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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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风云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鲜血的功勋
解放战争中我军歼敌800万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确切人数，由于统计角度和渠道不同，长期以来，国内外相关资料和军事历史学家均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统计数据：
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军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先后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807.135万人。
二是近年来新编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提供的数据：第一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各色土匪武装12.9万人，共计歼敌64.8万人；第二野战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民党土匪武装部队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第三野战军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土匪武装共计247万人；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民党土匪武装部队135万人，共计323万人；另外军委直属华北军区先后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及土匪武装101万人，以上我军总计歼敌1065.8万人。
为何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呢？
这是因为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统计数字，只统计了我军在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这一时期所消灭的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的总人数，不包括1945年9月3日至1946年6月30日日寇投降后我军反击蒋介石军事进攻所歼灭的国民党军的人数，也不包括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消灭国民党土匪武装部队的总人数。而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统计的数字，却包含了这两个部分。
由此可见，因历史条件所限和统计的角度渠道不同，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解放战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07万的歼敌统计总人数在当时是准确的，这也为以后的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和统计资料所接受。而各野战军的战史资料统计的歼敌1065万人的数字，是在我军多年军事学术研究和战史资料调研论证基础上认真统计出来的，无疑比当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歼敌数字更加全面，准确客观。
被中国击毙的日军
现在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得到的就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即：198.4万名日军被打死在中国战场。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存的史料，共有206位国民党军将领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从如此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与日本军队的正面战斗中，可以推测阻击日本军队的艰难激烈程度。
根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该书的许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的文献直接翻译的），在华毙命的日军少将以上军官共有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被我八路军击毙的有3个，包括所谓的“皇军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平心而论，日本在当时算得上是世界军事强国（尤其是日本海军），装备比较精良，官兵训练非常有素，客观而言较之中国军队要强很多。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高级将领战死在中国军队手中，可见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之英勇，战斗之惨烈。
在抗战条件最为艰苦的1944年，仍有如下的日军将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击毙：
4月19日，陆军中将下川义忠在湖北被击毙；
6月1日，陆军中将横山武彦被击毙；
6月10日，日军的木村千代太中将在河南被地雷炸死；
7月21日，和尔隆基少将在长沙会战中，被飞来的一枚150mm炮弹炸成了六块；
7月23日，大桥彦四郎少将在湖南作战时被击毙；
8月6日，志摩源吉中将战死在衡阳城下；
8月20日，大西洋少将在空战中被“中美联合航空队”击毙。
国民党军在抗击日本的所谓“一号作战”中，竟然有9位将军壮烈牺牲，他们是：李家钰将军，陈绍棠将军，周鼎铭将军，王剑岳将军，王甲本将军，阚为雍将军，陈济恒将军，史蔚馥将军，吕邡蒙将军。
同期在其他地方牺牲的还有吕广伟将军和张景南将军。有的将军虽然没有战死，但是仍然可歌可泣，例如衡阳保卫战就非常壮烈。在所有援军被日军击退的情形下，方先觉将军率领的第10军坚守了40多天，全军绝大部分伤亡，无一退却。在日军突入衡阳城以后，国军逐街逐户进行防守时，方先觉给蒋委员长拍发了如下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军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此战役令日本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19000多人，几个将军战死，连参加此战役的日本军人都佩服方先觉等中国将士的献身精神。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
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2418028人，其中被击毙483208人，被击伤1934820人。应该说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黎东方教授是现在海峡两岸都接受的著名史学家，他所用的日军在华伤亡的数字，没有用国民党的统计，也不用GCD的统计，而用日本陆军部的部分统计，这就避免了政治宣传夸大或者缩小的可能。关于日军死伤总数，黎东方说：伊藤正德在他的《军阀兴亡史》中，列了789370人，作为在华日军的死伤总数。他不曾把“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的日军死伤人数包括进去。倘若包括进去，则在华日军死伤人数总数可能超过80万人。他根据日本统计的日军伤亡数字，但是只有几次具体战役，材料不够。
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从1931年开始，每一年的伤亡数字如下：
1931年、伤4800、亡3000；
1932年、伤1800、亡1500；
1933年、伤2400、亡2100；
1934年、伤1000、亡800；
1935年、伤2700、亡1900；
1936年、伤2500、亡2700；
1937年、伤170000、亡160000；
1938年、伤240000、亡250000；
1939年、伤88000、亡57000；
1940年、伤103000、亡83000；
1941年、伤113000、亡68000；
1942年、伤76000、亡27000；
1943年、伤123000、亡77000；
1944年、伤158000、亡147000；
1945年、伤86000、亡74000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2227200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引用的数字是：1984000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得到的就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
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日本人的数字相差不大，也就是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人数实际上是200万人！
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女人们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30位女性随军，其余女干部、女战士和家属则全部留在了苏区。对留下者而言，等待她们的无疑便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她们中，有的为了一句承诺，守望终生；有的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战死沙场；有的不幸被捕，在狱中忍受严刑拷打乃至枪决；有的乞讨度日但坚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寻找部队……本文讲述的，正是来自全国著名烈士县、将军县、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有关她们的故事。
1.“守望七十年”的池煜华——2005年4月24日8时30分，在江西省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里，真诚守望丈夫七十余载的红军遗孀池煜华，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走完了95岁的人生历程。
在此之前，池煜华坚定信念、痴情守望的感人事迹早已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赣南日报》等媒体均作过专题报道。2003年，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纪录片《老镜子》还一举获得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再次以《兴国记忆》为题，聚焦了这位老人。
池煜华的丈夫叫李才莲。李才莲于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兴国暴动。历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少共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少共福建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等职。193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分局成立时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五位委员，后增补邓子恢、谭震林、毛泽覃、李才莲等七人为委员。李才莲时年仅20岁，还兼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是红军队伍中文武双全的干将，当时已与项英、陈毅等齐名。
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故事将永远被尘封。
1983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并陆续采访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党的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及遗孀，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中写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2月下旬，红军分九路突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电就是说，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只有李才莲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怎样遇害的！后经中央、地方党政军部门多方派员、多年调查核实，在查清了李才莲牺牲经过的同时，也才知道：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1920年，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李才莲随后进了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春节前夕，年仅15岁但已是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在祖母操持下，与池煜华圆房。圆房后池煜华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的“大官”，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便要告别蜜月中的妻子。池煜华心中虽有千个不愿，但为了丈夫的理想，只好含泪挥手。
丈夫走后，池煜华也参加了革命，并历任中共杨殷县委的巡视员、中共熬原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等职。
其间，李才莲有几次从千里之外转战到兴国县后，曾去信约池煜华赶到兴国县城相聚，可惜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等原因，池煜华收信后，早已过了约会时间而未能如愿。
三年后，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池煜华终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思念，步行数百里，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并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告诉池煜华：李才莲经常在《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刊物发表文章，特别是《青年实话》几乎每期都有。我过去总觉得李才莲长得文质彬彬，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写，组织能力又强，办事果断有魄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不是出身地主，就是出身富农。直到看见你一身补了又补的衣服，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我才相信他确实是穷苦人家出身。第五天，李才莲出于工作需要，婉转地要求池煜华：“带着家属干革命不方便，你还是回老家干支前工作好。”刚见面又要分别，池煜华不禁眼泪汪汪。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获悉，为能使李才莲夫妻有更多的团聚机会，决定调池煜华到苏区政府土地局工作，并由蔡畅在一张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笺上亲笔写下了调令。也许是有预感，待池煜华动身前往兴国办理调动手续时，李才莲对池煜华说：“战争时期，消息不很确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池煜华坚定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由于那时兴国县境内流行瘟疫，且缺医少药，回家办理调动手续的池煜华不幸染病，长时间卧床不起。到1934年，仅李才莲的弟妹便死了5人，整个家族也有12人得病，死去11人。池煜华虽大难不死，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已经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曾经回到兴国县城。虽然形势万分紧急，但李才莲念及夫妻之情，曾匆匆捎信要池煜华在一周内来兴国城，并明确告诫：“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你就不要来兴国县城了。”只可惜又一次阴差阳错，这封信几经周转，到池煜华手中时早已过了一周，彼此失之交臂，这也成了李才莲写给池煜华的最后一封信，并被池煜华保存了一辈子。
事后，池煜华虽不敢去兴国县城，但她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说李才莲随红军走了，也有人说李才莲已战死在瑞金铜钵山。“活着，我要见人；死了，我要见尸。”池煜华想起丈夫不要轻信流言的告诫，决定去瑞金寻找丈夫。她一路乞讨，来到铜钵山区，找了一天又一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后池煜华只要得到相关消息，不管再远、再累也要去寻找丈夫。一次，她听说游击队在与敌军打仗，便冒着危险赶了过去。见到满地血肉模糊的尸体，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具一具地翻看，直到没有看到李才莲才松了一口气。池煜华前后历时一年，历经万里，几乎寻遍了整个赣南山区。许多好心的失散红军、游击队员，见池煜华如此执着，如此痴情，只好骗她：“李才莲书记从铜钵山突围出来，追红军主力去了。”池煜华遂回到家中，重新翻盖好已被敌人烧毁的土坯房，开始了漫长的守候。
当时，赣南各县到处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悬赏布告：谁获得**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5000块银元的奖金。因此，不仅池煜华家经常有人窥视，企图抓获李才莲，甚至有人干脆打起了池煜华的主意，想把池煜华以45块银元卖了。池煜华一再反抗并声称：“你们敢卖我，我就当场死给你们看！才莲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们算账，为我报仇的！”
此后近70年里，池煜华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着一面小方镜子——李才莲送给她的唯一礼物梳洗，因为她要给突然出现的丈夫一个干净整洁的形象。她也常常站在高高的门槛上倚门观望，希望能尽早看到丈夫回家的身影。然而，镜子被磨得斑驳、门槛被留下深深的豁口，也没有出现奇迹。
1949年8月，四野18军解放兴国。池煜华闻讯连夜跑到县城寻找丈夫，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她仍然坚信：“胜利了，才莲该回来了，他一定不会抛下我的！”
从此，池煜华又积极投身革命工作，长期担任茶园区教富乡妇女主任，1954年至1966年连续担任兴国县人大代表，并先后评为江西省“三八”红旗手、省“四化”建设先进个人、原赣州地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以及县乡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当然也不忘四处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
直到本世纪初，已30多年没有到过兴国县城的池煜华，在县城和老红军一起瞻仰烈士陵园时，才在重修的纪念碑牺牲红军名单中，意外发现：李才莲，红军高级将领，1935～2月下旬，苏区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后，在瑞金铜钵山区被敌人包围，被叛徒所害，壮烈牺牲，年方21岁。
面对七十年苦苦守望的结果，池煜华没有泪水，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2.“马前托孤”的李美群——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及将军园里，有这样一座铜质塑像：一名骑在战马上、即将奔赴前线的年轻红军女战士，强忍着悲伤，双眼充满着深情和无奈，感谢着马下伫立的一位老大娘，老大娘双眼含泪，怀抱襁褓，襁褓里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雕像名叫《马前托孤》，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立志报国的红军女战士李美群，毅然将未满月的女儿托付他人，自己则跨上战马，奔赴前线。
李美群，兴国县潋江镇南郊李屋塘头人，1911年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排行老四，还未满月，就被送给了长冈乡的一户人家。养父母让她读了三年的私塾后，不得不辍学务农。
1928年12月20日，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和十五纵队，共同在兴国发动武装暴动。17岁的李美群与本地缝衣工人钟延章恋爱、结婚，双双参加革命。钟延章被选为坝南乡雇农工会委员长兼赤卫队长，李美群则当选为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1929年初，李美群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村少共书记。次年6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9年6月，国民党滇军十二师三十五旅占领兴国县城。李美群随机关撤至乡下，开展游击斗争。为了做好瓦解敌军士兵的工作，李美群成立了“敌军士兵运动委员会”，向敌军发动宣传攻势，涣散、瓦解其军心。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假装拔猪草、拾柴禾、走亲戚，前往敌军驻地贴标语、散传单。李美群还特意将革命道理编成兴国山歌，带领姐妹到兵营附近传唱：哎呀哩——敌军士兵哇你听，莫给豪绅来卖命。你们原也做工夫，天下工农一家人！哎呀哩——欢迎敌军当红军，红军纪律最严明。长官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为解决红军枪支弹药的不足，李美群常与大家一道，以卖油炸果子、米粉鱼丸、米酒为名，借口弹药可治肚子痛等，让敌军士兵用弹药交换。敌军士兵彼此相传，大家纷纷知道此中“奥妙”，后来一听到叫卖声，便争相“交易”，从而使红军、游击队的弹药得到一定补充。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李美群连续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她丈夫钟延章不幸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其间，李美群多次发动妇女筹集经费；率领乡妇女赤卫队组织妇女秘密交通员；冒着炮火，上前线送茶送水；担任运输队员，为红军运送弹药、物资和伤员；到医院驻地招呼伤员，缝补洗刷；带领队员化装侦察敌人的布防、兵力、武器配备情况；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骚扰敌人。
1931年6月，李美群调任中共兴国县委妇女部长。次年4月，又任共青团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并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和省监委书记蔡畅保持密切交往。经蔡畅介绍，李美群与倪志善相爱、结婚。此时，中央号召扩大红军。李美群不仅代表新婚丈夫报了名，还回到家里，动员前夫的哥哥和自己唯一的弟弟参加红军。李美群不仅荣获省委“送夫当红军光荣”银质五角星奖章，还通过实际行动和大家一起努力，在兴国县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虽全县只有23万人口，但有8万人参军参战，即80%的青壮年都当了红军，并先后组成了“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兴国因此被中央苏区评为“扩大红军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代表大会评为“妇女工作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全省第一模范”，毛泽东还曾亲书“模范兴国”的牌匾，并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通电嘉奖，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又被授予“扩红模范”的光荣称号。
1934年1月15日，李美群生下一个女孩。这一天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著名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被敌人惨忍杀害的殉难日。也因列宁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曾决定每年1月15日——21日为“列李卢”纪念周。加上1934年1月21日又值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李美群遂给女儿取名为“中全列”，以示纪念。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李美群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回到兴国后，即接到去省委驻地宁都接受任务的命令，她当即毫不犹豫地将出生不到10天的女儿中全列马前托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长征。李美群被留下，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省苏主席刘启跃、省军区司令李锡凡等组成江西省游击队。
蒋介石一面动用大军“追剿”主力红军，一面调西路军和北路军对中央苏区继续实施“清剿”。“清剿”之敌为消灭红军，采取了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及长期搜山、围山、烧山、封坑、“兜剿”等手段，还组织“还乡团”、“铲共团”、“义勇队”、“暗杀团”；普遍建立保甲制度，老百姓被逼着一组一组住起来，编保甲。早晚要点名，搞连坐法，一个人留“坏人”，一家连坐，一家留“坏人”，几家连坐；甚至实行了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军阀余汉谋甚至疯狂地夸下海口：这一次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并扬言“三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活捉项英、陈毅”。据此，为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李美群带着百人小分队在宁都北部密林与敌第94师周旋。935年1月，大雪封山，李美群率弹尽粮绝的战友与十倍的强敌激战后受伤被俘。
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美群身份暴露，被敌人作为重要政治犯押送南昌的江西第一监狱。李美群与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受害女青年万根秀，被1935ff3月22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并称为“三女匪俘”。其中说到：“李美群则为较有地位之女匪，年不过20岁，闻李不识字，但办事能力极强，自经训练后，已能写若干通信件。”
在狱中，李美群不仅利用审讯的机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大智大勇，正气凛然的斗争，还利用自己已公开的身份，劝勉缪敏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方志敏烈士遗志。鼓励并运用策略，让万根秀递交了“上诉书”，控告敌人诬害无辜，迫使敌人因拿不出证据而将她释放。
最后，李美群“因拒不认罪”被敌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久，李美群不幸染上了肺病。由于敌人此前的拷打、折磨，加之狱中环境恶劣，敌人故意不给医治等原因，李美群于1936年病逝狱中。1979年12月，有关部门在调查李美群烈士的事迹时，几经周折，才找到了顽强生活下来、已经定居外地的烈士遗孤，“中全列”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此后，她每次回到兴国，都会长跪于母亲塑像前……
3.“后勤部长”曾宪招——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等每次来兴国视察，都会看望一位名叫曾宪招的老太太。
曾宪招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困农民家里，稍懂事，就得上山砍柴卖钱。“那时的日子正如兴国山歌所唱‘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无人知。书又没有读，字就不会写，拿起算盘，数也不会算’。”曾宪招曾这样回忆。
1929年冬的一天，15岁的曾宪招又一次挑柴去兴国县城卖时，突然发现县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到处红旗飘飘、锣鼓齐鸣，还有庆贺的鞭炮；一列列头戴红星、身穿灰色服装的军人精神抖擞、秋毫无犯；欢歌笑语的穷人们在分粮食、贴标语、呼口号；土豪劣绅们被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好奇的曾宪招赶紧打听，得知是红军解放了兴国县城。几天后，长冈乡也成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许多青年参了军。耳闻目睹这一切的曾宪招深受鼓舞，主动参加洗衣队，为红军伤病员洗衣服，并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1933年冬，曾宪招调任乡妇女委员部主任，主要负责慰问红军家属，扩红支前，帮助军烈属生产。
1934年秋，由于错误军事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月上旬，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要求苏区有关部门、人员立即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曾宪招为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超负荷地日夜工作。
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敌人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强迫群众“联保”、“联坐”，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为不连累乡亲们，留在苏区后又与组织失散的曾宪招，被迫孤身一人前往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女扮男装以挑夫做掩护，寻找党组织。一次挑货途中，曾宪招被“铲共团”的敌人抓住。敌人发现她一介女流却做挑夫，很可疑，立即对她施以酷刑，曾宪招坚不吐实，敌人见不能达到目的，加之没有证据，便强行以50块银元把她卖给了广东连平县九连山区的谢新元为妻。
1935年春，谢新元家突然来了13位不仅会唱《国际歌》，而且常常吟唱“我们大家来暴动，杀土豪分田地，建设苏维埃，工人来专政”这一苏区《暴动歌》的陌生人，有人说他们是失散的红军。正在为寻找党组织未果而苦恼的曾宪招虽充满激动，但却不敢立即相认。因为敌人常常化装成红军或游击队伤兵，半夜敲群众家门，说：“我是失散的游击队，弄点饭给吃吧！”要是群众答应，立即便会被抓起来乃至加害。
警惕的曾宪招暗中观察。此后三天，曾宪招发现他们上山摘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饥，不拿群众的任何东西。第四天中午，曾宪招又有意来到小河边洗衣服，并试探性地唱道：“五月当兵开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钱，军衣伙食公家发，家中分了一份田”。一位男子竟然接声唱起：“三月当兵石榴红，天下穷人心要同。”这是一首出自中央苏区的革命山歌，不仅知道的人有限，且因属方言，听得懂尤其会唱的人更加有限，曾宪招终于与同志们相认，表明自己原是苏区干部。
这支队伍，是项英、陈毅领导的、经过九路突围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同志，此时，正根据中央分局“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决定，化整为零，进山游击，昼伏夜出，保存实力。曾宪招立即把同志们接回家中，安排食宿。但限于条件，大家的生活相当艰苦，即使主要靠野果、野菜充饥，一天也只有两顿。不久，鉴于敌人搜索，游击队员被迫转入深山密林。
为接济游击队，曾宪招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敌人开禁允许群众进山砍柴的机会，常把粮食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然后丢在山上，使红军能够吃着“捡”来的粮食、穿上“捡”的衣服等。1936年初，赣粤边区出现罕见的大雪封山，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游击队的粮食断绝，更加饥寒交迫。一些游击队员实在饿疯了，听说一种“苦笋”可以充饥，便不管其苦涩吞食，结果吃得太多不消化，再也没醒来。后来曾宪招把家中仅有的两担谷子，加工成大米，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终于全部送上了山。游击队员非常感动，亲切地称曾宪招为“后勤部长”。而曾宪招家则完全靠借粮和吃野菜度日。曾宪招还常常寻机上山采草药、熬姜汤，精心照顾患病、受伤的游击队员。
1936年秋，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粮食供应，九连山工委决定在曾宪招家成立筹粮站，由曾宪招负责粮食加工。所谓加工，实际上就是完全靠手工将谷“砻”成米。曾宪招一天要“砻”两三担谷子，游击队没有经费时，还得完全靠曾宪招想方设法向村民借粮，甚至冒险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借粮。这一干整整13年，直至解放。
1949年8月，赣南全境解放。35岁的曾宪招又积极参加欢迎解放军、分田分地等工作，并被任命为乡妇女主任，因工作突出，被赞为“妇女前锋”。
1951冬，曾宪招在广东连平参加围剿土匪“阿烈房长”的战斗中，因追赶土匪时不幸掉下山崖，受了重伤。1952年冬，由于丈夫病故，离开兴国19年的曾宪招经组织决定回乡治伤。不久，鉴于自己身体及母亲患病等原因，曾宪招无奈放弃工作并另组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并定居兴国。
艰苦的经历，岁月的磨难，使曾宪招对粮食一直情有独钟。1994年夏，已经80高龄、生活无忧的曾宪招路过兴国城关粮管所时，见地上有许多散落的零星谷子，十分心疼，当即一粒一粒地捡了起来。在她看来，当年只要有一把米，就可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也正是从那天起，曾宪招每天都要去兴国城关粮管所转转，为的只是捡上谷子。
第二章 风采
红军血染湘江
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死亡的骡马、散乱的文件、零落的钞票、圆圆的斗笠……漂着，鲜血把碧绿的江水染红了。
一次又一次惨烈的激战，一批又一批壮烈的牺牲，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为长征铺垫了前进的通途。这就是1934年12月，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时战斗情景的描绘。
1933年5月，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并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撤销了赣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全权处理赣、粤、湘、鄂、闽5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经过半年的准备，他决定调集100余万人马，自任总司令，向红军发动第五次大围剿。
从9月开始，他集中50万军队，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发动了进攻。由于毛泽东受到排挤，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作战。李德过去虽然打过仗，因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和特点，丢弃了红军过去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使红军作战屡遭失败。
到了9月下旬，中央红军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最后，红军坚持不住，不得不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日晚，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8万余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撤退一开始，博古、李德等人表现出惊慌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人员损失也颇大，前三次突围减员达2万多人，而且行动十分缓慢。
幸好，长征的先头部队是特别能打仗的林彪、彭德怀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连续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并在撤退途中彻底消灭红军，又在湘江两岸设了第四道封锁线。他除了亲自到南昌行营指挥、督战以外，还任命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给他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在此信中，他还舞文弄墨，抄录古诗一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何键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从组织到军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与红军在湘江决一死战。蒋介石以为，他组织、调集的数十万大军设立的第四道封锁线是一张大网，红军插翅难飞。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湖南后，前面横着两条大江：一是潇水，二是湘江。如果不能突破这两条大江，中央红军的长征就会失败。潇水西岸是湖南道县县城，也是这一地区第一大渡口，红军数万人马要过潇水，必须首先抢占道县县城。
军委将占领红军北上的生命线——道县县城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最能打硬仗的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马上向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交待任务，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抢占道县渡口。陈光、刘亚楼火速回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战斗命令，并与刘亚楼商量决定由红四团担任主攻，第五团迂回配合。
11月12日，第四团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每天100里以上的速度向道县急进。当天下午5点30分，红四团到达道县县城东岸，并用极快的速度抢占了道县南的水南街。
第二天凌晨，红四团官兵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水南街处架设了一座浮桥，并立即向县城发起攻击。当时，城内只有一个连的正规军和部分民团武装。红四团一开始攻击，蒋军自知不是红军对手，慌忙撤退了。不久，红五团官兵也从上游强渡潇水，火速攻占了道县西门一带阵地。这样，道县渡口被红军占领。
红四、五团占领了道县后，林彪和聂荣臻又向第二师师长指示，要第四、五两团赶快在潇水架桥，使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能够快速过江。红四团一接令，很快动员全体官兵在城南架设了数座浮桥。
这样，中央军委和其他红军部队顺利过了潇水。
蒋介石得知红军快速过了潇水，心里想：你们过了第一江，要你们难过第二江。于是，他急忙调20个师的兵力，对红军重布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他将何键部的4个师调到桂北全州，将薛岳的4个师集合到黄沙河，将白崇禧的广西军置在全州、界首、灌阳一线。
这样，湘江沿岸150公里长的地段，几乎全被他们占领。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将他的嫡系部队——周浑元的4个师、李云杰的2个师，如同拉网似的从背后压向红军。
时间就是生命，机会就是胜利。本来，蒋介石的密网还未布好时，红军还可快速占领较好渡江的全州、灌阳等地抢先渡江。可惜，博古、李德等人没有这个智慧和本领，未抓住机会，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布防。军委11月25日下令红军分两路渡江时，已经很难渡过去了。
根据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将渡江点选在界首和龙凤嘴之间。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奉命从左翼掩护军委和军委纵队渡江。
11月27日，林彪与聂荣臻带领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红四团的官兵在耿飙、杨成武的带领下，以极快的动作，占领了敌人在湘江上架的浮桥。接着，又占领了界首，并伏击了迟来一步的广西军。
此时，如果博古、李德采取果断措施，轻装急进，党中央和其他红军部队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敌人大批人马从南北两面夹击过江的红军，红军官兵遭到前所未有的大伤亡！
情况十分危急！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林彪、聂荣臻根据军委的命令，一面下令红一师留在后面配合红五军团阻击从后面追来的周浑元部，守住潇水西岸，掩护党中央和军委前进，一面带领红二师快速抢占了界首渡口附近的所有高地。这样，从界首至屏山渡之间约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均被红一、三军团控制。
林彪还下令红五团赶快抢占全州，可惜晚了一步，全州被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抢先占去了。这处渡口未夺到手，使红军受到不小的损失。
红军在江边站稳了脚跟，林彪、聂荣臻又在江边查看了地形。他们决定，将阻击阵地设在北面离全州10余公里的脚山铺附近的觉山。觉山不高，却是一处难得的阻击阵地。林彪、聂荣臻认为，只要红军在这座小山上守稳了，敌人就无法到江边阻止红军过江。
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11月28日，林彪、聂荣臻在山头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将各师团在这次阻击战中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并向各师团下死令：此次阻击战关系到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部队的生死存亡，一定要死守，而且要人在阵地在，失了要夺回来。会一开完，各师、团负责人迅速回到了所在部队布置任务，做好战斗准备。
当夜，敌人未来，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了一晚上。
11月29日天一亮，3个师的敌人赶来了。
战斗还未打响，何键派来的飞机先向红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接着，又用大炮向红四团的阵地猛烈轰击，红军主要阵地变成了火海，阵地周围的树木被炸得四处乱飞，官兵一个又一个地倒下。
敌机飞走后，未伤亡的战士从沙土中爬出来，迎战从正面冲过来的敌人。
从上午到下午，红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子弹打完了，又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山上的厮杀声震天动地。由于是近距离作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也较多，因而，敌我的伤亡都很大。红军的前沿阵地，几次被敌人夺去，最后又被英勇的红军夺回来。
战斗到夜晚，敌人因摸不清方向，进攻才被迫停了下来。
第二天天一亮，敌人在刘建绪的督促下，又向红军阵地上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红军官兵死死守在阵地上，并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打了一天，刘建绪部仍攻不破红一军团的阵地。
第三天拂晓，刘建绪部在8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觉山红军阵地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他们一面用主力猛攻前沿阵地，一面派部队迂回到红军阵地侧面，偷袭红军阵地。与此同时，刘部的另一支部队也向红五团的阵地进行冲击。因此，这一天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的伤亡不断增大，有些阵地牺牲得一个人也没有。
敌人越来越多。红四、五团的官兵们连续打了几天，加上又无援兵，感到支持不住。
林彪、聂荣臻见各部队的官兵伤亡太大，战士们又饿又疲劳，马上向军委发电反映了觉山前线的战斗情况，希望派部队增援。军委研究了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决定将在道县激战了三天三夜的红一军团第一师调往觉山前线。
红一师接到命令后，在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的带领下，日夜兼程，飞速向觉山前进。
刘建绪得知红军总指挥部要过江，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地段的军队撤走了，心里想：此时是立功的好机会，如果将红军负责人统统消灭在湘江，那将是千秋之功。为达这一目的，他将驻在全州的4个师调到前线与红军决战。
关键时刻，李聚奎率红一师赶到了。林彪、聂荣臻感到：红一师、红二师合在一起力量虽强大了些，但刘建绪总计有9个师的兵力，人数大大超过红军，下步的阻击战将比前几天更为激烈。针对刘建绪部的新部署，林彪、聂荣臻决定由红二师的第四、五团负责阻击，第六团作预备。
红军有备而战，又占有有利地形，刘建绪早上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以较大的伤亡告终。
这一次红军虽然取胜，因战士们连续几天未休息，一天多未吃饭，大家都感到很难坚持下去。为了催促中央和军委纵队快速过江，林彪与聂荣臻联名给朱德发电，告知我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如去大埠头，必须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觉山到白沙铺只有20里路，沿途为起伏的树林，敌人能够展开大的兵力，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希望军委及湘水以东各部队，星夜兼程过江。这就是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电报，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
打到30日夜，敌人越来越多，红一军团坚守不住，被迫退守珠兰铺、白沙至夏壁田、水头第二道阻击线。
12月1日凌晨，已有几天未眠的林彪正想闭眼靠一下，突然接到军委的急电：“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林彪接到军委的电报，急得火星直冒，并自语道：“中央的领导们啦，你们走快些啊，我们快守不住了！”
接着，军委又连续给林彪、聂荣臻来电，要求红一军团在12点前，保证不让敌人突破阵地，使中央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能顺利地渡过湘江。林彪迅即将军委的命令向各师团作了传达，并要求各部队做好死拼的准备。
天还未亮，敌人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又向红一军团第三团阵地连续发起猛攻，均被第三团击退。
敌人见第三团阵地久攻不下，又集中兵力转攻第一、二师的结合部。这一次，敌人的进攻战术也变了。他们先用炮火猛轰阵地，再派部队进攻，红军的半花山、美女梳头岭阵地先后失守。
敌人占领了几个山头后，又迅速迂回到第三团背后，包围了第三团的两营红军。红军战士们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拼死搏斗。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官兵伤亡过大，第二师阵地接连失守，只有黄帝岭未失。敌人打到了林彪、聂荣臻的军团指挥所旁边。幸好，敌人不认识林、聂，不然，这两位著名的红军领导人成了敌人的俘虏。
时间终于到了12时，党中央、军委及其他红军部队过了湘江，并且越过了黄柏公路。
殊死的血战，英勇的阻击，争取了宝贵的过河时间。至12月1日晚，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
据当时的《大公报》长沙版及香港的《循环日报》报道，12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打得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场，敌人先后在此投入了6个整师的兵力，伤亡万人以上，硬是攻不下来，蒋介石在南昌气得大肆咆哮，拍桌摔椅子。
以福建闽西籍子第兵（大多数为宁化人）组成的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渡江，奉命担任断后任务，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无数次疯狂进攻。殊死的血战，英勇的阻击，红三十四师为主力红军争取了宝贵的过江时间。但完成阻击任务后，湘江两岸已完全被敌人封锁，东岸到处都是桂军、还有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广西民团。红三十四师已处在多路强敌的重重包围之中，西进渡江的所有道路都被彻底阻断了。渡口已被敌人占领，他们过不了江，只好转身继续战斗，直拼到弹尽粮绝。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一次次突围受阻，一次次惨遭伏击，红三十四师在撤退中多次被冲散，伤亡人数剧增。师长陈树湘和战友们一路砍杀，突破一层又一层围堵，到最后只剩下140多人。
12月9日，陈树湘师长率余部在湘南永明抢渡沱水时，遭到当地保安队的袭击。陈树湘指挥大家顽强战斗，不幸腹部受重伤而被俘。在敌人的担架上，陈树湘乘敌人不备，毅然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突围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死亡的骡马、散乱的文件、零落的钞票、圆圆的斗笠……漂着，鲜血把碧绿的江水染红了。这就是1934年12月，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时战斗情景的描绘。在湘江战役之后，当地很多人，都不吃湘江里的鱼。有一种说法叫‘三年莫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了4万多人，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一军团是此战的主力部队，官兵损失也达6000人，有的连排牺牲得只有几个人，团以上的干部也牺牲了多人。这也是林彪从军以来打得最惨烈、最悲壮、伤亡最大的一仗。据说，全国解放后，林彪与人一谈起当年的湘江战役时，还感慨万千地说：“湘江那仗打得太残酷、太恶啊……”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在会上，博古把邀请坐在会场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时，来自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们听说这位坐在列宁挂像下的蓝眼睛、满脸胡须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时，大家显得非常惊异，惊讶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就像人们从未见过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被这外来的庞然大物给怔住了，而后会场上人们一阵阵私语起来。
在中共最高会议上，请外国军事顾问做贵宾，坐在主席台上给中央委员们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在中共建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博古的独创。但他说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这个外国人手中，也正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一手指挥下，使瑞金这条载着中国革命命运的小船几乎葬于血海。
李德何许人也？对于他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他来到中央苏区更是令人难以猜测的“谜”。
李德，原名粤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工人家庭，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情报工作，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格奈尔参加了苏联红军，从当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任苏联红军骑兵师师参谋长，后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夏毕业时，正值1931年苏联在上海的军事情报机关“佐尔格小组”成员鲁格夫妇被国民党政府查获逮捕，佐尔格小组通过关系上下活动，国民党方面才答应将鲁格夫妇以四万美元赎出。于是莫斯科军事情报总部便派李德和另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作为秘密交通员，身着西装、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经中苏边界满洲里进入中国，并在苏联驻华情报机关哈尔滨佐尔格情报站报到，后派往大连苏联情报机关转接，各带两万美元赶赴上海，与共产国际秘密驻华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取得联系，他们把钱运到目的地，使鲁格夫妇于1932年8月获得释放。这期间，他认识到苏联情报人员德国人理哈尔德·佐尔格，并与佐尔格情报组织有特殊联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接上线。此时，他的一切活动与共产国际所谓军事顾问身份毫无关系。
李德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关键，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与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多次接触，了解到不少中共内部的军政情况，并参与了一些问题的讨论。本来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互认识，现在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1933年元月，上海白区形势特别紧张，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滩难以存身，决定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时，李德向尤尔特提出派他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前往苏区。他对尤尔特说：“中国红军是一支流寇式的军队，他采取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这显然完成不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派他去担任军事顾问，可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使其像苏联红军一样，成为共产国际满意的军队。”因而，尤尔特向博古提出后，博古十分高兴，他早就想启用这位“洋人”。因此他们很快向莫斯科发出电报。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李德“受聘”为军事顾问时，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即驻华“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恩特来到上海，他对李德发出指示：我留在上海，你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我的一切指示。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我们只用一个密码联系，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
曼弗雷德·施恩特其实是一个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澳大利亚一匈牙利的混血儿，曾经参加过在德国鲁尔和汉堡1923年的起义，那时他叫斯坦恩，在此前后又化名叫吉尔伯特·赫伯·哈伯特和克番贝尔等等。曼弗雷德·施恩特是他来华前夕所取的名字。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驻在中国的高级情报军官，也是李德的顶头上司。他们在这之前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本不属一个系统，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克格勃”组织人员。
李德受博古的“邀请”当上了“军事顾问”，在接受曼弗雷德·施恩特指示后，准备与博古、张闻天等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时，由于李德所持护照需要办理入广东的护照签证，故没能与他们同行。直到9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其办妥护照签证后，才从上海动身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李德一进入苏区瑞金，就脱去进入苏区时穿的神甫外装，换上一套崭新的红军制服。当天晚上，博古就代表中央宣布“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李德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而作为军事顾问他与王明、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认识十分吻合，李德是他们最好的军事指挥同盟，也正是李德的到来，把瑞金中央苏区这艘载着红军的航船，完完全全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
红四方面军大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不久，各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统一的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许继慎的领导下，红1军在皖西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时中共中央为立三路线所把持，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进行大规模地进攻。红1军二出平汉路，有胜有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又派曾中生前往领导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在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鄂豫皖红军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为20余县，拥有人口250万。同时，红1军和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15军合编成红4军，由旷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全军下辖二个师，红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红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周维炯，全军共1.5万余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左倾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泽民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泽民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曾中生一直被逮捕关押，在狱中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书，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点名要求见曾中生，曾也盼望着向中央进行汇报，揭露张国焘的罪行。就在这时，1935年8月的一天，曾中生突然失踪了。公开的说法是曾中生企图逃跑，半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另有一说是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勒死在卓克基的森林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硬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
以“反革命”为借口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的张国焘，最后自己却叛变投敌。1977年12月，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肃反杀害红四军六千人：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此次肃反，红四军12个团被杀了几千人！
清除许继慎等“反革命”。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全苏区审查整肃。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讯逼供异常残酷。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袁克服说：“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
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屈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
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非常罕见。
第三章 死去的先烈们
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师级军官
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官兵中，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困难，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留下详实资料，如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就连一幅照片或一幅画像也没有留下来。
洪超是红军长征中最先陨落的一颗将星。与洪超搭档的师政委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继任他职务的张宗逊，则被授予上将。这些新中国的将领后来都感慨，自己是战争的幸存者，而洪超这样的牺牲者，在红军早期的将领中是大多数。
1.虽有假道默契但双方官兵却不甚了然。1934年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时任红军第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当时虽然还没有“长征”一词，但这个师却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
防守这一带防线的，是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广东军，沿线修筑了数量众多的碉堡，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不过，陈济棠自己也不相信这套鬼话，他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第一原则，根本就没有打算认真守这条防线。“南天王”陈济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与红军的经年作战中也没少吃亏。早在1934年秋天，他就派代表到中央苏区与红军谈判。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特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去同陈济棠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包括红军向陈的防区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红军西进时应该可以平安通过粤军防线。
陈济棠同红军达成秘密协议，需要瞒着蒋介石。他害怕手下泄露此事，允许借道并未向下明确传达，只是向少将以上的军官含糊地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也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未将准备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担心粤军有异途中埋伏），便采取了强行假道的方式。这样，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的时候，粤军依然没有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
2.粤军困守祠堂洪师长倒在冷枪下。与粤军数度交手的红军，对战胜眼前的守敌还是充满信心。按照部署洪超亲自率红十团进军百石，黄克诚政委率红十一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
21日上午10时，红十团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人一个营企图增援百石，邓国清团长、张爱萍政委指挥的红十一团，谢嵩团长、苏振华政委指挥的红十二团一同出击，将敌击溃。
百石守敌只有200多人，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在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里，被红十团包围。红军要其投降，里面的粤军却不停地向外打枪，把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
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政委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便被围墙内的敌人射中头部，当场牺牲。
3.独臂师长性格暴烈 历次反“围剿”都是主力部队主官。洪超牺牲后，部队将迫击炮调来，一发发炮弹将一米多厚的麻石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了进去，歼灭了顽敌。不过，红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年仅25岁的洪超毕竟牺牲了。
有的战史，将此役称为“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第一仗胜利”。不过统计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给红军造成包含民夫在内的战斗减员3700人，付出的代价也不算轻。红军此次突围成功，粤军先头部队遭受打击后便马上收缩是重要原因之一。陈济棠表面上算是勉强履行了假道协议，其实主要是怕自己的实力受损，洪超等人的奋勇作战和牺牲仍然是突破封锁的首要因素。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梅，早年在家乡搞过农民运动，1927年夏加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他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且当过朱德的警卫排长。他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军部里都当过参谋，之后到李灿的第一纵队任大队长等职，是彭德怀指挥下的一员猛将。从1930年8月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军第四师团长、第五军第一师师长、第三师师长、第六师师长、第四师师长，都是拳头部队的军事主官。
1933年3月在草台岗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臂。1934年1月在攻占沙县县城战斗中，他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洪超作战英勇果敢、指挥出色是大家公认的，对他的性格上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多认为他待人和蔼，团一级干部却认为他脾气暴躁，工作方法有些简单。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长征前夕担任红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对此有深刻的印象。长征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王平派人去领枪，他的话不多，王平没听明白，顺口就问了一句：“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接着，王平又说了具体困难，电话那边的洪超马上火冒三丈地骂道：“老子要枪毙了你！”后来还是在洪超旁边的黄克诚政委把电话接了过去，问清了十一团的情况才算了事。虽然有这种缺点，洪超的勇猛却是大家称道的。
4.72年之后家人才知道了洪超的埋骨之所。“洪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得知洪超牺牲后，十分难过地说了这句话。40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在临终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要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
洪超的墓碑建在江西信丰县百石村的一座小山坡上，这也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座红军墓碑。离此不到30公里处，是红军的第一座无名烈士碑，是为纪念200多名无名红军指战员。他们在长征途中留下来养伤，在洪超牺牲四个月之后的一个雨夜被敌人杀害。洪超的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洪超的埋骨所在。
洪超1927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至全国解放初一直杳无音信。1954春，他的一位同乡和战友回乡带回噩耗，却不知道他牺牲的确切地点，更不知洪超埋骨何处。家人也曾寻找过烈士遗骸，却毫无结果。洪超牺牲后，由于战事匆忙，他的遗体被当地一位陈姓老乡草草收敛，安葬在村前的山腰上。红军将洪超生前的一件长大衣留给他作纪念，这件大衣也许是洪超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每逢清明节，当地村民都要集体为他扫墓，以淳朴的民间方式祭奠英灵。后来政府寻找烈士遗骨，根据这些线索确认了洪超的埋葬地。
2005年3月下旬，当年洪超的部下张爱萍上将的女儿张小艾，建议修建洪超烈士墓，得到当地政府的响应。纪念碑于2006年清明节完工，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题写了碑名——“洪超烈士之墓”。
2006年6月初，洪超牺牲近72年之后，通过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家人才知道洪超牺牲的地点在江西信丰。一个月后，在百石村围栋山腰洪超烈士墓前，洪家人长跪不起，令围观者唏嘘不已。
5.点评：亲临前线牺牲有价。洪超因中流弹牺牲，看来是偶然事件。然而红军中这样牺牲的将领非常多，主要原因都是在前沿亲自观察和指挥。当年红军指挥员习惯于亲临第一线，虽然付出许多牺牲，却激励起指战员们的士气。
洪超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师级干部，而且是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长征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普通战士，将士们的鲜血是洒在一起的。
六盘山下三百红军突然死亡之谜
就在长征快要胜利结束时，驻扎在六盘山下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他们究竟是怎么牺牲的？多年来一直是个谜。
50年后，两个军人利用科学终于揭开了谜底。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毛泽东果断地对林彪和左权说：“吃掉它！”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毛泽东！他把战争诗化了，升华了！接着，他又幽默地对身边的指战员说：“你们这些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不久的将来要撒向全国去，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地开花、结果！”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究竟谁是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人员进行审讯，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桩命案，派专人又返回耿湾镇对此案再次进行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线索……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后来传遍神州，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一直未破，被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成了许多我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的诗句，讲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这段岁月，他总是忘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扼腕叹息。他曾亲自部署周恩来负责侦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也与此案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成为悬案。
时光匆匆流过了50多年，此案被破解是在1989年秋天。兰州军区驻宁夏的某部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勘探调查，在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在六盘山下发生的这桩多年未破的奇怪命案。
给水团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等了解了这一悬案后，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受职业的敏感与促使，他们决定揭开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命案之谜。他们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麓的千沟万壑，在走访当地老百姓时听一些老人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下来打了一仗后，一部分人马沿罗家川、马坊川等沟谷川道来到了耿湾镇。当时天色已晚，队伍里很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里找泉水喝。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地上躺倒了一片一片的人，再也没有醒来。”
了解了这一情景后，给水团的官兵们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根据已掌握的当地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及采水样分析，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涩，水中钾离子含量高得惊人，一吨水中纯钾含量高达2至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纯钾含量只有300至500克。同时又发现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且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呈间歇状冒出来，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表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发育活跃，这些气泡从油层冒出，就很可能带有大量氰气。而氰气与钾结合就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便生成氰化钠，这是两种剧毒性化合物，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当年300多名红军是否与饮用了含有这两种剧毒性的水而死亡有关系呢？
整整3年时间，给水团工程师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采样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死，而没来得及下沟喝水或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红军们就躲过了这一劫。检测结果由兰州军区报中央军委。
六盘山下红军牺牲的悬案终于破解。是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已去世十多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多名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走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的情景，但如此几百个人的同时死亡又怎能不让人惊疑且坠入重重迷云中呢？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急，国民党毛炳文部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奉蒋介石急令猛扑过来追剿红军，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即就又率领人马向东急进，于10月16日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就近日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彭德怀接到电文，遂命令后勤部长杨立三把好伙食关，不准部队随便喝生水吃生食，违令者严肃处理。彭德怀在后来写的自述中谈及此案依然心痛难忍：300多号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都没有倒下，却在长征就要结束的时刻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怎不令人万分心痛！
10月19日傍晚，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到达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时“马家军”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追了上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要想办法打他们一下，砍掉这条讨厌的‘尾巴’，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陕北，这对我们很不利。”彭德怀遂向部队下达命令，进入埋伏阵地。彭德怀作战前动员时说：“300条命不能就此白白丢掉，要让敌人加倍偿还！”经过一夜激战，这条“尾巴”终于被砍掉了。
硝烟渐渐散去，毛泽东登上马梁山顶眺望，方圆皆是绵延的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和被雨水冲蚀得干裂的沟壑，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看了碑阴（碑的北面）文字，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长征最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到底阵亡多少人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湘江之战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点评】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四章 迷人的故事
红军少共国际师名将
在红军队伍中，有一支1万多名“潘冬子”组成的部队，这就是著名的中央红军“少共国际师”。
少共国际师虽然只进行了短短1年多的战斗，但从少共国际师中走出了许多开国战将。
1.彭绍辉（1906——1978），少共国际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肖华（1916—1985），少共国际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陈正湘（1911——1993），少共国际师团长，1939年任晋察冀军区第1团团长时，在黄土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黄定基（1913——1951），10岁当篾匠，20岁任少共国际师连长，红军特级杀敌英雄，1948年任8纵23旅旅长时参与临汾攻坚战，临汾城墙坚固，攻城的9个旅中，23旅率先破城，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是我军中罕见的被中央军委命名的旅级单位。1951年病逝。
5.江拥辉（1917——1991），抗美援朝时期任38军政委、军长，曾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6.吴岱，少共国际师直属队干事，抗美援朝时期任38军政委，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7.何廷一，14岁参加红军，少共国际师参谋，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8.李景瑞（1914-1969），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央军委电台报务员、八路军129师385旅电台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兼训练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9.杨思禄，16岁参加少共国际师当战士。解放后任空军第5飞行学校参谋长，为更好的指挥空军部队，杨思禄32岁学飞行，并于1952年夏天放了单飞。曾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1年晋为少将军衔。
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长征中最年轻部队“少共国际师”。全师平均年龄18岁，历任师长都是20多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支1933年8月5日成立于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的部队，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共一万余人，党团员占70%，下辖三个团，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
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少共国际师”的将士们唱着“列宁的青年们，武装起来上前线”的战歌，誓师出征。
首战闽北拿口，“少共国际师”歼敌500余名，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朱德、周恩来等发来专电表示祝贺，称他们是“铁拳初试”。此后，“少共国际师”又在将军殿、邱家隘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其中石城保卫战一役伤亡过半，一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5000余人。一方面，少共国际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缺乏军事经验，作战训练也相对仓促了一些；另一方面，他们正好赶上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等敌我形势异常严峻的时期。“我们没日没夜地打，但经常是前面的部队还没有到阵地，就被敌人飞机炸死好几十个，我们的碉堡也经常被摧毁。”杨思禄说，“那个时候，我特别恨飞机。”
1934年3月，“少共国际师”改称15师，由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丢掉左臂、日后被称为“独臂将军”的彭绍辉出任师长。7个月后，5000余人的红15师开始长征，担负掩护和殿后任务。湘江战役中，红15师派出一个团配合红5团佯攻牵制敌人，另以两个团阻击追敌，保卫湘江界首渡口。面对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部队拼死实现了战略意图，但官兵伤亡惨重，仅剩下2700余人。遵义会议后进行的部队整编中，为充实主力部队，红15师被撤销，人员编入红1、2师，存在不到一年半的“少共国际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从“少共国际师”走出的许多将士成了共和国第一代开国将领。师长彭绍辉和政委肖华双双被授予上将军衔，当年痛恨飞机的“红小鬼”杨思禄后来也成为了军区空军司令员。
二、红军长征播撒革命火种，建藏族史上首个红色政权。长征不是溃逃，红军也不是流寇。党和红军把由失败引起的战略退却变为北上抗日的战略进军，一路宣传党的主张，创建红色政权，组织地方武装。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一场伟大的战略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事实证明，长征不是溃逃，红军也不是流寇，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各路红军都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带领当地群众创建革命政权，组织地方武装，一路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一方面军：帮助各地群众组建地方武装。1935年2月扎西会议之后，中央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后，徐策、余泽鸿等人领导游击支队转战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7年春，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根据地丧失。特委和纵队随后在边区组建云南游击支队，一直活动到1947年。长征途中，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不仅保证红军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央红军在通过黔东南时，在黎平建立了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地时，中央红军发出设立彝人政府的号召，成立了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冕宁县抗捐军。受红军的影响，彝族沽鸡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打起了刘伯承授予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联合其他黑彝家支的人，共同抗击国民党军。
红二方面军：临时根据地成为长征“加油站”。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成立了新的临时政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也随之建立，形成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各族群众积极报名参军，短短20多天就扩大红军5000余人。在红军帮助下，成立了以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地区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支援红军等许多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根据地没能巩固下来，但是救国军却在当地长期坚持斗争，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没有熄灭。北上陕甘途中，红二方面军还在甘肃成县、徽县等地建立了临时根据地，在战略转移途中获得了一个休整时机。根据地和临时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他们把打、走、蹲（建立新根据地）紧密结合起来，在长征途中获得了必要的休整，以逐步转进的方式完成了长征。这种长征方式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称赞他们“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
红四方面军：成立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红四方面军十分注重开展群众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岩石上镌刻标语进行宣传，成为有名的“红军石刻”。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在剑阁、梓潼、江油等地建立了5个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开辟了松理茂赤区、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和康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宣告成立，号召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在红军的协助下，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11月8日，党和红军在绥靖县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康北甘孜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波巴自治政府，此前成立的藏民独立师成为政府下辖的重要地方武装。波巴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红军北上出发时，朱德把自己的军帽送给活佛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红军。红军走后，反动当局杀害波巴政府工作人员40多人，格达活佛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巧妙地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
红二十五军：建立长征中最稳定的根据地。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庾家河地区，翌年5月，初步建立起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口近50万，并建立了鄂陕边游击师、豫陕边抗捐军等2000人的地方武装。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鄂豫陕根据地的开辟，使红二十五军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它与川陕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西进汉中，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北逼西安，配合红二十六军的反“围剿”斗争，迈出了在中国西北部建立大片苏维埃的第一步。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最艰难的岁月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之后，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74师坚持开展了一年多时间的斗争。1936年11月，他们在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派手枪团、步兵团的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虚张声势，搅得国民党军四处告急。后来，毛泽东同鄂豫陕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谈到此事时，赞扬说，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三、长征初期多数人思想混乱，突破四道封锁屡遭重创。从开始战略转移到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遭受严重损失，人数从最初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余人。中央红军为何在长征初期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决策犹豫，准备不足，出动仓促，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认为，虽然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几个月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对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却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战士传达。因此，当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部队思想上的混乱。而新建的军团还没有进行整训，许多新兵甚至没有进行必要的训练，也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占权说，在长征初期，红军采取了主力部队在左、右和后面护卫，军委纵队居中的“甬道”式的部署。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营具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时队伍前后长达百余里，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中央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四、红军被迫仓促进行远征，在草地中几近断粮绝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数万人马，在仓促脱离根据地，被迫进行远征的过程中，就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着。
1934年10月22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部队在白区行动中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通知》：“没收地主，枪决反动派，向富农捐款……”。《通知》虽然没有直接指示红军在脱离根据地后，如何在白区筹集粮食，但阐明了红军在白区的补给原则，即“取之于敌”。
1935年3月1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出指示：“……乙、在粮食较多的地方没收土司反动头人并分一部给群众，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不得在筹粮时乱行翻取与破坏经堂与经书……丁、不得杀食耕牛、母羊、小羊、小猪……”此时，红军刚刚二占遵义，为了适应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情况，专门发布了这条指示。指示中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35年6月20日，红军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给各军团发电：“我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现特再规定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如下……戊、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辛、抛弃和浪费粮食者严罚……”是时，红一、四方面军刚刚在懋功会合。懋功地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两军会合后粮食问题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红军还需要为进入草地准备必要的粮食。红军总司令部认为通过草地的时间为7天，因此电文规定“携带干粮除每人须指定七斤外，可雇人及使用骡马背”，以确保每天能有1斤粮食。电文还特别指出“牛羊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干粮”，且“每一斤鲜肉作半斤（干粮）算”。
1935年7月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保障松潘战（役）的胜利携带粮食的决定》中，要求红军想办法尽可能多地携带粮食，如果“米袋不足应用衣服装……”为了筹集粮食，红军组织了便衣队到村庄附近的山上，寻找逃跑的群众。红军的另一份电文上称“如寻到群众，不论人多少，都应呼来鼓动”，希望通过宣传动员老百姓把粮食卖或借给红军。遗憾的是，红军积极筹备的松潘战役计划，因为张国焘的反对和故意贻误而流产。胡宗南派重兵扼守松潘，使红军不能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红军在草地中几近断粮绝路。
五、红军宽待俘虏留下美名，“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了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但在反“围剿”中，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采用极端杀戮政策，同时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未能很好地执行。解放军档案馆收藏了一份1934年2月21日的中央军委密电。在这份密电中，红军的俘虏政策已经变成了“以血还血”。不过在1934年10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文中，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做出了新的指示：“对敌军俘虏，应加以优待，在短促的政治宣传鼓动后，即释放之，其连以上官长，应送至总政治部处理……”。这份红军电文的发电时间，刚好是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时间。可以看出，由于长征初期准备不足，红军没有时间对俘虏进行收容教育，基本上采取不“收留”的态度，只是“短暂鼓动”就释放。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总司令部以明电的形式对俘虏政策再次做出规定：“（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与电文同时发布的红军布告则热情地鼓动敌军士兵：“无家可归的你们可以在苏区分田分屋，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做苏维埃独立自由的公民……”。同年，周恩来签署下发了《关于发白军费的规定》，其中规定：（1）缴枪回家的发二元，当红军的一元；（2）拖枪（注：携带枪支）投诚的回家发五元，当红军的发三元。红军的这几份电文，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和最大程度地瓦解了敌军，也基本奠定了我军俘虏政策的雏形。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留下了文明之师的美名。
六、红军长征，曾向广东军阀秘密“借道”。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夕，曾与广东军阀达成秘密协议，向陈济棠部“借道长征”，为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日前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看到了这份协议的全文。
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矛盾较深。据于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介绍，陈济棠部和中央苏区一直存在贸易往来，尤其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于都县铁山垅设立的中华钨砂公司，所产钨砂大多通过和粤军做交易，换取苏区急需的药品、粮食等物资。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然被封为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因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所以迟迟不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为了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他还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1934年9月，陈济棠曾派密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周恩来、朱德认为陈济棠要求和谈是有诚意的，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力争与陈济棠部达成停战协议，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突围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10月5日，朱德、周恩来委派何长工、潘汉年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总参谋长杨幼敏等秘密会谈。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五项秘密协议。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张小平说，这就是史学专家称为“互相停战，借道长征”的5项协议。但是，由于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没有及时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10月21日夜至22日清晨，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3000余人。之后，陈济棠命令其主力部队撤至大余、南雄及粤北一线。果然，11月5日至8日，突围西进的红军到达粤军管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未经交火，就从汝城、城口间顺利通过。
七、红军战士六盘山下集体死亡，直至1989年悬案解开。“……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毛泽东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后意气风发的即兴之作，对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这六盘山脚下，曾经发生一起大批红军战士突然死亡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
这起谜案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为今人所破解。1935年10月1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历经长征，到达甘肃环县洪德地区。洪德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由于毛泽东判断准确，决策及时，马不停蹄，中午率队即迅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东进，使两个小时后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的6路国民党军扑了空。随后毛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东驰15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宿营。洪德突围脱险后，毛曾幽默地说：“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然而，第二天黎明，被紧急唤醒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部队，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集体死亡300余人！报告很简单，这些红军指战员在昨天宿营前，还一个个还是生龙活虎，可在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初步判断的死亡原因是食物中毒。
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300多个革命种子竟然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从红军队伍中一笔勾销了。毛泽东震怒了，全军上下悲声一片，大家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发誓要抓住凶手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红军相关机构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特地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此案便成了一桩未了的悬案。随后的几十年中，“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耿湾镇“红军命案”均被作为重点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曾一度被弄得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曾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和冤枉了许多好人，但终因未破，成为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
1989年秋天，驻宁夏的解放军给水团奉命到六盘山东麓的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偶然交谈中，得知当年发生在耿湾镇的那件久悬未破的疑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以锲而不舍的执着探索精神，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寻访当年的目击者。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地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现代毒理学的原理，结合已经掌握的耿湾镇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样分析，初步认为，300多名红军是由于当地自然生成的氰化钾、氰化钠中毒致死，而非人为因素所致。他们发现一是耿湾镇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1吨水中纯钾量达到1000至2000毫克，正常情况1吨水中的纯钾含量只有500毫克，此地的钠离子含量也远远超出了标准含量。二是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耿湾镇地域属延长盆地高含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中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由于氰与钾、钠最具亲和力，氰与钾、钠结合生成氰化钾、氰化钠两种剧毒性结合物，一旦人体摄入50微克氰化物，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在无任何痛苦情况下，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死去。为证明这一论断结果，两位工程师用整整3年时间，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是正确的。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很快就窒息死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别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就闯过了这一关。在今天看来，此案并非疑难案件，但在60年前的特殊历史背景及毫无检测手段的情况下，确属疑案。现在六盘山下这桩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疑案终于被揭开了，如果毛泽东九泉有知，也可以放心了，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八、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怎么算的，根据干部日记作统计。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不是按地图一个省一个省的行程加起来的，因为当时形势恶劣，行军路线迂回曲折，经常改变，按地图标记来计算是算不出来的。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是从日记中推算出来的。长征中，有几位红军干部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像红一团团长邓华、《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长征结束后任五团政委的肖峰等。而记得最完整、最详细的是肖峰。肖峰的日记是记在大小和颜色都不一样的碎纸片上的，他用针线将它们订成一本一本的，纸片上有用铅笔写的字，也有用钢笔写的，字迹很小，但一天也不少。所记内容有某月某日气候怎么样，走到哪里，走了多少路，打了几仗，人员伤亡多少，弹药消耗了多少，缴获了多少枪支等。
到了陕北后，人们在总结长征总路程时，就是根据这些日记一点一点算出来的。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于是历史上就有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说。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般是指红一方面军的行程。而朱德在他的《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为什么说朱德长征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呢？这是因为为反对张国焘搞分裂，防止把队伍丢给张国焘，争取把这支队伍带回正确路线上来，朱德毅然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两过草地，三过夹金山。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朱德又率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到达噶曲河边。所以，朱德的长征行程是三万五千里。
九、《遵义日记》中红军官兵的“小资”生活。《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目的是向外界宣传红军，1942年11月在延安排版印刷，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署名“何滌宙”的《遵义日记》即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作者大概是红军学校中的大学生“教员”。从该文可以看出，就在“遵义会议”展开紧张的决定党的命运的“路线斗争”的时候，普通的红军官兵其实根本不知道上层发生的事情，倒是在那里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小资”生活。
第一天，进遵义……
第二天，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就约同肖、苏、冯三同志去逛街，大家不约而同地找东西吃。到川黔饭店，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等六七个菜。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也当不了这个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第三天，在土豪家：今天团部分配两家土豪家的用具为我们用，我们将不需要的，多余的分给群众。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蒋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子。“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四天，欢迎朱毛：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丁字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
第五天：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理论，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第六天，群众大会篮球比赛：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同S·T又去吃辣子鸡丁，不但没有起色，反而发现有猪肉冒充，欺人太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接着是朱毛的演说。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篮球场已挤满看客，初次比赛，谁也不甘示弱，红军打战（仗）百战百胜，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工（功），没有还手之力。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地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第七天：上午讲了两堂课，下午同S·T去裁缝铺取大衣，小得不能穿，问他为什么不照量的尺码裁，裁缝说皮子不够，真是岂有此理！一件长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没有皮，长只到膝盖，岂有不够的道理，至少赚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争论，又无证据，只得在胁下两条加做棉的，裁缝愿意赔布。
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大家要求肖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晕（荤）。
第九天，准备行动：直到临睡，还未见出动的命令，依旧在这漂亮的洋房子里过了一夜。
第十天，别矣遵义：半夜来的命令，拂晓就出动，天没有亮，就起来收拾行装，依旧是十天前进遵义时的装束，穿上遵义的纪念品“大衣”，在八点钟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
长征中的女红军
战争本身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多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一、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男女两性之比为
2700：1。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红军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就说法不一，无从考证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这次体检是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于预料到未来突围转移，将面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炼队伍，共有100多位女红军成为拿到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一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中央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于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的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名免检的同志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二、红25军有“七仙女”二方面军有21位女兵。红25军、红二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
三、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有一次非常神秘而传奇的战例：1935年川军刘汉雄部偷袭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与敌人周旋。他们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一时间全川为之震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而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则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临近分娩，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营救下，张琴秋最终回到了延安。）先锋团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
在四方面军参战妇女中，出现很多惨烈事迹，如大小金川一战，十几名女兵被敌人三面包围，弹尽粮绝，女班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带领全体女兵集体跳河自尽。
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三、走与留，福与祸，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25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49年，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魏元德、周月华、危秀英；中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何炼芝、康克清、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四、女性奇迹，辉煌表现。参加70年多年前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25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那么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应该不足3000名。
长征途中打仗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一点儿都不比男红军轻松，并且，同样也会遇到生命危险。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筹备粮食，这就是“走前”。但常不顺利的是，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藏起来。于是她们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动员他们来帮忙，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如此“走前走后”，每天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疑虑。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的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索性剃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欢迎尼姑革命”。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托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钱”，就是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
藏族女红军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了。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参加长征的女性，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了辉煌的一页。
参加长征的四路红军
1.红一方面军。我们一般对长征了解较多的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出發時人數為86000人，到達陜北只剩約7000人，大約每12人中只有1人到達陜北。除了红一方面军之外，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还有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2.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最突出的贡献是促进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二方面军是1936年7月5日由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而成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湘中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2万余里。出發時共21000人，剩13300餘人。
在红二方面军中，红六军团在长征前还担负了为中央红军开路的任务，在会合红二军团之前行程已达5000里。这两个军团的长征采取了跃进一段、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同敌人周旋，因此总减员比较少。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还专门赞扬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
红二方面军对长征的一个突出贡献是维护和促进了党和红军的团结。贺龙谈到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时就曾说：“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两军团会合后，基本上是共同行动，密切协调，团结一致，形成了与红一、四方面军并列的又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详细了解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们自觉同朱德、刘伯承站在一起，同张国焘进行斗争，既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讲究方法策略，顾全大局，对维护团结、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是历经坎坷仍保存大量有生力量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出發時80000餘人，剩33000人。
红四方面军受张国焘的影响，其长征历程格外艰难，三次过草地，走的路线最曲折，所用的时间也最长。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下，排除张国焘的干扰，经历多次战斗，粉碎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了北上战略转移的任务。
红四方面军最大的贡献在于保存和锻炼了一大批有生力量。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能够吃大苦，善于打硬战的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数次穿越雪山草地，打了许多恶仗，可以说是历经坎坷，多灾多难。但是他们凭着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过硬的战斗作风，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美誉。三大主力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33000人，是参加长征的各路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
4.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为革命立了大功”。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至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结束，历时10个月，途经4省，行程近万里。
红二十五军是人数最少、费时最少、行程最短、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他们在长征过程中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在所有长征队伍中独树一帜。另外，红二十五军出发时总兵力只有2900余人，到达陕北后兵力达到3400多人，还不包括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74师等部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中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贡献却很大。他们是长江以北独当一面的战略力量。国民党政府对这支红军也很恐惧，在全国公布的悬赏头颅标价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列在第一等，高达25万银元。当红二十五军获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西征北上，在战略上配合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正如徐海东所回忆的：“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他们转战陕北，同陕甘红军一起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开创西北革命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固基础。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徐海东、程子华说：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第五章 历史揭秘
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
1930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4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对全国红军实行“集中组织，统一指挥”。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再次强调组建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构，决定按“三三制”原则整编红军。
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是以4个军团为基础发展组建4个方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于6月决定，将长江军区所辖的主力红军集中整编为4个军团：以赣南闽西地区的红3、红4、红10军组成第1军团；以湘鄂赣地区的红5、红8军组成第2军团；以湘鄂西地区的红2、红6军组成第3军团；以鄂豫皖地区的红1、红9军组成第4军团。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在创建过程中，实际组成的军团序列和编制与计划略有不同。
1930年6月中旬，红4军与1930年5月成立于赣南闽西地区的红6军（后改为红3军）和红12军在福建汀州组成红军第1军团（开始称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6月10日前后，红5军与由其第5纵队扩编而成的红8军在大冶组成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中旬，红2军（由湘鄂边红4军改称）与1930年2月在鄂西地区成立的红6军在江陵组成第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1931年1月，红1军与活动于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15军合编组成红军第4军，未称军团。
1930年8月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后，两军委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红4军和刚刚成立于皖西六安麻埠的红25军合编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之后，在长征途中红2军团和红6军团于1936年7月5日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红32军（由原中央红军第9军团改编）编入红二方面军序列。这样，红军三大主力在编制上正式形成。
由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1军团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需要合编为一个方面军了，红三方面军便未再单独组建。
长征之后还有多少红军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的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会师陕甘宁，经历了长征的红军还剩多少人呢？
长征出发一个半月，人员损失大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头号目标，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部队减员最为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却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交界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慨，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成分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6000中央红军到陕北，迅速恢复发展。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直属队、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过草地，红一方面军5000人编入红四方面军。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红军长征时间和里程：
红七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6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发。
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由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横石出发。
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雩都出发。
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罗山何家冲出发。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由川陕革命根据地苍溪出发。
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桑植刘家坪出发。
人们总是习惯地将“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起来，实际上并不确切。
分别对三个方面红军长征路线进行测算，可知：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长征行程八千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行程才是二万五千里。
因此，“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只适合于红一方面军，不能概括全部红军的长征行程。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里程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参加了长征全过程的红军老战士杨衍宗透露：是根据红一方面军几名“有墨水”的干部日记中的记录算出来的。
据杨衍宗老人介绍，长征从一开始就不是像现在的行军那样走直路走大路，而是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头顶有敌人的飞机，大小战斗不断，几乎几天就打上一仗，部队的行军路线迂回曲折经常改变。因此按照地图的标识来计算红军长征的实际行程是不准确的。
谈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从日记中算出来的，杨衍宗重点提到了他所熟悉的几个人，那就是红一团的邓华，到达陕北时已担任红军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和长征结束后调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任五团团政委的肖锋。据杨衍宗回忆，这些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除他们外还有一些干部也都在长征途中记了日记。他们的日记为长征结束后的总结，起到了第一手资料的宝贵作用，而记得最完整最详细的是肖锋的日记。肖锋的日记是记在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一张张碎纸片、纸头上，用针线钉成薄厚不均的一本本。上面的字有铅笔字，也有钢笔字，字迹很少，但内容却一天也不少，所记包括某天某日气候怎样，走到哪里，走了多少路，打了几仗，伤亡多少，消耗多少弹药，缴获多少枪支，经过哪几个村庄。这本弥足珍贵记录了长征途中大部分资料的日记，大约在1939年2月整理抄录完毕。正是有了这些日记才推算出长征里程。于是毛泽东发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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