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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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制度（下）试读：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编委会
主编：刑春如 李穆南 竭宝峰 刘心莲
副主编：王福选 魏茂峰 于武 张景丽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邢春如 杨坦然 刘阳 竭宝峰
高阶顺 于文 于武 赖伟中
于洋 徐瑶 仲艳秋 石伶俐
李国芳 刘华 刘莹 刘开宇
何力 陶世鹏 谢菁 刘柏林
孟瑞 苏海涛 赵文秋 于波
孙丽光 于泳 李穆南 高强
李明岩 王薇 王福选 宋力涛
赵翠琴 张晓峰 高蕾 杨丹
阎冬 李锦华 赵文佳 黄州
王鸣会 李秋山 宋之文 马晓波
李文 李宗坤 吴景山 田明亮
周加敢 刘俊 宋春正 邵军
隋克诚 任华文 梁昕 刘心莲
刘连旺 赵小玉 苗杰 马宁
邓四海 邓卫 于琪
总编辑：宋涛 安阳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二、农业史话（下）
神农氏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树上栖宿，以采集坚果和果实为生；有一位燧人氏，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捕鱼为食；又有一位庖牺氏，他发明网罟，领导人民从事大规模渔猎活动。在庖牺氏以后，出现了神农氏，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在这以前，人们吃的是行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他多次中毒，又幸运地找到解毒方法，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选择出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两种直插式翻土农具，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在神农氏时代，人们还懂得了制陶和纺织。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神话传说呢？显而易见，上述一系列发明，不可能是某位英雄或神仙的恩赐，而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的集体创造。但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原始人类的斗争业绩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被世代传述着，在这过程中，它被集中和浓缩，并糅进原始人类的某些愿望和幻想，从而凝结为绚丽多彩的神话式的故事和人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又往往用后世帝王的形象去改造他们。我们如果剔除这些后加的成分，就可以透过神话的外壳，发现真实的历史内核。例如，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采猎经济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几个阶段，神农氏则代表了中国农业发生和确立的一整个时代，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祖先如何在采集经济的发展中，为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而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又如何促使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无字地书”
考古学家的锄头也为我们探索农业起源开辟了新天地。目前我国已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迹，分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
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大平原交接处的山麓地带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已发现数十处遗址，构成黄河流域已知最早的农业区。该地原始居民已把种植业作为最重要生活资料来源，主要作物是俗称谷子的粟。磁山遗址曾发现88个堆放着黄澄澄的谷子的窖穴，原储量估计达13万斤。出土农具有砍伐林木用的石斧、翻松土壤用的石铲、收获庄稼用的石镰和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制作精致，配套成龙。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可能还有黄牛。除了种谷和养畜外，人们还使用弓箭、鱼镖、网罟等进行渔猎，并采集榛子、胡桃等作为食物的补充。在这些遗址中有半地穴式住房、储物的窖穴、制陶的窑址和公共墓地等，组成定居的原始聚落。分布于陕南的李家村文化和分布于陇东的大地湾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当，经济面貌相似。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的栽培黍遗存。这些文化，人们统称之为前仰韶文化。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遗址遍布黄河流域，其中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农业村落遗址。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农牧业更加发达，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剩余产品，大量口小底大、修筑规整的储物窖穴和成套酒器的出土就是明证。正是在此基础上，制石、制骨、制玉、制陶的专业工匠均已出现，阶级分化相当明显，文明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与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对应的，黄河上游地区有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它们是彼此联系而又各具独立性的粟作定居农业文化。
长城以北的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亦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址。在另一些遗址中，渔猎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
前仰韶文化虽然是黄河流域已知最早的农业文化，但这里的农业绝不是刚刚发生的。从我国和世界上近世尚处于原始农业阶段的民族的情况看，农业发生之初一般经历过刀耕农业阶段。这时人们往往选择山林为耕地，把树木砍倒、晒干后烧掉，不经翻土直接播种。这种耕地只种一年就要抛荒，因此年年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这叫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的农具只有砍伐林木用的刀、斧和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人们仍然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我国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烈山氏，据说他的儿子名“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以前被祀为农神——“稷”。所谓“烈山”，就是放火烧荒，所谓“柱”就是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它们正代表了刀耕农业中两种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不过在传说中被拟人化了。这是我国远古确曾经历过刀耕农业阶段所留下的史影。原始农业继续发展，人们制造了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懂得在播种前把土壤翻松，这样，一块林地砍烧后可以连续种几年再抛荒，这叫熟荒耕作制。这时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渐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上，人们也由迁徙不定状态过渡到相对定居。这就是锄耕农业阶段。前仰韶文化显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因此，黄河流域农业的起始，还应往前追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以前人们往往把黄河流域看作我国上古农业文化的惟一中心，认为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是由黄河流域传播过去的。考古发现已经根本否定了这种观点。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起源的另一个中心，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有着与黄河流域显著不同的面貌。在长江下游，距今将近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栽培稻遗存。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有几十厘米厚的大面积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物，估计折合原有稻谷24万斤。人们用牛肩胛骨做成大量骨耜，估计是用来开沟或翻土的，这说明当地水田农业已进入熟荒耕作的锄（耜）耕农业阶段。饲养的家畜除北方也有的猪、狗外，还有北方罕见的水牛。采集渔猎仍较发达，人们能够驾着独木舟到较远的水面去捕鱼，采集物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反映了水乡的特色。住房也和北方地穴、半地穴式建筑不同，是一种居住面悬空的干栏式建筑。70年代河姆渡遗址上述发现曾使国内和国际考古界为之震动，它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继河姆渡文化以后，经过马家滨文化进入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水田农业更为发达，人们使用石犁耕作，农作物种类更多，又懂得利用苎麻和蚕丝织布。作为礼器的精致的玉制品的出现和明显的阶级分化迹象，则标志着文明时代的破晓。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也有发达的稻作农业。80年代末，在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包含在陶片和红烧土中的碳化稻谷，是人们在制陶和砌墙时羼入稻壳，因而被保存下来的。这是迄今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之一。相似的农业遗址在洞庭湖西北的湖南澧水流域和湖北西部三峡口附近已发现多处，表明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从事原始稻作。最近在湖南道县王蟾岩遗址，又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这些为探索我国稻作的起源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在包括两广、福建、江西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往往发现于洞穴之中，那里的居民仍以采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但有些地方农业可能已经发生。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早期文化层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出土了国内外已知最早的家猪遗骨，还有粗制的陶片，这些应与定居农业有关；该遗址出土的磨光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则可能是早期农业工具。在山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岩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遗存。在以后的发展中，部分原始居民在岗地和谷地建立了村落，从事稻作农业，另一些原始居民则在濒临河湖地区以捕捞为生，同时经营农业。此外，云南、贵州、西藏和台湾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上下以至更早的农业遗址。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南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与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中国以北方的粟黍和南方的水稻为主，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猪一直是主要家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都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我国距今七八千年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农业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亦堪与西亚相伯仲。总之，中国无疑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原始农业过渡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是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的。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虞夏之际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延续到近代，至今仍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之中。耒耜和石刀（原始社会）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生产力并非处于一成不变的停滞状态，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我国原始农业以后的传统农业时代可以划分为从虞夏到春秋、从战国到南北朝、从隋到元和明清等四个发展阶段。
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第一阶段，这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是精耕细作农业体系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农业是以沟洫农业为其主要标志的。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降雨量400～750毫米，虽不算充裕，但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于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的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极便原始条件下的垦耕。这种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同时也决定这里的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防旱保墒（指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即属于旱地农业的类型。
耒耜与青铜农具
从虞、夏到春秋，我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如前所述，耒耜起源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所谓耒，最初是在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下安装一根踏脚横木而成；后来又出现了双尖耒。如果尖头改成乎刃，或安上石、骨、蚌质的刃片，就成了耜。史前考古发现的“石铲”、“骨铲”，很多实际上就是不同质料的耜冠。我国的锄耕农业是以使用耒耜为特色的。因为这种手推足玊直插式翻土工具，很适合在土层深厚疏松、呈垂直柱状节理的黄土地区使用。早在原始锄耕农业阶段，我国先民就在黄河流域用耒耜垦辟了相当规模的农田。如上述磁山遗址存粮斤数以十万计，没有千亩以上农田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农田面积应当更大。这已不是在居住地附近小打小闹的园篱农业，而属于田野农业了。这就是说，我国是在使用耒耜的条件下发展了田野农业，并由此奠定了进入文明时代的物质基础。埃及、希腊等国文明时代破晓之时已经使用铜犁或铁犁了，而我国先民却是带着耒耜进入文明时代的。
虞、夏至春秋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用它制造工具，比木石工具坚硬、锋利、轻巧，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一时期，主要手工工具和武器都是用青铜制作的，在农业生产领域，青铜也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商代遗址中已有铸造青铜釐（觉）的作坊，并出土了釐范，表明青铜釐已批量生产。釐类似镐，是一种横斫式的翻土农具，用于开垦荒地，挖除根株。这大概是青铜占领的第一个农事领域。周人重中耕，中耕农具也是青铜制作的。《诗经》中记载中耕用的“钱”和“釐”，即青铜铲和青铜锄。由于它们使用日益广泛，为人们所普遍需要和乐于接受，在交换中被当作等价物，以致演变为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我国后世的铜币，虽然形制已经变化，但仍沿袭“钱”这一名称，影响至于今日。青铜镰出现也很早，还有一种由石刀演变而来，用于掐割谷穗的青铜爪镰，这就是《诗经》中提到的“艾”和“鎚”。不过当时石镰、石刀、蚌镰等仍大量使用，而且延续时间颇长。至于翻土、播种、挖沟，主要仍然使用耒耜。周代耒耜已有安上青铜刃套的。但数量不多，耒耜基本上是木质的，在反映周代手工业生产情况的《考工记》中，青铜农具（被称为“鎚器”）生产由“段氏”掌管，木质耒耜制作则由“车人”掌管。在殷周时代，木质耒耜的使用甚至比前代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在已经使用青铜斧锛等工具的条件下，可以生产出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木质耒耜来。总之，青铜工具已日益在农业生产中占居主导地位，但由于青铜在坚硬程度和原料来源等方面均不如铁，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业生产领域把木石农具完全排斥掉。
在铁器时代到来以前，耒耜一直是我国主要耕具，这是我国上古农业史的重要特点。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耒耜仍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铁器时代的耒耜已被广泛地安上金属刃套，刃部加宽，器肩能供踏足之用，原来踏足横木取消，耒耜就发展为锸，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铁锹的雏型。把耒耜的手推足玊上下运动的启土方式改变为前曳后推水平运动的启土方式，耒耜就逐步发展为犁。由于犁是从来耜发展而来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沿袭着旧名。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实际上就是讲耕犁的。钱甹
沟洫
先秦时代有一本叫《周礼》的书，里面记载了完整的农田沟洫系统。沟洫是从田间小沟——畎开始，以下依次叫遂、沟、洫、浍，纵横交错，逐级加宽加深，最后通于河川。与沟洫系统相配合的有相应的道路系统。沟洫和道路把田野划分为一块块面积百亩的方田，用来分配给农民作份地，这就是“井田制”。这种制度，战国以后已不复存在。由于地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眷念、向往以至企图恢复这种人人有田耕，家家不忧贫的沟洫井田制，但都没有成功。近世学者对与井田制相联系的沟洫制度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一些人认定《周礼》所记农田沟洫是灌溉渠系，是后人编造的乌托邦，认为战国以前根本不可能建造这样完备的农田灌溉渠系。晚近的研究证明，《周礼》所设计的农田沟洫体系是用于排水的，根本不同于战国以后的农田灌溉渠系。因为用于灌溉的渠系，应从引水源开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面。《周礼》所载恰恰相反，由田间小沟开始，由浅到深，由窄到宽，而汇于河川。因此，它虽然经过编者的理想化和整齐化，但毫无疑问是以上古时代确实存在过的沟洫制度为原型的。
我国上古时期为什么会产生沟洫制，这要从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及其变化来考察。
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疏松，平原开阔，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偏少，分布不均，对农业生产又很不利。从古史传说和民族学例证看，我国原始农业很可能是从利用山地或山前林地开始，实行刀耕火种的。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址一般发现在黄河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这表明当时的农业与黄河泛滥无关，人们并不懂得灌溉。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黄河流域居民逐步向比较低乎的地区发展农业。这些地区土壤比较湿润，可以缓解干旱的威胁，但却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黄河流域降雨集中，河流经常泛滥，平原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要发展低地农业，首先要排水洗碱，农田沟洫体系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相传夏禹治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农田沟洫，把田间积水排到川泽中去，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低地农业。商周时期也很重视这一工作，当时常常“疆理”土地，即划分井田疆界，它包含了修建农田沟洫体系的内容，每年还要进行检查维修。我国上古农田称作“畎亩”，也是农田沟洫普遍存在的反映。“畎”（田间小沟）是沟洫系统的基础，修畎时挖出的土堆在田面上形成一条条长垄，就叫作“亩”，庄稼就种在亩上。“畎亩”是当时农田的基本形式，故成为农田代称。这是一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
农田沟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当时农业技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例如，我国古代很重视中耕（包括作物生长期间在行间间苗、除草、松土和培壅等工作），外国人有称我国农业为“中耕农业”的。中耕，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周代记载更多，周王每年要在籍田中举行“耨（除草）礼”，还出现了专用的中耕农具“钱”和“燻”。中耕是以条播为前提的。根据《诗经》记载，条播可追溯到周族始祖“弃”生活的虞夏之际。而中耕和条播都是以农田的畎亩结构为基础的。因为作物种在“亩”（长垄）上，为条播和中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人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修建了农田沟洫，自然不会轻易抛荒，这就促进了休闲制代替撂荒制。《周礼》中有“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种一年休一年和种一年休两年的田。 《诗经》等文献中有“縿（资）”、“新”、“畲”的农田名称，茁是休闲田，新和畲分别是开种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环，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三田制。
耦耕是我国上古普遍实行的农业劳动方式，是以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的协作，其起源亦与农田沟洫制度有关。当时的主要耕具，无论是尖锥式的耒，还是刃部较窄的平刃式的耜，由于手足并用，入土较易，但要单独翻起较大土块却有困难。解决的办法是两人以上多耜（耒）并耕。不过在挖掘沟畎时，人多了又相互挤碰，而两人合作最合适，由此形成耦耕的习惯，又与农村公社原始互助习俗相结合而固定化，逐步推广到其他各种农活儿中去。
可以说，从虞夏到春秋，我国黄河流域农业体系是以沟洫制为主要标志的，我们称之为沟洫农业。在沟洫农业的形式下，耕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有初步发展，精耕细作技术已经萌芽于其中了。
沟洫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约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那时，私有制已经产生，但是兴修农田沟洫系统不是分散的个体家庭所能为的，它要依靠集体力量进行，保持和加强土地公有制因之成为必要。这就使以土地公有私耕为根本特征的农村公社得以产生并在阶级社会中延续下去。所谓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井田制和沟洫制是互为表里的。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是我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
五谷六畜
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体，在种植业中又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蚕桑生产获得发展，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农业发生之初，人们广泛进行栽培试验，往往多种作物混种在一起，故有“百谷百蔬”之称。以后，逐步淘汰了产量较低、品质较劣的作物，相对集中地种植若干种产量较高、质量较优的作物，于是形成了“五谷”、“九谷”等概念。“五谷”一称，始见于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汉人已有不同解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差别，但大同而小异。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对照可以看到，我国先秦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粟（亦称稷）、黍、大豆（古称菽）、小麦、大麦、水稻和大麻（古称麻）。以后历朝的粮食种类和构成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从原始时代到商周，粟黍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它们是华夏族先民从当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驯化而来的。它们抗旱力强，生长期短，播种适期长，耐高温，对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夏热冬寒的自然条件有天然的适应性，它们被当地居民首先种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点黍更为突出，最适合作新开荒地的先锋作物，又是酿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黍粟出现次数很多。春秋战国后，生荒地减少，黍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粟，俗称谷子，脱了壳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可以酿酒。粱是粟中品质好的，贵族富豪食用的高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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