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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美华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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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语言文学研究试读：

总序

中国传媒大学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波斯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等非通用语专业，为我国对外宣传事业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才。之后受“文革”大环境的影响，学校逐渐减少并停办了非通用语专业。2000年，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校恢复大规模非通用语专业招生。十多年来，共新办或复办了20多个语种，其中亚非语群的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和斯瓦希里语四个基地语种是非通用语专业建设的重要成果。

2004年，经教育部审核批准，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为继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之后等9个“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之一。这标志着中国传媒大学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跨越式的阶段性成就，学校及学院更以崭新的面貌和积极的行动投入到非通用语基地的建设工作中。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学校、学院及基地逐渐形成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道路——复语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以双语教学为基础，以“三位一体”师资配备为依托，同时借助中国传媒大学强大的新闻传播教育平台，通过“3+1”外延型办学，力求将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为专业基础扎实、学术水平精深、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2007年12月，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顺利通过教育部的验收。同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第二类特色专业质量工程项目，我校非通用语亚非语群种成功申办并正式纳入中国传媒大学的特色专业。正如教育部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非通用语教学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曙雄教授所言，“教育部把非通用语列为第二类国家紧缺和急需的专业来建设，这一举措也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的延续”。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非通用语特色专业的建设，深入探索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总结以往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为专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非通用语特色专业教学与研究》一书正由此诞生。它十分清晰地梳理了中国传媒大学非通用语亚非语群专业发展的历史命脉，并在学科定位、办学特色、专业未来发展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其中，“双语培养”、“‘三位一体’师资配备”、“‘3+1’外延型办学”、“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办学特色是我校非通用语教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获得了同行专家及同类院校专业的一致认可，在探索我国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如今，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探新的背景下，围绕教育部高教改革“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适应社会”的核心思路，中国传媒大学非通用语建设正在通过“控制规模、强化质量”等一系列措施稳固所取得的教学改革成果。如果说在“复合复语模式”上我校非通用特色专业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传媒大学创新性的人才培养之道，那么在“十二五”规划的起始我们又要迎接怎样的挑战呢？

当今国际传播格局不断变化，如何把握其特点及发展规律将成为我们培养“了解国际传播语境，争取话语权利”后备人才的关键所在。2008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给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纪念会的贺信中提出“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2009年1月7日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537号令关于“做好境外媒体采访管理服务工作。着力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建构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教育者，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国家迫切需要的国际型传播人才，如何将“立广漠之野，察宇际之变，启鲲鹏之志，怀悲悯之情，做有为而有所不为之事”的大境界、大德和传授给年轻人。

长期以来我校承担着为我国培养对外宣传人才，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使命。因此，培养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非通用语的高级人才，使其具备高超的外语水平，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和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全球性的竞争与合作，是中国传媒大学未来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我们将不断改革教学模式，改进教学内容，逐渐完善复语型、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方案，全面推行制度化管理，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不断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强化教学考核，努力将非通用语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2011年8月28日

对象国语言研究

关于日语形式体言「モノ」和「コト」的语义关联性

一、序言

「モノ」（“物”）和「コト」（“事”）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日常会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モノ」和「コト」分别具有不同的指示对象，一般认为「モノ」指示“物”，是“空间概念”，而「コト」指示“事”，是“时间概念”。但是，如例句（1）和例句（2）所示，「モノ」和「コト」可以出现在相同的语境中，虽然在意思上有细微的差异，但二者互换之后，句子仍然成立。（1）a.治療法としては、やはり手術が第1選択となります。といってもかなり高度な技術を要する手術で、決して簡単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サラリーマンの病気学』）

b.治療法としては、やはり手術が第1選択となります。といってもかなり高度な技術を要する手術で、決して簡単な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2）a.片山は、あわてて目をそらした。全くもう！少しは遠慮ってものを知ってほしいよ。（『三毛猫ホームズのクリスマス』）

b.片山は、あわてて目をそらした。全くもう！少しは遠慮ってことを知ってほしいよ。

以往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モノ」和「コト」的指示对象的不同上，很少关注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无法解释为什么「モノ」和「コト」有时候可以互换。

本文通过考察「モノ」的意义特征，探讨「モノ」和「コト」之间的意义相关性，阐明二者可以互换的原因，同时分析二者在互换时所产生的意义差异。

二、先行研究

寺村（1992）认为“「モノ」で指し示される対象は「石、ビール」のように五官で知覚されるものもあれば、「旅、運命、波瀾」のように心理作用で把握されるものもあるが、いずれも具体的な存在である。「コト」の指示対象は、命題内容や動作·状態·属性などを、思考によって把握される概念として表したものである”（「モノ」的指示对象既可以是“石头、啤酒”这类五官感觉可以感知的事物，也可以是“旅行、命运、波澜”这类通过心理作用来把握的事物，但它们都是具体的存在物。「コト」的指示对象是命题内容、动作·状态·属性等，通过思考来把握的概念——笔者译）。

但是，在例句（1）和例句（2）中，「手術」（“手术”）和「遠慮」（“避讳”）既可以用「モノ」进行指代，又可以用「コト」进行指代，这是为什么呢？寺村（1992）的观点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池上（2000）认为“「モノ」を空間的な存在、「コト」を時間的な存在（出来事）と超時間的な存在として想定された事態（状態）を表す”（「モノ」表示空间性的存在物，「コト」表示时间性的事件或者超越时间的状态——笔者译）。

例句（1）和例句（2）中，「手術」（“手术”）和「遠慮」（“避讳”）都用了「モノ」进行指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手術」（“手术”）和「遠慮」（“避讳”）都是空间性的存在物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寺村（1992）和池上（2000）对于「モノ」和「コト」的考察还并不是很充分，两者都注意到了「モノ」和「コト」的不同，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认为，虽然「モノ」和「コト」具有不同的指示对象，但它们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下面再看一个例子。（3）考慮すると言っても質的に考えに入れるのではなく行動における損失とを綜合した水準において綜合的にものを考えて行くのである。（『科学を考える』）

在例句（3）中，「モノ」换成「コト」或者「モノゴト」之后，句子依然成立，而且意思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モノ」和「コト」是紧密联系的。

本文首先考察「モノ」的意义特征，从中引出「モノ」和「コト」的关联，由此分析二者在句子中可以互换的原因。之后再考察「モノ」和「コト」的差异，弄清二者互换后句子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三、「モノ」的意义特征

「モノ」存在于世界的各个地方，以各种形式被人们感知着。“感知性”是「モノ」最基本的意义特征。（一）感知性“感知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感知性”，即人类通过五官感觉（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可以感知的属性；另一种是“心理·思维感知性”，即人类只能通过心理活动或者是思维活动才能感受到的属性。「モノ」的指示对象中，既有通过“物理感知性”来感知的事物，又有通过“心理·思维感知性”来感知的对象。

1.物理感知性（4）「ぼく、夕暮れ時になると、ものが見えにくいんです」（『絵が殺した』）（5）食道を膿み爛れた軟体動物みたいなものが塞いでいて、上からものを通してくれないのである。（『へのへの夢二』）（6）「いや……つまり、赤ちゃんができると、酸っぱいものをほしがるというのは、ほんとうだなと思ってさ……あっ」（『火の国死の国殺しを歌う』）（7）今の声は、この昌子が発したものであった。（『蒼獣鬼』）（8）また男性は、樹木とか枯れ草のような香気が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これも匂いというものを測る器械がほとんどないそうですから、一方的な経験を申し上げ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なぜ気功は効くのか』）

以上例句（4）至例句（8）中，「モノ」的指示对象都可以通过人类的五官感觉来感知，分别为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本文把「モノ」的这种意义特征称为“物理感知性”。

2.心理·思维感知性（9）私には、幼児が無邪気に喜んでいる姿のように見えてきて、何ともいえない温かいものが心を満たしてくれた。（『私の気ままな老いじたく』）（10）スポーツの世界における師弟間、先輩後輩間の序列はきわめて日本的な考え方で、フランス人には理解しにくいものがある。（『世界にかけた七色の帯』）

以上例句中，「モノ」的指示对象是人类用五官感觉无法感受的抽象事物。例句（9）中的「モノ」指人的某种感情，必须通过心理活动才能感受到。例句（10）中的「モノ」指示人的某些想法，只有通过思维活动才可以理解。本文将「モノ」的这种意义特征称为“心理·思维感知性”。（二）实体性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モノ」的“感知性”这个意义特征，即「モノ」的指示对象是可以被人类感知的事物。同时，我们也发现，虽然都可以被感知，但是不同的指示对象有不同的感知程度。如例句（11）至例句（14）中，「モノ」的感知度依次降低。（11）一枚の写真が残っている。長身のユニホーム姿の若者が、右手に葉巻をはさんだダブルのスーツを着たベーブ·ルースからアルバムのようなものを受け取っている。（『野球は言葉のスポーツ』）（12）そういってレイ子は言葉を切り、自分のグラスを一気に飲みほした。それからせわしない手つきでアイスペールの氷をガチャガチャとグラスに放りこみ、何か鼻歌のようなものを口ずさみながら酒を注いだ。（『僕って何』）（13）広い中国を舞台に実に沢山の人物が登場する中でも孔明は好きだ。彼の底知れぬ頭脳から出る考えはまったく素晴らしいものがある。（『ぼくはこんな本を読んできた』）（14）彼は、今はもう結婚してずっとアメリカに住み、私もまたそんなことを思い出すこともあまりないが、何かの瞬間になつかしいものがこみあげてくる。（『女が30代にやっておきたいこと』）

例句（11）中的「モノ」指代「アルバム」（“相册”），是有一定的形状，人通过视觉可以看到的东西，例句（12）中的「モノ」指代「鼻歌」（“用鼻子低声哼唱的歌”），歌曲是没有形状的，人类无法通过视觉去感受，感知程度比「アルバム」（“相册”）低。例句（13）和例句（14）中，「モノ」的意义更加抽象，不仅没有形状，而且人类无法通过五官感觉去感知，只能通过心理或思维活动。因此，感知程度最低。

本文将例句（11）中的「モノ」的意义特征称为“+实体性”，即有一定形状的客观存在。这样一来，例句（12）（13）（14）中的「モノ」都是“-实体性”的。“+实体性”的「モノ」被感知度最强，是典型事例；“-实体性”的「モノ」被感知度弱，是非典型事例。另外，通过“物理感知性”来感知的「モノ」中，既有“+实体性”的事物，又有“-实体性”的事物，而通过“心理·思维感知性”来感知的「モノ」，由于其指示对象都是抽象事物，因此都是“-实体性”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モノ」的“感知性”和“实体性”，然而，仅仅依靠这两个意义特征并不能把握「モノ」的全貌。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モノ」的其他意义特征，找出「モノ」与「コト」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三）事件性

寺村（1992）在考察名词的意义特征时，提出了「コト性」这个概念。寺村（1992）首先设定了「……を考える」这个框架，当一个名词不需要「……のこと」的帮助就可以进入「……を考える」的框架时，寺村便认为该名词具有「コト性」，如「ニュース」（“新闻”）、「事実」（“事实”）、「考え方」（“想法”）、「前提」（“前提”）、「想像」（“想象”）等。相反，当一个名词只有后面接上「……のこと」之后才能进入「……を考える」这个框架时，该名词便不具备「コト性」，如「著書」（“著作”）、「社長」（“社长”）、「学校」（“学校”）等。我们引入寺村（1992）的「コト性」这个概念，来考察「モノ」的意义特征。本文将该意义特征称为“事件性”。（15）経済更生計画に盛り込んだ各種の事業のうち、規模が小さいなど自力で達成できるものを除外し、国の助成がないと実行不可能な事業を選んで特別助成計画としました。（『興亡の国を支えて』）（16）圧倒的な自己主張と、それを許しすぎない批評精神というものを併せ持たなければ、私は、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の仕事とは認めません。（『これでいいのか、子どもの本！』）

以上例句中，「モノ」分别指示「事業」（“事业”）和「批判精神」（“批判精神”）。现代日语中，「事業」和「批判精神」都不需要「コト」的帮助，便可成为「……考える」的对象，即直接形成「～事業を考える」「批判精神を考える」的结构形式。由此可知，「モノ」可以指示“+事件性”的对象，也就是说，「モノ」具有“事件性”这个意义特征。例句（15）中的「事業」是具有“物理感知性”的对象，而例句（16）中的「批判精神」是具有“心理·思维感知性”的对象。由于“+事件性”的「モノ」都没有具体的形状，因此它们都是“-实体性”的。例句（15）和例句（16）中的「事業」和「批判精神」都是“-实体性”的事物。

另外，「モノ」的指示对象中也大量存在“-事件性”的，如之前出现的例句（4）至例句（8）。其中例句（4）（5）（6）中「モノ」的指示对象是“+实体性”、“-事件性”的，例句（7）（8）中「モノ」的指示对象是“-实体性”、“-事件性”的。（四）动作性

前文我们考察了「モノ」的“事件性”，具有“事件性”的「モノ」根据其指示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有“动作性”的和没有“动作性”的两种情况。所谓的“动作性”同样也参考了寺村（1992）对名词的意义特征的定义。寺村（1992）认为，加上「スル」以后可以转化为动词的名词具有“动词性”，如「議論」（“讨论”）、「想像」（“想象”）等。本文参考寺村（1992），将「モノ」的该意义特征称为“动作性”。“-动作性”的「モノ」大量存在，如例句（4）至例句（16）都是“-动作性”的。以下，主要列举“+动作性”的例子。（17）（=1）治療法としては、やはり手術が第1選択となります。といってもかなり高度な技術を要する手術で、決して簡単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サラリーマンの病気学』）（18）（=2）片山は、あわてて目をそらした。全くもう！少しは遠慮ってものを知ってほしいよ。（『三毛猫ホームズのクリスマス』）

例句（17）和例句（18）是本文开头列举的两个例子，例句（17）的「モノ」指示「手術」（“手术”），例文（18）的「モノ」指示「遠慮」（“避讳”）。「手術」和「遠慮」都可以像「手術する」「遠慮する」这样，直接加上「スル」构成动词。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名词具有“动词性”。换句话说就是「モノ」可以指示“+动作性”的对象，具有“动作性”这一意义特征。

另外，“动作性”同样可以分为“物理感知的动作性”和“心理·思维感知的动作性”。如例句（17）的「手術」是具有“物理感知性”的动作，例句（18）中的「遠慮」是具有“心理感知性”的动作。

「モノ」和「コト」之所以有时可以在句子中互换使用，就是因为「モノ」的指示对象具有“+动作性”。这样一来便解决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即「手術」和「遠慮」都是“+动作性”的，因此可以与「コト」互换使用。由此可知，「モノ」和「コト」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以“+动作性”为接点，相互关联。事实上，下面的例句（19）和例句（20）更能反映出「モノ」和「コト」之间的密切联系。（19）すなわち，基本的人権の中でも重要なものは，自由にものを考えたり，話をしたり，住居や職業を選んだりする権利，つまり「自由権」である。（『新しい公民教科書』）（20）「真面目に頼むなら、教えてやってもよかやけど」「真面目に頼む」太平がこんなに素直にひとにものを頼むのは珍しく、よほどスキ-とは相性が合わないらしかった。（『Y殺人事件』）

在例句（19）和例句（20）中，「ものを考える」「ものを頼む」整体表示「考える」「頼む」或者是「ものごとを考える」「ものごとを頼む」的意义。「モノ」虽然没有具体的指示对象，但是表达跟「コト」或「モノゴト」相同的意思。

四、「モノ」和「コト」的相关性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考察了「モノ」的意义特征，并将其归纳为“感知性”、“实体性”、“事件性”、“动作性”。事实上，这些意义特征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层次。根据这些意义特征，我们将「モノ」的意义网络图示如下，从中可以看出「モノ」和「コト」的关联（见图1）。图1「モノ」的意义网络“感知性”是「モノ」的意向图式。“感知性”既包括“物理感知性”，又包括“心理·思维感知性”。“物理感知性”根据「モノ」是否具有“实体性”一分为二，“+实体性”的「モノ」是典型事例，如「机」（“桌子”）、「花」（“花”）等。“-实体性”的「モノ」根据是否具有“事件性”分为两类，即“-事件性”的事物，如「声」（“声音”）、「匂い」（“气味”）等，和“+事件性”的事物，如「事業」（“事业”）、「処理」（“处理”）等。最后，“+事件性”的「モノ」又分成了“+动作性”和“-动作性”两种情况。“+动作性”的「モノ」是最边缘的事例，与「コト」具有相关性。

另一方面，具有“心理·思维感知性”的「モノ」不都具备“实体性”，专门指示“-实体性”的对象。这种“-实体性”的「モノ」基本上都具有“事件性”。而“+事件性”的「モノ」根据其指示对象是否具有“动作性”又一分为二，其中，“+动作性”的「モノ」是边缘事例，与「コト」相关联。

以往的先行研究都试图清楚地区分「モノ」和「コト」的指示对象，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得知，「モノ」也可以指示“+动作性”的事物，在指示“+动作性”的事物这一点上，「モノ」和「コト」具有相关性。

五、「モノ」和「コト」的差异

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我们考察了「モノ」和「コト」的相关性，得知二者有时可以互换。其实，即使「モノ」和「コト」可以互换，互换之后句子的意思也会产生微妙的差异。

本文将「モノ」的意象图式规定为“感知性”，将“+实体性”的「モノ」看作典型事例。“感知性”、“实体性”都是「モノ」的基本意义特征，这些基本意义特征可以派生出一些次要的意义特征。如「モノ」的“+实体性”意义特征就派生出了“+整体性”、“-时间性”等次要意义特征，这些次要意义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发现「モノ」和「コト」的差异。当我们用「モノ」去把握一个事物时，「モノ」的意义特征就会被凸显出来。这时，我们关注的是该事物的“+整体性”和“-时间性”，即该事物是一个整体，在一段时间内是静止不动或不发生变化的。

相反，当我们用「コト」去把握一个事物或事态时，「コト」的意义特征便会被凸显出来。本文由于篇幅有限，没有考察「コト」的意义特征，但是根据寺村（1992）和池上（2000），我们可以知道「コト」具有“+过程性”、“+时间性”的意义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コト」来把握对象时，关注的并不是该对象的整体，而是组成该整体的每一部分，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援引序言中的例子进行具体的说明。（21）（=1）治療法としては、やはり手術が第1選択となります。といってもかなり高度な技術を要する手術で、決して簡単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サラリーマンの病気学』）（22）（=2）片山は、あわてて目をそらした。-全くもう！少しは遠慮ってものを知ってほしいよ。（『三毛猫ホームズのクリスマス』）

例句（21）中，当我们把「手術」看作是「モノ」时，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手術」，与「手術」有关的要素都被囊括其中，作为一个静态的事物看待。然而，当我们把「手術」看成「コト」时，「手術」这个动作将被凸显，人们由此想起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手术的过程。由于例句（21）前面有「治療法としては」（“作为治疗方法”）这个语境，我们可以得知说话人在此把「手術」看作是「治療法」，即一个整体性的事物，因此此句优先选择了「モノ」。

例句（22）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将「遠慮」看作是「コト」，那么「遠慮」的“+过程性”就会被凸显出来。相反，如果将「遠慮」看作是「モノ」的话，强调的就是一种社会常识。此句中，说话人没有将「遠慮」看成具体的动作，而是当成了一个社会常识。

六、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モノ」的意义特征，明确「モノ」和「コト」的相关性。“人类在物理上、心理上、思维上可以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モノ」进行指代。「モノ」的指示对象不仅包括「机」（“桌子”）、「本」（“书本”）这些“+实体性”的典型事例，也包括「会話」（“对话”）、「思考」（“思考”）这些“-实体性”、“+动作性”的边缘事例。从典型事例到边缘事例，有若干个下位范畴，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关联。在“+动作性”这一点上，「モノ」和「コト」具有相关性，二者在句子中可以互换使用。但是，互换之后，句子意义会产生细微的差异。当我们用「モノ」去把握一件事物时，「モノ」的意义特征就会被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就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实体。相反，当人们用「コト」去把握时，「コト」的意义特征就会被凸显，其指示对象就变成了一个与时间相关的过程。「モノ」和「コト」的差异，今后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最后，本文通过考察「モノ」的意义特征，明确了「モノ」和「コト」的意义相关性。相反方向的考察也应该是可行的，今后我们将尝试通过考察「コト」的意义特征来验证本文的结论。

例句出处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2008年版。

参考文献

安达太郎：《认识的意义与コト·モノ的介入》，《世界日本语教育8》，1998年。

池上嘉彦：《“日语论”的邀请》，讲谈社2000年版。

寺村秀夫：《寺村秀夫论文集Ⅰ——日语语法篇》，黑潮出版社1998年版。

籾山洋介：《名词‘もの’的多义构造——运用意义网络模型进行的分析》，《日语——意义与语法的风景》，绵羊书房2000年版。

山梨正明：《认知语言学原理》，黑潮出版社2000年版。

吉村公宏：《认知语言学初步》，研究社2004年版。〔施建军，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洪洁，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

Xノコトダカラ结构的意义

在日语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惯用句，以“ノコトダカラ”为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例句有如：

田中先生のことだから、きっと相談にのってくれますよ。

毎年のことだから、しっかり身につけよう、花粉症対策！

大切なこどものことだから、保育の「質」は妥協できない。

ごくごく普通のことだから心配すんな。

前田（2009）在就原因·条件句的惯用用法进行归纳的时候，将“ノコトダカラ”的用法归纳为在“固有名詞+のことだから”的结构中“固有名詞が持つ性質？性格を根拠に下す判断が後件に述べられる”。具体实例如下：

あの義兄さんのことだから、娘が结婚すると言っても、ろくろく仕度もしてやる気はないらしいのよ。（夫婦の情景）

然而在如上的例句中，前田（2009）虽将“ノコトダカラ”的先行项定义为了固有名词，但并没有对固有名词的定义及范畴进行详细的阐述。为了探明该定义及范畴，我们可以在《广辞苑》中，查找到“固有名词”的解释——

こゆうめいし【固有名词】（propernoun）唯一的に存在する事物の名称を表す名詞。地名、人名の類。普通名詞。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前田对“ノコトダカラ”的先行项的定义，却无法辨析。因此笔者试着将“ノコトダカラ”的先行项设定为X项，试就X项的性质与结构进行分析。

本文将就“Xノコトダカラ”结构中X项的具体成分进行分析，并对固有名词以外的成分是否适用于该结构进行观察。在对如上问题进行分析时，笔者将使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开发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以下简称《对译语料库》）。中收录的例句。具体的操作为抽取以“Xノコトダカラ”或“Xノコトデスカラ”为搜索源的所有例句，以益冈（2008）“属性叙述と事象叙述”的观点对收集的例句中出现的X项进行分析，对X项的成分同“ノコトダカラ”后续内容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X项为属性叙述时

在以“Xノコトダカラ”为搜索源进行日语原文·译文进行检索时，共计检出46条例句。在这当中，X项为属性叙述的情况可以判断出44例。对这44个例句进行逐一确认后，X项为名词的例句达到39个，在全部例句中占有绝大多数。对全部判断为属性叙述的X项进行细分，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种类型。（一）属性表现+名词（属性具现）（1）八千代はすぐ二階の父の書斎へはいって行った。机の上に郵便物が二つのかごにはいって置かれてある。一つのかごには、「要返事」と書かれた紙がはられてある。この方には梶が返事を出す意志のあるものが入れられてあり、他のがこの中のものは返事の要らぬ分である。しかし、忙しい梶のことだから、「要返事」の郵便物も、よほどのものでない限り、結局は単にそのかごの中へ入れられるだけの運命を持つようである。（『あした来る人』）

译文：八千代马上走进二楼父亲的书房。桌上放有两个信函篓。一个贴着纸条，上面写着“待复信”，其中装的都是梶准备复的信；另一个则是不需要答复的。然而，梶是忙人，只要内容不是相当重要，纵使需要答复的信件也只能在“待复信”篓里永远待下去。（2）山野村から結婚の聞きあわせに来たからには、姪の矢須子のことを聞きに来た客に相違ない。狭い村のことだからすぐわかる。（『黒い雨』）

译文：既然是从山野村来商谈婚事的，那肯定是为了解侄女矢须子的事而来。因为村子小，一有事，马上就可以知道。（3）広い焼野原のことだから、家屋引倒しの作業に使うロープや鋸は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かった。焼跡から薬罐や空瓶など手当り次第に集めて水を入れ、水に餓えている被爆者に配給してまわった。大火傷をしてふらふら歩いたり坐りこんだりしている被爆者に口を明けさせて、水をこぼさないように流しこむ。こんな仕事や死体焼却に忙殺された。（『黒い雨』）

译文：因为广岛已经被烧成了一片辽阔的荒野，所以带来的拆房用的缆绳和锯也就毫无用处了。他们在废墟上收集了一些菜罐子和空瓶子，装上水，来回分给渴得要命的被炸者喝。让那些被大火烧伤在蹒跚行走或席地而坐的被炸者张开嘴，一滴不漏地把水灌到嘴里去。这些事情和焚烧尸体的工作，把他们忙得一塌糊涂。

例句（1）（2）（3）中出现的形容词「忙しい」、「狭い」、「広い」明确地表现出了后续名词项的属性，确实如前田（2009）所论述的那样「属性を根拠に下す判断が後件に述べられている」。但是，也有如下例句可以看到名词项前的属性未必成为后项下判断的直接根据。例如：（4）しかし、異変が起きたら、源光寺の住職から報せがあるはずであった。大酒呑みの慈海のことだから、どこかで脳溢血にでもなって倒れたとしても、病院か通行人かがしらせてくれるはずである。（『雁の寺』）

译文：不过，要是有什么意外，源光寺的住持总应该来报个信呀。好喝酒的慈海，如果是因为脑溢血倒在什么地方，也总该有医院或者过路行人来报告才对。

益冈（2008）将属性的类型分为范畴属性（カテゴリー属性）、单纯所有属性（単純所有属性）、履历属性（履歴属性）。上述的「忙しい」、「狭い」、「広い」应当判断为各自所属对象所持有的范畴属性或单纯所有属性，然而「大酒呑み」表示为何种属性呢？初看很容易判断为对象“慈海”的范畴属性，但是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则无法看出其与后文中「病院か通行人かがしらせてくれるはず」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反，却包含“大家都知道他好喝酒”这一层含义，与产生的后项判断紧密联系，因此将其判断为对象的履历属性更为合理。

除上述的例句外，X项还检索出「賢明な君」、「短い一生」等例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当与属性相关的记述在文中出现时，「ノコトダカラ」结构中的X项以表示人名、特定人物、场所等的代名词为主的固有名词居多。（二）只有名词（5）梶のことだから、何回も電文を考えたことであろう。そしてこの電報が決して早過ぎもせず、そしてまた遅すぎもせず、おれの手許に届くように、社員にこんこんと合ませたであろう。（『あした来る人』）

译文：从梶的为人来说，电文想必不知推敲了多少次。而且恐怕再三嘱咐职员，以使电报既不过早又不过迟地落到自己手里。（6）「僕は昨日は一日内にいましたけれど、今日は会社へ出ると云って来たんです。あの女のことだから、或は内々気がついたかも知れないが、まさか大森へ来る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でしょう。僕は彼奴の部屋を捜したら、ラブ·レターでもありゃしないかと思ったもんだから、それで突然寄って見る気になったんです」（『痴人の愛』）

译文：昨天我在家里待了一天，今天来的时候告诉她去上班。那女人嘛，想必暗自有所觉察也未可知，但总不会想到是到大森来吧。我想搜搜那家伙的房间，或许会找到情书之类的，于是突然产生了来这里看一看的念头。（7）世間をよそに、禅寺は禅寺のしきたりで動いていた。夏のことだから、毎朝おそくも五時には起きる。起床のことを開定という。起きてすぐ朝課の読経である。三時回向と云って、三回読む。それから屋内の掃除をし、雑巾をかける。朝食の粥座になる。（『金閣寺』）

译文：禅寺自有禅寺的戒规，而不理会尘世如何。时值盛夏，早上再迟五点钟也得起床，我们管这叫做“开定”。起床后马上就做早课：读经。读经也被称作三时回向，反复三回而止。随后开始打扫室内，接着是早粥入座。（8）テイ子さんも御多分にもれず、広島の焼跡へ人探しに来たのだそうだ。湯田村の義弟が今年の春に予備召集を受け、第二陸軍病院の炊事兵になっていたが、ピカドンが落ちて数日たつのに、どうしているかまだ分らない。死んだのではなかろうか。湯田村にいる女房は、さきごろ供出の松根掘りに出て足を挫いて寝たきりで、何かと云えば、泣き中気のように泣くばかりだ。義弟のお袋は口が達者なだけで、年寄のことだから外へ出たら何の役にも立たぬ。テイ子さんは思案にあまって、どうしたものかと湯田村の細川医院の院長先生のところへ伺いを立てに行った。（『黒い雨』）

译文：据说贞子也和别人一样，是到广岛废墟上找人去的。因为她住在汤田村的堂弟，今年春天，征召预备役兵员时入伍了，在第二陆军医院当炊事兵。原子弹爆炸已经好几天了，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全不清楚。堂弟媳妇在前些时候，为了去挖松树根，扭伤了脚，躺在床上不能动，不管怎么劝说，她还是哭得死去活来。婆婆虽然还健在，可是年纪老了，外出也办不了什么事。贞子想不出个好主意，于是就去找汤田村细川医院的院长先生商量办法。（9）身内のことだから、こちらの苦しみを察して力になってくれると思うしかないのである。最悪の場合、にべもなく断わられはしないかという不安もあるが、いざとなれば、竹神へ帰ることの出来ない自分は、頼みこんで叔母の家で子を産み、中書島へ出てふたたび娼妓でもして暮さねばならない気もしている。喜助のところへ帰れなければ、それしか方法がないではないか。（『越前竹人形』）

译文：玉枝认为，既然是亲人，当她明白了对方的苦难后，一定会鼎力相助的，从最坏处着想，姑母也许会断然拒绝，这让玉枝感到不安。然而玉枝也做好了准备，万一不能回竹神村去，那就只好恳求姑母让自己在家中产下孩子，然后再次去中书岛当妓女为生。既然不能回到喜助身边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在例句（5）（9）中，X项不再是表现属性的内容，而是作为话题背景的对象，成为推论后文结果的依据。但是例句（5）（6）（7）中的X项作为指代的具体对象，即固有名词，却无法与例句（8）（9）中出现的“年寄”、“身内”作为同类的固有名词进行定义。比如例句（8）中出现的“年寄”，代指的是文中真正的对象「義弟のお袋」，也就是说，是「義弟のお袋」「外へ出たら何の役にも立たぬ」。因此，这里出现的“年寄”，将其定义为表现对象属性的普通名词更为合适。例句（9）中出现的“身内”与例句（8）相似。（三）名词以外的成分

如上所述，在《对译语料库》中搜索出的例文中的X项多为名词，但也存在如下类型的例句：（10）「そんな約束が、役に立つだろうか。約束なんて、口先だけのことだからね」（『青春の蹉跌』）

译文：那种约定能管用吗？光是口头上说说，能互相信得过吗？（11）「構わんですよ。彼にしたら口をきくだけのことですから」（『あした来る人』）

译文：没什么。对于他，不过是张口之劳罢了。（12）「旦那さん、御存じなんですね。そりゃ上手と言っても、こんな山ん中でのことですから。」（『雪国』）

译文：老爷，您认识她呀。说她弹得很熟练，那也不过是在这山地里说的话。（13）「金が集まらんですよ、相当な金ですからね。来年まで待てばいいわけですが、こんなことは仲間の気持がぴったりと合った時でないと、流れてしまう心配があります。どっち道無理を押してのことですからね。-それに、アフター·モンスーン（季節風後）は日が短いとか、寒いとか、眼の前に冬が迫っているとか、いろんな欠点はありますが、しかし、季節風を前に控え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は大きい利点です」（『あした来る人』）

译文：钱不凑手，要好多钱呐！当然，等到来年问题就可以解决。但这种事情，必须在伙伴们情投意合的时候进行，否则就有可能半途而废，总之，是有些勉强。再说季风过后，白天又短，气候又冷，冬天眼看就到，有很多不便之处。不过，也有一点不小的好处，那就是季风毕竟已经过去。

如上例所示，在例句（10）中出现的X项为名词+副助词“だけ”，例句（11）（12）（13）中出现的X项为句子（从句）的同时，“ノコトダカラ”结构的后项，即包含判断、推论含义的句子也不见了。这种情况，是否说明从X项的属性出发推论事态发展的构造不能成立了呢？那么，把这些句子补充完整来观察一下。如下：（11'）彼にしたら口をきくだけのことですから、実際の行動に踏み切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だ。（12'）そりゃ上手と言っても、こんあ山ん中でのことですから、都会に出たら大恥をかくだろう。

无论后项是否存在，都可以看到在X项的基础上进行推论的效果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的后项视为省略。（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X项为属性叙述时，可以分为属性表现+名词、只有名词以及名词以外的成分三种情况。现将其各自特点总结在一个表格中（如表1所示）：表1

二、X项为事象叙述时

在这之前的分析，无论X项作为一个词汇还是短句出现，都可以将其判断为表现对象属性的类型，但是在检索中也有如下的例文出现。（14）百七十何円という金は、充田タカが闇売りの浅蜊か雑魚を仕入れに行く一日ぶんの元金であったろう。それともタカの所有する全部の金であったかもわからない。これはタカの倅に送ってやるのが順当だが、水主町のタカの家は焼け失せたとのことだから、山口県柳井町の近くにいる倅に連絡してみる必要がある。（黒い雨）

译文：这170多元钱，大概是充田高在黑市上买进蛤仔和小杂鱼，一天所需的本钱吧，说不定是阿高的全部钱财哩！这些钱按理要寄给阿高的儿子。可是阿高在水主町的家已被烧掉，所以必须跟在山口县柳井町附近的儿子取得联系才行。（15）工場長は僕たち一家のため、謂わば水いらずの晩餐会を設けてくれたのだ。それが結果から見ると、大半は重苦しい話を繰返す送別会になった。実は工場長も、今日は広島の石炭統制会社の焼跡へ行き、それから被服支廠の笹竹中尉を訪ね、何もかも埓があかないので逓信病院の知りあいの小山医師を訪ねた。ところが、その医者が収容患者の処置に忙殺されているとのことだから面会を遠慮して、出口のところで煙草に火をつけていると、看護婦たちの語りあっている雑談でピカドンの正しい名称が分ったそうだ。（黒い雨）

译文：厂长为我们一家开了个所谓一家团聚的夜宴。从结果来看，却开了一个反复说沉闷话的送别会。其实，厂长今天也到广岛煤炭专卖公司的废墟上去了，接着又拜访了被服分厂的笹竹中尉，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才去拜访邮政医院的熟人小山医生的。可是，这个医生正忙着给收容的病人进行治疗，不想见面。他正在出口处点烟时，从护士们的互相交谈中，知道了那个发出强烈闪光的东西的真正名称。

在上述例句中，很难将X项考察为对象的属性，“ノコトダカラ”的后续内容也不是对事态进行的推论。例如，例句（15）中“その医者が収容患者の処置に忙殺されている”是对事实进行的描述，在其后添加上“と”后，该段落即成为引用文。而且，因为X项事态的发生，产生了“面会を遠慮する”的决定。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ノコトダカラ”结构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呢？应该看到，正是因为“と”发挥作用破坏了其惯用性（イディオム性）。也就是说，“ノコトダカラ”作为一个整体的惯用性被“と”的出现打破了。因此我们看到如下的倾向，以上例句结构的构造并不是“ト”+“ノコトダカラ”，而是“トノコト”+“ダカラ”。它所表述的具体意思为在“トノコト”先行发生的内容（事態の発生）的基础上，产生了“ダカラ”后续内容（意思决定）的结果。

三、小结

本文对“Xノコトダカラ”结构中出现的X项和结构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上述的观察，当X项为属性叙述时，其内容既含有固有名词，也含有普通名词及短文，“ノコトダカラ”后续的内容为以X项的属性为依据展开的推论。这种构造的意义和“ノコトダカラ”结构自身的惯用性（イディオム性）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在X项为事项叙述时，如例句（14）（15）所示，“ノコトダカラ”结构的惯用性（イディオム性）被破坏，结构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鉴于能够搜索出的X项作为事象叙述时的例句很少，笔者没能对其特征进行更加深入详细的分析研究。同时，“Xノコトダカラ”结构在中文中所可能体现的对译状况也具有分析的价值，作为今后的课题还值得继续深入地研究。

最后，笔者将搜索出的46条例句，按X项属性分布数量归纳成表格（见表2），虽然受例句数量的限制，其科学性还值得商榷，但也许可以对X项使用的分布进行粗略的概括。表2

例文出处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对译语料库》，2003年。

参考文献

新村出：《广辞苑》（第五版），岩波书店1998年版。

前田直子：《日语的复文》，黑潮出版社2009年版。

益冈：《叙述类型论》，黑潮出版社2008年版。〔段然，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教师〕

二十一世纪韩语中汉语借词的变化及分析

社会和语言的影响是双向的、互动的。语言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中被沉淀使用，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社会的各种因素和个人的不同特征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关注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双向作用，但重点是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992年8月，韩国和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之后，中韩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与此相适应，韩语当中的汉语借词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通过捕捉这些借词的变化，我们将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对语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为了让调查最大限度地反映韩语中汉语借词的变化，笔者选择了韩国《东亚日报》当中出现的汉语借词作为研究样本。《东亚日报》是韩国发行量最大、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最具权威性的一家报纸媒体。《东亚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就是当今最鲜活、最有时代特色的韩国语。因此，《东亚日报》当中出现的新借词或借词的新用法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一、汉语借词的变化

笔者收集的汉语借词是从2000年2月到2006年3月期间的《东亚日报》中随机抽取的，一共327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见表1和图1）。表1图1

二、汉语借词的变化分析（一）标记的差异

第一，在韩语当中，传统的汉字借词的标记都是采用汉字，如中央电视台、办公厅、暂住证、大跃进运动、中国共产党、天安门、信息产业部、少林寺等。

第二，新出现的汉语借词采用汉语拼音的语音标记，如小康、下岗、老百姓、中关村、胡同、盗版、中关村、互联网、黑车等。

第三，通过语料分析可以看出，采用汉语拼音的标记方法从2002年以后开始增多。目前，汉字音标记和汉语拼音标记往往同时存在，混合使用（见表2）。表2（二）产生变化的原因

第一，由于传统的汉字借词已经成为韩语的一部分，无论是发音还是词义都已经韩国化，词汇的应用及理解上失去了外来语的一些特征。但是，新出现的汉语音译借词反映的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国色彩明显。如果这些借词依旧采用韩语当中的汉字音标记，从读音上很难区分是固有汉字借词还是汉语借词，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不利于现代韩语的保护。

第二，随着中韩两国人员交流的日益频繁，韩语当中汉语借词的传入途径向人际交流转变。通过口语首先传播的是发音，其次就是词义。而汉字本身在这种传播方式中变得不再重要。同时，口语传播的新借词，无论使用频率还是认可程度，都要高于传统的通过书籍传入的汉字借词。

三、汉语借词内容的变化

笔者对收集的327个汉语借词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将它们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四个大类。（一）政治新闻当中出现的词汇表3（二）经济新闻当中出现的词汇表4（三）社会新闻当中出现的词汇表5

四、汉语借词内容变化原因分析

统计结果是，社会生活类的借词数量最多，占统计总量的31%；其次是政治词汇，占29%；之后就是文化方面的词汇，占24%；而经济领域的借词也有16%。

这一统计结果与中韩两国的交流实际情况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特点相吻合。具体来讲：（一）大众传媒的关注焦点

韩国普通受众最关心的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报纸上最多出现的就是有关中国的社会新闻，介绍的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有关社会生活的借词便大量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二）政治制度的不同

文化和政治词汇都会集中、直接地反映自己所属的政治制度，这些词汇很难被其他词汇代替。因此，为了准确地表达所讲述的内容，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借用这类词汇。韩语中的固有词汇量不是非常丰富，在表述某些内容时，没有恰当的固有词汇，所以必须借用汉语词汇。（三）现代媒体的传播规律

新闻的价值在于吸引受众的眼球。作为报纸，除了照片和报道内容吸引读者之外，也会考虑到用文字的编排和标题的使用来抓住读者。在有些报道中，直接使用醒目的外语单词就成为一种手段。这些被直接使用的外语单词，因为报道内容的轰动或流行，也就渐渐走进韩语，被韩国人所接受甚至使用。许多汉语词汇就是这样成为韩语里的新借词。

五、结论（一）借词——物质文化交流的结晶

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的交流，物质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上。进入21世纪，中韩两国经济贸易的往来得到飞速的发展，甚至远远超过了政治关系的改善速度。随着商贸的加强，韩语当中的汉语借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当代韩语中的汉语借词，经贸领域的词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目前，汉语词汇重又成为韩语中借词的主要来源。从韩语当中的借词尤其是汉语借词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物质文化的交流是语言交流的基础和需求所在。物质文化是人类所有文化结构当中最表层的，而借词作为语言交流、融合最敏感的部分，一定会随它的变化和影响而改变。同样，借词也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不同社会的物质文化交流的印迹。（二）借词——制度文化交流的结晶

制度文化的交流涵盖了政治制度之间的交流和民族情感之间的交流，是不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韩语中，汉字词、汉语借词的产生和变化与中韩两国之间的制度文化交流是无法分开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与韩半岛的国家开始了政治关系上的交流，因此也为韩语中借词主要来源于汉语词汇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中韩两国终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平等的制度文化交流时期。制度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员和商贸的往来，进而给语言的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汉语与韩语的交流历经冰封的寒冬后又迎来了一个灿烂的春天。于是，在两国交往中，汉语词汇再次出现在韩语当中。这些新的汉语借词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最新出现的汉语词汇，它们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与以前的汉语借词只借意不借音不同，韩语中新的汉语借词不论是词义还是发音都与借用的汉语词汇保持了一致。这也表现出韩国社会对日益强盛的中国的尊重。（三）借词——精神文化交流的结晶

借词是一种广泛的语言文化现象。不同社会主体间的精神文化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宗教等。研究借词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精神文化交流的方式和轨迹。文学与艺术是不同社会主体间精神文化交流的直接媒介。当韩半岛国家处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期，唯有上层社会才能接触到用文字记载的书籍。而当时这些书籍毫无例外又全部都是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韩半岛国家的上层士大夫们也以写汉文、作汉诗为荣。由此，汉文、汉字进入韩半岛就有了先天的条件。此外，韩语当中很多汉语借词的产生和使用长久，另一个原因就是宗教信仰和传播。宗教文化是人类精神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强大凝聚力能使一种文化长久地保持自己的特点，它的渗透力极易使一种文化染上来自它的印记。宗教典籍的翻译都是依靠语言来完成的，不同社会之间的这种精神文化的交流，给语言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机会。佛教、儒教、道教、禅宗这些由中国传入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不但使韩半岛的语言大量借用了源于汉语的宗教、哲学词汇，而且还使得这些汉语借词有着比其他领域内的汉语借词更加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和稳定性。

参考书目一、中文书目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戴庆厦：《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徐思谊：《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韩文书目金圣贤：《15-17世纪韩国受用的汉字的统计研究》，京城大学国语教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00年。李尚圭：《第7次教育课程国语教科书的外来词分析研究》，高丽大学国语教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金镇德：《韩日两国在杂志广告上的外来词研究》，庆熙大学日语教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03年。金敏洙：《汉字政策的问题和转换的方向》，《新国语生活》第7卷1号。朴昌源、金秀显：《外来词标记洋相的变迁》，《新国语生活》第14卷2号。康信恒：《外来词对韩国语的影响》，《新国语生活》第14卷2号。〔金恩净，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专家，博士〕

文化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为进行交流而恣意制定的符号体系。语言符号是连接语义与形态的、语言共同体成员之间所共同享有的、具有某种约定意义的符号。这种语言意义与语言形态之间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必然关系，而是通过人为连接、恣意建立起来的实体概念与表象符号的关系。如果说语言符号体系并不是恣意的，那么，世界所有语言对同样的客体概念应该具有同样的语音（声）和标记（字）。但是，正如中文中以“人”为符号的概念所示，中文发音为[ren]；英文标记为man，发音为[mæn]；韩国语标记为“”，发音为[sa：ram]。可见，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表示同样一种概念的语言符号是各不相同的。这种流动性便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其他符号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符号及内容介入语言认知过程的根本切入点。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义的文化定义所包含的主要领域。语言在展现和反映文化的同时影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与保持、发展语言有着紧密联系。在语言与文化之间怎样搭桥，怎样搭好桥，依然是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交集部分。

学界对语言与文化的相关关系研究从19世纪后期已经开始，并将其作为边缘学科界定了以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命名的研究领域。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A.杜兰蒂（A.Duranti）认为，语言学研究应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联系起来，作为两者的交叉学科建立并研究语言人类学及人类语言学。这就提出了语言与文化的相关研究所不能离开的两大理论课题——语言作为文化（lan-guageasculture）或者文化中的语言（languageinculture）。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杜兰蒂提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即语言作为文化资源（languageasculturalresource）和交谈作为文化实践（speakingasacul-turalpractice）。围绕这一观点，杜兰蒂进行了颇具影响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本文将以上述语言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为理论背景，以韩国的语言为研究框架，用举例求证、分类归纳的研究方法，探讨韩国语的文化体现、韩国语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教育对语言讲授与习得所起的重要作用，力求在韩国语的研究与教学领域中建构一个合理的文化语言研究方向。

一、韩国语中的文化体现

语言之所以能够体现文化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在对特定环境适应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语言属于精神文化，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一切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同时，所有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

韩国语作为韩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同样也是韩国文化总体的一部分，是韩国文化的载体。韩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离不开韩国语的发展与传承，同时，韩国语信息系统中积累和保存着广泛的韩国文化内容。

语言在表达和体现文化现实的同时，把文化现实变为符号。这是语言和文化之间同步进行的双向体现。韩国语所承载的文化实体也同样在以下几个层面得以体现：（一）精神文化层面

这一层面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宗教观、民族认同、象征体系以及思想、情绪、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例如：”一词的基本义是“回去”，引申义是“死”、“逝去”——体现出生命“轮回”的世界观。”（白衣民族）这一串符号，联系韩民族的“祭天”、“崇尚白色”的象征体系，体现出民族认同。一词可译作“憾”或“恨”，是一种贯穿了韩半岛历史脉络的民族情绪的符号体现。（二）语言文化层面

这一层面包括语言学要素和文学要素。语言学要素又可分为文字、发音、形态、意思、谚语、敬语以及韩国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文学要素包括诗、小说、随笔、戏曲、剧本等。

语言学要素中的谚语、敬语的文化色彩尤为突出，是在其语言使用群体的文化意识干涉下所形成的语言符号的文化集成体。文学要素则更能多层面、广范围地承载文化，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化内容，因此两者不可分割。（三）艺术文化层面

这一层面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电影以及戏曲。这些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其体裁、风格、分类、内容等方面相关的音、形、意标示上，充分体现出文化背景、文化色彩及文化情绪。（四）生活文化层面

这一层面包括衣、食、住、行，是最为基本的文化概念。因此，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语言便是与特定的文化现象相联系并建构起来的符号体系。与其说这些语言承载着文化内容，不如说两者合而为一。（五）文化遗产层面

这一层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多以其名称的形式体现文化，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更多是与内容相关的语言表达相关联，如“，等。

语言系统中包含着所有文化成果，同时也保存着一切文化信息；同样，文化也表现于语言中，即便是某些历史上已消失的文化现象，也可能被保存在语言体系当中，以符号的形态维系着其传承和发展。

二、韩国语的文化价值

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对文化价值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驱、历史学派人类学的创始人博厄斯，在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时惊奇地发现“纯语言学的研究是深入地研究世界各族人民心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研究主要的道德观念形成时，语言是最容易收效的研究领域之一。在这方面，语言学的优越性就在于：语言的范畴是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因此，不必求助于往往会混淆甚至只会妨碍理解的其他补充说明，我们就可以彻底地研究导致这些范畴形成的过程”。

同样，韩国语作为以朝鲜半岛为地域中心、韩民族为主要使用群的语言，包含着对这一民族共同体的风俗习惯、经济结构、法律法规、历史发展的符号反映，即文化价值。有关韩国语的文化价值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来进行，即韩国语符号的文化价值、韩国语谱系研究的文化价值和韩国语结构的文化价值。（一）韩国语符号的表层文化价值

具有文化价值的语言表层最小单位为词汇（包括一部分语音）。因此，对语言符号的表层文化研究主要以词汇为研究对象。语言与历史同步发展，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将投映到语言符号系统中去。格里姆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可见，语言与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为研究曾经存在于历史长河，却已消亡在某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可鉴的语言化石。词源研究和词汇出现年代的考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韩国语中的，等单词用词普遍频繁，但这些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却在其产生和发展历史中渐渐有了变化。想考证其基本义还得从词源开始挖掘。追溯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就能够附带出更多、更广、更深的文化价值。（二）韩国语谱系研究的文化价值

语言与文化类型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只是文化会传播和融合，语言会发展和变异，于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语言与文化出现不平行或犬牙交替的现象。这就要求对一种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语言谱系分类开始着手。某一种语言在谱系分类中的所属与位置，对研究该语言使用族群的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一种语言在谱系分类中找不到确切位置，那么，对这个民族的起源、文化类型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也就很难确定。韩国语是在其谱系分类上有所争议的一门语言。虽然也呈现出一部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特征，但并不完全符合，因此，有关韩国语的谱系分类研究依然在进行中。（三）韩国语结构与韩国文化结构研究

在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对象，即语言使用族群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直接联系在文化结构上，同时也反映在语言结构特征上。金克木先生在其研究中说：“学一种语言符号必然要学其中的意义和意义所属的文化系统（内含世界秩序）。婴儿学会了母语和其中的文化系统，他就会用这种系统的眼光看世界，把世界当做是照他的编码安排的。他的思想得到语言的帮助，也受到语言的限制。他按照自己的语言习得思想。”

文化语言学所研究的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应该在语言讲授与习得过程中起到理论指导性作用，使理论研究提升至实用性阶段。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研究在语言教育方面能够在以下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1.文化教育有效提高对所学语言的理解；

2.文化教育可提高对所学语言的准确度；

3.文化教育有助于提高翻译精准度；

4.文化教育可促进圆满的语言交流与沟通；

5.文化教育可提供语言研究的背景与环境。

人类学家提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有声符号系统，语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关系。”“自从人们开始使用语言反映事物，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就成为中心问题。”“成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要掌握某种语言，同时也就掌握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该社会的文化。语言是作为总的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的。社会和语言互相不可或缺，只有在社会环境中，语言才能发展，而人类社会也只有在人们共同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是两大独立的学科门类，但是由于两者的学科亲缘性和理论、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两者在学术体系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交叠领域。语言学和人类学都有一些最为基本的本体论概念，诸如人类、社会、文化、语言、思维等等。这些被共享的本位概念便构成了两大学科体系的交集部分，也为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研究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郑梅，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韩国语专业讲师，法学博士〕

简析土耳其语（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的相互影响和演变

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先祖——突厥，发端于公元3世纪游牧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丁零和铁勒诸部，与源起于公元前4世纪的漠北铁骑——匈奴和13世纪的欧亚大陆霸主——蒙古，有着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南北朝时期，丁零和铁勒诸部在叶尼塞河上游游牧，后南迁至西域高昌地区。此后，突厥部落在铁勒诸部中渐趋强大，逐渐统一了东临辽海（辽河上游），西濒咸海，北起北海（今贝加尔湖），南抵阿姆河的广大地区的游牧部族，并使“突厥”成为各部族共同认可的民族名称。大约在5世纪，突厥人开始创制突厥语（亦称鄂尔浑叶尼塞语），经过1400年的历史变迁，最终形成了现代的土耳其语。

一、导言

突厥语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最古老的语言文字。公元5世纪后，突厥人与中原汉人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伴随着多年的和战以及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突厥语和汉语交互影响，许多语言习惯、语音、语法和词汇彼此深深烙印，形成了大量的语言迁移现象。公元7世纪，突厥人先后败于唐朝的汉人和回纥人，之后又经过6个世纪，渐次迁徙和定居在现今的地中海西岸及近东地区，形成了现代的土耳其人，其语言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斯拉夫语等的深刻影响，甚至，突厥语文字在9世纪前后开始采用阿拉伯字母记录。1928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尔克建立共和国后，着手改革新国家的语言，改用拉丁字母，同时在现代土耳其语中去除了旧有的从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改为以土耳其语原有的字根重新组合有关借词（外来词）的含义。至此，现代土耳其语基本定型。

二、土耳其语（突厥语）的基本特点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土耳其语已经采用了拉丁字母，这在近东、中东和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显得尤为特别。此外，作为阿尔泰语系最大的一个语族，土耳其语（突厥语）还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语法上。（一）语音

土耳其语发音遵循“所书即所读”的规律，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都只有一个固定的发音，不会发生英语中相同的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会有多种发音的情况。而且土耳其语具备“和谐原则”，简单解释即两种普遍情况：元音遵循“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开开闭闭”三原则；辅音遵循“清清浊浊”原则。因该部分非本文论述重点，故不多赘言。（二）语法

土耳其语是一种典型的“黏着语（胶着语）”。其主要特点是没有内部曲折，每一个变词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也就是说，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需要有三个变词语素。此外，黏着语的词根和变词语素之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两者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土耳其语可以添加大量后缀，可以用任何动词派生出使动、被动、名物化等形式，更可以表现人称、数量、时态和情态等。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语变词语素的排列顺序有相当严格的规律。此外，土耳其语还有一套独特的“格”系统和领属性。

三、土耳其语（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的相互影响和演变

在土耳其语（突厥语）产生的过程中，早已成熟的古代汉语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语法之外，古代汉语还向土耳其语（突厥语）输送了大量的外来词；同样，土耳其语（突厥语）以及阿尔泰语系下的其他语族，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和迁移，也将一些崭新的语言习惯和词汇带入了古代汉语，并促进汉语口语和白话文的重大变革。这一系列相互影响和演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相互迁移的外来词

由于突厥语的成形远远晚于古代汉语，因而，突厥语的始创者大量采用了古代汉语词汇，形成了土耳其语（突厥语）中最初的借词（外来词）。这些借词包括两种情况：（1）突厥人和汉人共同拥有或了解的内容。如“水”（su，现代土耳其语发音类似“素”），“菜”（sebze，发音类似“赛布在”），“大爷”（dayı，现代土耳其语发音与汉语完全相同）。（2）突厥人和汉人非共同拥有或了解，而由一方引入的内容。如：突厥民族没有，由古代汉语向土耳其语（突厥语）引入的概念“街道”（cadde，发音类似“扎德代”），“馒头”（mantı，发音类似“芒特”，但现代土耳其人的mantı与汉人的“水饺”一样），“葱”（sogˇan，发音类似“骚昂”），“屋”（ev，发音类似“爱乌”，突厥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不建造住房，定居生活后从汉语引入了“屋”这个借词），“市”（ᶊehir），等等；同样，古代汉语中也有非原发的，而是由土耳其语（突厥语）引入的概念，如suna（唢呐）、kadın（可敦，泛指女人，亦指大汗或苏丹的妻子）、gobi（戈壁），等等。

在动词借词方面，现代土耳其语也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影响，如“进来”、“过去”、“出去”等动词都是套用的汉语词汇。

值得一提的是，由突厥语迁移而来的借词，主要影响的是北方汉语系统，且主要是口语或白话文系统，对秦岭淮河以南的汉语系统鲜有作用。例如，在北方部分地区方言中，将“土块”称为“土坷垃”或“土咔喇”，实际上，“坷垃”或“咔喇”即是土耳其语（突厥语）中的“kara”（土壤、陆地、黑色）的汉语发音。但是，“土坷垃”或“土咔喇”却从未在南方汉语系统中出现。（二）突厥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的相互作用

在语法中，双方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显著表现是突厥语给汉语带来了一般疑问词“……吗？”和“……了没？”而古代汉语则为突厥语送去了否定词“莫”和谓语后置的句型结构。“……吗？”和“……了没？”实际上就是土耳其语中的一般疑问句专用词，其拼写基于“元音和谐”原则，有四种形式，即“mı、mi、mu、mü”。这一一般疑问句专用词深刻影响了汉语口语系统，并彻底颠覆了古代汉语的一般疑问句结构。

古代汉语否定词“莫”和谓语后置的句型结构，也深植于土耳其语（突厥语）的语法中，并被保留至今。“莫”这个否定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但在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中被保存了下来。“莫”在土耳其语中的拼写为“ma、me”，用在动词词干之后，表示否定。这一点与古代汉语不同，在古代汉语中，“莫”一般置于动词之前。古代汉语大量使用省略句式，所以大量句子看不到主语的存在，只能靠上下文的意思来推定。另外，很显著的一个用法是否定句式中，将谓语后置。如“时不我待”是一个典型的古汉语结构的成语，将谓语“待”置于宾语“我”之后。这种结构除了成语等个别情况下，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失殆尽。然而，主语省略和谓语后置的语言现象却在向突厥语迁移之后，在现代土耳其语中被完整地保存至今。（三）连绵词“连绵词”这一语言现象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多见，而恰恰是土耳其语（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的共有特征。因为年代久远和资料的匮乏散佚，现在已很难考究“连绵词”是在两种语言系统中独立成形，还是交织促进、伴随成熟的。然而，从两种语言的诞生时间来看，古代汉语的连绵词应该是土耳其语（突厥语）连绵词的鼻祖，抑或至少影响巨大。

汉语中的连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词，它有两个字，只有一个语素。这两个字有的是声母相同，如“慷慨”；有的是韵部相同，如“窈窕”；有的是同音重复，如“孜孜”；还有的两个音节没有什么关系，如“嘀咕”。土耳其语（突厥语）中的连绵词也具备此类特征，如：类似声母相同的çabukçubuk（匆匆忙忙），韵部相同的Yırtıkpırtık（破破烂烂），同音重复的hızlıhızlı（迅速）等。

四、结论

虽然，时光变迁，沧海桑田，突厥人和汉人由毗邻接壤变为天各一方，但语言系统发生了大量语言迁移现象，保留了对方语言的许多因素，甚至推动了各自语言系统的演变和进化，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笔者期望采撷简单的现象，分析典型的案例，为中土两国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跨文化研究做出一些微薄的努力。

参考文献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程裕祯：《中国学术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黄柏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岑运强：《语言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智育、周正清：《土耳其语》（第一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周正清、周运堂：《土耳其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rof. Dr.Muharrem Ergin, Türk Dil Bilgisi, Bayrak Yayını，Īstanbul，2002.Dil"ve"Lehçe"tartımasıbölümününkaynagˇıProf.Dr.Talat Tekin’inmakale-si：Türk Dilleri AilesiDemir, Nurettin2006.“Türkiye’de Dil-Lehçe-Sive-Agız Tartısmaları”，Recent Changesinthe Turkish Language Debate, BilgiÜniversitesi，2004.Johanson, Lars and Eva Agnes Csató：The Turkic Languages.Routledge, London，1998.Öztopçu, Kurtulu：Dictionary of the Turkic Languages.Routledge, London，1999.Nihat Sami Banarlı，Resimli Türk EdebiyatıTarihi, M.E.B.Yayınları，1997.Şükran Kurdakul，ÇaědaşTürk Edebiyatı，Broy Yayınları，Ïstanbul，1986.Hannas, William.C.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徐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土耳其语教师〕

对象国文研究学

《怀风藻》诗歌与六朝初唐诗文的对句考释

一、序言

频繁地使用对句是汉诗文的一大特点。按照学界通行的说法，散文中使用对句肇始于《尚书·尧典》，《尚书·益稷》则是诗歌中使用对句的滥觞。后汉以后，文人逐渐喜用，六朝开始盛行起来，直至近体诗的确立。关于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对句的研究，散见于小岛宪之校注古典大系本的注释部分以及《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下》。最近，波户冈旭在针对侍宴诗的考察中，也曾言及该类诗歌在句式上所具有的特点。从方法论上讲，过往的研究似乎缺乏对诗歌对句意义的充分认识以及系统性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实证的基础上，梳理《怀风藻》诗歌对句的类型特征，揭示《怀风藻》诗歌对句与六朝初唐诗文的渊源关系，藉以剖析日本上古诗人诗歌创作的主题意识与创新精神。

二、句式类型及影响关系《怀风藻》诗歌的对句有虚词和实词两种，这里重点考察前者。为厘清诗歌对句的时代特征，下面分作六朝诗文对句与初唐诗文对句两部分展开考察。根据对《怀风藻》诗文对句的调查结果，虚词类对句可细分作表判断对句、表时间/动作/样态对句、表递进关系和表转折关系对句四类。以下分别述之〔（1）指六朝诗例，（2）指初唐诗例。因篇幅有限，一般仅举一例〕。（一）表判断句式

1.“是……惟……/コレ……コレ……”

大津首《和藤原大政游吉野川之作》：“地是∙幽居宅，山惟∙帝者仁。潺湲浸石浪，杂沓应琴鳞。”（第83首）（1）《文选·卷二四》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廊庙惟∙清，俊ㄨ是∙延。擢应嘉举，自国而迁。”（2）张九龄《奉和圣制瑞雪篇》：“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岂云遥，雪下不崇朝。”

按：该句式采用双重肯定的形式，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大津首诗用以着意强调吉野流域绝佳的风景或环境。

2.“非……是……/アラズ……コレ……”

调老人《三月三日应诏》：“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神仙非∙存意，广济是∙攸同。”（第28首）

藤原史《七夕》：“云衣两观夕，月镜一逢秋。机下非∙曾故，梭息是∙威猷。”（第33首）

藤原万里《游吉野川》：“友非∙干禄友，宾是∙餐霞宾。纵歌临水智，长啸乐山仁。”（第98首）（1）《文选·卷五五》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卢谌诗：“山居是∙所乐，世路非∙我欲。”（2）李隆基《赐崔日知往潞州》：“礼乐中朝贵，神明列郡钦。扬风非∙赠扇，易俗是∙张琴。”

按：该句式在《怀风藻》120首中占有3例，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在用法上，该句式采用先抑后扬的形式，旗帜鲜明地表明诗人对某事的态度。（二）表动作、样态句式

其一，时间并列。

1.“旋……时……/シバシバ……トキドキニ……”《怀风藻·序》：“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

大系本引唐杜荀鹤《山中寡妇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按：年代更早的例文可见《文选·卷五〇》范蔚宗《宦者传论》：“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该句式表“时常……马上……”之意，谓在某一时期频繁地举行某种活动。

2.“时……乍……/ヨリヨリニ……ヨリヨリニ……”

巨势有益须《春日应诏》：“丝竹时∙盘恒，文酒乍∙留连。熏风入琴台，蓂日照歌筵。”（第20首）（1）大系本引梁元帝《和刘上黄》：“柳絮时∙依酒，梅花乍∙入衣。”（2）李世民《赋得早雁出云鸣》：“隔云时∙乱影，因风乍∙合声。”

按：该句式表示“一会儿……一会儿……”“又……又……”的意思，谓两个以上的动作或状态交替进行、持续。

其二，动作并列。

1.“共……与……·与……共……/……ノムタ……ノムタ……”

大津皇子《春苑言宴》：“惊波共∙弦响，哢鸟与∙风闻。群公倒载归，彭泽宴谁论？”（第4首）

采女比良夫《春日侍宴应诏》：“论道与∙唐齐，语德共∙虞邻。冠周埋尸爱，驾殷解网仁。”（第42首）

释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寿共∙日月长，德与∙天地久。”（第103首）

山田三方《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歌台落尘，郢曲与∙巴音杂响。笑林开靥，珠辉共∙霞影相依。”（第52首）（1）《齐诗·卷五》刘绘《饯谢文学离友诗》：“春潭无与∙窥，秋台谁共∙陟。不见一佳人，徒望西飞翼。”（2）杜淹《寄赠齐公》：“关门共∙月对，山路与∙云连。此时寸心里，难用尺书传。”

按：该句式在《怀风藻》中占有4例，不难想见，它是颇受诗人们欢迎的句式之一。从表现手法上看，在中日两国的诗歌中，这一句式既用来叙事，也表作写景。

2.“共……同……/トモニ……トモニ……”“梅雪乱残岸，烟霞接早春。共∙游圣主沢，同∙贺击壤仁。”（第44首释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1）《玉台新咏·卷一》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2）卢照邻《九月九日登玄武山》：“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按：“共”与“同”是类义词。下面的“俱……共……”“皆……共……”亦然。

3.“俱……共……/トモニ……トモニ……”

释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朝择三能士，暮开万骑筵。吃脔俱∙豁矣，倾盏共∙陶然。”（第5首）（1）《文选·二五》卢谌《答温子悌》：“在危每同险。处安不异易。俱∙涉晋昌艰。共∙更飞狐厄。”（2）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4.“皆……共……/コトゴト……トモニ……”

背奈王行文《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杯酒皆∙有月，歌声共∙逐风。何事专对士，幸用李陵弓。”（第60首）（1）《陈诗·卷二》江总《赠贺左丞萧舍人诗》：“贺生思沉郁，萧弟学纷纶。共∙有笔端誉，皆∙为席上珍。”（2）苏颋《恩制尚书省僚宴昆明池同用尧字》：“泳广渔杈溢，浮深妓舫摇。饱恩皆∙醉止，合舞共∙歌尧。”

其三，状态并列。

1.“独……还……/ヒトリ……サラニ……”

文武天皇《咏月》：“水下斜荫碎，树除秋光新。独∙以星间镜，还∙浮云汉津。”（第15首）（1）《玉台新咏·卷六》王僧孺《春怨》：“惟对昔邪房，如见蜘蛛屋。独∙与响相酬，还∙将影自逐。”（2）骆宾王《送费六还蜀》：“雪影含花落，云阴带叶昏。还∙愁三径晚，独∙对一清尊。”

按：“还”表程度副词，相当于“更”、“更加”。

2.“独……并……/ヒトリ……トモニ……”

下毛野虫麻吕《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寒蝉鸣叶后，朔雁度云前。独∙有飞鸾曲，并∙入别离弦。”（第65首）（1）《梁诗·卷十四》萧统《咏同心莲》：“同逾并∙根草，双异独∙鸣鸾。以兹代萱草，必使愁人欢。”（2）崔涂《湘中秋怀迁客》：“兰杜晓香薄，汀洲夕露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

按：总体上来看，在中国诗歌的现行文献中，该句式文例并不多见。有唐以降，仅在中唐之后才偶或出现。

3.“空……独……/ムナシク……ヒトリ……”

纪末茂《临水观鱼》：“苔摇识鱼在，缗尽觉潭深。空∙嗟芳饵下，独∙见有贪心。”（第25首）（1）《宋诗·卷二》谢灵运《折杨柳行》：“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空∙对尺素迁，独∙视寸阴灭。”（2）李隆基《过老子庙》：“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

按：如诸家所言，纪末茂诗出自隋张正见《钓竿篇》。

4.“初……暂……/ハジメテ……シマシク……”

藤原宇合《游吉野川》：“芝蕙兰荪泽，松柏桂椿岑。野客初∙披薜，朝隐暂∙投簪。”（第92首）（1）《艺文类聚·卷四·七月七日》：“〔沈约《织女赠牵牛诗》曰：〕初∙商忽云至，暂∙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2）沈佺期《奉和立春游苑迎春》：“东郊暂∙转迎春仗，上苑初∙飞行庆杯。”

按：“初”，刚刚；“暂”，暂时。

5.“未……犹……/イマダ……ナホシ……”

纪古麻吕《望雪》：“柳絮未∙飞蝶先舞，梅芳犹∙迟花早临。梦里钧天尚易涌，松下清风新难斟。”（第22首）

盐屋古麻吕《春日于左仆射长屋王宅宴》：“柳条风未∙煖，梅花雪犹∙寒。放情良得所，愿言若金兰。”（第106首）（1）《文选·卷二三》潘岳《悼亡诗》：“帷屏无仿佛，翰默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2）许敬宗《送刘散员同赋得陈思王诗山树郁苍苍》：“乔木托危岫，积翠绕连冈。叶疏犹∙漏影，花少未∙流芳。”

按：从句式来看，潘岳诗年代较早，但从内容上看，《怀风藻》的内容更接近于初唐诗。

6.“尚……犹……/ナホシ……ナホシ……”

藤原史《春日侍宴应诏》：“盐梅道尚∙故，文酒事犹∙新。隐逸去幽薮，没贤陪紫宸。”（第30首）（1）《玉台新咏·卷十》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2）李世民《山阁晚秋》：“山亭秋色满，岩牖凉风度。疏兰尚∙染烟，残菊犹∙承露。”

按：“尚”、“犹”，同义词，犹言“还”。（三）表递进句式

1.“已……且……/スデニ……シマシク……”

大津皇子《游猎》：“月弓辉谷里，云旌张岭前。曦光已∙隐山，壮士且∙留连。”（第5首）

纪古麻吕《秋宴得声清惊情四字》：“玄燕翔已∙归，寒蝉啸且∙惊。忽逢文雅席，还愧七步情。”（第23首）（1）《文选·卷二八》陆机《从军行》：“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藻，寒冰结冲波。”（2）李隆基《端午》：“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

按：“且”，尚，还。

2.“已……亦……/スデニ……マタ……”

藤原史《元日应诏》：“年华已∙非故，淑气亦∙惟新。鲜云秀五彩，丽景耀三春。”（第29首）（1）《文选·卷二七》颜延年《北使洛》：“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蓬心既已∙矣，飞薄殊亦∙然。”（2）张九龄《园中时蔬尽皆锄理唯秋兰数本委而不顾彼虽物有足悲者遂赋二章》：“场藿已∙成岁，园葵亦∙向阳。兰时独不偶，露节渐无芳。”

3.“云……已……/ココニ……スデニ……”

田中净足《晚秋于长王宅宴》：“苒苒秋云暮，飘飘叶已凉。西园开曲席，东阁引珪璋。”（第66首）《艺文类聚·六五·园》：“〔王俭《春日家园诗》曰：〕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义和远停晷，壮士岂淹留。”

按：“云”，用于句中以调整音节。

4.“既……亦……/スデニ……マタ……”

调老人《三月三日应诏》：“玄览动春节，宸驾出离宮。胜境既∙寂绝，雅趣亦∙无穷。”（第28首）（1）《文选·卷二四》傅咸《赠何劭王济》：“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2）卢照邻《早度分水岭》：“重溪既下漱，峻峰亦上干。陇头闻戍鼓，岭外咽飞湍。”

按：“既”，连词，与“亦”呼应，组成并列关系，表示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万叶集·卷二》第126首歌注：“既∙耻自媒之可愧，复∙恨心契之弗果”一句中的“既……复……”与“既……亦……”意思相近。

5.“既……正……/スデニ……マサニ……”

山前王《侍宴》：“至德洽乾坤，清化朗嘉辰。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第41首）《晋诗·卷八》曹摅《赠石崇》：“谠言既∙奏，朝有正∙色。”

按：“既”，已经，业已。“正”，副词，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

6.“既……惟……/スデニ……コレ……”

大伴旅人《春日侍宴》：“宽政情既∙远，迪古道惟∙新。穆穆四门客，济济三徳人。”（第44首）《汉书·卷七二·韦孟传》：“既∙去祢祖，惟∙怀惟顾。祁祁我徒，戴负盈路。”“九功既∙歌，六代惟∙时。被德在乐，宣道以诗。”

按：“既”，连词，与“惟”呼应，组成并列关系，表示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该句式语体古朴，多用于祭祀、歌谣等。

7.“惟……惟……/コレ……コレ……”“且……亦……/マタ……マタ……”“能……能……/ヨク……ヨク……”

中臣人足《游吉野宫》：“惟∙山且惟∙∙水，能∙智亦能∙∙仁。万代无埃所，一朝逢柘民。”（第45首）《尚书·虞书·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艺文类聚·卷一·风》：“〔何逊《咏风诗》曰：〕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镜前飘落粉，琴上响余声。”

按：“惟”，用于句中以调整音节。“能”，乃，就是。该句式用于描述某种样态的并存。（四）表转折句式

1.“虽……还……/……トイヘドモ、カヘリテ……”

释智藏《玩花鸟》：“求友莺嫣树，含香花笑丛。虽∙喜遨游志，还∙愧乏雕虫。”（第8首）（1）《艺文类聚·七六·内典》：“〔庾信《和同太寺浮图诗》曰：〕露晚盘犹滴，珠朝火更明。虽∙连博望苑，还∙接银沙城。”（2）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虽∙喜得同今夜枕，还愁重空明日床。”

按：“还”，反而、却。该句式上下句内容相反或相悖。

2.“将……未……/マサニ……イマダ……”

百济和麻吕《初春于左仆射长王宅》：“庭焕将∙滋草，林寒未∙笑花。鹑衣追野坐，鹤盖入山家。”（第75首）（1）《艺文类聚·二九·别》：“〔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诗》曰：〕沃若动龙骖，参差凝凤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将∙满。”（2）上官仪《早春桂林殿应诏》：“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

按：该句式上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即将开始，下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却尚未开始。

3.“岂……方……/アニ……ヤ、マサニ……”

伊与部马养《从驾应诏》：“仙槎泛荣光，凤笙带祥烟。岂∙独瑶池上，方∙唱白云天。”（第36首）（1）《文选·卷三一》江淹《谢法曹赠别》：“昨发赤亭渚，今宿浦阳汭。方∙作云峰异，岂∙伊千里别。”（2）李世民《帝京篇》：“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

按：“岂”，难道，表疑问或反诘。

以上主要考察的是《怀风藻》诗文句式与六朝初唐诗文句式的对应关系。六朝时期的相关句式主要源自《文选》、《艺文类聚》、《玉台新咏》、《初学记》等，影响较大的诗人有简文帝、庾信等。另一方面，初唐时期以后的句式在李世民与李隆基、初唐四杰以及许敬宗、上官仪等人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

三、主体意识与句式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影响关系并非一味地、机械性地照搬，同时还蕴涵着诗人们追求探索的精神。具体来说，《怀风藻》诗文句式与中国诗歌并非完全等同，有的甚至在表现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下试析之。

1.“将……共……/ト……ト……”

纪男人《扈从吉野宫》：“凤盖停南岳，追寻智与仁。啸谷将∙孙语，攀藤共∙许亲。”（第73首）（1）大系本引庾信《春赋》：“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2）杨师道《阙题》：“扇里细妆将∙夜并，风前独舞共∙花荣。”

按：在中国诗歌中，该句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该句式入唐以后，文例陡增；二是该句式主要用于抽象义，与纪男人诗用作具体义有所不同。

2.“与……将……/ト……ト……”

高向诸足《从驾吉野宫》：“在昔钓鱼士，方今留凰公。弹琴与∙仙戏，投江将∙神通。”（第102首）（1）《玉台新咏·卷十》许瑶《咏柟榴枕》：“端木生河侧，因病遂成妍。朝将∙云髻别，夜与∙蛾眉连。”（2）李隆基《经河上公庙》：“昔闻有耆叟，河上独遗荣。迹与∙尘嚣隔，心将∙道德并。”

按：中国诗歌中的该句式，用作物与物的并举，而高向诸足诗则用来表示人物的共同行为。

3.“未……已……/イマダ……スデニ……”

箭集虫麻吕《于左仆射长王宅宴》：“柳条未∙吐绿，梅蕊已∙芳裾。即是忘归地，芳辰赏叵舒。”（第82首）

大津首《春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日华临水动，风景丽春墀。庭梅已∙含笑，门柳未∙成眉。”（第84首）（1）《文选·卷二七》石崇《王明君词》：“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2）王勃《采莲曲》：“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

按：该句式上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尚未出现，下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已经出现，两句之间的对比色彩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中，该句式主要用于叙述人事，而箭集虫麻吕诗则用于自然描写。

4.“已……欲……/スデニ……ムトス……”

长屋王《元日应诏》：“年光泛仙御，日色照上春。玄圃梅已∙故，紫庭桃欲∙新。”（第67页）（1）《玉台新咏·卷十》萧衍《夏歌四首》：“含桃落花日，黄鸟营飞时。君住马已∙疲，妾去蚕欲∙饥。”（2）虞世南《从军行》：“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飞。方知万里相，侯服有光辉。”

按：该句式上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已经完结，下句表示动作或状态却将要开始。

长屋王诗的新颖之处在于：以梅花花期已过，桃花含苞待放的情景来表现季节的更替。

与上述源自六朝的句式不同，下面表转折的句式“虽……未……”“已……徒……”则出自初唐的诗文。这是初唐诗文句式在《怀风藻》诗歌中留下印迹的明证，也是诗人不断摄取中国诗文表现新元素的实例。

5.“虽……未……/……トイヘドモ……ズ”

犬上王《游览山水》：“留连仁智间，纵赏如谈伦。虽∙尽林池乐，未∙玩此芳春。”（第21首）

张九龄《东湖临泛饯王司马》：“南土秋虽∙半，东湖草未∙黄。聊乘风日好，来泛芰荷香。”

按：该句式上句表示事实关系，下句多为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现状，对比色彩浓厚。而且，该句式用于描写自然。

6.“已……徒……/スデニ……イタヅラニ……”

山田三方《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牙水含调激，虞葵落扇飘。已谢灵台下，徒欲报琼瑶。”（第52首）

陈子昂《同旻上人伤寿安傅少府》：“太息劳黄绶，长思谒紫宸。金兰徒∙有契，玉树已∙埋尘。”

按：该句式上句表示业已出现的事态，下句对此采取的行为徒劳无益。

7.“是……即……/コレ……スナハチ……”

境部王《宴长王宅》：“歌是∙飞尘曲，弦即∙激流声。欲知今日赏，咸有不归情。”（第50首）

百济和麻吕《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人是∙鸡林客，曲即∙凤楼词。青海千里外，白云一相思。”（第77首）

储光羲《贻余处士》：“故园至新浦，遥复未百里。北望是∙他邦，纷吾即∙游士。”

8.“且……亦……/……マタ……マタ……”

中臣人足《游吉野宫》：“惟山且∙惟水，能智亦∙能仁。万代无埃所，一朝逢柘民。”（第45首）

韦应物《朝请后还邑寄诸友生》：“抗志青云表，俱践高世名。樽酒且∙欢乐，文翰亦∙纵横。”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五弦》：“清歌且∙罢唱，红袂亦∙停舞。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

上述表判断的“是……即……”和表并列的“且……亦……”两种句式，先时或同时资料的韵文中未见文例；“且……亦……”的句式，盛唐以后文例骤然增加，证明了《怀风藻》句式表达的前瞻性和语料价值。而这一点是先行研究不曾言及的。它同时凸现出《怀风藻》诗人在句式表现上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

四、结语《怀风藻》具有较为丰富的诗文句式，其在结构上的典型特征是类义互文。兹整理如下：表判断的“是……惟……”“非……是……”“是……即……”；表时间并列的“旋……时……”“时……乍……”“时……久……”；表动作并列的“共……与……”“与……共……”“共……同……”“俱……共……”“皆……共……”“将……共……”“与……将……”；表状态并列的“独……还……”“独……并……”“空……独……”“初……暂……”“未……犹……”“尚……犹……”；表递进的“已……且……”“已……亦……”“云……已……”“既……亦……”“既……正……”“既……惟……”“愈……益……”“且……亦……”；表转折的“虽……还……”“虽……未……”“未……已……”“将……未……”“已……欲……”“已……徒……”“岂……方……”。

通过对《怀风藻》诗文中虚词对句的整理与考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其一，从虚词对句的影响关系来看，整体上六朝诗文句式居多，且多为六朝后期；其二，有些句式带有鲜明的语体特征，如“既……惟……”“既……正……”“惟……惟……”“能……能……”等风格古朴，多用于祭祀拜祖等庄重的场合；其三，句式与表述内容密切相关，因句式不同，表述对象上差异明显。譬如，用于景色描写的句式有“未……犹……”“尚……犹……”“已……且……”“已……亦……”“云……已……”“既……亦……”；用于烘托描写的句式有“独……还……”“独……并……”“空……独……”；用于表现瞬间变化的句式有“旋……时……”“时……乍……”；用于强调排除其他的句式有“是……惟……”“非……是……”“既……惟……”“惟……惟……”“能……能……”，等等。

最后，我们认为，针对《怀风藻》中由实词构成的诗文句式进行考释同样十分必要。例如，藤原史《元日应诏》：“正朝观万国，元日临兆民。齐政敷玄造，抚机御紫辰。”（第29首）该诗后两句由实词组成，是偏正结构，“齐政”、“抚机”分别修饰“敷玄造”和“御紫辰”。根据该诗由实词构成的句式，通过文献调查可发现，此处表达出自许敬宗《奉和元日应制》：“待旦敷玄造，韬旒御紫宸。武帐临光宅，文卫象钩陈。”两相比较可知，两者不仅实词部分重叠，甚至诗题和诗意几近相同，因此，两者之间的出源关系不言自明。〔黄美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副教授；马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朝鲜朝末期翻译文学略考

一、序言

中国和韩国地理位置临近，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半岛的百济时代，中国古代小说《山海经》就传入了古朝鲜。从迄今为止的记录来看，这是中国最早传入朝鲜的小说。此后，中国小说不断传入朝鲜半岛。但当时朝鲜还没有民族文字，读者仅仅局限在精通汉文的少数文人范围内。公元14世纪，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王朝，国号为“朝鲜”。朝鲜朝时期（1392-1897），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试图巩固封建统治地位，但农民起义仍然迭起不穷。受当时的社会状况及中国、欧洲等外来思想的影响，朝鲜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很高，尤其是小说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444年，世宗大王颁布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朝鲜终于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文字的诞生大大促进了朝鲜平民阶层文学的发展。

朝鲜朝时期大体上与我国的明清时期（1368～1911）相吻合，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繁荣期，尤其是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朝鲜，并在朝鲜广泛流传，翻译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朝鲜末期翻译文学的兴盛。

目前，国内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传播的学术著述和论文，但从翻译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小说在朝鲜的译本的论述还极为少见。本文主要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拟对朝鲜朝末期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状况以及这些翻译文学作品在朝鲜起到的影响作初步考察和整理，从而探寻朝鲜朝末期翻译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二、翻译文学的研究视野

翻译是人类相互交流最为古老的活动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化和思想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到底何为翻译？广义翻译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某种形式及其含义的转换。狭义翻译指的是以语言和文字作为媒介与对象的翻译行为。狭义翻译可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形式，它们都是语言形式和含义的转换。笔译还可以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作为笔译的一个重要组成类型，其研究成果对于整个翻译学的研究以及文学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为了研究的缜密，在这里还应明确一个概念，即翻译文学。我国学界对“翻译文学”概念的界定宽严不一。许渊冲对翻译文学标准的界定十分严格，他认为，文学翻译是“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而翻译文学是指“翻译成本国语的文学”。由此可知，翻译文学是指接受国充分接受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优秀的翻译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下于再创作，是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今更多的学者认为，应将翻译文学纳入相关国家文学史的范畴。

20世纪，翻译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五六十年代，学者们较多强调借助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70年代起开始重视结合文学翻译的特点研究翻译，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予以分析、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研究翻译文学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翻译研究，它已经跳出了单纯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从而显得较为超脱。它认为译者对另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是译者对反映在作品里的另一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理解、接受和阐述），翻译研究因此具有了文学、文化研究的性质。比较文学学者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重点不在价值判断），而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更接近于翻译文学的影响研究，是以一部翻译作品在接受国的地位、产生的影响以及翻译中体现的文化接受与转移等问题作为切入点和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即尝试使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对朝鲜朝末期的翻译文学做一考察。

三、明清小说东传朝鲜（一）朝鲜朝时期的时代背景

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国号为“朝鲜”。朝鲜朝初期实行了以科田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然而，15世纪中叶，封建制度的土地问题再度出现，农民战争迭起不穷。到了15世纪后半期，朝鲜的统治结构逐渐扩张，俗称“两班”的官僚阶层日益增多，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状况导致政变不断、民不聊生、国力大衰。

1592年，日本趁朝鲜朝内部党争内讧、朝纲紊乱之机，派军入侵朝鲜，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壬辰战争”。次年2月，朝鲜军民在中国军队支援下，经激战收复平壤、开城。1597年，日本再度侵犯朝鲜，次年在朝中联军的重创下，日本最后以失败告终。

壬辰战争以后，朝鲜人民损失惨重，土地陷入荒芜。朝鲜统治阶级内部依然混乱不堪，党派之争继续存在。先称金（后金），后改称清国的满人于1627年、1636年先后两度侵犯朝鲜。因第二次侵犯是在丙子年（1636年），史称“丙子战争”。在“丙子战争”中，朝鲜战败并屈服于清。

两次大战使得朝鲜人民的生活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17世纪孝宗时代，政府废止“贡物法”，加快推行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英祖时期，又实行了减免税收、改革财政制度、鼓励货币流通等改进措施，同时，朝鲜与清朝和日本之间的对外贸易额也迅速增长。

然而好景不长，19世纪初，正祖死后，纯祖即位，后国舅金祖淳独揽朝政，朝鲜政治再度陷入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最终导致农业荒废，工商业萧条，封建制度岌岌可危。高宗时期，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第二丁卯”号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江华岛事件”。次年，日本与朝鲜签订《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三港；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之后高宗被日本强逼退位，1907年纯宗继位。1910年，纯宗委任李完用与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正式签字。同年9月30日，日本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10月1日起成立总督府。由此，朝鲜朝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二）明清小说东传朝鲜

自古以来，中国和朝鲜由于地理位置临近，相互交流十分频繁。其实在朝鲜朝创建初期，还没有朝鲜文字的时候，就已有中国小说传入朝鲜，而中国小说大量传入朝鲜则是在“壬辰倭乱”（1592～1598）以后。当时朝鲜朝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认为那些传奇小说和通俗小说之类非汉文学诗歌正统，所以持鄙视和保守的态度，曾两次下令禁止其流传。尽管如此，明清小说仍对朝鲜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与当时朝鲜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战乱过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处境十分艰难，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人们渴望通过神奇的文学小说看到那些充满着矛盾斗争的现实，以及战争中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用以解脱战乱带来的恐惧心理。此时传入朝鲜的明清长篇通俗小说，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最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最适合于当时朝鲜文学发展的现状。17～18世纪前后，外来思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流入朝鲜半岛，集权的官僚体制社会正处在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之中，士大夫学者中产生了一批实学派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理学的空谈之风，主张积极接受先进的外来思想。此时富有生活气息的明清小说传入朝鲜，正符合那一时代人民吸取先进事物的强烈愿望，也满足了人们喜爱小说文学的审美需要。

关于中国小说传入朝鲜的数量，随着不断有新的书籍被发掘出来，其数字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韩国学者闵宽东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与受容·韩国篇》中提到，“通过对韩国现存与古典文献相关的记录及各图书馆进行调查，现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数量为330多部……如果再加上遗漏和失传的作品，可以说（当时）中国主要的小说基本上全部传入了国内（韩国）”。这是目前最为详尽的统计。在这330多部作品中，有40多部是中国明代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在明代以前即传入朝鲜半岛，但并不否认有一部分应是在明代以后，即朝鲜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但是这部分作品“和明清小说比起来，数量很少，而且距今年代久远且几经战乱，很多作品都已经散佚不存”，至于传入的确切时间就更加难以考察，因此本文重点考察朝鲜朝时期传入的明清小说的情况。根据闵宽东的统计，朝鲜朝时期传入的明清小说现已发掘出的共有290部左右，其中明代小说100部左右，清代小说190部左右。这些作品有些是只有文献记录而还没有发现实存版本，有些是没有文献记录但已经发掘到实存版本，还有的是既有文献记录也有实存版本。

这些作品中不仅有当时中国很著名的一些作品，而且也有很多一般的作品。有些作品虽然在中国不受注目，但流传到朝鲜却很受欢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朝瞿佑作的《剪灯新话》。朝鲜朝仁祖时期，学者郑泰齐（1612～1669）在《天君衍义》序文中说：“近来小说杂记行于世间者固多，而以其中表著者言之，来自中国者——《剪灯新话》、《艳异篇》……”朝鲜作家金时习仿照《剪灯新话》创作的《金鳌新话》成为朝鲜文学史上传奇文学的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短篇小说因素的传奇式小说，而其中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与《剪灯新话》有很多类似之处。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中国传奇和通俗小说对朝鲜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鲜末翻译文学的特征

朝鲜朝时期，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朝鲜，深得朝鲜人民的欢迎，同时它对朝鲜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清小说传入之初，主要读者是精通汉文的统治阶层和文人贵族阶层。16世纪中期以后，很多通俗小说和演义类小说传入朝鲜。这些小说通俗易懂，情节曲折感人，在朝鲜流通很快，很多不识字的平民百姓通过“听小说”开始接触到中国作品。1444年，世宗大王创造了朝鲜文字，这之后朝鲜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不仅深受人民欢迎的明清小说翻译本开始出现，而且朝鲜文人创作的国语诗歌和小说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尤其是朝鲜朝末期，国语小说开始大量出现，这一阶段在朝鲜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重要时期。

另外，朝鲜时期实行积极的译学政策，朝鲜译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朝鲜统一新罗时期即有关于译学的记载，朝鲜朝末期，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朝鲜译学逐渐进入兴盛期。朝鲜各代君王都很重视发展译学，1393年（朝鲜太祖），第一次设立了专门培养译官和翻译学者的机构——司译院。之后世宗大王时期，又专门设置了“汉学讲肄官”一职，这些官员都是从资质聪颖的人中挑选出来的，负责跟随朝鲜的中国行使臣往来中国，属于中国行使臣的从事官。肃宗时期，专门设置了“偶语厅”，负责教授汉学、清学、蒙学和倭学这“四学”，并挑选年轻聪明的人来学习。朝鲜朝时期，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提高了翻译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翻译学的发展。从此，译者再也不是“微贱的舌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到翻译工作中。

世宗大王发明朝鲜文字之前，汉语一直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在记录本国语言时则采用“吏读”、“乡札”等方式，而这些也都是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的一种方式，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笔译。因此，15世纪中期以前的翻译多以口译为主，没有通过笔译实现的翻译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笔译）活动出现在朝鲜朝末期，这一时期译学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形成了韩国翻译史上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

据韩国学者闵宽东统计，现在已发掘的中国小说朝鲜朝译本共有59种，根据小说的内容和题材，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翻译文学分为四类：

1.历史英雄类小说，如《三国演义》、《唐晋演义》、《残唐五代演义》、《武穆王贞忠录》、《北宋演义》、《仙真逸史》、《后水浒传》、《伍子胥传》、《隋唐演义》等。

2.神魔类小说，如《西周演义》、《孙庞演义》、《平妖记》、《女仙外史》、《瑶华传》等。

3.才子佳人类小说，如《平山冷燕》、《醒风流》、《麟凤韶》、《快心编》、《雪月梅传》、《玉娇梨传》等。

4.公案侠义类小说，如《包公演义》、《忠烈侠义传》、《忠烈小五义传》等。

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朝鲜朝时期明清小说译本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翻译时间上，这些译本大部分都是在18世纪以后，即朝鲜朝末期翻译而成的。这时距离训民正音的创制已有三个多世纪，朝鲜文字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翻译作品出现的基础。

第二，从翻译内容看，这些翻译作品中大部分都是通俗小说，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其读者的需求，可见当时通俗小说在朝鲜是十分受欢迎的。

第三，在翻译方法上，大部分作品都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并对作品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增删，甚至改写或翻案。朝鲜朝时期的明清小说翻译是韩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高潮，此时主要是以传达作品内容为主要目的，尚未形成对翻译规范的探讨，译者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翻译方法与形式来达到翻译目的，并且很多译本都是多种方法结合使用。一些作品在当时流传的译本既有全译本也有节译本，既有直译本也有意译本，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剪灯新话》等。这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和读者的喜好进行的选择。例如，很多作品都删除了诗词部分，一些作品中的诗词虽然能够充分显示作者的才情，抒发人物情怀或升华作品主题，但是对于推动情节发展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累赘，于是，很多作品的译者都将诗词部分略去不译，如《平山冷燕》、《西汉演义》、《春秋列国志》、《好逑传》、《隋史遗文》等。

另外，朝鲜朝译本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几乎所有译本都是以笔写本的形式出现，很少有正式出版的翻译刊本。大部分都没有标明译者和翻译时间。

由此可见，朝鲜朝末期的翻译文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对当时朝鲜的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很多作品都经过多次再版和重译，形成了朝鲜朝时期的文学翻译高潮，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并已成为朝鲜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说翻译文学在朝鲜文学中的地位

从翻译学的研究角度来看，传统翻译学注重的是翻译者的水平、技巧和忠实程度等问题。而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多把其研究对象（译者、译品或翻译行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的巨大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也就是说，后者更注重一部小说的译本在另一个国家的接受程度如何，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朝鲜朝末期，明清小说的翻译本大量出现，无疑给朝鲜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翻译本的大量出现迅速扩大了朝鲜社会的读者群。翻译是使小说被了解的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其实，“在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个能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群，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却不是通过这批读者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本身直接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产生”。这些译本出现后，朝鲜的读者群迅速扩大，其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精通汉文的知识阶层，大部分朝鲜人民都开始能够接触到中国小说。随着中国小说在朝鲜的不断流传，朝鲜逐渐形成了平民层文学和女性层文学。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作品之所以对朝鲜的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翻译功不可没。“读者群的这种变化，不仅促使来明的朝鲜文人和译员来中国买书的时候考虑到新读者群的需要，而且促使他们从为宫廷女人翻译，转到了为全社会的下层人民和妇女做翻译。”

当时不仅政府机关在进行翻译，民间也有很多人将中国小说翻译成朝文。例如很多士大夫就在尝试翻译，如李裕元（1814～1888）在《林下笔记》中写道：桐渔李公平日手不释者，即稗官杂说也。毋说其种，好阅新本，时带译院，都相象译之，赴燕者，争相购纳，积至屡千卷。

还有一些精通汉文的妇女直接将小说翻译成为韩文，在妇女之间流传。例如赵泰亿（1675～1728）在《廉斋集·谚书西周演义·跋》中写道：我慈帏谚写《西周演义》十数编，而其书阙一荚，帙未克完，慈帏常嫌之。久而得一全本于好古家，续书补亡，完了其帙。未几有闾女从慈帏，乞窥其书，慈帏即举其帙而许之。（后略）④

其次，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翻译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翻译文学在当时社会的迅速流行，给朝鲜文人提供了新的创作视角，促使朝鲜文人在小说创作上尝试新的突破。对翻译文学影响的研究实质上更接近于文学研究，如前所述，比较文学的翻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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