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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6 22: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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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光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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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

保卫《资本论》试读:

文前辅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

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熊十力

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吴传启同志的《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个标题的提法,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是该文开头的这句话:“这种逻辑的认识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于是有些青年政治课教师同志,看到这种提法,再把他们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联系起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的方法么?2.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于辩证的方法呢?3.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说,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么?究竟哪个对?……。(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王亚南

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1]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2]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3]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

作为预前交代,本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4]物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5][6]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7]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8]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

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9]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10]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庭(或家庭式的单位),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其理论彰显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总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特色),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

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并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最为新近的形式,是内容多姿多彩的时代的实践形态、民族创新工作形态。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固然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复经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纽结关系将会得到求解与有效澄清。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11]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12]果,既脱离《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主[13]观通过死的文本藉以制造历史发展上的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中国人当中,近代西学先驱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14]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新学运动巨擘和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15]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和《红[16]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他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

鉴于此种情形,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按照文献综述的工作体例或计量的组织程序编排思想,形成“废料进、废料出”投入产出机制。以贯通方式处置对象,即是设法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而不阻止“二度创作”。这种行文方法看似不规范,实则可算本书的一个极为可取之处。于此,本书在实效上可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中级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辩驳式,以回答“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问题”为设计宗旨。这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也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毕竟,对理论思维和民族工作内涵的双重的重视不足不够,足以掩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而执迷于盲目的科学语言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检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因此之故:

·本书选题基于此历史文化沉积和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深航期这一伟大发展时刻,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整体借助这一历史洪流,以切近社会主义实践之工作决心,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历史蕴涵和中国工作内容,使之最终成为涵容人类全史之发展的“一块历史整钢”和“一块理论整钢”。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在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思想史与历史本身之工作统一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大力倡导,并不遗余力地践行之,取得初步工作成效。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更好地指示发展,逾越知识盲点和现实盲点。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宝贵财富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在于永远的历史指向性和对于实践的圆融贯通。

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17]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若认可经济学是一历史科学分支,是由历史学转化而来,上述话语需要遵守。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因此,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则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18]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确认物的客观。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是承认事的科学,确认物和事统一的客观规定。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进一步又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例如按照GDP增长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古代时期是迟滞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19]化大大跨进了一步。”

至此,如果有谁还不能够明白上述道理,本书作者很愿意用更扼要的语言,来试图指出中国工作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体例。母子相扣,不惟时间,也涵括空间,在理解性[20]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其工作单位。(2)与马克思的工作成果进行接合——从学科术语方面指认,即历史的思维、语言、方法。历史者,生长也,酿造主体规定——它的生成、生长的无始无终的发展过程。(3)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那就是行动的逻辑——实[21][22]践的路径和行知的方法。(4)与辩证法成果及其语言体例进行接合——相生相克的系统作用路径或认知方法。要之,是矛盾系统[23]的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共进。

这种方法即统一之历史科学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实践方法——批判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的表达方式和诸般表现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为中华工作系统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24]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历史用语,其在工作取向上去除认识的神秘主义、认识论的至[25][26]上主义,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27]仍应归结为实践态的理论与行动的方法。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重又激活,绽放出瑰丽的、独特性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方法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所倡导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进行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已同时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据之,本书写给那些正在思索着的人,并且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旨在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关于抽象个体理性的种种说辞;而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就在于纽结个体的政[28]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中学为体、西[29]学为用”。

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工作与之对应。要之,全书宣扬以下的书写主题,并在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30]

·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回历史——回到马克思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即坚持历史生产认识;

·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接合中的生产语言和认识。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的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生产科学语言和认识。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各学科尚未分化且统[31]一于大人文科学之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须勇于站在中国历史[32]之甲板,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努力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具有浓烈中华文化气息和国际化发展气场之本土性质作品来。是为“新中学为体、[33]西学为用”。

总之,以实践化的系统逻辑生成为纽带,全面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主旨,以此指导经济形态社会特别是中国经济形态社会之理[34]论建构。本书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工作目的即在于在广大化的路径上揭露经济学的真相,乃还原事实,呼吁行动!本书以这一工作和行动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花草虫鱼:工作内容·体例·结构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可见,作为该选题上的写作,想做好做精,实为不易。如上交代,“居高而思”约束条件恐怕就是工作体例和内容,所以我们亦不能不就其“特色”做出正面澄清,给出恰当说明。按照王亚南的看法,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是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的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的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35]学读本。”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本书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现撮出“以史贯通”论说思路,条列其中的四点分析:(一)历史生产思想——思想史批判。本书总体上执行了路标式思索与批驳式辨析结合的思想阅读方式,建构“非体系”的体系。以此种方式和态度对待,为了执行大写化的《资本论》工作批判逻辑,全书以批判引领,思想史批判原则贯穿全书。“以史贯通”逾越了16~19世纪的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理解每一时代的经济学的锁钥。就此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具有个性化特征。马克思动手写作之前系统考量“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印证了这一点。同时,《资本论》是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进行工作构型的。表明在发生史上,马克思主义并不独具欧洲区域特点,它和人类思想的总体发展休戚相关。简括地说,这一部分的工作把历史思想进程广大化了,并从内容上突显了历史浪漫主义,使其行动主义化,具有充足的主体审美价值。(二)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体系。这是《资本论》的“实际发生史”。通过《资本论》创作,马克思旨在摹写历史本身。而以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时空为工作摹本,则达到了将各个发展段落有机串连的理论目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显露“为政之书”之精义。我们遂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刻画,转述其要、其神、其精。首先,以史贯通的工作路径在阅读上达到极尽渲染之氛围效果,若无格而有格:其回环的历史发展情节,曲折无法而有法;其夺人眼目的艺术构境,透露沧桑而饱含隽永。其次,在写法上,一十二部层叠而进之历史:路径鲜明、清晰,相互激荡,亦是一幅幅的发展白描,刻画各个发展侧面的经济形态特性;同样亦是穿透了具体历史环境束缚的对于人类史的艺术总写,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备觉信服,有荡气回肠之慨。最后,在工作摹写中,不仅高亮起来资本主义发生史,历史普适的社会主义批判精神也被大为高扬。因此在烘托“保卫《资本论》”的方法论线索方面,全书不惟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往往要求议论直奔主旨。(三)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形态。建构理想乃是经济形态发生作用的“全部历史”。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洪流。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我们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因此,本书最后一部分固然以“中国经济学指要”冠名,工作实质委实指向了对于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史”之探索。社会主义深刻的实践含义即在于坚持科学发展,深刻的理论含义即在于坚持科学批判。这看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项事业其实蕴藏了极大的历史合理性。中华2000多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四)以史贯通的《资本论》——理论工作结构和现实主义批判问题。要之,《资本论》不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狭义体系(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正面阐述的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批判,以之为前提,从社会客观和批判方面引出有关于总体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元素。以此观之,本书是试图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失掉现实主义,没有深刻的现实批判,也就不会有行动的主义,历史主义将失去具体依托,流于空泛。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切入着手安排工作批判原则。首先是对原则的总写,从社会思想批判角度将经济形态的现实主义批判区分成“历史观批判”和“社会观批判”。一者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域内的自我工作批判,一者有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批判(物象社会观批判)。通过批判工作的具体化,我们毫无讳言并公开声援这个观点:现代的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体系按发展规定来看,不过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方面,而现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对立面,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发展方面。整体看,两种批判是一对拱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批判地基上挖掘和整理历史新材料,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笼进行思想奠基。其次立足在广义背景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予以重新杷梳:历史时间为经轴、社会空间为纬轴。从发展序列上看,现实主义叠合为商品—货币—资本的批判逻辑。这种对客观和主观予以总体涵容与统一的逻辑全方位地展示一个具象性的“资本主义批判”,使经济形态批判日常化、实践化、具象化了。这种处置进一步使批判元素历史彰显,凸显了批判的本真含义——发展。最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逻辑合拢。此处,批判元素在辞命意谓上指向“社会主义批判”,隐含现实批判=中国批判的命题意味。从而中国经济学凤凰涅槃,以越来越成熟的形态显世。总起来看,指向历史,亦就是指向现实;指向实践,亦就是指向批判。这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成功。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引领使得批判行动现实化了,贴近了生活,工作具象为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可谓“执大象”,从中可提炼一社会客观批判工作体系。显然,它创立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整的批判逻辑铸成于四卷本的工作体系,即彻底的社会客观取向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当然,这只是个总路向)。孵化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胚种在《导言》中。又可以说,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宏旨的《导言》是《资本论》就方法论思想而言的“最初的蓝图纲要”,它事实上奠定了后来的写作。区别是一为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的发展)的计划体系、一为社会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实际工作体系;它们的联系则犹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客观批判体系升腾出社会客观批判的需要,成为其实际基础,因此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含意直接、体系初成的。其一,一般意义的客观批判体系就实际执行的功能而言,是在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客观批判路径首次生产出政治经济[36]学的“研究对象规定”。具体的理由分述如下:(1)马克思运用自己初步达成的唯物史观思想,批判性地阐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精神现象的发展线索,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掩饰、对社会对象的认识遮掩与庸俗化,以及有欠缺的范畴工作体系;(2)探明了以客观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3)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37][38]究对象的建构元素的历史性和发展取向的规律内涵)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规定)结合角度,提出用以指导范畴生产的[39]历史结构问题,明示其中的重要问题。其二,如上所论,客观批判体系旨在确立范畴的客观性。如《导言》提出了基于一般生产的客观发展: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这种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严格对应(可以说,范畴本身是一身兼二任的,[40]即亦“主观”亦“客观”),在整个《大纲》的写作中是贯彻到底的。在研究要旨上,货币章关于货币客观发展的描绘同时是对“货币范畴”的规定,而资本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描绘亦是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阐明,等等。在《导言》第四节(著名的“经济学8条”)中,针对诸范畴的历史发生关系上的并列,马克思创造性提出界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其三,尽管如此,客观批判体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分问题,不能执行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工作批判的任务。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客观逻辑(生产的发展),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41]不能真正地区分开二者。不明白这一点的研究者后来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42]提供了诸多的机会。

要之,政治经济学批判遵循了社会客观批判逻辑,而将单纯的生产的技术逻辑交由各门工艺学去处置。通过申明生产的社会逻辑和生[43]产的技术逻辑无涉,免除了物性观干扰,这样才能真正取消物象性!但是所谓社会客观批判,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对于生产力发展[44]的描述与工艺学批判互补。政治经济学仅仅研究生产力的物质形式,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交由各门工艺学即自然科学去研究。这一点意味着,在生产关系研究体系中,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物质载体。[45]相反,如果一味地把生产的发展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难免不会生出“事”和“物”的本体论,产生解释学和物象化的认识论主张。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发展,而在于生产[46]关系的客观发展。正是出于对范畴批判和范畴生产工作统一性的坚持,其对物象逻辑形成了内部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可见,社会逻辑不可能是技术逻辑的简单的形式对置,而在于寻求“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即寻求历史财产关系的客观批判。

全书由5个工作单元构成:写在前面(代序言)和第一、二、三、四部分。题录在前面的话可谓是“解题”。开局的第一章为和哲学界[47]“对话”专门设置。第二章因应了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突出批判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工作的立体交叉性,体现由方法论批判衍生出理论和理论批判的方针。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48][49]“本体论批判”。最高意义的批判(主推哲学批判)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各种形而上学这个公式,以杜绝各种非法的作为预设前提的[50][51]“本体论”“存在论”“知识论”。鉴于当前的研究已达到了“各种学说”迷人眼的地步,从马克思主义及经济科学文献的根部予以清理,彻底澄清事实是实属必要的。开局的论证在首篇尾章得以实质性地展开,即第三章可谓是“破题”。整体看,这是面向实际和为了未来的阅读。第一部分旨在明确经济学之道:其一,说明“保卫”何以是方法或指方法论(主旨在志史),而“经济形态”何以是指理论或建构行动(主旨在批判);其二,说明“保卫”和“经济形态”的相互衔接;其三,说明保卫《资本论》的行动对经济形态理论的工作转化。主题实写“运动”和“构造”两方面内容铆合,妥善安排它们的结合。

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行动议程或本身是研究活动这一规定,其生产“思想”(经济学建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是该活动域内最大的理论收获义项。连贯于三个研究序列:“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思想的发生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建筑”(思想的书写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运用”(思想的实践态)。要害之义在为经济学之思梳理根据、正源,在于对其宏旨端本,对时代的大用和中国之用进行勾勒、清源导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三者皆从发展出。它们逻辑关联着和彼此推进。又之,鉴于《资本论》是一体大思精的历史经济著作(马克思以“价值”笔削《资本论》犹若孔子以“礼义”笔削《春秋》),全书言说这样的思路:历史和批判→方法论和批判→理论和批判。在发凡起例上,第四篇乃是一理解上的机要和逻辑运思上的转折。(1)二、三、五、六篇本身是一工作整体(起联、颔联、颈联、结联),即是说“夜雨寄北”暗扣全书撰写内容的内在思想线索,是“思”的成长过程;(2)它归结二、三两篇,从康德主义路线批判出发,而又似乎“中断了”这种讨论,实为从另一角度进行归结;(3)马克思对机械、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针对了本体论,乃是对康德主义路线进行的批判性归结,在工作内容上则要隶属于五、六两篇;(4)总的来看,其总揽全局,结构承上启下,第四篇委实起到逻辑中枢的作用。显然,以上安排意在打破以虚假本体、虚妄理念为本位的非批判的认识,目的是强力清理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此种工作循环所滋生的语言体式——语言范畴、范式及其语义体例,建设性地颠覆之,清除受理性[52]统辖之蒙昧科学,清除其认识规程和操持形式。

要之,第二篇(连同首篇尾章)难道不是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它显露出来的问题,从思想批判角度施加的一个史的刻画?第三篇难道不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史”的摹写与显露?第四、五篇难道不是对“政治经济学史”予以整体显露?第六篇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进行书写与提示?四大部的历史版块被集结为“五篇结构”,和首篇结构呼应、融汇,终形成行、基、建、用工作体例。行动的语境和批判结构集结为《资本论》的“横空出世”(规定),集结为“中国经济学”。主客观批判互动单元认识推进为历史本身和[53]思想批判的互动单元,显明一种工作逻辑:社会主义运动而并非[54]资本主义,乃是对人类史前时期文明形态的总写。毋庸置疑,作为归结全书内容主旨的最后一篇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呼应,所谓“月移花影约重来”!要旨是把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始终看作同一的工作逻辑形态,而进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全面探索历史自身的行动和思想的统一。这是批判与建构之最高意义工作统一,亦是最高研究境界之实现!

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这只是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体例却也合乎科学,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

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而不能如此颠倒或废止:以现象语言、物象科学语言反治其身,炮制“新八股文”;抑或以理论做游戏,拿理论当儿戏,请来应用当作挡箭牌和护身符,其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它们的存在。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本书愿以这殷切之寄语、这至诚至真之语,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1] 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2] 这是一生造词。用来表示处在氏族、血族、家族、宗族诸种依赖的共同体和社会宗法关系领域中的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概念。[3] 要之,不能以笼而统之的奴隶封建社会统而笼之。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简单共治指称之。作为和小私有制(简单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大私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的比照,中华古代所有制属于“亚私有制”特殊类型。这是就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会发展纯度而言的,是相比“正常私有制”的亚发展水平的类型。[4] 资产阶级工作者借机把生产领域内的按“所有权条件”分配的行动,模糊成价值论上的“三位一体公式”认识。国内更有庸俗认识者,也趁乱把斯密体系说成从“单一要素价值论”扩展至“多要素价值论”结构。这是玩家们对生产和分配历史结合关系的最大程度地物象化。[5] 例如,它一方面使我们充分了解“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3~714页)另一方面,“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2页)[6] 特别注明:鉴于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文献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方便起见,本书从这里往下对其中的该社名称予以省略。[7]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41页。[8] 王亚南说明这二者原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脱离历史的关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常识化、技术化)和脱离现实问题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玄学化),对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阅读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这种法式(把“财富的原因”知识化、条块化)和体裁(一味地对“财富的性质”进行抽象演绎)奉为金科玉律,那么,不仅助长了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认识,而且造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脱离实际和批判的理论无为主义、调和主义的行动,因为,“以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5页)[9] 王亚南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取世界域内的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究之意。[10] 社会和国家是现代语境中具有相生相克工作关系的一对术语,彼此有向对方生长的强烈张力。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这对术语的合成传达“中国社会”特殊性——家国型、国家型——的内涵宏旨,意在表明中国是落在家国—国家的社会生成路线当中了。[11] 《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部首,第10页。[12] 据陈平教授的归结,三位具国际影响力的顶级“空想资本主义”大师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13] 朝远处看,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对立;朝近处看,则是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虚假对立。[14] 《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027~1028页。[15] 从纪传体和纪事体而论,《史记》和《资本论》实有不同,一个是事系于人:传人以纪事,一个是人系于事:纪事以“传人”(各种阶级关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写资本家);一个以具体和典型显露抽象,一个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体。但从体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言,《本纪》、《世家》和《资本论》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书》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传》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记》和《资本论》都是通史体,都是专家志史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体例是相互“影射”的。这些值得我们用心体会。[16] 这里插入题外之语:怎样是对待《资本论》的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的一句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但也要牢记真理只有一个的训导。[17]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18] 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1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20] 这是中国“家本位”的特殊语言外观。以孔子之后理学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学说为例,我们引用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思维”。即,要在说明“阴”(价值)“阳”(价格),阴者为母,阳者为子,阴者静,阳者动,阴者隐蔽,阳者显露。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之,阴阳归为太极,太极为理之本、阴阳之源,此处的“太极”即指化生价值之劳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故此,“太极之有动静,是静先动后。”对劳动,则必须遵循“理一分殊”学说,“理一”(道理同一)指的是抽象,“理一分殊”(事物各有其理)指的是具体。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用“月印万川”证成这种学说,而本书作者则更为支持其“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证成方式。至此,我们向前推进一步,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视作商品生产大家族的统一语言——对象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而把与之直接对应的劳动、价值、价格视为家族内的一整全的概念体系。之后,才有之于商品对象的“道生一”(商品生产交换规律生出统一的“商品范畴”)、“一生二”(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对象和价值对象)、“二生三”(研究商品的基本范畴体系: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以及之于资本对象的“道生一”(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生出统一的“资本范畴”)、“一生二”(资本二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二生三”(研究资本主义商品W的基本范畴体系:c、v、m)。这二者的生成运动系列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生成机理在顺序上是严格对应的: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方式、价值——生产关系、价值形式——交换关系;资本(不变资本)——生产方式、可变资本——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交换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三生万物”,即是说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这些基本规定支持了整个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而W=c+v+m则支撑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规律成长和发现的过程是反过来的,即三生于“万物”、二生于三、一生于二的过程,道(或曰发展规律)最终是从“一”(这个“一”当然指生产方式的贯穿历史的发展,内蕴“矛盾规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产生出来的,即道生于一。这样,我们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什么集中研究“商品”和“资本”,并予以系统地解剖:对象是从“一”的层级上说的,研究对象则必须推进在“二”和“三”的层级上;将之分别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及其有机系统的发展层面上予以历史地对照、比较和联系,则是为了使从中发现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逻辑一致起来,形成对“规律”的一系列的、连贯的从母子发展关系上的总体把握。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不是说仅仅解剖身体,而在于像自然科学家把对象和研究对象区划开来一样,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研究身体发育的过程(从“细胞”到“身体”,价值形式的发展是联系的桥梁)和身体构造的系统(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整个系统由这些结构关系组装而成)。英国的发展——从岛国的形成到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逻辑联系,集结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后者进一步集结了整个欧洲的从古希腊地中海文明以来一直到16~19世纪的商业文明史、资本主义史,划开了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对象和资本主义研究对象规定。本书作者认为,这些解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地容易懂。实际上,它将我国农垦文明时代的思想经典《道德经》同《资本论》的方法论彼此联系起来。从对经济形态社会的揭露上看,《道德经》是粗糙的、质朴的;而马克思视资产阶级社会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有机体),视商品为“细胞”(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则显得更为胸有成竹,最终发现了社会存在的秘密。[21] “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22] 这个成果且看毛泽东的说法:“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9,第326~327页)[23] 另外,这也很容易被说成是中国自古即无阶级的问题,即看上去“由道德价值观念作领导,则贵贱是价值观念,不是阶级观念……此一观念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既起领导作用,则阶级即消灭于无形。”(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64~165页)我们不妨从历史学家那里再检出一种证据:“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做工,多做少给,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02页)[24] 中国思想的行动本位、伦理本位之混合为一,固然对独立化的自然科学的体系形成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同时也有力遏止了时空观的过度的彼此分裂。以朱熹的义理学说为例,其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格物穷理”,求理精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两合的,致知的目的则意在求统一的道理和规律。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时空的分裂为批判的抓手,转而求时空工作统一的进路是相暗合的。牟宗三用“有道统而无学统”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过于严厉了,中肯的讲法是:道统强而学统弱。要之,“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自己研究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4页)[25] 这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是“唯识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则是“唯知识论”。在唯识、先验理性的精神主旨上,它们原本也是相通的,且均从宗教的哲学开始。由于未能领会这层关系,致使梁漱溟“严厉批评”熊十力。其子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父亲做了一件可能不获理解的事。一九六一年他写了一篇严厉批评熊十力的文章……父亲认为熊先生治学上的缺失已达到‘自毁’的程度,还说熊先生当年原已正确地认识了儒家精神,却一任自己个性和气质上的偏失发展,这简直是一种‘堕落’。我说可能不获理解是指下述两点:一、父亲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之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作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的批判是否过当和近于无情?”(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第334页)[26] 例如关于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相生相克的看法。时下的争论从流行方面,或可总汇成“劳动分工问题”及“宪政问题”的对立与叠合。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类文明分岔的起始点的历史研究:“恩格斯将奴隶制区分为古代的即希腊和罗马的劳动奴隶制,以及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两种;并且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亦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以及取代罗马奴隶制的封建制,有利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在历史上的作用,略有不同。”(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94页)背后的规定还是一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研究问题。我们不妨直接用王亚南的论说进行了解。如针对1840~1940年代中国的发展,他明确说:“要之,商品价值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有适应着它,配合着它的特定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国的商品运动,既然无法突破封建传统的及国际资本统治的诸种障碍,则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就不能不使它的价值关系,显出不明确、极不完备的姿态来……中国的商品,大体上,不是当作商品生产出来,不是当作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主要是由于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我们的商业,以及与商业连同作用的高利贷业,多方促使我们那些原本是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土产物变为商品……前资本的、小生产的商品运动,就显然不是依着正常价值法则作用的结果。生产一般地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所主动,剩余价值根本不能转化为统一的利润形态,商业利润,利息,乃至其他所得形态,更自无从由总产业利润分派出来……而在这里还得特别指出的,就是照应着我们这种落后的商品价值关系,在国际资本作用下,一定会依着通常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经济交往或商品劳动转移过程……变成了国外资本的特殊利益……如其说,商品价值的发展的程度及其表现的形态,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全般经济的特定范畴,那我们上面有关中国社会商品价值的阐述就应当被视为理解中国全般经济中其他一切形态——如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工资形态、利润形态等等——的锁钥。”(《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8~110页)[27] “实践胜于一切理论”是马克思书写于《1868年1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主题,同时,马克思在《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中认真批判了“实践先于一切”的巴枯宁主义的不当观点。两封信的书写主题:一者讲经济问题,一者讲政治问题。这说明实践的方法指向的是行动和理论的高度关联、一体。在后者当中,马克思揭露:“绝不追求原则,实践先于一切!可是,我们,西欧和美国,倒应当仅仅限于宣传巴枯宁先生的理论(即没有任何理论),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灭这样的精神宣传。因此,对内政策也好,对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许我们进行任何干预。多么狡猾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第483页)[28] 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反推中国:“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29] 这和程恩富教授提出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有一定联系。其中的差异可能就在于对“中学”的强调。这一语境的中学自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摒弃者——极端的民族文化本位。以“西学”为用则是要摒除“全盘西化”思想。又之,其不宜和“调和折中派”思想混同,应是历史为体、方法为用的工作含义。以历史为据,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为据,是彻底摒除抽象的本体学说。[30] 本书持大国学观,中华文化一大家,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皆是国学。不过本书作者尤其关注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方面,重理论文化和方法文化建设。此处亦需要说些题外话:言华夏学术思想实为一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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