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名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满清名将试读：

内容简介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每个朝代的更替，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三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优秀的将领更是数不尽数。血与火的战争，不仅凝聚了无数将士的智慧、勇敢和血肉，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及各种杰出人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是推动中华文明前进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一定要了解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战争。本书为您介绍的清朝的一些将领们，包括他们的生平简介，参加的战役等等。相信通过本书您会对清朝的战争和将领们有更深刻的了解。

第一章　年羹尧

人物简介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功，号双峰，中国清朝军事人物。汉军镶黄旗人，同进士出身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於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翌年（1725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雍正四年（1726年）赐自尽。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汉族，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据安徽怀远县年氏宗谱记载，其原籍安徽怀远火庙北年家庄牛王殿，明末迁安徽怀远西南胡疃寺（今胡疃寺），清顺治年间又移安徽凤阳年家岗，后又迁居盛京（今沈阳）广宁县，入汉军镶黄旗）。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纳兰性德的女儿。继室为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新疆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娘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年羹尧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与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失宠获罪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大清雍正赐平西将军年羹尧青花书法纹缸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主要分为以下四步。

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年羹尧之败

清初曾出现过两位著名的权臣，一是鳌拜，另一是年羹尧。两人都因积累战功获封一等公，位高显爵，又都因狂妄骄恣、罔作威福而遭皇帝降咎，被下狱或赐死。所不同的是，鳌拜之死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就是被斥窃弄威权、朋比营私；而关于

年羹尧之死

号称“年大将军”的年羹尧虽然武功卓著，仕进之路却是由文臣开始。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九年后即以未满而立之龄任四川巡抚，仕途可谓通达得志。但这也并非偶然，而是年羹尧能力的一种体现。他在四川巡抚任内，兴利除弊，勇于为治，深获康熙的好评和信任。同时他还具有统军领兵的才能。《郎潜纪闻》载，在平定青海叛乱的战役中，年羹尧某日传令，让军中士卒次日行军，须人手携带稻草一束，木板一片。众将士不解其意。第二天，大军行至一个淤泥深坑前，年羹尧令士卒把稻草投入坑内，上面铺盖木板，兵马遂通行无阻。叛军本来据此为天险，认为清军根本无法通过，故没有设防，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清军遂大获全胜。

另在年羹尧率军出征西藏时，某日半夜，突然从大营西边传来一阵风声，瞬即消失。年羹尧马上命令一名参将率三百士卒，到大营西南处的密林里搜索敌人，果然尽歼来敌。下属问原因，年羹尧说：“只响一阵的声音绝不是风吹，而是飞鸟在拍打翅膀。宿鸟半夜被惊动，必有来敌，大营只有西南十里处有丛林密树，敌人必定是想在那里潜伏，惊动了鸟儿，所以派人到那个方向搜索。”下属听了，无不叹服，盛赞年羹尧为一时之名将。

康熙末年，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为经管西陲数省军政的最高长官，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餐樱庑随笔》载，某日天下大雪，年羹尧乘轿出门，随行两旁护卫的武卒都把手攀在轿辕上，手背上积了寸许厚的雪。年羹尧可怜他们，在轿里下令“去手”。众武卒却会错了意，以为是让他们砍掉自己的手，毫不犹豫地集体抽刀自断其腕。年羹尧再制止已经来不及了。由此可见其令出必行的威势。

年羹尧的妹妹是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他与雍亲王胤禛的关系自然也更密切。而康熙在立储的关键时刻，任命皇十四子胤为抚远大将军，由年羹尧协助，领军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似乎有让胤积累军功、将来接班继位的意图。这可急坏了胤禛。据说为了笼络年羹尧，胤禛重新宠幸已被他冷落了许久的侧福晋年氏，传递出结盟的讯号，冀望在情势突变的时候，年羹尧能够成为牵制手中掌有兵权的胤的一枚重要棋子。

至于年羹尧是否参与了胤禛的夺位行动，并无明确的史料指证。但康熙驾崩后，雍正即位，大失所望的皇十四子胤被召回京城，没有异动，也确有年羹尧的震慑之功。雍正顺利接班后，年羹尧于次年接任抚远大将军之职，威重不可一世。他的妹妹年氏也被雍正册封为贵妃。然而，恃功而骄的年羹尧却不知道，他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入京觐见皇帝，竟然让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总督利瓦伊钧在路上跪着送迎他。到了京城，前来迎接的大臣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也是骑马而过，视若不见，有王公下马行礼，年羹尧也仅是点点头。见了雍正，年羹尧依然叉开腿来坐，被指傲慢不敬，无人臣之礼。

雍正即位之后，本来就在着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和大臣的权力，看到年羹尧如此骄狂，哪里还容得下他。次年，雍正抓住年羹尧所上的贺表中把“朝惕夕干”写为“夕惕朝干”的小失误，大做文章，认为年羹尧是故有所指，借此解除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职务，调任杭州将军。然而到了此时，年羹尧依然没有醒悟，仍然心存侥幸，盼望雍正能够收回成命，到了江苏仪征后久久不去，令雍正大为恼怒。《啸亭杂录》载，年羹尧任杭州将军期间，常坐在涌金门旁发呆，挑柴卖菜的农人慑于他的威势，都不敢往涌金门经过。当然，在他倒霉的时候，这也可以成为他的罪责之一。看到雍正有拿年羹尧开刀之意，群臣纷纷上章弹劾，共列僭越、谋叛等大罪九十二条。雍正以顺应群臣所请为名，藉没其家，赐年羹尧狱中自尽。最终，历事两朝、军功显赫的年羹尧，为自己的恃功骄横，也有可能是知道得太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末，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初，也曾遭慈禧所忌。对曾国藩来说，年羹尧恃功而骄、最终沦败一事就像一个活教材。所以未等朝廷下谕，他就自行裁减湘军，又派人到京城暗中散布湘军无意北上争权的舆论，尽量低调行事，这才避免了重蹈自古以来功臣大都难有善终的老路。年羹尧之死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第二种观点：还有一种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禵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第二章　江忠源

人物简介

江忠源（1812-1854）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举人。1844年，在籍办团练，灌输忠孝礼义，教兵法技勇。1847年，率团丁配合清军镇压雷再浩会党起义，升署浙江秀水知县。1851年（清咸丰元年）7月，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奉命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旋在籍募勇500赴桂，号“楚勇”，为湘军之雏形。1853年2月，赴任湖北按察使。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次年，所部扩至1500人。5月，在全州以北之蓑衣渡伏击太平军，夺其船只辎重，打破其沿湘江北攻长沙的计划。旋尾追太平军入湖南，援长沙，抢占城东南高地蔡公坟，使太平军局处城南一隅陷入被动。1853年2月，赴任湖北按察使。5月，奉命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奏陈严法令、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严约束、宽胁从等整顿军务的主张，为湘军组建积累了重要经验。6月，太平军将攻南昌，江忠源应江西巡抚张芾之请率部先期入城助守，采用分守城垛、对挖地道、构筑月城、抢堵缺口等办法，多次破坏太平军的“穴地攻城”。寻上奏清廷，请设长江水师以与太平军水师抗衡，对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有一定影响。授官安徽巡抚。10月，以太平军从南昌撤围西上，急赴湖北田家镇（今武穴西北）增防，被太平军击败，退至武汉。12月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陷入太平军的重围。因兵单粮乏，援兵不至，庐州城于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有《江忠烈公遗集》传世。

江忠源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晚清官员。虽一直活跃在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铁腕无情，但长期处穷乡僻壤，屡见新宁县百姓因饥馑而从叛，又亲历浙江大荒，江忠源深知百姓疾苦，竟存有百姓造反，情有可原的“大逆不道”想法。江忠源尤其痛恨为富不仁之徒，以为正是这些人把穷人逼上梁山。

1812年（嘉庆十七年）8月1日，江忠源生于一个秀才家庭，1837年（遭光十七年）中举人。首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名落孙山。在京期间，他结识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相与往来。他敦崇儒道，伉爽尚义，有一股封建士大夫的殉道精神。曾国藩当时便说他：“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见《江忠烈公遗集》）。江忠源重视经世之学，对嘉、道以来社会危机四伏，兵戈将动，天下临乱的形势有所预感。他出于阶级的本能，立志要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尽心效力。客居京师时，他便注意到湖南天地会党的活动。1844年，他回到家乡，立刻联络乡绅举办团练，每到月初将各村丁壮集齐，灌输忠孝礼义，教其兵法技勇。1847年10月，新宁会党雷再浩等起义反清，江忠源率团丁200人配合官军“进剿”。起义军转走广西全州梅溪口，大埠头一带，江忠源用团丁据守要隘，切断起义军的供应，并向当局建议实行湘桂“会剿”。这年冬天，起义军被迫退回新宁，江忠源设问策反，杀害了雷再浩，镇压了这次起义。从此，他在乡里博得了知兵的声名，清廷赏他戴蓝翎，并升任浙江秀水知县。

1851年（咸丰元年），江忠源从浙江奔母丧，丁忧在籍。当时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后，屡败清军。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广西，经人辗转推荐，上奏请调江忠源赴营差委。7月7日，江忠源抵赛尚阿军营，受到副都统乌兰泰的赏识。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州城（今蒙山），乌兰泰和提督向荣率清军分扎南北围堵。向荣自以为知兵，拘泥古法，主张对永安太平军实行三面围堵，网开一面的战法，待太平军从城内撤退时，清军“以追为剿”，在运动中将其歼灭。江忠源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永安城四面有山，形势险要，太平军集于一城，能打仗的不足万人，而清军则数倍于敌，可用锁围之法，四面深沟高垒，使太平军粮尽援绝而败。当时向荣与乌兰泰不和，赛尚阿偏倚向荣，江忠源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平军遂得以在永安驻守半年，然后突围他走。

湖南乡勇首次出省作战

江忠源又以新宁团练可用，令其弟江忠淑募选500人赴桂，号称楚勇。这是湖南乡勇首次出省作战，成为湘军的先驱。楚勇初到广西，筑营于永安城外，衣履敝黯，形体短小，绿营官兵窃以为笑。太平军也以为新募之勇不足为战，急往攻扑。江忠源督勇坚壁不出，等到太平军逼近壕外丈余时，突然反击，枪炮先发，刀矛继接，使太平军多有伤亡。这种战法与当时绿营官兵贪生怕死，离太平军很远就乱放枪炮，等到太平军接近时便竞相弃械逃跑，形成鲜明对照。楚勇在广西战场上初试锋芒，打了一些胜仗，江忠源因功升任同知，也给后来曾国藩编练湘军以相当影响。

1852年4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攻省城桂林。江忠源再募新宁勇1000人自成一军，名“江家军”，驻扎桂林城东鸬鹚洲，曾配合总兵秦定三部进攻古牛山，挫败太平军对桂林的进攻。桂林围解后，江忠源以功升知府。

1852年5月，江忠源率楚勇协同官兵尾追太平军至全州城外。太平军占全州，获得民船数百只，老幼妇女辎重载置船上，准备顺湘江水陆并进，北攻长沙。江忠源生长在湘南，对湘桂边境的地形颇为熟悉，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决计在蓑衣渡设伏。蓑衣渡位于全州城北10里，为湘江上游一险要渡口，两岸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江忠源在渡口北面3里的水溏湾江中密钉排桩，构筑木堰，堵塞河道，又以楚勇在河西岸埋伏，并飞函尾追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6月5日，太平军夹江而来，船路被堵，江忠源率楚勇呼号而出。太平军仓促应战，以重兵掩护老幼妇女登上东岸，辎重船只一概弃去。楚勇与太平军在西岸激战两昼夜，双方都有不少伤亡，太平军夺舟东渡，江忠源以楚勇力单疲累，未敢涉河进追。宰和春之兵迟滞未到，太平军得以从东岸翻越山岭进入湖南。

蓑衣渡一战，打乱了太平军沿湘江北进攻取长沙的计划。当时大雨连日，江水暴涨，太平军若顺流而北，长沙数日可达。时湖广总督程矞采驻军衡州，闻太平军北来，急忙赶回长沙，江忠源楚勇蓑衣渡一战，使清军争取到了时间，长沙得以设防固守。

1852年8月中旬，江忠源率楚勇抵湘南桂阳，与太平军战于州城之下，获得小胜。接著又尾追太平军至郴州。9月1日，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兵2000余奔袭长沙，江忠源偕和春带兵勇1500人赴援。太平军先期占领长沙城南及小西门一带民房，与守城清兵激战。江忠源发现城东南郊蔡公坟一带地势较高，若被太平军占领，将居高临下环攻东南诸城门，长沙必危。他遂与和春并力夺占蔡公坟一带，迫使太平军局促城南一隅，兵力无法展开。

1852年10月5日，江忠源为太平军伏兵击伤小腿，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将他迎入长沙城中，并询问守城方略。江忠源说，太平军聚集城南一处，官兵围其三面，西面又有湘水阻隔，是“自趋绝地”，但它拥有不少民船，可以渡江而西。他建议清兵抢渡湘江，赶在太平军之前扼守西岸土墙头、龙回潭等要地，以便对太平军渐逼渐进。张亮基表示赞许。但这时长沙城内外，巡抚，提督、总兵十数人，莫相统属，张亮基调度不灵。10月17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先占西岸，设兵把守水陆洲（今桔子洲），并架浮桥以通东西。11月30日，太平军撤长沙围西走宁乡，北上益阳、岳州，蔽江而下武汉。

追击太平军

江忠源以守长沙之功升任道员。新任湖广总督徐广缙命他追击太平军，但他以当局不能用其谋，怅然不欲往，为张亮基奏留湖南。这年冬天，他到巴陵镇压了晏仲武起义。接著又到浏阳镇压了征义堂周国瑜等人的起事。

1853年2月，太平军弃武昌东下，江忠源到湖北就任按察使，率所部楚勇400人随行，其余1000人由其弟江忠济等人管带，驻长沙，归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调度。4月，江忠源又将留驻长沙楚勇千人调赴湖北。1853年5月，江忠源奉上谕自武昌

赴江南大营

江忠源指出，清军营伍的最大弊病在于上下皆持玩心，见太平军则逃避他走，害怕太平军甚于清朝的法律。同时，官兵壅冗，层层牵制，虚糜粮饷。他主张要严肃军法，有功者、尽心尽力者破格赏之，临阵肿逃，故意避战者杀之，将提督、总兵大加裁遣，重用副将、参将等中下级军官；对绿营兵丁也要大加淘汰，去其巧猾怯懦之徒，多用胆气充足，朴实耐苦之人。

江忠源讲究战法的思想是在他考察了太平军和清军双方作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太平军善于因地筑营，深壕厚墙，力能固守，虽清军并力攻坚，惟以扑营逐利为重，往往损伤精锐。太平军行军时善于声东击西，清军多迟缓尾行，根本无法阻扼太平写的前进。太平军进攻时善于分兵数路，正兵应敌，奇兵抄后或直捣中坚，而清军多以一路当之，有时虽分数路，但却各不相顾，所以常为太乎军所乘。江忠源认为，清军要想克敌制胜，必须改变原来的战法。当太平军扎营时，应该扼要以断其接济，严兵以堵其退路：当太平军行进时，应该预择精兵宿将，拦头迎击以遏其锋，沿途设伏以挠其势。

江忠源从广西参战起，便主张围太平军于一地，然后聚而歼之。他历数几年来的重要战事，认为清军不讲地利，经常坐失良机。永安、长沙围三阙一，益阳临资口该守不守，岳州、城陵矾该争不争，使太平军多次处死地而复生，终成燎原之势。江忠源的这种围困歼敌的思想，对付初起的太平军，是比较实际可行的。

至于与太平军争夺民心，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军政措施。由于清军不讲纪律，到处烧杀掳掠，百姓衔恨入骨，而太平军专杀地富，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江忠源认为这是太平军队伍越战越大的重要原因。他提出应对清军严加约束，“将出令而兵不敢哗，兵奉令而民不知扰”，建立起。有制之师。另外，对新近参加太平军的人也应从宽处理，以便瓦解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

江忠源的上述主张虽未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提供多少新鲜东西，但的确触及了当时清军的要害，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并为湘军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因而有人把他看成是湘军的创始人一。赴江南大营

1853年6月，江忠源率楚勇1700名赶赴江南大营。途中，行至湖北蕲州一带，清廷因太平军北伐，皖北危急，命他火速转赴安徽风阳等地堵截。当他昼夜兼程行抵江西九江时，西征太平军已过湖口，占南康，将攻南昌省城，江西巡抚张芾写信向他求援。江忠源急驰4日，先太平军2日赶到南昌。

南昌城守兵万余人，江忠源奉命总统城内外各军。他以所部楚勇为骨干，命绿营兵丁相配合，分垛守城，从城上发大炮拒阻攻城的太乎军。又多次亲自督军出城迎战。他深知太平军“穴地攻城法”的厉害，一到南昌便将城外民房尽行焚毁，企图使太平军穴地攻城失去掩护。太平军将德胜门外大火扑灭，并据以挖掘地道，旁穿斜出，直达城墙脚下。江忠源在城内隐隐约约听到挖掘地道的声音，急忙派士卒从城内循声对挖，破坏了太平军的数条地道。又在城墙内构筑月城，选精兵，备土袋，准备堵御缺口。7月9日，太平军轰塌城墙，江忠源令其弟江忠济督勇拚死堵截，太平军攻城受挫。28日，地道地雷又发，城墙倒塌数十丈，太平军随即发起冲锋。江忠源一面派兵迎堵，一面遣兵绕出城外，从背后夹击太平军，南昌城再次得以保全。此后，他又命部下从城内挖地道穿城而出，在城外环掘暗壕，引水灌注，太平军的地道尽被淹废。

1853年8月初，太平军援军万余抵南昌，并分兵占领外围各州县。下旬，曾国藩从湖南派湘勇3600人，在罗泽南、郭嵩焘等率领下赶来支援。月底，江忠源对围城太平军发起反攻，为太平军击退，此后，南昌战事处于相持状态。

当时太平军占据长江下游金陵（今南京）、扬州、镇江等城市，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在长江中自由来往，配合陆师作战。而清军只有陆师，从前的水师徒有虚名。郭嵩焘带湘勇到南昌后，发现太平军船只蔽江，将土们时而登陆，时而上船，行动十分方便，便向江忠源提出了组建水师的建议。江忠源听后大喜，说他“在营两年，未闻此盲”，当即请郭嵩焘代拟奏折，上言清廷。奏称：要想夺取江东重镇，必先争夺长江，要想争夺长江，必先击败太平军水师，要想击败太平军水师，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守。奏报向朝廷建议让川、鄂、湘三省仿照广东拖罟制式合造战船百余只，海船可载兵50名，并让广东购买300斤、500斤洋炮千余尊，装备战船；同时调集闽、浙、粤水师营兵，兼雇广东水勇，组建一支长江水师，以与太平军水师相抗衡。清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命令湖南、湖北等省切实筹办。江忠源派郭嵩焘等在赣江上游樟树镇试造木磷数十、载炮于上，准备入鄱阳湖攻击太平军水师，因太平军水师已经转移，没有立刻赶上用场。其后，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于衡州督造战船，并进一步发挥江忠源的建议，募练水勇，组建湘军水师，发展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支凶恶武装。

1853年9月下旬，太平军撤南昌围，准备沿长江西上，10月，汀忠源应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的请求，选带兵勇2000余增防湖北田家镇，以阻遏西征太平军入鄂。江忠源率部经瑞昌、兴国（今阳新），北渡长江，前锋于14日抵达由家镇。15日，太平军以田家镇对岸要隘半壁山为依托，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大败。江忠源也仓惶逃往广济，旋走武汉。

此时，江忠源被清廷授以安徽巡抚的重任。短短二三年间，他由一个知县迅速升迁至封疆大吏，仕途顺利，可谓飞黄腾达。这一方面在于他肯为清廷卖命，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起义烈火熊熊，清廷朝野乏人，江忠源以知兵能战，凶残成性超乎他人，受到朝廷的赏识，而正当江忠源官运亨通之时，灭顶之灾也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身陷孤城绝地

1853年11月中旬，江忠源怀著骄狂的心情从湖北动身前往安徽临时省城庐州（今合肥）。当时皖北形势危迫，太平军万余人在护国侯胡以晃率领下，连克桐城、舒城，直逼庐州。庐州是皖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守城清军不满300人，乡勇不过5000人。江忠源率兵勇2700余人力疾前进，12月8日，途中接受安徽巡抚大印。10日，进入庐州。他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扼亲信将官把守各城门，集文武于城上分段守御，自己则率亲兵驻扎水西门。庐州城单墙矮，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江忠源急忙上奏请兵、要饷，固守待援。咸丰皇帝先后谕令河南、江苏等省兵勇万余赴援，又命湖广总督吴文镕将留守武昌的江忠源旧部全数遣往庐州。太平军于12月12日兵临庐州城下，立即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先败由安徽东关来援的总兵玉山部清军2000余人，歼其大半，继又击溃由六安来援的总兵音德布所部。其他各路援军闻风丧胆，裹足不前，作壁上观。江忠源历来主张围歼太平军，现在却反被太平军包围，身陷孤城绝地。

太平军围攻庐州36天，先以城外居民点作掩护，挖掘地道，以水西门为进攻重点。江忠源督兵从城内对挖，破坏了太平军的9条地道，并先后两次堵住了太平军的轰城和冲锋。太平军便改用新法，在水西门月城旁掘上下双层地道，“形如曲突”，直达城下，完全出乎江忠源的意料。1854年1月14日夜，浓雾遮跟，上层地雷轰发，江忠源派兵抢堵，紧接著下层地雷又发，清军兵勇或死或降，乱作一团，各路太平军乘势攻入。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江忠源见大势已去，举剑自刎未遂，便投入关桥旁古塘水而死。

江忠源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近代军事人物，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占居著重要地位。他以儒将领兵，对太平军作战“如报私仇”，是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的一个凶恶敌人。他讲究经世之学，对清朝军政形势保持著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善于领兵，也打过一些胜仗。正因为如此，清廷在他死后予以殊荣，追赠总督，予谥“忠烈”，褒扬三代。而湘系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则把他视为士大夫出而领兵的先驱和榜样，大力颂扬。但在太平军的迅猛攻势下，他先是人微言轻，后是独臂难支，不但没能阻止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反而在太平军进击下兵败身亡。

第三章　李续宾

早年经历

李续宾（1818—1858.11.16），宇迪庵，又字克惠，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涟源）人，清朝名将。生于湖南湘乡。年轻时，膂力过人。李续宾臂力过人，善骑射。兄弟（李续宜）二人均是罗泽南的学生，罗泽南募乡勇的时候，“续宾奉父命往佐之，令将右营，泽南每战，续宾皆从。”在这样的南征百战之下，兄弟二人很快成为罗泽南的得力战将。

因家境贫寒，靠贩煤养活家人并供胞弟李续宜读书。湘乡著名绅士罗泽南欣赏他的“孝友”，把他兄弟收为弟子，不仅免其学费，还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帮他供养家人。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打入湖南，清廷急忙命令两湖地方官，尤其是湖南官员举办团练，协助绿营兵堵剿太平军。湘乡是湖南最早办团练的县之一。这一年，李续宾协助罗泽南办团练，“能以兵法约束子弟，明耻教战，训练尤精”（《李忠武公遗书·褒节录》第38页），深得罗泽南的赏识。此后，他跟随罗泽南与太平军作战，开始了军旅生涯。

李续宾与太平军首次作战是1853年的赴援南昌。当年夏，西征太平军在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下围攻南昌。江西巡抚张芾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当时张芾委其主持军事）守南昌，因城中兵力单薄，请求增援。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遣湘乡知县朱孙诒率训导罗泽南所募湘勇赴援，李续宾隶营官谢邦翰营中。8月底，罗泽南率军进攻南昌七里街太平军营垒，为太平军所败，伤亡500余人。湘勇首次出省作战就遭到太平军的痛击。时泰和县天地会首领邹恩隆率众起义，攻克泰和、万安、安福等县。江忠源命罗泽南率军前往镇压，李续宾也随队前往。于9月15日和20日，分别攻陷安福、泰和，镇压了邹恩隆起义。11月，返回湖南。

1854年春，西征太平军逼近长沙。曾国藩所练湘军誓师出战，在湘潭大败太平军。自此开始，向西征太平军进行反攻，接连取得胜利，连克岳州等地。在岳州高桥，城陵矶等战斗中，李续宾作战勇敢，因功擢升为知县。

1854年10月初，湘军陆续抵达武昌外围。10月12日，曾国藩指挥湘军分多路进攻武昌。罗泽南，李续宾率部4000余人，由金口攻花园。花园位于武昌城西20里处，驻有太平军精锐部队万余人，在江边，堤上、青林湖畔设有大营三座，是防守武昌的重要据点。战斗的当天，李续宾就攻下花园太平军大营。次日，又连下鲇鱼套附近太平军6座营垒，兵临武昌城下。当时，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石凤魁、黄再兴等人，都是文官出身，不长于军事。他们见湘军气势汹汹地攻到城下，便于13日夜间率军弃城逃往田家镇。武昌这个华中重镇，就这样被湘军占领。李续宾自岳州东下以来，“常为军锋，沿途七战皆捷”。攻占武昌后，他升为知州。

武昌失守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立即令燕王秦日纲前往田家镇布置战守，截击湘军。长江自武穴以上，夹岸皆山，水面渐窄，其间“尤以田家镇对岸之半壁山最为隘口，江流仅一里余，山势直压中洪”，（《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险要异常。秦日纲在田家镇沿江筑土城多处，安设炮位。在南岸半壁山筑营5座，挖掘深壕，灌满湖水。又于半壁山江面，横江建铁链2道，铁链之下用数十只小船和木箄承之。船与牌的头尾皆用大铁锚沈于江底，非常牢固。

湘军攻占武昌后，兵分3路，夹江东下，水陆并进，直指半壁山，田家镇。李续宾随知府罗泽南走南路，由金牛镇攻兴国（今阳新），11月20日，首先赶到半壁山，与太平军连日展开激战。23日，秦日纲亲率2万余太平军分作两路向湘军进攻。罗泽南，李续宾率2600名湘军与之激战整日。战斗中，李续宾手刃3名怯阵的湘军士兵，率部拚死抵拒，并将太平军击溃，后又派出百余人缒崖而下，协同湘军水师斫断横江铁链，半壁山要隘遂为湘军所得。

12月2日，湘军水师突破太平军水上防线，顺流东下，焚毁太平军船只数千艘。李续宾在南岸助攻，一直打到富池口。秦日纲于3日撤出田家镇，退向黄梅。

获挚勇巴图鲁名号

田家镇一战的关键虽在水战，但李续宾最先赶到半壁山，首战告捷，又挫败了太平军反攻计划，控制半壁山，使田家镇失去依托。这次战斗后，他因功被加赏“挚勇巴图鲁”名号，升为安庆知府。

湘军攻占田家镇之后，曾国藩计划夺取九江，然后利用水师优势，直逼金陵（今江苏南京）。12月8日，湘军水师进至九江江面，1855年1月上旬，陆师进抵九江城外。

九江得失，关系重大。太平军当时的部署是：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据守九江，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守九江东50里的梅家洲，由翼王石达开坐镇梅家洲对岸的湖口镇统一指挥，共同阻击湘军东犯。镇守九江的林启容是太平军的著名骁将，能攻善守。1月14日，湘军进攻九江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湘军对九江实施全面进攻，罗泽南、李续宾率部猛攻东门，“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6页）伤亡惨重。曾国藩见硬攻不能奏效，便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继续围攻九江，调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等进攻梅家洲，企图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切断九江与湖口的联系。守卫梅家洲的罗大纲于城外“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第77页）23日，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等分路向梅家洲发动进攻，遇到太平军奋力抗击，死伤数百人。同日，湘军水师击毁了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解。29日，湘军水师舢板等轻便战船120艘冒险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堵塞湖口，隔离于内湖不得出；留在长江内的笨重大船失去轻便小船的护卫，一再遭太平军的火攻，被焚近百艘，余船不得不撤回武昌。由于水师接连失利，围攻梅家洲的陆师也随之撤回九江外围。夺取九江的计划受挫，曾国藩退守南昌。除留塔齐布继续围困九江外，罗泽南部奉调充作游击之师南援赣中，李续宾随队与太平军作战，连续攻占弋阳。广信、德兴、义宁等府县，田功升为记名道员。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后，即反攻湖北，夺回武昌。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统率所部，配合正在武昌外围作战的胡林翼所部攻取武昌。10月，李续宾随罗泽南从江西义宁州拔营，西援武昌，连下通城，崇阳、蒲圻、咸宁。12月初，进抵武昌城下。

因公获赏

1856年，李续宾基本上是在武昌城下渡过的。1月5日，李续宾开始进攻城外的太平军营垒。4月6日，守卫武昌的太平军产得到援兵后，洞开武昌各门，向湘军发起反攻，战斗中，罗泽南左额中弹丧命，所部遂由李续宾接统。此后，李续宾与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北提督杨载袜等与太平军相持于武昌城外。9月初，太平天国发生天京内讧，翼五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天京。李续宾乘势攻占了鲁家巷太平军营垒13座。12月19日，守卫武昌的韦俊因其兄韦昌辉被诛，无心再守，遂大开各城门，撤出武昌。当天，李续宾与胡林翼，杨载福等进占武昌。接著，他率军乘势东下，在杨载福水师配合下，又攻下了武昌县（今鄂州市），大冶、兴国，因功升为记名按察使。

1857年1月初，李续宾率所部万人顺江而下进入江西，直抵九江城下。九江自1853年9月被太平军占领后，一直在太平军手中。林启容在武昌将陷之时，就督军“日夜缮守具，屯米粮，”浚深沟，设炮台（《中兴别记》卷3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501页），以防湘军来犯。从1月6日开始，李续宾陆师与扬载福水师连战数昼夜，攻城不下，遂决定改变攻城战术，3月5日，他督湘军自宫牌夹起到东边白水湖尾修筑长壕，全长30多里，共6道，每道深2丈，宽3丈5尺，于6月筑成，三面合围九江。同时，他决定先扫清九江外围太平军据点，孤立九江。9月下旬，首先进攻九江北面的小池口。由水师炮船昼夜轰击，城内房屋全被击毁。10月2日，风雨交加，李续宾令陆师用稻草，沙囊填满壕沟，士兵躲在稻草沙囊之后，直扑城下；然后向城内施放火箭，乘烟焰迷漫之时攻陷小池口。26日，李续宾率部进攻湖口，湘军缘梯攻城，用火箭击中太平军的火药库，登时瓦石飞空，墙垒破裂；守将黄文金见势难再守，开门撤走。梅家洲守军见湖口已陷，也弃垒而走。被分割于鄱阳湖内达三年之久的湘军水师与长江内水师会合。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被攻占后，九江便失去了依托，陆上三面被围，临江一面也被湘军水师控制，完全成为孤城。这年底，李续宾实授浙江布政使。

李续宾围攻九江，百计并施。但林启容毫无惧色，率军坚守城中，使湘军顿兵城下一咩多仍不能得逞。1858年3月20日，李续宾再次攻打九江城。此时九江城内储备的粮食已吃光，太平军靠种麦自给，仍顽强抗击。5月8日、12日，湘军挖地道轰塌东门、南门城墙，登城士兵均被太平军抛掷的大桶火药炸死炸伤，缺口重又堵住。此战，湘军死伤无数，胡林翼向朝廷奏报说，湘军“伤亡士卒之惨”，使将士“莫不欷欧饮泣”。（《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28，第2页）19日，湘军用地道轰塌九江东南城墙百余丈，湘军士兵“前者伤，后者继进，冲上城头”。（《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28，第3页）林启容率部下浴血巷战，1.7万多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其壮烈为太平天国战史中所仅见。李续宾经一年半苦战夺得九江，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战后，因功赏巡抚衔。

北攻庐州

1858年6月，李续宾率部返回湖北。8月23日，太平军前军主将陈玉成按照枞阳会议商定的战略，攻克庐州（今合肥），进而准备攻破清军江北大营。湖广总督宫文得报，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北窜。”（《剿平粤匪方略》卷201，第39页）李续宾接到命令后，于8月31日拔营增援安徽。9月22日，他与江宁将军都兴阿一起攻克安徽太湖。随后，即兵分两路，都兴阿率部南攻安庆，李续宾率部北攻庐州。李续宾部于连占潜山（9月27日）、桐城（10月13日）、舒城（10月24日）后，11月3日进抵庐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南面的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9座，凭河设险，广屯粮草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经济，军事上都居重要地位。当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当李续宾率军北进时，陈玉成会同后军主将李秀成攻破江北大营，并连下六合，扬州。

孤军深入

李续宾一月之内，连下四城，进军迅猛，但部队伤亡较重。仅舒城一战，湘军“阵亡不少，带伤约五百人以外。”（《李忠武公遗书·奏疏》第38页）他也感到兵力不足，在进军三河时向朝廷报告说，“臣所部八千人因克复潜山，太湖、桐城及此间（舒城）留兵防守，分去三千人。数月以来，时常苦战未尝得一日之休止。伤损精锐，疮痍满目，现已不满五千人，皆系疲弱之卒。三河一带悍贼虽多，自揣犹足以制。若遇大股援贼，兵力亦恐难支。”（《李忠武公遗书·奏疏》第40页）尽管如此，他仍抱侥幸心理，指望能在太平军援军到达之前，迅速攻下三河。11月3日，湘军开始进攻三河镇外太平军营垒，“近者被其火药所焚，远者遭其枪炮所轰，难以近其城垒。”（《李忠武公遗书·奏琉》第41页）李续宾见状，只得收兵。7日，他再次分兵三路进攻，仍遭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损失3000余人才攻下镇外9垒。是日，陈玉成率大队援军赶到，扎营于三河镇西南30里的金牛镇。稍后，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三河镇东南30里的白石山。太平军大队援兵及时赶到，众达10万人，声势甚壮。李续宾部湘军陷入太乎军的包围。此时，他已感到“胜负之机，殊难预料”（《李忠武公遗书·奏琉》第40页），他的部下也劝他退守桐城。但李续宾继攻占武昌之后，又克名城九江，为一股虚骄之气所支配，虽知战胜的可能不大，却不肯撤退。决心在三河与太平军决一死战。15日深夜，李续宾派兵7营分左、中、右三路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15里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激战开始时湘军曾一度得手，杀退太平军。当湘军正要追击时，忽大雾迷漫，咫尺难辨。陈玉成亲率火队从湘军左后杀出，将湘军偷袭部队中右路围困在烟筒岗一带。李续宾闯报，急率4营往援，连续冲锋十数次，均不得入，只好撤回大营坚守。此时，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声赶来助战，三河镇守军也立即出击，将李续宾大营团团包围，7座营垒被太平军逐一攻破。

李续宾虽勇气百倍，怒马当先，往来奋击（《李忠武公遗书·褒节录》第30页），但终不能出，最后在激战中被击毙（一说自缢）。时年41岁。三河之战，李续宾所部5000精锐全部被歼。陈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后，即乘胜南进，接连收复了舒城，桐城、潜山。围攻安庆的都兴阿部也被迫撤回太湖。

历史评述

李续宾，字迪庵，1818年生。均湘乡人。李续宾臂力过人，善骑射。是罗泽南的学生，罗泽南募乡勇的时候，“续宾奉父命往佐之，令将右营，泽南每战，续宾皆从。”在这样的南征百战之下，快成为罗泽南的得力战将。李续宾甚至还能不时总结出一些哲理性的东西来：“天下本无难事，心以为难，斯乃真难。苟不存一难之见于心，则运用之术自出。今之时，岂无济变之才？而其心不挚。即有济变之心，而其计不决，所以难耳。”

曾有这么一个战例，1854年夏，李续宾随罗泽南在岳阳一带作战时，有一次率领数骑停驻在一个山冈上，太平军来了后始终不动，直到来的人聚多了，才冲上去搏杀，斩掉了其头目，夺得了旗子，且追出去十余里，胆识非一般人可比。

也许是个性使然，崇尚身先士卒的李续宾逐渐养成了骄横的个性。身为悍将的他尽管攻城掠地无数，最终却还是自量食苦果，栽在了安徽的三河镇。

咸丰八年，即公元1858年的9月，根据罗泽南“非攻安徽，不足以守湖北。”的战略，李续宾、都兴阿率兵万余人进入安徽，9月底，李、都二人分兵，都兴阿向南，进围安庆，李续宾向北，进图庐州。在这过程中，李续宾前期比较顺利，连克潜山、桐城、舒城三座县城（但每处都或多或少留了一些兵马，影响了大部队的实力，终酿恶果），于这一年的11月初带领五千余人紧逼三河镇。

三河镇位于丰乐河、杭埠河、马槽河的交汇处，是水陆要冲，也是庐州的南面屏障。太平军在这里构筑城墙，外筑砖垒9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接济庐州、天京（今南京）。如此重要的地方，李续宾自然势在必得。但结果是，三河镇成了李续宾及包括曾国藩弟弟曾国保在内的高级将领们的葬身之地，湘军最重要的精锐部队也在这里损失殆尽，元气大挫，远在千里之外的湘乡更是户户招魂。

究其原因，首先是李续宾对敌情估计不足，他未能估计到太平军的名将陈玉成、李秀成均会在极端时间内赶到增援，导致己方被太平军分割包围、内外夹击。在危机情况下也没有选择退守舒城等待援兵，而是硬拼。其次是分兵之祸，一万余人最后只带上了五千人左右，实力大减还浑然不觉，未免对自身实力过于自信。由于其它满族将领眼红，临末了己方连援兵也没有派出一个。此外，他没有足够重视战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三河镇是三条河的交汇之处，大量人马猬集，显然很不利回旋，且最后溃败的前晚出现大雾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总之，优势尽被太平军所占据，李续宾也就只有失败一途了。

关于李续宾的最后时刻，《清史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李续宾对众部属说：“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不原从者自为计！说毕，朝北方叩首作别皇上，烧了所有的文书，”跃马驰入贼阵，死之。“该段描写足以显示出李续宾对清廷之忠贞，对死亡到来的从容，是少有的忠臣、壮士，以致死讯传到京城后，咸丰帝（文宗）”流涕，手敕曰：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这一年的李续宾刚届四十岁，正当不惑。关于他的死因，一说是战马陷入泥沼，被太平军击杀，一说是投水自杀。以李续宾的火爆、刚强的性格来推断，前者的可能性似大一些，况且他自己也曾说过，”出队即不望生还，自杀应当是他不屑的选择。

尽管曾国藩对此败多有责怨（其时李续宾的直接上司胡林翼正好回家奔丧，导致无人救援李部，其战前部署也未细加讨论），但还是将李续宾的功绩具奏皇上，大意是，李续宾多年南征百战，治军也严格，劳苦功高。他尤其强调，“至於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续宾。”至于三河镇之败，曾国藩也为其开脱，说是因分兵所致。言下之意，失败的责任该由胡林翼来分担一些了。

从这段表奏中不难看出，李续宾部确实无愧于精锐之师，他本人更是有大将之风，仁厚之德：“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早期的湘军之所以能征善战，声名遐迩，这段话是很好的注释。

湖南人沈从文的墓碑上有这样一句：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家乡。对李氏兄弟等湘军将领们而言，它也是极好的写照。不少湘乡籍将领都不长寿，无论是战死还是病死，都说明当时战争之残酷，长期戎马生涯对身体有着极大的损害。

第四章　岳钟琪

人物简介

岳钟琪（1686～1754）清朝名将。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松潘镇中军游击、副将，以平定西藏乱事，擢四川提督，后署川陕总督，以宁远大将军率军，雍正十年被夺官下狱，乾隆二年得释，为四川提督，平大金川有功，封公爵。

康熙五十年（1711），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五十七年，任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扰西藏，次年，钟琪奉命率军随定西将军噶尔弼入藏，直抵拉萨，击败准噶尔兵。六十年升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率军随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授三等功，赐黄带。三年，兼甘肃巡抚、署川陕总督。奏请于河州、松潘及丹噶尔寺为互市所，以便各族人民进行交易。五年，在陕甘两省推行摊丁入地。又对四川乌蒙等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六年，湖南靖州生员曾静使学生张熙投书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发，曾静等被捕解京，构成雍正朝最严重的文字狱，杀戮惨重。雍正年间，屡征准噶尔。官拜宁远大将军。后因刚愎自用，坐失战机，致使准噶尔入犯哈密，劫掠牲畜，抢夺粮饷，被大学士鄂尔泰、副将军张广泗所劾，削爵夺职，拘兵部，后获释家居。乾隆十一年（1746）金川之役（见大小金川之役），师久无功，因钟琪久官四川，以总兵衔启用。不久，授四川提督。十四年正月，随经略大学士傅恒参与大金川之战，轻骑入勒乌围，说降大金川土司沙罗奔，金川平定。加太子少保，授兵部尚书衔，还四川提督任，赐号威信。乾隆十九年，于镇压陈琨起义时，病死于四川资州（今四川资中）。谥襄勤。著有《姜园集》、《蛩吟集》等。

岳钟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唯他一人。高宗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

作为清朝著名军事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一生戎马，平西藏，定青海，抗击新疆准噶尔部的分裂反叛，镇戍边疆，功勋卓著，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开拓西部做出了重大贡献，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乾隆皇帝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其“三朝武臣巨擘”。

岳钟琪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第 21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其父岳升龙为康熙时代的议政大臣、四川提督，当年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颇有建功，康熙皇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岳钟琪颇受父亲教益。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说剑论兵、天文地理、习武学射，样样精通。

当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营了已近半个世纪：西南平三藩，东复台湾，东北收复雅克萨，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西北三次派兵平定准噶尔与沙俄勾结的分裂反叛……然而，西部仍然不太平。在此后的又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不同规模的叛乱频频不断，特别是准噶尔部的首领，继噶尔丹之后，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连续三代从未停止过其分裂活动，他们还同西藏少数上层反叛分子勾结，制造叛乱。其次，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也图谋割据青海，以及大金川之乱等，这些都赋予了镇边将士们以平定叛乱、维护安定、制止分裂、维护统一的重任，同时，也提供了建立功勋的契机。重任与契机落到了岳升龙的儿子——岳钟琪一代人的肩上。

岳钟琪 20岁从军，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至68岁病逝于平乱凯旋的途中，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戍边元戎，从此将星殒落。

人物生平

岳钟琪是清朝名将，清高宗乾隆称其为“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原籍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市），宋朝廷南迁以后，岳家迁往今江苏省常州市。到岳飞第17世孙岳仲武时，被赠“荣禄大夫”，并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宦游来到甘，举家迁到兰州，其后代一直居住在兰州。岳钟琪祖父岳振邦时“移居河西”，把家迁到了庄浪卫（今永登），后来葬在了永登县北奖俊埠岭下大川沟内。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刚刚入伍便被授予永泰营千总[今景泰永泰城，此地在明代归庄浪卫（今永登）管辖]。康熙十四年（1675年），岳升龙出任庄浪守备，住在庄浪卫城镇署子街，而岳钟琪就是在其父任庄浪守备第二年出生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岳升龙跟随康熙帝征伐噶尔丹，以战功升四川提督，岳升龙以“母年逾九十，乞入四川籍”，得到了康熙帝的允许。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加入四川籍，时年34岁的岳钟琪也随之入了四川籍。由于家族迁移的缘故，长期以来，景泰、永登、兰州三地的人都把岳钟琪视为同乡。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岳钟琪本人在写给别人的信件中说，自认为是平番（今永登）人，也有些资料中也把岳钟琪写为四川人。

岳钟琪幼年跟从父亲戎马沙场，“儿时好布石作方圆阵，进退群儿有法。”“读书之余，说剑论兵，出奇谋无不中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与中央政府为敌，在控制新疆天山南北后，又趁西藏动乱，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卜攻入西藏，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政府先派都统法喇出兵打箭炉（今康定），法喇以时任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为先锋，命他相机收复里塘、巴塘等地。岳钟琪一举歼灭了拒不投降的里塘第巴，“擒首逆七人从而使巴塘第巴惧，献户籍”。

次年，清军自青海和四川分两路进兵。岳钟琪为前锋从四川出发，挑选了三十多名懂得藏语的精兵猛卒，装扮成藏兵，从小路奇袭藏军设在洛隆宗的大营。清军从悬崖而下，藏军以为神兵天降，只得请降。

后使藏军首领为前导，沿途招降，岳钟琪长驱直入，千里奔袭平叛，直逼拉萨，策凌敦多卜势单力薄，一触即溃，率残部狼狈逃回伊犁。

康熙六十年（1721年），岳钟琪被清廷授予左都督，擢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 年）夏，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煽动和裹胁蒙古各部反叛，阴谋割据青海。

清廷授岳钟琪“奋威将军”征讨罗卜藏丹津事宜。岳钟琪抓住春草未长，叛军人畜乏粮，分散屯驻牧养的时机，奇兵奔袭罗卜藏丹津驻地，所率五千精兵，均是一人两骑，长途奔袭，在一个黎明，猛扑罗卜藏丹津的营帐，叛军顿时溃不成军，罗卜藏丹津趁乱换上蒙古妇女的衣饰，带了二百多人投奔准噶尔去了。其母、弟、妹、妹夫一并被俘。岳钟琪以少胜多，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一昼夜驰三百里，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级”。岳钟琪只用了15天时间，就把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完全收复，这是中国战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

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的同时，甘肃庄浪卫（今永登）西部居住在卓子、棋子、剌布藏一带的六个藏族部落，也乘机发动叛乱。他们截杀商旅，进攻庄浪卫。

岳钟琪再次受命指挥两万大军平乱，他采取强攻和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派大军在正面堵住叛军的出路，然后挑选精兵，从山上顺着青藤攀缘而下，突袭叛军重兵把守的石堡城。面对从天而降的清军，叛军张皇失措，军心顿时涣散，稍作抵抗就放弃了石堡城。攻占石堡城后，岳钟琪遣将分兵攻占各地。前后不到50天时间，岳钟琪就平定了这次叛乱。可见，岳钟琪善于使用奇兵制胜。随后，清政府将庄浪卫改为平番。岳钟琪也被授予甘肃提督，又兼任甘肃巡抚，没有多久就出任川陕总督，成为名噪一时的封疆大吏。

岳钟琪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和为国为民的作风，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入敌营劝降莎罗奔岳钟琪在甘肃办了不少好事。他根据实际情况，将甘肃东西部的税制进行了改革，对当时正在根据甘肃的实际情况实行摊丁入亩，将河东和河西的税粮分开摊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则粮照丁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接着，把明初设立的甘州卫、凉州卫也改为府县。由于河西走廊路途遥远，尤其是肃州道驻地在安西，管理极为不便。岳钟琪奏请朝廷将肃州道改为直隶州。同时，岳钟琪还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尽自己最大力量，改变甘肃的面貌。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分两路进攻数掠喀尔喀蒙古及藏匿青海叛军头子罗卜藏丹津的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岳钟琪屯驻巴里坤，采用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深入的战术。这年六月，北路统帅傅尔丹急于冒进被准噶尔部大败于和通淖尔，十多名大将战死。后来，清廷因为小事，将他“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后又被召岳回京师，以“误国负恩”罪削尽所有官职，交兵部拘禁，不久定为斩监候。

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乾隆皇帝赦免回到成都。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钟琪才被起用，授予总兵，这时他已六十二岁了。参与平定大金川土司叛乱，大学士傅恒非常看重他。岳钟琪连续攻占了康八达、塔高等山梁，叛乱首领莎罗奔连战失利，又曾随岳钟琪平西藏、征青海，非常害怕他，只好乞降。岳钟琪乘机深入敌营，晓以大义，莎罗奔只好投降。后乾隆写诗称赞他为“三朝武臣巨擘”。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抱重病出征，凯旋班师时，卒于资州，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曰“襄勤”。

平藏抚青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遣将袭击西藏，康熙令十四皇子胤禵为大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岳钟琪为先锋，进行征讨。当时的岳钟琪33岁，英姿勃发，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又宗飞祖遗风，军纪严明，且与士兵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士气高涨，锐不可挡。

岳钟琪率军，日夜兼行，风餐露宿，刀光剑影。历时两年，整个操作过程复杂而残酷，每一个环节都包含艰难的生死考验；每一场战斗，都是可歌可泣的音符；每一个胜利，都是大智大勇的结晶。有一次，岳钟琪带600人，去抚定里塘、巴塘的反叛，但当地长官达哇兰坚持反叛立场，拒不接受安抚，于是，岳钟琪当即立断，将其拘捕并斩于军前，杀散叛乱分子3000余人。此举的威慑效果使得其他反叛各部相继献户籍，请求归降。当地叛乱很快平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年已经是进军西藏的第二个年头了，定西将军噶尔弼令岳钟琪带4000人为前锋，先行到达昌都待命。

岳钟琪率军到达预定地点后，获悉，叛军已调集部队扼守三巴桥，以阻击清军西进。昌都距叛军驻地600华里，中间隔着怒江天险，三巴桥则是进藏第一险，敌若断桥，则守隘难于飞越。在新的情况下，请示上奉远在千里，势必贻误战机。进，又军令如山。

两难之下，岳钟琪果断决定：“宜乘敌未集而先发制之”。遂令懂藏语的士兵30余人，穿着藏族服装抄小道持檄昼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叛军首领驻地——洛隆，出密檄示地方官，晓以利害，令协助缉捕噶尔等人。当夜擒5人，斩数人，闻者莫不震惊。于是，借势招抚六部数万户，打通了直达拉里的通路，为进军拉萨铺平了道路。

西藏叛乱平定后，岳钟琪师还四川，授左都督，四川都督，赐孔雀翎等。

雍正元年（1723年），37岁的岳钟琪又奉命抚定青海。当时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请皇上，要求岳钟琪随军参赞军事。岳钟琪率6000精兵，经过了雪域行军，克服了高原严重缺氧的不适应，一路西行，抚定上诗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南川塞外郭密九等诸番部。第二年便授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继续进军青海，出师15天，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全部领土。

青海事平，雍正授岳钟琪三等公，赐黄带及御制五言律诗二首：其一岷峨称重镇，专阃赖干城。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风霆严步伐，云日耀麾旌。三捷成功速，欢腾细柳营。

其二一扫搀枪净，师旋蜀道中。锦成休战马，玉寒集飞鸿。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丹书褒伟绩，还与锡彤弓。雍正又赐金扇一柄，书御制诗一首：星驰露布自遥荒，青海西头武烈扬。帷幄由来操胜算，风烟早已靖殊方。远宜王化金汤固，丕振军威壁垒张。风送铙歌声载路，鼎钟应勒姓名香。

岳钟琪以38岁的年龄占尽了人间风华。第三年，雍正又命岳钟琪为甘肃提督兼甘肃巡抚。这年四月，年羹尧被解兵权，改授杭州将军，雍正命岳钟琪为上奋成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除上述平西藏、定青海、进击准噶尔三大军事行动外，在这同时，自 1719年至1732年间，尚有康熙三十年（1721年）讨平郭罗克三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平羊峒、雍正元年（1723年）平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庄浪边外谢尔苏部、雍正四年（1726年）平乌蒙和镇雄土司、雍正七年（1729年）平雷波土司的叛乱等。13年间，岳钟琪兵不解甲、人不离鞍，他成为边无愧于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开拓西部的先驱。

职重遭忌

岳钟琪作为大将，除以武功著称外，在相继兼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期间，对地方政权建设，也有建树，其中不少措置，德泽延续数百年甚至今天。

雍正三年（1725年）为发展经济，方便牧民，岳钟琪奏请恢复河州、松潘互市；新开西宁塞外丹噶尔寺市场；为消除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仇恨的根源，将年羹尧令金川割给沃日的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使部落间得以和平相处；为便于就近治理，将距康定远，不便遥控的昌都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充卓诸部，请宣谕由达赖喇嘛领辖；将四川巴塘隶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划给就近的云南中甸等。他的奏请均予照准。这年岳钟琪39岁，入觐，加封兵部尚书。

此后，岳钟琪又于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上奏疏请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建府置县……等，雍正皇帝均依奏照准。这些措施的实行无疑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影响当延续到今天和更远。当今生活在西昌、冕宁、盐源等地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都是源于清朝戌边大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疏请呢！

清王朝建立后，内外大臣多系满族人担任。岳钟琪以军功先后任川陕总督、甘肃提督及甘肃巡抚，以汉人承当川、陕、甘三省军政大权，自易招来忌恨。

始发难者是“成都讹言钟琪将反”。钟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后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著，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尊君亲上，众共闻之。今此造谣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加查访。”结果查明，此谣言系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此案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年）。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雍正六年（1728年），靖州有个秀才叫曾静，派遣其徒弟张熙授书岳钟琪，劝其反。岳钟琪坚决不反。雍正褒奖岳钟琪忠，并出于军事需要，仍委以重任，封他以宁远大将军、加少保，责令进击准噶尔部的叛乱，但在内心已开始萌发疑心。

终于在三年后，即雍正九年（1731年），借口进击准噶尔部的某些失利，以“误国负恩”加以免官拘禁。

大臣们的忌恨，得以乘机宣泄、落井下石。大学士鄂尔泰等参劾岳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张广泗参劾他“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

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将军查郎阿又论岳钟琪“骄蹇不法”，且参劾其部属纪成斌、张元佐疏防。上奏斩成斌、降调元佐。又劾曹襄力纵贼，上命斩襄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曾护大将军印的纪成斌、总兵曹襄力，都是曾屡立战功的悍将，终因三年前科舍图之役的一次失利，一个以“疏防”，一个以“战败”而处斩。而在这种情况下，雍正皇帝在大学士们“奏拟岳钟琪斩决”的折子上，改签“监斩候”（即死刑，缓期执行），足见其“笔下留情”与“笔下留人”了，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在历史上铸就又一个岳飞。

雍正过世后，乾隆继位，第二年即乾隆二年（1737年），51岁的岳钟琪在经历了5年的牢狱监禁后，被释放，又过了10年的平民百姓生活，一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国家因用兵大金川，久无功时，这才想起了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已被贬为平民的岳钟琪了。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乾隆皇帝决定重新起用岳钟琪，授其总兵衔，召其至军中，改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

岳钟琪回到了军中，开始了师征大金川的军事行动，他与大学士傅恒合作，部署适当，先以 35000人破敌，示之以威，敌酋请降，后岳钟琪又以惊人的胆略，亲带13骑入敌巢，降敌。旷日持久的大金川事态平息。这时的岳钟琪已经62岁了，但他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再现了24年前他38岁平西藏定青海时的风采。后人有词赞曰：弭节金川，推诚款结，夜卷熊方斤，晨探虎穴。

乾隆皇帝谕奖岳钟琪，加岳钟琪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

岳钟琪入觐，乾隆皇帝命岳钟琪在紫禁城骑马，西洋马公画像，免西征追偿银 70余万，加封岳钟琪两个儿子为侍卫，赐诗褒奖：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成淮蔡无渐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珠尔墨特为乱，时年64岁的岳钟琪，奉命再出康定，会同总督策楞，将其讨平；两年后，又遣兵讨擒杂谷土司苍旺之乱；

再两年（1754年），重庆陈琨倡乱，岳钟琪以重庆地位重要，力疾亲往捕治。

岳钟琪平叛凯旋途中，将星殒落，病逝于资州途中，鞠躬尽瘁，时年68岁。乾隆皇帝手谕褒勉，赐祭葬，谥岳钟琪“襄勤”。

弹劾贪官污吏

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川陕总督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由奋威将军、甘肃巡抚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进京陛见皇帝。岳钟琪路过保定，受到直隶总督蔡珽的盛情款待，蔡珽对岳钟琪格外亲切。岳钟琪朝觐皇帝，雍正帝问他一路上有何见闻？对各处官员有何看？岳钟琪告诉皇帝，蔡珽为人厚道，对自己十分热情。雍正帝听了很是疑惑：蔡珽在保定大讲岳钟琪的坏话，流言蜚语已经传到了北京。想不到他还能如此热情招待岳钟琪，可见其人阴险诡诈。雍正帝精明过人，觉得其中总有点不大对头，立即召蔡珽入京查问。

原来，蔡珽在四川巡抚任上贪污受贿，罪大恶极。他认为岳钟琪是年羹尧的老部下，如今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后，必定会追查三年前的那起大案，所以打算先下手为强，把岳钟琪整垮。三年以前，年羹尧参奏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四川巡抚蔡珽接受程如丝重贿，包庇程如丝。当年，这是一起轰动四川的人命大案。

夔州位于长江上游，是四川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水上交通十分繁忙，客货商船往来如梭，关税收入大有文章可做。火耗、陋规和平余都是额外收入，向来不必列入户部奏销题奏中。收多少，如何支用，全凭管关官吏自己支配。比如官吏和吏役们的办公费、饭费、官吏赡养家属的开销，税银解送户部的解费、杂役工食等等，这里面营私舞弊的内容特别多。商船过关，少不得被扒一层皮，只要使官吏和吏役们贪欲饱满，痛快了，甚至可以少报关税，否则就课以重税，不交够了火耗、陋规就出不了关。

夔州知府一向是个肥缺，多年来，历任州官无不多收少报，从中贪污。程如丝被蔡珽从马湖知府任上请调到夔州任知府，帮他发财。当时四川生产的食盐，大多通过长江航道运往武昌行销，量大利丰。地方当局历来以重税与盐商分利，商人只要按规定交完夔关关税，及火耗、陋规和平余就可以畅行无阻了。官员和商人都大发其财，相安无事。偏偏这个程如丝贪得无厌，他先取缔了私人盐厂，将该州所辖云阳县私营盐厂强行没收，同时他还不许商民贩运，并要将商民手中私盐，低价强行收买，使得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官府垄断。

当时，有大批的商船被困于长江夔关，耗时费钱，群情激愤。为防有人偷运出关，程如丝的家奴率兵丁昼夜巡拦，不许商船过关。商民的生计被剥夺，有些人一气之下就强行过关。兵丁开枪打人，当场多人死伤。兵丁遂将船只没收。兵丁胡乱开枪，江中商船慌忙逃窜，急不择路，从江心大流放船而下，一时间，满江船只纷纷倾覆，商民死伤甚多，尸体随着江涛上下沉浮，惨不忍睹，一时民愤滔天。

程如丝自知罪恶深重，怕受到朝廷追究，立即向巡抚蔡珽行贿，送去白银六万六千两，黄金九百两，蔡珽笑纳之后，遂匿而不报。巡抚虽然不报，但是民人之口，道路相传，腾谤不已。川陕总督年羹尧闻知此事，立即参奏程如丝、蔡珽二人杀人及受贿之罪。不知程如丝为何不向年羹尧行贿，也许年羹尧不吃他那一套？

朝旨命年羹尧立即将程如丝捉拿审问。然而，程如丝也不简单，他做了两件“好事”来蛊惑人心。一件“好事”，是将强行没收（即抢来）的食盐运到夔关府城，就地贱卖，他的家奴到处宣说，程知府取缔私盐，是为了使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食盐。还有一件“好事”，程如丝从重庆府买入大米，在府衙外依照原价出售，以此刁买人心。四乡八镇的乡民都来买米，程如丝一时成了“程大善人”。由此可见，所谓民意也不可靠。谁只要为我们带来了利益，我们就拥护谁的原则常常使民主成为具有否定意义的形式。

年羹尧命重庆知府周天佑，到夔州知府衙门去摘取程如丝的知府官印，然后将程如丝捉拿审讯。周天佑的轿子刚刚进了知府衙门，就被前来买便宜食盐和大米的群众围住了。程如丝的家丁混在人群之中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买米的乡民，不明真相，一齐拥进府衙哄闹，阻拦周天佑摘印。现在道路上又到处纷传着“程如丝打击盐商，买米平粜，以苏民困，而遭年羹尧忌害”的谣言了。

程如丝收买人心的伎俩得逞，蔡珽趁机向皇帝荐举程如丝。雍正帝召见程如丝后，夸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大为欣赏，当即提拔他为四川按察使。雍正帝在蔡珽的奏折上批道：“这样的人，如何早不荐奏？”蔡珽回答：“虽系属员，但了解不深。”这是在为防日后的追查预留余地。雍正帝称赞程如丝为“四川第一好官”。

所谓贩卖私盐，也是盐商与官方达成默契的买卖，真正的私盐另有渠道。官府向来是把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交给盐商办理，官吏坐地收钱而已。再度调整利益分配必须双方商定，一方面不可单独变更，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条款，必然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程如丝新官上任三把火，显示出过分的贪婪，企图独吞全部盐业利益，这样做十分愚蠢，闯下了大祸。

后来蔡珽因污辱重庆知府蒋兴仁，并逼令其自杀，又被年羹尧弹劾。蔡珽奏报皇帝，说蒋兴仁是害病而死。这次蔡珽遭拿逮审问，审出真相之后，经刑部议定，判处“斩监候”，即判处死刑，在监狱关押，待到来年秋后再执行斩决。雍正帝为了给自己遮丑，特意安慰程如丝，说他并非蔡珽所荐，蔡珽说是自己保举了程，乃是贪天之功，也并非蔡珽替他雪冤，是皇上替他的冤案昭雪，又表示，这次皇上决不株连无辜。

不久，雍正帝又开始整治年羹尧。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政治原则和“皇帝绝不会有错误”的法则，雍正帝决定为蔡珽平反，以此打击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蔡珽被押解进京。雍正帝召见他，表示关怀。蔡珽说自己入狱判罪都是年羹尧诬陷，他反诬年羹尧贪暴为害。因他诬陷年羹尧有功，被皇帝任命为左都御史，正白旗汉军都统。

因为要整治年羹尧，被年羹尧参奏的贪官蔡珽、程如丝就顺理成章地得到皇帝的赏识并受到重用，他们杀人枉法之事，也就被歪曲为镇压反叛官府的盐商了。在封建时代，镇压民众的抗议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公然地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无法永远地欺骗人们。所以他们非常心虚，这次蔡珽诬蔑岳钟琪完全是先下手为强的意思。

雍正四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折奏四川按察使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以及程如丝为消弭此案而收买人心阻拦摘印之罪。奏折中说：“周天佑奉委摘印，未到夔州之前数日，程如丝被参之信已遍处哄传矣！但程如丝有无预为贿买兵民，及蔡珽果否先为送信之处，俱无确据，不敢妄奏。”

雍正帝疑心和自尊特重，决不能忍受被人欺骗，一般小民知道自己被别人欺骗了都很生气，何况是贵为天？岂能不查个水落石出？现在年羹尧已被治死，该反过来收拾蔡珽了。雍正帝既然已经认识到蔡珽为人阴险诡诈，就命令岳钟琪调查他。皇帝是不允许臣下对他不忠的——做皇帝就是要享受臣民对自己无限忠诚的乐趣。他要岳钟琪再密访奏闻，并会同新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一起调查。他在岳钟琪的折子上批道：“如不能的确，可传密旨与马会伯，务得此事真情，徐徐密访实据，密奏以闻。”

与此同时，户部行文四川督府，将已革职的夔州知府刘天观交待的情况告之，并要求调查夔关税收的确切数字。据刘天观揭发，夔州知府每年都要私下侵蚀夔关税银四五万两，户部议令岳钟琪与马会伯确查关税实数，以便把夔关税收每年交入国库的银两固定下来。

现任夔州知府乔铎奉命向户部详报夔关税收，乔铎立即就与程如丝商议，如何应付调查。程如丝叫他只须报每年实收2万多两即可。他遂向上申报任内本年的关税税收，有整有零的报出20297两之数，并要求以此数为今后税收定额。又称，前任刘天观任内私收之数，实无案卷可查。

他们又向四川布政使佛喜行贿，请求帮助料理此事。佛喜即给户部的书办章孔昭等人写了一封信。乔铎差家人携带3600两银子、200两金子，进京打点。此事由乔铎的亲戚户部侍郎刘师恕办理，有了银子，事情办得很顺利，送给孔书办2000两银子，还余下1600两银子、200两金子，刘师恕都存在自己家了。

乔铎送佛喜1700两银子，第二年，佛喜要求乔铎以关税火耗名义补办个手续，后来还是不放心，又让乔铎补文归入解交的正项，作为公款收支凭证，有了凭证双方就放心多了。

乔铎还给即将卸任的巡抚法敏，先后送去1000两和500两银子，后来法敏闻知乔铎被参，又将银子退回，乔铎再送去玉石扇一件。

这些贪官污吏相互勾结，企图蒙混过关，大肆行贿。为什么不向岳钟琪和马会伯行贿？因为一向调查官员行贿就等于不打自招，太冒险。

为了查实夔关关税，岳钟琪与马会伯商定，不必查阅以前账目，贪官必定会在账目上做手脚，他们委派原东川知府周彬及马会伯的亲信哈大任为专员，前往夔关监收税银。仅仅80天内，2万两税银已收足。不必监收一年，乔铎、程如丝贪污事实，已是无可抵赖了。岳钟琪与马会伯即将事实奏报皇帝，雍正帝立即命将二人逮捕交由刑部审讯。

刑部侍郎黄炳审得事实，责令程如丝退赔。然而数额太大，程如丝无力退还。问赃银何在？程如丝又交代了重金贿赂蔡珽的事实。

至于乔铎，为何在户部已得到刘天观告发，并据此要求他如实呈报夔关关税时，仍然只报2万两？而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为何首先相信，并为之转呈？户部又是如何批准其所报之数为定额的？于是，一系列贿赂枉法的事实，一一揭露出来。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刑部侍郎黄炳、川陕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马会伯将程如丝贩盐杀人、重贿蔡珽一案，以及乔铎侵蚀税银，程如丝通同隐匿一案，分别定拟上奏。

黄炳等人对程如丝、蔡珽一案，提出了二人俱应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佛喜提出“负恩悖德”，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法敏的处理是交部严加治罪；将章孔昭等人拿解到案，追回原得赃银，照例入官；对乔铎从重拟罪归结，而刘师恕也一并交部严加治罪。

据岳钟琪所知，程如丝并没有交待他全部的罪行，黄炳等人却不予深究。岳钟琪又对黄炳等人进行参奏，说他们对一些问题“均未穷追”，事情被雍正帝压了下去。岳钟琪担心他们的罪行既然不能充分曝光，最终可能不会对程蔡二犯实行“斩立决”。果不其然，雍正帝将蔡珽的判决改为“斩监候”，以后又缓期执行，一直拖到雍正帝死去也没有实行，蔡珽最后被乾隆帝赦免出狱。蔡珽竟然不死，这真是“生死有命”，古人称之为“大数”，不知道他命中有何必活之大数？程如丝则在知道被判斩决时就畏罪自杀了，否则也可能不会死，毕竟皇帝当初欣赏过他。

由于岳钟琪没有考虑到雍正帝本人在程如丝和蔡珽的案件中起到的不光彩作用，一味追究，也就开罪了皇帝。后来岳钟琪被满洲贵族大臣们嫉妒，不断受到排挤打击，被撤职削爵，带罪立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等死，乾隆帝登基后也赦免了他，并加以起用。

第五章　施琅

个人综述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清初著名将领。施琅降清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由于“施琅背郑降清”，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

施琅，祖籍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

施琅1651年随郑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

时在南澳的郑成功见军心动摇，继续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师厦门。郑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个中诸多缘由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于郑成功处，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接着他下令杀了曾德。

施琅杀犯法亲兵曾德再次触怒了郑成功，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平定台湾，顺利招抚郑氏集团。并上书清廷将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终于得到康熙皇帝支持。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祖国的完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人士所诟病。

在大陆，官方以往仅正面宣传郑成功击退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事迹，对郑成功后人在台湾的统治及倾向独立偏安的史实，作了有意的忽略；对施琅也鲜有着墨，只在提及郑成功时才略带说明。自从具有台湾独立倾向的民进党籍陈水扁于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出于对宣传“统一中国”的考虑，才大规模正面评价施琅，称其为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并在其家乡福建晋江为其塑了一尊石像。

在台湾，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同情明郑之“正统”意识型态，所以施琅长期得到负面评价。民间也同情郑家，将施琅视为与吴三桂相同的国贼。在反对大陆的人眼中，施琅代表大陆进犯台湾的侵略者，因而评价也以负面居多。

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

性格直率、沉稳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着乡闾”（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相关阐述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

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等因素有关。

通过前文的分析，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1）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可以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自信积极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施琅雕像故“声着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着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

收复台湾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尽其用的情形。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一旦弃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这样做，“盖措置得宜，其于国家未必无少裨益也。”这也是“笼络人材，罗其尤而众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使新旧投诚，老弱者遂安处之荣，精锐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收复台湾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6月，奉旨收复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湾本岛不战而下。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二战后于1945年光复。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1664年施琅由于建议，清朝派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预备“进攻澎湖，直捣台湾”，称为“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10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称收复台湾是为国为民尽职，对郑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治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他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着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在施琅的治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连雅堂《台湾通史》）。首先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的记载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

民间传说

施琅（一六二一～一六九七年）晋江衙口人，清初靖海侯、福建水师提督。一六八三年即康熙二十二年，在统一台湾发挥重要的作用。永春民间流传着施琅四上百丈岩的生动传说。

托梦：有一年，施琅母亲病重，施琅四处问药都未见功效。一日，他听说永春百丈岩马氏娘娘施药普济众生，甚是灵验，托嘱妻子照看好母亲，自己专程赶到百丈岩，其时天色已夜，当夜在百丈岩住宿，睡中入梦，他梦见马氏娘娘要他宽心，病十日内即可痊愈，正要问施什么药时，天亮了。他急忙披衣到寺堂焚香叩救赐药，一位和尚急匆匆走过来说：“敢问施主可是施琅大人？”施琅点头称是，和尚取出九包草药，教他如何煎制，顷刻间不见了。施琅急忙忙把药带回晋江，如法炮制，服过三贴药后，母亲病已有好转，再服三贴已能下床，最后服完三贴，母病即已痊愈，一家人十分欢喜，皆称马氏仙药灵验。

向天烛：施母病好之后，叫儿子要抽时间专程到百丈岩道谢。因当时操练水师繁忙，一拖就是半年。一个暑天中午，施琅躺在屋后龙眼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并且作了一个梦，梦中的人事物醒来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他带领几个弟兄，依梦所指，风尘仆仆来到永春，询问有没有一座雪山岩，那里是不是火山口，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十分惊讶，同梦里所说完全吻合。于是他请人在雪山处查找一块火成岩石，其状其貌均按梦中所述，找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山顶上的一个槽里找到它，同他梦中所见一模一样。可是，这么大的石头怎么搬动呢？他请来能工巧匠，用木框架好，下山用推，上山用拉。说来奇怪，几吨重的石头像听从人意似的，下坡滚动从不出轨，上坡时忽然变得轻如羽毛，只要几个人拉便可顺利登山。这块石头搬动了三天三夜，终于依梦所托登上百丈岩寺。中午时分，石头不偏不倚下落在马氏庙前，随后下了一阵西北雨，将石头清洗得干干净净，民工们像洗了一个淋水澡，不断地欢呼雀跃着。一会儿，雨停了，大家这才看清这块巨石底部大，顶部小，像一台蜡烛。忽然间，石顶金光闪闪，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熄灭。后来人们把巨石叫向天烛，也叫神烛！现在，向天烛仍然巍然耸立，金光闪烁，成了百丈岩的一处胜景。

镇海石：康熙皇帝要施琅统率水师收复台湾。临战前，施琅又来到百丈岩，当他登上山腰时，猛地看见一只梅花鹿匆匆向他跑来，四下一望也没人追赶。梅花鹿在他身边绕了三圈后，一会儿就不见了。施琅拿起玉石放在施琅手上，然后又绕行三圈，沿山上跑了，一会儿就不见了。施琅拿起玉石一看，只见眼上穿着一条红线，似乎佩带，正面写一个“海”字，背面写一个“施”字，他把玉石揣在怀里，一再揣摸仍不解其意。登上马氏庙，烧了三柱香，抽了三回签，仍然不得其解，只见一位和尚告诉他：“海战时一定要佩带它”。一天，水师云集海上，一声炮响，千船竞发，向着台湾岛进军。施琅不忘把玉石挂在脖子上，紧贴怀里。邻近台湾岛时，郑军万炮齐轰、万箭齐发，海面火光冲天，此时突然海浪冲天，海水漫进船舱。施琅一面沉着指挥作战，一面亲自烧了三柱香放在船头，忽听“咣啷”一声玉石坠地，施琅突然明白过来，捧起玉石，高高地举起狠狠地往水中一掷。说来奇怪，海浪平静下去，海水碧波荡漾，水师们一鼓作气，冲杀过去，登上海岸，打得郑军落花流水，最后郑军全军覆灭，施琅收复了台湾，又一次统一了祖国。后来，有人说那梅花鹿是马氏娘娘变的，玉石是镇海石，也是镇妖石。

收复台湾后，施琅向康熙皇帝缴旨并受到嘉赏。回晋江后，他专程来到百丈岩叩谢，并即兴题写了一首诗《咏百丈岩》：一峰高出插青天，百丈崔巍烛样传；真个凌云为咫尺，不知何代隐三仙。登临已是虚空上，潦倒无非秀佛前。谢得苏君能醉客，指看桑梓数峰悬。

关于施琅的一些话题

施琅这个人物的一生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不是因为降清，而是因为平台。若非有平台之功，降清之事或许只有学者史家才会关注，但现在他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所以他投降清廷的前半生不可避免的成为人们追问话题：施琅到底是英雄还是汉奸？争论到现在，答案已经不重要了，由施琅争论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才真正值得人们关注。有些朋友已经谈到所谓的汉民族主义了，但是我觉得单纯以“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巨大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颇为欠妥，毕竟，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也不可能持那样的观点。在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背后，其实暗示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没落是这场争论所折射出来的最可怕的阴影。本文将通过叙述施琅降清经历以及满清获得统治合法性所做的努力，来参与当前的施琅之争。

1、施琅两次降清

施琅降清有两次，一次是1646年，清军入关第三年，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发生的次年，施琅随同郑芝龙及其叔施福（为郑芝龙重要谋士，此降与施福大有关系），虽然郑芝龙被赚至北京，已不对施福施琅构成实际领导，但被编入李成栋部的施氏叔侄为清军作战可谓尽心尽力，立有不少战功。后李成栋反清，对施氏叔侄不信任，令其回乡，施琅走投无路，时值施琅弟施显在郑成功部，故施琅投靠郑成功，而施福则徘徊了十一个月之后才因为施氏兄弟的缘故投靠郑部。据研究者称，施琅后来就南下勤王事与郑成功闹翻，是因为郑与施政治倾向存在差别，郑是一意反清复明，施则已有降清意向，故郑剥夺了施琅兵权。施琅在郑军中也不是安分守己的好鸟，由于施氏兄弟为郑成功所依靠，故经常欺负众将，致陈斌等战将出走，投降了清军，这件事对郑成功震动很大，从此对施琅产生戒心。接着有发生了辱骂黄庭事件，再后来曾德事件发生，施琅不顾郑成功身为主帅的尊严，直接带走曾德杀掉，郑成功大怒，所有的矛盾集中爆发，所以才逮捕了郑氏父子三人。接着，施琅在部下的帮助下逃脱，郑成功依法杀掉了施琅的父亲和兄弟，这直接导致了施琅的二次降清。有人说郑成功杀施琅之父弟是出于私人恩怨，这个欠妥，综观郑成功与施琅之间的纠葛，郑成功之行为多出于公心，先是南下勤王，后是维持部队纪律，怎能单纯以私人恩怨来衡量？郑成功是杀父反清，其叔因为作战不力，临阵脱逃，尚且被郑大义灭亲，何况施琅如此傲慢，已经危及部队生存？我以为施琅父弟被杀，实在是咎由自取。

2、前半生是不是汉奸？

不能否认，施琅若不是降清，而是降了李自成，恐怕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满清相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确实只能算是夷狄，这不是因为他们是满族人——注意，我们有时谈论满族的时候，使用的是现代人身份证上“民族”的意义，这个“满族”无疑带有太多的现代意味，现在，它已经融合到了中华民族之中——而是因为他们当时住在北方，其文明形态、生活习惯、价值标准都与中国不同。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满清入关，就好像30年代的中国人看日本人侵略中国一样。可以说，当时的满清与30年代的日本无异。有朋友可能会指责我这句话容易挑起民族纷争，但我觉得他应该首先站在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不是因为现代人的政治需要就去随便糊弄那一段历史。满清1644年入关以后，直到1649年占领广州，一共进行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注：使用天之翼网友的资料）等等屠杀事件，可谓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在这期间，施琅已经跟随郑芝龙投降过一次清朝，两年后又有了第二次降清。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当时施琅的想法，他是爱南明王朝还是不爱，不得而知，也不敢妄自揣测，但从他前后两次投清来看，施琅肯定没有想到中原老百姓所受到的屠戮。民族大义也许不会太多顾及个人感受，但是一个人在山河破碎时投降异族，绝对是件伤心事，称之为汉奸，有何不可？

3、满清承续正统所做的努力

由于本人对这段历史所知不多，仅从所知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在承续华夏正统这个问题上，满清最初的降将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对多尔衮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在清入关以前，就曾经祭孔，但未成定例。崇祯死后，多尔衮等立即给他发丧，并以相应的礼节埋葬崇祯帝及其皇妃，以及殉身的官员，俨然一副救火者的样子。进入北京以后，多尔衮即以顺治的名义祭孔，并祭祀历代正统帝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帝王中包括了辽、金、元的开国皇帝，多尔衮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对这些异族皇帝的祭祀来获得士大夫的认同，拉拢尚不稳定的人心。但是，满清入关初期所做的这些事情只是在多尔衮这样比较能听从汉人意见的官员那里见到，其他的满清贵族很难接受这样的做法，攻占中原以后，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惨案，多尔衮等人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满清入侵者的实质。

顺治帝亲政以后，延续了多尔衮的一些政策，他在精神上更倾向于汉族文化，小心谨慎的开始使用汉族官员。并设立学校，八旗子弟均读四书五经，恢复科考取士制度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对满清取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战乱未宁，其影响范围是很有限的。顺治帝死后，这种政策甚至还有倒退，当时的皇太后传所谓顺治遗旨，谴责顺治帝所实行的汉化政策，直到多年以后康熙亲政，才渐渐重新恢复了顺治的做法。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努力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从入关到后来施琅平台，这个过程基本上已经走完。可以说，施琅平台时期的满清通过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努力，已经逐步获得了当时士大夫的认同，并取得了华夏正统的地位。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天也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说施琅之争让我看见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必须走完这个合法性认同的过程——文化上的传承，政治的民主化——才能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

4、郑成功死后的台湾

郑成功死后的台湾其实跟当今台湾的出境有很多类似之处。我在这里不谈那段历史，只想在昔日台湾和今日台湾之间作个简单的类比。

a、郑成功与蒋介石：俩人的相同之处是从外国人手中收复了台湾，俩人都希望以台湾为基地再图大陆，郑成功的提法是反清复明，蒋公则为“反攻大陆”，无论如何，郑成功和蒋介石在世的两岸实际是处于战争状态、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

b、郑经与蒋经国：这俩人的共同之处是初期有承父遗志的想法，在发展经济方面不遗余力，郑经治台，据说也小有成就，蒋经国治台有目共睹，不用我罗嗦。问题在于处台日久，实力渐失，雄心壮志也渐渐寥落成泥，偏安一隅的想法开始萌生，无论是民间还是高层，都开始有了独立为藩的想法。

c、两岸状况的类比：因此，那时的两岸就与今日的两岸有了惊人的相似，尤其是蒋经国死后的台湾，台独闹得不亦乐乎，郑经经过多年以后，虽没有独立成国家，但也不愿意归顺清朝，其原因也同今天一样可以理解。一个不愿意被异族统治，另一个不愿意失去民主制度，两岸的尴尬实在是一样的。这个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不要统一台湾？都摆在了台面上。

5、关于陈明

通过上述简单类比，也许大家可以看到陈明试图影射的是什么，我这里的说法当然不全面，这里提供的也只是个简单的东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揣摩一下当时的历史，看看电视剧中是否蕴含着更深的意味。由于陈明处于这次争论的焦点——就因为他承认这个剧是他最初倡议发起的——所以我也以我个人在这两年对陈明的了解说几句话。

有人说陈明是汉奸，这个说法令我感到好笑。前两天还和一些朋友谈起陈明，也是论坛上经常来的，大家说起陈明也曾经多次称别人为汉奸，这次自己居然也被人骂做汉奸，不知有何感想？这有点让人想起罗伯斯皮尔时期的法国。但是不管怎样，陈明这个人的民族主义立场我是从不怀疑的，他的即用见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人的意志”，这个意志翻译过来就是民族立场。他说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当时他用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无疑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现代背景下，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这个名称能否用在明末清初，还必须打个大大的问号，即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不能保证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历史成为将来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陈明的意见有所保留，不敢置施琅降清之事于不顾。

6、超越德与功的争论《论语》实际上早已预示了德与功之间的争论。孔子既期许过管仲，说是“如其仁，如其仁”；同时也期许过伯牙叔齐，许之以“求仁得仁”。管仲与伯牙、叔齐的不同在于行为完全相反，一个是不死旧主，一个是不食周粟。在这个问题，孔子是很圆融的，这当然不是说他是没有原则的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原则的处理，例如，虽然孔子夸了管仲，但对他不知礼这件事也是批评得很厉害，甚至说，“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又说他器小。可见夫子是决不会因为管仲有功而不责其德，也不会因为管仲失德而掩其功，这个做法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最好的要算蒋庆先生了，其中笔法的妙处有不能说尽的地方，这里抄下来与大家共享：

第六章　图海

大起大落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他自幼天资聪慧，机智过人，文武双全，历事顺治康熙两朝，深得君宠，被委以重任，往往在关键时刻建立奇功而多所贡献，是清初有名的满洲大学士和杰出的常胜将帅。

图海以笔帖式出身，后以功加员外郎衔。顺治二年（1645）改内国史院侍读。八年二月被擢升为内秘书院学士。关于他这次提升，昭梿的《啸亭杂录》有具体描述：顺治帝临幸南苑，他背负御用之印鉴随从前往。皇帝很赏识其举止言行，“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故意对众臣说：“某中书举趾异常，当置于法。”大家以其无罪，请求皇帝赦免。顺治帝又说：“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于是提升此职。这段有关少年天子戏剧性故事的记载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了顺治帝对图海的器重确非一般。从此他步步高升，九年（1652）遇恩诏授骑都尉世职。十年四月迁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并充议政大臣。此时内三院共十四位大学士，他名列第九。十二年二月，顺治帝以“左右朕躬，恪勤职业”，特加太子太保。五月，顺治帝谕吏部：“刑部职掌关系重大，以固山额真兼理恐有贻误”，于是特命图海以本衔摄刑部尚书事。这时他的名字已升列十四位大学士中的第五位。次年考满加少保，荫一子入监读书。十五年十二月，他奉命同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卫周祚、李霨等校订《大清律》。

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不论地位多高的臣子，在伴君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遭到惩处。受顺治帝青睐的图海的遭遇也是如此。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顺天闱（北闱）和江南闱（南闱）科场作弊事件。本来科场作弊常常有，并不稀奇，而当北闱科场案发生后，顺治帝大怒，下令将考试官及举人共七人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对其余作弊者令法司详加审拟。图海主持的刑部遵旨审案，其主要作弊者王树德等供认不讳。于是据情分别惩处，其中立斩、立绞者共二十四名。上奏后，顺治帝以“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结案。继之又发生了南闱科场案，被揭发的主要作弊者，主考官方犹，他所取中举人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于是顺治帝下令将方犹等主考官、同考官“俱著革职”，令刑部差员将方章钺“速拿来京，严行详审”，责令方拱乾“明白回奏”。臣子当然是最能领会皇帝意图的。因此，主要案犯方章钺之父方拱乾的回奏是：“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科可据”。言之凿凿。这就使这个案子的最主要依据成了问题。因而刑部很费一番思考的定案工作直到十五年十一月方结束，上奏请旨。其问拟内容是：正副主考官拟斩或拟绞，同考官拟责遣尚阳堡，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这是根据案情做出的与北闱有区别的判决。对此，顺治帝却又是一反常态，他说“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于是大开杀戒：正副主考官立即正法，十七名同考官立即处绞，他们的妻子家产均籍没入官。而方章钺等八名中式举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显然这又是比北闱重得多的严厉判决。顺治帝又以刑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问拟甚轻”，下吏部议罪。吏部议：图海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顺治帝下令：图海“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

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帝谕令将“奉职有年，勤劳素著”的二十六名大学士、尚书分别晋爵，其中包括大学士八人，却没有图海。大概是因为南闱科场案的影响，使他第一次错过了一次普遍晋升的机会。但问题并未止于此，一个月后即闰三月，灾难又降临图海头上。

原来，二等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家奴陈保发生斗殴。事后，陈保控告阿拉那抽刀相击。刑部审理取证后交兵部处理。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又交刑部议罪。于是刑部拟判处阿拉那鞭一百，折赎，并上奏而获准执行。这个按正常程序已了结的案件，成了图海招祸的根源。十八天后，顺治帝突然劈头盖脑地向图海算起总帐来，作了一次出人意外的讲话。他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调用刑部。彼犹不悟，以为才能堪任，侈然自满。受事有年，不思感恩报称，过误愈多。屡加诫谕，迄无悛悔。朕复不忍遽弃，屡以小事惩处，使之警省，犹然置若罔闻。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这篇罗织罪名的讲话，反映了图海平时得理不让人，早已使好强争胜的顺治帝老大不悦，憋了一肚子气。而刑部处罚二等侍卫阿拉那更冒犯了他的尊严，顺治帝再也不能容忍了。把本来兵刑二部共审最后由他批准定案的责任，完全算在图海一个人身上，并尽情泄愤，必欲置之死地。两天后，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结果是：“图海负恩溺职，应论绞”。顺治帝做了一个高姿态，下令：“图海情罪重大，本当依议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职，家产籍没。”就这样，在十五位大学士中已名列第三的图海，陡然间丢官抄家，一落千丈了。

重新起用平定察哈尔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福临病逝。十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年有余的图海，被再次起用，补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任命时得旨称，顺治帝留有遗言：“图海情罪原屈，欲改未及，遇有满洲都统缺补用。”图海从此转入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清兵入关二十年来，南明政权、大西、大顺农民军以及各地各阶层的抗清斗争势力，几乎全部被镇压下去。这时只有大顺农民军余部在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率领下，据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的陨阳荆襄一带坚持抗清。清朝为统一全国，安定统治，决定消灭这块抗清据点。康熙元年（1662）九月，下令三省各抽调三万绿营官兵，加上西安驻防八旗，实行会剿。面对十余万众的大敌，郝摇旗等组织农民军联合反击。次年七月下旬于彝陵（今湖北宜昌）附近重创湖广提督董学礼部。接着，又合师以七万之众进攻驻扎在四川巫山县境的湖广、四川总督李国英部，清军战事不利。八月，清廷决定再加强力量，任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做为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的副手，率领禁旅从京师出发，取道荆州前往征剿。图海至前线后与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总兵俞奋起、于大海等实行连营围困。农民军乘清兵立足未稳之际，以三千余众袭击俞奋起营地，图海得报即亲自率兵迎战，击败之。终因众寡之势悬殊，农民军各部被围困在湖广兴山县一带，相继失败。十二月底，清军攻破农民军陈家坡大营，刘体纯自缢而死。三天后农民军另一据点黄草坪亦被攻下，郝摇旗等被俘牺牲。只有李来亨独据茅麓山凭险抵抗，清军虽有二十万众却接近不得。最后由于图海等实行长期围困，绝其粮道和声援，农民军处境愈加险恶。至康熙三年（1664）终于力不能支，李来亨下令烧毁山寨，阖门自焚而死。十月，图海与穆里玛等下令将俘获的六千余名农民军尽数屠杀，然后携带被俘的三千余人口及八千余名降兵班师。

康熙六年，图海晋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加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九月，充任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七年十二月比利时人南怀仁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推算历法差错，图海奉命同诸大臣同往测验。八年七月，以亢旱故，他奉命同诸大臣会同刑部将监内拟定重犯确审酌量减刑，均圆满完成使命。不久，图海以兼都统奏请解除政务，被慰留不允。九年（1670）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此时他在大学士中又位列第三。十年晋居第二。十一年六月，再次奉命清理刑狱。七月，加太子太傅。声名复振，权势显赫。图海以文武之才，干练任职，卓有成效，而得到青年天子康熙帝的信任。但他也并非事事精明，考虑周全。在三藩撤留的重大问题上他曾提出了错误的主张。三藩即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汗马功劳的三个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在战争中扩展势力，各拥重兵，跋扈一方并互通声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对此，精明有为的康熙帝早已不能容忍，坚决主张撤藩。面对吴三桂等人的嚣张气焰，廷臣感到问题棘手，多数人认为撤藩令下，吴三桂等必借口反叛，局势将难以收拾，所以撤藩不利，图海极力主张“断不可迁移”。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与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力主撤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康熙帝当机立断，否定图海等人意见，支持少数人主张。

在如何对待三藩问题上，身居显位的图海确实没有提出正确的意见，但康熙帝并不怪罪他。三藩之乱爆发不久，图海便“以病请解阁务”，康熙帝不允其请，加以“慰留”。当时平叛战争中运送兵饷是个必须周全安排的大问题，康熙帝以“筹饷需才”，特命图海兼管户部事务，督理清兵饷运。图海不负使命，他洞察饷运存在的问题后，于康熙十四年三月上疏：“近来供应大兵，恐有派累民间，虽屡奉上谕禁止，有司未能实心奉行，应敕督抚严禁。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征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科敛。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婚细事，不得乱准，牵累无辜。并禁衙蠹作奸指公需索，土豪恶棍鱼肉善良。庶几安居乐业，民不知兵。”这是一项针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安定社会的好建议。康熙帝阅后立即下旨：“是。命速行通饬。”

这月，布尔尼突于东蒙辽西一带发动叛乱。布尔尼本是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被清廷赐封为亲王。其祖父即清入关前一直同后金对立的林丹汗。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悉众内附”，归服后金。皇太极实行笼络，特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蒙古亲王，并将次女玛喀塔公主嫁给他。额哲于崇德六年（1641）病死，其弟阿布奈主管部内事务。顺治二年，阿布奈妻其嫂马喀塔。不久，马喀塔生布尔尼。顺治五年（1648）阿布奈袭封亲王。由于他“无藩臣礼”，于康熙八年被派夺王爵，羁禁盛京。清廷为安定察哈尔部又以阿布奈之子布尔尼为亲王，并以安亲王岳乐之女嫁与为妻。布尔尼并未因此软化，时刻伺机反清，企图恢复昔日其祖父林丹汗时的统治，当三藩叛乱一起，他得悉京师禁旅与各路大军多已开赴前线，北京空虚，便起兵反清。

当时，三藩叛乱的战火甚为炽烈，云贵、两广、四川、湖南、福建以及陕西相继失守，北京及各地可以征调之兵已经很少，形势危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