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帝国：阿保机的耶律家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强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辽帝国：阿保机的耶律家族试读：

李强 ，学者，教授，国家第二届“韬奋新苗奖”获得者，读书会签约名家和社交平台内容顾问，“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者与传播者。

长期学习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等学科结合民族宗教学、历史地理学、姓氏谱牒学、分子人类学、方言口语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为方法，在研究、讲学、著述中重视采用时空的横纵向对照比较。

代表著作 ：《辽太祖阿保机的耶律家族》《西夏王》《金太祖阿骨打的完颜家族》《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等。序中华的辽夏金元

话说，千年之狐（胡），姓赵姓张；五百年狐（胡），姓白姓康。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族、多源流不断融合、同化的族群，说明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接收“新鲜血液”的民族。

我们知道，世界上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还有一个便是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另外三个均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国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至今，且依然散发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长江流域，但不局限于此——在辽河上游流域，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

在红山文化已经发现的先人遗存中，中华文明的标志物之一——玉器，赫然陈列其中，并且出现了著名的“玉猪龙”。它不仅是中国古老玉文化的一次再发现、再验证，同时将更为古老的民族图腾——“龙”的形象，清晰明确地附着在一体，从而将中华文明先祖们活动的足迹从过去已知的黄河、长江流域，向北移动了上千公里！

不仅如此，红山文化再次证明了先祖们记述史实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态度，即中原的地理范围，绝不是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局限于黄河流域，而将明长城以北皆划入“外族”或“外国”的狭隘阴暗说法。

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周礼》就已经用“五镇”框出了中原的地理范围：北镇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省西部；中镇霍山，位于今山西省中部；西镇吴山，一说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一说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东镇沂山，位于今山东省潍坊市；南镇会稽山，位于今浙江省境内。

不仅如此，无论其后朝代、政权如何更迭，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均严格规范地按照上述说法来界定中原的范畴。

所谓中原，也称华夏，正是以汉人为主体，以汉文化为主要表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由多族群共同生活、经营、建设的核心文化区域，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具体地理和物质载体之所在。

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其原因一直是全世界学者好奇并皓首穷经去探究、探索的重大学术课题。

而在我们看来，大约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及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文明自信，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其次，汉字，这种兼具象形、会意等多种文字元素的书写媒介，有效地传承了文化。

再次，中医药帮助中国人成功地战胜了无数次瘟疫、气候水文灾难和数千次重大的战争伤害。

最后，包括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乃至更早之前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在内的少数族群，融合互通，共同为中华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在笔者看来，最后一条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传承发展，必须依赖一个个人去具体实现。

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与弘扬，一直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历史上多个族群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结果。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以肤色、人种、基因和语言来界定。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放性，使得她从来不是看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相貌，而是看文化认同，以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作为划分族群的标准。

因此，假如我们可以回到盛唐时期的长安，我们会在街头遇到高鼻深目的粟特人，黑发卷曲的突厥人，肤色黝黑、深目塌鼻的昆仑奴，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的昭武九姓人，也会遇到宽鼻低额的南岛人，等等。但他们无一例外，均彬彬有礼且出口成章，他们都以身为“唐人”而自豪。

历史上，少数族群曾无数次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原人民精神和物质家园的建设，也曾无数次期待入主中原，成为光荣的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早在商代就有鬼方等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各种交流，周代则有狄人在北方出现。居住在中原的华夏人（汉代以前，中原人的称谓）将中原四个方向的少数族群分别称作南蛮、北狄、东夷、西戎。

北狄人到战国末期时，一部分华夏化了，另一部分被叫作胡、淳维或者荤粥的，则变成匈奴（“胡”也是“匈奴”的对音）。而匈奴东边则是战国时期曾被燕国大将秦开大败的东胡人，实际也是北狄人的一种，因游牧于胡人之东，故称为“东胡”。

与华夏人同为黄帝之后的匈奴人（南匈奴人比较明确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夏桀的直系后裔），文明程度较高，战国时便开始不断南下袭扰中原。到秦朝时，他们已经模仿中原先进制度体系，自行拥有了比较完备政权系统，已逐渐不满足于一般性的财富劫掠，而对占据中原疆域有了一定的政治追求。

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系统少数族群，借着中原政权长期与匈奴进行拉锯作战的机遇，慢慢发展起来，以源出大兴安岭的鲜卑和乌桓两大兄弟族群为代表。

乌桓被三国时期的曹操消灭了，其民一部分加入鲜卑，另一部分被中原的汉族人同化。

匈奴在汉朝的连续打击下，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南下被安置在华北地区，北匈奴未迁徙的十万帐则加入了鲜卑。

三国西晋之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西部少数族群纷纷入主中原，他们建立的政权国号悉数是汉家称谓，如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以及“前赵”等割据政权。

鲜卑因为有大量匈奴人的加入，势力空前强大，不仅在五胡十六国中建立了“后燕”、“西秦”等多个独立政权，更在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与地处南方的汉人政权分庭抗礼数百年。

北魏虽然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势力被大大削弱了，但东魏和西魏孕育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则诞生了再次大一统的隋朝，并迅速演进为举世闻名的大唐帝国。

鲜卑人建立的魏政权，因其源于北方，疆域主要在北方，一般称作“北魏”。同时，为区别于先前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及三国时期的魏国（也称“曹魏”或“汉魏”），北魏也被称作“后魏”。又因系鲜卑人创建，也被称作“鲜卑魏”，因系鲜卑人中拓跋部所建，也称“拓跋魏”，因拓跋后来改姓为“元”，因此北魏亦称“元魏”。

东晋五胡十六国以及嗣后的南北朝长达三百年时间里，中原政治生态圈中，鲜卑无疑是最为抢眼、最为持久也最为汉化的族群。

北魏创立了丝毫不逊于南朝、东晋、宋齐梁陈的灿烂文化，尤其在发扬光大东汉时期进入中原的佛教方面，北魏使佛教完全中原化、华夏化、汉化了。

北魏在旧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开凿的云冈石窟，在后都洛阳开凿的龙门石窟，将中华文明中精湛的造像雕刻艺术、建筑设计艺术、色彩调和艺术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与升华。

云冈和龙门两大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中的两个，均被列为当代世界遗产。它们是鲜卑魏人历经数百年、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也是保存至今已逾千年的艺术瑰宝，都是中华文明中值得骄傲的扛鼎之作。

隋唐两大王朝的杨姓、李姓帝室，本来就有亲缘血缘关系，且都是以鲜明的汉文化来彰显于世的，但这种强烈的华夏文明特征与其共同具备较多的鲜卑人血统并不矛盾。

隋唐不仅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疆域空前辽阔、声威空前远播的大帝国，而且在前人基础上兼收并蓄，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其中，鲜卑人功不可没。

鲜卑人不断南下进入中原，留在东胡旧地——东北地区的一支，唐朝时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了。

与其祖先鲜卑和乌桓很相似，这支南下的鲜卑后裔，定名为“契丹”和“库莫奚”（简称“奚”），也是一对兄弟族群。

契丹人就是在唐朝灭亡不久的10世纪初，由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的那拨儿人。《辽史》载：“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辽朝自916年至1125年，立国两百余年（不包括西辽）。其后，代之而立的是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立国百余年，女真人于1127年灭北宋（960年建国）。

其间，崛起于大西南松潘一带的党项人，其首领元昊（鲜卑拓跋部西迁的后裔）于1038年建国称帝，史称“夏”或“西夏”。而13世纪异军突起的另一支东胡系族群蒙古人，则先后于1218年、1227年、1234年、1279年灭了西辽、西夏、金和南宋（1127年建国）。

辽与北宋（960—1127年）、西夏，金与南宋、西夏、西辽，金与南宋、蒙古等政权，都曾在几个世纪里长期对峙，都以占有全部中原为目标。

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辽夏金元”断代时期。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史观基本都是以中原王朝的视角作为主轴，以汉人政权的观点作为主要的历史判断标准的。

尽管历朝历代的史官秉笔直书，坚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书写前朝或当朝历史，但鉴于史观的角度，必然在史料取舍、判断角度乃至行文篇幅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或不周到，甚至有些史籍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和政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贬损或刻意矮化。

这些年来，笔者一贯秉承“历史自信、文明自信、民族自信”的理念，坚持以古代北方边疆少数族群和中原人两个视角，来体味和研究辽夏金元那段历史（鉴于两宋历史已经被多数人耳熟能详）。

无论是中国古代史籍，还是域外汉学家通过各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是不折不扣的华式（汉化）的政权，只是其创立者耶律阿保机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而已。

富饶的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朝，从而让中原汉人成为辽朝建政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辽朝的人口，自建国一开始中原汉人就占大多数，“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人只占少数。

契丹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原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汉人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韩德让等都是耶律阿保机、辽景宗、辽穆宗乃至辽世宗时代的佐命重臣。

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迫于五代十国长期战事困扰的中原汉人不断北迁加入契丹，极大增强了契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实力。

辽朝初期，完全依靠全盘引进中原先进文化、法度来强化皇权，在长城以北草原和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在辽太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郭、市镇、寺院与孔庙，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辽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相应不断增长。

辽代历代皇帝和贵族都极仰慕中原文化，醉心于汉化，苦学中原之学，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高的中原文化造诣。从辽朝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多数是以汉字写成的。史料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以能说汉语自诩。

在辽朝九帝中，以道宗耶律洪基的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题李俨黄菊赋》这首诗完全是中原风格、中华气派！

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著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辽道宗的诗作很多，著有诗文集《清宁集》（以其年号“清宁”命名）。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写有《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辽末帝天祚帝之文妃有《讽谏歌》，这些契丹女性之作充分反映了她们高超的汉文化修养。

辽朝还十分尊崇孔子，将儒家学说视为治国之道。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将中原历史上的大德圣贤进行供奉，还亲自奉祀，下令修建很高规格的孔庙于上京，其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辽朝坚持以隋唐以来中原实施的先进的科举制度、四书五经儒家规范等汉人标准来选拔任用官员。辽帝向来对中原出身的官员求贤若渴，在南侵中原过程中，一旦遇到儒生或中原王朝的官员，便礼遇有加，且迫不及待要将这些人“请”到辽地。

据说曾有一位汉人侍读官给辽道宗讲到“夷狄之有君”时，因恐引起身为契丹人的皇帝不悦，遂喏喏不敢加以解释。

谁料辽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辽道宗的自我认同已是“我非中原异族也”。

澶渊之盟后，当时宋、辽两家均未视对方为异族他国，而是互认对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往来国书中，宋朝称辽朝为北朝，辽朝称宋朝为南朝；双方使节互访和谈判中，均使用汉语交谈。

辽圣宗耶律隆绪常常阅读《唐实录》《贞观政要》等，十分崇拜唐太宗、唐玄宗等人的事迹，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兴宗耶律宗真擅长中国水墨工笔画，曾绘制自己画像一幅送给宋仁宗，还请宋仁宗回赠他一幅真容画像，称“以笃兄弟之情”。待宋仁宗的画像送到辽廷时，兴宗已驾崩，即位的道宗就把宋仁宗画像和辽兴宗等先祖画像同堂悬挂祭祀。

辽人还颇喜宋朝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当宋朝大学者欧阳修出使辽国时，辽国因仰慕欧阳修的才学举国轰动。辽道宗和满朝官员热情款待欧阳修。他还对欧阳修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

北宋宰相富弼这样评价契丹人和辽朝：“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都与中原为标准），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他们都有）；彼之所长（他们所有的），中国不及（我们都赶不上）。”

如果说开国之初的辽朝在文化上相对中原还有些许“自卑”的话，到辽世宗以后已经毫不犹豫地以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居，以精通中原之学为骄傲，自认为承袭中原正宗，自认为从秦汉以来的中原文化器物都在辽国，周和宋朝的文化器物都是仿制的冒牌货——《辽史》载：“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柴荣）宋（赵匡胤）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辽圣宗耶律隆绪针对中原传国玉玺，专门写了一首名为《传国玺》的诗作：“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与北宋和辽朝三足鼎立的西夏王朝，在推行儒学时实行汉学和蕃学并存的双轨制，互为补充形式，当朝统治者始终矢志不渝地推行蕃学，即使在儒学发展全盛时期，蕃学也没被取消，是区别于辽、金全面汉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夏曾经与北宋因为边境榷场的开闭问题、疆域问题等长期发生战争，但在学习中原文化方面却表现得出人意料——有时在谈判中已经占了先机，但为了能从中原引进比较先进的经文书籍等，西夏统治者不惜牺牲物质利益。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借助中华文明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还专门编著了著名的党项文和汉文对照的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

金朝、元朝同样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边，列举几位金朝、元朝帝王的诗作。

金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位皇帝（1149—1161年在位），女真名迪古乃，字元功，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完颜宗干之次子，系弑金熙宗自立为帝，自海陵王始金廷从上京黄龙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迁至中都燕京（今北京市），并将原有宗庙、府第等尽毁而农耕。其曾创作大量汉诗词，《立马吴山第一峰》是其中的一首：

大柄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备注：吴山在今浙江省杭州市。）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是金朝第五位皇帝（1161—1189年在位），女真名乌禄，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其父为金太祖阿骨打之第三子完颜宗辅（后改名为宗尧）。

世宗在位期间被称作“大定之治”，他本人被后世尊为“小尧舜”。他曾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这里辑录一首《减字木兰花·赐元悟玉禅师》：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 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 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年）是金朝第六位皇帝（1189—1208年在位），小字麻达葛，金世宗完颜雍之孙。当时金朝立国已超过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他极力学习北魏孝文帝改革，强力推进女真人的全面汉化。

章宗时期的政治尚算清明，后世称为“明昌之治”。在位前期国力达极盛，后期因水患、经济政策缺失和蒙古人袭扰等原因走向衰落。录其一首《蝶恋花》：

聚骨扇，几股湘江龙骨瘦。 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 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忽听传宣须急奏。 轻轻褪入香罗袖。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年），是元朝第一位皇帝（1271—1294年）、蒙古帝国第八位元首（含“监国”）（1260—1294年在位）。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如下：“昔中国（原）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太祖之孙（忽必烈）以仁德著称，为（元）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忽必烈以一首《陟玩春山纪兴》存世：

时膺韶景陟兰峰， 不惮跻攀谒粹容。 花色映霞祥彩混， 垆烟拂雾瑞光重。 雨霑琼干岩边竹， 风袭琴声岭际松。 净刹玉毫瞻礼罢， 回程仙驾驭苍龙。（备注，有说该诗为别人所作而托忽必烈之名；也有说该诗为忽必烈原作蒙古语诗词改写为汉诗。）

元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年）是元朝第八位皇帝（1328—1332年在位），具有很高的诗歌和绘画水平。在位期间，他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颇有意于兴文治。录其诗歌一首《七律/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著鞭， 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 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 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 七十二峰都在前。（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1338—1378年），是元惠宗（即元顺帝）妥懽帖木尔之长子（1370—1378年在位），都哈拉和林（元旧都，太宗窝阔台1235年所建。遗址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西北，系该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之核心部分）。

昭宗汉文化功底深厚，书法酷似北宋徽宗的瘦金体。其诗歌亦颇有大家风范。这里，录其一首《新月诗》：

昨夜严陵失钓钩， 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按照建国时间的先后顺序，“辽夏金元”是纵贯四个世纪的中华文明一个断代的连续进程，是与汉人政权宋朝对峙、鼎立的四个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有人根据“辽夏金元”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均发轫于塞北，因此将其合称为“塞北四朝”。

本书主要是通过对辽朝历代皇帝及其耶律皇室的记述为主线，以辽朝为主视角，穿越历史时空隧道，去发现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去钩沉中华民族各族群先贤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壮志豪情。

关于西夏、金朝、元朝的相关情况，请参见笔者的其他著作，在此就不再赘述了。第一章辽朝：辽阔而璀璨的时代辽朝：我的“中国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统一的民族，儒家创始人孔子讲天下“大一统”，孟子说国、民“定于一”，他们的学说，两千多年以来早已深入人心。中国领土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已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和渴望，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期待和平安宁的生活，期待太平盛世，期待国家大一统。然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哪怕是局部的统一），善良的中华各族儿女充满了无限的勇敢和力量。

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为了实现各民族的统一而付出努力，契丹族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在政治家、军事家、民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在中华大地群雄并起的年代，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东胡中一个弱小的族群，历经坎坷，从辽河流域奔向广阔的北中国，并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他们还建立了立国两个多世纪的伟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的统一是历朝历代民众的恒久追求与目标，它凝聚了中国历史上无数民族（包括今天已经消失的契丹族等）的力量。统一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客观规律，从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国家）开始，统一—分裂—再统一，就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与不二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的时间占了多数，分裂的时段是有限的，而且每次分裂都是为下次大统一作准备。各民族也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中不断实现融合。

中国历史上大的分裂态势主要有两个阶段：其一是两汉三国以后，公元4世纪开始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其二是10世纪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者主要是因为汉族周边各少数民族忽然迸发出对中原财富和文化的渴望，以战争手段割据，导致中原地区四分五裂。这次分裂颠覆了中原人民自秦朝以来自居中心的观念，但结果仍然是汉族建立了统一的隋唐政权。第一阶段的分裂，之后的统一是自北向南的，政治中心基本上集中于长安、洛阳一线。而第二阶段的分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契丹民族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再一次走出大漠和草原，冲向中原政治舞台。这些民族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气概，奔着统一中国的目标前进。

耶律阿保机和他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尝试统一全国的“领头羊”。虽然辽朝只是实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统一，但作为物质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辽朝在少数民族史上首次建立了最大范围的汉式中央集权王朝（国家），行使了少数民族从未有过的权力。受到契丹民族行使了两个多世纪皇权的巨大鼓舞，蒙古、女真、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也相继进入中原，以辽朝南京府（今中国北京市）为中心，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主角多为汉族，但是以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正史，同样值得人们追慕。

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许多国家把契丹作为对我国的称呼，比如俄语和斯拉夫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即来源于契丹，即“Kitan”（直译为“契丹”“乞台”），至今如此。中古时期的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古代英语以及部分拉丁语言民众，也都是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近似契丹的“Cathay”一词来代指中国。

从秦始皇、两汉一直到盛唐时期都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开始便将中国称为“契丹”（Khita或Khata），甚至在辽朝和西辽均已灭亡后所著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约13世纪晚期成书）中，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等。

为什么外国人习惯将中国或中原称为契丹呢？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与西方交往甚久，在西元前后的秦朝、汉朝及六七世纪隋朝、唐朝时期，华夏（汉）族就与西方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哈里发等帝国进行了密切的交往，但是他们为何不用广泛使用的“汉国”“汉人”“唐国”“唐人”来称谓中国和中原汉族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是辽朝与辽朝后裔——西辽，在两个多世纪里远播华夏文明的结果。在中国，中原王朝往往称北方游牧民族为“北虏”或“胡虏”，而辽朝的建立者——所谓的“胡虏”之一的契丹族，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郡县统治体系中的一分子，到辽中期的圣宗、兴宗以后，早已完全汉化和儒化，并以中国正统自居，在对外交往时明确以“中国（中原）”自称，自命为前朝法统的合法继承者。

特别重要的是，契丹民族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的带领下建立的辽朝，横亘在中国北方数百年，在地理和人文上替代自以为“中原正朔”的北宋、南宋朝，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大陆各民族、各国家进行交往，长时间地渗透与影响，使当时的外国人都把富裕、繁荣、强大的中国和中国人等同于契丹，因此在外族对中国的称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辽朝，是中国的辽朝，这不仅是中国各民族和世界的共同认知，而且为辽朝统治者引以为豪。1108年（辽天祚帝乾统八年、北宋徽宗大观二年），辽帝在给高丽王的文书中表示：“朕以王者抵绥四海，利建封侯，诸侯各守一邦，会归王统。”（《高丽史》卷十二）即使辽末战败投降，辽帝也不改自己的“法定正统”观念，天祚帝在《降金表》中写道：“伏念臣祖先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大金吊伐录》卷四）

辽亡后，耶律大石依然不屈不挠地抵抗的雄心壮志，也来源于对契丹人“正统”的认知：“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二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西行，欲借力诸藩，翦我仇敌，复我疆域。”（《辽史·天祚帝（四）》）

秉持中国正统信念，皇族耶律大石仅率两百人脱离金军的追捕，却能靠耶律氏辽朝的皇权正统，在短短数月纠集十万部众追随自己，并且以正统观念为精神食粮，远涉万里，克服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遥远的中亚重建一个强大的辽帝国（史称“西辽”，中亚史籍称“喀喇契丹”。耶律大石为西辽首帝德宗）。正是因为西辽在中亚立国近百年，以及西辽被蒙古军灭亡后，后裔在今伊朗建立的后西辽政权，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典章、政权体制、庶民文化、农业技术、生活习俗等中国文化，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使得这些以中国正统自居、带有强烈中原（汉）文化特征的群体，给当地和西方人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西方人称中国和中国人为“契丹”“契丹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炎黄苗裔的契丹民族，崛起于乱世。在经历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中原政权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皇权式微、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母后擅断，不一而足。中央政府对周边各族的影响和控制明显削弱与放松，藩镇之间永无宁日的权、利之争，使中华大地无比混乱。而北方草原的回纥（旧称回纥）汗国崩溃后，原本势力比较强大的黠戛斯人却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反而是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之滨的契丹人，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他们迅速摆脱了分散和各自为政的松散部落联盟，紧紧依靠中原流离失所百姓中的先进分子，将自己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农奴制和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逐步建立统一中国北方的强大王朝——辽朝。

尽管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都曾在“五胡乱中华”时期建立过封建制政权，但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只能局促于比较狭小的区域。庞然大物般的少数民族如柔然、突厥、回纥等，要么就如过客一般转瞬即逝，要么就是建立松散的汗国。因此，之前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在统治范围、文化社会发展、政权建设的规范与巩固等方面与契丹相提并论。

辽朝是继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影响的朝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它兼具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对促进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方面。契丹人建立强大的辽朝政权，也给后世的其他游牧民族提升自身、一统国家，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精神动力，为同样来自北方或东胡族系的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追求建立全国性政权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广域帝国

慎终追远，今天，当我们为在五十六个民族中无法找到契丹民族而唏嘘嗟叹的时候，何不让视线洞穿时空，让思绪回溯从前，让历史告诉未来。

契丹族之肇兴以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五代十国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为里程碑，标志性事件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继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开立国，阿保机自号“天皇帝”，国号为“大契丹国”，建都于皇都（后改称“上京”，在今中国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建元“神册”。所谓神册，源出中国道教学说，在古汉语中为正统、正道之意，可以简单理解为“神的册封”“神明的旨意”。取此年号，表示契丹民族在10世纪初叶已经将自己建立的政权视作中国正统。

辽太宗大同元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统合元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复称国号“大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又称大辽。

辽朝天祚帝耶律延禧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夏崇宗元德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为女真族金朝军队俘虏，作为中原朝代的辽朝自此被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在契丹民族卵翼中成长、同样拥有很高儒家文化素养的女真民族，以羞辱般的方式彻底击败北宋，并俘虏了积弱甚久的徽、钦二宗，从而入主中原。中原也因此出现了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等人物。

然而，契丹民族政权的气数未尽。

在与金朝的斗争中，辽贵族耶律淳曾短暂登基，率众抗金。辽朝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耶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前者灭掉了后者，东辽最后被元朝所灭。

契丹、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光辉注定还要延续。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之后、太祖八世孙、进士耶律大石（西辽德宗），文武双全，有雄才大略，在辅佐天祚帝抗金失败后，曾拥戴耶律淳。面对正处于上升态势、咄咄逼人的女真军队，大石希望以一己之力为契丹民族挽回颓势，只是历史的发展趋势让这位英雄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和失败。

不服输的大石在逃脱了金军的追击后，为暂避女真人的锋芒，秉承徐图东山再起之信念，他毅然力排众议，率领十万汉、契丹等各族百姓向西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一边与围追的金军厮杀，一边挣脱了西域十万联军的堵截，终于于1131年（一说1132年）在广袤的亚洲中部重新恢复了辽朝，建都虎思斡鲁朵（即唐代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的碎叶镇，时称巴剌沙衮，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托克马克市附近），国号“辽”，建元“延庆”。因在中国西方，故称“西辽”。后于1218年被元军所灭，至此，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寿终正寝。

按照传统史学的角度，从辽朝916年正式建国起，至1125年被金朝更替，历时206年，历九帝。但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完整的封建政权，毫无疑问，辽朝的历史延续到了1218年，以此，自916年至1218年，辽朝跨越了四个世纪，共302年，历十二帝（另，西辽还有皇太后和皇妹各一人，分别临朝称制并行使皇帝之权）。

辽朝疆域辽阔，其立国之初还只是拥有今辽河上游一带，面积不过几万平方公里小国。阿保机建国之后，不断发动向外扩张的战争，征服和统治了奚、乌古、室韦、回纥、渤海等亚洲北部的众多民族，部落疆土迅速扩大。据《辽史·太祖纪（下）》载：“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即国土东北到黑龙江口，东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渤海，西南到今天中国甘肃、新疆的沙漠一线，西北到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交界的阿尔泰山脉附近，北到今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和蒙古国中部一线，南则进入中原腹地，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与北宋接壤。

具体说来，辽朝在全盛时期，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全境，中国东北三省、北京市，天津市大部，河北省唐山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及廊坊市、保定市部分地区，山西大同市、朔州市全部以及忻州市宁武、神池、五寨、偏关等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全部及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准格尔等区旗，俄罗斯的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阿穆尔州、赤塔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边疆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南部，朝鲜的咸境北道、两江道全部和咸境北道、咸境南道、江原道之一部。《辽史·地理志》概曰：“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它的疆域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匈奴、突厥、柔然、回纥诸草原汗国。在蒙古崛起以前，辽朝无疑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中面积最大的。

中国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根据研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给出了辽朝疆域地图。目前人们对辽朝疆域的研究，一般都以此图为准。有人测算出了辽朝的具体领土面积，以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为准，辽朝疆土超过了450万平方公里。

不过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和计算，辽朝的疆域却大为缩水，还不到谭其骧先生地图的一半大小，远远不及北宋。西方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辽朝当时统治的游牧、游猎地区，多属人迹罕至地区，且设立的是以部落或氏族为基础的羁縻政权，似乎不能等同于在发达的农耕地区建立的州（郡）县制政权，因而将辽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予以“缩水”。但西方学者所不甚了解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与州县封建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历朝历代主权和疆土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在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之一。

辽朝被金灭亡后，契丹皇族耶律大石（西辽德宗）率众西迁至中亚。他和子孙们秉持开明的治国方略、宗教政策，以德教化各族百姓，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以及蚕桑技术带到中亚，从而很快得到了当地各族百姓的拥戴。虽最终被蒙古族西征军所灭，但西辽在中亚统治的八十余年，给当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痕迹，直至今日。

西辽在鼎盛时，版图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地涉今天的中国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之一部，北亚的蒙古国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以及西亚的伊朗等国的全部或一部分。即使后期衰败兼有蒙古族西征军的不断压迫，西辽末帝耶律直鲁古时的版图也有200余万平方公里。燕云十六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如果说太祖阿保机主要是征服北方、西方、东方各民族，并稳定了契丹人“后院”的话，那么太宗德光则用兵向南，以立原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为条件，通过武力威慑与非战争手段得到了沃野千里的燕云十六州（亦称“幽蓟十六州”或“幽云十六州”）。自此，辽朝真正发展为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帝国。

燕云十六州分别是，幽州（今中国北京市区西南，辽太宗于接收当年将其改名为“南京析津府”，太宗朝被定为辽陪都，辽圣宗于1012年将其改为“燕京”）、顺州（今中国北京顺义区）、儒州（今中国北京延庆县）、檀州（今中国北京密云县）、蓟州（今中国天津蓟县）、涿州（今中国河北省涿州市）、瀛洲（今中国河北省河间市）、莫州（今中国河北省任丘市）、新州（今中国河北省涿鹿县）、妫州（今中国河北省怀来县）、武州（今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蔚州（今中国河北省蔚县）、应州（今中国山西省应县）、寰州（今中国山西省朔州市以东）、朔州（今中国山西省朔州市）、云州（今中国山西省大同市）。

燕云十六州对契丹族和辽朝意义极其重大，对宋朝和中国历史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可以这么讲，中原咽喉要地——燕云十六州归属于辽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首先，对照燕云十六州所处位置、地形和今天的行政区划，我们不难看出，太宗耶律德光和契丹人的深谋远虑。该地区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主要涵盖了今天北京市、天津市和山西省、河北省北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地处南北向的太行山系东南和西北段，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位于传统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分布地区，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必争之地，具有绝佳的战略优势地位。这一带古往今来都是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有较充足的劳动力和兵力，既有适合农耕、提供财富的大同盆地和平原沃土，还有发达的海河、滹沱河、永定河、潮白河等水系，也有宜于放牧的内蒙古草原，还有太行山及其支脉燕山等可作防守要冲。

燕云十六州向南就是一马平川的中原，任何觊觎汉地富庶的游牧民族即使缺乏进取心，也会因为拥有这片土地，对以南的中原王朝形成天然而巨大的战略威慑。相反，失去了这片土地的南方皇帝们，一定会如鲠在喉、寝食难安。燕云十六州以南的王朝若想北进以天下一统，则必须通过这一片易守难攻之地。

燕云十六州被后晋割让给契丹国后，中原失去了天然屏障，契丹国统治的国民数量也从以少数民族为主，转为以汉族人口为主了。

耶律德光和石敬瑭的一小步，却让中国历史前进了一大步——自938年契丹人获得燕云十六州始，一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夺取止，这片土地先后经契丹人易手给女真、蒙古，被游牧民族统治了长达430年。北宋、南宋等王朝历经数百年未能实现统一全国的夙愿，也正是与这片土地的缺失息息相关。为了统一北方游牧民族，无数燕云十六州以南的中原王朝，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不是无果而终，就是功败垂成。

中原王朝为收复幽云十六州而组织的北伐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辽太宗会同九年（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年），不甘父亲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后晋末代皇帝石重贵北伐契丹国，结果全军覆没，本人被俘后不久也郁郁而终，后晋灭亡。

第二次，辽穆宗应历九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领水陆两军北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复了瀛洲、莫州等四州以及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处重要关口。眼看大功告成，却因为柴荣病重收兵。一个月后，柴荣病逝于东京（今中国河南省开封市），此次北伐半途而废。

第三次，辽景宗保宁十一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刚刚占领北汉都城太原并灭其国的赵匡义，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欲挟胜利之师的虎威一鼓作气收复幽州，但最终在高梁河（今中国北京西直门外）惨败于辽朝的铁骑之下。赵匡义本人还身中两箭，不得不乔装为农人，乘坐驴车仓皇逃去。数年后赵匡义因剑伤复发而故，收复幽云十六州的第三次北伐遂告失败。此后北宋与辽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但北宋一直未能占领这一地区。

第四次，辽圣宗统合四年（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景宗耶律贤去世后，圣宗耶律隆绪登基，年方十五岁，由母后执政。赵匡义（即赵光义）遂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分别率领东、中、西三路大军北伐，其中由杨业作为潘美的副将。东路军因粮秣不济而败退，中陆军敌不过如狼似虎的辽军，硕果仅存的潘美西路军被赵匡义要求掩护占领的四州百姓撤退，结果被辽军围困，老将杨业被俘不屈，绝食三日而亡。这一时期给后人留下了关于“杨老令公”七个儿子（七郎）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四郎探母》《杨家将传》《杨家将演义》等作品，就是以中原王朝与辽朝争夺燕云十六州为历史背景的。

中原王朝的四次大规模北伐失利后，辽天祚帝保大二年（北宋徽宗宣和四年、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多年沉湎于诗书琴画、声色犬马的著名书法家（自创汉字书法“徽体”）徽宗赵佶，鬼使神差般地想起了燕云十六州，于是派出恶贯满盈的童贯领军出征辽国。尽管辽国已经被新兴的女真人逼得穷途末路（辽在三年后被金所灭），但依然使宋军铩羽而归，这是北宋王朝最后一次为收服燕云十六州所做的军事努力——因为它在1127年，以徽、钦二宗父子被女真人俘虏而悲惨灭亡。

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的确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事情要从头说起，中国自古以农耕文化先进发达而著称，尤以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创造了先进的华夏（汉）文明举世闻名。早在夏商周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祖先，以三皇五帝为圭臬，以炎黄子孙为自豪，以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名义建立了规范的奴隶制。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封建制大帝国，华夏族的民族凝聚力、自豪感也更加提高，秦朝以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强化了华夏民族的族群认同的民族记忆。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抚百越，向西拓殖河西走廊和西域，两汉疆土的恒定与文治武功，使得华夏族有了另一个同样激动人心的称谓：汉族，并一直沿用至今。即使经过了三国对峙以及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多年分裂，但是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汉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正统。

隋、唐两朝的第三次大统一，依然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并且将中国封建体系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在契丹建立辽朝以前的岁月中，尽管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共同发展了中华文明，共同推进了中国的多民族融合。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多局限于历史事件的主角，而并非中原政治活动和皇权的主体。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时间不长，而且地域往往受到很大局限。中国封建王朝的主要建立者，在辽朝以前都以汉族为主。在隋唐时期，汉族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心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更加强化了汉民族以中国（中原）正统自居的意识。少数民族似乎永远无法成为中原真正的主人，更罔论留下太多值得世人重视的印迹了。

然而辽朝的建立和存续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辽朝，尽管它没有完全统一中国，但是以其存续时间、疆土面积、文化发展、历史影响来看，不逊于汉族建立的朝代。不仅如此，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带领下，实现少数民族创建帝国的活动，极大鼓舞了其他少数民族的信心和勇气。此后，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相继建立了金朝、元朝、清朝，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没有晚唐中原内乱和耶律阿保机的努力就不会有辽朝的话，那么，没有燕云十六州这片战略和经济要地，辽朝的国运也不会长久，北宋统一中国的愿望可能早已实现，此后的中国历史就要改写了……他们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大唐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辽朝（907—1125年），承继了秦汉、隋唐以来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无论在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医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和发展。

在精神文化领域，辽朝最繁荣、最值得记忆的便是佛学，它也是历经十个世纪遗存至今的财富。

可以这样讲，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在东亚，而东亚佛教文化中心在辽帝国，而不在宋。

即使灭辽后的金朝也整体皈依佛教，并且为佛教的繁荣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与辽朝相比还是微不足道。

当人们抚今追昔，为许多古代朝代的文化、宗教遗迹和遗址荡然无存而扼腕叹息的时候，辽代佛教艺术的遗存却历经千年风霜，依然以各种形式屹立在北中国——

北京的戒台寺和潭柘寺都是京西著名的佛教古刹，它们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麓。

戒台寺占地面积4.4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392平方米，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其建筑规模和形制也不多见。

虽然戒台寺始建于初唐武德年间（唐高祖），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使戒台寺扬名天下的是建于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的戒坛（戒坛、奇松、怪洞并称戒台寺“三宝”），戒台寺也因此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并称全国三大戒坛，其规模居首位，故又以“天下第一坛”著称于世。

此外，戒台寺还以散落其中的辽金石碑、辽代砖塔、辽元经幢而闻名遐迩。

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的应县木塔，便是辽代佛教遗存的又一个建筑。

应县木塔全称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位于今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

该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经辽、金两朝建设，历经130余年，数代人呕心沥血，最终于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应县木塔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唯一一座木结构楼阁式塔。历经近千年的冰雪风霜、地震战火，应县木塔依然完好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应县木塔的木质结构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人们在建筑、设计、地质、气候等方面的杰出成果，是中华文明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完美体现。木塔内保存至今的佛祖舍利子，更是给这座宏伟建筑增光添彩。

同样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北京大觉寺（又称大觉禅寺或西山大觉寺），是位于北京西郊阳台山南麓、始建于辽代的千年古刹，以玉兰花、清泉、古树和优美环境而闻名。

辽时大觉寺被称清水院，金朝时大觉寺为金章宗亲自命名的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改名为灵泉寺，明代重建后改为大觉寺。

大觉寺内共有古树160株，银杏树有1000年树龄，松柏树龄有500年，还有300年的玉兰树、古娑罗树。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种类的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古树。

大觉寺以其玉兰花、法源寺（北京市西城区教子胡同）以其丁香花、崇效寺（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以其牡丹花，一起被称为北京三大花卉寺庙。

如果说戒台寺以戒坛的神圣庄严、应县木塔以古建筑艺术和舍利，分别代表辽朝佛教文化的话，那么大觉寺则是以接近平民与世俗生活见长，其中的水系至今都是虔诚的人们放生之最佳地。

辽朝对佛教的信仰比其先祖鲜卑人更甚。

尽管佛教早已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然而以拓跋氏（元氏）为主的皇族和贵族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突出。那个时候，皇帝们更多地将自己天子的身份与佛教相结合，以雕塑形式集中展示自己对佛教文化的推崇，因而给今人留下了诸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雕塑艺术瑰宝。

辽代佛教相比元魏佛教，较为显著的不同是，它既继承了元魏、隋唐佛教的贵族化特征，又有强烈而明显的平民化趋向，表现在佛教的信徒，在民族成分上不分彼此，国民全民信仰佛教。在宗教政策上，当朝统治者对佛教机构给予优厚的经济特权，同时又从不干涉佛教内部活动，充分维护佛教寺院的独立地位，双方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这与北宋时，佛教主要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百姓，在精神层面控制国民思想的功利化特点完全不同。

不同的政策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佛教在辽朝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极大影响了后世金、元、明、清诸朝的佛教文化发展。

如果说，在辽朝初期，耶律皇族带领契丹人从萨满教改信佛教，有归拢汉人的功利化思想，那么到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1年）100余年间，辽代佛教的平民化、独立地位则完全成熟，也臻于极盛。

辽代佛教政策的宽容，使得佛教大师辈出，其成就远胜过自诩于同时代各种文化正统的宋朝。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独到的成就。在燕京制作完成的《契丹藏》的印本曾传至高丽，给高丽佛教经书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今北京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虽始于隋代，在唐代也曾相继增刻，但历经安史之乱后于战火中中断。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在辽廷鼎力支持下开始续刻，兴宗时则组织更多力量加大续刻规模。道宗朝继完成《涅槃》《华严》《般若》《宝积》佛教四大典籍石刻后，还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

今天，《契丹藏》的纸质印本已无法找寻，而云居寺大量续刻石经的遗存，让今人得以延续发掘、研究和珍存。

金朝对辽代佛教艺术的继承比较全面，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般将辽与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辽代佛教显然可以囊括并代表金朝的佛教艺术水平。

辽朝佛教对同样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一来契丹、蒙古两个民族语言相近，文化、心理认同感较强！二来辽朝佛教政策的包容性，使得曾被辽朝长期统治并深受其影响的蒙古族，在逐渐放弃萨满教的同时，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三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并未继承两宋以宗教麻痹百姓的特征，而是采用了辽朝相对温和、宽松的宗教政策。

当然，由于元朝统治疆域比辽朝还要辽阔，民族、种族的复杂性更高，因而元朝对宗教的包容政策，在辽朝局限于佛教内部不同派别各自发展的基础上，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共同发展。

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儒（孔孟学说）、道（道教）、释（佛教）“三结合”。

儒家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亚洲，依然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道教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土生宗教信仰，而佛教是两汉时期传入中原的外来宗教信仰。

这三种文化、宗教的结合，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文化现象。既体现了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如产生了天台派、华严派、禅宗、藏传等中国特色佛教派别，也展现了儒家文化和道教的巨大包容性。

而儒、道、释在各自轨道上发展经年后，最终由富有智慧的中国人将其“合三为一”，成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价值体系。

儒、道、释三者的合流，辽朝当为始作俑者和推手。

是他们——1000年前的契丹人，以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精神需求为索引，成功地团结了各个族群的同胞，同时引导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人，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到今天仍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仅有两个姓氏

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姓氏文化。

几千年前的母系社会，中国人便有了自己的姓。不过那时候的姓主要是区别不同母系的关系。因为姓从女性，所以表现在汉字上基本都有“女”字的元素，如姜、姬、嬴、姒等。

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人们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不利。同时为了证明在阶级分化以后不同的社会地位，于是在姓的基础上出现了“氏”。

在先秦及其以前，人们一般既有姓也有氏。汉代以后，为了表述方便，逐渐将姓与氏合并了起来，且以氏为主，统称姓氏，后来又简化姓氏为“姓”。

姓氏既是交流方便快捷的需要，更是文明的标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限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原因，一直没有自己的姓氏。他们往往是与中原人民密切接触以后，出于仰慕等需要，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姓氏。

关于姓氏的起源以及少数族群姓氏的产生，这里不做赘述。

通常来说，一个族群人口越多，姓氏种类也就越多；反之，一个族群人口越少，姓氏种类也就越少。比如汉人姓氏数千个，女真人姓氏百余个，满族姓氏有近七百个。

然而，作为曾经建立辽朝、立国两百余年的契丹人，却仅有“耶律”和“萧”两个姓氏，古往今来都是非常罕见的！

在《辽史》中，《国语解》卷记载：“《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契丹皇族的姓氏与汉人姓氏起源类似——以地为姓（氏），后族则以某个大人物名字中的一个字为姓（氏）。

从后世对辽朝文字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契丹人只有耶律和萧两个姓氏，从近些年发掘的辽代契丹人墓穴中，也清晰地表明契丹人只有两个姓氏。《辽史》说契丹人“始兴之地曰世里”，《契丹国志》一书中也说契丹人“以所居之地世里著姓”。这个“世里”因其是姓氏耶律的源出，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研究表明：契丹人始兴之地在今日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在当地人口语中发音与“世里”非常接近，且是契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