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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油摇篮》编委会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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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摇篮试读：

《石油摇篮》编委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油摇篮／《石油摇篮》编委会编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21-7329-6

Ⅰ．石…

Ⅱ．石…

Ⅲ．石油工业－工业史－玉门市

Ⅳ．F42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3253号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523612　发行部：（010）645236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1/16　印张：18.5　插页：14

字数：360千字

定价：38.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玉门“花甲”感言（代序）焦力人

玉门油田已经度过60年了，值得庆祝和纪念。我以一个1949年进入油矿的石油老兵的名义，向她表示衷心祝贺。

1937年，有3位中外地质专家来到玉门，一个是美国的韦勒博士，一个是美国的萨顿工程师，还有一个是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孙健初。他们考察了老君庙构造，写了一个很好的地质报告，功不可没。中国老地质家翁文灏是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力排众议，决策开发老君庙油矿，我们不应忘记他。老君庙油矿的开发是抗日战争的需要，当时中国用油全部靠“洋油”，沿海又遭封锁，“洋油”无法进入，因此急需在国内开发油田。同时，老君庙油矿的开发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从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调拨钻机和人员进入到玉门。

玉门油田经历了解放前的10年和建国后的50年。

解放前，中国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职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为了抗战，他们发扬“一滴石油一滴血”的精神，艰苦创业。前期领导人孙越崎、严爽、金开英、郭可诠、邹明等和一大批知识分子、广大职工在戈壁滩上度过了10年，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总经理邹明先生，在解放前夕，率领全矿4000多名职工进行护矿，向新中国移交了一个完整的现代石油联合企业，油矿没有受到丝毫的破坏，得到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表扬。台湾石油界的主要人员，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老君庙派到台湾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油田和炼油厂的。他们都自称是“老君庙旧人”，很是怀念玉门，去年他们回访了玉门，念念不忘老君庙油矿。

甘青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好多经验值得总结吸取。如4000多人的石油综合企业，三级机构，都是一人负责，不设副职，生产技术部门必须有工程师头衔的主管，分公司服务工作都是由公司统一直接管理，很精干，很少冗员。

解放后，党中央非常重视玉门油矿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把玉门油矿建设成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并且把兰炼、兰石作为苏联援建的石油配套项目。

在此期间，上级领导还多次向油矿派来多位党政领导干部加强领导，如康世恩、杨拯民、张俊、刘长亮、焦万海、杨志范、沈晨、张复振等同志。大批人民解放军战士转业到油田，前后好几万人。特别是1952年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七师整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到玉门的就有4000多人。还聘请了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国的大批专家参加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并向油矿分配了大批大学生。

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对玉门的建设十分关怀。前后到玉门进行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王震、宋平、姚依林、习仲勋等。第一个石油基地建成后，朱总司令题诗：“玉门新建石油城，全国示范作典型；六万人民齐跃进，力争上游比光荣。”叶帅题诗：“引得春风度玉关，并非杨柳是青年，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

著名作家杨朔写下了名篇《石油城》，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引来许多青年参加石油建设。著名诗人李季的诗篇：“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歌颂玉门对全国石油工业的贡献。

玉门这个第一个石油基地，这个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中国石油工业的“老母鸡”，她一直担负着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石油、出技术、出经验、出人才的“三大四出”责任。50年代派出油矿大部分专家参加建设我国第一个百万吨兰州炼油厂。60年代参加大庆会战担任主力。“王、马、段、薛出玉门，铁人铸成石油魂，决心甩掉落后帽，誓为祖国献石油”。以王、马、段、薛为代表的一万多名玉门人，会战大庆。70年代跑步上庆阳又是一两万人，打下了长庆油田的基础。80年代重战吐鲁番，最后拿下好油田。前后培养支援10万多人，大部分都是成建制，有领导干部，有技术干部，有熟练工人。大庆“五大标兵”前后从玉门出去的就有4人。

从玉门出去当了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有翁文波、童宪章、李德生、田在艺、翟光明。

这10万人出去后，带去了经验又培养出众多的石油人。可以说，有了玉门这个摇篮，才有今天我国石油工业的局面。

玉门油田经历了60年，她比大庆油田早20年，比胜利油田早25年，比辽河油田早30年。她经过勘探、建设到生产上的初产、高产、递减、开采后期各个时期，她在前面走，对全国油田都有着引路作用。

全国各油田的注水开采技术都是从老君庙油矿开始；抽油技术等也都是从玉门开始。

特别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大跃进时期玉门油矿超负荷高速度开采，使油田生产急速下降的经验，对石油部领导印象最深。开发大庆油田，一开始就坚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储量计算上“三个不算”，产量指标上留有余地，管理上坚持“三老四严”，这样使大庆油田长期稳产得到了物质保证。

玉门油田已经度过了60年。每个油田都有她的初产、高产、产量下降到低产枯竭的时候。我们过去开发新油田，研究高产增产注意得多，对油田后期到低产的问题和措施注意不够。低产后，甚至枯竭之后的油田如何发展，没有一个政策和措施。玉门油田已经开采了60年，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到了老年，产量很低，和其他初期、中期油田相比，有着特殊的问题和困难，希望国务院、省上、集团公司对她应当多加关心，在深化改革中能对后期油田、低产油田研究确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创造老油田的新经验。这样，我们庆祝玉门油田60周年就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经集团公司党组批示，玉门油田党委领导，正在编写一本《石油摇篮——玉门油矿60年》，它是对玉门油田60年来的表述和总结，也是献给百万翻天覆地的石油人和关心我国石油工业的人们的一份薄礼。（摘自焦力人在玉门油田60周年矿庆大会上的讲话。作者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玉门颂敬祝玉门油矿成立六十周年庆

玉门荒漠，渺无人烟，风卷驼草，砂砾连天，而我国之石油富源，竟于日寇侵华，国家多难之秋，首现于穷塞绝域之中。

嘉峪关外，风沙苦寒，飞鸟绝迹，而今井塔林立，楼阁连云，人烟辐辏，击毂摩肩，楼兰盛况，复见于今日。

祁连山麓，涓涓细流，润泽万户，去碱土，勤灌溉，戈壁荒郊，竟现林木葱茏，绿茵丰草，俨若世外桃源。

一九三八年玉门油矿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筚路蓝缕，排除万难，探获油源，兴建炼厂，开我国石油工业之先河，创人定胜天之范模，六十年来，成绩斐然，中外同钦。

海峡两岸石油工业，暨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兴起，绩效技术，直追欧美，蔚然而为工矿业中之奇葩。然饮水思源，玉门油矿实为我国石油工业之发源地，当年老君庙辛勤培育之幼苗，即今日枝叶婆娑国家经济之大树。

旅居台湾及北美洲之老油人，昔年弱冠投荒，予役矿区，今逢玉门油矿成立六十周年，皓首重临，倍感荣欣，英年已九七，不克亲趋恭贺，唯能遥祝盛典，共献芜词，敬以为贺。一九九八年八月金开英暨旅台及北美洲玉门老油人同敬贺老油人冯宗道敬撰（金开英为原甘肃油矿局炼厂厂长、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协理，是中国现代炼油工业创始人之一，后为台湾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引子

这是1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

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

冬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寂静的戈壁大漠上，正悄然行进着一队全副武装的突厥人。

突厥人以游牧为生，主要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六世纪中叶，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吞并邻近部落，开始向中原进犯。

突厥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渐渐地逼近了西北重镇酒泉郡。黎明前，大队人马围困了酒泉城。

当酒泉城的守军发现突厥人时，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一场恶战开始。戈壁大漠上，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突厥人越战越勇，守城官兵伤亡惨重，酒泉城危在旦夕。

在这危急时刻，守城司令决定用早已储备好的干草浸蘸石漆做火攻武器，来打击突厥人的攻城行动。官兵们连忙行动起来，有的运干草，有的将干草扎成捆浸蘸石漆。不一会，突厥人又开始攻城，官兵们把做好的火把、火箭投向敌人。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突厥人毫无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神奇武器吓呆了，霎时，被烧得人仰马翻，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大漠戈壁上一片狼藉。守城官兵用火攻武器打退了突厥人的进攻，保住了酒泉城。

官兵们用的石漆就是石油，它来自离酒泉不远的玉门。

唐代史传作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石油可以成为武器，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

玉门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嘉峪关外，东经97.37度，北纬39.48度，南依祁连山，北临马鬃山，海拔2400～2700米，发源于祁连山的石油河在山谷戈壁间流淌。这里出产石油，史书早有记载。公元290年，西晋人张华编撰的《博物志》称：“酒泉延寿县南山，有火泉，火出如炬”。这里说的延寿县就是玉门，南山即祁记载了玉门石油、天然气的一般性质和状态：“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籧，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泊，漾漾永永，如不凝膏，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水经注》记载了古代人对玉门石油的利用：“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大明统一志》载：“石油，肃州南山出。”《肃州志》载：“嘉峪关西有石漆，今按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土人取之燃灯。”第一章　民族呼唤

19世纪下半叶，国际石油勘探获重大突破，大大加速了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石油已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告诉人们，拥有石油，就是拥有金钱、权力。拥有石油，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甘肃西部这块埋藏着石油的宝地，引起了中外地质学家的关注。

——1892～1894年，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从恰克图出发，横越蒙古，通过华北地区，考察了祁连山，调查了酒泉玉门的地质状况。

——20世纪初，清朝光绪年间，比利时人林辅臣，携员调查玉门石油，并取油样到上海化验。化验结果表明油质很好，林向甘肃当局提议开发。1905年，为开采玉门石油，甘肃洋务总局改称矿务局，并成立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聘用林辅臣为公司总办。双方经过协商，于9月15日在兰州签订合同，经陕甘总督升允批准实施。甘肃洋务总局派林辅臣回国购置机器，聘请技术人员。1906年秋天，林辅臣病死途中，他的儿子来甘肃接办。此时情况发生变化，升允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请开发皋兰县凤凰山铜矿获准，好不容易筹集的资金，便被拿去开铜矿，开发玉门石油的计划就此流产。

——1921年，地质学家翁文灏派地质学家谢家荣调查玉门石油。谢家荣在调查后写有《甘肃玉门油矿报告》，对开发玉门石油，表示出极大兴趣。

——1928年12月，甘肃省政府派遣地质学家张人调查玉门石油。张人考察了石油河附近的地质状况，并用蒸馏法化验玉门原油，证明油质甚好，认为颇有开采价值，并提出开发玉门石油资源的计划和实施方案：“以探矿为初步”，“矿量确定后，再设法开凿油井，并建筑冶炼石油厂”。他还提出，如“恐财力不逮”，可“借款办矿”，只要“条件合乎，不丧权辱国”。可惜，张人颇有见地的报告送到甘肃省政府后竟石沉大海。

古老的中国踟蹰不前，对石油的开发仍然处于原始状态。

生息在玉门一带的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用土法开采石油。清同治年间，开始采取“掘坑取油”的方法，即在油苗露头的地方掘凿直径1～2米，深约0.5米的锅状浅坑，油渗满后，用瓢把浮油撇出，倒人桶内储存或运走。

到了民国初期，这种土法开采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开采的油区面积零星分散约为10余平方公里。在石油河东岸悬崖下和干油泉共有油泉41个，年产量约10～25吨，石油沟有油泉6个，年产约为2.5吨。参加开采的人也日渐增多，出现了由赤金堡居民集资合股经营的局面。这种土法开采一直延续到1939年才告结束。

中国对石油的开采、利用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戈壁驼队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向外扩张，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虎视眈眈，妄图侵占华北和全中国。工农大众和各阶层人士奋起救亡图存。为增强国家实力，由知名人士顾维钧（即顾少川）等出资成立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经国民政府批准，获得甘肃、青海、新疆三省石油专探专采权。

茫茫戈壁，风带着哨声，呼啸着。一眼望去，白雪茫茫。太阳就要下山了，远山变得时隐时现。忽然，峡谷中隐约传来一阵驼铃声，在寂静的戈壁叮咚作响。

这是1937年10月的一天。

在晚霞中，一支神秘的驼队来到了当年的古战场。沉睡的戈壁睁开眼睛，望着这些不速之客。奇怪的是驼队中还有两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为首的是一位中国人，中等个头，圆圆的脸庞上戴着眼镜。他望着昔日古战场的遗址，脸上的神情非常的凝重。他就是孙健初。

孙健初，河南濮阳人，1897年生，1920年中学毕业，考进公费资助的山西大学工科采矿地质系预科班。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山西大学采矿地质系毕业。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到河北宣化、怀柔和热河承德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先后3次到绥远、察哈尔西南一带调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半壁河山。此时，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情景，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信念和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石油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解放后，孙健初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处处长、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952年，因煤气中毒，不幸在北京逝世。为纪念这位玉门油田的开拓者，玉门人民在油城公园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这支神秘的驼队就是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的探矿队。队中的外国人，一位是约翰·马文·韦勒博士（John Marvin Weller），一位是威廉·萨顿工程师（William Sutton）。

1935年夏天，时任中华民国驻法国公使的顾维钧回国度假，听到了有关西部石油的消息。他深知石油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于是，立即与自己的姻兄严恩以及三位银行实业界的亲朋好友周作民、钱永铭、张盛隆商谈此事。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是江浙财团的首领、中国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严恩、张盛隆均是南洋富豪。

很快，1935年7月12日，顾维钧、周作民、钱永铭、严恩、张盛隆五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提出利用大陆银行和金城银行的资金，请求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申请的理由是：中国的油料生产几乎为零，每年进口需耗资1万万元之多，发展民族工业，才是自强自立之本，并提出特许权状12条。其中主要有：“探勘石油之经营特许权，其年限5年”；“探勘工作费用均归呈请人或其组织之公司担任”；“5年内找不到有工业价值之油矿，特许权废止”等。实业部部长陈公博接到呈文后，电告时在成都的蒋介石。蒋介石于8月7日复电同意，并提出四点要求：

甲、该处地临边陲，油矿开采务必全用华资，以免引起意外纠纷，万一查有洋股，所得权利完全无效。

乙、在平时或临时，皆须遵守中央政府所颁之法律及命令，各种运输方法皆须先得政府核准。

丙、关于该处地质情形及探采炼等方法，须与资源委员会随时接洽。

丁、有必要时政府得派员监察或指导。

陈公博于8月中旬向行政院写了提案。8月31日，行政院召开了由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部门官员参加的审查会议，决定由实业部拟定草案。实业部拟定了特许权状16条，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1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第82号训令，训令引用了法律、财务两组的报告，认为：“此种矿业依总理遗教应归国营，惟目前国库竭蹶，无力经营，与其弃置，似不如利用人民资力提早开发。”同意顾维钧等专探专采甘、新、青三省石油。

1936年，顾维钧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并于1937年初由他们的朋友“中国通”加拿大人哈里·赫西与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密商，邀请美孚石油公司参与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石油资源开采。但美孚因对该地区的储油前景一无所知，要求先得到第一手资料后再谈合作问题，所以商定由美孚石油公司派两位地质学家加入中国西部的考察。随后，美孚专门出资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伊利诺斯州地质调查所地层学及古生物室主任马文·韦勒博士和曾在南美工作过十几年的威廉·萨顿工程师，作为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前来中国。但碍于中国政府规定不得有“洋股”参加，所以对外说成是由中国煤油探矿公司聘请的。他们便是神秘驼队中的两个外国人。

韦勒生于1900年，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地质学，获地质学博士，20年代曾在印度旁遮普从事地质考察。他个子很高，非常英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也很幽默。

1937年1月7日，韦勒接受了到中国西北考察的任务。1月31日，在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办事处，韦勒初遇萨顿。萨顿身材不高，十分健壮，浅褐色的头发，嘴角带着笑容，显得十分安详和随和。1937年2月2日午夜，韦勒和萨顿离开纽约，转道欧洲前往中国。2月8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他们即到中国驻法大使馆会见顾维钧。顾维钧认为考察的地方虽然相对来说不很大，但应尽可能覆盖更大的地区，并且要求这次考察以韦勒他们为主。

3月8日清晨，韦勒、萨顿抵达上海。哈里·赫西和金城银行秘书史悠明前去迎接。史悠明曾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社会交际广泛。这次应顾维钧之聘，担任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组成的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队长，作为韦勒和萨顿的代理人并负责安排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事宜，负责考察所需的物品及器材的采购。他性格和蔼，凡事都尽职尽责。

韦勒、萨顿在上海见到翁文灏，并根据翁的安排到南京，参观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当时翁文灏要去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正忙于赴欧的准备工作。由代理所长黄汲清会见了韦勒和萨顿。

黄汲清安排曾在甘肃进行过地质调查的孙健初与韦勒、萨顿进行交谈。

孙健初向韦勒、萨顿介绍了甘肃西北的情况。韦勒、萨顿希望孙健初能与他们一道去甘肃调查，得到地质调查所同意并让孙健初先去西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因新的甘肃省主席迟迟未到任，政府不签发前往甘肃的护照，原定4月初开始的野外考察被延误了，错过了野外工作的大好季节。直到贺耀祖任甘肃省主席后，考察队才得到去甘肃的许可。

6月8日史悠明、韦勒、萨顿到达西安，与孙健初会合。

6月22日考察队乘飞机离开西安到兰州，在兰州停留了12天，一面等待从西安运送仪器的卡车，一面做一些与考察有关的联系工作。

史悠明和孙健初趁空拜会了贺耀祖。贺耀祖发给考察队去甘肃西北部的护照，还给当地驻军首领写了介绍信。最令孙健初他们高兴的是，还弄到了一幅青海省东部的军用地图和一份省政府签发的使用这种地图的许可证。

他们先到青海的西宁及青海湖地区作了短期考察，结论是：甘肃西南部及青海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1937年9月9日，考察队从兰州出发，于19日到达酒泉。考察队在酒泉作短暂休整，补充生活用品。他们订做了过冬的皮大衣，并四处购买马和骆驼，结果只买到了两匹马。韦勒和萨顿不会骑骆驼，就骑仅有的两匹马，孙健初只能骑骆驼。韦勒的个头很大，马个头很小，韦勒骑上去，两只脚吊下来就要挨到地面上，样子非常滑稽。

10月2日下午4点，考察队离开酒泉，沿南山西行。他们一会儿从山间小路上山，一会下山，不时穿过乱石滩，有时又在小河中涉水而行。一路上三人不停地绘制地质草图，进行地质测算。西行多是不毛之地，既无耕地也无水，土地表面是碎石，下面是沙层，戈壁上刮着小旋风。骑在马上非常冷，大家就下来步行。

10月15日，考察队从白杨河到马莲泉宿营，考察了这里的油苗。油苗已变成沥青漂在水面上，又黑又粘，用木棍一拨弄可堆成一坨。随后，在干油泉沟，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石油露头。油苗地处一个小山沟内，浅红色的山沟很深，有小型背斜构造，有一块很厚的砂岩为石油浸污，不时能看到土法采油的锅状坑。

在距干油泉18里的小石油沟，又发现两处前人考察中从未提过的油泉。

10月17日，经过半个月的风餐露宿，考察队终于来到了玉门石油河畔。石油河是玉门县境内一条由祁连山雪水汇集而成的小河，后因附近出产石油而得名。河两岸是一片高地，比山下的石油河高出100多米。在高地的边缘，可以俯视石油河。在距河面30多米的一块高台上，有一座濒于倒塌的灰红色小庙。这是方圆数十里内唯一的建筑物。这座小庙修建于清同治年间，当时石油河盛产沙金，当地淘金人为祈求老君爷的保佑修建小庙，内塑老君神像。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老君庙，油矿亦由此得名。考察队考察了石油河两岸地层断裂的情况，见到了捞原油的当地人。在同捞油人的交谈中得知：从石油河每天大约可捞100斤原油，1年约捞得1.5～2万斤原油。

这一情况，使韦勒、萨顿、孙健初颇感振奋。他们在石油河一带作了较详细的考察之后，于10月19日离开石油河前往赤金堡。

1938年元月中旬，考察队完成西北考察回到西安。在西安完成了《中国西北甘肃、青海两省地质考察报告》，韦勒撰写考察报告，萨顿和孙健初负责绘制24幅地质图。《报告》对石油河背斜作出的重要结论是：

甘肃的西北是有油的，石油河背斜就是一个含油构造，给以必要的条件必将证实是有开采价值的。当然，除了打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判明这里究竟有多少油。但是这个构造的个头比较小，不会是很大的油田。如果这个构造位于别的交通方便的地方，肯定应该打井。但是这个地方很边远，开发成本会很高，如果从纯商业角度考虑则必须在决策前先把开采、采油、炼油、销售的各种因素都盘算清楚，以免赔本。可是，如果从国防角度考虑不计成本的话，石油河背斜当然应该打井。《报告》的前言还特别说明了孙健初对此次考察的贡献：“孙健初先生曾在1934年、1935年受中国地质调查所委派，在这个地区做过两个季节的野外工作，主要在甘肃西部和青海北部的山区，他由此而获得的对本区的地层学知识成了此次调查的重要财富。在地层接触关系不清楚的地方识别露头主要靠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此外在酒泉至武威之间的地质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引用了孙先生此前在这个地区的工作成果。”

考察报告完成后，因潼关已被日寇控制，史悠明、韦勒、萨顿、孙健初取道重庆沿长江到武汉。

4月18日到汉口，孙健初和韦勒拜访了生病在家的翁文灏，汇报了西北考察的情况。

翁文灏认真地听着韦勒、孙健初的讲述，不时插话询问，有关石油河、干油泉的情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半年多的考察使孙健初与韦勒结下深厚的友谊。韦勒也不曾想到，这次中国西部之行，会使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石油工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从陕甘宁边区调运钻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进行大规模侵略。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又攻占了天津，11月12日占领上海，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一向依赖进口石油产品的国民经济，断绝了“洋油”的来源，缺油已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严重程度。人造油、酒精等各种汽油的代用品相继出现，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汽油奇缺的难题。开发国内石油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时，正是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政府大改组之后。这次改组将原行政院实业部、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原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由翁文灏、钱昌照任正、副主任委员。原工矿调整委员会改为工矿调整处归经济部领导，由翁文灏兼任处长，张兹闿任副处长。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仍由翁文灏兼任所长。

改组后，摆在翁文灏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石油产品的供需矛盾。

翁文灏，1889年出生在浙江宁波，19岁远渡重洋到比利时鲁汶大学，专习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得到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1年，翁文灏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时就极力主张开发国内石油矿藏。1934年成立陕北油矿探勘处，他派孙越崎任处长。但当时延长油矿产量低，只能供给当地使用。1936年9月2日成立四川油矿探勘处，派他的学生王檠任处长，并从德国订购了探油的钻机。由于那年长江水位降落早，钻机大件到1937年水位涨高后才从上海运抵重庆。四川油矿探勘处的第一口探井位于巴县石油沟，离重庆40公里，于1937年开钻。第二口探井位于四川达县，当时正由董蔚翘负责安装钻机，准备不久开钻。但四川产油前景如何，毫无把握。

因此，翁文灏对韦勒、萨顿、孙健初这次西北实地勘查非常重视。当听到韦勒和孙健初到达汉口之后，他不顾自己正在生病，即要韦勒、孙健初到他家，说明他当时急切等待的心情。

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早年又亲自去过玉门进行地质调查，在听了韦勒和孙健初的汇报，又看了他们绘制的地质图和地质报告，特别是对石油河背斜的评价后，翁文灏决定要开发玉门石油。

要开发玉门石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收回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的专探专采特许权。根据实业部拟定的16条特许权状及有关规定，顾维钧等人的勘探期限为5年，开采期限则自勘探期满日起有效期20年，并延续有效20年，即共45年。

现在探矿工作刚开始，政府就要收回特许权，而且探矿公司两年多来已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和心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进行得十分顺利，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夏季收回了开采权。原因是：顾维钧等人原先在西部勘察中的主要目标是，要找到人们传说的一个面积很大的所谓“石油湖”。而韦勒在考察报告中证实，并不存在“有250平方英里面积、50%是石油的石油湖”，只找到石油河背斜，“开发的费用将甚为昂贵”，实非私人资本所能承受。所以不如急流勇退，交还特许权，既可表示对抗战的贡献，又给中国最高当局和翁文灏一个大情面。

在翁文灏会见韦勒、孙健初后不过一个月时间，经济部于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宣布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严爽为筹备处主任。因严爽当时在美国，所以由张心田代主任。此前，张心田是四川油矿探勘处的机械工程师。

严爽是江苏泰兴人，1896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主持陕北油矿探勘工程，1936年赴美国考察石油工业。这时，孙健初奉命正式调至甘肃油矿筹备处，前往老君庙负责地质工作。原在陕北油矿探勘处负责机械工作的单喆颖去老君庙筹建临时机械厂。

玉门的石油勘探正式拉开了序幕。翁文灏在商得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同意放弃特许权并着手筹建甘肃油矿筹备处时，就考虑钻探玉门石油的设备来源。当时，从德国进口的两部旋转钻机都在四川。四川到玉门路途较远，大型钻机部件沉重，长途运输时间很长。

翁文灏想到了延长油矿闲置的两部顿钻。延长油矿已在1935年为中国工农红军所接收。

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体制曾改组成立大本营，下设六个部，第三部由翁文灏负责，第六部是政治部，由周恩来任副主任。

翁文灏拜访了周恩来，商量调用延长顿钻到玉门钻探一事。

周恩来听了翁文灏的话，非常爽快地回答：这是关系支援抗战的大事，开发大后方石油，我们一定全力支持，翁先生尽管放心，可以尽快派人去拆运。

翁文灏随即命令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4月18日致函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介绍甘肃油矿局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赴陕北办理拆运钻机之事。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于6月20日以总守第225号文函复资源委员会：“案准贵会六月十八日密矿字节第313公函敬悉。派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先生赴陕北办理移送油钻机去甘西间使用，准此！除商准周恩来同志，介绍本军驻陕代表林伯渠同志，于张主任到陕时，就近照料一切，并转电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外，相应函复。”

1938年8月1日，张心田到西安，在西京招待所设临时办事处。随行的有许之焕、赵润型、褚保黎。

张心田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上关系后又转赴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接洽。在延安，高岗、肖劲光接见了张心田。

边区政府第三局的王局长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李强副局长同张心田进行了协商，给予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与照顾，还派了熟练技工共同拆卸机器设备。

8月下旬，资源委员会从四川调领班于怀霈带领15人到达陕北。在拆运过程中，边区政府帮助解决了很多具体困难，从钻机到动力，从钻头到钻具，一一配齐，使其一到玉门就可以安装开钻。延长的两台钻机准备好后，国民政府无法派出车辆运输。尽管八路军将士在前线作战，运输车辆非常紧张，但为了早日打出石油，仍前后派出汽车共13辆，将两套钻机及配件悉数运到咸阳。在装运过程中，由于钻机不靠公路，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发动老百姓，把钻机搬到公路边，才装上汽车，于1938年12月运到酒泉。

不久，四川油矿探勘处在巴县石油沟钻的第一井在石灰岩段钻遇薄层天然气，翁文灏判断四川大量产油希望不大，为了尽快钻探玉门石油河背斜，命令四川达县第二探井停工，全部员工调往玉门。这批员工先回重庆，由董蔚翘负责准备好所需钻井器材后率队前往老君庙。勘探老君庙

孙健初接受了再去玉门的任务后，于1938年10月，从重庆来到西安，住在甘肃油矿筹备处在西京招待所设立的办事处。他来西安最重要的事情是物色一名助手。

孙健初找到了任陕西省建设厅技正、铜川探矿处处长的老同学高伟伯，请他代为物色一位测量人员。高伟伯问了几个人，听说要去甘肃嘉峪关外，而且还在寒冬腊月，都推辞不去。这时，他的学生靳锡庚来求他找工作。

高伟伯向孙健初作了推荐。但听说靳锡庚带着4个女儿，孙健初又有些犹豫，西去玉门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0月13日，在高伟伯的引见下，孙健初与靳锡庚会面了。高伟伯问：“你愿不愿意随孙先生去甘肃玉门搞石油勘探？”出乎孙健初和高伟伯的预料，靳锡庚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下来。孙健初非常欣赏靳锡庚这种四海为家、说走就走的痛快劲。他忙握住靳锡庚的手说：“靳先生，有幸见到你，欢迎，欢迎！”

这次会面，使他们俩从此都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10月15日，孙健初和靳锡庚带着靳锡庚的4个女儿，乘坐甘肃油矿筹备处自购的第一部福特牌卡车，从西安向老君庙进发。10月23日到达兰州。

孙健初和靳锡庚在兰州一边等候严爽到来，一边给新招来的测量工宿光远和刘万才讲测量知识，进行培训。

这时，筹备处主任严爽也已从美国归来，返回重庆，就任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兼矿务工程师。他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即赴西北，把筹备处设在酒泉三官楼20号，与军政要员广泛联系，招聘人员，购置各种物资，做进入石油河区域的各项准备工作。严爽是一位中等个头、身材瘦削的中年人，戴一副近视眼镜，脸部表情非常严肃。他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的先驱，主持过陕北延长油矿的勘探工作，经验丰富。他为人朴实诚挚，办事认真，待人宽厚，一心扑在事业上。不久，严爽奉翁文灏电令，也由酒泉到达兰州与孙健初等人会合。

11月3日，严爽偕孙健初前往苏联驻兰州外交代表处，会见苏联专家谢格林和崔林根，商谈邀请苏联专家帮助工作的问题。

11月28日，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及测量工刘万才、宿光远，乘坐甘肃油矿筹备处兰州办事处为他们雇的卡车，从兰州出发，继续西进，于12月4日到达酒泉。

这时，董蔚翘也率领部分钻井人员，从四川达县押运十余卡车器材设备赶赴玉门。

在酒泉，他们买了一顶蒙古包，添置了许多生活必需品，租用了商人刘玉清的22峰骆驼，雇了一名驼夫。又招收了两名工人：邢长仲和刘兴国。

1938年12月23日，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和工人刘万才、宿光远、邢长仲、刘兴国，还有拉骆驼的驼夫，共8人，22峰骆驼，先行出发。每人骑着一峰骆驼，其余十几峰骆驼的背上驮着帐篷、蒙古包、测量仪器、行李、面粉、木柴、煤以及锅、瓢、碗、筷等，离开酒泉，浩浩荡荡地向老君庙进发。在寒冬腊月的戈壁上，驼队走出了嘉峪关。

靳锡庚想起了在酒泉听到的一个传说：“一群小鸟不愿出关，飞到这里先后撞死在城墙上。现在如果用石头在城楼墙上一击，还会发出小鸟哀鸣般的声音。”他把这个传说讲给严爽和孙健初听，孙健初微笑着说：“那都是些可怜的小鸟。我们可是大鸟，也不想在此殉葬。”靳锡庚颇有同感地补充一句：“我们可是想飞出关去的。”

在驼队途经白杨河村时，他们又雇了逃壮丁回家不久的陶福兴和罗生泉做向导。这里离玉门老君庙已经很近了。

由于刚下过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脚踩下去，要陷一尺多深，路十分难走。

严爽和孙健初一边走着一边询问陶福兴多大年纪，家里有几口人，从小都干些啥，上过学没有，对老君庙一带熟不熟。

陶福兴回答着：“今年21岁，家里还有父母、姐弟一大家人，家里穷，从小就给地主放羊，经常到老君庙去，对那里周围的地方都很熟悉，像牛胳套、石油河、豆腐台、干油泉、马莲泉都去过。”

严爽听后高兴地说：“你对那一带很熟，真是太好了，不识字不要紧。”

1938年12月26日黄昏时分，严爽、孙健初、靳锡庚一行骑着疲惫不堪的骆驼，沿着一条深谷缓慢地行进。“那是老君庙！”陶福兴喊着。孙健初眺望着深峡东岸半坡上那间灰红色小屋，辨认出正是一年前他同美国地质学家韦勒、萨顿考察时看见的那座小庙。

小庙依旧用沉默迎接着严爽一行的到来。

夜幕悄悄降临，严爽指挥大伙在小庙旁支撑起蒙古包和帐篷，把小庙做厨房，在这里安营扎寨。

夜渐渐深了，严爽、孙健初、靳锡庚三人谁也睡不着，不约而同地走出帐篷，站在石油河东岸的悬崖边，借着月色俯视石油河。石油河冰封无语。举目祁连山，祁连山隐然肃穆。在这与世隔绝的冰天雪地中，三位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不由心中热浪滚滚。他们要在这里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梦想，他们要在这里亲手谱写中国石油的第一乐章。

1938年12月29日清晨，严爽、孙健初、靳锡庚他们迎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严爽来往于酒泉、老君庙之间，协调、组织指挥大家开展工作。孙健初负责调查地质构造，选定井位。靳锡庚率测量工人测绘地形。

从老君庙向西望去，可以看到一座高约一百七八十米的弓形山。孙健初虽来过一次，但他当时没有时间考察弓形山西边的情况，所以决定勘探从弓形山西边开始。

没有路，不知道如何才能上去。大家决定从老君庙走下20多米到石油河谷底，然后沿石油河向北找上弓形山的路。走了二三百米远也找不到上山的路口，大家就硬从石油河西岸往上爬。前面的人用镐在山壁上挖出踩脚的台阶，后面的人托着前面的人往上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100多米高的弓形山。大伙爬上山顶，才发现老君庙石油河西岸有个通往弓形山的山口。

严爽和孙健初边看边说着：“大约在喜马拉雅山隆起时期，地层的变迁导致这里地壳上升。石油河水在固定的河道上冲刷，再加上地层下陷，使这里变成峡谷，整齐地把地层裸露出来。从剖面上看，这是一个穹窿背斜构造。找到这种穹窿背斜构造，预示着这里有储集油气的地质条件，而干油泉的发现，则表明这里确实有石油。”

山顶上，寒风益加肆虐。他们嘴里呼出的热气，转眼间变成了冰凌，挂在眉毛和帽檐上。

中午，陶福兴顺着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给他们送饭来了。当掏出揣在怀里的锅盔时，早已冻成啃不动的冰疙瘩。陶福兴只得找些枯黄的骆驼草，点燃后烤热。

严爽、孙健初、靳锡庚拿过烤热的锅盔，随手抓起一把雪吃起来。以后的中午饭，都由陶福兴送来在野外吃，晚上才能在蒙古包里，围着火炉吃一顿没有菜又缺盐少醋的热面条。

老君庙有储集油气的地质条件，这点已被肯定。但构造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油层埋藏有多深，要解答的未知数很多，需要用丰富的知识，在艰苦的勘查中去完成。孙健初每天都是白天在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蒙古包里，点上蜡烛开始绘图，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入睡。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带着大伙外出。由于睡眠不足，每天野外工作体力消耗大，孙健初明显地瘦了，眼圈发黑。在这支不足10人的队伍中，数他年龄最大，可是他的吃苦精神却使其他人叹服。

陶福兴看到严爽、孙健初、靳锡庚他们那样拼命地工作，非常纳闷，这三位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人，为什么不呆在城里享福，偏要跑到这荒山沟找苦吃呢！后来，他逐渐知道了石油和它的用处，知道他们三人是在找石油，是为了支援抗战，救国救民的。陶福兴心里更加敬佩他们，别的事干不了，就经常给炉子多加煤，把火烧得旺旺的，别冻着他们。

当时的勘探方法主要是踏勘，即根据查看油苗和地层露头来判定是否有油，以及分析地层地质年代和本区域地层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规律。根据查看及研究结果，绘制地质图。

靳锡庚领着宿光远、刘万才、刘兴国、陶福兴、罗生泉进行野外测量。正值寒冬，常常刮六七级大风，在山上测量，人都站不稳，手中拿着平板仪，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手冻得疼痛钻心。

测量工作要有熟练的测工紧密配合才能顺利进行，可当时只有几名新招的工人。他们有的是文盲，有的是半文盲，不认识标尺，不懂得旗语，测量时，有的工人竟把标杆横着放在木桩上。

靳锡庚只好边工作边教他们，经常是做一遍讲一次，再做时还得再讲。有一天，靳锡庚又冻又累，工作时突然昏倒在戈壁滩上，附近连一口水也没有。

为了早日找到石油，他们忘却了苦和累。晚上躺在四处透风的蒙古包里，从蒙古包顶的烟囱看着天上的星星，畅谈着各自美好的愿望。

严爽说：“我们将来能在这里搞到日产50桶原油就不错了。”

孙健初一听，说：“如果能在这里探出一口自喷井就好了。”

靳锡庚在一旁说：“我想我们所说的能成为事实。到那时候，咱们要好好庆祝一番。”

大家都沉醉在美好的想象中。

要完成老君庙周围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山峦丘陵的地质测绘，工作量很大。先要用木桩定出4000多个点，然后用精确平板仪逐一测量。开始每天只能测五六个点，速度很慢。

严爽及时向资源委员会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存在的困难。1939年3月，资源委员会派来了工程师李同照加强测量工作，从而加快了测量进度，每天能测八九十个点。李同照193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后即在资源委员会矿室做技术工作，经验较丰富。

不久，根据测量结果，绘出了老君庙地区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的地区地形图、地质构造图各一幅及剖面图多幅，显示了地质分布情况及构造上各岩层的厚薄等，为老君庙确定井位提供了依据。一井出油

经过47个日夜的辛勤劳动，孙健初对老君庙地区的地质情况已大致明了。

严爽和孙健初立即给资源委员会写信，报告工作进展及1939年钻探老君庙地区的初步设想：“沿穹状背斜层轴自东向西，采油层较浅之处，拟完钻眼8处，其南相距200米之处，后定钻眼8处，共成南北2排。所定钻眼不惟于研究油层之多宽，且试探其分布之情形……。”

按照孙健初定的井位，董蔚翘领着工人们修从山上到半山腰第1号井的路，这是一段陡峭的坡。路修好后，就开始平井场，准备安装钻机。

董蔚翘一边指挥安装钻机，一边负责修建房屋。当时，木料奇缺，无处购买盖房木料，只好在附近的赤金堡、惠回堡等地高价收购旧房料、旧门窗，用笈笈草编席子，搭造临时草房，外边用泥涂裹。

3月13日，按照孙健初在老君庙以北15米处确定的1号井位，开始安装钻机。没有水泥，底座用石头砌筑，井架用木头钉成，高6米，所有的运输、安装全靠人力。23日安装完毕，开始挖方井。

由于没有经验，大家认为砾石层太硬，用顿钻大概钻不动，又担心用钻头钻砾石层消耗太大，还怕从地表开始钻井会把井钻斜，所以，用机械钻井前先用人工挖掘四边均宽2米左右的方形竖井。竖井深度从10多米到40多米不等，以见到红土地层为止。为了防止砾石下落伤人，边挖边用木板和草席把四壁围起来。方井在一寸一寸地加深，3月27日，1号井挖掘到23米深处，原油从砂砾中汩汩地涌流出来，一天可出油1吨多。

出油了，人人兴高采烈。几个月来，大家风餐露宿，挨冻受饿，更苦不堪言的是无法洗澡，浑身生满虱子。这一切苦难、疲惫，被黑乎乎的原油冲刷得一干二净。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这一天。有的人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当晚，为庆祝第一口井出油，特意改善生活吃面条，其实也并没有蔬菜和其他调料，只是放些盐，大家竟觉得是那么香。

喜悦之情，被不久后发生的一次事故冲散了。当方井掘进到26.7米处，因井下油气太大，工人们呼吸困难，便利用套管往井下通风。由于挂钩脱落，套管落入井底，一名工人被砸伤。井上的人立即将伤者吊上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还是牺牲了。这位名叫高占魁的工人是玉门油田历史上第一个为油而献身的人。

5月6日，1号井开始使用钻机向深处钻进。顿钻的钻井速度非常慢，顺利时日进尺1米多，如遇井壁坍塌，进尺反而倒退。当时，负责钻井的只有董蔚翘和助手李同照两人。8月11日，钻至115.51米处，探得一个油层，日产10吨原油。孙健初通过砂岩样品对比，发现这个油层恰好与干油泉露头属同一油层，便以英文Kan（干）的第一个字母命名该油层为K油层。

1号井出油，揭开了开发玉门石油的序幕。

在这一年，孙健初完成了对玉门油田钻探有着重要意义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他在报告中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老君庙油田的构造为一不对称之穹状背斜构造，北翼陡而南翼缓，闭合差在450米以上，构造宽3公里，长6.5公里，面积约为19.5平方公里。他肯定生油层属白垩纪，储油层属第三纪，并提出了详细的钻探计划和钻探井位。

1号井开钻后，第二部钻机运到，并立即安装钻凿2号井。2号井在深100～180米处遇到油层。于是，资源委员会又从宜洛煤矿、湘潭煤矿、萍乡煤矿、四川油矿探勘处调钻机和人员，来支援老君庙的钻探工作。3号井、4号井也都打到了K油层。

K油层的发现，为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提供了依据。甘肃油矿筹备处在严爽主持下，加紧从各地调集器材，招聘人才。矿区以勘探为中心的钻井、采油、机电、土木、生活等各项工作也逐步全面展开。

这时，油矿的技术人员逐渐多起来，除严爽、孙健初、靳锡庚、董蔚翘、单喆颖、李同照外，电厂由赵润型负责，会计是赵端、马骥骐，出纳是王金荣，土木修建是张巨铎，总务是刘全良，营运科是赵濯民。

职员们从帐篷中搬到了老君庙前的半山腰用芨芨草和黄土坯砌成的草房里，办公、吃住都在这里。草房虽然简陋、到处透风，但有阳光，有新鲜空气流通，比蒙古包舒适多了。这里后来改建成一座大四合院，正面北房是三大间，一间是套间，两间是外室；东西边两侧各是一排单间宿舍，南边是厨房。四合院大门朝南，有一个拱形门洞，大家称它为“圆门宿舍”。

1号井出油后，如何将原油提炼成能用的油品，成了大家绞尽脑汁的事情。没有炼油装置，就用一个七八十加仑的圆桶当炼油炉，用骆驼草做燃料，进行试炼，每日可炼出汽油5加仑，够一辆小汽车开到酒泉，大家非常振奋。随后，筹备处从酒泉西北化学公司购得70加仑蒸馏锅一个，在老君庙前、圆门宿舍下方的半山腰上，整理铲平了一块相当于羽毛球场地大小的平地，装建蒸馏锅。这个位置同山上的油和山下的水距离相当。

当时，没有马达、泵等机器，所有操作均为人工。夏天把原油装进桶里，从上而下滚到炼炉旁。冬天，原油结成块，工人从油池中挖出，挑到炼炉旁。冷却是用一个砖头砌成的冷却槽，水是工人们从山下河里用水桶挑上山的。如今已82岁的老炼油工人张海峰，当年就是石油河畔的挑油工。他回忆说，那时人们把这种炼油方式叫做“茶壶嘴炼油”。

据当时资料记载：“5月6日和14日，共采原油3560加仑，试炼两次；每次装原油76.5加仑，炼出比重0.75汽油15加仑，比重0.81煤油19加仑，比重0.84的含蜡柴油25加仑。经过试用，性能均符合要求。”

炼炉当时起名为“间歇式炼炉”。主持这种土法炼油的先是赵润型，后来是赵飞熊。他们和助手丁祥绍、张步筠主持炼油化验分析工作，值过班的有金克斌、刘纳之、王道一等人。张步筠后来主要负责制蜡。

试炼成功后正式开炼，炼出的汽油供自己的汽车用，柴油供自己的柴油机发电，煤油除自用外还售与军政机关及交通部门。同时，筹备处临时机械厂在单喆颖主持下又筹集材料，赶制了几个日炼原油450公斤的卧式蒸馏釜。这个蒸馏釜是赵飞熊模仿延长炼油甑自己设计的，随后投入生产。

1939年，共炼原油71.5吨，生产汽油11.6吨，煤油13吨，含蜡柴油23.5吨，粗蜡193公斤。

玉门炼制的油品运到重庆，各界为之震动。虽然数量很少，并不能解决后方的需要，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炼制的。特别是玉门生产的蜡烛非常受欢迎。当时，除几个大城市使用电灯外，一般的城镇居民和乡镇农村，都用动、植物油照明，较富有的家庭才用煤油或蜡烛。虽然当时蜡烛质量很差，冒黑烟，烛芯烧不化，流蜡泪，但还是难得的物品。

甘肃西部老君庙出油的消息，使为油所困的国民政府为之一振。

为了加强钻探能力和炼油力量，资源委员会先后从内地宜洛煤矿、高坑煤矿、湘潭煤矿、萍乡煤矿和四川油矿探勘处抽调能力较大的旋转钻机给甘肃油矿筹办处，并指令重庆动力油料厂厂长金开英负责筹建玉门炼油厂。金开英，字公弢，1902年生，浙江吴县人，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化学工程，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主任、重庆动力油料厂厂长。1940年2月19日成立动力油料厂玉门工程处，金开英身兼处长，在重庆主持炼油装置及配套设施的设计、设备制造、器材采购等工作，派李景汾任副主任，在酒泉负责现场筹建工作，并选定嘉峪关为厂址。后来李景汾调回重庆，由李林学接任副主任。

1940年8月，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和专员孙越崎、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西北公路局局长宋希尚到老君庙，了解甘肃油矿筹备处的工作，研究老君庙油矿今后的发展。

几人先听取了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的汇报，然后到现场察看。

他们白天转现场，晚上找人谈话或看资料。几天的调查，大家一致认为油矿有大规模开采的价值与必要。

为了慎重起见，钱昌照特意征求孙越崎的意见。一天，钱昌照问：“孙先生，你是行家，觉得这里的前景如何？”

孙越崎回答：“我看这里有发展。一是有油，去年产了400多吨，今年估计产1300吨左右。但由于设备落后，许多油都流失了，实际比这还多。据地质资料分析，这里除了K层外，还可能有更大的油层，真正的高产井可能还没打到。”

钱昌照又问：“这里环境这么差，一切都处在原始状态，吃喝都是问题，怎么办？”

孙越崎说：“我昨天查看了水源，又到油矿附近的赤金、酒泉等地看了看，水和吃的问题不大，不过运输的确困难。”接着，孙越崎沉思了一会又说：“只要决心大，也不怕解决不了。”

孙越崎接着说：“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一批懂石油不怕苦的人。严爽，你知道，原是陕北油矿勘探处代处长，后来去美国学习过；孙健初是地质家，对玉门的地质情况最清楚；靳锡庚是测量技术员，他们三人是最早来玉门油矿的。翁文波是地球物理工程师，大学教授，翁文灏先生的堂弟；董蔚翘在延长就跟着我，还有你和翁先生的支持，这些都是开发老君庙油矿的有利条件！”

钱昌照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就这么定了，你去搞一个初步的发展计划。”

孙越崎、霍树宝与严爽、孙健初、翁文波、靳锡庚、董蔚翘等一起商量，按照油矿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草拟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计划。钱昌照看后表示满意。孙越崎很担心地对钱昌照说：“需要1.2亿元国（法）币（约合500万美元），恐怕政府很难批准。”钱昌照很有信心地说：“此事由我负责。”他们一行回到重庆，钱昌照把这份计划交给了经济部长翁文灏。翁文灏很支持，很快将计划报到了行政院。

孙越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份计划和预算一拿到行政院会议上，就遭到了孔祥熙、陈果夫、朱家骅等人的反对。

在行政院会议之前，钱昌照曾以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口头向蒋介石作过汇报，蒋介石表示同意。但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他不同意，因知道蒋介石已表示同意，又不好反对，于是，授意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借口没有钱，提出不由政府办，改为招商承办。这项提议被通过了。

钱昌照非常气愤，这个提议实际上等于不办。因为正值抗日时期，玉门地处荒凉的戈壁上，一无交通，二无设备，私人是没有能力办矿的。他又想办法托张群把开发老君庙油矿一事提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防工业委员会议上，并亲自出席。

在会上，钱昌照非常激动地说：“中国如果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在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像话了。”

钱昌照一说完，教育部长朱家骅首先反对。他说：“我兼管文化工作，前不久曾去敦煌视察，回程时路过玉门，顺便看了一下，那里非常荒凉。在那块草木不生的戈壁滩上，要开油矿，不知要花多少钱，而且距离前线很远，在抗战期间肯定是用不上的。现在外汇这么紧，有限的美元应该用来购买兵工器材。”朱家骅颇受蒋介石器重，他的话举足轻重，很能左右一些人。接着，陈果夫也表示反对，财政部次长徐堪也附和。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没有出席会议。翁文灏看到会上的意见一边倒，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一言未发。

翁文灏想直接去找孔祥熙，如能把孔祥熙说通，资金就有着落了。翁文灏怕自己讲不好，便约孙越崎一起去。孙越崎是翁文灏的得力助手，翁文灏想，孙越崎聪明机智，能言善辩，由他陈述理由比自己强得多。而且翁文灏还有一个想法，一旦玉门办矿有望，准备让孙越崎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翁文灏找到孙越崎，讲了会上的情况。孙越崎听了非常失望。翁文灏道：“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我同你去见孔院长，向他说明这计划是你做的，你多向他说点好话，大约还可以成功。”

两人一起到了孔府。孔祥熙接待了他们。翁文灏向孔祥熙介绍说：“开发玉门的计划和预算是孙先生做的，请孙先生向院长报告一下经过。”

孙越崎把开发老君庙油矿的计划简单地讲了一遍，然后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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