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平 周昆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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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驱动国家创新的力量试读：
序言
牛锡明习总书记2016年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的深刻变革。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的需求十分迫切，唯有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协同配合，才会构成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重要方向的明确，通过观念上、制度上和环境上的大力引导，我国正在逐步营造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近年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逐渐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和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了核心位置。实践证明，依靠新三板和创业板等直接融资渠道来支持科技型小企业发展是不够的。而且我国风险资本尚不成熟，对科技企业初创期和成长初期关注较少，更多支持的是成熟期企业以期获得IPO溢价。因此，科技企业的成长还需要商业银行发挥规模优势给予扶持。
科技企业身负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等历史重任，主要涉及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诸如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能否有效解决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小企业融资难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热点问题，加深产业金融对接将为商业银行提供新的增长点。科技金融作为激活、调动、集聚、整合科技与金融资源的工具与平台已被广泛接受。这一平台汇聚了大量政策与资金资源，出现了各种类型与形式的投融资服务平台，配套功能得到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积极调整战略目标、有效推动产业金融对接，瞄准这一广阔成长空间，形成针对性战略服务体系，主动抓住未来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有助于加速自身业务转型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深化金融与科技结合的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模式创新的同时，培育极具高价值的高技术产业客户基础。
作为《创新型国家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连平同志和周昆平同志领衔交行团队撰写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应时之作。全书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梳理，探索了创新型国家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路径。第一，国际经验借鉴。通过深入剖析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四个国家各有特色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体系，梳理这些国家的背景脉络和政策措施，提出我国可以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加快风投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法律信用配套建设和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园等方面借鉴国际经验。第二，国内实践总结。北京、上海、杭州、苏州作为国内金融与科技结合的典范城市已有大量实践探索，本书针对这些实践做了很好的分析归纳，指出国内这些城市依靠地缘优势，充分结合当地产业现状，采取在高新技术园区先行先试、政府政策积极引导、鼓励金融机构集聚创新、建设多元服务平台等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模式，为区域引导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提供了一系列具有较好启发作用的案例。第三，商业银行视角。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是中国社会融资的主渠道，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机制创新，是国内金融创新的重中之重。现代金融市场对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施业务结构转型、打造特色化服务，成为商业银行能否逆势突围的关键。本书针对国内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尝试做了解读，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上提出支持科技创新时可以借鉴的组织架构、客户选择、产品定位、团队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第四，实证评价系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通过评价来体现价值。在国内科技金融事业蓬勃开展的同时，学术界和业界都曾呼吁开发可靠的体系进行评价。本书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集聚的分析方法，强调了科技金融的创新结合已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对于学术界和业界来说，其方法论是一个创新。
我国目前尚属于创新追赶型国家，距离创新型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从战略规划、相关优势和资源投入来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快步迈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征程。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相信本书有助于引发更多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有助于集中资源、形成合力，聚焦国家战略目标，为我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实现创新强国梦提供智力支持。
是为序！第一章中国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
2015年3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意见》首先从观念上破除思想障碍，使全社会在意识上认识到创新的巨大潜力和效益；其次，从制度上强化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确保创新与产业协同；再次，从环境上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过程中，金融体系起到重大作用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就需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合路径和绩效评价问题上。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如何结合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问题。本章首先将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一、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和特征
2006年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此后“创新型国家”概念在我国逐步深入人心。然而，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内涵以及判断标准，各界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当前，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依旧漫长，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一）创新型国家的概念
英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理论。他指出，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而政府在创新推动中起到核心作用。基于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创新概念的界定，即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创新是一个动态的阶段；社会的包容性、制度的开放度与创新的实现能力有着密切关联；创新具有很强的系统属性；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级上，创新的表现特征各有不同；并且在创新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不同的时空下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本书所涉及的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可以定义为：以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二）创新型国家的特征
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整合资源并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政策措施是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的国家战略，优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形成竞争优势。2006年，我国政府确立了科技进步和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的地位，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目前，国际上诸多著名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团队已经相继开发了大量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和体系。比如由欧盟推出的“全球创新记分牌”（The Global Innovation Scoreboard, GIS）（2006）,采用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扩散、应用和知识产权等5个指标来评价国家创新能力。而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titut Européen d'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s, INSEAD）和印度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共同推出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由投入和产出两部分构成：投入部分包括机构及政策变量、信息通信及其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能力、商业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这5大指标；而产出部分包含的3个指标分别是知识、竞争和财富。我国科技部也制定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的“创新型国家评价指标体系”，其中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资源、创新绩效和政策环境。图1-1 芬兰国家创新体系层级资料来源：复旦商业知识（FBK）（三）我国所处的阶段
2006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旨在将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客观来说，这一战略已取得不小的成绩，然而根据上文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我国尚未进入创新型国家序列，尚属于创新追赶型国家，目前距离创新领导型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见图1-2）。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要优势是：宏观经济状况较好，市场发展空间较大，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总量较高，政府调控效率较高。主要差距则表现在创新制度、创新社会环境、创新效率、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等方面，而这些因素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需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充分结合和有效融合。从我国的规划纲要、相关优势和资源投入来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快步行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之中。图1-2 世界各国研发资金GNP占比资料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根据经合组织《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主要科学和技术指标报告》整理二、创新型国家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一）金融创新的概念
金融创新的实质是改变现有金融体制对传统金融工具的约束，以取得潜在利润。从思想的维度来看，“创新”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原创性思想，从无到有，如期权合约的诞生，将金融工具的权利与义务相分离；二是整合已有观念，重新注入理解后运用，如期货合约；三是组合创新，将多种金融工具组合叠加，例如蝶式期权。我国学者给出的金融创新的定义是“通过金融内部各种要素的重组或进行创造性的变革，由此创造或引进的新金融事物”，并认为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即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和金融组织创新。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从宏观层面看，纵观整个金融史，创新一直是主线，每一次金融业的重大发展都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一次重大突破。基于此，金融创新具有以下特点：（1）金融创新的时间跨度长，可以将整个货币信用的发展史视为金融创新史；（2）金融创新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金融技术、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和产品、金融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金融服务业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创新。现代银行业产生之后，以银行业务、银行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为代表的创新，体现了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创新特征。
从中观层面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以间接融资的中介功能创新为主，主要分为：（1）技术创新，指的是通过新的生产要素或重新组合要素、生产方法、管理系统的过程，以制造新产品；（2）产品创新，指金融产品生产方为适应新的环境，生产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3）制度创新，则是指使系统效率有所提高的过程。中观层次的金融创新概念，把研究的时间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数金融创新的理论研究均采用此概念。
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创新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信用创造型，如用短期信用来实现中期信用，以及分散投资者个体承担贷款风险的票据发行便利等；（2）风险交换创新型，主要指各风险偏好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就各自的风险需求交换手中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如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3）流动增强创新型，包括可以使原有的金融工具提高可转换性变现能力的新金融工具，如长期贷款的证券化等；（4）权属转换创新型，例如，使债权转换为股权的各种新金融工具。
但是由于金融创新具有的不确定性，赫尔曼，默多克及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 ＆ Stiglitz，1996）等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保持低通胀的前提下，通过限制金融市场准入的方式稳定金融体系。应该实行信贷配给，例如提高银行特许权价值，限制贷款额度和贷款对象；又如限制直接融资的行为，确保银行信贷的主导作用。金融约束观点本质上是主张政府通过高强度的金融管制避免金融自由化的弊端，如结构性经济过热、资本极剧外流等现象。（二）创新型国家对金融创新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主要功能是为技术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的纳斯达克(NASDAQ)等二级市场的迅猛发展，是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需求的典型表现。开始于1971年的纳斯达克市场，为众多技术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发展的场所。作为全球第一个电子化的股票交易市场，纳斯达克一方面使大量无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技术型企业获得了融资；另一方面，大量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涌入，也推动了纳斯达克市场的发展壮大，使其成为美国近30年来发展最好的金融资本市场。
1.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融资安排
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英国能成为此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和主要领导国，和英国当时的金融业发展是分不开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银行和乡村银行为基础的银行网络，维持着全国性的资金融通和地区资金转移，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维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英国在1824年废止了《泡沫法》，使上市公司的数量大大增加，证券交易所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证。正是由于英国北部的工业革命和南部的金融革命同时发生，才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也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相反，在18世纪初金融革命发生前，英国出现的很多技术发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没有得到推广，如飞梭纺织机器、煤炭炼铁技术，其大规模的应用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实现。
2.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融资安排
以电磁学和电力技术为标准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它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19世纪是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近代银行业从英国扩散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商业银行数量增加，为今后投资银行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壮大，为高投资高收益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诞生，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带来对口的融资便利。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大量出现，交通、邮电、通信等资本需求较高的公共事业快速发展起来，这反过来带动了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3.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融资安排
以现代物理学推动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本次科技革命的领导国。投资银行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大大改善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结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表1-1 历次产业革命及融资机制资料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整理
由此观之，每一次科技革命无不得益于金融制度发展的保障和支持，否则科技创新只能流于实验室，无法形成产业化，更无从形成推动人类进步的产业革命。
基于金融促进科技创新的历史和事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69年出版了《经济史理论》，书中他详细地考察了金融对于英国工业化过程的促进作用。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教授对英美等七国自1870年至1979年的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资本量的增长率、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平均投资额等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金融创新，面向的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源体系对科技创新，尤其是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的支持手段的创新。三、创新型国家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一）科技创新的概念
科技创新的概念较多地被经济学家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例如熊彼特（1912）将科技创新的概念引入生产函数，纳入企业要素的重新组合中，将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函数最重要的内容。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引导学术界不断研究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罗森伯格（Rosenberg，1994）发展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工业经济中，技术进步依赖科学知识的增长，即科技创新。熊彼特将科技创新的概念内生化引入增长模型中，科技创新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被学术界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罗默（Romer，1987）的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生产要素的作用，可以使其边际收益递减转为边际收益递增。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不需要依赖科技，但当资本积累到特定规模后，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转型。（二）创新型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需求
回顾一下“韦伯疑问”，即：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个疑问后来被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归纳为如下的两层含义：一是为什么工业文明之前的中国科技如此发达，即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17世纪的西方却成为近代科学的发源地?
中国科技的“李约瑟难题”
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韦伯疑问”与“李约瑟难题”均聚焦于此，次第展开。
对于此，李约瑟有如下观点：
首先，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他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却自认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重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却自认生活空间狭小，因此要向外扩张。有些学者（金观涛、刘青峰，1988）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儒家直观外推的思想方法以及伦理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决定了中国的技术结构是封闭性的。
相对应的中国现状：农业占比较低，农村人口逐年减少。教育水平落后，科技处于跟随阶段，原创性科技成果比较缺乏。
其次，中国人太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发展。对此，查奥（Chao，1986）则在谈论高水平均衡陷阱之际提出：儒家文化促使中国人早婚早育、人口过度膨胀，因此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减少，工业化所需积累不足。
相对应的中国现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口增速下降、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刘易斯拐点”临近。
再次，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相结合。在他看来，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林毅夫（2006）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的确不利于科技人才发挥其所长。具体说来，即有天赋和充满好奇心的人才并不能进入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起关键作用的职业通道。
相对应的中国现状：中国重商主义导向的贸易政策积累了大量储备资金。在缺乏严格的产权制度和法治权威尚待提高的情况下，行政对资源配置的能力过大。
最后，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李约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
相对应的中国现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管理理念尚需更加严谨、科学化。
创新型国家的推进需要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已近百年，西方的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已与西方人别无二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积累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根据2017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社会R＆D支出可能达到15440亿元，占GDP比重为2.1%，企业占比78%以上；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407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金融资源方面，截至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5.8%；本外币负债总额为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6.0%。从上述两类资源看，我国已具备了培育和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的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科技创新，主要是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即技术成果产业化），这是由于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阶段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即一般企业缺少意愿和足够的能力在涉及国家和社会重大基础科技问题方面投入资金，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主要是由国家支持科研院所来完成。只有在科技成果具有经济应用价值时，作为商业主体的金融机构才有意愿进行支持。四、创新型国家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范式（一）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概念
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概念，描述的是在国民经济产业升级的条件下，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互依存的过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这一概念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资本与科技资源高度融合；二是金融制度安排和工具创新，同时支持科技创新过程；三是科技创新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物质手段与依托空间。
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核心内容是科技创新，科技包含于全要素生产率之中，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来源，而金融则是催化剂。如果把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比作一个鸡蛋，那么科技创新是蛋黄，金融创新则是蛋清。在金融的保护和哺育下，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和推广。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高端路径贯通后，两者内部不断融合转化，而融合转化后又产生溢出效应，辐射其他企业和金融机构，推动区域内的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发挥最佳协同效应以提升集约程度，最后促进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一体化。
金融创新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见图1-3）。没有合适的金融土壤，科技创新照样可以发生。但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产业内的广泛应用和推广却离不开金融支持，尤其是创新型金融的支持。可以说，没有金融创新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也会发生，但难以演化和推动相应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高度融合是创新型国家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图1-3 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与经济转型升级资料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整理
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结合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结合的现象，表明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一体化的逻辑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深度结合，金融是一种战略资源和生产要素，也是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的资源配置工具。
第二，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而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持。现代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对科技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科技创新需要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金融支持的介入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可靠保证。实践表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相互性。例如，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纳斯达克市场的发展与风险投资行业的壮大是同时进行的。
第三，科技资本的实质是技术与金融结合。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可以形成生产要素，进而推进资本的效率。只有在金融支持下，工厂和生产才得以引入新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创新仍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二）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范式
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相互结合的方式，会影响一国的技术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升级。目前我国相关金融市场存在结构缺陷，还不能充分满足技术创新的金融需求。因此，我国需要在政策层面采取综合措施，为技术创新提供多层次的金融资源支持，包括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体系和其他金融资源，即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
1. 技术—经济范式——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早期过程
结合前文，房汉廷认为科技金融的本质是技术、资本与企业家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合、高度集聚的一种经济范式。这种经济范式包括三个子系统：技术—经济范式、金融—经济范式、企业家—经济范式，是创新经济体的三个相互配合的发动机。“技术—经济范式”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于1983年提出。在其著作中，佩雷斯考察了以下两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通常被看作金融资本的那部分经济，另一方面是从其中产生直至在经济结构和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技术的崛起。在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商业周期》（1939）中，他虽然把经济增长的重要波动和技术变革解释为“连续的工业革命”，但仍然坚持认为成批的重大创新有赖于金融资本。
像熊彼特一样，佩雷斯相信新技术早期的崛起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他对应了18世纪至今的五次技术革命与五次长经济增长周期，以演进的思维分析了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指出真正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类技术的重大突破，同时金融资本对重大科技创新的发生和扩散具有重要作用（见表1-2）。以新技术的扩散过程为时间轴，新技术“导入期”分为“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在“狂热”阶段，金融资本密集投资于新产业、新活动以获取利润；随后到“展开期”的“协同”与“成熟”阶段，技术与制度框架等彼此协调、稳定繁荣发展；但同时，一些相对老旧的成熟的技术开始出现收益递减，导致金融资本从相关企业和部门流出，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此时，新一轮的导入期正在酝酿，人们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下一代的重大创新之上。如此周而复始，这为工程师和金融家们都带来了更为激动人心的前景。在上述进程中，其本质的变化是技术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每次大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由金融创新驱动。表1-2 五次技术革命及其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资料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整理
国内学者曹东勃、秦茗也从技术—经济范式的演进模式出发研究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提出前者为后者提供利润空间，后者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两者始终相互依存。另外，夏杰长探讨了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机理以及互动机制，就如何加强金融与科技的有效结合，如何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这两个问题，选择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分别展开研究：既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也衡量了科学技术进步对金融创新的影响。因此，由“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可以看出，科技金融的发展过程便是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协同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
2. 技术资金——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中间产物
就科技金融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新科技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常常遭遇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据统计，我国在高科技企业技术研发、中试与量产三个阶段的资金投入比例约为1∶1∶10。与西方国家1∶10∶100的经验数据相比，我国在技术研发转化中的资金投入差距是悬殊的，融资渠道单一，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单靠传统投资方式很难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解决技术开发与转化中的资金短缺问题。社会资本中有多大比例或规模可以转换为科技型企业所用，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与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资金”是技术和资金的结合体。科技产业提供技术，金融业提供资金。“技术资金”是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中间产物。它的功能主要是为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和实施金融创新的机构（政府、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提供多样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技术资金分为两类：一是债务性投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型企业，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在企业获得收益后按资金使用成本获取收益；另一种属于权益性投资，如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投入到科技创新的企业中，企业获得收益后投资方按出资比例分成。风险投资由于其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具有更高的效率。
技术资金在我国多表现为风险投资、技术融资、技术产权转移、知识产权融资等形式。自1987年以来，我国借鉴美国中小企业孵化器机制，通过地方规划、政府出资或高校衍生等方式，陆续建立起一批批高新技术园区，成立具有风险投资性质的服务机构，向处在园区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与支持，以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弗瑞尔等(Freear et al，2002)研究认为，在一定的市场机制影响下，技术与资金相结合将保持稳定的效应，但同时规范的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技术与资金按照特定的方向更高效地结合。如果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在技术与资金的传递和交换方面保持密切、高效的合作，加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那么技术资金将为科技与金融更好的结合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科技金融融合——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
科技金融早期的研究成果将科技金融定位于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服务，着重解决的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资金需求问题，而忽略了科技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协同发展。如今理论界与实践家们基本都认同：科技与金融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以一个统一合成的整体来发挥作用。“科技金融融合”的概念，即科技与金融紧密融合为一体，科技即金融，金融即科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与金融发展结合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客观现象与动态过程，在现实中可以体现为一些行业龙头大公司利用闲置资金成立自有的投融资部门，不需要通过金融机构，即可实现资金更快速的供给，同时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社会财富创新的两翼。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也将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内研究中，张育明较早提出了科技产业与金融结合使科学技术、创新投资与市场之间的“耦合”更加紧密并且持续地联系在一起，受市场机制的调节。近两年，徐玉莲的研究表明，区域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是协同发展的，并提出政府主导型、过渡型与市场主导型三大发展模式，在政府协调、交叉学习、信息共享和环境保障四方面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从协同反馈效果和协同发展绩效两个维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华伟通过比较国内外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散、信息处理和激励监督机制，阐释了科技与金融相融合的形成机制、功能机制及其制约因素。童藤以“耦合”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判定了二者“共生、互动、匹配、协同”的发展轨迹，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及灰色关联度法，对二者“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简单地对科技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在多人研究并认可科技与金融是协同、耦合的以外，还有研究者对二者结合的机理进行了探索。陈迅、陈军基于历史演进的观点对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二者的互动关系与发展趋势；认为科技进步会促进金融现代化，同时金融创新会支撑科技进步，但是脱离了科技进步的过度金融创新并不利于科技发展。吴莹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科技金融从科技信贷萌芽、科技资本爆发到科技金融体系全面建立的历史过程，发现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内各子系统的协同竞争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金融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合作将进一步加深，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李颖则将科技产业与金融结合的路径分成了三个层次：初端、中端和高端，由初步结合走向稳定成熟。初端路径主要指基本路径，如银行贷款、股票融资等与企业科技创新相结合以及信息技术被运用到金融体系发展之中；中端路径主要指技术和资本两者融合，在市场上充分流动；高端路径主要指科技产业与金融两者完全融合，同时存在于一个实体内部，这是科技产业与金融结合的最高效的路径。
关于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企业生命周期、制度设计及金融工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科技产业与金融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与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众多组织机构相互结合密切。在国外研究中，拉詹与津盖尔斯（Rajan ＆ Zingales），贝克、莱文与泽沃斯（Beck，Levine & Zervos)分别采用公司、行业和跨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2003）通过比较研究企业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两方面的案例，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国内，刘玉忠强调加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促使“优良科技资源激活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催生优良科技资源”。赵以邗通过研究我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模式，指出我国科技金融结合模式的选择要注重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过渡模式和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目标模式的结合。沈能、刘凤朝选用协整分析法以及Geweke分解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无论是长期或短期两者之间都是双向因果关系。而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基础建设方面，徐善衍指出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科学合理地实现科技金融的最佳配置。戴淑庚认为有必要通过对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制度这三方面进行创新，引导金融资本向高科技企业流动，其中创新的内容包括贷款证券化，融资租赁工具的创新，以及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利率市场化等机构、融资制度的创新。
关于科技与金融协同程度的评价，有研究者尝试建立模型去计算。谭中明、陶琨、宋俊构建了江苏科技型企业与科技金融两个子系统的协同度模型，以两个子系统投入与过程管理协同为测度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科技型企业与科技金融二者发展的协同度偏低，需要通过积极建立金融与科技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加强科技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完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等手段，提高江苏科技型企业与科技金融的协同发展程度和水平。多方资源的结合将有利于科技与金融协同度的提高及外部效应的产生。李健和马亚通过论证科技金融的发展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提出了构建科技金融的平台模式的设想，并详细论证了平台模式的构成和实现路径。该平台模式应包括商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教育、中介等众多参与组织，以风险投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为主体的多元化金融形式的网形投融资模式。
科技金融融合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很强的自我创新能力，不断进行自我升级。虽然科技金融融合自我升级的动力强劲，但也面临不少现实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至今仍是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等也为创新的融资方式带来风险。就像互相干涉的两条曲线一样，只有相同频率互相匹配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才能叠加产生出最大的价值，促进科技金融融合的良性螺旋式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研究背景是创新型国家，推动创新型国家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科技创新，而金融创新是支持科技创新从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力量。为了保持逻辑关系的顺序性，本书在着力方向上，主要以研究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创新为主，同时在必要的情形下，论述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的影响。此外，在逻辑上本书引入了科技企业作为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创新的媒介，在论证过程中，“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源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表述可以用“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源体系支持科技企业”进行替代。这种技术处理的理由在于：（1）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点只能是科技企业，金融体系出于追求利润的目标约束，不会去支持科研院所等基础研究机构；（2）正如前文所述，金融体系所支持的科技创新的阶段主要是科技成果应用转化阶段，而负责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是科技企业。五、研究综述（一）国外文献评述
国外并没有关于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专门研究，但其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远远早于国内，主要经历了从理论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到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过程。为了对我国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发展有所借鉴，下文主要从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从银行和风投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科技创新的作用等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1. 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从理论角度研究了金融资源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早在1912年，熊彼特就强调了金融资本对创新的重要性，论证了货币、利息和信贷等金融变量对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熊彼特还提出信用创造论，认为信贷是为在循环流转中运行的企业所提供的信贷，强调信贷是企业家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他还指出，银行通过支持那些能够创新产品的企业家，间接促进了技术创新。
希克斯（1969）指出产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条件不是技术革命，而是支持技术推广的金融资源，新技术的产业化需要大规模的持续资金注入，这需要有效率的金融安排。希克斯还提出了“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有必要发生金融革命”的观点，他引用18世纪早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一例证，证明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保罗（Paul，1992）认为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分散功能，金融市场通过为经济主体从事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来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对金融体系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强调金融体系能够提高社会经济生产率。金和莱文（King & Levine，1993）认为，金融体系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为其提供多元的风险分散渠道。他们利用1960—1989年间的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金融与经济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与此相同，世界银行发布的《金融与增长动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2001）也得出了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结论。
2. 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
对于银行是否能促进科技创新，学者们的观点尚不一致，有学者从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银行稳健性原则的角度认为，银行不具备扶持科技创新企业的条件。黑尔维希（Hellwig，1991）和拉詹（1992）认为，银行具有信息处理的优势，银行可以获得大量异质性信息，并且银行有利用信息获取信息租金的激励，其后果是银行的市场力量减少了企业从事有利润项目的动力。温斯坦与亚夫（Weinstein & Yafeh，1998）、莫克与中村（Morck & Nakamura，1999）发现，银行的信贷投放遵循稳健原则，银行在进行信贷投放时，是厌恶风险的。因此，那些潜在效益高但风险大的项目，往往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随着对银行和科技创新关系研究的深化，研究者发现银行与科技创新之间并非是绝对对立的，银行对科技创新企业的资金支持重点是: 把握科技创新的发展阶段及其风险特征。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6）认为，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通过为工业部门提供中长期贷款，对墨西哥的快速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斯图尔兹（Stulz，2000）发现，银行对分阶段融资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融资的效率，比其他金融机构的效率更高。路易吉、法比奥与亚历山德拉（Luigi、Fabio & Alessandra，2008）的研究发现，银行的发展对高科技行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银行业的业务创新降低了企业因资本支出导致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
鉴于开发性金融的特殊属性和作用，学界也研究了开发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杰勒德与甘尼什（Gerard & Ganesh，2003）主张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以优惠的利率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信贷选择，扩大融资来源，从而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海蒂尼纳与托伊万恩（Hyytinena & Toivanen，2005）认为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较低，会阻碍全经济体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率，公共政策的介入能够弥补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3. 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
由于近三十年国外金融体系中，风险资本对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非常关键，国外学者也深入研究了风险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霍尔（Hall，2002）认为，相对于其他资本市场工具，风险投资能够较好解决技术创新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问题。卡普兰& 斯托姆伯格（Kaplan & Stomberg，2003）认为，风险投资是股权投资。因此风投部门的介入可以满足科技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风投还能够派人进入董事会，参与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可以监管公司管理层的挥霍行为等，从而可以全方位地促进科技型企业的良性发展。风投机构参与企业的管理，能够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成本。卡萨玛塔（Casamatta，2003）比较了相同情况的企业后发现，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的经营绩效显然比没有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的经营绩效要好，风险资本是企业创新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柯施宁（Keuschning，2004）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阐释了经济体中风险投资机构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初创企业的成功率。
然而，有学者反对风险投资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起积极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风险投资有独立的运作规律，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可能并非是正相关的。甘斯与斯特恩（Gans & Stern，2000）比较了SBIR资助项目和私人投资项目，结果显示风险资本投向的对象主要是不完美的企业。恩格尔与凯巴赫（Engel & Keibach，2002）选择了成立年限、企业规模、所在行业和其他方面较为类似的一群企业，对其进行分类配比，发现风投的投资对目标企业的创新活动产出并无显著作用。
4. 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相关研究
针对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桑塔雷利（Santarelli，1995)评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局限性，并在研究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的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的科技支持。莱斯布里奇（2003)针对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雷姆与怀特（Frame & White，2009)、乔杜里（Chowdhury，2003)探讨了科技进步引起的金融创新在银行系统中的扩散，认为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使银行的经营有了质的飞跃。伯格与德杨（Berger & DeYoung，2006)利用美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进步对银行业地理扩张的影响，发现技术进步促使银行能够扩张得更远。（二）国内研究评述
1. 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
国内对金融促进科技创新的研究开始得较晚，他们主要探讨了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等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如：吴敬琏（2002）提出为高新技术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比技术创新本身更重要；王凤荣（2006）理论分析了促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金融支持体系，提出从政府和银行等方面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支持的对策；王莉（2007）研究了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支持效果；成思危（2008）和张陆洋等（1999, 2007）肯定了风险投资对我国科技创新有重要作用，主张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投融资过程的关键部分；凌江怀等（2009）提出将政策性金融、信贷融资和直接金融三者有机结合，构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路径。
2. 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
已有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将金融体系分为两种类型，即证券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这两种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作用。李松涛（2002）将金融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科技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直接融资，而技术落后国家倾向选择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孙伍琴（2004）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银行体系不适合为高科技产业创新活动提供融资；相反，证券市场体系通过不同的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使不同投资者表达不同观点，因而，证券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
3. 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
国内学界一致支持资本市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观点，即需要政府主导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推进科技创新。邓乐平与孙从海（2001）认为，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凤娣和吴有根（2006）主张资本市场支持自主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可以支持科技自主创新。辜胜阻、洪群联与张翔（2007）认为，科技创新的阶段性及企业的生命周期等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多层次的。
4. 风险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学界逐渐聚焦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命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辜胜阻（2000）认为，风险投资本身具有产业培育、市场筛选等功能，因而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王松奇（2005）认为，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必须要有一个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激励的金融安排，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有一个风险投资体系。风险投资机制能够将金融资本与科技资源有效对接。在实证研究方面，王益与许小松（2000）建立理论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并对美国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后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专利的应用有着显著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丁文丽（2004）对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雷与党兴华（2008）对1994—2006年间中国R&D经费支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专利授权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风险投资额之间具有正相关性。然而，中国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远低于R&D对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王玉荣与李军（2009）以2007年有风险投资介入的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自主创新资本投入强度是正相关的关系，即风险投资积极推动了技术创新投入活动，但是风险投资的股东持股比和企业创新效果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当大多数研究人员支持风险资本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审慎支持风险资本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例如吴敬琏（1999）就认为“制度重于技术”，他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应该着重进行制度创新，企业只有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才能获得创新和创业的成功。谈毅与冯宗宪（2002）将风险投资视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风险投资的资金运用效率与拟投的特定行业创新特点直接相关。
5. 商业银行支持科技中小企业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商业银行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材料较少，但有关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研究已有一些定论。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分析；（2）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的成因和解决方案；（3）国外服务中小企业的商业银行模式借鉴。
比如，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刘曼红（2003）主张，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实行主办银行制度，这一安排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信贷的成本。俞建国等（2002）针对国有大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主张组建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投资银行、改革商业银行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葛西城（2002）也指出，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独立的信用制度评级标准。王家荣（2004）提出，商业银行可以用从小额贷款逐步扩大额度的“检验性贷款”形式来甄别借款人的信用程度。
从解决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的角度，齐志鲤（2002）认为，从长期看，应该通过改善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加强贷前审核及贷后监控，通过贷款责任与贷款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降低银行的风险厌恶水平。张彦（2002）认为，关系贷款对中小企业而言尤其适合。叶谦与张子刚（2003）建议，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长期信贷关系，有助于银行对客户进行信贷风险评级，从而降低银行风险。
6. 商业银行发展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业务研究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创新举措“遍地开花”，目前各地区都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以商业银行、创业投资、证券、担保和保险机构为主体，以律所、会计事务所等金融中介服务为支持的金融资源整合模式，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关键融资主体，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发展的中枢。国内学界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的探讨，主要经历了从科技银行设想到科技支行实施建议再到科技支行经验总结的三个阶段。（1）科技银行的设立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人主张成立专门的科技银行，尤其是适应高科技企业融资需求、服务科技企业的专业银行（刘劲彤等，1990），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一，科技银行的内涵。赖建平（2009）认为科技银行可以定义为专为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科技银行的主要特征包括专业性、政策性和商业性（李磊，2007），但有学者认为科技银行如果同时具有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种特性，则可能会阻碍其健康发展（李增福，2010）。
第二，科技银行设立的必要性。刘劲彤等（1990）、况勋泽（1990）、李磊（2007）等学者的主要观点包括：科技企业的业务开展和相关科技成果产业化需要科技和金融知识同时具备的专业银行；科技银行能够克服银行风险厌恶这一特点的不足；科技贷款业务具有创投的特征，因此需要依靠有专业知识的银行部门来承担提供服务；科技银行可以提升银行资产质量，提高银行竞争能力。
第三，科技银行的发展建议。资本金来源方面：财政拨款加上认股集资，地方和高新区政府参股；区域限制方面：应仅限于高新区；业务定位方面：吸收存款，为高科技企业发放贷款；主要创新点：利率浮动，创新质押方式（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担保方式，允许参与风险投资和成立风险基金；政策支持方面：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贷款贴息等政策（王言实，1987；余伟达与孙代尧，1996；房汉廷，2003）。（2）科技支行的实践经验
科技银行的设立需要满足严格的监管条件，由于放宽监管政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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