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迟双明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读二十四史学领导智慧试读：
前言
由二十四部经典历史著作组合而成的《二十四史》，其成就和意义绝不是仅仅局限在历史方面。就像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的初衷一样，从中既可以察时势之变、悟政治得失、学领导智慧，又可以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资讯高度发达、各种领导学著作层出不穷的今天，古人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领导智慧，从文化上有着割舍不断的延续性，从应用上有着极具操作性的现实意义。因此，从领导学的角度开掘《二十四史》这座智慧的宝库，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当然，《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著作的集大成，洋洋洒洒数千万言，加之古文与现代文的阅读障碍，一般人很难完整地读懂、读通。在这里，我们对《二十四史》中有关领导智慧的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条文缕析，使读者轻松阅读、理解深入、掌握到位。
通过阅读《二十四史》，我们可以领悟、学习到这样几个方面的领导智慧：
一是帝王操纵智慧。所谓操纵，也就是要牢牢掌握对全局的控制力。帝王是至高无上的“领导”，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领导方式、领导技巧和领导思想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概以一个“驭”字——使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尽天下之力为我效命。这种封建政治中帝王对臣下、对全局的绝对统治地位，赋予了其领导智慧纵横发挥的空间：只要把对全局的控制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他一切都好办。
二是人臣布局智慧。所谓布局，也就是以经营的心态来谋划，事情才容易成功。一般而言，作为领导者，既要领导别人，同时也要被人领导，比如古时的宰相，上面不是还有一位高高在上的帝王吗？为人臣者，最需讲究的是一个“忠”字，但我们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却发现忠诚的臣子既未必受赏于君王，又未必能成就大事，更未必仕途顺畅，弄不好还要有性命之忧。我们不否认人臣要忠，尤其要忠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作为一个必须屈居人下的“领导”，作为一个必须面对众人的“竞争”等复杂局面的“领导”，只有以经营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地位和所要做的事情，才会谋事事成。
三是谋身保家智慧。身为领导者必须明白一点：做事成事与谋身保家是两回事，君不见多少忠臣成冤魂，君不见功业虽成而人不得志，这都是只知做事不知谋身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权术”，人们立即会想到阴险狡诈、卑鄙无耻、尔虞我诈之类灰色、贬义的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官场中人也缄口不谈，但却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因此，权术是古代政治中的领导人无法回避的。你可以鄙夷权术，但不能不研究权术，更不能不提高警惕，防范自己成为权术的牺牲品。能谋事者为大智慧，但身不能谋、家不能保，何以事为？《二十四史》既博大精深，又因历史的局限而良莠互见。今天我们读《二十四史》，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有选择地汲取健康的养分，将从中学到的点滴智慧加以归纳，联系实际，从而达到改进领导方法、丰富领导艺术的目的，相信对今天的领导实践也会大有裨益。 上篇 学帝王谋权智慧1 嬴政维皇权出手高明
很多问题大家都能看明白，但鉴于事情的复杂和危险，能看明白的事情未必人人都能解决好，在这里，领导智慧也就体现在“胆量”二字上。
公元前238年，完全接受法家思想的秦王嬴政刚刚走上前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全部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为此，他以法家的智慧和帝王的胆略摧毁两个权力集团：一个是以丞相吕不韦为首的官僚集团，一个是以嫪毐为首的宫廷集团。
多年的擅权，早已使吕不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其门客就达三千人之多，朝中不少大臣都是他的亲信。那么嫪毐又是何许人也呢?
嬴政的亲生母亲赵姬早与吕不韦私通，在异人死后，与吕不韦没了阻碍，缔结床之好便成了经常的事情。但是，随着嬴政的一天天长大，颇有些政治头脑、又不能不想篡位的吕不韦越来越不安了。他不知道一旦嬴政知道了此事，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于是，吕不韦便想撤身了。
嫪毐是吕不韦的手下，对权威一时的吕不韦言听计从，于是吕不韦将嫪毐推荐给太后，让他作自己的“替代品”。但是，出乎吕不韦意料之外，嫪毐很快博得太后欢心，并得到大量赏赐后，在政治上也逐步成为吕不韦的“替代品”了。在太后的支持下，嫪毐的实力迅速上升，先是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山西太行山东南)，与吕不韦待遇一样，而后更是“事皆决于嫪毐”。
嬴政对此了然于胸。他隐忍不发，在等待时机。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领文武官员离开咸阳，前往雍城举行加冕大典。雍城在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兴建，以后历经295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这里一直是秦国首都。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于咸阳。由于雍城在秦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凡举行祭祀祖先及各种盛典，均需到此进行。历代国君、后妃以及贵族死后也多归葬于此。
嬴政在雍城蕲年宫如愿地举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剑典礼。剑是古代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一般人是绝对禁止佩带的。秦国一直到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许官吏可以佩剑，但一般人仍不许佩带。国君也是在举行加冕礼之后方可佩剑。所以，嬴政不仅要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接手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将一把佩剑佩带在自己的腰上，以显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加冕典礼刚刚举行完毕，从首都咸阳传来消息，信阳侯嫪毐因为嬴政派人调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惧，先发制人，用伪造的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地方部队)以及卫卒(宫廷卫队)、官骑(骑兵)等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
获知嫪毐叛乱的消息，嬴政在众大臣面前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报告，然后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调发军队，前往咸阳镇压。实际上，这是一场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乱，一切他都已经有所安排。
平叛的战斗并不激烈，叛军不堪一击，在强大的秦军面前一触即溃，被斩首数百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叛军人数不多。另外，从派去镇压平叛的将领也可以看出，年轻的嬴政根本就没有把嫪毐放在眼里。昌平君和昌文君，这两个人既非名将，又无突出的政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昌平君还有点事迹，宋代裴马因《史记集解》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秦)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而“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派去两个不知名的人便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反映出嬴政有别于众的用人风格。
叛军被击败，秦王嬴政下令把嫪毐和将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部枭首(斩首后将人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然后将尸体车裂。同时还“灭其宗”，将其家人满门抄斩。他们的舍人，最轻的处以鬼薪(为官府砍柴的刑罚)，更多的人则被处以迁刑，共有四千多家被夺爵远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县)。
对于太后，则不能用杀戮的办法，毕竟她是嬴政的亲生母亲。尽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并非儒家的“专利”，不过太后确实让嬴政很难堪，心中难以饶恕，于是嬴政把太后迁出咸阳，令其往雍城居住。
收拾完嫪毐，该来收拾吕不韦了。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接着又命令他离开咸阳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于吕不韦以相国之位“执政”十几年，对秦国功劳很大，在各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吕不韦的人士众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得知吕不韦周围的情况后，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吕不韦会逃离秦国。那样的话，凭吕不韦现在的威信，联络各国反秦会给秦国带来危险的。思前想后，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师无名，且易激变；又不便将吕不韦抓回咸阳——抓来也无法处刑，要处刑早就处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最后，秦王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国封给您河南之地，食十万户；您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却号称仲父。带着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知道，他不死，事不宁，迁徙到蜀地也是个受罪的命，干脆满足秦王算了。于是吕不韦饮毒酒自杀，成全了嬴政，时间是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碍嬴政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被彻底消灭。秦王嬴政在亲政后两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初步施展了他的操纵胜局才能，并且迅速确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尽管，秦王嬴政在灭叛军、维皇权中，手段有些残暴不仁，但是秦国人、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秦国的武将们，看到了秦国统一的曙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处事果断、临阵不慌，能够对敌人无情打击、且对统一战争怀有强烈的必胜信心的君主来领导他们消灭六国，结束历经上百年的统一战争。2 刘邦诛韩信“驭将”有术
能臣干将一旦怀有异心，能耐越大、本领越高，危害性也就越大。此时一味迁就可能会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凡具雄才大略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过多地受感情、功劳等因素的影响，而是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汉高祖刘邦处心积虑除掉功高盖世的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曾先后分封了十个异姓诸侯王，分封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动因，既有反秦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氛围影响，又有结盟会师、全力对付项羽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非本意成分的存在，使得刘邦虽然不能说从分封之日起就存心要除掉他们，但对韩信、彭越、黥布等，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一根弦儿是在大脑中时时紧绷着的。
在长期的楚汉斗争中，刘邦经常深为异姓诸侯王侵越权限、不服从命令而苦恼，其中最桀骜不驯和难以统御的便是韩信。当年，当刘邦被项羽的大军围困在荥阳，形势十分危急之时，刚刚夺取齐国的韩信便借机要挟予以封侯齐王的奖赏，若不是张良、陈平从旁暗示和劝阻．矛盾恐怕当时就激化了。垓下会战前夕，刘邦要求韩信发兵合力决战，聚歼项羽，结果韩信故意拖延，迟迟不奉命南下，结果使孤军追敌的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打得狼狈不堪。正当决战临近之时，为了楚汉斗争的大局，同时为免生事变，万般无奈，刘邦再次满足了韩信的权势欲，将楚地划为他的封国。
由于楚汉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和所起到的作用，韩信的军事才能众所公认，名望和权势亦因之而有广泛的影响。刘邦曾经在众臣面前说过：“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也正缘于此，更不能不对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刘邦眼里，韩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对新政权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而等到刘邦称帝以后，心怀有私的韩信显然已不仅是隐患的问题，而是确实起了反心。
高帝四年（公元前201年）十月，韩信窝藏“头号战犯”——原楚国大将钟离昧的问题，使刘邦找到了“解决”他的突破口。钟离昧原是韩信的故交好友，楚汉战争结束后，钟离昧成为汉王朝通缉归案的要犯，但韩信出于私人交情，将他藏匿。刘邦得知后下诏给韩信，要他速将钟离昧逮捕归案，但韩信出于朋友之情和侠义，拖延未予执行。
韩信居然抗旨不遵，刘邦自然恼火，此时的韩信若同夏侯婴、朱家救季布一样，亲自为钟离昧求个人情，讲明道理，凭当时刘邦招降纳叛的宽大政策和统御谋略，不能说一定会起用钟离昧，至少不会置他于死地。然而，韩信既不知避蓄存军事人才之嫌，又缺少两全之策，陷于被动，使刘邦有了打击和惩治他的正当理由。恰在此时，刘邦派到楚地的耳目又报告韩信“行县邑，陈兵出入”，有谋反之嫌，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得刘邦终于忍无可忍，立即召集文臣武将谋划对策，众将军们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即刻发兵，对韩信进行大张旗鼓的讨伐。
而当群情激愤之时，刘邦反而超乎平常地冷静下来，显示了他政治斗争智慧的成熟。他思忖再三，觉得这样做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者虽然由于两人之间在楚汉战争后期出现裂痕，战后更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危机，彼此之间任何时刻都警惕着对方的动静，但此时密报韩信造反，也实在缺乏事实根据。一旦发兵征讨，兵戈相见，韩信当然会求自保而全力抵抗，弄不好，刘邦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刘邦反复斟酌，不能贸然决定。于是，转而征求陈平的意见——之所以向陈平讨计，目的就是希望本着智取原则而免于兴师动众，这是刘邦对敌斗争的一贯主张，是他的一大优点。
陈平得知请将意见后，反问刘邦：“陛下现有兵力，可有取胜把握?”刘邦说：“难以料定。”陈平又问：“陛下属将，有谁比得上韩信文武兼备?”刘邦说：“难以找出。”陈平接着说道：“兵难胜楚，将不及信，若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韩信不反也要反了。而且一旦兵戈相见，胜负实难料定。此非上策，我为陛下担心。”刘邦忙问陈平：“那该咋办?”陈平想了想说：“有人上书说信反，信知否？”刘邦说：“时间不长，信恐不知。”陈平这才献策道：“既如此，陛下可知古时天子巡游必会诸侯，臣闻南方有云梦泽(今湖北潜江市西南)，陛下可学古人出游云梦，依遍召诸侯之例，使会于陈地，陈与楚交境，信身为楚王，闻陛下无事出游必前往拜谒，陛下乘机伏下甲兵可将其轻易拿擒，何需大动干戈?”
刘邦对这个献计表示满意，马上予以采纳，遣使四出，说高祖出游云梦，诏令诸侯会集陈地。
皇诏传至下邳，韩信半信半疑，他已两次被夺去兵符，心知刘邦好疑多诈，加上曾有抵触违令的表现，心知肚明，所以格外留心。但他虽然心存疑惧，却在如何行动上拿不定主意，是发兵反抗好呢?还是前往拜谒好?发兵反抗，没有什么借口，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说也没有造反的事实根据抓到刘邦手里，由此获罪，实在不值得。堂堂正正地前去谒见刘邦，又怕遭到暗算，这着实让韩信左右为难，难下决断。属下见此，进言道：“大王非无过失，招皇上猜忌，主要是因收留钟离昧一事。如将其斩首，持其首拜谒见皇上，皇上一定心喜，大王还有何忧?”韩信心里很矛盾，思考再三，也感到只有此法或可摆脱厄运，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韩信只得试探一下，于是去见钟离昧，将手下谋士的话直言相告。钟离昧知其意，亦含怒直言：“汉帝不敢击楚，是恐昧与大王相连，若捕昧献汉，我今日死，大王便明日亡。”说完观信动静。良久，韩信仍无动于衷。钟离昧长叹一声，起身言道：“大王非君子，我不该投身于此！”说完，拔剑自刎而死。
十二月，当韩信持钟离昧之首到陈(今河南淮阳)谒见高祖时，刘邦如愿以偿地将他捕获。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刘邦的诱捕之计。自投罗网的韩信满腹委屈，愤怒地对刘邦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死。”韩信引述春秋时越国范蠡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古训。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回敬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我不得不拘你。”
刘邦将韩信带至洛阳以后，有大夫田肯进言，含为信求赦之意，说及韩信三大功劳：一是还定三秦；二是平定齐地；三是垓下灭楚。细思起来，刘邦也觉得韩信功大过少，若将他下狱论刑，恐滋众议，就将他赦免，但同时决定贬他为淮阳侯，留在京中加以监视。
平心而论，刘邦此时的确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因为他这时候既无谋反的思想准备，更没有谋反的行动。包庇一个逃犯钟离昧，在封国内簇兵招摇巡视，纵有不妥，亦构不成谋反罪。然而韩信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列国林立的时代，认为在封国之内他有权任意处置一切，对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做一名诸侯王很不适应，因而与汉中央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韩信善于立功，却不会避祸。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讳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却自恃过高，锋芒毕露而终招杀身之祸。
刘邦未动刀兵就生擒韩信，但并未就此杀掉他，而是贬职监视起来。从当时的处境着想，韩信如能以此为转折点，在与刘邦的关系处理上像萧何一样谨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张良一样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刘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如此尚可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并没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反却委屈终日而耿耿于怀，同时在这种恶劣情绪支配下内心深处的叛逆意识反倒强烈增长。他先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办法，常常“称病不朝从”，觉得由王降为侯，地位与灌婴、周勃、樊哙等原来的部下等同，十分难堪，心情异常郁闷。
有一次，他来到樊哙的居处闲聊，樊哙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级，在军中又享有颇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礼节来接待韩信，恭恭敬敬，言必称臣，迎送时均行跪拜大礼。哪知一走出樊哙的家门，韩信却无限感慨地自嘲说：“想不到我韩信今生竟混到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的地步了!”可见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太爱面子又傲世不驯、不堪寂寞的人物。刘邦知韩信不满，但因他权位已失，料已无甚大碍，也就不多与他计较，气量也大了起来，有时还找他聊聊天。可此时韩信已萌发了造反的念头，并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气不减当年，时时锋芒毕露却并不知觉。
韩信的骄纵日益增长，已经达到自病不觉的程度。一天，刘邦和他谈及朝中诸将能力的高下，韩信一通品评，竟没一个满意者。刘邦目视韩信，问道：“像朕，能领多少兵马?”韩信随口道：“陛下统领兵马，最多不过十万。”刘邦面露不悦，反问道：“卿又能领多少?”韩信很自得，答道：“像臣，多多益善!”刘邦也很不客气地说：“既如此，卿何以被朕所擒?”韩信至此，才感觉言语欠妥，愣了片刻，只好回答说：“陛下不善统兵，而善驭将，为此臣才被陛下所擒。且陛下所为，均由天授，非人力所能及。”言罢，俩人相视而笑。经此番对话，刘邦心中对他的疑惧有增无减。
接下来数年近于囚徒般的生活，耐力不足的韩信经历了由失望、怨尤到愤怒、仇恨的心路历程，最终发展到走上了谋反道路。他时时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言，不断思考对刘邦的“负义”如何报复。不久，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韩信与阳夏侯陈感情甚笃，恰巧刘邦任命以代相国的职务监领代、赵两地兵权。赴任前，到韩信处辞行。韩信把左右的人都支开，拉着的手走到了庭院中，仰天长叹道：“能与将军说说心里话吗?”恭敬地说：“惟将军之命是从。”韩信遂与他密谋说：“将军要赴任的地方是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而将军却不是陛下所亲信的近臣。如果初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不一定会怀疑，如果再有人告你造反，陛下就会有所怀疑，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陛下就会坚信不疑，必将亲自带兵来讨伐你。届时，我在京师起兵与你里应外合，天下即可属于你我二人。”
对韩信的这种谋略深信不疑，于是俩人就这样定下了相机起兵，推翻刘邦汉室的阴谋。
本着这一思想，到任以后，果然开始蓄养大批宾客勇士，为叛乱做暗中准备。有一次，假满归镇时，路过邯郸，随行车队竟有千乘，偌大的邯郸官舍都容纳不下，由此暴露了叛乱形迹。按照礼仪，这是一种僭越。因此赵相周昌上书对提出弹劾，刘邦下令调查，惊恐不安的由此也加速了谋反的步伐。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终于在代地公开举起了叛旗，自立为代王，蔑视朝廷。刘邦亦如韩信所料，亲自率军征讨。临行时，刘邦已怀疑韩信与有勾结，就故意要求韩信随军赴前线效力。韩信认为这正是他在京城举行谋叛的良机，因而称病不从。他一面派出心腹秘密与联络，一面与家臣密谋，决定乘夜间诈称皇帝诏书，骗过监管官吏，释放京城监狱中的囚徒和官奴，以他们为兵变的武装力量，袭击吕后和太子。一切部署既定，只待密报一到就开始行动。然而却有所不料，因此时淮阳府中有一舍人得罪于韩信，信囚其欲杀，舍人之弟为救兄，便将韩信的密谋告发于吕后。
吕后打算立即召见韩信加以惩处，又恐其识破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同相国萧何商量，让人诈称从代地前线归来，报告兵败身死，令群臣皆上朝祝贺。韩信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惊魂未定不知所措之时，萧何登门拜望，他不得不出来相迎，萧何劝道：“主上遣使报捷，诸将皆贺，虽身体不适，也应入宫道贺，以释众疑，为何杜门不出呢?”
由于心中藏私，恐别人生疑，听了萧何的话，韩信勉强入宫朝贺。刚一进宫门，迎接他的便是全副武装的卫士，回顾萧何，已不知所往，惟有吕后坐在殿中怒目以待，韩信只能束手就擒，并最终被诛。
继韩信之后，颇具实力的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相继被剪除。就像当初从普通将校中拔擢韩信为大将军一样，在以韩信为代表的王侯稍稍露出叛逆的苗头之时，刘邦就采取了断然措施，保证了汉王朝的稳定。3 李世民谋权割舍亲情
封建社会的宫廷内部博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是极为惨烈的，一旦领导全局的智慧被亲情蒙住了双眼，那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失败者。唐太宗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坚决地让亲情为权力让路，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
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斗争的高潮来临之前，其他小波小浪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王府的威望已远远高于东宫和齐王府，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妃嫔谗言，使秦王府的地位大不如以前了。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宫加上齐王府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从政治影响方面来看，因李建成身为太子，宫中妃嫔、朝中大臣和地方势力依附东宫的相对多些，秦王府处于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矛盾的激化始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一日。这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几杯酒下肚，李世民突觉肚子剧痛，由淮安王李神通扶助，回到自己住的西宫后，竟吐起了血，这就加重了秦府僚属的忧惧感。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便与杜如晦共劝李世民痛下决心，诛除李建成、李元吉。房玄龄等策划政变的主张，其实是正符合李世民心意的，但要将这种想法变为行动，李世民仍存在若干顾虑。及至后来，房玄龄、杜如晦因受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忌恨而被逐出秦府。秦府中李世民的心腹之臣，就只剩下长孙无忌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等，为东山再起继续进行策划。
此时，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这种事情如果放在过去，一般都是由秦王李世民率军去征讨，然而这次李建成则举荐李元吉和李艺北征，目的在于使李世民与军队隔离，将其困于京师，防止李世民掌握兵权，而李渊却答应了这一请求。
从另一方面看，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样做，也是想借出兵讨伐突厥之机，将兵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与之同行，并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加强李元吉的军队，以此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以图谋杀世民，这一计划被太子率更丞王鹤密告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同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只有采取非常行动，先发制人，才能扭转危机，而且事到如今，觉得再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于是他们劝李世民“先事图之”。
李世民也知祸在旦夕，但事到临头，他仍顾虑“骨肉相残”的悲剧，并想出了“钦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想法。尉迟敬德则快人快语地说：“祸机重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他还激李世民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接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此时的李世民，虽然只有二十九岁，但因他是秦王府的最高主持者，他必须事事深思熟虑。他此时自然明白，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集团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对比悬殊，除此之外，一旦交兵，秦王府两面受敌，必然陷入险境，这一枝节李世民是不能不考虑进去的。所以，他还要在行动之前听听更多人的意见。问其他府僚，都说：“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说：‘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殉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
齐王李元吉既有此心，太子李建成又如此不容李世民，事已如此，又有众人支持，李世民也只有横下一条心去干了。
由于事情重大，以弱势而制强敌，必须有一个严密、周到的行动方案。于是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密招先前被逐出秦府的房玄龄、杜如晦入王府商议决策。房、杜二人以前曾建议过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未被采纳。现被贬在家，深恐李世民仍然疑而不决，中途变卦，便想用激将法再激他一次。他俩对长孙无忌说：“皇上已经有旨，不许我们再为秦王效力，如今如果再私下里去见秦王，一定会因此被杀头的，我们哪里敢去听秦王的教诲呢?”
这一招果然有效，李世民听说后，果然怒骂道：“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并取下佩刀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视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便再去找房玄龄、杜如晦，说：“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房玄龄和杜如晦闻听此言，知李世民决心已下，便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潜入秦王府内，尉迟敬德则由他道进入。
这一天是武德九年六月二日，经过一整夜商议，大计终于确定下来，并分头布置行动，李世民至此决定走上风雨不归的夺权之路。
凡做大事，不能总是犹豫不决，坐失举事良机；又不可草率从事，不计后果。因此，做事前前思后想、三思而行是必要的，而一旦决定就要当机立断、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的重大决策取得更多的获胜把握。李世民即是如此，他的犹豫多虑、沉着应对、临事不慌并不多余；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又不容置疑、不容犹豫，反而成了主导者，这是正确的，谋略上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说。何来东风，诸葛公能祭也；所谓的祭，实际上是谋的结果，何况东风西风在大自然界中也并不是绝对受季节变化的，谋的因素才是关键。
主意拿定之后，李世民及其僚属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玄武门伏杀李建成和李元吉。
玄武门即长安宫城北门，地位重要，是唐朝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三所。负责门卫的是将领常何，此人是李建成的旧属，后被李世民所收买，这就为李世民的举事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守卫玄武门的其他一些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也被李世民收买。应当说，在京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将领处打主意，是很有远见的一招。
为师出有名，李世民便寻机找借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太白复经天，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兮，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星状单独交给李世民，李世民便乘机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淫乱之事，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李世民的这番话，是在申明自己只是因平叛功显才被猜忌、不容的，这便把兄弟间“骨肉相残”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身上了。高祖听后虽感愕然，但也不敢轻信，便说：“明当鞠问，汝宜早参。”即令通知太子、齐王明天早朝，由诸大臣公断曲直。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埋伏玄武门附近。玄武门是皇宫大门，是入宫必经之路，守卫玄武门的禁卫军统领常何，正欲帮助李世民展开行动。然而就在此时，后宫张婕妤探得了李世民的动机，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认为应暂避一下风头，托病不去上朝，观察一下形势再作打算。李建成认为只要布置好兵力，玄武门的守将又是自己人，还有嫔妃作内应，怕他何来?不妨进宫看看动静再说。
两人骑马进入玄武门，叫亲信侍卫在宫外等候。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李元吉对李建成说：“殿下，今天气氛怎么这样肃杀，连一个侍卫都不见，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两人拨马便往回走。
其实，李世民带领亲信将领早已进宫，这时见二人正要溜走，便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喊道：“殿下，别走！”李建成、李元吉料想不到李世民会在此时现身，而且全副武装，知道事情不妙，走得更快了。不一会儿便来到玄武门前，大喊：“常何，快开门！”然而任凭他俩叫破嗓子，也无人答理。李元吉大骂：“我们上当了，常何投靠了李世民。”说着，他弯弓搭箭射过城门，落在城外的草地上，在那里等候的亲随接到警报，立即驰马去东宫报信。
李建成也动起手来，他不问情由，一连向李世民连发三箭，因为心慌意乱，失去准头，皆未射中。李世民却早有准备，只一箭就把李建成射中落马，顿时气绝身亡。
李元吉急忙从横里逃去，迎面碰上尉迟敬德，他回转马头逃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此时玄武门外已聚集了不少兵马。东宫接到警报后，大将冯诩、冯立和齐王府的薛万彻带领二千多名卫士在攻打大门，常何急命人抵住大门，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吕世衡出城作战，不幸战死。东宫、齐王府的人马又分兵去攻打秦王府，一场更大的战乱就要酿成。正在此时，尉迟敬德走上城楼，扔下两颗带血的人头，大声喊道：“太子和齐王联合谋反，奉皇上之命讨伐二贼，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下场，你们要为谁卖命？”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看见两颗人头果然是他们的主子，既然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经被杀，除了作鸟兽散，他们还为谁卖命，于是局势旋即平定下来。事后李世民对他们不予追究，并把他们争取过来为秦王府效力。所以这次兄弟相残之事并没引起更大的战事。
当三兄弟打得你死我活，李渊正带着大臣、妃嫔在太极宫中乘船游玩，此时尉迟敬德却一身豪气地前来“逼宫”：“陛下，太子、齐王叛乱，已被秦王杀死，特派微臣前来为陛下保驾!”
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一时无话，只赶紧吩咐船只靠岸，便问在侧的大臣裴寂：“此事该如何收场?”
裴寂是个佞臣，忙推托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萧璃、陈叔达却趁机进言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上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周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大势已定，便顺势说：“善，此吾之夙心也。”此时，宿卫及秦王府兵与东宫、齐王府兵的战斗尚未全部结束，李渊便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
玄武门之变就这样以李世民的成功而告结束。
李渊及时改立秦王为太子，并敕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要其处决。八月，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对帝王而言，国事与家事常常扯在一起纠缠不清，这很容易令父子、兄弟互相成为政治上的对手。李世民残兄害弟的行为我们很难从感情的角度作出评判，因为毕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不断验证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真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关键时刻对亲情的割舍成就了其一生的政治成就。4 宋太祖圣明“杯酒释兵权”
在北宋之前的多个朝代，都存在为将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至威胁朝政的现象，像南北朝时大将篡位立国、唐末藩镇割据等等。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历史的教训，立国之初即以巧妙的方法释去了众将的兵权。
经过两次对禁军领军人的调整，作为宋朝中央军的禁军一直十分稳定，赵匡胤这才放了心。于是，到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他便免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为南西道节度使；又免去韩令坤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去任成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一职自此不再任授，赵匡胤自此完成了皇帝亲握军权的大事，实现了皇帝就是军队统帅的专制决策。
到了这一步，在宋朝禁军这个国家军队中，主要的高级将领，都已为赵匡胤的兄弟、义兄弟和亲信分别担任。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就可以使赵匡胤高枕无忧，既无须担心兵权被他人所篡，又无须担心再有人利用兵权来左右政权了。其实，这种把兵权分别授予自己人的方法并非就是非常牢靠，历史上就有许多弑父屠子、兄弟相残的例子，为人耳熟能详。
仅把军队的领军人都换成亲信，赵匡胤仍不会高枕无忧的。为了彻底解决兵权左右政权的弊病，还要从根本上也就是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就是要解除所有功臣个人意义上的兵权。“图难于其易”，既然已把军队的高级将领都换成了亲信，也就等于完成了第一步，而解除这些人的兵权就不是多困难的事了。
由此可见，赵匡胤做事于其细，顺利地掌握了军权，因此就为他“图难于其易”创造了下一步“其易”的条件。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在宫中摆了一场宴会，宴请禁军的高级将领。在宴会进行到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叹息道：“若不是你们这些人出力扶持，我怎能做这个皇帝。不过我既做皇帝，就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可是，做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自从我当了皇帝，就没有一天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他如此说，大惑不解，忙问：“皇上，二李既平，国泰民安，你怎么还睡不着觉呢?”
赵匡胤说：“中国几千年来，多少人都能当上皇帝。而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想当皇帝啊。”
石守信和其他将领都诚惶诚恐，说：“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啊!”
赵匡胤说：“纵使你们不生二心，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一旦有一天，有人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推辞不掉啊。”
听赵匡胤如此说话，石守信及其他将领吓得汗流浃背，一齐跪下，说：“臣等愚昧，不解圣意，该怎么做，请皇上指示。”
赵匡胤就说：“依我之意，你们不如全卸去兵权，去大藩做节度使。置田兴宅，广积产业，饮酒作乐，痛快地过此一生，使我们君臣两下无猜。”
石守信和诸位将领都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第二天，诸将皆称疾不朝，各自上书请求辞去在禁军的职务。于是赵匡胤任命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出任宋州；任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出任寿州；任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出任陈州；任罗彦瑰为彭德节度使，出任相州；任石守信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天平节度使，出任郓州。
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赵匡胤有这种智慧。释诸将兵权，本是一件很难很大的事，但他从其易，从其细，所以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图难、为大之事。
兵权问题的解决，体现了宋太祖高超的领导艺术。自宋以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将领左右朝政的现象，这不能不说与宋太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有关。5 朱元璋对腐败官吏决不心慈手软
任何组织、团队，一旦孳生腐败，就像身体长了毒瘤，各种机能都会降低，这也当然会威胁到领导者的管理效率。因此，历朝历代对于腐败大多视为洪水猛兽。
在中国历史上，对腐败行为打击最严、手腕最狠的当数平民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贿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整肃吏治，杜绝贪污受贿行为。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官吏的公务性错误，朱元璋一般只是采用罢官、贬官、调职等办法来惩戒，即使处刑，一般也都较轻，很少以杀戮手段来处置。但是对贪赃舞弊行为，他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谪之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而对罪行严重的，则处以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杆、抽肠、黥刺、蜚、劓、阉割、锡蛇游、斩趾伽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枭首、凌迟、发配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株连九族等等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克扣工匠伙食三千贯，盗卖芦柴二万八千捆，得钱一万四千贯，盗卖木炭八十万斤，私分人己，事发被杀。
同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通病一样，明代贪污受贿的官员腐败案并不少见。如：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追索该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枭首；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刑；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敛钞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朱元璋查知后，命锦衣卫给他们送去兵刃、绳索，勒令自尽。当时官吏贪污到银六十两以上者，均处以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县及卫所衙门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庙举行，因而当时土地庙得名为“皮场庙”。贪官被押至土地庙，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尸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摆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后任。
在洪武年间，除了一些较小的惩贪案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桓案最为著名，声势也最为浩大，两案连坐被杀人数也最为惊人，累计共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1375年）。当时规定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必须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层层上报，经户部审核，数字与各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相符，各布政司数字则需与所辖各府上报数字总和相符，才能结账。有分毫出入，整册驳回，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重造表册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跑一趟得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就会错过报账日期。为了节省时间，各地计吏都随身带上已加盖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表册被驳回时重新填造。这种空白表册，盖的是骑缝印，除了供报账之用，并无其他用途，因此谁也不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各地计吏年年都这么办，已成惯例。部官也知道这种情形，因而也并不以为意，没有向朱元璋反映这种情况。到了洪武八年，被朱元璋知悉，他疑心部官与天下布政司勾结，伙同起来骗他，于是大发雷霆，道：“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言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发生了一场明代官场的空前灾难，“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入狱，刻以死罪”。户部尚书周萧及各地衙门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审讯，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王德等。于是赵瑁等主犯被判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处死，追回赃粮七百万石。犯人的供词不仅牵连了许多六部高官，而且也牵连到各布政司无数官吏，朱元璋概不轻恕，一日入狱被杀者竟达数万余人。御制《大法》中宣布郭桓等人罪状时说：“其听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心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管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粮。”此案规模极广，盗粮极多，牵连至巨，一时被杀者数万人，遍及天下各布政司、府州县及中央六部官员，引起明初官场极度恐慌，各地官僚地主为保性命，倒打一耙，纷纷攻击告发审案官员，并怨朝廷，说朝廷用法太严，罪人玉石不分，一时全国哗然。为了防止矛盾扩大，朱元璋一面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罪状，一面将原审法官右审判吴庸等人牵出做了替罪羊，处以破刑，以平众怨。郭桓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朱元璋同时下诏：“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好抚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着。”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之久，打击面极广，甚至一些皇亲国戚，若是贪赃枉法，也在劫难逃。为了达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亲不认。开国功臣华云龙、朱亮相便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死于整肃吏治的斗争中。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曾孤军坚守洪都八十五日，拖住了陈友谅，使他得暇做战争准备，为最终击败陈友谅立下了大功。但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的赏赐过少，心存怨望，朱元璋知道后心中不喜。后朱文正镇守江西，骄侈荒淫，搜罗强抢民女，淫乐数十日后，将女坠井淹死，毁尸灭迹。朱元璋欲将朱文正杀死，但因朱文正是马皇后从小看着长大的，待之如同己出，出面求情，才免朱文正一死，罢官安置凤阳守卫先人坟墓。后来朱文正逃跑，朱元璋终于将他杀了。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所生安庆公主的夫婿，指使家奴走私茶叶，牟取暴利。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他的家奴个个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连封疆大吏也要怕这些家奴三分。洪武三十年，欧阳伦强迫陕西布政司发文叫下属州县派车替他贩运私茶，家奴周保所到之处，强迫地方官吏派车，官吏不敢不从，共索车五十辆。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车马紧缺，周保至兰县河桥巡检司，一时无法征集车辆，周保便肆虐殴打巡检司小吏，小吏不堪其虐，首告朝廷，顿时捅了马蜂窝，朱元璋下令：“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欧阳伦虽高攀为皇亲贵胄，玉叶金枝，终于还是保不住性命，和很多布政司官员一起身首异处，周保等家奴也烟消云散。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是朱元璋出于集权专制的目的进行的，因而带有残暴特征。打击面大，处死极多，非刑酷刑屡见不鲜。这也就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指责他的所谓“用法太严，求治心切”。当世官吏被杀极多，甚至造成了无人办公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一度曾令违法官吏带镣铐回公堂办公审案，一时竟出现了一些犯人审犯人的荒唐局面，为史中罕有。可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妥协，他见违法官吏越来越多，怒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乃下令道：“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贪污六十两以上者绞”，至此凡是沾了个“赃”字的，均难逃一死。
由于打击面过大，针对性过强，因此有时也不免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冤假错案，枉杀了许多无辜官吏。例如著名的“空印案”，便是明朝的一大错案，是一个捕风捉影、定性错误的案件。空的表册除具财务汇报功能外，无关收支，事实上顶多只能算是不合财务程序，可朱元璋却因此大加屠戮，得不偿失，完全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屠夫作风。当时曾有士人郑立利上书道：“夫父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同。”指出了朱元璋出发点和作风上的双重失误。
嗜杀是朱元璋为政后期的最大失误。在其他一些大小案件中，罪有应得者固然很多，可无辜被戮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很多官吏，仅仅因为朱元璋看他不顺眼，便被杀了。如著名学者、《元史》修纂者之一陶凯，为人为官皆无过失，只因其别号耐久道人，朱元璋听来不顺耳，便借故杀之，而与贪污腐败无关。由于官吏被杀数字的惊人，当时很多人无心出仕，即使做官也战战兢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说，朱元璋整肃吏治的手段虽雷厉风行，但由于自身性格缺陷的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很多偏差和失误，明初官吏带镣铐上堂办事，就充分说明了所付代价的沉重。
可尽管如此，在无法解决制度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严酷手段整肃吏治、打击贪官的斗争毕竟还是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差强人意的效果。朱元璋曾以为元代法令过于宽纵，以至人心懒散，江河日下，经过了半个世纪，人心都不畏法，所以他才主张峻法严纪。这一系列严法严刑确也使得贪官污吏望而止步。经过长期的严刑诛戳，做官的人终于认清了朱元璋立场的坚决，认清了本朝惩贪不贷，敢动真格，世道已经变了，开始人人自危，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放肆。“或有毫发出法度，失礼仪，朝按而著罪之”。官场风气在一连串严酷打击下，逐渐发生了改变，日趋清明——“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不变矣。下逮仁堂抚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分年”。后世清官海瑞由此而赞洪武朝：“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朱元璋不细加斟酌、枉加屠戮的作风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打击贪官污吏，整饬吏治，坚决反贪的态度，却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6 以等级差别制造皇权威仪
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可谓等级森严；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级差别的直观、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君臣有别，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宝，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尊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给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嬴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蠃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代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使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定陶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吸收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利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叔孙通组织三十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各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都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了。刘邦指示，于汉七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利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