附近，林深草密，莽莽榛榛，到处是各种飞禽野兽出没的场所，也是“北京人”生活活动的地方。在这块原始的土地上，谁是真正的主人呢？不成问题，是“北京人”。“北京人”成群地居住在龙骨山边的洞穴里，过着比野兽稍强的、极其简单的原始人群的生活。他们从离自己住处不远的河滩上，拣来了各种大小不同的鹅卵石，打砸成各式各样的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用它们来作为围捕野兽、采集植物果实和根茎的工具，或者作为防御猛兽袭击的武器。这种工具，只是经过初步加工，还相当粗糙，科学家们把它们叫作“旧石器”。所谓“旧石器”，是和以后人类进步了的石器——“新石器”比较，相对而言的。“北京人”不但能制造石器，而且还能利用吃剩下来的兽骨，制成各种使用的骨器。考古学家们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还发现有用火烧过的石块、骨骼，还有木炭和深浅不同的灰烬堆积。由这些可以断定，“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火，知道了用火烧熟食物，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管制火的能力。火的使用，在人类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由于用火，肉类可以熟食，这样便大大缩短了胃肠的消化过程，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由于用火，人类便增加了防御猛兽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桂琼英）二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神农氏
这几个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是古代人们根据对原始社会情景的推测而提出的一些假想人物。原始社会的情景没有文字记载。
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所谓“构木为巢”，是指原始人用树枝架着像鸟巢般的住所，在树上居住。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猿人”，刚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来生活，初步学会直立行走，他们拿着自己制造的粗糙石器，在那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和鸟兽逼人的原野上，用集体的力量猎取虎、羊、熊、鹿等野兽，掘取、采集植物的根茎和果实，来维持自己简朴、艰苦的生活。最初，他们还保持着在树上居住的习惯——“构木为巢”；后来，由于地面的活动日益成为经常性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又渐渐学会了利用野兽的洞穴，或者亲自在山岩边挖掘洞穴来作为防御野兽侵袭的藏身处所。北京西南周口店的“中国猿人”遗址，就是一个洞穴住址。
相传“燧（suì）人氏”“钻木取火”。原始人不知道熟食，猎取到野兽后就连毛带血地生吃。经过长期观察，他们才慢慢发觉由于雷电或火山爆发所引起的森林大火不但可以取暖，而且可以吓跑野兽；同时还发觉被火烤焦的兽肉，吃起来比生肉更香、更有味，也更容易消化。于是，他们逐渐地学会了如何保存天然火种不让它熄灭，用火来烧熟食物、驱逐寒冷、围猎猛兽。由于有了火，过去许多不能生吃的东西可以熟食了，可食之物的范围扩大了；由于熟食，“猿人”的躯体有了新的发展，脑量有了增加，因而在形体上逐渐进化到了“古人阶段”——即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观察实践，原始人发现进行燧石加工或久钻一块坚硬的木头时，往往由生热而迸出火光，根据这个道理，他们慢慢地学会了“钻木取火”。从此，用火便得到了保障。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用火的痕迹，这说明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类，就已经知道熟食了。
相传“伏羲氏”（又称“庖牺氏”）教人结网捕兽捕鱼，“养牺牲以供庖厨”，又说他“教民嫁娶”。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时间，大致在人类社会进入到“中石器时代”以后。这时，石器的制作比以前进步，石器的种类比以前增多，因而猎获野兽的效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特别是像弓箭啦、矛啦、鱼叉啦等一类狩猎工具出现后，连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也都成了猎取的对象。猎获物多了，一时吃不完，饲养起来让它繁殖，要吃时再宰掉，以后如果再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无法出外围猎，或者围猎一无所获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闹饥荒了。牧畜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相对地安定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慢慢地由原始群居阶段进入到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阶段。氏族社会，一开始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妇女在生产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候，在婚姻方式上，已经摆脱了同族间“乱婚”的现象，而采取了氏族与氏族间兄弟姊妹对偶婚姻的形式，出现了“嫁娶”。由于氏族社会是以母系为中心，因此这时出嫁的不是女子，而是男子。
相传“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设立集市，又说他制造耒（lěi）、耜（sì）等农具，教人种植五谷。这个传说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的经验；石器的制作又比以前更进了一步。石刀、石镰和木制耒、耜等农具的出现，说明农业已经开始。当然，这时候的农业还是极为原始的，人们只知道在砍倒烧光的林地上播种谷物，等待收获，还不知道施肥和进行田间管理。这种农业，后世称之为“锄耕农业”。这时饲养牲畜有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与农业需要分别进行，因而开始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社会的分工，促进了原始交换的萌芽；开始时，这种交换当然还只是偶然的，不过越到后来便越成为经常的了。我国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所发掘的器物，正好展示了古史传说中“神农氏”时代这一发展着的“锄耕农业”经济的某些社会图景。（王贵民）三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考古学根据人类制造工具和武器所用的原料，将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好些阶段。“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两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仰韶文化”是由于它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miǎn）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现在大约有四五千年。它的分布地区很广，在河南西部、北部以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发现的遗址，就不下一千处。遗址中发现的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由于这些陶器以表面是红色而又带有彩色花纹的为最多，而这种彩陶又具有很明显的特征，所以“仰韶文化”又称作“彩陶文化”。
根据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大量遗物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的经济是以原始的“锄耕农业”为主，主要的农作物是粟；农具有石斧、石铲、石刀和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磨棒等。这时的畜牧和渔猎虽然已渐成为一种副业，但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家畜方面，已有猪、狗的饲养。手工业方面，制石、制骨、制陶、纺织、缝纫已很普遍。人们这时已经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方形或圆形的小屋子连接成的“村落”模样（在这种“村落”当中往往还有一所大房子，大概是这个氏族成员活动的公共场所）。另外，从对当时的墓葬和日用品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时妇女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远远高于男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是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龙山文化”是比“仰韶文化”更晚、更进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距现在大约有三四千年。它的得名，是由于它的遗址最早被发现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缘故。“龙山文化”的陶器，具有表面漆黑光亮、陶壁薄而坚硬等特点，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叫作“黑陶文化”。“黑陶文化”的分布地区也很广，大体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辽东半岛和浙江杭州附近。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除了石斧、石刀等之外，还有半月形的石刀、石镰、蚌镰和木耒等农具。这时期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之外，又出现了马、牛、羊、鸡。手工业制造品也更精致美观。根据对“龙山文化”遗址和遗物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是以发达的“锄耕农业”为主，狩猎和捕鱼只是一种副业。手工业开始占重要地位。男子在生产中，已起主要作用，氏族中贫富的差别，愈来愈明显。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王占山）四黄帝 炎帝 蚩尤
黄帝、蚩尤和炎帝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三个部族首领。
以黄帝为首的部族，最早生活在我国的西北方，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后来迁移到涿鹿地方（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才开始知道驯养家畜，种植植物。黄帝姓姬，号轩辕氏，也称有熊氏。
炎帝姓姜，是另外一个部族的首领。炎帝族最早也是生活在我国西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他们迁徙的路线是由西部向中部推进。他们向中部推进时，和最先进入中原地区的九黎族发生了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黎族胜利了，炎帝被迫逃避到了涿鹿地方。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共同对抗九黎族，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械斗。在这场械斗中，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被杀了。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九黎族和炎、黄两族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后来九黎族因敌不过炎、黄两族的联合势力，一部分被迫退到南方，一部分仍然留在北方，还有一些则渗入炎、黄族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这以后，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的地方，便成了炎、黄两族的活动场所。
炎族、黄族在共同击败九黎族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省怀来县）接连发生了三次恶斗。最后，炎帝被打败了。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阪泉之战”。但是，此后炎、黄两族逐渐进一步结合，并且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说明了定居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由黄帝族、炎帝族和部分九黎族组成的。他们互相融合的过程，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融合的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后世之所以只提这两次冲突，那是因为年深月久，古书中就只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两个重大突出事件的痕迹。炎、黄两族和部分九黎族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与东方的夷族以及部分南方的黎族和苗族，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据传说，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裔。这些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古老居民，春秋时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以区别于居住在长江、粤江（即珠江）等流域的其他各族。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后世汉族人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世胄（后代）”“黄帝子孙”。
中原地区因是华族文化的发祥地，古时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故又把这地区称为“中华”。后来，由于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地融合，华族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二字便成了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这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里“中华”这个词的来源。（梁群）五尧 舜 禹
公元前两千多年时，是我国原始社会彻底瓦解、奴隶社会完全确立的时代，也就是“禅让”制度被“传子”制度代替（即部落联盟大首领推选制被王位世袭制所代替）的时代。
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推选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这以后，“禅让”制度就被从夏禹开始的传子制度所取代。
在远古时代，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以黄帝族为主体的黄、炎、黎三族的部落联盟。这一部落联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三族首领中推选。大首领有权祭天、各处视察、处罚有罪的首领、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三族联盟的大首领——尧，年岁渐大的时候，要寻找继承人，炎帝族的“四岳”（管理四方事务的官名）推举舜为继位人。舜受到了各种严格的考验，协助尧工作了二十八年。尧死后，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部落成员表示欢迎舜的领导，有纠纷的双方都愿意找舜做仲裁人而不愿意去找丹朱，歌手们也不愿歌颂丹朱而愿歌颂舜，于是舜最后才接替了尧的职位。后来当舜的年岁渐大的时候，部落成员推举禹出来兼管政务；十七年后，舜死，人们都不拥戴舜的儿子商均，却愿拥戴禹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及至禹死，情况便和过去有了不同。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禹位，并称王号，建立了夏朝。这时候，与启同姓的部落有扈氏不承认启的统治者地位，起兵反对他，说他破坏了禅让制度。启战败有扈氏，罚他做畜牧奴隶。经过这场斗争后，禅让制就被废除，王位世袭制便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传古代洪水泛滥，尧命鲧（gǔn）治理洪水，鲧治水失败，尧便改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禹在外治水八年，为公忘私，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没有进去。后来禹治水收到了良好效果，建立起了变水患为水利的排灌系统——沟洫制度，大大有益于农业的发展，因之禹便为后世所歌颂并被夸大为战胜洪水的神人。同时相传禹的时代，用铜来做兵器和生产工具。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想见禹在位时，生产力一定有了迅速的增长。
另外，根据记载，禹时曾对苗族进行过战争，获得大胜，苗族被迫退回南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战争中的俘虏不再像过去那样随便被杀掉，而是被当作奴隶来从事生产，生产出的生产品绝大部分归奴隶占有者所有。（应永深）六夏 商 周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它大概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或者稍前一些，共经历了十七个王，十四代，四百多年。
夏代最后的一个王——桀，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夏桀无视民力，把自己比作太阳，以为可以长久统治下去，可是人民却指着太阳咒骂他，说：“你几时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桀的统治已到了矛盾重重、难以维持的地步。
商原来是夏朝东部的一个侯国，逐渐向西发展，到达河南商丘。商侯国的君主成汤，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利用夏朝内部的矛盾，灭掉夏在东方的韦、顾两个属国，然后乘势攻夏。桀到鸣条（河南陈留西北）迎战，士兵败散，不敢回都城，逃到南巢（安徽巢县），后来就死在那里。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代（商王盘庚以后因为迁都于殷地又称殷，或称殷商，本名仍称为商）从成汤到纣王共经历了十七代，三十一个王，六百多年。
商代奴隶主贵族，为对被压迫阶级进行暴力统治，除拥有军队、监狱和一套官僚机构外，还迷信鬼神并利用它来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奴隶，经常成批地逃亡或不断地暴动。这种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商朝的政权。
商代从祖甲以后，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很荒暴。最后的一个国君——纣王，虽然在历史上对我国东南最初的开发有过一定贡献，伹是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荒淫好色，喜欢饮酒作乐，打猎游玩，使耕地荒废成为狩猎场。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腐化生活，他不顾一切加重人民负担。他对东南的人方和孟方（族名）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却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长期的战争，引起了平民和奴隶的强烈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他又引诱他人的奴隶且不任用自己的族人，使得商和其他小国之间以及本国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矛盾重重。
周本是商朝西部的一个侯国，经过太王、季历、文王三代的苦心经营，国力已经很强大。文王时候，殷商北面和西面几个主要的属国都被周灭掉，周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为灭商准备了良好条件。文王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武王，率领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勇敢的冲锋兵三千人，大举伐纣。同他一起出征的还有许多友邦和南方的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pú）八个小国。纣率领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兵迎战。在商的朝歌（今河南汤阴南，在那里有纣的离宫别馆）附近牧野（今河南卫辉一带）地方，两军相遇，纣兵阵前起义，倒戈向纣。纣王战败自杀，商被灭亡，周朝建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朝代。（双声）七殷墟 甲骨文“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五里小屯村北面洹（huán）河两岸以及附近一些地方。这里是三千多年前，商代后半期从商王盘庚迁都以后直到纣王灭亡二百七十三年间的国都所在地。商代灭亡后，这里就成为废墟，后来人们就称它为“殷墟”。“甲骨”是指乌龟的背甲和腹甲、牛的肩胛骨和肋骨。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最迷信鬼神的，不论有什么疑难的事都要用甲或骨来占卜，占卜后就在上面刻写下占卜情况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种文字——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称它为“甲骨文”。甲骨文是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在殷墟开始发现的。
根据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再结合古书中有关商代历史的记载一并研究，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奴隶制文明大国，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又以盘庚迁殷（小屯村）为分界，分为前后两期。这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使用的农具大部分为木、石、蚌类制成，同时也开始使用青铜制成的工具；种植的农作物有黍、麦、稷、稻、粟等。畜牧业也很发达，猪、马、牛、羊、鸡、狗已成为驯养的家畜，并且还能够驯养大象。捕鱼、打猎的技术也有了进步，用镞、用弹丸、用网打渔，用车攻、火焚、箭射、陷阱等方法捕捉野兽。
青铜的冶炼、铸造，陶、石、玉器的制作等手工业已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有了规模较大的作坊进行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种类非常多，有日常生活用器，祭祀用的祭器，生产工具和兵器，器物形制很精巧，花纹清晰美观，达到了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品制造的高峰。有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祭器），重一千四百市斤，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古最大的青铜器之一。
我国古代早期城市的规模在商代后期也比较完整。具有民族形式特色的宫殿建筑遗址，在殷墟也发现了。
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商代的统治阶级。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有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组织。他们过着剥削广大奴隶的寄生生活，吃的是酒肉，穿的是华丽的衣服，住的是宫殿和漂亮的房屋，整天歌舞淫乐。而广大奴隶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吃的是猪狗吃的食物，住的是茅屋土炕，成天不停地在田里和作坊中劳动，有的在劳动时还要戴着锁链，而且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从甲骨文中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商王和贵族奴隶主还把奴隶当作牲口屠杀来祭祀天帝和祖先。从发掘殷墟许多墓葬的结果看出，杀殉奴隶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在一个大奴隶主的墓葬里发现，被杀殉的奴隶就有一百多个。（孟世凯）八周文王 姜子牙
很早的时候，至少从夏代末年开始，周族部落就住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商朝后期，周族的首领古公亶（dǎn）父（即太王），因为遭到戎族和狄族的侵扰，率领周族从岐山之北迁到岐山之南的一片叫作“周”的平原上居住。古公亶父改革风俗，建筑城郭室屋，开垦荒地，设立官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国家；周族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在位的时候，周族的力量渐强。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竟将季历杀害了。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是个政治家。他征收贡赋有节制，周国的百姓都很拥戴他。
商纣王看见周的势力日渐强盛，感到恐惧，曾下令将文王囚禁在羑（yǒu）里（在今河南汤阴西北）。后来周国向纣王奉献美女、名马和其他珍宝等物，并且买通商的大臣，向纣王求情，文王才被释放。文王见到纣王暴虐无道，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一有时机，便兴起问罪之师，推翻商朝。
文王的臣僚中，虽然有不少人才，但是缺少一个极有才干能文会武的大贤做他的辅佐。他常常留心寻访这样的大贤，甚至在睡梦中也梦见大贤在向他微笑招手。
有一次，文王带着大队侍卫出去打猎，在渭水的支流——磻（pán）溪，遇见一个老人，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钓鱼。文王同这老人谈话，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从那老人滔滔不绝见解卓越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人。于是，文王很高兴地向他说：“我的父亲从前常向我说：‘将来一定会有贤能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治理国家，我们周族将会因此昌盛起来。’您是一个很贤能的人，我们想望您已经很久了。”说完，就请老人一同上车，回到京城。回去后，就立老人为“师”（武官名）。因为老人是太公（指文王的父亲）想望中的大贤，当时人们都称他做“太公望”（文王得到“太公望”的辅佐这是史实，但是否有访贤这一情节，历史记载中说法不一）。
太公望本来姓姜，名尚，字牙，他的祖先助禹治水有功，封在吕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故历史上又把他叫吕尚。后人则称他为姜子牙或姜太公。“子”是古代对男子的敬称，称他为姜子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周文王自从得了姜子牙这样的好助手，便更加励精图治。周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文王开疆拓土西到密（今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到邗（yú，在今河南省沁阳市附近），对纣都朝歌采取进逼的形势。随后文王又进一步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流域一带。文王晚年，周的土地，三分天下有其二，力量大大超过殷。但是，文王没有实现灭殷的大志，便死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周武王。武王经过积极准备后，兴兵伐纣，完成了他父亲的遗志，推翻了殷商，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周朝。周把镐京（“镐”音hào，在今陕西省长安丰水之东）作为国都，历史上叫作“西周”。姜尚因辅助武王灭商有功，后来被封于齐（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部），为齐国始祖。（王业猷）九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由于他的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凤翔县），故历史上称他为周公。他辅助武王灭商，立有大功。武王灭商后二年病死，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国政。管叔、蔡叔、霍叔等贵族想争夺王位，散布谣言，攻击周公，并联络纣的儿子武庚等殷商的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反对周朝的统治。周公亲率大军东征，用了两年的时间，平定了反叛。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除去使用武力外，周公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加强分封诸侯的政策。周武王灭纣以后，就已开始分封诸侯。周公并不因武庚和三叔的叛周而改变原来的分封政策，相反更加大力贯彻。他把新征服的东方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建立属国，来拱卫周朝王室。据说周朝初年，武王、周公、成王时代，先后一共封了七十一国。灭掉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结束商朝以来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
2．营建洛邑。为了便于防止殷族的反抗和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朝感到都城镐京的位置有点太偏西了，因此便由周公主持营建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叫作东都。东都建成后，周公把殷的一部分遗民迁到洛邑，加以监管，并且派重兵驻守，以便镇压。周公自己也常驻在这里。这样，洛邑便成了当时周朝经营中原的一个重要据点。
3．制定典章制度。周公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法，定出了一套设官分职用人的办法和区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上下、亲疏、尊卑、贵贱的各种礼仪。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对商朝的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要周族贵族子弟学习商的文化和艺术，从而产生商周两族混合的文化，这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据历史所记，西周初年，经过武王、周公这一时期，到了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时代，几十年间，天下太平，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西周的国力，这时最为强盛。（王业猷）十春秋 战国
公元前771年，我国西部的一个部族——戎族，攻占了周的国都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lí）山之下。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依靠各国诸侯的援助，做了天子，就是周平王。周平王害怕戎族的进攻，不敢住在镐京，于是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东迁到洛邑。历史上把迁都洛邑的周朝，叫作“东周”。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03年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管它叫“春秋时期”（另外也有些历史学家把春秋时期的范围定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这段时期，包括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自古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孔子所作）的起讫年代（公元前722—前481）在内，春秋时期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春秋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逐渐进步，生产上也逐渐应用铁制工具，如锄头、斧头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方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诸侯的力量逐渐强大，超过了周王室。从这时起，周王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已没有力量控制诸侯了。
春秋后期，由于各大国之间彼此吞并的结果，到公元前403年，主要只剩下了七个大的强国：秦、齐、楚、燕、韩、赵、魏。
在这七个大国中，齐、楚、燕、秦四国是从西周以来就存在的老国家，韩、赵、魏则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三个新国家。为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七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比以前更加剧烈而频繁，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灭东方六国统一全国以前，各国相互攻伐一直没有停止。后世人因此把这个时期（公元前403—前221）称作“战国时期”（有的历史学家计算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终止）。
战国时期，冶铁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冶铁业中心。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又推动了各国水利事业和农业的发展。（王业猷）十一五霸 七雄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衰落，大国诸侯互相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作“五霸”。五霸一般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有的说五霸应该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ché lǘ）及越王勾践。
齐桓公在位期间，在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家日益走向富强。这时周王已经衰弱到不能维持其天下“共主”威权的程度，齐桓公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争做霸主，就拿“尊王攘夷”的口号做号召，企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尊王”，意思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地位；所谓“攘夷”，意思是联合各诸侯共同抵御戎、蛮等部族对中原的侵袭。齐国是第一个建立霸业的国家，它曾经援助燕国打退山戎的入侵，联合诸侯国出兵卫国击退了侵入卫国的狄人。还曾经联合中原诸侯讨伐楚国。齐桓公屡次大会诸侯，和各国结成同盟，相互约定：如某国遭遇外患，各国共同出兵援救；在盟各国，互不侵犯，如有争端，由盟主公断。齐桓公称霸，阻止了戎狄的侵扰，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衰落。宋国（在今河南省东部）的襄公想趁机争做霸主。正好这时郑国（在今河南省中部）依附楚国，宋襄公就领军讨伐郑国。楚国出兵救郑，攻打宋国。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第二年即病伤而死。实际上宋国称霸没有成功。
真正继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晋国在今山西省，和周是同姓国家。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大败楚军于城濮（今河南濮阳市南）。战后，晋国把在战场上俘虏的楚国战车和步卒，献给周天子。周天子赐给晋文公一百赤色弓箭，一千黑色弓箭，另外还有香酒、玉石等物。周天子赏赐弓矢，是表示允许其有权自由征伐的意思。从此以后，晋国便成了各诸侯的霸主。
在晋国称霸时，西邻的秦国也开始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jiǎn）叔为谋臣，曾打败晋国，俘晋惠公。但是后来却在崤（xiáo，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地，遭受晋军袭击，被打得大败。秦没法向东发展，只好转而向西，攻灭十几国，在函谷关以西的一带称霸。
楚在春秋时，陆续吞并了长江、汉水流域许多小国，势力逐渐伸展到淮水流域一带。到楚庄王时，楚出兵进攻陆浑戎（居住在今河南嵩县），并在东周洛邑的城郊耀武扬威，打听象征周朝天子权势的九鼎轻重，大有代周而取天下的意图。后来又在邲（bì，今河南郑州）与晋大战，打败晋军，终于成为霸主。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相继强大。吴王夫差曾在夫椒（在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迫使越国屈服。以后又打败齐军。继而率领大军北上，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同诸侯会盟，与晋国争夺霸权。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决心洗雪前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北进王徐（今山东滕州市），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七雄”指的是战国时期的魏、韩、赵、秦、齐、楚、燕七国。秦在函谷关（河南灵宝市）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东，称为山东六国。
魏国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地方。魏文侯时，任用西门豹、李悝（kuī）、乐羊等人才，改革恶俗，整顿财政，发展生产，奖励攻战，逐渐成为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
韩国主要在今河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东南部一带地方。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严政，加强国君的专制统治，国治兵强。申不害死，韩又常遭各国侵伐。韩是当时七国中最弱小的一国。
赵国的疆域主要包括今河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片地方。赵烈侯时，节财俭用，举贤任能，国势日强。
秦国是一个大国，大致占有今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及四川中部和西部广大的地方。秦本来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秦孝公时任用大政治家商鞅进行变法，秦国才日益强盛起来，终至成为东方六国的劲敌。
齐国是春秋初期的强国。齐国的国君原本是姜尚的后裔，后来齐国的贵族田氏势力渐大，姜姓国君终被田氏取而代之。齐威王时，任用邹忌等革新政治，选拔人才，修订法律，奖励农耕，鼓励群臣及吏民批评朝政，故战国时期齐国仍然是强盛的大国。
楚国在春秋时已经是一个强国。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楚威王时，派兵攻取越国浙江以西的土地；又派将军庄蹻（qiāo）带兵入滇，扩地数千里。楚国是当时七国中土地最大的一个国家。
燕国占有今华北大平原的北部直到辽东半岛一带，国都为蓟（jì，即今北京）。燕国本很弱小，常受山戎攻掠。燕昭王时，重用名将乐毅，大破齐国兵，才成为北方的强国。“五霸”“七雄”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时，不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量未垦殖的荒野被开辟出来了，人口增加了很多，华族与其他各族的交往和融合不断地加强，这一切都为以后秦汉大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王业猷）十二管仲
管仲（又叫管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689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管仲治理齐国，总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以成霸业。
在经济方面：主张依照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对内开源节流，以减轻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负担。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提倡渔盐之利，鼓励鱼盐输出。设立盐官、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事业。重枧通商和手工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的贵贱。根据年岁的丰歉和人民的需求，决定货物的集散。结果齐国国用充足，仓库充实，国家越来越富庶，人民生活逐渐提高，奠定了齐国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不许士（上古时代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农工商四民杂处。工商免服兵役，使成专业。优待甲士（带甲的兵，甲是古时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战争时，农夫当兵，士当甲士和小军官。这种促使社会加速分工的措施，对于当时生产的发展，曾起过一定作用。同时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着拥护周天子的旗号，领导各国诸侯合力抵抗戎狄部族的侵扰。这样做，对于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与蹂躏，有着很大的好处。
齐国是春秋初期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管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王业猷）十三子产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
郑国是一个小国，北面是晋国，南面是楚国，它处于两大霸国之间，从晋则楚要打它，从楚则晋要打它，若要避免灭亡，就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
从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首尾二十多年，正是子产在郑国掌握国政的时期。在这期间，子产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使弱小的郑国，在晋楚两强之间，保持了应有的独立地位。
子产治国，能任用贤才，并且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这是他的最大长处。这里有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家风度。他执政后不久，有人经常聚集在乡校中，批评国家的政治，有个叫然明的人，看不惯这种现象，向他建议说：“把乡校封闭吧，你看怎样？”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封闭乡校呢？让人们空闲的时候，常到这里走走，评论评论执政的得失，有什么不好？他们说这样做对，我就这样做；说那样做不对，我就改正缺点。这正是我的老师啊！”
子产从政二十多年，为郑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作丘赋”，一是“铸刑书”。“丘赋”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楚，有人说，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由“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一“丘”的面积有多大，现在也弄不清了。据说“四邑为丘”。一邑四“井”，也就是说，“一丘，十六井”。既然“丘赋”系根据所耕田数分摊，那么“丘”内新垦土地愈多，则分摊之军赋必愈轻。这样，不仅使得负担平均合理，而且保证了国家军赋的来源。“丘赋”制初行时，遭到了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伹是子产很坚定地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
郑国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然而贵族们往往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对郑国来说很不利。子产把刑书（成文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法令的内容和要求，有所遵循。从此，司法有了准绳，谁也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来滥施刑罚，这样做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刑书刚公布时，同样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子产还是坚定地去做。
子产的新政，受到了郑国人民广泛的赞扬。（王业猷）十四卧薪尝胆
公元前494年，正是春秋时期的末期。当时的诸侯之一——吴王夫差，出兵侵伐越国，越国生产落后，国势很弱，加上越王勾践不听贤臣范蠡的忠告，以致越国的军队在夫椒地方被吴军打得惨败。越王勾践收拾残兵败将五千人退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又被吴军包围，形势很危急。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派大夫文种前去求和。夫差的谋臣伍子胥对夫差说：“越王是个有深谋、肯耐劳苦的人，现在不过暂时屈服，一有机会，准会再起，不如趁此时刻一口气把越国灭掉！”夫差觉得伍子胥的话有道理，就没有答应。
勾践听说吴王不肯允和，就想同吴国决一死战。文种对勾践说：“吴国的大臣伯嚭（pǐ）是个贪财的人，我们可以设法拉拢他。”于是勾践派文种带着美女和珍宝去贿赂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极力替越国说情。最后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被迫带着妻子和范蠡到吴国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但是他立志洗雪国耻，忍辱负重，丝毫不露声色。三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
越王勾践回国后，怕安逸的生活会把自己报仇雪耻的雄心壮志消磨掉，因此特地为自己安排一个刻苦的环境，以便时刻警惕。晚上他就睡在柴草堆上（卧薪）用戈（一种兵器）当枕头，不敢睡舒适的床铺；平时屋里吊着一只苦胆，起身以后，或睡觉吃饭之前，他都要尝一尝苦胆的滋味，表示不忘亡国的痛苦（史书最早的记载，只说越王尝胆，并没有说卧薪，卧薪之说是后来才有的）。他倚靠贤臣范蠡和文种，任用有才德的人，发展生产，奖励生育，营造战舰，练兵习武。
和越国相反，吴王夫差自战胜越国后，骄傲狂妄，不顾民生困苦，连年东征西讨，想成为凌驾各国之上的霸主，又听信了奸臣伯嚭的谗言，杀害了伍子胥。本来是弱国的越国，转化为强；本来是强国的吴国，表面上虽然还撑着一副空架子，实质上已经转化为弱。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大会各国诸侯，打算跟晋国争做霸主。越王勾践趁吴国国内空虚的机会，带领大军攻打吴国，包围了吴国的首都，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吴国人心大乱。夫差听说，匆忙带兵回国。吴国军心涣散，无力作战，派人向越国求和。此后，吴国一天天衰弱下来。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领大军再一次进攻吴国，把夫差围困起来。夫差派人向勾践哀哀求和，勾践坚决不答应。夫差悔恨自己当年不听伍子胥的忠告，自杀而死。吴国灭亡。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北进到徐，大会各国诸侯，做了春秋时期最末一个霸主。（王业猷）十五商鞅变法
秦国在战国初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希望对秦国的政治有所改革。
卫国人公孙鞅（后因有功于秦，被封于商，故号商鞅）应募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官名），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
据说，在变法的命令尚未公布以前，商鞅为了在人民中树立威信，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市区的南门，然后下令说：“有人能把这木杆搬到北门去的，赏给他十金。”当时老百姓来看热闹的很多，都觉得奇怪，认为做这样简单的工作，绝不可能得到如此的重赏，谁知道商鞅是什么意思，因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试试。商鞅看见人民不相信，又再次郑重下令说：“有能把这木杆搬去的，赏赐五十金。”这次下的命令，更加使人感到奇怪；不久，真有这么一个人鼓起勇气，不管有赏无赏，把这根木杆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毫不失信，立即给了这人如数的奖赏。这件事情传扬开去，大家都知道商鞅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从此，人们对于秦国的法令，谁也不敢随便马虎，将之当作儿戏。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组织民户，实行“连坐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纠察；一家犯法，别家不告发，一同受重罚。
2．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户主如有两个儿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分家，各立门户，不得过依赖生活；否则，加倍出赋税。
3．奖励生产。凡努力耕织生产粟帛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可以免除徭役；凡弃农经商或因好吃懒做以致穷困的，连同妻子儿女一同罚做奴婢。
4．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凡为国家立下战功，按功劳大小受赏。贵族没有军功，不得享受爵位；不论贵族市民，如有私斗，按犯罪轻重受刑。
新法实行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秦国开始日益走向富强。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秦国官名），给了他更大的权力。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普遍地推行县制。归并各乡村、城镇为大县。全国一共设立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县）。每个县由中央政府派令和丞管理全县的事。在经济方面，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开荒，承认各人新开垦的土地所有权，准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另外，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加强了国内的经济联系。
在第二次变法时，秦国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到了咸阳。
商鞅在实行新法时，秦国的旧贵族纷纷起来反抗。可是商鞅的态度很坚决，丝毫没有妥协。公元前346年，太子带头反抗新法，商鞅下令把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以黥（qíng）刑（面上刺字涂墨），以示惩罚。老百姓看到太子犯法还要受到处罚，谁还敢违抗新法？因此新法能够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彻底贯彻。新法实行后，秦国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乘机报复，秦惠文王听信了他们的话，杀害了商鞅。商鞅虽然被害，但是他所推行的新法，却仍长期为秦国所奉行。（王业猷）十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也是一位军事家，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赵国的东邻齐国，是一个强国，西方的秦国，经过变法图强，国势也蒸蒸日上，相形之下，赵国当时只算是个二三等国家。赵国的东北方是中山国，虽然是个小国，却也轻视赵国，常乘机侵犯它的边境。赵武灵王即位以后，国势仍然没有变化，曾被齐国打败过一次，又被秦国打败过好几次，好几座城池都被秦国侵夺去了。
赵武灵王是一位很有志气的君主，他很想进行一些改革，好使赵国变成强国。赵国的北部，大部分是与胡人为邻。那时，胡人都是些强悍善战的游牧部族，他们穿着短装，行动灵便，上阵骑马，往来如飞，一边跑着一边射箭，有如生龙活虎。赵武灵王认为采用胡服骑射，对于加强军事战斗力量很有好处。他打算让全国的人都改变装束，一律穿短服，和胡人一个样子，并且练习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有一天，赵武灵王对大臣肥义说：“现在我想用胡人的衣服骑射，来教导老百姓，就恐怕世俗的人必定要议论我。”
肥义说：“臣听说过：‘做事情若有疑惑，必没有成功的希望。’大王如果要学习胡服骑射，就不必顾虑那些世俗议论。要改革就不妨学学。过去，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有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可见古人也有学习别地方风俗的。只要对赵国有好处，胡服骑射又有什么不可以学呢？大王就照这样去做吧！”
赵武灵王听了肥义的话，下定了决心，在公元前302年，命令赵国人改穿胡服和学习骑射。他以身作则，带头先穿起胡人的服装来。
最初，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反对改革。赵武灵王亲自同公子成辩论，用种种理由把顽固的公子成说服。最后，公子成也穿起胡服来了。众大臣及老百姓看见赵武灵王和公子成都穿上了胡服，便也都随着改变了装束。接着，赵武灵王亲自训练士兵，教他们怎么样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不到一年的工夫，赵国大队的新式骑兵就训练成了，赵国在军事上很快地就由一个弱国一跃而成了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国。（王业猷）十七苏秦 张仪
苏秦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他年轻时，曾到东方的齐国求学。求学告一阶段后，他便到各国游历，想凭借自己雄辩的口才，游说各国诸侯，希望得到诸侯的重用；可是结果遭到失败，狼狈不堪地回到故乡。他重新发愤读书，用心研究当时各国政治形势和兼并斗争情况，一年以后，提出了“合纵”的主张。那时，西方的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经常出兵攻打东方各国，各国诸侯都很害怕，感到无法抵抗。“合纵”政策，就是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的一种具体办法。南北称为“纵”，从北往南，由燕国到齐、赵、魏、韩诸国，再到楚国，南北联盟，合力御秦，故称为“合纵”。苏秦先到赵国，宣传“合纵”的好处，赵相奉阳君不赞成，他只好转往燕国。过了一年多，好容易才见到燕文侯。燕文侯倒是很支持他，还替他预备了车马盘缠，请他到各国去进行联络。苏秦第二次又到了赵国，恰巧这时奉阳君已死，少了一个阻挠的人，所以他能直接见到赵国的国君——赵肃侯。苏秦向赵肃侯说：“臣就天下形势考察，觉得东方六国的土地比秦国要大五倍，各国的军队比秦国要多十倍，若六国能同心协力，西向攻秦，秦国必然会失败，为什么现在东方六国反而一个个都断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臣希望大王对这问题加以慎重考虑……依臣的计谋，目前最好约请各国诸侯到赵国洹水聚会，共商大事，设誓订盟。盟约规定：以后秦国如果攻打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各国相互援助。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者，其他五国共同出兵讨伐。”
赵肃侯听了苏秦的建议，非常高兴，即刻为他准备了一百辆华丽的车子，和许多黄金、白璧、锦绣等贵重的礼物，要他去游说各国诸侯。苏秦先后到了各国，向各诸侯详细说明了割地求和的害处同联合抗秦的好处。韩、魏、齐、楚四国都被他说服，一致赞同“合纵”的主张。赵、齐、楚、魏、韩、燕六国，大会于洹水，在共同抗秦的名义下，结成了联盟。苏秦被举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
但是，这种联盟是极不牢固的，因为六国统治者各有各的打算，根本不能真诚合作。后来秦国乘机暗用计谋，挑拨齐、魏两国攻赵，“合纵”的盟约很快便被破坏。
张仪是战国时魏国人，同苏秦是同学。他最初漫游各国到处游说，久不得志。有一次楚国相府举行宴会，主人丢失了一块美玉，府里的人听说他的名声不好，都疑心是他偷的，便将他捆起来打了几百板子，打得他浑身都是伤痕，结果他还是不承认，也只得算了。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知道这事后，悲叹着说：“你要是不去到处游说，哪能会给人家打成这样子！”张仪听了忙张开口对妻子说：“你瞧我的舌头还在么？”妻子笑道：“当然舌头还在。”张仪道：“那就好，只要舌头还在，我将来就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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