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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厚枢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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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七十年试读：

作者简介

方厚枢多年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出版学科及《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委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副主编及多卷执行主编；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中的当代部分主编之一，《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笔（负责两书1949年至1979年各章撰稿）；担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40卷中的“出版学科”主编。出版有《中国出版史话》（前野昭吉曾将本书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出版史话新编》。

 1943年4月10日，初入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

 1946年4月，与程绍琴在安徽芜湖的结婚照。

 1961年9月，与大哥方唯若在北京合影。

 1997年4月8日，70岁诞辰时全家合影。

 1978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写小组组长陈翰伯（前排左二）在安徽黄山出席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图为会议工作人员攀登黄山始信峰顶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方厚枢。）

 1990年4月，《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会议期间，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在西园宾馆设宴祝贺《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先生、《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云先生、副主任陈立人先生80岁寿辰（前排右侧三人）。图为寿宴上的合影。（后排左五为方厚枢。）

 1982年访英期间，宋原放副团长（右三）向李约瑟博士（右二）赠送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右四为鲁桂珍博士。（左二为方厚枢。）

 1982年11月，中国出版代表团一行10人访问英国。图为代表团部分团员在伦敦马克思墓前的合影。（前排左三为方厚枢。）

 1983年6月15日，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在安徽省合肥市联合召开《中国地理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会议。会后从浙江返京。图为（左起）方厚枢、刘杲、许力以、杨瑞平、伍杰在杭州六和塔下合影。

 1989年8月22日，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副馆长吴燕美女士（右一）、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戈定瑜女士在北京合影。两位馆长每逢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都前来采购我国新出的年鉴和地方志。

 1992年3月13日，应邀在北京大学年鉴编辑培训班开学典礼上介绍全国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概况。图为北京大学校领导、年鉴研究会主要领导与全体学员合影。（前排左七为方厚枢。）

 2000年11月24日，《中国出版年鉴》创刊20周年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新老领导及年鉴界专家等40余人出席。图为（左起）方厚枢、卢玉忆、邬书林、许力以、宋木文、石峰、陈为江、王仿子、倪子明在座谈会上合影。

 2001年6月27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在京郊举办首都出版界老同志座谈会。图为全体老同志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九为方厚枢。）序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1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是指方厚枢此著上编的主题；我在这里所说，仅仅是读后的一些感言。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是指方厚枢此著上编的主题；我在这里所说，仅仅是读后的一些感言。

在本书上编最后一页，为响应商务印书馆的倡议，写完并交出《出版工作七十年》书稿后，由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跨入86岁高龄的方厚枢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的出版研究和写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了。”但是我想，老方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并未终结，而这提前画出的句号，仍能成为他在出版史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标志。耄耋之年的老方，定会带着更大的喜悦来过好成功者更高龄的晚年。

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

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和“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从建国到新时期的几十年里，凡出版的事，只要问他，他都能说出准确的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而对于他经手的工作，无论自己分管的，领导交办的，同事委托的，单位求助的，他都能不辞辛劳、不事张扬地做好，使领导放心，同事满意。他是在完成任务中不忘收集积累资料，结合工作任务又不忘进行研究的。他似乎无时不在收集资料，无时不在进行研究。他对辞书的研究、年鉴的研究、出版史的研究，都是“边学边干边研究”，是在完成任务中铸就的专门家。我是从他的工作和为人中知其名而识其人的。这种从实践中识人，也有助我在实践中待人用人。

老方在本书中回顾了同我相处的若干事，其中有两件值得在这里一提。

一件事，1987年申报副编审职称，他因考虑学历仅是“初中肄业”，未评过“编辑”，英语也只识几个字母和会说少量单词，很是担心能否评上，而其结果却被破格评为“编审”。他说他心中这个“谜团”，直到二十五年后看了我在《出版史料》（2012年第2期）发表《编选“文革”出版史应保留历史原貌》一文才被解开。我在此文的“题记”中说：“1927年出生，从商务印书馆练习生做起的方厚枢，是靠自学成才和工作实践积累而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史研究专家。1987年6月，我任编辑出版专业高评委主任时，经我提议，全体评委通过，破格评定了方厚枢的编审职称（无正规学历，未经副编审阶梯）。”那时，我和评委都认为，对于方厚枢这样的在实践中拼搏出来并成就突出的专业工作者，只要在诸多主要方面具备条件，就可以突破学历、外语、逐级晋升的限制，破格晋升为编审。此点被我视之为识人用人之道，故在方厚枢负责的一本“文革”史料集子中，特意点明了此事。

另一件事，1991年11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仪式。因是以国务院名义颁发证书，是本部门首批，又多是出版界声誉很高的老专家，如王子野、王益、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楼适夷、王仰晨、蒋路、戴文葆、林穗芳、邵宇、姜维朴、沈鹏、陈原、吴泽炎、李侃、赵守俨、傅璇琮、金常政、常君实、黎章民、郑德琛、董维良、谢燕声等。我们党组研究决定采取座谈会形式，由我主持会议，刘杲、卢玉忆向在座各位分送证书。在27位获此殊荣者中的王子野和王益，因时在国家机关任职，不在颁发范围，经我征得党组其他同志同意，按专业任职经历、学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以特例入选。此种事只要不为自己搞“例外”，胆子就大了些。同王子野、王益情况相似的许力以，因调到中宣部工作，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此外还有3人。即：人民出版社时任副编审的白以坦，因校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无一差错而被称为“校对王”；荣宝斋王大山（无高级专业职称），因鉴定古字画和现代名人字画善辨真伪而享誉京城书画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长期在国家出版机关工作，因自学成才，有“活字典”和“资料库”美称，并在辞书、年鉴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绩突出，而同其他老专家们一同名列第一批。白、王、方三人，与其他入选的名作家、名评论家、名编辑家、名书法家、名教授、名翻译家不同，是因有特殊技艺、做出特殊贡献，而成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方厚枢在书中对这次政府特殊津贴颁发仪式做了客观介绍，虽不可能评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却准确地引出了我在会上的讲话（参见本书26页

）和27位获此殊荣者名单，由此我才想起说出了那“特殊选项”的一番话，又一次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

方厚枢七十年的出版生涯，可分为在职的“前五十年”（1943年至1993年）和退休以后的“后二十年”（1993年至2013年）。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他至今发表的500多篇、520多万字研究文稿中的大部分都是1993年退休后写出的。而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他承担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负责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巨著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绪论》、第一至第七章（1949年至1979年）和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三个部分的撰稿工作。就是说，《中国出版通史》最后一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出版史，外加《绪论》即导言与概说，以及从1949年至2007年这五十八年之大事简录，都出自方厚枢之手笔。这三十年中的1977年、1978年，多被党史国史著作以“两年徘徊”简化处理，而方厚枢却“以亲身经历”专门写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一章，内容翔实可靠。我作为亲历者，也甚为赞成。

这一切都表明，方厚枢退休后的二十年，是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的二十年。

方厚枢说他退休后做的那些事，是在发挥“余热”。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是尽职尽责，还是无职尽责，好像都不准确。我力求说出我的理解。我觉得是他参加人民出版事业后长期养成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拼搏精神的“惯性发力”，也是他在党组织生活中经久磨炼的全局观念、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特定任务中的“自觉践行”。试想他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通史》之“共和国卷”所付出的拼搏精神，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史分支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出版史话》以至“新编”出版而精心撰稿，那么，我所评论的“惯性发力”与“自觉践行”两句，似乎还算靠谱。而这也是方厚枢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方厚枢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共产党员和出版史家。现在正当酷暑。此时我读方著又写序文，只是想表达我对其人的敬意，其书的祝贺。以上意见，如有不当，欢迎批评。2013年7月26日注释1本文作者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三届主席，中国版权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等职。第一部分出版工作七十年第一章从卖书、宣传书到管理书的经历一、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练习生起步

我于1943年4月10日从合肥至南京，到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出版生涯。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是抗战前商务在全国最大的分馆，抗战开始后，南京沦陷时馆舍毁于大火，门市部仅剩下一个空架子，馆中尚有不少存书放在别处由两名老职工看管。1943年初，商务领导决定在分馆原址稍加修建后恢复营业。因1938年7月后，商务被日寇列入“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的名单，沦陷区城市的分支馆只能更改店名，南京分馆更名为“南京书馆”。

我作为刚进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第一件工作就是和南京分馆的两名老职工及另一名练习生一起，将存在别处的存书搬入新建的门市部后分类上架，以及其他一些杂务，然后和新进的几位职工筹备门市部开业。半年后，我经过考核，转正成为商务的职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于1946年4月从重庆迁回上海，“南京书馆”也恢复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名称。总处将商务重庆分馆经理王诚彰调任南京分馆经理，并任命了新的会计主任和营业主任，鲍天爵仍回到芜湖分馆任经理。南京分馆又陆续由上海总处等地调来近十名职工，并运来一大批图书和文具，充实分馆的货源。

参加工作以后，我和周围书店的职工有些接触，了解到一些小书铺的学徒生活，他们除了早晚上下店铺的门板、照顾店内营业之外，还要抽空为老板娘倒便桶、抱孩子，干老板家中的杂事，整天不得空闲，而工钱却很少，老板一旦不满意，随时就被“炒鱿鱼”而失业。和他们相比较，我在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我的工作除了站门市售书和文具，营业时间之外完全由自己支配，可以学习或外出参加文化补习班。南京分馆的职工除了经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三人由总馆选派有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担任外，其余职工的任命则由经理全权决定。

我进馆工作后，首先向老职工学习包扎大小包件的技巧和熟练掌握打算盘的能力等基础本领，还要牢记图书分类、陈列位置和书的大致内容，对读者的询问不能出现“一问三不知”现象。为此我曾花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的书名、著译者、内容提要和书内的前言、后记熟记下来，并熟读总馆编印的有内容提要的书目等宣传资料，提高为读者服务的本领。我自知文化底子薄，虽号称“初中肄业”学历，实际在抗战初期动荡环境下读了两年多中学，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因此下决心用业余时间借助馆内各种课本和丰富的词典工具书等，自学了初、高中以及大学文科的教材，还有重点地读了一批文教、历史等方面的书。我还在附近社会上办的补习班学习了速记、打字等技术。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蒋介石接受时任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提议，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票面1元可兑换“法币”300万元），以行政力量收存全国的金银、外汇，实行经济管制。8月19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我还记得，1948年底，商务总馆经济发生困难，通知全国分支机构必须将每日的门市收入全部从银行汇至总馆。有一天，南京分馆会计主任要我帮他一同将钱送到银行汇出。其实一日门市收入并不多，但金圆券却装了满满两大麻袋，两人雇了两辆人力车送到银行，可见当时的金圆券已贬值到什么程度。从金圆券发行日开始，仅仅九个月时间，就几乎成了废纸，宣告这一改革彻底失败。7月初，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改革币制，宣布发行“银圆券”以取代“金圆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1930年代门市部内景图。1943年恢复营业时门市部大体按照1930年代门市部模样布置，只是将左侧的收银柜的位置移至右侧。1947年7月，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方厚枢。）

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状况更加每况愈下。商务印书馆总馆到1949年初，现金收支已入不敷出。新书基本不出，出售存书的钱已不够开支，不得不靠变卖闲置的机器和纸张来勉强维持。总管理处于当年3月28日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其中一条是“裁员减薪”。南京分馆16名职工中一次即裁员6人，每人各发三个月工资的银圆遣散。我们留下的10人，每人发50元银圆“应变”。大家立即到银楼去换成黄金，比留银圆保值更为稳妥。

转眼到了1949年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我在地区工会共产党员同志的动员和帮助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文化用品业工会执行委员、市新闻出版业工会出版分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分管宣教工作。

1950年8月，我被商务分馆派往由新华书店南京分店领导的“秋季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担任营业主任，这一机构设在新华书店内，工作人员由新华和几家私营书店的职工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参加党所领导下的书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团结、平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给了我很大教育，因此心情十分愉快，工作也加倍努力，10月20日工作结束时，我被全体同志评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受到的第一次奖励，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在出版总署的推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将各自的发行部门分出来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简称“中图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先组成“联席会议”，待条件成熟后改组为分公司。南京中华、商务两家联席会议建立后，调我担任秘书，负责和总公司联系等工作。中图公司总处成立后，创办了店刊《发行工作》，我成为积极写稿的作者之一，并担任了通讯员，经常报道南京地区发行工作的情况。

当时，我在商务分馆负责图书宣传工作，公司总处驻沪办事处服务科编印的《新书快报》是我重视的一份宣传品。我读了五期后，出于期望它编得更好的愿望，便将五期中发现的错字、漏字以及定价、著作人名写错等问题举出50多处，并提出六点改进意见，写了一篇《我对〈新书快报〉的一点意见》投寄《发行工作》编辑部。这篇近4000字的文章很快在《发行工作》7月31日出版的第4期上和《快报》编者写的《关于第一期〈新书快报〉的再检讨》同时发表，文后并加有“编者按”，提出：“《新书快报》每期印5万光景，需费近千万（旧币），在读者、同业间亦起着较大的影响，因之我们要求负责编印的同志，今后能以更认真、更严肃、更负责的态度来做好这一件工作。”“至于方厚枢同志这样仔细、精密地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何培曾同志诚恳、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我们认为也都值得表扬。”

1951年8月底，中图公司总管理处给商务南京分馆来函，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

我于1951年9月国庆节前夕到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在人事处，级别定为二等办事员，每月工资174个折实单位，约合旧人民币99万元（合新币99元）。二、从事编辑工作的启蒙时期

我在人事处分配的工作就是参加《发行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发现这册16开每月一期近6万字的内部刊物，实际上就是人事处教育科主任并兼任《发行工作》主编王仰晨同志一个人在独立支撑，我来后成为他唯一的助手。我由一个对刊物编辑工作十分陌生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这个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奋努力。我从来稿登记、下厂校对、买纸、取书、打包寄发，到刊物通联工作和结算稿酬等等杂事，什么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起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后不知从何下手。我至今仍然记得并深深感谢王仰晨同志手把手地教我启蒙时的情景。他编好一期稿件发排后，就让我到印刷厂，熟悉工人师傅从捡字、拼版、改版到印刷、装订成册的全过程。我基本熟悉了印刷工序后，他就开始教我如何做编辑工作。他拿出一篇来稿先让我试改，然后耐心地指出我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地方改得不妥，应该怎样改才好等等（至今已过去六十多年，当年我做编辑工作改的第一篇稿件的稿名和作者至今仍未忘记）。看我基本上熟悉了各道程序并可以进行正常工作了，他就鼓励我大胆工作，使我从起步走阶段进入开步向前走的新阶段。经过不长时间，我便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经受了这一段时间的全面锻炼，打下了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

时隔不久，王仰晨同志奉调国际书店总店工作，《发行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就由我独立负责做下去。我和王仰晨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仅有两年半，但作为我的编辑工作启蒙老师，他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我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之间的师友之情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于2005年6月12日逝世。1三、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设想与实践

1954年1月，中图公司总处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的业务部门合并，成立了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我在1956年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后，先是广泛收集国内外编印的多种书籍宣传品进行观摩、研究，并专门到华东各省市基层新华书店调查了解情况，还专门到上海学习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宣传科的工作经验。当时各出版社每年通过京沪两个发行所向全国基层新华书店免费赠送读者的各种书籍宣传品多达六七百万份。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宣传品有浪费现象，而有些内容编得较好的如《文学书刊介绍》《美术书刊介绍》等则供不应求，不少真正需要的读者难以每期拿到。因此有读者建议，有些编得较好受到读者欢迎的宣传材料能否收取少量成本费在书店公开出售。经过一段工作后，我逐渐萌发了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设想。

我在宣传科编印的宣传品中，有两种受到读者欢迎，收到较好效果。（一）《1958年图书台历》

1957年我们组织全国95家出版社编印了《1958年图书台历》，内容除日历外，还有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书的知识、全国出版社简介、中外著名作家及作品介绍、书店业务介绍，以及名人读书小故事、短诗、读书语录、美术作品等，每个周日则有益智游戏并于下周日刊出答案。这份台历以72开胶印，近400页，1/3为图片，2/3为文字，每份收取部分成本费8角，在新华书店出售。向全国征订后报回订数14万份，因编好付印已到10月中旬，只印了9.2万份，发行后很受欢迎，在短期内就售完。直到三十年后，还有读者想念它。如1991年9月6日《新闻出版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文章中说：“我不是台历收藏家，但我却珍藏着一本1958年的台历，它是‘图书台历’，也确似一本书。……它印刷精美、高雅、清新，内容丰富，有情趣。只可惜将版权页丢了，不知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珍品。……童年，乃至少年的我一直将它作为一本书来读，而且不止一次。……现在较之那时要现代化得多了，科学的发展更造成了一个日新月异知识的海洋，台历的品种也多了，但却难得看到如此精美的台历了，为什么？……”（二）《多读好书》等4本宣传书籍的小册子195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为《多读好书》题词。1959年，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为《多读好书》题写刊名；茅盾为《多读好书》写的“代发刊词”。

1958年至1959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在青年中开展了群众性的读书活动。这一时期前后，《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在烈火中永生》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和革命回忆录陆续问世。我选择了报刊上发表的书评和作家谈写作经过等文章，试编了一辑《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推荐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宣传小册子，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接着续编第二辑，为使名称简明好记，易名《多读好书》，内容除选收报刊上的书评外，还直接向作家或通过有关出版社组稿，推荐的书仍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推荐一些优秀的革命回忆录和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后来由于介绍的新书逐渐增多，有的书刚出版，还未经过读者的检验和专家的定评，仅凭出版社和书店少数人选定就统统冠以“好书”之名，不太合适，因此，在编了两辑后便改为按专题编印。如1960年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就编印了一辑推荐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专辑。几辑小册子从编排形式到内容都保持了丰富多彩、图文并茂的特色。

由于这项工作密切配合当时社会上大力提倡青年多读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和加强青年思想工作的需要，因而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认真读书”的题词，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郭沫若同志接受我们的书面请求，两次为《多读好书》题名；茅盾同志先后为《多读好书》写了《推荐好书还需好文章》，为介绍苏联文学的专辑写了《推荐的话》；早年和毛泽东同学，后来曾任湖南省领导的周世钊同志应约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二三事》的长文；臧克家特写了《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不少著名作家撰写了谈写作经过的文章。这么多的领导、著名作家为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编印一份小小的宣传品题词、撰文，实在令人感动。《多读好书》中还有读书辅导、著名青年模范人物谈读书体会以及名人读书的故事、读书格言等。由于在《京所通讯》内刊中做了详细介绍，第二辑向全国新华书店征订，报回需数24万册，由于纸张限制，只印、发了14万册，发行后很快售缺，又重印了4万册。4辑共印行47万余册（每册定价1角左右，基层书店并无折扣，完全按定价售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均发表消息、读者来信或转载其中文章给予好评。《多读好书》发行后，受到各级共青团组织和许多学校师生的欢迎，为读书活动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辅导读物。《人民日报》曾发表江苏一位师范学校教师的读者来信说：“帮助青年学生选择图书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教师忙于教学，不可能浏览很多的书，推荐起来也较困难……因为看到了《多读好书》，就把上面重点推荐的书各买了十多本，并且在黑板报上做了扼要的介绍，这就推动了全校的读书运动，指导同学们有计划地阅读。”恽代英烈士的夫人沈葆英同志读了《多读好书》上推荐的革命回忆录等评介文章后来信说：“我读了《多读好书》后觉得比我读一年书的效果还大，对我个人的教育意义也很深，对青年一代教育意义更大……作为烈士家属的我，将把它代代地传给我们的儿孙，使他们永远成为向往共产主义的战士。”有的教师来信说：“《多读好书》好像给我们一把开门的钥匙，它既有评论家的全面评论，也有作家的自我介绍，有了它，使我们在阅读和向学生进行辅导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不少优秀作品经过各方面广泛宣传，发行数量都有了很大增加。据1959年6月底统计，《我的一家》总印数达392.3万册，《在烈火中永生》285.3万册，《林海雪原》146.5万册，《青春之歌》121万册，《红旗谱》67.2万册，《红日》64.9万册，《革命烈士诗抄》41.8万册。为了解决书籍宣传后书店无书供应的脱节现象，我们在编印《苏联文学》时，对北京发行所存书较少的品种，在布置宣传小册子征订的同时，专门印了一期推荐书的订货目录，供基层书店填报订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还在1958年报经文化部批准，创办了一份《出版消息》报，由郭沫若同志题写报名，交邮局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发行。1958年、1959年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时主编的《多读好书》《出版消息》《图书台历》。《出版消息》报是一份报道全国图书出版情况的4开小报，由我们宣传科直接向各地出版社和作家组稿。除刊登文字报道稿外，每期辟有两个版面刊登分类编排的全国新书汇报书目。此外，还经常发表一些即将出版的新书序、跋，部分章节选载或连载，以及专题图书介绍等。不少文章是由各出版社编辑部推荐或原书作者专门为《出版消息》报撰写的。读者订阅一份，便可以基本上了解全国出版动态。这份小报于1958年6月创刊，到1959年7月停刊，前后共出版53期，前14期为旬刊，15期起改为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定价2分，最高每期印数曾达14万份，这反映了广大读者对这份小报的欢迎程度。

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宣传科主编的6种图书宣传品共发行88万多册（不包括《出版消息》报的印数），收回成本费7.8万元，这些宣传材料对推动全国青年职工和青少年阅读现代优秀文学作品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及扩大图书宣传工作方面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196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为了培训书店干部的需要，成立了图书发行教材办公室，调集书店部分业务干部编写业务教材。我被调入负责编写《书籍学》向基层书店业务人员介绍图书的基础知识。这个办公室就设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那里有一个较大的样本书库，收藏中央一级出版社的全部新书样本，相当于一所藏书丰富的中型图书馆，我们可以任意从书库中取书、看书十分方便。我的书稿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交卷。因为几部教材完成初稿后还要送请有关专家审阅，最后再经总店领导审批付印，由于各种原因，延迟到1965年下半年，《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简史》等几部教材才最后定稿。结果“文化大革命”到来，所有的教材书稿在动乱中全部散失。但我在这一时期读了大量的各类图书，边学习边研究、写作，无异进了一次短期培训班，为日后的出版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1954年到1960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的七年内，共受到6次奖励，先后被评为“科级干部受奖者”（1954年、1955年）、“文化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1956年）、“文化部先进工作者”（1960年）等荣誉称号。1960年4月，被评为“文化部先进工作者”。图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的奖状。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时被评为“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图为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发行所的先进工作者及领队人合影。（二排右二为方厚枢。）四、从新华书店调至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1961年初，文化部出版局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意见，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14万多种新书进行一次重点清理，布置全国出版社将本社1949年10月至1960年底出版的新书，根据质量情况分类编制有内容提要的卡片上报，以便汇编成保留书目。结果全国共报来卡片2万多张，出版局负责此事的出版二处处长倪子明同志在物色承担编辑书目任务的人选时，看到我于1962年3月份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几篇“知识小品”文章，认为我是合适人选。于是，1962年8月，我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上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工作，又从版本图书馆和中华书局借调两人，经过两年的努力，编成《全国图书简目》三册，收录全国精选的保留书目5232种。任务完成后，我被分配在出版局出版二处担任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的审读工作。

1965年7月，我随出版局局长王益同志率领的一批干部下放到河南省安阳市崔家桥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四清”），先后在两个生产队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直到1966年6月初返京。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各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急剧增长。出版局于1964年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由史育才副局长直接领导，有关毛泽东著作出版方面的重要事项需向文化部请示，或由部领导向中央宣传部请示。1966年7月，我调至这个办公室工作，当时，办公室的专职人员仅有两人，除我之外，另从新华书店总店借调一人负责对外接待工作。有关毛泽东著作出版方面的具体业务分别由局三个出版处的同志经办，我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简报》，同时注意收集和积累有关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的出版资料。第二章“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我先后在文化部出版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连续工作没有间断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红卫兵”大串联于8月开始，各地文化、出版部门的大批人员也来京串联，文化部机关大楼内挤满了串联人员，连每层楼的走廊过道上都住满了人。文化部办公厅组织各司局的工作人员做专职接待工作。各地文化、出版系统的来京串联人员首先向接待处按人头每人领取每天七角钱的生活补助费，由领队在收据上盖章签字（这些组织的图章都在领队的口袋里）。他们白天外出到各高等院校看大字报和到各大机关看公开批斗“走资派”的场面，晚上就在楼内各处打地铺睡觉。出版局在五楼，全局办公室最后就剩下我所在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一间房间（屋内墙上贴满了各种毛泽东生活像和单张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书柜内陈列各种毛泽东著作的样本，当时称为“红宝书”），无人敢占领。直到办公室对外已无人来访就结束了。当时出版局抽出少数人正在筹备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在局办公室已无法工作，被迫改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内做筹备工作。会议于1967年1月10日在民族饭店召开，仅开了六天就被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群众组织造了反而草草收场。1月19日，文化部机关大楼也被“造反派”造了反，大楼内包括出版局在内所有机构全部陷于瘫痪。在文化部大楼内处于一片混乱时，各地来京串联人员随意扔弃了各种“大批判”的小册子和传单、小报等资料。我从中拣出了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出版、发行部门等的“造反”组织编印的本部门《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等类“大批判”小册子；我还在一些废纸堆中拣出一份上海某“造反”组织制订的“揭批生活书店”的工作计划（手抄件），将1930年代在上海创建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进步书店批判为“三十年代的黑店”，说什么“他们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替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并筹划编写《生活书店店史》，为其树碑立传，企图而且实行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按生活书店的‘样板’演变为资本主义出版事业”，这份材料中还附列了揭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详细计划，开列了45人的名单一一进行调查访问，“要问清中共中央1949年7月《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其企图目的是什么？”等等8个问题。这几份揭批计划和调查计划制订于1967年6月19至24日，计划要求外调工作从7月初开始。调查计划结果及后事如何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行动以及他们的企图，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以失败告终。

从1967年4月下旬开始，“中央文革”宣传组派人分别和首都出版系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酝酿成立一个业务班子。

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央各机关各派的代表，在讲话中提到：“文教口子已经拆散。中央文革小组直接管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华社。中央文革小组下设宣传出版、艺术电影、教育三组。出版局属出版组管。剩下卫生部另外分口。”

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酝酿、磋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任务和工作范围，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印发给中央有关部委、军队、新闻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的通知中做了如下说明：“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须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下设秘书、印制、物资三个组，工作人员前后略有变动，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有13人，分别来自国家计委和首都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单位。文化部出版局工作人员42人中，仅抽调我一个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可能是由于我曾在出版局设立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工作，比较了解情况）。1967年5月11日至1970年10月，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的工、军宣队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缺4人因另有任务未到，右一为方厚枢。）“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在办公室成立时曾对参加工作的人员宣布三条规定：

1. 调来的同志不搞运动，不能把不同观点带进来辩论，贴大字报；

2. 党员成立临时支部；2

3. 工作人员和原工作单位只有工资关系，回去后不能以办公室名义支持这派反对那派。“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抓1967年完成《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从首都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的部分人员一起组成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华东、中南、西北等重点省、市、自治区了解《毛选》出版、印制情况。我担任华东调查组组长，全组5人先后到了山东济南、青岛，安徽合肥，江苏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因为各调查组都持有“中央文革”宣传组办公室开具的介绍信，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我们每到一地都向接待单位说明，我们只是来调查《毛选》的印制情况，不会调查其他情况。但是在印刷厂两派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两派都认为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员，因而都尽力表白他们这派对《毛选》印制工作最重视、最努力，而贬低对方那一派如何抵制、不重视甚至破坏的事例。当我在工厂召开会议的间隙上厕所时，都有几个人跟随在后，名义上是保护我的安全，实际上是将我和另一派的人隔离开。因此我让调查组其他几位同分散活动，注意多和两派的人接触，特别是注意和年纪大的和年轻人多了解一些不同的反映。

我们到了安徽省的蚌埠准备到省会合肥时，遇到因两派武斗造成火车停运，被迫在一家浴池门外的躺椅上睡了一晚。到了合肥市也碰到两派正在武斗。一派认为“革命委员会好”，称为“好”派；另一对立面认为“好个屁”，称为“屁”派，因“屁”字不雅，称为“P派”。我们在了解出版、印制单位的情况之后就赶往江苏南京市，接着到了苏州，了解到印刷厂在城内的一派是拥护“支左”的，称为“拥军派”；在城外的是反对派，称为“踢派”。苏州人一向被看作是温文儒雅，讲话带有软绵绵的“吴侬细语”的，而我们在当地最热闹的市场看到有人大声争吵，甚至双方斗殴时都显出很凶的样子，据说是两个对立派在辩论。我们在了解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情况后，便赶到最后一站的上海市调查。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在调查、了解《毛选》出版情况时都十分谨慎。上海的出版印刷系统的“造反派”有两大派，一派名为“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另一派属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上海的“造反派”中势力较大的一派。我们调查工作结束后准备返京前，利用一天休息时间，组内有同志建议向接待单位提出想参观一下上海有名的“万吨水压机”工厂，他们派了一辆面包车送我们去。没有想到的是，汽车开动后不久，就发现后面紧跟着三辆大卡车，上面都站着一大批工人，估计是“工总司”的队伍，借此向外界显示“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组支持他们一派的假象，我们竟当了他们一派的义务宣传员。果然我们回到北京后，有人寄来他们出版的小报上宣扬调查组对他们表示满意的谎言。各个调查组返京后，向办公室领导做了详细汇报。

我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期间，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文革”开始后，原文化部制定的出版统计制度无形中被停止执行。“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制定了全国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出版统计制度，由我具体负责定期汇总统计工作。据统计，“文革”十年，全国出版社共计印制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108亿册（张），占“文革”期间图书总印数的36%。如果加上“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大量印制从64开本到256开本的各种装帧形式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以及《毛主席诗词》等，其数量之多，已达难以统计的程度。从个别单位的反映中亦可窥见一斑，如上海市1966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250万册，而群众组织印制的各种语录本，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一倍以上。另据二轻部统计，1966年国家拨给出版毛主席著作专用塑料1.3万吨，而群众组织出版毛主席著作所用塑料竟达8000吨之多。印刷毛主席著作所用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五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文革”前16年全部书籍用纸（59.34万吨）还多6万吨。

2. 经过反复调查了解，编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中央正式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

3. 收录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文革”期间对出版工作的批示，并收集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全国发出的通知等文件副本。

4. 收集了“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出版、发行等单位的“造反派”汇编的各种对宣传、文化、出版工作的“大批判”文集、宣传品、报刊等资料。

5. 1969年，进驻文化部的工、军宣队命令各司局的工作人员交出文书档案和资料，不久将存放在文化部后院几间房屋内的原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历年积存的大量文件草稿、文件副本等资料和内部刊物，全部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食堂，准备送往纸厂化浆。这个堆放处与“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仅一窗之隔。我发现后征得办公室军宣队领导同意，和一位原出版局的老同志到那里翻检了三天，着重录找原出版总署和文化部有关出版工作的重要文件、资料，一共捡回三十多捆。第四天再去时，全部文件、资料已被送往纸厂化浆。“文革”初期，我还在被“造反派”和有关单位当作废纸扔弃的纸堆中捡回不少有保存价值的出版资料。

6.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开会布置清查未经批准非法印制的毛主席著作，委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负责组织清查班子。李德生同志从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各兵种大单位中抽调二十余人，并约请“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派人协助。我受办公室军宣队领导指派，到“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一个办公处，集中工作了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鉴别哪些是中央批准的版本。（参见本书305页《参加清查非法印刷品工作的回忆》一文。）“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所有上下联系工作都通过宣传组的联络员传达贯彻，有些要由各省、市、自治区办理的事，则由出版办公室发文字通知或打电话通知。1967年10月中旬宣传组撤销后，通过“中央文革”负责与办公室联系的宣传联络员传达贯彻。办公室有关出版工作向“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主要由陈伯达、姚文元批复，或由联络员口头传达。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9月22日，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后来曾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来到办公室传达周总理关于《毛选》五卷出版的指示，同时了解《毛选》五卷出版准备工作情况。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希望总理对办公室的工作给予指示。

9月24日下午2时，吴庆彤电话通知办公室说：总理2时40分要接见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办公室17人立即赶至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等候，后因总理临时有要事处理，未能见成。

9月29日国庆节前夕，联络员送来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17张，说这是周总理指示的。总理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请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十七位同志每人一张观礼券，请他们参加观礼”，使办公室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兴奋地到了天安门观礼台，站立的地方是最低的第一台最好的位置，十分清楚地看到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游行大军的情景；晚上又到天安门参观十分壮观的焰火晚会和歌舞表演，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当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办公室工、军宣传队负责人王济生出任“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至此，成立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作为一个单独行使职权的机构，在当代中国出版史册特殊的一页中画上了句号。

我于1971年起在“国务院出版口”和1973年9月“出版口”撤销后成立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出版部工作期间，参加了一些出版会议，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于1971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图为会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与会议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站立者二排左四为会议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先生，左五为副组长王济生先生，左六为方厚枢，1971年7月摄。）

1971年3月15日，根据周总理指示，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文革”后召开的第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全国性会议。国务院发出的开会通知中原定会期两周左右，由于“文革”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许多重要问题需请示中央决定，因而会议一再延期，直到7月29日才正式结束，共计开了138天。我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在会议规划组参加编制《全国出版基本情况》等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在会议期间注意了解各方面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参见本书274页《开了一百三十八天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一文。）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报经小平同志批准，于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与会议的筹备以及和商务印书馆的朱谱萱、朱原同志一起制订1975年至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这一规划经病重住院的周总理在病床上审阅、批准，此后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并担任局出版部和《新华字典》《辞源》修订工作组的联络员、《汉语大词典》及《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四部汉语辞书保持密切联系，直至任务完成为止。

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情况下，我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并注意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出版资料，特别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1980年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经邓小平副总理批准，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图为会议领导同志与会议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左三至左七依次为徐光霄、陈翰伯、许力以、陈原、方厚枢。）第三章改革发展新时期的若干经历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二十多年，国家进入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我的工作经历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有了较大的收获。

1980年2月，我被国家出版局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工作到1986年12月（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国家出版局一度改为文化部出版局，我改任编刊处处长）。1987年1月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8月6日被新闻出版总署任命为出版科研所副所长（级别提为副局级），工作至1992年1月免去副所长职务，退居二线，1993年3月退休。

二十多年来，我在工作岗位上和退休之后，除了关于出版研究方面的主要经历已在第四章“从事出版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中叙述外，本章仅叙述其他方面的若干经历，简记如下：

1. 1987年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后，可以向新闻出版总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申报高级职称，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拟申报“副编审”，但心中仍然有些担心，因为我的学历仅是“初中肄业”，连“编辑”的职称都没有，如果要考英语，我在初中学过的英语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认识26个字母和少量几句简单的会话。以这样的水平能获得“副编审”的高级职称吗？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在业务自传中将我做过的一些编辑工作一一说明，勉强报了上去。没有想到的是到了6月份，新闻出版总署编辑专业高评委却破格将我评为“编审”。心中这个“谜团”直到25年之后才被解开。31983年11月13日至19日，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首届出版研究年会在广西阳朔召开。图为与王子野先生（后排右二）、王仿子先生（前排左二）等在阳朔漓江游览时合影。（后排右一为方厚枢。）1985年4月10日至17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第二届出版研究年会在四川峨眉召开。图为（左起）吉少甫、宋木文、袁亮、方厚枢在游览途中合影。

1992年3月，我被新闻出版总署聘为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1995年、1996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聘为全国出版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2.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79年12月成立后，我于1983年1月10日在一届二次理事会上被聘为版协副秘书长，第二届（1986年3月）为版协理事兼副秘书长，第三届（1993年8月）为版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第四届（2000年1月）为版协理事，并任中国版协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始终把教育、培训、提高出版队伍素质作为首要任务。第一届版协从1980年起在各地举办多期读书班，有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参加；还为青年编辑举办出版业务基本知识讲座连续8期，举办各种专题报告会30多次。第二、三届版协举办各类培训班105期，参加培训的人数达7000余人。此外，版协还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促进行业自律，评选、表彰和奖励先进出版工作者，围绕提高图书质量和装帧水平，开展图书评奖，举办学术研讨活动，维护出版社的合法权益，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工作。

我作为版协一至三届副秘书长，和版协历届秘书长（宋木文、倪子明、王业康、范振江）及其他几位副秘书长一起，在版协举办的活动中，尤其在出版队伍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及在开展群众性出版理论研究工作方面（1983年11月至1995年6月，先后在广西阳朔、四川峨眉、贵州贵阳、江苏南京、北京、浙江杭州召开了六届“全国出版研究年会”），从1986年起多次在各地召开全国版协秘书长联席会议方面都努力做好会议筹备、服务等项工作。

1999年是中国版协成立二十周年，我受版协领导指派，担任宋木文同志主编的《中国版协二十年（1979—1999）》纪念刊的责任编辑工作，我还编写了《中国版协二十年纪事》1.8万字，纪念刊于1999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我调进中国出版科研所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编辑《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1986年）之后的年鉴编辑工作。从1987年到1992年止的六年内，我在中国出版科研所共主编了1987年至1991年4本年鉴（1990年至1991年为合刊）。在编辑出版年鉴的同时，还创办了《出版参考》半月刊，担任主编工作，从1983年3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一直到1991年8月出版第80期时才辞去主编，由陆本瑞同志接任主编职务。

4. 1987年7月，被新闻出版总署党委评为署直属单位优秀党员，受到大会表彰。

5. 1988年初，中国出版科研所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合作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人名词典》得到全国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由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科研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和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代表组成词典编辑委员会，中国出版科研所所长边春光同志为词典编委会主任，我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两位负责同志为编委会副主任。

我曾于1983年4月代表国家出版局参加了由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发起编纂我国第一部《中国人名大词典》，历时十年完成。我在工作中学习到不少编纂人名词典的经验和体会，在制订《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的编辑出版计划，确定收词范围和释文编写体例等方面有了较多的发言权，因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少走了许多弯路，仅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于1989年12月完成。（参见本书449页《两部人名词典编辑工作的回顾》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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