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箫, 主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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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说辩大观试读：
前言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 的美誉， 除了中和／ 中庸的理念延展出的礼节、仪表、态度等外在直观的形态， 还有一种更有效地作用于对方心理感受的， 那就是语言辞令。“ 口才”、“ 辞令”， 都是今天生活里的常用词， 就日常生活而言， 公务谈判， 日常应对、公关、演讲、论辩、说理、游说等等， 都离不开施展口才与辞令， 使言辞优美动听而又体面得宜。我国辞令的大发展是在先秦两汉时期， 所以， 这部《古代说辩大观》的取材， 大多源自这一时期的典籍。
春秋时代是非常重视礼仪的时代， 诸侯间的往来聘问， 礼节周备， 一丝不苟， 言谈举止更是讲究得体与风度。言谈辞令的装饰作用和实际效果， 从古至今都是显而易见的。《论语》有载： “子曰： ‘为命， 裨谌草创之， 世叔讨论之， 行人子羽修饰之， 东里子产润色之。’ ” 而时至今日， 擅长辞令者在公务交际等场合的如沐春风志得意满， 更是常令人艳羡不已， 这都是辞令影响生活的明证。
作为先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左传》中有关辞令的描写， 是颇具代表性的， 它高超的语言艺术， 来源于那个重礼仪、重体面、重辞令的时代风尚。这种温文尔雅、雍容大度、谦恭有礼、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 同时还有巧言周旋、旁敲侧击、委婉讥讽、话里有话等严婉并用、字挟风霜的乖巧与力度， 所以， 磨炼口才， 希冀出口成章、口吐莲花， 成了世人重要的修为内容， 内中蕴含着文而有礼、钟于辞令的语言智慧。梁启超曾盛赞先秦辞令为“后此亦殆未有其此”。
战国时， 纵横家往来于诸侯间， 其颇具功力也颇为有效的游说， 其铺张扬厉、抵掌而谈、坐取富贵的实用主义风格， 是对春秋辞令之风的发扬， 也体现出了更加务实的人文要求， 凸显了战国辞令纵横驰骋、奋迅凌厉气势夺人的风神和极富鼓动性、冲击力奇强的特色， 代表作品便是汉代编成的《战国策》。在新时代辞令风格中， 雍容委婉已“ 退居二线”， 代之以汪洋恣肆的滔滔雄辩， 不重字句的谨严， 而重章法布局的奇变。施智用巧、迂回曲折， 是战国说士的拿手好戏。虽然通过说辩， 可以夺人之城、倾人之国， 常为后人诟病， 但各为其主也自当别论。战国著名辞令中， 排挤政敌者有之， 谗害良善者有之， 隔岸观火坐收渔利者有之， 但若以“ 说辩” 的法度观之， 当不乏可取之术， 对于前人所谓的“坏人之术”， 后人自会去其毒而善用之， 苏洵在《谏论》中便很是称道战国策士的“机智勇辩”， 他力主“ 取苏、张之术， 不取其心”， 则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善读之法。
诸子百家的作品是先秦重要的文化资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充分展现了一代人杰的聪明才智， 而他们异曲同工精彩纷呈的辞令， 同样是今人学习的上佳范本。在汉初以来宽松的治政理念下， 百家之学方兴未艾， 纵横之士依然活跃， 此时期的辞令精华， 尽管《新序》、《汉书》、《说苑》等多有收录， 但作为集大成者，《史记》无疑是重中之重， 它的许多以辞令为主的篇章， 都成为典范被后世传扬。
总而言之， 古人那些精彩辞令都被文字记录在史籍中了，无声地默默地散发着幽幽的气息， 氤氲在世上两千多年了。随着语言的流变， 当时人们的纵论滔滔对于今人来说， 是只可远观的奇迹、丰碑， 如何让先贤智慧的结晶能够真正成为今人汲取养分、增长才智的渊薮， 我们决意搜集先秦两汉重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辞令篇章， 编辑这部《古代说辩大观》， 并且把艰涩的古文转译成流畅、平白的现代文， 帮助今天的读者揣摩研习， 同时附有简略扼要的品评文字， 让今人从这些故事中体味古人的言辩艺术、思维方法以及对人性高屋建瓴的把握功夫。
为了便于读者研习， 我们把书中辑录的古代说辩精华作了大致的分类， 但设类是否妥当， 归类是否合适（ 有些辞令兼属多类）， 标准是否周延， 都可商榷。毕竟是种尝试， 若能达成尽可能效地帮助读者便捷地学习、理解、感悟古人心思的目的， 便已颇感功德圆满， 若是把它作为学术逻辑探讨， 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书所选篇章， 一部分就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如《烛之武退秦师》、《触龙说赵太后》、《晏子使楚》、《搜狐救孤》、《两小儿辩日》等等， 标题一仍其旧， 对此外的部分， 为了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大多重新起了题目， 有些用了比较现代口语化的题目， 以突出情节的趣味性， 比如《续弦还是找齐人吧》、《看你到底跟不跟我》、《这样处理“三角关系” 》、《管得着吗你》等等， 对另一些， 则用了比较中性的文词， 如《苏秦说齐王合纵》、《淳于髡一言救薛》等。特作说明。
愿这部小书能够帮助读者在语言表达及文史知识诸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高苏2009年11月6日第一编 正谏与巧说石碏秉公直谏选自《左传·隐公三年》
卫庄公娶齐太子得臣的妹妹做夫人，称庄姜，人很漂亮却没有生育，就是卫人所作《硕人》中的那位夫人。又从陈国娶妻，称作厉妫，生了孝伯，孝伯早死。厉妫的姐姐戴妫，生了后来的桓公，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庄公爱妾的儿子，受到庄公宠爱，而且好弄兵器，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很讨厌他。
大臣石碏劝谏庄公说：“臣听说喜爱儿子，应当用道义教导他，不让他走上邪道。骄、奢、淫、逸，是产生邪恶的根源，而骄、奢、淫、逸四者的产生，是由于宠幸太过分。如果想立州吁为太子，就定下来好了；如果还没有定下来，就会导致祸患。受到宠爱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产生怨恨，怨恨而能够抑制，这种情况太少了。“再说低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侵犯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弱小者凌驾强大者，淫邪者破坏正义者，这就是所说的‘六逆’。君主守道义，臣下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仁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说的‘六顺’。去掉顺而行逆，这是招致祸害的做法。作为君主，务必要消除祸害，而您却招致祸害，恐怕不可以吧？”
卫庄公不听。
品评
卫庄公宠爱公子州吁，使得州吁骄奢淫逸，而又好兵。卫大夫石碏预见到州吁将成为祸害，谏止庄公宠州吁，讲如何正确爱子，讲六逆、六顺，讲如何避祸，道理说得透彻清晰，堂堂正正。但是庄公没有采纳。后来，州吁果然弑桓公自立。石碏设计杀死了州吁和与州吁友善的石厚（石碏之子）。这就是“大义灭亲”的出典。季梁谏阻追楚师选自《左传·桓公六年》
楚武王入侵随国，先派薳章到随国请求和谈，驻军在瑕地等待结果。随人派遣少师主持和谈。
斗伯比对楚君说：“我们在汉水以东不能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国扩充军队，整饬军备，以武力面对汉东各国，它们当然就畏惧而协力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它们。汉东的国家，随是大国。随如果自高自大，必定抛弃小国。小国离心，就有利于楚了。少师很傲慢，我们应向他显示我们的士卒疲弱，使他骄傲。”
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益处？”
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会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
楚王便故意打乱整肃的军容而迎接少师。
少师归随，请求追赶楚军。随侯准备答应，季梁阻止，进谏说：“上天正在佑助楚国，楚军羸弱，肯定是在引诱我们。国君何必急于追赶？臣下听说，小国之所以能抗拒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淫纵。所谓有道，就是忠诚于百姓而取信于上天。在位上的人思谋有利于百姓，这是忠；祝史祭祷不虚称君美，这是信。如今百姓挨饿而国君却放任私欲，祝史虚报功德来祭祷，臣下不知道这样做是适宜的。”
随侯说：“我祭礼用的牲口毛色纯一，又很肥壮，祭礼用的黍稷丰富全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上天？”
季梁回答说：“百姓，是上天鬼神的主宰。因此圣明的君王先安定百姓而后致力于奉事上天鬼神。所以奉献牺牲的时候祝告说，‘广大肥壮’，这是说民力普遍存在，是说牲畜硕大，是说不瘦弱患病，是说齐备和肥壮兼而有之。奉献粮谷的时候祝告说，‘干净的粮谷丰富充盈’，这是说春、夏、秋三季不受扰害，百姓和睦而收成丰富。奉献美酒的时候祝告说，‘又好又清的美酒’，这是说君臣上下都有美好的品德而没有背离的心思。所说的祭品馨香，是指没有谄毁奸恶的行为。所以，尽力于春耕夏耘秋收的农时，修明五伦的教化，亲近九族，而尽祭礼鬼神之职，这样，百姓就会和睦，上天鬼神就会降下福佑，有什么举动就能成功。现在百姓各怀异心，而上天鬼神没有主宰，君主即便祭礼丰备，能得到什么福佑？君主还是先修明政治，亲近兄弟国家，才可能免于祸难。”
随侯听了感到危惧，便修明政治，楚国也就不敢来讨伐了。
品评
楚侵随，故意以弱师诱随。随大夫季梁阻止随侯追楚师。季梁的谏辞表达了非常鲜明的民本思想。他论述了什么叫有道，什么叫忠、信，中心意思就是统治者要重民。“民和”还是“民各有心”，决定着国家的成败。把民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这是春秋时代政治思想的新发展。季梁对此作了十分透辟有力的表述。宫之奇力阻借道选自《左传·僖公五年》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去讨伐虢国。
虞国大夫宫之奇进谏说：“虢，是虞外面的屏障；虢如果灭亡，虞一定会跟着灭亡。晋国的野心不可开启，引进寇盗不可轻忽。借道一次已经是过分了，怎么还能来第二次呢？谚语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虞、虢的关系吧。”
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太王之子，太伯没有随侍在侧，因此没有嗣位。虢仲、虢叔，是王季之子，做文王的卿士，有功于王室，授勋的策命收藏在盟府。现在晋连虢也要讨灭了，对虞还有什么爱惜的？再说虞还能比桓叔、庄伯更亲近吗？如果爱桓叔、庄伯，桓、庄之族有什么罪过？而把桓、庄之族杀掉，不是仅仅因为可能遭到侵逼吗？亲近的人因为曾经受到宠爱能施加压力，尚且遭到杀害，何况一个国家呢？”
虞公说：“我祭礼用的品物丰盛清洁，上天鬼神必定保佑我。”
宫之奇回答说：“臣下听说，上天鬼神并不是亲近哪个人，而是依凭有德行者。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行的人。’又说：‘祭祀用的黍稷并不算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的。’又说：‘人不能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可以抵作祭品。’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睦，鬼神就不享用了。鬼神所依凭的，必在有德的人。如果晋袭取虞国，却修明德行而献祭芳香的物品，鬼神难道就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臣的要求。很快，宫之奇带领他的族人出走了，他说：“虞不会有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军事行动，晋不用再次发兵了。”
品评
晋献公以宝璧、良马赂虞公，借道伐虢，事在僖公二年。僖公五年（前655年），晋再次借道伐虢。虞大夫宫之奇劝阻虞公。宫之奇先论势，虞、虢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次论情，以晋侯将灭虢和已灭桓、庄之族的具体事实，打破虞公由于贪图璧、马而说出的“晋，吾宗也，岂害我哉”的昏话；最后论理，说明鬼神“唯德是依”，“唯德是辅”，“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以此辩明虞公的糊涂。虞公鬼迷心窍，不听劝阻，终于尝到国家灭亡、本人被活捉的苦果。子产婉语劝晋相选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晋相范宣子执政，诸侯朝见晋君时交纳的贡品很重，郑国人对此感到困苦。二月，郑伯赴晋朝见晋君，郑相子产托子西带一封书信，告诉范宣子说：“你治理晋国，四邻诸侯没有听说你的美德，却听说你加重了贡品，我对此感到困惑。我听说，君子为一国之长或一家之长，不担心没有财货，只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聚集到晋国公室，诸侯就会离心离德。如果您又以财货为己利，晋国内部就会离心离德。诸侯离心，晋国就会毁败；晋国内部离心，你的家就会毁败。你为什么这么不明白呢！要财货干什么用呢？“美好的名声，好比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和家存在的基础。有基础而不致使家国毁败，不是应该努力于这件事吗？有道德就会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经》里说，‘快乐啊君子，是国和家的基石’，这是因为有美好的品德啊！‘上天在监视着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有了美好的名声啊！由己及人，反躬自省，以显示德行，那么美好的名声就能装载着德行去传播，远方的诸侯会来朝见，邻近的诸侯会感到安心。宁愿让人对你说‘是你养活我’，还是愿意让人对你说‘你靠榨取我而活着’呢？大象长有象牙却毁了自身，就是因为象牙是贵重的财货。”
宣子读了信很高兴，便减轻了诸侯向晋国交纳的贡品。
品评
做霸主的晋国向诸侯收纳很重的贡品，子产为此写信给范宣子，劝他减少贡品。子产劈头便把“美德”与“贡品”的对比作为全篇的主旨，分别说明聚敛财货对国、家和自身的危害，以及重名德对国、家与自身的益处。子产只字不谈郑国或他本人对晋国重币所感到的困迫和反感，也没有义正词严地指责，而是从为晋国、为范宣子着想的角度，谈论德、贿，比较利、害，像是老朋友之间真诚亲切的交谈，娓娓动听，所以容易被人接受。义正词严，可以使对方折服；真诚亲切，同样可以使对方悦服。子产巧拒韩宣子选自《左传·昭公十六年》
晋臣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在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访郑期间向郑伯提出请求。郑相子产不愿意给他，说：“这不是官府保管的器物，寡君不过问此事。”
子太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宣子也没有多少要求，我们对晋国也还不可以三心二意。对韩宣子不能轻慢。如果恰巧有爱说坏话的人在晋、郑之间拨弄是非，鬼神又帮助晋国，以引起晋人的暴怒，后悔哪还来得及？您为什么吝惜一只玉环？这件事会引发大国的憎恨啊。何不找来送给他？”
子产说：“我不是轻慢晋而存在二心，将始终奉事晋国，因此才不给他，这正是出于忠实诚信的缘故。我又听说，君子不担心没有财货，担心的是立朝而没有好名声。我听说，治理国家不担心不能奉事大国、爱护小国，担心的是不用礼义来保持住国家的地位。大国的人向小国下命令，如果都使他们满足要求，要用什么供给他们？有时供给，有时不供给，造成的罪过会更大。对大国的要求，如果不按照礼义驳斥它，它哪里会有满足？我们将成为它边远的县邑，那就丧失国家的地位了。像韩宣子这样奉命出使，却在这里寻求玉环，贪婪得如此厉害，难道不是罪过吗？献出一块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我们又丧失作为国家的地位，韩宣子成其贪婪之名，还要玉干什么用？况且我们以玉环换得罪过，不也太不值得吗？”
韩宣子从商人那里购买玉环，已经成交。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韩宣子向子产请求说：“前些天我韩起请求那只玉环，执政您认为不合宜，我就不敢再提出请求。如今从商人那里买到了。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报告给您知道。”
子产回答说：“从前我先君桓公和商人都从周迁居出来，并肩合作开垦此地，砍掉这里的蓬、蒿、藜、藿，共居于此。彼此之间世代有盟誓，以相互信赖，誓词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不强买你们的东西，不向你们强取掠夺。你们有赚钱的生意和贵重的货物，我不过问。’凭着这诚实的盟誓，所以能相互支持直到今天。如今您以友好聘问光临敝国，而让敝国强夺商人的东西，这就是叫敝国背叛盟誓了，恐怕不可以吧？您获得玉环，却失掉诸侯，这种事您一定不会干的。如果大国有令，使我们供给无度，郑就变成大国边远的县邑了，这种事您也是不会干的。我如果进献玉环，真不知道能有什么好处。我冒昧地私下告诉您。”
韩宣子听了决定退掉玉环，他说：“我很愚钝，岂敢因求玉环而招来两种罪过？谨请辞掉玉环。”
品评
晋国上卿韩宣子访郑，却很用心思地求一只玉环。
子太叔以为，宣子是晋国上卿，求一玉环而不与，将会招来祸患。子产则认为大国贪欲无厌，无法满足它的所有要求，或满足或不满足，反而会招来罪过。正确的做法是，对无礼之求，必须以礼斥之，否则将不成其为国家。韩起出使而求玉，是一种罪过。
子产见解高卓，态度严正，又很注意委婉其辞，最后说“敢私布之”，他似乎把国务活动又变成了私人之间的倾心交谈。子产既能力排众议，又能折服韩起，实在是论辩高手。芋尹盖不辱使命选自《左传·哀公十五年》
夏天，楚国子西、子期率兵伐吴，攻到了桐油这个地方。陈侯派公孙贞子去慰问，公孙贞子到达良地去世了，副使准备陪着灵柩进入吴都。吴子派太宰嚭前来慰劳，而且推辞说：“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水灾，只怕洪水泛滥损害大夫的灵柩，而加重寡君的忧虑，寡君冒昧地辞谢。”
副使芋尹盖回答说：“寡君听说楚国做了无道的事，屡次攻伐吴国，杀害其百姓，寡君让我们慰问君的手下官吏。不幸，使臣遭逢命定的忧戚，在良地去世。因为置办殡殓用品在途中耗费了时间，又为了赶路每天迁移一个住地。现在君命令迎接使臣说‘不要抬着灵柩来到宫门’，这等于把我寡君慰问吴王的命令抛弃在草野之中了。况且下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奉事死者像奉事生者一样，这就是礼。’这才有了朝聘中使臣去世，运送灵柩完成使命的礼节。如果不运送灵柩完成使命，等于是遇到受聘国有丧事而归了，这恐怕不可以吧！以礼约束百姓，还可能有越礼的，如今大夫说‘死了就丢弃他’，这就是丢弃礼了。丢弃礼凭什么做诸侯的盟主？前人有句话说：‘不要认为死者污秽！’备员为使臣、侍奉灵柩完成使命，只要我寡君的命令能上达于君的处所，即使灵柩沉入深渊，那是天意的安排，不是君和水手的过错。”
吴人终于接纳了他们。
品评
陈派使臣去慰问受楚攻伐的吴国，不料使臣死于途中。依照聘问的礼节，使者入境而死，受聘国须负责殡殓，君主亲自吊慰，尚未完成使命的，要“以尸将事”，灵柩至殿门之外，由副使代达君命。而吴国不仅不管殡殓，不往吊慰，而且提出灵柩不要入国都。这事关国家尊严和使者的荣辱，为此，副使芋尹盖据理力争，最后又正面驳回吴人拒绝入都的借口。吴国只好接纳陈使。与无礼的人打交道，必须非常有力地揭穿他的无礼，话要有根有据，触到他的痛处，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不可以示弱。邵公谏阻周厉王选自《国语·周语上》
周厉王的统治很是暴虐，百姓因为不满而讥谤厉王。邵公见状，对厉王说：“百姓活不下去了！”
厉王很生气，找来一个卫国的巫人，让他监视百姓，卫巫认为谁诽谤了朝政，厉王就毫不犹豫地杀掉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是在路上遇到了熟人，也只能用眼睛示意。
厉王以为他的高压政策成功了，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平息了百姓的诽谤，他们都不敢再说话了！”
邵公说：“这就如同筑堤防水，是用堵塞的解决办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流因堵塞而决口，伤人必多，所以，治理河流一定要做疏导，使河水通畅。治理百姓，也是这个道理，要让百姓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一个国家之中，公卿、列士献诗，盲人献曲，史官献书，少师规诫，由瞍诵读，由矇弦歌，百官谏诤，百姓的意见也可以辗转上达朝廷，又有左右近臣尽心规谏，亲戚补察是非，乐官、史官施行教诲，元老重臣指教劝诫，这些都是天子治国的依据，国家由此而上下和顺。“百姓有口，如同土地有山川，财富就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如同有良田，衣食就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的意见是兴国之本，他们认为哪些是好的，便实行它，他们认为哪些是不好的，便警惕它，国家还发愁不富庶吗？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对他们的呼声应该尽量地鼓励和采用，哪里能堵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说话呀！若真的这样做了，百姓还有谁会顺从你的统治呢？”
厉王不听从邵公的劝告，百姓不敢说话。三年后，厉王被放逐到彘。
品评
周厉王以残暴的手段使百姓镇服，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却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作为执政大臣，邵公敏锐地看到：厉王的自以为得计，恰恰是败政的根本，因此向厉王进谏。邵公的谏言很讲究说话的艺术。首先，他用比喻的手法，将大道理浅显化，使受谏者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其次，论述层次分明，渐次深入地阐述了民口不可堵的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已经成为至理名言。仓葛义责晋文公选自《国语·周语中》
周襄王从郑国回归到王城，把阳樊赏赐给勤王的晋文公。阳樊人不服，文公兵围阳樊。
仓葛呼喊说：“天子认为晋君能行仁德，才用阳樊作为酬劳。阳樊人感念天子的恩德，没有听从晋国。我们还以为晋君会用什么样的德政来安抚阳樊，使阳樊人不生叛离之心呢，现在竟要毁掉我们的宗庙，残杀这里的人民。看来，我们不臣服晋国是做对了！“蛮、夷、戎、狄骄横不敬，当然要动用军队去征伐。这里是弱小的阳樊，因为不熟悉晋国的政治，所以没有听命，晋君若能施行仁政，加惠于阳樊人，只消派个官员来宣布命令就行了，阳樊人怎么敢违抗命令呢？哪里值得晋国兴师动众！晋君所施用的武力威胁，恐怕太轻易而会疲敝的吧？我听说，武力不可以轻易显示，礼义也不可以隐而不见。向人显耀武力，就失去了武力的威严；礼义被隐没，就不会彰显。阳樊既失去了为王室承担甸服的义务；又害怕晋君一味炫耀武力。不然，岂敢自我吝惜而不服从晋？况且阳樊人难道有荒野恶民吗？都是天子的父兄甥舅，为什么要虐杀他们呢？”
品评
鲁僖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636年，狄人侵周，周襄王出居于郑，晋文公平定狄人之乱，并派兵护送襄王回到王城。襄王将阳樊赏赐给晋文公。阳樊人不服，晋文公因而用兵围之，企图以武力来征服。危急之中，阳樊人仓葛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指责了晋文公的行为，解了阳樊之围。仓葛的这段话，关键在于抓住了晋文公的心理特点，一语中的。晋文公重耳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为称霸诸侯，在内政外交上实行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这样一个人必然十分注意自己在诸侯之间的形象。仓葛的话恰恰击中了晋文公的要害，迫使他改换了一副面孔，采取怀柔的政策。堂而皇之软钉子选自《国语·鲁语上》
鲁文公打算拆毁孟文子的官宅，派人对孟文子说：“我想在外面赐给你更广大的土地，让你重新建一座官宅。”
孟文子回答说：“爵位是用来成就政事的；官署是爵位的标志；车服是标志中显示等级的；官宅是有爵位者的居所；俸禄是在居所的衣食之源。君主议定爵位、官署、车服、官宅、俸禄五者以成就政事，这说明是不能变动的。现在管事的官员要改变我的官署和车服，却说：‘改变你的居所，是为了你有利。’官署是时刻等待君命处理政事的地方。我继承了父祖的爵位、官署、车服，却为了个人利益的缘故而改变居所，这是有辱君命的，我不敢遵从。如果我有罪，就请让我归还俸禄和车服，离开官署，就听从里宰的安排吧。”
文公又想拆毁郈敬子的宅第，就把同样的话对郈敬子说了一遍。
郈敬子回答说：“我家从先祖郈惠伯开始就住在这里，替国君掌管祭祀赐胙的事情，如今已有几世了。承担外交使命，也有几世了。现在命我迁居到外面，一旦有了我职责之内的事情，再派人传达给我，不是太不方便了吗？如果是因为我有罪，而让我迁居到外面，我愿意听凭司徒的处分。”
品评
鲁文公为了扩建宫殿，不仅广泛占地，甚至要毁坏官宅，孟文子和郈敬子的官宅就在这一范围之内。孟文子和郈敬子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没有从正面反驳文公的无理指令，而是从忠于自己的职守的角度，把“政不可玩”的大道理委婉地表达出来，鲁文公在大义面前最终还是放弃了毁坏官宅的打算。叔仲劝襄公赴楚选自《国语·鲁语下》
叔仲昭伯说：“我们这次去楚国，不是为了自己求安身，为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才不畏路远辛苦前往听命。我们之所以来，并不因为楚国多么正义令人敬服，而是畏惧它的盟主之名与甲兵的众多。因正义而敬服别人，本来就该为人家的喜事而高兴，为人家的忧患而悲哀，何况我们是出于对楚国的畏惧而服从呢？因为畏惧而来，听说楚有丧事而还，假如楚国仍是芈姓继承君位，难道还会有别人代替他主办丧事吗？何况楚国王太子已经成人，楚国执政也没有换人，我们为了楚国先君康王而来，康王一死我们转身就走，难道断定楚太子就不如其父吗？“此刻，就是我们在国内，听说康王之死也会前来吊丧，何况我们现在是走到这儿听说了康王丧事而转身就走，谁能说不是对楚国太子的轻侮？“楚国群臣侍奉其君，负责国政，谁能愿意自己当政时别国有二心？他们想摆脱这种轻侮，会比康王时更急迫，这种仇恨不是越结越大了吗？楚人坚决要摆脱轻侮之耻，执政者不能容忍别国有二心，率领怀有仇恨的将士来威胁小国，谁又能抵挡得住？与其服从国君的意思而走向祸患，不如违背国君而躲过灾难。况且，君子做事应该考虑成熟再付诸行动，你们诸位仔细考虑过此中的利害吗？要是你们已经想好了抗楚之策，有能力守护好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国也可以；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打算与准备，那就不如还是到楚国去。”
于是，襄公和大臣们就继续向楚国进发了。
品评
鲁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与宋、陈、许、郑等国国君同到楚国朝拜盟主。走到汉水时，听说楚康王已死，襄公就想返回国。叔仲昭伯力排众议，说服鲁襄公终于还是去了楚国。
叔仲昭伯这段辞令，注意从去楚的根本目的入手分析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在分析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反问句式，层层深入、循循善诱，既心平气和，又将道理讲得无可辩驳。伍举漫议章华台选自《国语·楚语上》
楚灵王建起了华丽的章华台，与大臣伍举一同登台观赏。灵王说：“多美丽的高台啊！”
伍举回答说：“国君以受到上天的眷顾为美，以安定百姓为乐，以重用才德之士、招致远方的人为聪明。而没听说过国君以建筑的高大雕饰为美，以听到五花八门的乐曲为乐，也没听说过国君把观赏宏大的场面，看侈靡华丽的陈设，享受淫滥的姿容色艺，分辨乐音的清浊当做聪明之事的。“先君庄王曾建匏居台，台的高度，足够望见国家的气象就足够了，不求它更高；台的大小，足够与群臣宴会就可以了，不求它更大；筑台的木料，尽量少用，决不妨害守备；所用的器材，不出于官府库藏，实行节约；征用民工来筑台，都在农闲的时候，不致荒废了农务；官吏不改变朝廷的正常活动，按部就班地就把事情办好了。谁与庄王同宴呢？是宋公、郑伯；谁引导国君行参谒之礼呢？是华元、驷；谁辅助行礼宴会之事呢？是陈侯、蔡侯、许男、顿子，各国的大夫随侍其君。先君因此能够除乱克敌，而不会受到诸侯的憎恶。“现在您建了这个高台，百姓疲劳，财用耗尽；不顾四时的农务，征用民工，影响了谷物的收成；官吏们废弃职守专心于征发调遣之事，十分烦扰。这样用全国的力量建台，几年的时间才建好章华台。台子落成，您希望各国诸侯来贺，共同首次登台，可是诸侯都拒绝而不来。您又派太宰启疆去请鲁昭公来，尽管鲁侯也不高兴来，但您用以前伐鲁之事恐吓他，鲁侯才勉强来贺。您又用些面貌美丽的年轻人来赞助成礼，让胡须漂亮的人来导引，我不知道美在哪里！“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才能叫做美。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感官的享受，而虚耗财用至于匮乏不足，那是聚敛民财。一己受利而百姓遭殃，又有什么美呢？一国之君，与百姓甘苦与共，百姓贫困，君主又怎能富足？况且个人的欲望过大，德义就少了。一个君主不施行仁德之政，就会遭到百姓的背叛。天子之所以身份尊贵，就在于建立一个上下有章、权限分明的秩序，以公、侯为官正，以伯、子、男为师旅，公、侯统率伯、子、男，就像官正统率师旅一般；天子之所以有美名，在于他施行仁政，让国人都能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如果靠着聚敛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使百姓无法安居，甚至产生叛离之心，那么，这个君主的罪过真是太大了。登台纵目是为了观赏形势，治理国家到了这一步，还用得着登台观赏吗？“所以先王建筑台榭，榭之大小，足够讲习戎事就够了；台之大小，足够登览望气就可以了。因此，建筑榭屋只要够在上面检阅士卒就行了，积土为台，足以临下观上，望视氛祥，就够高了。建台榭所用的土地，不侵占稼穑之地；所用的资财，不会导致国家财用的匮乏；所做的工作，不会让官吏因此而耽误其正常的职事；所花用的时间，不废时务，不耽搁农事。利用坚硬瘠薄、不长禾稼的地方筑台；利用城防守备余下的木料，作为筑台之用；利用官僚的闲暇时间，让他们为筑台而出力；利用农闲，征发民工。这样就把高台建成了。所以，《诗经》里说：‘开始建造灵台，经营它修建它。庶民一起来修建，没有多久就修成了。开始修建不着急，庶民像孝子一样参加。文王来到灵囿，母鹿悠然地卧伏着。’筑台为的是望氛祥，备灾害，是为了百姓的利益；筑榭为的是讲习军事，御寇乱，也是为百姓谋利的；我还没有听说过修筑台榭，是为了让民用匮乏的。倘若您说这个台很美，并且以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楚国就很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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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举没有直接与楚王探讨高台美不美的概念，而是从政治的考虑、帝王的职责出发，指出灵王的耽于声色，实际上是败坏政治的根本，引先君楚庄王为例，强调帝王应该以国政为忧，节俭爱民，而不应该只顾自己享乐；然后，他才从美的角度去批驳灵王的美是享乐的观念，提出个人的美感享受不应建立在劳民伤财的基础上。这两个方面的论述实际上是为了同一目的；互相证明，互为补充，使全文条理清晰，论说充分，不失为一篇好的辞令。范无宇论大城之忧选自《国语·楚语上》
灵王修筑陈、蔡、不羹的城池，派仆夫子皙向范无宇请教，说：“诸夏不听命于我们而臣服晋国，原因就在于诸夏与晋国距离近，而离我们远。现在我在陈、蔡、不羹三地筑城，各有上千辆兵车，足以与晋国匹敌了。再加上楚国原有的实力，难道还不能让诸侯归附吗？”
范无宇回答说：“古书记载说，国有大城，并不是一件好事。当初，郑国的京、栎，卫国的蒲、戚，宋国的萧、蒙，鲁国的弁、费，齐国的渠丘，晋国的曲沃，秦国的徵、衙，这些都是各国的大城，威胁到国都。郑叔段被封于京，凭借京这个地方给庄公造成很大的威胁，郑几乎不能战胜他；郑厉公被逐后，占据了栎，凭借着栎反攻郑，杀死庄公之子子仪，使子仪没能成为郑国的国君。卫国的宁殖、孙林父凭借蒲、戚驱逐了卫献公。宋昭公的哥哥鲍被封于萧、蒙，却凭着二城杀死了昭公而自立。拥有弁、费二城的季武子削弱了鲁襄公的权力。齐国大夫雍廪被封于渠丘，借此杀死了国君无知。出奔的晋大夫栾盈，从齐国潜入曲沃而作乱。秦国的公子受到桓公的宠爱，占有了徵、衙二城，权力侵逼国君桓公、景公。所有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由此可见，大城是不利于国家的。“况且，建立城邑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有头、腿、臂，以至于手指、毛发。以大制小，所以能够灵活机动，而不觉劳苦。地有高下，天有晦明，人有君臣，国家有首都有边邑，这种分别是从古以来就有的制度。先王为防备有人不遵循古制，所以，要用德义来约制，用服饰表示名位，用礼数来约束行为，用名号来分别上下，用文字写出来，用言语来教导。上下尊卑的秩序之所以混乱，就在于人们改变了古制。“边境是国家的尾部，如同牛马一样，在酷热的夏天，有了许多虫子，却不能摇动尾巴来驱赶，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事。如果不是这样，这三座城怎能不使诸侯惧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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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陈、蔡、不羹的城池，楚灵王沾沾自喜，野心勃勃地想称霸诸侯。范无宇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的内忧，为楚灵王敲响了警钟。首先，他大量征引其他国家权力争斗的例子，以为前车之鉴，提醒灵王；其次，运用比喻，形象化地说明国有大城的弊端，提醒灵王应削弱大城，使其听命于国君，不然内患将起，谈何霸业？由此可以看出范无宇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伍子胥力阻吴王受降选自《国语·吴语》
吴王夫差对众大夫说：“我对于齐国有一个宏大的设想，所以我想答应那个勾践的求和，你们不要反对我的谋虑。如果越国已经改悔，归顺我们，我还求什么？倘若他们不改，等我从齐国返回，再兴兵讨伐越国也不迟。”
伍子胥劝谏吴王说：“不能答应越国的请和。因为越国根本不是从心里归附吴国，也不是畏惧吴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越国大臣文种勇敢而善于谋略，将会把我们吴国当做小孩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实现他们灭吴的心愿。他们当然知道您好施威争胜，故意说些和顺谦恭的话，以便放纵您的心志，发兵到中原各国，去贪图那里的安乐，以自我削弱，使我们的军队丧失战斗力，百姓也背叛流亡，国势日衰，然后他们再安安稳稳地来收拾残局。勾践的为人，好讲信用，爱护百姓，四方的人都归附他，年年都有好收成，越国的国势一天天增长，愈来愈兴盛了。趁着我们还可以打败他们，就要抓紧时机。好比对待毒蛇，趁它还小，不打死它，长大了可怎么办？”
吴王说：“大夫为什么把越说得这么强盛？越国还能成为我们吴国的大隐忧吗？倘若没有越国了，春秋检阅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向谁耀武扬威呢？”便答应了越国的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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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元年（前494年），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将越王勾践包围在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勾践屈膝请和。夫差因打了胜仗而沾沾自喜，没有看到越国对吴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想答应勾践的请和。吴大臣伍子胥具有战略眼光，他从越国的特点、文种与勾践的性格和行动着眼，并与吴王的情况进行对比，详细地分析了两国的形势，提醒夫差不能以妇人之仁而坐失良机，否则贻患无穷。本篇语言洒脱流畅，十分具有气势，故而明贤金圣叹以“遒逸”二字评其文风。孟子论贤者与同乐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去谒见梁惠王。惠王正站在池沼旁，欣赏着鸿雁麋鹿。他对孟子说：“贤德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德的人，才会以此为乐；不贤德的人，即使占有了这一切，也不会快乐！《诗经》里有这样的句子：‘大兴土木建灵台，认真规划细施工；黎民百姓齐动手，时间不长就成功。我王说是莫着急，人民情绪更高涨。我王来到灵囿中，麋鹿安闲又舒畅。麋鹿养得肥又肥，雪鸟翱翔毛羽白；我王站在灵沼上，满池的鱼儿跳起来。’文王动用人民的力量又是建台又是开池，老百姓不但不反感不埋怨，反而十分欢乐，称他的台叫灵台，称他的池叫灵沼，为他有许多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贤者能与人民在一同快乐，所以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相反，《尚书·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我们愿意和你一起去死！’当人民宁愿和他一起去死的时候，他即使有了台池鸟兽，他又如何能够独自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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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规劝诸侯国君，多次提到与民同忧乐，才可以得天下，保天下，如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这一段，能同乐与不能同乐的两种情况，比对而出，尽在不言中。孟子说齐王与民同乐选自《孟子·梁惠王下》
庄暴来见孟子，说：“我去晋见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好音乐。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对答。”又说：“喜好音乐，究竟怎么样呢？”
孟子说：“齐王特别喜好音乐，齐国也就很可以了吧。”
过了些日子，孟子晋见齐王，说：“您曾经告诉庄暴您喜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不觉脸红了，说：“我并不喜好古代的雅乐，只是喜好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说：“您特别喜好音乐，齐国也就很可以了吧。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意义是一样的。”
齐王说：“这个道理我可以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欣赏音乐感到快乐，和他人一起欣赏音乐也感到快乐。两相比较，哪样更快乐呢？”
齐王说：“一个人欣赏，不如和他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与少数人欣赏音乐感到快乐，和多数人欣赏音乐也感到快乐。两相比较，哪样更快乐呢？”
齐王说：“与少数人欣赏，不如和多数人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您说得好。就让我给您谈谈关于快乐的道理吧。假如，您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您的钟鼓铿锵，管箫和谐，却不感到快乐，反而全都愁眉苦脸，相互议论说：‘我们的国王喜好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痛苦到了这般境地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流离失所。’又假如，您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您的车马驰骋的声音，见到仪仗旌旗的壮观，却不感到快乐，反而全都愁眉苦脸，相互议论说：‘我们的国王喜好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痛苦到了这般境地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流离失所。’这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您没能与民同乐啊！“假如，您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您的钟鼓铿锵的声音，管箫和谐的声音，全都满心欣慰，喜气洋洋，相互议论说：‘我们国王大概身体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又假如，您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您的车马驰骋的声音，见到仪仗旌旗的壮观，全都满心欣慰，喜气洋洋，相互议论说：‘我们国王大概身体健康吧，要不，怎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在于能够与民同乐啊！“如果您能够与百姓同乐，就能成就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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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通过鲜明的对比，申述统治者的享乐必须考虑人民的情绪；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对统治者享乐的态度，可以反映政治是否得民心。孟子说：“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张仪说秦王破合纵选自《战国策·秦策一》
张仪劝秦王说：“我听人说，对不了解的事而随便说，是不明智；对了解的事而不肯说，是不忠诚。做人臣而不忠诚，应当处死；说话而不深思熟虑，也应当处死。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把我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希望大王裁断我的罪过。“我听说，天下诸侯——赵与北方的燕、南方的魏，联结楚，拉拢齐，又纠合残余的韩，结成了合纵的局面，将要向西来与秦国对抗，我暗中讥笑它们不自量力。世上有三种导致灭亡的情况，而山东六国都具备了，也许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合纵吧！我听人说：‘以混乱的国家去进攻安定的国家，就会灭亡；以邪恶的国家去进攻正义的国家，就会灭亡；以倒行逆施的国家去进攻顺天应人的国家，就会灭亡。’现在六国的财物不充足，粮仓空虚，它们即使出动全部的士卒，扩大军队至几十万、上百万，一旦临战，前面有敌人雪亮的刀剑，后面是自己一方斩伐逃兵的斧质，可是士卒还是全部退却而不能死战。不是他们的百姓不能死战，而是六国的君主不能够使百姓死战。说要奖赏却不给奖赏，说要处罚也不执行。赏罚都不能兑现，所以，百姓不肯拼死作战。“现在秦国颁发号令，施行赏罚，有功无功都视其业绩而定，没有偏私。人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怀抱之中，生来是不曾见过敌寇的，但是一旦听说打仗，便跺脚脱衣，踊跃参战，冒着敌人的刀剑，踏过地上的火炭，决心拼死，勇往直前的人到处都是。决心拼死和贪生怕死是不同的，可是秦人能做到决心拼死，是因为秦国提倡勇敢。一个可以战胜十个，十个可以战胜百个，百人可以战胜千人，千人可以战胜万人，有一万人就可以战胜天下诸侯了。现在，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威名远扬的军队数百万，再加上秦国号令赏罚严明，地理形势有利，天下各国没有哪个比得上，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对付天下诸侯，统一天下是很容易的。由此可知，秦国作战没有不获胜的，进攻没有不能攻下的，抵挡的敌人没有不被打败的。开拓国土几千里，这是很大的功劳，可是军队疲惫，百姓困苦，用尽了积蓄，荒芜了土地，粮仓空空，周围的诸侯不肯臣服，霸王的名声没有成就，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谋臣都不尽忠的缘故。“我冒昧地谈谈过去。从前，齐国打败了南方的楚，攻破了东方的宋，使西方的秦归服，又役使中原韩、魏两国的君主，土地宽广，军队强大；战必胜，攻必取，号令天下的诸侯；清清的济水，混浊的黄河，足可成为军事上的险阻；巨大的长城防线，足可成为军事的要塞。齐，是个打了多次胜仗的国家，可是一次作战遭到失败，齐国就灭亡了。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实在关系到万乘大国的存亡。“况且我还听人说：‘砍树要把根也挖出来，不做与祸患挨边的事，祸患就不存在。’秦国与楚国人作战，大败楚国，袭取了楚都郢，夺占了洞庭湖、五渚、江南等地，楚王逃走，躲藏到陈。在这个时候，如果振兵追逐楚王，就可以攻下整个楚国。攻下楚，楚国的百姓就可以为我所有，楚国的土地就足以为利。借用这种条件，既可以削弱东方的齐、燕，也可以凌压中原的韩、赵、魏。这样，就可以一举成就霸王的声名，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可是谋臣却不这样做，他们率领军队撤退，与楚人讲和，使楚人得以收拾即将灭亡的国家，聚合逃散的百姓，树立起土地神的牌位，重建起祖庙，重新率领天下诸侯向西来与秦国对抗。这肯定是我们已经失去成就霸王之业的第一次机会了。“天下诸侯又合谋驻军于华阳城下，大王用计打败他们，军队攻到魏都大梁的外城，如果能包围它几十天，大梁就可以攻陷；攻陷大梁，就可以占领整个魏国；占领魏国，楚、赵联合的意图就无法实现；楚、赵不能联合，赵国就处于危险的境地；赵国危险，楚国就会孤立无援。借用这种条件，既可以削弱东方的齐、燕，也可以凌压中原的韩、赵、魏。这样，就可以一举成就霸王的声名，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可是谋臣却不这样做，他们率领军队撤退，和魏国讲和，使魏人得以收拾灭亡的国家，聚合逃散的百姓，树立起土地神的牌位，重建起祖庙，这肯定是已经失去成就霸王之业的第二次机会了。以前穰侯治理秦国，他使用一国的军队，想要成就两国的功业。因此之故，军队在国外终年暴露于旷野之中，士民在国内疲劳不堪，霸王之名得不到，这肯定是已经失去成就霸王之业的第三次机会了。“赵，是处于各国中央的国家，各国的百姓杂居在那里。它的百姓轻佻而不易使唤，命令不能贯彻，赏罚不讲信用，地形不利于防守，在上位的人不能让人民使出全部的力量。那本是亡国的形势，又加上不关心民间的疾苦，却征调其所有士民，驻扎在长平城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用计打败它，攻陷了武安。在这个时候，赵国君臣彼此不亲敬，贵族与平民彼此不信任，这样，邯郸就不可能固守。攻下邯郸，封锁河间，然后率领军队向西攻打修武，越过羊肠坂，去降服代和上党。代郡三十六县，上党郡十七县，不使用一个士卒，不劳苦一个百姓，就都属于秦国所有。代、上党不经过战斗就已为秦国所有了，东阳、河北之地不经过战斗，就再次为齐国所有了，中山、呼池以北不经过战斗就为燕国所有了。这样，就是攻下了赵；攻下赵，韩就必定灭亡；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单独存在；楚、魏不能单独存在便可以一举攻破韩，侵蚀魏，挟制楚同时可以削弱东方的齐、燕，再挖开白马口水淹魏国。这一次行动就可以使韩、赵、魏灭亡，合纵者失败。大王只消垂手等待着，天下诸侯就可以接连不断地臣服，霸王之名就可以成就了。可是谋臣不这样做，他们率领军队撤退，与赵国达成讲和的协议。凭着大王的贤明，秦军的强大，乃是霸王的基业，可是竟然不能得到，反而被灭亡了的国家所欺骗，这就是谋臣的愚蠢造成的。再说，赵国应当灭亡而没有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没有称霸，天下人肯定已经看透秦国的谋臣了，这是一。事后，秦竟然又征调所有的士卒去攻打邯郸，发现攻不下来，就丢弃铠甲，背上弓弩，吓得战战兢兢地退却了，天下人肯定已经看透秦国的力量了，这是二。军队已经撤退，集结在李城之下，大王又调集来援军，与敌人交战，结果不能取得重大胜利，双方都很疲困，秦国再次撤兵，天下人肯定已经看透秦国的实力了，这是三。在国内，人家看清了我们的谋臣；在国外，人家摸透了我们的兵力。如果就此来看，天下诸侯的合纵，难道是困难的吗？在国内，我们的军队疲惫，百姓困苦，用尽了积蓄，荒芜了土地，粮仓空空；在国外，天下诸侯同心联合，关系很牢固。对于这种情况，希望大王实在有必要来考虑考虑。“而且我听说：‘小心戒惧，一天比一天谨慎。’只要做到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途径，就能够统一天下。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纣做天子，统率天下百万将士，向左饮水于淇谷，向右饮水于洹河，淇谷的水喝干了，洹河的水也不流了，用这样众多的军队和周武王对抗。武王率领穿着白色盔甲的三千将士，只经过一天的战斗，就攻陷了纣的国都，活捉了他本人，占据了他的土地，获得了他的人民；而天下的人没有谁为纣哀伤。智伯统率智、韩、魏三国的军队，到晋阳去攻打赵襄子，挖开晋水淹晋阳，历经三年，晋阳将要陷落了。襄子钻龟壳、数蓍草卜卦，看看吉凶利害，了解哪一国可以投降，然后派遣张孟谈暗中出城，策动韩、魏毁弃与智伯的盟约，得到两国军队的支援，去攻打智伯的军队，捉住了智伯本人，并成就了襄子的功业，现在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几千里，威名远扬的军队几百万，再加上秦国号令赏罚严明，地理形势有利，天下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付天下诸侯，是完全可以统一天下的。“我冒着犯死罪的危险，希望见到大王，向您进献可以用来一举拆散诸侯的合纵的方略，既可攻下赵国，灭亡韩国，使楚、魏称臣，使齐、燕来亲近，又可成就霸王的名声，让四邻诸侯来朝拜。大王试听一听我的献策，假如此举不能拆散诸侯的合纵，赵国不能攻下，韩国不被灭亡，楚、魏不来称臣，齐、燕不来亲近，霸王的名声不能成就，四邻的诸侯不来朝拜，大王就杀死我在全国示众，把我看做替大王谋划而不尽忠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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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长篇说辞，核心目的是向秦昭王献策，要秦王设法拆散山东六国的合纵，“削株掘根”，不留后患，以兼并天下，臣服诸侯。说者指出，秦国虽然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很大的战绩，但是由于秦国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谋臣魏冉、范雎等人笨拙而不尽忠，以致秦国仍然处于六国“当亡不亡”，“当伯（霸）不伯”的局面中。他通过对秦国对楚、对魏、对赵三次大战的具体分析，着重说明秦没有抓住战胜攻取的大好时机穷追猛打，总是轻轻断送战机，使敌人得以喘息，卷土重来，弄得秦国也疲惫不堪。说者洞达形势，能抓住关键，深入地总结了秦国的教训，对它统一天下具有推动和指导作用。鲍彪说：“此士论事，深切著明，孙卿（荀子）不如。秦所以取天下，盖行其说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本文具有如下优点：第一，言之有物，有真知灼见，雄辩而有说服力；第二，感情充沛，富有气势，本文大量使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法，气势夺人，有很强的鼓动性；第三，本文虽为正说直谏，却精心设计，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说辞的开端婉转动听，已可以看出说者的巧于言辞，最后不仅回应全篇，而且以“斩臣以徇于国”作结，能深深打动听者和读者。它所体现的风格特点，在战国说辞中有很强的代表性。
这篇说辞作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文中提到的很多事件发生在张仪身后，所以进说者不可能是张仪。有人认为是蔡泽或吕不韦，尚难确证。陈轸说齐王合纵选自《战国策·齐策一》
秦攻打魏国，陈轸使韩、赵、魏联合以后，又东行游说齐王：“古代王者的兴兵攻伐，是要匡正天下，建立功名，为后代造福。现在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竞相攻伐，不但不能建立功名，反而因自我削弱正好增加了秦国的力量，自然不是六国的上策。能危害山东国家的，是强大的秦。不忧虑强秦的危害而相互自我疲困削弱，这等于彼此都把自己的国家归并给秦国，这就是我为山东各国忧虑的原因。天下各国替秦国相互宰割，秦竟然不用出力；天下各国替秦国相互烹煮，秦竟然不用出柴薪。为什么秦国这么聪明而山东各国这么愚蠢呢？希望大王明察。“古代五帝、三王、五霸的兴兵讨伐，是讨伐无道的人，如今秦国讨伐天下却不是这样，恰是要反其道而行，而且被讨伐的国君必定屈辱而死，百姓必定被俘获而死。现在韩、魏人的眼泪从来没有干过，而齐国的百姓却不是这样，这不是因为齐和秦国亲善，而韩、魏和秦国疏远，是因为齐远离秦国而韩、魏与秦为近邻，如今齐马上就要与秦国为邻了！秦攻下魏国的绛和安邑后东向沿河而下，必以大河为表里，东向攻齐，攻取齐地，直至大海。它向南孤立楚、韩、魏，向北孤立燕、赵，这样，齐国可就无计可施了。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考虑！“现在韩、赵、魏已经联合起来，恢复了兄弟的关系，相约出动精锐的军队去戍守魏国的绛、安邑，这是千秋万世的久远之计啊。如果齐不迅速以精锐的军队联合韩、赵、魏，必定有后顾之忧。韩、赵、魏联合，秦国必定不敢攻魏，一定去南攻楚。楚、秦交战对抗时，韩、赵、魏怨齐不支援自己，一定东攻齐。这就是我们说的齐必定有大忧患，不如赶快派军队与韩、赵、魏联合。”
齐王恭敬地答应，果然派兵与韩、赵、魏联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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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轸仕魏时，秦攻魏，陈轸使韩、赵、魏联合，以后又东说齐，使齐与韩、赵、魏联合。这实际是陈轸的一次合纵活动。陈轸的说辞分析利害透彻，语言形象，深中六国的肯綮，又有对齐国的针对性。苏秦说齐王合纵选自《战国策·齐策一》
苏秦为赵国合纵而游说齐宣王，说：“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就是所说的四境都有险塞的国家。齐国土地纵横两千里，士卒数十万，粮食多如丘山。三军精良，行动就像锥矢一样神速，作战就像雷电一样威猛，退散就像风雨一样迅急。即使发生战争，敌人也从未越过泰山，渡过清河，涉过渤海。临淄之中有七万户人家，我粗算一下，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需到远县征兵，仅临淄的士卒就已经二十一万了。临淄富有殷实，这里的百姓没有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狗、下棋踢球的。临淄的道路上，车毂撞击，摩肩接踵，衣襟连起来可以成为帷幔，衣袖举起来可以成为帐幕，人们挥汗就如同下雨，家家富足，人人意气昂扬。凭着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富强，天下没有谁能与齐对抗，可如今竟然西向奉事秦国，我暗自为大王感到羞耻！“再说韩、魏之所以畏惧秦国，是因为它们与秦国接壤。如果出兵对敌，不到十天，胜败存亡的大局就决定了。韩、魏假如战胜秦国，自己的兵力也要损失一半，四面的边境就不能守卫；假如不能战胜秦国，灭亡的灾难紧接着就到来了。因此，韩、魏把与秦国作战看得很严重，把向它臣服看得很轻。“现在要是秦攻齐，就不是这样了。它要越过韩、魏的土地，路经卫国的阳晋，又经过亢父的险阻，车不能交轨，马不能并行，一百人守住险要之地，一千人都不能通过。秦国虽然想要深入齐境，也是张皇四顾，生怕被韩、魏抄了后路。因此，秦国恐惧犹豫，对齐只是虚声恐吓，跳得很高，却不敢前进。这样看来，秦不能危害齐是很明显的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肯深思秦对我无可奈何，而居然要西向奉侍秦国，这就是群臣筹划的失误了。现在有办法避免臣事秦国的坏名声，又有使国家强大的实惠，所以我希望大王稍稍留意考虑考虑。”
齐王说：“我很不聪敏，现在主君把赵王的教诲告诉我，我敬奉齐国以听从。”
品评
本文特别强调齐国实力的雄厚、富强和远离秦国的有利条件，从而突出齐王“欲西面事秦”的谬误，欲擒故纵。文章的风格恣肆雄辩，善于铺张比喻，注重锤炼字句，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浦起龙的《古文眉诠》评这篇说辞：“行文形散骨整，无懈可击。”
苏秦曾合纵齐、赵、燕、韩、魏五国攻秦，事在齐晋王十四年、燕昭王二十五年（前287年）。现在《战国策》中苏秦合纵六国的游说辞，不出于苏秦本人之手，而且把苏秦合纵的年代提前了四五十年，使他成为与张仪和秦惠王、齐威王、燕文公、赵肃侯、梁惠王同时代的人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