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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7 16: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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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丹尼尔·凯曼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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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世界

丈量世界试读:

旅行

一八二八年九月,全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多年来第一次离开故乡,前往柏林出席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他当然不愿意动身。在获邀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在拒绝,却敌不过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顽固和坚持,最终心软答应下来。即便这样,他也仍希望动身的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

现在,高斯教授躲在床上。明娜正催他起床,马车已经备好,何况路途遥远。他紧紧抓住枕头,闭上双眼,试图让妻子就此消失。再次睁开眼睛时,明娜仍然站在床前,他便开始骂她难缠、专制,是自己余生的不幸。当然,骂也没用,到头来,他只好掀起被单下床。

他带着怒气草草洗漱完走下楼,儿子欧根正在客厅等着,行李已经装好。一见到儿子,高斯的怒火喷发了,他抓起窗台上的一只罐子,用力摔了个粉碎,然后跺着脚,继续砸东西。欧根和明娜一左一右用手摁着他的肩膀,向他保证人们会好好照顾他,他不久就能回到家里,这一切就像一场很快结束的噩梦,但高斯仍不能平静下来。直到他年事已高的母亲被外面的闹声惊扰,从房间里走出来,捏着他的脸问她那个勇敢的儿子哪儿去了,他才多少收敛了一些,非常不情愿地辞别明娜,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女儿和小儿子的脑袋,由人搀扶着上了马车。

旅途十分艰苦。高斯骂欧根是个失败者,顺手拿起木头拐杖,用力去捅儿子的脚。然后,他皱紧眉头盯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子,喃喃问道,女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嫁,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娶她,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欧根向后拢好长发,两手捏捏头上的红帽子,似乎不想回答。

说话,高斯冲他嚷道。

说实话,欧根应道,姐姐不是美人儿。

高斯点了点头,这个回答不假。便打住话题,问欧根要本书看。

欧根把自己刚翻开的书递给他:弗里德里希·扬的《德意志体操艺术》。这是欧根最喜欢的书之一。

高斯看了不过几秒钟就抬起头来,转而抱怨车轮上的新式皮弹簧减震装置,这东西让人们坐车时比以前更难受了。接着他说,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种机器,以子弹的速度搭载人们往返于城市之间,到了那个时候,从哥廷根到柏林,只需要半个小时。

欧根摇摇头,一脸不相信。

这既古怪又不公平,高斯说,生活充满了可鄙的专制,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然后被束缚其中。它使你在面对过去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在面对未来时,又与小丑无异。

欧根困倦地点了点头。

即便拥有他这样的头脑,高斯接着说,身在人类文明早期或者奥里诺科河畔,也无能为力;而两百年后的任何一个蠢蛋,都会以他为消遣,杜撰各种关于他的谬见。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突然又愤恨地骂欧根是个失败者,然后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本书上。欧根凝视着窗外,以此来掩藏他那张因为受了羞辱和伤害而扭曲的脸。《德意志体操艺术》是一本介绍体操器材的书。作者详细地讲解了由他亲自设计的、可以让人们在上面翻转跳跃的运动设备,还给它们取了名字:鞍马、平衡木、跳马。

这家伙简直疯了!高斯说着,一把打开车窗,将书扔了出去。

欧根喊着,那可是他的书。

就是这样才要把它扔掉,高斯说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直到傍晚在边境驿站换马时才醒来。

在套换马匹的空当,他们坐在驿站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客人很少,店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个蓄长须、两颊深陷的瘦男人。那人坐在邻桌,偷偷地打量着他们。高斯因梦见各种体操器材而恼怒不已,愤懑地说身体简直是一切耻辱的根源,上帝真会恶作剧,像他这种了不起的灵魂,竟被困在一个孱弱的躯体里;而欧根那样的庸人,却几乎从不生病。

欧根回应说他小时候得过天花,差点儿送了命,如今还能看到疤痕。

哦,是的,高斯说他都忘了那件事。他指指窗外的驿马,说这真是个笑话,同样的路程,富人花费的时间是穷人的两倍—租驿站马匹的人,每站都可以更换新马;骑自己马的人,得等着它恢复精力才能继续上路。

那又怎么样?欧根说。

啧啧,对于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这似乎是理所当然,高斯说,就好比年轻男人会随身带手杖,老年人反而不带。

大学生持节杖,欧根说,一向如此,这习惯还会延续下去。

或许吧,高斯笑了笑。

他们不再说话,只是默默转动着汤匙,直到边境宪兵进了餐厅,命令他们出示通行证。欧根递给他自己的通行证,那是一张官方证书,上面写着:“此人是学生,无须怀疑,获准随他父亲一道踏上普鲁士的土地。”宪兵怀疑地看着欧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通行证,终于对他点了点头。接下来是高斯—而他,身上什么凭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明吗,宪兵吃惊地问道,没有邀请函,没有官印,什么都没有?

高斯说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上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还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就没有任何问题。

欧根试着向宪兵解释他们是谁,要去哪儿,是应谁的邀请。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是受国王的恩泽而召开。作为荣誉嘉宾,他的父亲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了国王的邀请!

宪兵执意要看通行证。

欧根接着对宪兵说他可能有所不知,自己的父亲声名远扬,是所有的研究学会的会员,少年时就已被称作“数学王子”。

高斯点了点头:人们说拿破仑就是为了我,才放弃炮轰哥廷根的。

欧根听了脸刷地变白了。

噢,拿破仑啊,宪兵重复了一遍这名字。

没错儿。高斯答得很干脆。

宪兵提高声音再一次命令道:出示通行证!

高斯干脆把脑袋枕在胳膊上,懒得动了。欧根用胳膊肘捅他,也没有用。随便啦,高斯喃喃自语,反正他也想回家,这根本就无所谓。

宪兵摆弄着自己的军帽。

就在这时,邻桌那男人掺和进来了:这一切都将结束!德意志将获自由,良善的公民将自在地生活、旅行—身体健康、灵魂饱满,纸上公文之类的,他们再也不会需要。

宪兵满脸怀疑,径直走过去,请他出示证件。

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男人一边嚷着,一边翻腾口袋。突然他跳起来,撞翻椅子,飞奔了出去。宪兵盯着大开的餐厅门,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追赶而去。

高斯慢悠悠地抬起头。欧根提议:立即起程。高斯点了点头,默默喝完剩下的土豆汤。岗哨里空无一人,两个宪兵都去追捕那个蓄长须的男人了。欧根和马车夫一起挪开道上的横栏木,踏上了普鲁士的土地。

现在,高斯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轻松愉快地谈起了微分几何:人们几乎无从推测弯曲空间中的路径究竟指向何方,就连他自己对此了解得也很粗浅—欧根真该庆幸自己的凡庸!因为懂得这些有时反而让人感到焦虑和恐惧。接着他开始回忆年轻时的苦难。他有个冷酷无情、不负责任的父亲—在这一点上,欧根应该是要谢天谢地了吧。高斯说,他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能心算了。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算工资时出了错,他立刻哭起来。父亲刚把错误更改过来,他就变得安安静静了。

欧根一副入神倾听的样子,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故事纯属杜撰,是他哥哥约瑟夫编造、四处宣传的。父亲一定是听了太多次,以至于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高斯又说起了“巧合”:“巧合”是一切知识的敌人,而他一直想要战胜这个敌人。靠近去观察,可以窥知藏在每处表象之下的无穷因果。退远了看,又可获知整体全貌。所谓自由和巧合,不过是观察距离上的问题。听懂了吗?

多多少少吧,欧根疲惫地回答,一边瞅了瞅自己的怀表。它走得不怎么准,但是现在一定是在凌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

至于那些概率的规则,高斯揉着发痛的背脊,接着说道,却并不严格。它们不是自然法则,出现例外也是可能的。就拿赌博来说,像他这种天才可能会赢,十足的傻瓜也可能会赢。有时他甚至推断,即便那些物理定律,也是循了统计学的规则,因此也允许有例外:幽灵的存在、思想的传承。

这算不算是玩笑话?欧根问道。

高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罢便闭上眼睛,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柏林。数以千计的矮小民居,既无中心又无秩序,堆建在欧洲最泥泞之处、一片正在扩展的聚居地。一些恢宏雄伟的地标建筑正在兴建:一座大教堂、几处宫殿,还有一座用来展示洪堡那些伟大考察发现的博物馆。

几年之后,欧根说道,这里将变成一座像罗马、巴黎或者圣彼得堡那样的大都会。

全无可能,高斯反驳道,城市通通讨人厌!

马车在路面很差的石板路上颠簸,马匹被狂吠的路犬惊吓了两次,车轮也几乎要陷入小巷中的湿沙地里。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街四号,在市中心,新博物馆工地的后面—为了避免走错路,高斯用细羽毛笔绘制了一张非常精准的方位图。一定是有人老远就看见了他们并且通报了洪堡,他们刚刚驶进院子,屋门便打开了,四个男子径直向他们跑过来。

亚历山大·冯·洪堡是个头发斑白、身形矮小的老先生。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秘书—手里拿着已经打开的记事本,一个身着制服的仆人,还有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年轻人,他带着连有木箱的支架。四个人像是预先排演过一样,摆好姿势各就各位。站在最前面的是洪堡,他朝着就要开启的马车门,张开了双臂。

马车门全无动静。

马车里传来激烈的争论声。不要,有个声音在喊,不要!之后是一记沉闷的敲击声,又是第三声不要!之后便好一阵子都没有半点儿声响了。

车门终于开了,高斯小心翼翼地迈出来,脚踏在柏林的街道上。洪堡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高喊对于科学,对于他自己而言,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和荣幸的时刻!吓得高斯直往后退。

秘书忙着做记录,木箱后面的年轻人则轻声说道:准备!

洪堡僵住了。他不动嘴唇地低声向高斯介绍:那个年轻人是达盖尔先生,正在他的资助下研制一种设备,将生命中的各种瞬间拓印在一层光敏碘化银薄膜上—连流逝不停的时间,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劫持。无论如何,请别动!

高斯对洪堡说他想回家。

马上就好了,洪堡仍旧低声说,十五分钟左右吧—这算相当进步了。不久前还要比这长得多呢!第一次试验时,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背会撑不住。高斯想要逃走,但那个小老头儿却用令人吃惊的力道抓紧他,压低声音向侍立一旁的仆人下了命令,快去通报国王!仆人飞奔而去。然后,显然是因为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了个什么念头,洪堡又对秘书说:记下来,调查在瓦尔内明德养殖海豹的可能性,各项指标看起来都挺合适,明天向我汇报!秘书记了下来。

直到这时,欧根才一瘸一拐慢腾腾地下了马车走过来,并为他们的迟到表示歉意。

这里没有什么早晚的问题,洪堡小声说,只有要做的事情,而且迟早都会干完的。谢天谢地,银片应该还可以继续感光,别动!

正说着,一名警察走进院子,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晚点再说。洪堡紧抿双唇,轻言细语。

这算是一场非法集会了吧,警察说道,马上散开,否则就要公事公办了。

洪堡嘟哝着说他可是宫廷大臣。

什么?警察凑近了身问。

宫廷大臣,洪堡的秘书复述了一遍,宫廷成员。

达盖尔要求警察从他的取景框中走开。

警察皱起眉头,后退了两步说道:首先,如今人人都说自己是宫廷大臣;其次,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那位,他指了指欧根,明显是个大学生,这事可不好办。

他要是不立刻溜走,秘书说,就会遇上连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哪有这样同警察讲话的呢,警察犹疑地应道,他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

高斯抱怨了两声,挣脱了洪堡。

噢,不!洪堡叫道。

达盖尔气得直跺脚:这么难得的历史瞬间,算是永远失去了。

就跟其他所有的历史瞬间一样,高斯面容平静地应道,全都一样。

的确如此。那天晚上,洪堡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曝光用的铜版。彼时,隔壁房间的高斯鼾声大作,整座宅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洪堡没有辨认出什么来。盯着瞧了好半天,版子上才隐隐约约浮现出一团混乱难辨的鬼影:某种像是水下风景的模糊图样。其中有一个手掌、三只鞋子、一截肩膀、一件制服的袖口和某只耳朵的下部。或者,又不是?他叹了口气,把那块铜版扔出窗外,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钝响。不过几秒钟之后,他就忘了那玩意儿,就像忘了那些他没能完成的事情一样。

海洋

亚历山大·冯·洪堡,因二十五年前那场热带考察名扬欧陆。他到过新西班牙、新格拉纳达、新巴塞罗那、新安达卢西亚群岛和美利坚合众国,发现了横跨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之间的天然水道,攀登过世人所知的最高山峰,搜集了上千种植物、数百类动物—有些是活的,大部分是死的。他与鹦鹉对话,发掘死尸,测量沿途所见的溪流、山峰和湖泊,穿行于每一处地洞,品尝过的野果和攀爬过的树木多得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洪堡还有一个哥哥。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富庶的低阶贵族,很早就过世了。母亲则曾向歌德请教,应该怎样教育她的儿子。

后者说,人类志向的多样性应在一对兄弟身上显现,他们身上应分别体现对进行丰富实践和享受完美现实的向往,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一出事先排演好的舞台剧,赋心灵以希望,赋灵魂以沉思。

这句话无人能懂。母亲不懂,她家的总管昆特,那个耳大瘦削的男子也不懂。他的意思,昆特最后这样解释,和一场实验有关。兄弟俩中的一个,应该从事文化工作,另一个则该做个科学家。

那么,怎么分配呢?

昆特沉思半晌,最后耸耸肩,建议抛硬币。

十五位高薪请来的专家,为兄弟俩教授堪比大学水准的课程。弟弟学习化学、物理和数学,哥哥则学习语言与文学,希腊语、拉丁语和哲学是两个人的共同科目。每天十二小时,每周七天,没有假期。

弟弟亚历山大寡言少语、身体虚弱,时时需要激励,成绩又勉勉强强。只要

老师

放任不管,他就一头扎进森林里,捕捉小甲虫,并以自己思索出来的体系进行分类整理。九岁时,他仿制了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将它固定在他们那座位于首都附近的城堡的屋顶上。那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根避雷针,另一根安置在哥廷根的物理教授利希滕贝格家的屋顶上。只有在这两处,避雷针才能更好地直面天空。

而哥哥看起来简直像个天使。他的谈吐仿若诗人,年纪很小时,就给德意志的名流写早慧的信笺。不管是谁,只要与他会面相谈,都会喜不自胜。他十三岁便已熟练掌握两门语言,十四岁四门,十五岁七门。他从未受过罚—没有人能说出他曾经做错过什么。他可以跟英国特使谈论贸易政策,跟法国特使探讨暴乱的危险性。一天,他把弟弟关进一间偏僻房间的橱柜。翌日,当仆人在橱柜里找到已经昏迷的弟弟时,他却宣称是他把弟弟锁在了里面。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真相。还有一次,弟弟在饭菜里发现了白色的粉末,凭借丰富的化学知识辨认出那是毒鼠药,然后颤抖着双手推开了餐盘。坐在餐桌另一侧的哥哥,看着他,目光深不可测。

兄弟俩都不否认,这座城堡时有鬼魂滋扰。也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事情,就是—空荡的走廊上的脚步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孩童的哭泣声,求人购买所售鞋带、小号玩具磁铁或柠檬汁的幽灵般的男声。更加离奇怪诞的是与之相关的故事,而昆特给这两个年轻小伙子读的,尽是些关于游走的法僧、洞开的陵墓、从地底探出的手、冥界秘制的妖水仙酿,还有降神会(让惊惧得动弹不得的信众同死者对话交流的尝试)的书。这类书籍正风靡一时,并且,此前从未接触过这类文字的人们仍不能适应它所带来的恐惧感。阅读它们很有必要,昆特解释说,成长必须直面黑暗,不了解形而上学式的恐惧,就永远没办法做一个德意志男人。在读到狂人阿吉雷的故事时,他们被深深吸引了。阿吉雷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自己称帝。在一次梦魇般的征服之旅中,他带着人马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河流两岸的灌木茂密繁盛,让人无法登陆;禽鸟四处鸣叫,细听却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语言;而当人们仰望苍穹,天空中映现出一派城市影像,那些建筑的风格表明,它们绝非当时人类的设计。几乎没有探险家曾涉足那里,亦不存在一张值得信赖的地图。

弟弟说他想做这件事,他会去那里探险。

你当然想,哥哥答道。

他说他可是当真的!

明白。哥哥说着唤来一个仆人,让他记下当天的日期,还有当时的具体时间。总有一天他会为这精确的记录感到高兴的。

兄弟俩的物理课和哲学课由马库斯·赫尔茨来教授。他是伊曼纽尔·康德最喜欢的学生,绝世美人亨利特的丈夫。他把两种物质倒在一个玻璃瓶里:混合后的液体迟疑片刻,突然就变了颜色。他用一根细管引导氢气,将一簇火焰凑近管口,火焰霎时跳跃欢腾起来。零点五克,他说,火苗十二厘米高。即使会被吓到,量化这些现象却是个不坏的主意。

文人雅士们每周都会在亨利特沙龙上谈论上帝,谈谈情感,流几滴眼泪,彼此书信交流,称他们是“美德促进会”。没有人知道这称呼是谁发明的,他们的谈话内容对外通通保密,但彼此之间,却必须将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全盘托出。哪怕什么都没想,也得创造出点儿才行。兄弟俩是年纪最小的沙龙成员。参加沙龙很有必要,昆特说,一次都不允许错过—这是对心灵的培养。昆特十分鼓励他们给亨利特小姐写信。年轻时若怠慢了多愁善感的情怀,年长时就会有令人叹息的情感结局。当然,他们写的每一封信都必须先交由他过目。跟他期望的一样,哥哥的信写得更好些。

亨利特用她那扭扭捏捏的童真字迹礼貌地给他们回信。她自己也不过十九岁。弟弟送给她的一本书,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是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那是本禁书,一本讨厌的小册子,她甚至没有勇气翻开来看看。

这可真令人遗憾,弟弟告诉哥哥,这是本了不起的作品。作者很严肃,他说人是机器,是制作工艺极端精湛的自动结构整合体。

并且没有灵魂,哥哥回应道。他们走过城堡的后花园。浮雪落在光秃秃的树杈上,积了薄薄的一层。

不,弟弟反驳说,有灵魂,对于浩渺神秘以及美丽的事物,人类有预感和如诗般的直觉。但灵魂本身也是属于机器的,即便它最为复杂,也还是机器。他口中虽这样说却又在心里自问:这是不是符合现实呢?

所有人都是机器吗?

也许不是所有人,弟弟若有所思地说,但我们肯定是。

池塘初冻,暮色将积雪和凝冰浸成了蓝色。哥哥说他有话要告诉弟弟,说弟弟让人担心:沉默寡言、自我封闭、上课懒散、进度缓慢。要知道,我们正肩负着一场伟大的实验,无法放弃,别无选择。他停了一会儿,说:那塘上的冰面,结得可真厚实。

真的吗?

当然。

弟弟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踩在了冰面上。他还想是不是该先来上一段克罗普斯托克的《冰上颂歌》。他摆动着胳膊,摇摇晃晃地滑到池塘的中间,旋转起来。哥哥身体微微后倾,站在塘边看他表演。

眼前的画面瞬间定格: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刺骨的寒冷几乎要夺去他的知觉。他这才明白,自己正驻身水下。他开始挣扎,脑袋重重地撞在硬物上—那是结了冰的塘面。他的翻毛帽子慢慢地漂走了,头发四下浮散,他感觉两只脚踩在了塘底的硬地上。现在,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注视了一小会儿那似乎凝固了的风景:摇摆不定的苇根如隔了层面纱一般,影影绰绰;形单影只的游鱼,刚刚还在,此刻却消失了,仿佛幻影。他开始向上游,却又重重地撞在冰上。他知道自己只剩几秒可活。他还在寻找。就在快要透不上气来的时候,他看到头顶上有一块暗处:正是他跃落进水的那个洞口,他便猛冲上去,吸气、呼气,吐出呛进口中的池水。尖冰割破了他的手掌,他撑起身体,将双腿拖上冰面,终于喘着粗气,淌着眼泪,趴在了冰面上。然后他匍匐着爬到池塘边。哥哥仍像刚才一样站着,身体微微后倾,手插在口袋里,帽子遮住了脸颊。他伸出手,将弟弟扶了起来。

晚上弟弟就发烧了。他听得到一些声音,不知是来自梦境,还是围在他床边的人群。他的身体始终寒冷如冰。一个男人在房间里踏着大步来来回回,大概是医生。你决定吧,那人说,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一旦决定,就必须坚持,难道不是吗?可是当他想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的话了。他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大海,笼罩在雷电交加的天空之下。重新睁开眼时,已是第三天的正午,冬天的日轮惨淡苍白地浮在窗外,他的高烧退了。

从那以后,他的成绩变好了。精神专注又集中,还养成了握起双拳思考的习惯,就好像他必须战胜某个敌人似的。亨利特给他写信,说他变了,现在的他有点令她不安。他向家人提出请求在晚上闹鬼最严重的空房间里过夜。隔天早上出来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的额头上,出现了第一道皱纹。

昆特决定,哥哥学习法律,弟弟去学金融。当然,他会陪他们前往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念大学,同他们一起上课,监督他们的进度。这不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却又想读到博士的话,哥哥在给亨利特的信中这样写,来这里,他会得偿所愿。还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狗长期霸占着教研室—它总是在挠痒,发出各种噪音。

在植物学家韦尔登诺那里,弟弟头一次见到被做成标本的热带植物。这些植物有须状的枝干,芽尖好像眼球一般,叶子摸起来像人类的皮肤。在梦里,他对这类植物相当熟悉:他把它们剖成片,小心翼翼地绘制图鉴,检查它们的酸碱反应,再漂漂亮亮地把它们制成标本。

他现在知道,他对昆特说,他知道应该去研究些什么了。研究生命。

他不允许,昆特说,和生命的存活相比,人还有许多其他任务。生命本身一无是处,不值一提。

他不这么想,他说,他要去研究生命,去搞懂那些覆盖在这个星球上、稀奇古怪又根深蒂固的玩意儿。他要去揭穿生命的本质!

就这样,他被允许留下来,师从韦尔登诺。

接下来那个学期,哥哥转学去了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结交到朋友,第一次喝酒,第一次抚摸女人的身体。而他的弟弟,正在写第一篇科学论文。

不赖,昆特说,但还不够好,不能署上“洪堡”的大名印刷出版。距离发表仍有段距离。

假期里,他去拜访了哥哥。在一次欢迎法国领事上任的聚会上,他认识了数学家凯斯特纳和他的朋友齐默尔曼教授,以及德国最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利希滕贝格教授。他跟利希滕贝格教授友善地握手,并且仔细端详了他一番:有些驼背,但那张俊美的脸庞简直无可挑剔。那是血肉与智慧的完美融合,只看一眼,就让人极为舒服。洪堡问他是不是真如人所言,正在创作一部小说。

是,也不是,利希滕贝格答道。他回话时的眼神,像是发现了某些连洪堡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东西。作品的名字叫“格言集”,什么都没讲,进度也完全成疑。

写小说,洪堡说,在他看来是将稍纵即逝的当下保存至未来的王道。

啊哈,正是这样!利希滕贝格回应道。

洪堡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继续说,所以如果当下的作者为了附和某种潮流,而以逝去的岁月为创作背景,则是一种幼稚的莽行。

利希滕贝格眯着眼,仔细端详了他一番。不是,他回答道,其实,也算是吧。

那天夜里在回家的路上,兄弟俩看见,刚刚升起的满月旁边,另有一个银盘—仅仅比月亮大一点点。是个热气球,哥哥解释说,孟格菲兄弟手下的那个皮拉特尔·德·罗齐尔,正在不伦瑞克近郊忙活这件事。整座城市都议论纷纷,说不久以后,所有人都会飞上天。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乐意,弟弟洪堡说,这帮人顾虑太多了。

离开哥廷根之前,洪堡见到了赫赫有名的格奥尔格·福斯特,一个身形瘦弱、不住咳嗽的男人,他的脸色看起来很差。但正是这位先生,曾经和库克一道环游世界,比任何一个德国人都见多识广;现在的他,已是一个传奇—他的作品闻名全球,而他自己在美因茨的图书馆工作。他告诉他们有关巨龙、活死人和彬彬有礼的食人族的故事;他向他们描绘看到几乎清澈见底的海洋的那段旅程—仿佛自己正悬浮在深不可测的洞窟地缝之上;他说起风暴—那么剧烈,甚至让人不敢祷告。愁绪和哀伤围裹着他,纤细如薄暮。他见过的太多,他这样说,用《奥德赛》和塞壬女妖的神话故事来譬喻他的所见也不夸张。但他经常无法适应周遭的陌生环境,即使自己靠近桅杆,也无法摆脱这种陌生感。他几乎无法入睡,往事太过刺激和强烈。不久前,他得到消息:他曾经的船长,那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老库克,在夏威夷被蛮人烹食了。他一边抚摸着额头,一边盯着自己的皮鞋扣带。被烹食掉了,他重复了一遍。

洪堡说他也想去旅行。

福斯特颔首,是有人想旅行,不过之后都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都回不来了。

福斯特推荐他去弗莱贝格的矿业学院进修。亚伯拉罕·维尔纳在那里教授矿物学,他认为:地球内部冰冷且密实;地上山脉是远古时代逐步缩小的海洋中的化学沉积;火山喷发时的火焰,绝不是来自地底深处—实际上,这种喷发和煤炭仓库的燃烧类似;而地心,则是由坚硬的石头组成。这一理论被称为“水成论”,

受到来自教会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拥护。维尔纳则在弗莱贝格市教堂的礼拜堂里,请人为他那些“仍在拒绝真理”的敌人做安魂弥撒。他还打断了一个对他的理论存疑的学生的鼻梁。甚至有人传言,在很多年以前,他就咬掉了另一个学生的耳朵。他是顽存至今的炼金术士当中的一员:共济会属下秘党的一分子,熟识召唤恶魔的法阵。他能使破镜重圆,使灰烬复燃,他曾和魔鬼交谈,也曾展示过点石成金的伟力。可他本人看上去却并不怎么聪明。他略微后仰着身子,眯着眼睛问洪堡是不是水成论的拥护者,是否坚信地球内部是冰冷的。

洪堡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你还必须结婚。

洪堡的脸红了。

维尔纳鼓起腮帮子,表情略带暧昧地问他是否已有心上人。

心上人只会碍手碍脚,洪堡回答,人们结婚,不过是因为生命里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追求了。

维尔纳直勾勾地瞪着他。

一般人就是这么想的,洪堡赶紧改口道,当然,这种想法肯定是错的!

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维尔纳说,肯定不会成为坚定的水成论信徒。

洪堡花了三个月时间,修完了学院的全部课程。上午做六个小时的地下考察,下午听课,然后预习第二天的课程直到深夜。朋友?他一个都没有。哥哥邀请他出席婚礼时(他找到了一个万分般配的小姐—般配到世上唯一的程度),他礼貌地回绝了,说自己没有时间,无法前去。他爬下低矮的竖井,渐渐对自己的幽闭恐惧症习以为常—就像习惯并能够容忍疼痛一般。他测量温差:下得越深,温度就越高,这和亚伯拉罕·维尔纳教授的理论完全相悖。他同时留意到,即使在最深最黑暗的岩洞中,也有植物生存,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生命的足迹。那里遍布苔藓和菌类,还有某种蜷曲的植被。他觉得这些都十分有趣,便对它们进行解剖分类,并且撰写论文。几年之后,当他在墓穴里看到类似的植物时,已是毫不吃惊了。

洪堡顺利毕业,获颁一套制服。不管他去哪里,都要穿戴妥当。他的官方职位是矿业和冶金部门的估价员。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在给哥哥的信里写道,因为我为这份差事兴高采烈。

几个月之后,他已经是全普鲁士最值得信赖的矿业督察了。他坐着马车前往冶炼厂、泥窑作坊,还有皇室制陶工房的高炉;无论在哪个地方,他记笔记的速度都会吓得工人瑟瑟发抖。他总是在路上,几乎不眠不休,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我被附体了,他在信里又写道,这让我害怕,我走向疯狂。

他偶然接触到伽伐尼那本有关电流与青蛙的著作。伽伐尼使用两种不同的金属,将两条叉开来的蛙腿连在一起,两条蛙腿便像青蛙活着时那样颤动起来。这究竟是蛙腿内部还存有生命,还是外界的运动使得蛙腿震颤青蛙的身体,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金属运动显现的媒介?洪堡下决心要弄个明白。

他脱掉衬衣,趴在床上,命令仆人将两块放血用的胶布贴在他的背上。仆人照做了,于是,洪堡的背突起了两块。现在,用刀割开突起的地方!仆人迟疑不前,洪堡不得不大声重喊一遍。仆人拿起解剖刀:刀片锋利无比,切割时人体几乎感觉不到疼痛,鲜血滴在了地上。洪堡下令,把锌片插到一侧的伤口里。

仆人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洪堡求他别装糊涂。当一块银片插进另一侧的伤口时,他的背部肌肉感受到如被开水烫伤时的剧痛,一直蔓延到头部。他用颤抖的手记录:斜方肌、后枕骨、胸椎骨突刺位置。毫无疑问,这是电流在起作用。再用一次银片!他操作了四次,每次间隔相等,然后,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褪色。

醒来时,他看到仆人瘫坐在地板上,面色发白、满手是血。

再来,洪堡说。在些许恐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体内的某样东西,正在享受这种快感。现在轮到青蛙了!

不,仆人说。

洪堡问他是不是想重新找工作了。

仆人把四只小心清洗过的死青蛙放在洪堡鲜血淋漓的背脊上。这样就行了吧,他说,他们总还是信上帝的。

洪堡完全无视他的话,再次下令:用银片!电击如期而至。每一次电击时,他都能从镜子里看到那些青蛙的尸体在跳动,就像还活着一样。他口中咬了一块坐垫,衬布都被泪水浸湿了。仆人神经兮兮地傻笑着,洪堡想要提笔记录,但双手乏力,于是他用尽全力站起身来。伤口处流出两道带有腐蚀性的液体,让他的皮肤开始发炎。洪堡试着用玻璃试管接一点液体进行分析,但他的肩膀已经肿大得让他没有办法转身。于是,他望向了仆人。

仆人摇摇头。

好吧,洪堡说,那你赶紧去找医生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抹了把脸,停了片刻,终于又能握起笔写下最关键的记录了。电荷正在移动,他感觉到了:电流既不来自他的身体,也不来自青蛙,而是来自不同金属中化学物质的互斥。

跟医生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不容易。仆人一周后就辞职了。那两道伤疤留了下来。而那篇关于活体肌肉纤维导电性的论文,为洪堡奠定了学术界的声誉。

他是不是疯了?哥哥从耶拿写信来问,说他真该好好想想,人类对自己的身体也负有道义责任,它并不比其他东西劣等;还郑重邀请他去他那里,席勒想认识他。

你误解我了,洪堡回信道,我发现人类的身体,早已为受苦做好了准备,但是对疼痛的恐惧让许多知识溜走了。谁决心拥抱疼痛,谁就可以掌握他原先所不能……他将羽毛笔放到一边,揉了揉肩膀,把写了一半的信纸揉成了团。你我的兄弟之情,他又从头写起,为什么让我觉得真正难解的谜团是这种感情呢?我们彼此独立又不可分割,你是我不该是的样子,而我,也是你不能成为的样子。即使我们确实是存在于这世间的两个彼此独立的个体—但是,无论你我是否愿意,我们也永远都比其他任何人紧密。容我猜度—我们的伟大终将消逝,我们所成就的事业终会渺若尘沙,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到了那时候,你我那原本彼此竞争相互较量的兄弟名号,是否又会重新融为一体,再通通消散?他停笔踌躇,然后将信纸撕得粉碎。

为了调查弗莱贝格矿坑中的植物,他改良了矿灯:以燃气为燃料,即使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也能够照明。而这玩意儿,险些要了他的命。那次,他深入一个尚未探查过的小溶洞,放下矿灯不过几分钟就失去了意识。他看见了热带的攀缘植物,那些植物又化作了女人的身体,于是他大喊着醒了过来。一个名叫安德烈·德里奥的西班牙人—他在弗莱贝格矿业学院里求学的伙伴—发现并救了他。因为备感羞愧,他几乎没有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道谢的话。

他努力研究了一个月,终于改良出一种新型的呼吸装置:从一只气袋上牵出两根管子连接到呼吸面罩上。他把这套装置绑在身上,又爬进矿坑,面无表情地忍受着逐渐袭来的幻觉。直到双膝变得软绵绵,昏眩感把矿灯里的烛火放大成火炬时,他才打开呼吸装置的阀门,愤怒地看着那些女人的胴体变回植物,而植物又化为虚无。他在这阴冷的黑暗里又待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阳光下时,昆特的信正等着他。这是封召唤信,要他迅速回到母亲临终的卧床前。

一得知这个消息,他便骑上了所能找到的最快的马匹。雨水打在他的脸上,大衣在风中飘摇,他从马鞍上跌落两次,摔倒在泥泞肮脏的驿道上。他胡子拉碴、遍身污垢地闯进母亲的房间。他显然知道面对这种场景,什么样子才最为得体。看着似乎已经喘不上气的他,昆特赞许地点点头。他们一起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看疼痛怎样将她的面孔变得陌生。她已经油尽灯枯,双颊深陷、下巴凸出、鼻子突兀地歪向一旁,放血疗法几乎都要把她给榨干了。洪堡握住她的手,从下午一直到傍晚时分,洪堡始终握着她的手,其间一位仆人送来哥哥的信,说他此刻在魏玛,有急事不能前来,实在抱歉。夜晚降临,母亲蜷成一团,凄厉地哀号。安眠药没有用,继续放血也不能令她安宁。洪堡不能理解她此刻的行为怎么会如此不成体统。到了半夜,她已经在放肆地大叫。那声音仿佛是从她蜷曲的身体里直接钻出来的似的—好像她正在体验性高潮的欢愉。他闭上眼睛等着。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她才安静下来。天蒙蒙亮时,她开始胡言乱语。上午的太阳爬起来,她睁开了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说他应该好好坐直,这么懒洋洋的不成体统。说完脑袋一歪,双眼瞬间变成了玻璃。他见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死人。

昆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对他而言,究竟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不,好像有人正在暗示洪堡一样,他说他知道,也绝不会忘记。

昆特叹息了一声,心情复杂。他明白,自己仍可以拿那份薪酬,继续做他的管家。

那天下午,仆人们看见洪堡在宅邸外面四处走动:他爬上小山丘,走近池塘,他大张着嘴巴抬首望天,像个彻彻底底的傻瓜。仆人们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他们交头接耳,说他肯定受到了惊吓,发了失心疯。实际上,他从没有那样幸福快乐过。

一个星期后,他递交了辞呈。矿业部长不能理解:年纪轻轻就坐了如此高的职位,前途不可限量!为什么要辞职呢?

因为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洪堡回答。个子不高的他,背挺得笔直,双眼放光,肩膀微耷下来,就这样站在上司的办公桌前说,因为他现在终于解脱了。

他先去了趟魏玛。在那儿,哥哥将维兰德、赫尔德和歌德介绍给他。歌德视他为同一阵线的盟友,隆重欢迎—伟大的维尔纳教授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都被他视为朋友。

他要去新世界旅行,洪堡说,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没有人能阻拦他,他也不指望能活着回来。

歌德把他拖到一边,带他穿过用不同颜色粉刷的房间,走到一扇高窗前。确实,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他说,可万事之首还是去研究火山,以支援水成论。地底下根本就没有火焰。大自然的核心,不会是滚烫沸腾的熔岩。只有堕落了的灵魂,才会陷入这种可恶的想法中。

洪堡许诺,自己会去探查火山。

歌德双手背在身后对他说,他永远都不该忘记,自己来自何处。

洪堡说他不懂。

仔细想想,是谁派你去的。歌德用手指了一下那些彩色的房间,那些罗马雕像的石膏复制品,还有在沙龙里低声交谈着的男人们。洪堡的哥哥在论述无韵诗的优点,维兰德正认真点头,沙发上坐着的席勒在偷偷打哈欠。他是从他们中出去的,歌德对洪堡说,从这里走的,即使是在大海上,他也依然是他们的使者。

洪堡继续他的旅程,前往萨尔茨堡,在那里他投掷重金,开办了一家测量仪表工厂,这是前所未见的,他为自己定制了两台气压计,用来测量气压;一台传高仪,用来检测水的沸点;一个测量陆地的经纬仪;一个配备有模拟地平线的反光六分仪;一个可折叠的口袋六分仪;一台磁倾仪,用来测量地磁强度;一个毛发湿度计;一根测量空气中氧气比重的量气管;一只用来储存电荷的莱顿瓶和一台测量天空蓝度的天蓝仪。此外,还有两部价值连城的钟,是最近才在巴黎完工的新品—这两部钟不再需要指针,而是通过内部那些规律运动的发条来读秒。如果保养得当,它们所显示的巴黎时间不会出现丝毫误差。正是这两部钟,让他们在测量地平线上方太阳的高度之后,可以对照表格查实当地的经度。

洪堡在萨尔茨堡操作实践了一年。他测量了那里的每一座山丘,记录下每一天的气压,绘制磁场线,检视空气、水体、大地和天空的颜色。他练习拆卸、组装每台仪器,直到在单腿站立、大雨滂沱时,或者在满是苍蝇的牛群正中,都能够闭着眼睛拆装组合。当地人视他为疯子。他知道,就连这件事他也得习惯。有一次,他把胳膊反绑在背后整整一周,来建立自己与疼痛和不适之间的信任。制服碍手碍脚,他找人量身定制了一套衣服,晚上睡觉时也不脱。全部要领就是,永远都要勇于尝试,永远不要放弃。他对房东肖贝尔夫人这样说,同时请她再给自己一杯泛着绿光的乳清—他对那玩意儿深恶痛绝。

那之后,他才动身前往巴黎。他的哥哥目前没有工作,专心用一套他自己发明的严格的教育方法,来培养他那些懵懂的孩子们。他的嫂嫂受不了他。他行事怪异,她说,看起来像犯了某种疯病,好像是被严重扭曲后的漫画形象。

他的哥哥说他不能说她说得完全不对,他是要为弟弟的蠢行负全责,而且这样不容易,他不仅是哥哥,还是弟弟的保护人。

洪堡进入巴黎的大学教授有关人类神经导电性的课程。当人们冒着雾般的小雨,在城郊被踩踏得不成样子的草坪上,测量连接巴黎和北极的最后一段经线长度时,他也在场。完成测量之后,人们纷纷摘下帽子,击掌相庆。这段长度的千万分之一,将被铸成金属,成为未来一切长度测量的单位。他们打算称这个单位为“米”。测量,总是让洪堡兴高采烈。而这次,他简直欣喜若狂,亢奋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四处打探有关冒险的消息。那个有名的布里斯托尔爵士想去埃及,可惜很快就被当成间谍,关进了监狱。洪堡收到消息,法国督政府打算让伟大的布干维尔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太平洋,可布干维尔跟块岩石一样老,双耳失聪,正坐在安乐椅里喃喃自语,挥举着手,不知正在指挥谁。洪堡向他行礼致意,他回以主教祝福礼,然后摆手让他离开。督政府任命指挥官博丹接替布干维尔的职位。博丹十分友好地欢迎洪堡加入,承诺有关冒险的一切事宜。不久,博丹连同政府交给他的全部探险资金一道消失了。

一天晚上,有个年轻人坐在洪堡门前的台阶上,手拿银质酒壶喝着烈酒。洪堡出门时没看见他,不小心踩了他的手,他立即大声叫骂起来,样子可怖。洪堡向他道歉后,两人便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叫埃梅·邦普兰,原本要和博丹一道去探险。他二十五岁,身材高大,衣着打扮多少有些落魄。脸上有出过天花后的疤痕,缺失的门牙在嘴中留下一个空洞。两个人沉默对视,很多年之后,他们仍说不清楚,是否当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隐隐约约的暗示或者征兆,令他们认定,对方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重要些,又或者这只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有的感觉。

邦普兰说他来自拉罗谢尔,那里的天空低矮乏味,就好比身处囚房,令人难以忍受。他每天都想离开。后来,他成为一名军医,但学历却不被承认。于是他重读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学位—他热爱热带植物。现在,他对未来毫无头绪。若要他重回拉罗谢尔,他宁愿去死!

洪堡问,他可不可以紧紧拥抱他?

不!邦普兰惊恐地回答。

洪堡解释说,他们有相似的背景、相同的计划,如果通力合作,谁能阻止得了他们?他向邦普兰伸出手。

邦普兰说他不明白。

他们可以同行,洪堡进一步解释道,他需要一名旅伴,也不缺钱。

邦普兰认真打量了他一番,旋紧了酒壶。

他们俩都年轻,洪堡说,都有坚定的意志,一起合作一定能成大事。他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

邦普兰可没有,但洪堡的热情打动了他。对别人伸出的手视若无睹是不礼貌的。他也伸出手去,却不得不忍住剧痛以免叫出声来:洪堡手上的力道真大,与他瘦弱矮小的相貌,完全不相称。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洪堡应道,起程,去西班牙!

不久之后,兄弟俩像两个君主一样告别。行告别吻时,嫂嫂的发梢轻拂过洪堡的脸颊,洪堡有些难为情。他问,他们还会相见吗?

肯定会的,哥哥说,在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以凡胎肉身,或者以通透的灵魂相见。

洪堡和邦普兰跨上马背就出发了。邦普兰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位伙伴,直到哥嫂的身影从视野里彻底消失,都没有回转身去看他们一眼。

洪堡测量了去往西班牙途中的每一座山丘。他爬上每一处峰顶,敲下每一块岩壁上的石头做样本,戴着特制的氧气面罩拜访每一个洞窟—一直探到最深处为止。当他使用六分仪的目镜确定太阳的位置时,当地居民误认为他们是崇拜天体的异教徒,纷纷用石头砸他们,他们只得跳上马背、落荒逃走。头两次,他们顺利逃脱、安然无恙,第三次邦普兰受了重伤,皮开肉绽。

邦普兰无法理解。有这个必要吗?他问洪堡,他们只是途经这里而已,目的地是马德里呐!一路骑马疾行,可比现在这样快多了。

洪堡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抱歉,那样不行。看到一座山丘,却不知道它的高度,这简直是对理性的侮辱,会让他寝食难安。如果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他,根本无法向前挪动一步。不管是多小的谜团,他都不可能置之不理。

自那以后,他们选择了昼伏夜行,以便不受干扰地进行测量。必须把地图上的坐标测定得比现有的数据更为精确,洪堡对邦普兰说,西班牙地图太不准确了,人们当然想清楚地知道,他们正骑向哪里。

骑向哪里,这其实一清二楚,邦普兰冲他喊道,路就在那儿,直直通向马德里。哪儿还需要什么其他信息!

和路无关,洪堡应道,这是个原则问题。

首都马德里附近的日光,呈现出银子般的色泽。继续向前,树木渐渐消失了。西班牙的中心地带,并不是盆地,洪堡解释道,地理学家们一错再错:它实际更接近高原地形,曾是上古汪洋中的岛屿。

显而易见,邦普兰拿起酒壶灌了一口,就是岛屿。

在马德里,掌实权的是大臣曼努埃尔·德乌尔基霍。每个人都知道,他和王后同床共寝。国王毫无权力,他的孩子们蔑视他,全国上下都以他为笑柄。一切事情都由乌尔基霍决定,西班牙殖民地从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没有一次例外。为求门路,洪堡拜访了普鲁士、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大使们。夜间,他还努力学习西班牙语。

邦普兰问他是否从不睡觉。

能免则免,洪堡答道。

一个月后,他成功得到一次机会:在阿兰胡埃斯市的宫殿里受乌尔基霍大臣的接见。大臣臃肿肥胖、紧张又不安。由于语言上的误会,或许也由于他曾听说过帕拉塞尔斯,他误认为洪堡是一名来自日耳曼的医生,并向他咨询春药的配方。

什么?

大臣将他带到石造大厅的一个阴暗角落,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压低声音说,一切和享乐无关。他控制王国的力量,来自控制王后的力量。王后已不是清纯羞涩的少女了,而他也不再是个精壮小伙子了。

洪堡望向窗外,眼神飘忽。午时白亮的日光洒在结构并不对称的宅邸园林里。一座摩尔式的喷泉,支撑起一道发光的水柱。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乌尔基霍说,宗教法庭仍旧势力强盛,废除奴隶制度也任重道远,到处都是搬弄是非的小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挺立多久,是最真实的那种“挺立”,然后他问他表达得够清楚了吗。

洪堡攥着拳头,缓步走到乌尔基霍的办公桌前。待羽毛笔饱蘸了墨水,他提笔写下秘方:亚马孙盆地的金鸡纳树皮,罂粟萃取液,西伯利亚热带草原苔藓,加入《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传奇狂花一并熬制煎煮。取第三煎的药汤,缓饮慢用,隔天一服。集齐所有用料,可能历经数年。一番迟疑之后,他把处方交给了乌尔基霍。

外国人此前从未得到过这类许可。而男爵洪堡和他的助手被给予一切形式的支持。食宿随意,招待妥帖,可以自由出入感兴趣的地方,尽情取用王座支配下的船只。

现在,洪堡说,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穿越英国人的辖地。

邦普兰问他为什么想要请个助手。

不知道啊,洪堡随口答道,可能就是个错误。

及时改正好吗?

不好,洪堡说,手上的两张公文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没什么好多想的,有了它们就能够顺利出发了。

他们乘坐首批出海的巡航舰,从拉科鲁尼亚出发,前往热带。强劲的海风自西吹来,海浪汹涌,波涛澎湃。洪堡坐在甲板上的一把折叠椅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运气真好,他在日记里这样写,还好自己从来都不晕船。可刚刚放下笔,他就吐了个七荤八素。这是个意志问题!洪堡躬身趴在护栏上,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偶尔停笔片刻。他写出发时的感受,写海上入夜的奇景,以及在夜色中逐渐消失的海岸灯光,写了整整三页纸。第二天早上,他站在船长身边观察他如何导航。然后,他拿出六分仪。中午时分他开始连连摇头。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他放下仪器,质问船长为何他的导航如此不精确。

都这样干了三十年了,船长说。

向您致以万分的敬意,洪堡应道,真令人惊讶。

航海不是数学研究,船长说,是为了在海上航行,只要沿着大致正确的纬度线前行,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如果准确性对一个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那这人怎么可能活得下去?洪堡如此反问。与晕船的斗争让他变得有些急躁了。

这样活得更好,船长说,这是艘自由船,公文什么的没有用。如果有人觉得不舒服可以随时上岸。

快到特内里费岛时,他们看到了一只海怪。海怪贴着海平面前行,身体几乎是透明的,像条盘绕两圈的巨蛇浮出水面。在望远镜里,它宝石般的眼睛清晰可辨,正望向他们,嘴边还悬着胡须般的触须。海怪不过浮出水面几秒钟,每个人就都觉得那只是一场幻觉。大概是水蒸气吧,洪堡说,又或者是船上的伙食不好造成的。他决定,还是不要记下来为妙。

为了补给物资,船只驶入特内里费岛,停锚两天。才刚进港,他们便被一群妓女团团围住,她们浅笑低眉,上下其手。邦普兰想跟着其中一个女人走,却被洪堡吼住,要他正常点儿。有个女人悄悄走到洪堡身后,滑溜溜的胳膊,如蛇一般缠住了他的脖子,一头长发披散在他肩头。洪堡想要挣脱,却被她的一侧耳环卡住了燕尾服的衬边。妓女们全笑了,洪堡立在那里,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样子尴尬极了。最后,她笑着跳了回去。邦普兰原本也在一旁偷笑,看到洪堡瞪他,马上恢复了严肃。

那儿应该是座火山,洪堡的声音发颤,时间很紧了,没理由拖延!

他们雇了两个向导向山上爬去。栗树林后面是蕨类植被,接着是平坦的沙地,那里长满了染料木属的植物。洪堡使用帕斯卡的方法—通过测量大气压力得知了当时的海拔。夜里他们栖身一处尚有冰雪覆盖的山洞,冻得快僵住了,只得躺在洞口的遮蔽物旁。小小的月亮被冻结在天空的高处。时不时地,有蝙蝠掠过头顶。山峰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们下方的云海里。

整个特内里费岛,洪堡像是在给向导们做解说,就是一座孤零零地从大海中升起来的高山,你们难道都不感兴趣吗?

实话说吧,一名向导说,不太感兴趣。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这两个向导居然不认识路。洪堡问他们是不是从没爬到过这么高的位置。

没有,其中一名向导说,来这里做什么?

山顶乱石嶙峋,几乎无处下脚;每踩空一脚,就会有剥落的碎石坠落山崖。一个向导不小心失去了平衡,将贮水瓶摔了个粉碎。登顶时,一行人口干舌燥,手上的伤口渗着血滴。这是座已沉寂了好几百年的火山,洞口由凝结的熔岩覆盖。自山顶远眺,视线远及帕尔马群岛、戈梅拉岛,还能看到兰萨罗特岛上云雾环绕的山峰。在洪堡用气压计和六分仪测量所处山峰的高度时,两个向导怨恨地蹲在山岩上,邦普兰则一动不动,凝望着远方。

日近黄昏,渴得半死的他们到达劳罗塔瓦镇。在镇上的花园里,神志恍惚的洪堡第一次看到了来自新世界的植物,还见到一只歇在棕榈树上晒太阳的毛蜘蛛,他在惊吓之余满怀幸福。接着,他第一次见到了龙血树。

他转身想找邦普兰,可他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棵树高耸入云,树龄得有好几千年。这棵树,早在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甚至岛屿原住民居住之前,就已经长在这里了。这棵树,在基督、佛陀、柏拉图和帖木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洪堡听了听他怀表的声音。这块表嘀嗒作响,承载着时间,这棵树则在抵抗时间。它身处悬崖之上,盘根错节。洪堡摸了摸它沧桑的树干。树梢高处,张开的树枝彼此交叠,数百只禽鸟的鸣唱于此间回响。他温柔地抚摸那棵树的树皮。死亡不可回避,所有人类、所有动物都在劫难逃,只有它还没有死。洪堡将脸颊贴在那段木头上,又突然退回来,受了惊吓般地四处张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瞧见了他的这副模样。没有人,他快速抹去泪水,寻找起邦普兰来。

那个法国人吗?港口的渔夫指了指一间木屋。

洪堡推开门,看到邦普兰光着脊背,压在一个赤身裸体的棕色皮肤的女人身上。他关上门,快步回船。听到邦普兰在身后飞奔的脚步声时,也没有停步;当衬衫搭在肩膀上、裤子挂在胳膊上的邦普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原谅时,他也没有放缓速度。

这样的事再发生一次,洪堡说,合作就自动结束。

行行好吧,邦普兰一边跑,一边把衬衫套在身上,气喘吁吁地说,有时会忍不住啊,这很难理解吗?洪堡,你不也是个男人吗!

洪堡要他想想自己的未婚妻。

他没有呀,邦普兰一边说一边提上裤子,他可是个单身汉!

人不是动物,洪堡说。

有时也是,邦普兰应道。

洪堡问他是不是从没读过康德。

法国人不读其他国家的人写的东西。

他不想谈论这个了,洪堡说,再这样一次,他们就分道扬镳!能接受吗?

上帝啊!邦普兰如此反应。

能接受吗?

邦普兰咕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把裤带系好。

几天以后,船驶过了北回归线。洪堡放下手中的一条鱼—他刚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卸掉了这条鱼的鱼鳔。抬头看着南十字星的亮点。新半球的星象,地图册里只记录了一部分,而这里是大地和天空的另外一半。

他们意外闯入软体动物群:红水母群的逆流如此强劲,竟使得船身缓缓向后移动。邦普兰钓起了两只水母。感觉很怪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但肯定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热病爆发了。甲板下面的味道难闻透顶,夜间病人的哀号此起彼伏,就连船舱外的空气里,都流动着呕吐物的味道。船医没有奎宁:那不过是新玩意儿,放血疗法可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有效得多!于是,来自巴塞罗那的一个年轻船员,在第三次治疗时因失血过多而死。另一名船员出现了幻觉,想要展翅飞翔,上下挥动了两次手臂之后,就失足摔下了大船,如果不是人们迅速放下一条救生艇将他捞起,就被淹死了。邦普兰卧在舱房里,喝着烫乎乎的朗姆酒养病,而此时,洪堡正在显微镜下肢解那两只软体动物,每十五分钟确认一次气压、天空蓝度还有水温,每三十分钟放一次铅锤,把所有结果都写到一本厚厚的航海日志里。他向呼吸不畅的邦普兰解释道,不允许有任何的软弱,努力工作会很有帮助。记录数据可以驱逐混乱,其中也包括热病引发的混乱。

邦普兰问他,难道他就没有哪怕一点点航海病的症状?

他不知道,他说,他决定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就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了。当然,有时,他还必须去呕吐。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令他在意。

到了晚上,他们不得不把第二个死者抛下海。

这会令他人不安,洪堡对船长说,热病不应该成为他冒险之旅的威胁。他已经决定,不再随船前往阿尔普尔科,他将在四日后下船。

船长问他是否是个游泳好手。

没那必要,洪堡说,三天后的早上六点,就可以看到岛群了。再过一天便能靠岸。他已经测算出来了。

船长又问他是不是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解剖了。

洪堡皱着眉头反问船长是在拿他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不过,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鸿沟,不能不提醒你注意。测算本身当然值得尊重,但这可不是什么家庭作业,这是真实的大海。没有人能够预言洋流和风向,更不可能如此准确地预见陆地的出现!

第三天一早,晨雾之中慢慢浮现出海岸的轮廓。

特立尼达,洪堡平静地说。

怎么可能。船长指了指航海图。

航海图不准,洪堡说,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距离,很显然,是被估算错了。根本就没有人科学地测过洋流。如果我估算得没错,明天早上,我将换乘小船,前往特拉菲尔玛。

在一条大河的入海口,他们下了船。河流狂暴地奔涌,大海反而浪花徐徐。在三个仆人往岸上搬他们装有设备的箱子时,洪堡穿着一套普鲁士官员制服向船长行礼道别;那身衣服穿在他身上无可挑剔。当他还坐在那艘负责把一行人渡往陆地的小船上时—那片土地,就在他们眼前晃来荡去—他就已经开始给哥哥写关于热带空气、和煦暖风、椰子树丛和火烈鸟群的事了: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但等着瞧,你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有他这个人。如果这世界对他漠不关心,那肯定就是他自己错得实在太离谱了。老师

如果有人问高斯有关早期记忆的问题,得到的回答会是:这样的东西不存在。记忆,它跟铜版印刷的图画,或者邮局快递不同,是不标明日期的。人们在自己记忆当中发现的,有时通过思考才能给它们排出正确的顺序。

他觉得,自己那天下午纠正父亲数错工资的那段记忆,死板又乏味。或许是他已经听别人讲过太多次了;对他而言,仿佛是被修订过了一般,已不真实了。其他的回忆,都跟他的母亲紧密相关。他摔倒的时候,是她在安慰他;他哭泣的时候,是她给他抹去泪水;他睡不着觉,是她在他的面前为他唱歌;邻家的男孩想要揍他的时候,是她撵着那孩子跑,逮住他,夹在膝盖之间,用力甩他耳光,直到打得他浑身是血,傻愣愣的,才放他一步三晃地溜走。他爱她,爱到无法言说。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他宁愿去死。这可不是随便说说。他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无法独自存活—三岁的时候是那样,三十年后,也没什么区别。

他的父亲是个园丁,一双手什么时候都是脏的,钱挣得也少,一开口便是抱怨或者下达命令。晚餐桌上他总在疲惫万分地喝着土豆汤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坐的时候永远都要挺直了腰杆。有次高斯反问,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成为德国人吗?父亲考虑了很久,久到让人几乎开始怀疑这句话的时候,点了点头。

体态丰满的母亲生性忧郁,除了做饭、洗衣、做梦和哭泣,他没见她再做过其他什么事。写字和阅读,她全不会。很早时,他就发现她在不断衰老,皮肤丧失弹性,身材走样,眼中逐渐丧失光华,每一年她的脸上都会增添新的皱纹。他知道所有人都这样;但她这样就令他难以忍受。她在他的面前容华逝去,他却无能为力。

除此之外的记忆,大多和人类的迟钝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认为人们是在演戏,或者是在义务遵循某种仪式的要求—总是停顿片刻才说话做事。他有时能适应,有时无法忍受。慢慢地,他才明白他们确实需要这片刻的停顿。思考对他们而言,为什么那么慢那么难那么费劲?在他们那儿,思考好像一台机器—需要预热才能运作的机器。好像他们并不是能自行运动、思考的生命。他留意到,他不停顿,反而会让人们生气。他为不惹人生气而竭尽全力,却常常力不从心。

同样让他烦恼的,还有书本里那些黑色的符号。大部分成人都懂,母亲和他却不懂。一个星期天下午,他请父亲稍微讲解一下。你琢磨那些做什么呢,孩子啊!父亲一个个解释,你看,那儿有一个大横杠,下面是弧形的半圆和整圆。然后,他便自己琢磨这几页书,那些本还陌生的内容突然就自行补充完整,词语也霎时浮现成形。他又翻了翻页,这次进展快了很多,几个小时过后,他就能够自由阅读了。当天晚上他便读完了那本书,并且顺带给出评价:无聊乏味,总在谈基督的眼泪,还有罪人因爱而生的悔恨,完毕。他把这本书拿给母亲,想让她也明白那些符号的意思,可她苦笑着摇摆头。在那一刻,他意识到没有人想要真正使用自己的大脑—他们想要的是安宁。他们希望自己吃饱,睡足,得到别人的善待。思考则免谈。

高斯在学校里的老师叫毕特纳,爱好揍人。他力图在揍人时体现他的严格施教和苦行僧风范,可惜他的面部表情时不时地出卖了他,让众人知道揍人其实令他开心愉悦。他热衷于给学生们布置得花很久才能完成而且不可能完全做对的家庭作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找到理由抽出教鞭。身处不伦瑞克市最为贫穷的街区,周围的孩子都不会继续升学了,他们需要凭借自己的双手生活。高斯知道,毕特纳不喜欢他。他很沉默,并且竭尽全力,以便跟其他所有孩子一样,极慢地回答问题,可即使这样,他还是能够感觉到毕特纳对他的不信任—这位老师,不过是在等一个由头好揍他一顿,比揍其他同学都更狠。

很快,他就给了他一个理由。

毕特纳让学生们将从一到一百的所有自然数相加。这可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相加时出错的情况似乎怎样都无法避免—只要一出错,就得受罚。现在开始,毕特纳喊了一声,别发呆啊,开始了,快算!很多年之后,高斯已经记不清楚他那天究竟是太累还是一时之间恍了神。不管怎样,他没控制住自己,三分钟之后,他就站起身来,拿着自己那个简单写了几行内容的小石板,走到讲台前。

那么,毕特纳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教鞭。目光落在计算结果上时,他的手定住了。他问,这怎么来的?

五千零五十。

怎么来的?

高斯失了声,他清清嗓子,汗如雨下。他希望自己还坐在座位上,跟那些假装没听见他们的对话、正埋头苦算的同学们在一起。算出来的,算完了,把从一到一百的所有自然数相加,一百加一等于一百零一。九十九加二等于一百零一。九十八加三等于一百零一。都是一百零一。这样加五十次,就是五十乘以一百零一。

毕特纳沉默无语。

五千零五十,高斯重复了一遍,希望毕特纳能够破例理解这一切。五十乘以一百零一,等于五千零五十。他揉着鼻子,快要哭出来了。

上帝呀,毕特纳说道,然后他沉默良久。他的脸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吸了一口气,收紧脸颊,下巴显得很长,接着揉揉额头,敲打着鼻子。最后,他让高斯回座位上坐好,闭上嘴什么也别说,放学后留下来。

高斯松了口气。

真是奇怪,毕特纳说着放下了教鞭。

因此,最后一节课上完之后,高斯低着头走到讲台前。毕特纳命他发誓,并且是向见证一切的上帝发誓,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高斯发了誓,他还想解释,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不先入为主、依凭习惯去考察问题,结果就会自然浮现,毕特纳却打断他,递给他一本厚厚的书。《高等数学》—他的爱好。他说高斯可以把书带回家去看。但是必须十分小心。哪怕有一页纸弄折了,哪怕被什么甩上了一处斑点,哪怕是按上了一个手指印,他就得挨教鞭,只愿上帝保佑他了。

第二天,高斯把这本书还给了他的老师。

毕特纳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书当然很难,但不能这么快就放弃呀!

高斯摇摇头想解释,但他的鼻子塞住了,正在流鼻涕。必须得先擤鼻子。

好了吧,现在快说!

他吞吞吐吐地说他读完了,书很有趣,谢谢。之后他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毕特纳,祈祷说完这些就结束了。

不能撒谎,毕特纳说,这是德国人公认最难的教科书。没有人能在一天之内学完它。流着鼻涕的八岁小孩—更不可能。

高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毕特纳拿起那本书,双手止不住颤抖。或许他预感到了什么。现在,他可要提问了!

半个小时后,他失神地望着高斯。他十分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师,既不称职,也没有专长。然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倘若高斯不能进入高级文理中学学习,那他这辈子就算是白活了。他表情复杂地看着高斯,然后,大概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激动,他扬起教鞭—高斯挨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痛打。

当天下午,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高斯的父母。他十七岁,名叫马丁·巴特尔斯,数学专业的大学生,同时也是毕特纳的助手。他希望能跟这个家里的儿子聊几句。

父亲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八岁大。

就是他,巴特尔斯说。他请求得到男孩父亲的允许,让男孩每周跟他畅聊三次数学。他不愿意说“辅导”,这个词也许不太合适。他紧张地微笑。也许在他们的交流中,他学到的,比他能付出的更多。

男孩的父亲要他挺直腰杆。简直荒谬透顶!做父亲的这样想。不过,仔细思量一番之后,他没有反对。

两人在数学上的交流持续了整整一年。一开始,高斯很为那些下午时光感到高兴,毕竟打破了他固定的时间安排,虽然他并不热衷于学数学,他更喜爱拉丁语。后来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巴特尔斯的思考能力虽然比其他人要强,但和高斯坐在一起,也显得艰难且吃力。

巴特尔斯说,他已经同一所高级文理中学的校长谈过了,如果高斯的父亲同意,高斯可以获得免费入学名额。

高斯长叹一声。

小孩子不应该总这样愁眉苦脸的!巴特尔斯责备地说。

他在考虑,这建议的确有趣。但他为什么会感到烦忧呢?也许是因为他正看着自己的母亲老去。也许是因为这世界表现得太令他失望,它的整体架构如此脆弱,编织的人间万象如此简陋;它的背面如此粗糙。也许因为只有秘密和遗忘,才能够让他勉强忍耐这一切。如果没有每天将人拖离现实的睡眠,一切将不堪忍受。见不到来路是一种悲伤。清醒是一种悲伤。可怜的巴特尔斯啊,彻底的认知即绝望。你知道为什么吗,巴特尔斯?因为时间流逝不停。

巴特尔斯和毕特纳一同游说高斯的父亲,说高斯日后不该在纺纱车间里做苦工,应该继续上学。父亲不情愿地应允了,给了他儿子一个忠告: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挺直腰杆。高斯很早以前就观察过园丁的工作,他知道父亲担心的并非人类道德的沦丧,而是自己职业带来的慢性背痛。他得到了两件新衬衫,一位牧师会解决他的膳宿问题。

那所高等学校让他失望。根本学不到多少:一点点拉丁文、修辞学、希腊语、水平低到让人想笑的数学,还有一些神学知识。新同学不比以前的聪明多少,老师教训人的频率也不比以前的低,还好,只是轻罚。第一次吃午饭时,牧师问他,在学校里感觉如何。

还过得去,高斯答道。

牧师接着问,是不是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

他抬起头,直晃脑袋,表示否认。

要当心!牧师这样说。

高斯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牧师目光严厉地说:傲慢,乃是七宗罪之首!

高斯点了点头。

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牧师说,要一生铭记。不管有多聪明,都应该保持谦逊。

为什么?

牧师问,对不起,是他听错了吗?

没有,高斯说,完全没有。

但牧师说,他想听听高斯的想法。

他纯粹是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的,高斯说,上帝授予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却又让人不断地为上帝所授予的一切求得原谅,逻辑上说不过去。

牧师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高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绢来擦鼻涕。他承认自己或许是有所误解,不过他仍旧视保持谦逊为因果关系的恶意倒置。

巴特尔斯重新安排他住在枢密大臣齐默尔曼,这位哥廷根大学教授的家里。齐默尔曼身材瘦长、为人友善,看高斯时,眼中带着礼貌的敬畏。他带高斯去觐见不伦瑞克公爵。

公爵是位很和善的先生,眼睛眨个不停。他在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里等候他们,房间里点着许多蜡烛,阴影无处容身,唯一的影子来自天花板上巨大的顶镜,它让另一个完全一样的房间悬浮在他们的头顶。

这就是那个神童?

高斯行了别人教给他的鞠躬礼。他很清楚,很快就不再有公爵了,人们往后只能从书本里读到世袭统治制度。而站在一个人面前,向他鞠躬,等候他发出绝对的命令,会让每个人觉得陌生,仿若童话。

算点什么吧,公爵开口了。

高斯咳嗽了一声,他感到燥热难耐、头晕目眩。房间里的蜡烛,几乎耗尽了全部空气。他望着火焰,突然意识到了利希滕贝格教授所犯的错误:燃素假说全然不对。根本就不存在燃素,燃烧的是空气本身。

恳求您的原谅,齐默尔曼说,这显然是个误会。这个年轻人不是个计算表演者,他的计算能力甚至并不是很好。但是—诚如殿下所知的—数学这门学科跟加减法计算表演也没什么关系。就在两个星期以前,这个孩子凭一己之力推导出了博德定律,然后又发现了两个他并没有学过的数学定理,它们原本是由莱昂哈德·欧拉发现的。他还为历书算术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他的计算复活节日期的公式已在全德国广泛使用。几何学方面,他也同样成绩斐然,有些成果已经出版,当然是署了他导师的姓名,为了避免成名过早的负累。

高斯喉咙嘶哑地说他对拉丁文更感兴趣,还会背十来首拉丁文叙事长诗。

公爵问齐默尔曼,刚刚是不是有人说了句什么话啊?

齐默尔曼用胳膊肘捅了捅高斯的侧肋,并恳求公爵原谅:年轻人出身粗鄙,行为举止还需要好好调教。但他为这孩子担保:只需一笔宫廷奖学金,就可以在这少年与各种非凡成就间搭起桥梁,为祖国的荣耀碑上再添砖瓦。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计算表演了?公爵问。

十分遗憾,没有了。齐默尔曼说。

那就这样吧,公爵失望地说,不,他仍然可以拿到奖学金。等他有什么表演的时候再来。他非常支持科学事业,他最爱的教子小亚历山大不久前就起程前往南美寻找未知的花卉去了。或许该重新培养一个这样的家伙!他做个“退下”的手势,于是,像之前练习过的那样,齐默尔曼和高斯鞠躬后退出去了。

不久之后,皮拉特尔·德·罗齐尔来到不伦瑞克。他曾同阿兰特侯爵坐在一只—被孟格菲兄弟固定在充满热空气的袋子下的筐子里,在巴黎上空飞行了五点五英里。着陆之后,有传言说侯爵不得不被两个壮汉搀着勉强离开:他口出胡言,称有某种长着女性胸部和鸟喙的不明发光物体,张着翅膀,绕着他们飞行。几个小时以后他才平复下来,将一切归罪于他那过度敏感的神经。皮拉特尔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冷静从容地回答了所有的提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缓缓下沉时,我感觉自己仍静止在同一个地方。不过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其他人,要么想得比真实情况夸张,要么仍觉得平淡无奇。

皮拉特尔是要带着自己的飞行装置和两名助手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在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里过夜。在公爵派仆人前去请他入宫表演时,他正打算继续赶路。

皮拉特尔说这事耗时耗力,他觉得不太合适。

仆人希望他好好考虑一下,公爵并不习惯见到他的热情招待被报以拒绝。

什么热情招待?皮拉特尔问。膳宿可都是他自己出钱,而且单是准备热气球,就要耽误他两天时间。

可能在法国,平民可以这样跟贵族讲话,仆人说,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在不伦瑞克不是这样,在他捎回答复之前,请再好好考虑下。

皮拉特尔屈服了。就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他疲惫地说,这与在汉诺威时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在巴伐利亚时也是。因此第二天下午,他将以基督之名在这座肮脏城市的城门外缓缓升空。

第二天上午,有人来敲他的房门。一个男孩站在门外,目光专注地仰望着他,问他是否可以一起飞行。

一起搭乘,皮拉特尔纠正道,搭乘热气球,不说“飞行”,说“搭乘”,这是热气球专业人员的术语。

哪些热气球专业人员?

他是第一位,皮拉特尔说,是他规定的。还有,他要继续规定:不行!不可以一起搭乘。他摸了摸男孩的脸蛋,打算关门。

男孩用手背擦了擦鼻子。上门拜访,可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叫高斯,虽然籍籍无名,但不久以后,他会和艾萨克·牛顿一样,提出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这样说并非出于虚荣心,而是时间紧迫,他必须参与。在那上面观星会更好,不是吗?更清楚些,不会被云雾遮掩。

这点他可以确定,皮拉特尔说。

所以他必须去。他对

星辰

了解很多。大可以对他进行最严格的考试。

皮拉特尔笑了,问是谁教会他这个小孩子讲出这么动听的话。他思考了片刻。最后说,好吧,既然同观星有关,就来吧!

下午,在围观人群、公爵和礼炮队的注视下,由两根软管引出的火焰,渐渐将热量充满巨型仿羊皮纸袋。谁也没料到这过程竟会这么久。当气球终于鼓起来时,一半观众已经走了,当它慢悠悠地离开地表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还在观看。固定气球用的缆绳绷紧了,皮拉特尔的助手们移开软管,小筐猛一摇晃,高斯蹲坐在编织筐的角落里,喃喃自语,如果不是皮拉特尔用力按住他的话,他早就高高跳起来了。

还没正式起飞呢,皮拉特尔喘着粗气,问他是在祈祷吗。

不是,高斯低声说,在数质数,紧张的时候,他总这么做。

皮拉特尔一边竖起大拇指测试风向,一边说气球一会儿将上升,随风而行,当里面的空气冷却下来时,它才会下沉。一只海鸥在离筐很近的地方尖叫。还不行,皮拉特尔喊着,还不行。还不行。好了!他一手揪住高斯的衣领,一手揪着他的头发,一下子把他从筐底拉起来。

远方起伏的陆地,深凹的地平线和连绵的山岭,半隐在云雾间。向上张望的人群围绕在仍燃烧着的火焰周围,脸庞细微小巧。旁边是城里各样的屋顶,烟雾在烟囱周围萦绕。道路蜿蜒穿过绿地,上面有一头昆虫大小的毛驴。高斯抓紧筐边,直到闭嘴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都在喊叫,从未停下来。

上帝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皮拉特尔说。

他想要回应点什么,但发不出声来。气流使劲摇晃着他们,那是怎样的力量啊!还有太阳,为什么在这上面会如此耀眼?他的双眼生疼,却没有办法闭眼。还有空间本身:任意两点之间都有一条直线,从这个屋顶,到这朵云,到太阳,再回到屋顶。点成线,线成面,面成体。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空间是弯的,略微弯曲,从这上面几乎能看到它。他感觉到皮拉特尔的手正放在他的肩膀上。永远不再下降,再向上,直到脚下没有陆地。有朝一日人类将会做到。到了那时,每个人都会飞翔,而且再平常不过。可是,到那时他已经长眠于大地。他激动地注视着太阳,光线变幻不停。黄昏如雾霭一般,顺着尚还明亮的天空,蒸腾而上。最后几道炙焰褪去,地平线染上了红色,太阳消失不见,星辰浮现。

我们已经在下降了。皮拉特尔说。

别!他哀声恳求,还不是时候!那么多的星星,每分钟都在增加。每颗星都是一个正在逝去的太阳。每颗星都要消逝,每颗星都循着轨道运动,就像每颗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和每颗绕行星旋转的卫星都有运动的公式一样,这一个公式可能无比复杂,但也可能不复杂,或许就藏在它们自身的简单中。这个公式描述一切运动轨迹,每一个旋转周期,每一次彼此交会;也许只要观察得足够久就行。他的双眼生疼,很久都没眨眼了。

马上就要下去了。皮拉特尔说。

还不行!他踮起脚尖,凝望苍穹—这样做好像真的有用,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何为运动,何为天体,尤其是何为空间:空间彼此交叠,所有人都囊括其间,包括他自己、皮拉特尔和这个筐子。空间,还有……

他们重重地摔落在一个支撑干草堆的木格架上,一根缆绳断了,筐子被压得扁扁的,高斯在泥水里打了个滚,皮拉特尔不幸跌倒扭伤了手臂,当他看到仿羊皮纸气球上的一道裂缝时,开始不住咒骂,那个正从自家屋子里跑出来看热闹的农民,停下脚步,高高举起手中的铲子,以示威胁。助手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把泄了气的热气球折好。皮拉特尔抬起胳膊,重重地拍了高斯一下。

他现在可算是知道了。高斯说。

到底知道了什么?

所有的平行线都相交。

很好。皮拉特尔应道。

高斯的心正狂跳不已。他在考虑是否应该向皮拉特尔解释,只要他在热气球筐上安装一个弯舵,就可以控制气流的方向,控制气球向着特定方向移动。可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沉默。没有人来问他,而且,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显得很不礼貌。这发现近在咫尺,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到的。

皮拉特尔此时希望看到高斯感激万分的样子。高斯努力在脸上挤出了那么一丝微笑,张开双臂,像只牵线木偶一样,行了个鞠躬礼。皮拉特尔很高兴,他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洞穴

在新安达卢西亚逗留半年之后,洪堡调查研究了一切没有腿的和不会害怕到要躲开他的东西。他测量了天空的颜色、闪电的温度,鉴定了夜间霜冻的等级。他尝过鸟粪,考察过地表的晃动,潜入过死人的洞穴。

他和邦普兰一起住在一座白色小木屋里。小木屋位于刚刚地震过的城市边缘。夜里余震仍会将人从睡梦中惊醒。躺下身,屏住呼吸,依旧可以听到地底深处的悸动。洪堡挖了一些地洞,用长线系着温度计,放到洞里面。他还把豆子放在鼓面上。余震肯定会再来的,他激动地说,整个城市,很快就会被瓦砾堆掩埋。

晚上他们在殖民地总督府用罢餐,就把椅子放在溪流里,穿着内衣坐在水流当中,权当洗澡。不时会有幼鳄从身边游过。有一天,总督的侄子在洗澡时被水里的鱼咬掉了三根脚趾。那是个蓄着大胡子、叫唐奥里恩多·卡索勒斯的年轻人。他猛地抽搐了一下,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几秒钟后才想起从已被染红的溪水中抽出他那只残缺不全的脚。他一脸惊骇,难以置信。他像是要站起身来寻找自己失去的脚趾,却身子一歪,倒了下去。洪堡扶住了他。随后卡索勒斯搭乘下一班船,回西班牙去了。

常常有女人前来拜访。洪堡总去数藏在她们发辫中的虱子。她们往往结伴而来,交头接耳,取笑这个身着制服、左眼上夹了个放大镜的小个子男人。邦普兰因她们的美貌而忧心忡忡。他问洪堡,统计虱子,又能有什么用处?

人的求知欲,洪堡说,是与生俱来的。赤道地区居民头上这种顽强生物的生存状况,目前还没有人调查过。

离屋子不远,是贩卖人口的场所。体型健硕的男人和女人,脚踝上捆着铁链,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来买卖的农场主。农场主们挑挑选选,先检查奴隶的牙口,再看看耳朵,命令他们跪下,抚弄他们的臀部。除此,还要摸摸脚底板,拉拉鼻子,检查头发,拨弄一下生殖器。然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走了,也不见他们真买:这是个逐渐萎缩的产业。洪堡买下三个男奴,命人解开他们的镣铐。那三个人对洪堡的行为迷惑不解。他们现在自由了,洪堡差人告诉他们,可以走了。他们死死盯着洪堡。自由了!其中一个奴隶问,那他们应该去哪里。去想去的地方,洪堡回答。他给他们钱。他们犹豫着,用牙齿鉴定那些金币的真假。其中一个人坐在地上,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就好像世间一切他都不感兴趣。洪堡和邦普兰在众人的讥讽中离开了。他们途中好几次回头,但被还以自由的那三个人,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晚上,下起了雨,深夜,一场地震再度袭击了城市。第二天一早,那三个人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再没有出现过。随后的奴隶拍卖会,洪堡和邦普兰都待在屋里,紧闭门窗,直到买卖结束,才出门活动。

前往柴玛斯传教区,需要穿越茂密的树林。在旅途中,洪堡每走一步都会看到未知的植物。大地似乎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么多植物:树干挤挤挨挨,花草层层相叠,攀缘类植物常常缠住他们的肩膀和脑袋。传教区的僧侣们十分友好地迎接了他们,虽然他们有些纳闷这两个人究竟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修道院的院长晃着脑袋说,这背后必定有阴谋!没有人横跨半个世界,仅仅是为了测量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

传教区里生活着接受过洗礼的印第安人,他们建立了自治区,设有一个印第安指挥官,一个警察局长,甚至还有一支独立的民兵小分队。只要完全服从指挥,他们就可以自在生活。印第安人通常赤身裸体,只戴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零星配饰:帽子一顶、袜子一只,皮带一条,肩章一枚—点缀在一侧肩膀上。洪堡花了一段时间才勉强装作适应。女人们身上裸露的毛发也让他不适。他觉得这跟她们与生俱来的母性尊严并不搭调。但是,当他跟邦普兰讲述他的这个观点时,邦普兰却是一副被笑话逗乐了的表情。洪堡有些不好意思,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

离传教区不远的地方,在那些昼伏夜出的鸟儿们栖居的洞穴里,居住着死人。因为古老的传说,印第安原住民拒绝陪洪堡和邦普兰去那里。经过一番劝说后,才有两名僧侣和一名印第安人勉强答应与他们同行。那是那片大陆上最大的洞穴之一,洞口长九十英尺,宽六十英尺,洒进洞里的阳光如此充足,以至于走进山体内部一百五十英尺了,脚下还能踩到青草和树枝。在那之后,他们才不得不点燃火把。尖叫声也随之而来。

群鸟在黑暗中生活。上千个巢穴像袋子般悬挂在洞顶上,鸟类的尖叫声几乎震破耳膜。没有人知道这些鸟是如何在黑暗之中辨认方向的。邦普兰连放了三枪,回声都被鸟鸣声盖过了。两具仍在颤动着的鸟尸,被他从地上捡了起来。洪堡敲击岩石,采集石样,测量温度、气压和湿度,并且从岩壁上刮取苔藓作为样本。途中他不小心踩爆了一只巨型鼻涕虫,一个僧侣受到惊吓,大嚷大叫起来。他们必须过一条洞内暗流,鸟儿就在他们头顶振翅飞撞,洪堡两手紧捂着耳朵,僧侣们则不停在胸口画十字。

就是那儿,向导说,从那里开始就是死人的领域。他不继续走下去了。

洪堡说可以出双倍的薪酬。

向导拒绝了。他说那个地方凶险难测!还追问他们到底来找什么,人类可是属于光明的。

邦普兰击掌叫好。

光明,洪堡也提高了嗓门,那跟亮度无关,跟知识相关!

他继续前行,邦普兰和僧侣跟着他。道路分成了两条,因为没有向导,他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洪堡提议分头行动。邦普兰和两个僧侣摇头反对。

那就走左边。洪堡说。

为什么选左边?邦普兰问。

好吧,那就右边。洪堡又说。

为什么右边呢?

见鬼!洪堡叫着,这简直让他感觉蠢透了!他直接向前走了,选的左边,其他人跟在他身后。洞穴深处,鸟鸣的回音更响,更为刺耳。很快,他们从回音当中,分辨出一种音量很高的敲击声,每一声之间的间隙都很短。洪堡跪在地上观察地面上那些蜷曲的植物。这是一种鼓鼓囊囊、没有颜色的植物,几乎不成形。真是有趣,他冲着邦普兰的耳朵大叫着说,在弗莱贝格他正巧为此撰写过一篇论文!

当他们两人起身后,才发现僧侣们早就无影无踪了。

迷信的草包!洪堡嚷道,继续走吧!

前面是陡直的下坡。他们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飞鸟振翅的声音,却没有哪只活物撞到他们身上。两人沿着岩壁,摸到一处石窟。一对火把实在太暗,几乎没有办法把这石窟照个完全,却还是将他们巨大的影子投在了石壁上。洪堡注视着温度计,温度正在上升。维尔纳教授见到眼前的情景,心情会愉快吗?他想着,随后发现母亲出现在自己身旁。他眨了眨眼睛,企图驱逐幻影,然而,她逗留的时间明显比一次幻觉要久。斗篷紧紧系在脖子下面,她头微倾,失了魂似的微笑着,她的下巴和鼻子与她生命中最后一天那般瘦长,她手里拿了把弯折了的雨伞。洪堡闭上眼睛,慢慢从一数到十。

你刚说什么了?邦普兰问。

什么也没说。洪堡应着,用小锤在岩壁上敲下一块薄薄的岩片。

后面的路还可以走呢!邦普兰说。

已经足够了。洪堡说。

邦普兰提醒他,山体的更深处,很可能还有未知的植物。

最好还是折回去吧,洪堡说,够了就是够了。

他们顺着一条小溪,朝着日光的方向行走。鸟渐渐少了,鸣叫声也渐轻,很快,他们就可以熄灭火把了。

在洞穴外面,那个印第安向导正在一堆篝火上旋转着他们打下来的那两只鸟儿。羽毛、鸟喙和爪子都已经烧没了,血液滴落到火光之中,油脂吱吱作响,浓烟在林地上空回旋弥漫。这是最稀罕的一种鸟脂了,向导说,没有气味,可以保鲜一年多!

现在需要再弄来两只了。邦普兰怒气冲冲地说。

洪堡要来邦普兰的酒壶,咕噜噜灌下了一大口,和其中一个僧侣一道先回传教区。邦普兰则要折回洞穴,再去打两只鸟来。走了大概几百步之后,洪堡停下脚步,高高抬着头仰望他们头顶高耸入云的树冠。

有动静!

有动静!僧侣重复了一遍。

如果不是通过嗅觉,洪堡说道,那就是通过声音了。动物发出的声音被山壁反射回来,显然,它们就是这样辨别方向的。

他一边走,一边做着笔记:一种人类可以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或水下利用的系统;鸟类脂肪,没有气味,特别适合生产蜡烛。他干劲十足地打开那间位于修道院里的小工作间的房门:房间里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正等着他。一开始,他以为这女人是来让他统计虱子,或者来传话、送信的。稍后他才弄清楚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她想要的,正是他现在意识到的,而且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显然是总督大人派她来的,这件事完全符合他那关于男人之间的低俗玩笑的设想。她在房间里等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因为无聊,把六分仪卸开了,又将他们辛苦收集来的植物弄得乱七八糟,她喝了准备用来做标本液的烈酒,醉得像头死猪。醒来以后,她用彩笔给一幅尖嘴猴腮的可笑侏儒画像上色。当然,她没有认出那其实是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现在,洪堡终于回来了,她想尽快了结。

当他还在问她从哪儿来、想要做什么,他可以帮她什么忙时,她已经熟练地解开了他的裤子。她身材矮小、圆润丰满,或许还不到十五岁。他步步后退,她款款前趋。终于洪堡被抵在了墙上,当他想要义正词严地斥责她时,却发现自己的西班牙语已经霎时间忘得一干二净。

她叫伊诺斯,她说,他应该相信她。

当她掀起他的衬衣时,一粒扣子被拉脱,掉落在地板上。洪堡盯着那粒滚动的纽扣,直到它碰到墙壁颓然倒下。她用双臂环住洪堡的脖子,生拉硬拽把他推到房间正中央,他则不住地要她快点把手放开,他可是普鲁士帝国辖下的官员。声音含混不清。

天哪,她说,这心跳!

她把他扑倒在地毯上,出于某种原因,她将他翻过身来时他没有反抗。他躺在地毯上,仰面向着天花板。她的手贴着他的身体,一点点向下抚摸,到了最后的关键之处,她停了下来,笑了:弄了半天,没什么用啊!他望着她弓成弧形的背脊、房间的天花板,还有窗外那些在风中颤抖作响的棕榈树叶。

马上就好,她说他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那些树叶,短小而尖利,他还从来没有调查过这棵树呢。他想坐起来,可她用手按住了他的脸。他在心里暗想:她为什么就不明白,现在的他,跟身处地狱毫无差别。后来,他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长时间,她才把头发向后撩,悲伤地看着他,决定放弃。洪堡闭上了眼睛。伊诺斯站起身来。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她低声轻语,是她的错。

他头痛欲裂,喉咙里干渴异常。直到听见房门关上、确定她已离开,他才睁开眼睛。

邦普兰在写字桌旁发现了他,他正身处天文钟、湿度计、温度计和重新组装后的六分仪之间,盯着眼前的放大镜,认真查看棕榈树叶。一种颇有趣的构造,值得关注!哦……对了,邦普兰,不知不觉又是再次动身的时候了。

怎么这样突然?

根据那些古老的记载,在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之间,有一条水道。欧洲的地理学家们认为这不过是个传说。学界的主流说法是水流仅由山脉隔断,内陆的河流系统之间,不可能彼此相连。

太奇怪了,之前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邦普兰问。

那是个错误。洪堡说,他会找到这条水道,解开谜题。

啊哈,邦普兰应道,一条水道呢。

他不喜欢这种态度,洪堡说,总是在抱怨,总是在驳斥。干劲大一点儿就真那么难吗?

邦普兰问,究竟发生什么了?

很快就会出现一次日食!这会使在海边城市进行精确的天文学定位成为可能。然后,洪堡说,他们就可以铺开一张一直延伸到水道两端的观测点网络了。

可这条河位于原始森林深处啊!

原始森林还真有些夸大其词,洪堡说,别被这种说法吓到了。原始森林也是森林。大自然在所有的地方都说相同的语言。

他给哥哥写信:旅行真是美妙。各种新发现,铺天盖地地袭来。每天都能看见新的植物,多到无法计数;对地震的观察,将促生一种崭新的地壳理论;对虱子习性的认识也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你的弟弟。请把以上内容发表在报纸上!

他端详着自己的手,看它是否仍在颤抖。之后,他提笔给伊曼努尔·康德写信。他正致力于实现某种构想,它将关乎自然地理学中一门崭新学科的形成。整个地球上,海拔不同而温度相近的地带生长着相同的植物。因此可以推知,气候带不仅与纬度相关,同时也延展到海拔高度上:在地球表面的同一个点,可以经历从热带到北极的所有气候。如果将这些区域联结成线,便能够得到一张展示气候流变的示意图了。感谢教授给出的启示,同时也衷心祝愿教授先生身体康健!—他最热忱的……洪堡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以他能够写得出来的最为潇洒的笔法,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天空失色变暗的前一天,发生了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当他们在海滩上测量气压的时候,一个桑博人—意味着这个人拥有一半黑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拿着根木棍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他发出如兽类一般的低吠,蹲下身体四肢着地,紧紧盯着他们,然后发起了进攻。一次不幸的意外,几天之后,当洪堡坐在前往加拉加斯的船上,在汹涌的波涛和摇曳的烛光下,于凌晨三点这样写道。被攻击时,洪堡向左边一倾,避开了一击,可站在他右边的邦普兰,就没那么幸运了。当邦普兰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时,桑博人白白放走了大好的机会:他没有再次攻击,而是跑向邦普兰倒地时飞落一旁的帽子,捡起来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迈着大步得胜离开。

至少实验设备没受到损失,二十个小时之后,邦普兰恢复了意识:他的脸肿了,一颗牙齿被打碎了,鼻子也轻微变了形。嘴巴和下巴周围,都是干了的血迹。傍晚、夜间和凌晨都守候在他床边的洪堡,见他醒来,递给他一杯水。邦普兰擦洗了一番,漱了口,然后,疑惑地瞧着镜中的自己。

日食,洪堡说,还能去吗?

邦普兰点点头。

确定?

邦普兰吐掉漱口水,小声应道,完全确定。

伟大的日子即将来临,洪堡说,从奥里诺科河到亚马孙河,一直到美洲大陆的最深处。把手伸过来!

邦普兰像在与某种阻力对抗般,艰难地抬起了胳膊。

就在洪堡预言的那天下午,太阳消失了。日光变得惨白,群鸟尖叫哀鸣,向着高空飞旋,连带着刮起一阵狂风。一切都被吞噬了,一道黑影浮过,太阳化作一面漆黑的圆盘。邦普兰头上裹着绷带,举着投射出地平线的投影仪。洪堡将六分仪固定在上面,用一只眼睛斜窥天文钟。时间停止了。

之后一切恢复正常。光明回来了:太阳射出万丈光芒,黑影弃山岭、大地和地平线而去。群鸟争鸣,某处有人开了一枪。邦普兰把投影仪放下。

洪堡问,日食是什么样子的?

邦普兰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看。

他什么都没看到,洪堡说,只看到了投影。因为他当时正专注地查看六分仪里的天体位置,还必须监视那只钟,根本就没有机会抬头。

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邦普兰声音嘶哑地问他,真的没有抬头看一眼吗?

这下这地方就永远地在世界地图上确定下来。能借助天空的帮助来纠正时钟的误差,这样的机会转瞬即逝,有些人对待工作,就是比其他人严肃认真!

大概是吧,但是……邦普兰叹了口气。

什么?洪堡看着星历表的目录,取出铅笔,开始计算,但是什么?

行事非要这么德国化吗?

数字

在改变一切的那一天,高斯的一颗臼齿痛得厉害,甚至痛到他觉得自己要发狂了。他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清洁女工轻柔的鼾声,整夜无法入眠。早晨六点三十分,当清晨的阳光直射在他的脸上,让他不得不眯起眼睛时,疲惫的他找到了解开世界上最古老的难题的方法。

高斯像个酒鬼似的晃晃荡荡地穿过房间,他必须马上提笔记下来,不能让它跑了。抽屉好像不愿让他拉开,纸张也纷纷躲藏起来;羽毛笔裂成了两截,写起字来墨水甩得到处都是,甚至连装满秽物的夜壶,都挡住了他的去路。半个小时之后,总算在几张皱皱巴巴的白纸、一本希腊语教科书的页角,还有书桌桌垫上留下了潦草的手稿。他放下羽毛笔,深呼一口气,才发现自己居然一丝不挂。地板上的污脏和房间里的臭味,也让他大吃一惊。他冻得瑟瑟发抖,牙痛得几乎无法忍受。

他开始读自己的手稿。逐行推敲核对证明,搜寻错误,但一无所获。最后他抚平手稿的最后一页,看着他画的那个歪歪扭扭、不成样子的正十七边形。人类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用尺规作图法画出了正三角形和正五边形,至于正方形或者将一个多边形的边数翻倍,也易如反掌。因为将一个正三角形和一个正五边形组合起来,就得到了正十五边形。而更多边的就画不出来了。

现在好了,正十七边形。应该有某种方法可以把正多边形继续画下去。他必须把这方法给找出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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