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并且要记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瓦·拉斯普京 著,吟馨,慧梅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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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试读：

译本序

瓦连京·拉斯普京的名字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读者对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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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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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出院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安德烈却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命令：回部队去。他想不通，到处去找军医评理，发脾气，结果都无济于事。人家硬给他穿上军装，强迫他上战场，他觉得医院里的首长像冥府的暴君一样冷漠专横，凡人是奈何他不得的。家乡就在附近，他无论如何也得回去一趟；可是他又害怕这会使自己受到军纪、国法的制裁。他在车站上徘徊了很久，放过了一班又一班列车，竟在当地滞留了一个月。这样他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回自己的家。他躲躲藏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安加拉河的彼岸，在靠近小河边的一间过冬小屋里隐匿起来。为了同亲人团聚，他抛弃了公民的义务、做人的尊严，整天提心吊胆，心里矛盾重重，精神颓丧，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脸谱化的活生生的普通人形象。

相比之下，纳斯焦娜是作者用心灵去赞美的一个闪光的形象，她是俄罗斯妇女勤劳、善良、温和、忍耐、谦恭和自我牺牲这种植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传统人格的一系列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外，这一形象还兼具独特的时代特征，即苏维埃人所特有的或那个时代所极力弘扬的道德纯洁感以及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作者通过这一丰满、感人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女主人公纳斯焦娜脾气随和，干活勤快，安德烈一家对她的唯一不满就是她婚后多年不育，纳斯焦娜也因此而感到自卑，整天忍气吞声。四年守寡一般的生活使她更加渴望与丈夫团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认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妻子的天职。当她发现丈夫逃回来之后，虽然在妻子的本分和公民的义务之间彷徨过，但最终还是宁愿背负着心灵的重压，一次次同丈夫相会，为他送去生活必需品。当她得知自己怀孕后，马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丈夫，安德烈听后非常兴奋。然而纳斯焦娜却没有光想着幸福，虽说这是老天爷对她开恩，赐给了她这份幸福，让她也能像其他女人一样成为母亲，挺起腰杆子做人，但是这幸福却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她虽然有丈夫，却已经四年光景没有同丈夫生活在一起，这是村里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安分守己的纳斯焦娜从来也没有跟任何其他男人有染，她不愿因怀孕而毁了自己的清白，但又舍不得放弃来之不易的幸福。她感到进退两难，来找丈夫商量，安德烈想不出两全的办法，只知道让妻子无论如何一定要生下孩子，纳斯焦娜只好听天由命。她天真地以为，一旦发现她怀了孕，大家决不会见死不救的。可是，没多久就被婆婆看出了破绽，她不知道儿子就在附近，认定媳妇准是找了个野男人才搞大了肚子，一气之下把纳斯焦娜撵出了家门，纳斯焦娜只好住到女友家去。公公却猜到是儿子回来了，他也十分想见儿子，几次盘问媳妇，可是纳斯焦娜不愿违背诺言，说出真相。当普天同庆战争胜利的时候，纳斯焦娜却因被人跟踪，走投无路，怀着羞愧和绝望的复杂情感“小心翼翼地越过船侧……”，“她疲倦了。人们难以想像她是多么疲倦，多么希望休息啊！”

我们不禁要问：安德烈夫妇的悲剧缘何而来？假设安德烈在考虑个人安危时稍稍替别人想想，稍稍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假设纳斯焦娜在作出自我奉献的时候稍稍留一点私心，稍稍为自己将来的幸福考虑考虑，或许这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安德烈的不人道也好，纳斯焦娜的一味迁就也好，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各自人性的悲哀，一个过于自私，一个过于懦弱。如果说，征战多年的安德烈从医院逃回家中会妻子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话，那么当他知道妻子怀孕、战争已经结束后，依然迟迟不敢站出来，就是他人格的缺陷、灵魂的丑恶了，就这一点来说，他可以被看做逃兵，一个逃避责任心的逃兵。当然，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但他的良心将会一辈子受到谴责，一辈子得不到安宁。正因为安德烈没有担当起一个男子汉、一个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才把纳斯焦娜推上了绝路，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幸福，酿成了人生的悲剧。而安德烈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他摆错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位置，在于他走上了背离人民的道路，这样的人必将遭到社会的抛弃。当然，酿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战争，《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一份对战争的控诉书，控诉战争带来的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一切，战争剥夺人的情感和愿望，战争毁灭人的道德和意志，战争摧残人性、使人堕落。作者写这本书的本意是要告诉他同时代活下来的人们以及一代又一代后人，要记住战争的教训、战争带来的不幸，不要让悲剧重演。与此同时，作品也告戒我们，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要时刻牢记公民的义务、家庭的责任，记住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记住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信赖。

拉斯普京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西伯利亚农村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农村散文”的重要代表，但是他不仅限于描写农村的日常生活，他首先是进行道德探索的作家，他是一位良心感特别强的作家，对他来说，“真话”、“公正”同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他十分关注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矛盾，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人的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深刻的主题、朴素的语言和充满激情的时尚的声音使作者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人民的良知和人民意识的代言人。《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和崇高的道德诉求，它以细腻的心理刻画、清新的笔触以及富于哲理性的抒情插话，使作品道德探索的主题得到了深化，这也是拉斯普京一贯的创作风格，从中可领略作家精深的艺术功力。小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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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曾于1979年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过本书的中译本，后因故一直未能重版，2003年译文社在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协助下购得了独家版权，本书得以重新出版。2006年5月拉斯普京作为俄罗斯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上海作协，我应邀参加了作协举办的欢迎会，把译文社2004年出的该书中译本赠送给了作家并和作家本人合了影。去年的俄罗斯旅游我来到了伊尔库茨克，看到了拉斯普京积极参与保护的贝加尔湖和书中描写的安加拉河，感受到如女主人公纳斯焦娜一样的美丽清纯。前不久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最后几集中提到了拉斯普京的这部名著，是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铭记历史就能够避免悲剧重演，铭记历史就能够面向未来。在构筑和谐社会的今天，这部歌颂人道主义的力作必将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世界文坛永恒的经典。顺便介绍一下，本书译者吟馨即丰一吟（丰子恺小女儿）、张继馨，慧梅即陈慧珍、严梅珍，四人均为年愈古稀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编辑工作，译笔纯熟精到，译文虽出自四人之手，但风格一致，丝毫看不出衔接的痕迹，可谓上乘之作。译者之一严梅珍老师已于2008年去世，本书的再版希望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吴健平2017年6月5日1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这一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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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严寒的日子里，安加拉河畔古西科夫家下坡的菜园子内靠近河边的澡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米赫伊奇·古西科夫的一把精制老货木工斧头不见了。他家历来凡是有东西生怕外人看到，总是藏在炉子边一块没有钉死的地板底下。古西科夫老头清楚地记得，头天他用这把斧头剁过烟草后，仍把它藏回到了那里。可第二天发现斧头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无影无踪。米赫伊奇在澡堂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结果发现失窃的原来还不仅是一把斧头，有人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竟从搁板上顺手牵羊拿走了整整一半自种烟叶，而且还贪得无厌地带走了搁在更衣室里的猎用旧滑雪板。这下古西科夫老头可明白了：小偷是外地来的，他的斧头再也没有指望找到了，因为本村的人何必拿走滑雪板呢。

纳斯焦娜得悉失窃的消息时已是晚上，收工以后。米赫伊奇一整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叫他上哪里再弄这样一把斧头呢？什么样的斧头也弄不到，何况这样一把，它像小玩意儿一样，又轻，又锋利，正合手。纳斯焦娜听见公公大发雷霆，没精打采地想：为了一件铁器，就值得那么心痛吗，其实家里早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只是等到纳斯焦娜躺到床上，舒展的身子在昏昏入睡之前感到微微酸痛的时候，她的心头才猛地一震，忽然想到：如果是外人，怎么会想到看看地板底下有什么东西呢？她差一点被这无意中偶然想到的念头憋得喘不过气来，睡意立即烟消云散，于是她睁大眼睛在黑暗中躺了很久，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向谁暴露了自己这可怕的猜测。她时而把这猜测从自己头脑中驱赶掉，时而又把它的纤细的、断断续续的头绪重新收回来。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有睡好，早上，天蒙蒙亮，她就决定亲自去澡堂看看。她不走那条在雪地里踏出来的通过牛犊栏的小路，而是穿过村里的一条冷僻的小巷，往下走到安加拉河边，再向右一拐，就望见了耸立在峭岸上木栅后面的澡堂屋顶。纳斯焦娜在峭岸下站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踏着结冰的台阶，登上峭岸，为了免得栅栏门嘎嘎作响，她从围栅上爬了过去。她不敢马上走进澡堂，在门前踌躇了好一会，这才伸出手去，轻轻地拉那扇矮门。可是门给冻牢了，纳斯焦娜用尽力气才拉了开来。这就是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有人。澡堂里很暗，一扇开向安加拉河的朝西的小窗子里刚刚开始出现暗淡微弱的晨光。纳斯焦娜在窗旁的墙边凳上坐下来，像野兽一般凭灵敏的嗅觉拼命嗅澡堂的空气，希望能闻到一些新出现的、生疏的、然而却是她当年闻惯了的气味，可是除了冻结的霉烂物所发出的有点刺鼻的辛辣味之外，其他什么也嗅不到。“我这傻瓜，尽胡思乱想，”她责备自己，于是站了起来，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在这里发现些什么。

这天白天，纳斯焦娜把麦秸从打谷场运往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去时，每次走下山坡，就像着了魔似的，必定要向澡堂方向望望。她很恼火，想制止自己这样做，但是眼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盯住棱角突兀的昏黑的澡堂。麦秸得用铁叉从雪底下挖出来，再抛到雪橇上去。运过三趟以后，干任何活儿都能耐劳的纳斯焦娜就已疲惫不堪，难以支撑了。昨晚失眠显然对这也有影响。所以到了晚上，纳斯焦娜一吃完饭，人就像死了一样瘫倒在床上。也不知是夜里做梦得到了启示，睡了一觉又忘了呢，还是醒后才想出来的主意，总之，她醒来后，已经明确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她在粮仓里挑了一只最大的圆面包，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起来，悄悄地拿到澡堂里，放在劈对澡堂门的墙边凳上。她在澡堂里又坐了一会儿，掂量一下自己神志是否清醒，然后像祝祷似的悄悄叹口气，掩上门，走了。

此后接连两个早晨，纳斯焦娜都去澡堂察看，谁也没有来碰过这只圆面包。于是她又换了一只刚烤出来的，仍旧放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有一种使人不得安宁的、摆脱不掉的紧张心情迫使她继续去探索斧头的下落。外人是不可能猜到地板底下有一个秘密所在的。瞧，那块地板同其他的地板紧紧地排在一起，严严实实，就是在上面跳舞也不会松动。或许这秘密被某个人偷看了去？面包，面包应该揭示出这个人是谁，要抵挡面包的诱惑可不容易。

又过了两天，圆面包失踪了。纳斯焦娜发现圆面包已不在原处，大吃一惊。她呻吟着，瘫坐到墙边凳上，摇头叹息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大概是公公或者婆婆来过，看见这里有一只圆面包，就带回家去了。这就是全部答案。纳斯焦娜扑通一声跪到地板上，瞧，地上有面包屑。不，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而是另一个人。在炉子的冷却了的灰烬里，纳斯焦娜掏到了一个烟蒂。

从这一刻开始，她似乎神不守舍了，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接下去会怎么样？她料理好家务，到集体农庄去干活时，在人前虽能保持常态，但暗地里却不时四面惊顾，害怕身旁的每一个声音。她既然连在等什么都弄不清楚，自然就没耐心再等下去了。于是到了星期六，她就打起洗澡的主意来。谢苗诺芙娜说天气太冷，劝她作罢。可是纳斯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水由她来拎，炉子由她来生，他们公婆二人只要等着洗澡。

其实洗澡的准备工作她很快就可做完，活儿并不繁重；但她故意拖拖拉拉。她劈松木柴时，掺了一半不易燃烧的桦木柴进去，炉子也比往常生得迟些。这一天很冷——严寒还刚刚开始缓和一些，——不过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纳斯焦娜每次从安加拉河畔拎了水走上岸来时，都不由得要望望烟囱里的烟。桦木烧出来的黑烟，由于没有风而形成一根笔直的柱子，直往高空冒，老远都望得见。她烧了满满一大桶水，超过了需要量，洗净了地板和蒸浴床，然后略微堵上了烟道，这时已经暮色沉沉，她才去叫两位老人家，没忘记关照他们随身带些煤油去点灯。

她仿佛是在梦中，几乎是在摸索着走动，既不觉得紧张，也不感到一天工作的疲劳，然而一切都按计划做得一步不差。等两位老人家洗毕，她就收拾好内衣准备去洗澡。谢苗诺芙娜问她和谁一起去洗，她撒谎说和纳季卡一起去。往常纳斯焦娜总是约个女邻居共浴，免得望着自己赤裸裸的日益憔悴的身子感到伤心而泪水盈眶。但是今天她可不能带女伴。天还没有黑透，所以没有星光，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澡堂，用破布从室内把小窗遮起来，然后脱掉衣服，草草地冲洗了一下，因为她所预测的那个时刻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来到。

洗完澡，纳斯焦娜回到家里，在灯下对着镜子梳好头发，然后对两位老人家说，她要到纳季卡那里去坐一会儿，她装作的确和她一起洗过澡的样子。纳斯焦娜真的顺路到纳季卡那里去了一下，但是没有待多久，而且也没有任何事要找她，只是为了露露面。然后赶紧回到澡堂。她偷偷摸摸地走到门边，生怕来迟了一步。她先倾听一下里边有没有人，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澡堂还没有冷却，为了不让自己出汗，纳斯焦娜在门坎上坐下来。如果有人来了，她可以及时站起来避开，而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待。

从村子里传来最后的微弱的人声、狗吠声，然后一切都静息下来。安加拉河上偶尔传来冰面开裂的响声。澡堂呼呼地吐着汽，逐渐冷却下来。纳斯焦娜坐在一片黑暗里，只能勉强辨认出小窗。她呆然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独自一个人深更半夜能在这儿干啥呢？她试图思考些什么，回忆些什么，可是办不到。本来生活在人们中间很容易办到的事，一个人在这里就休想办到了。

夜深了，门缝里吹进来的风越来越大，她只得移坐到墙边凳上去。

看来她还是打了个盹，因为她竟没有听见脚步声。门突然打开，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擦过，沙沙响着钻进了澡堂。纳斯焦娜给惊醒了，跳了起来。“天哪！是谁，谁？”她大叫一声，吓得发呆了。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扑向纳斯焦娜。“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里的狗喧嚷了一阵子，就安静下来。

[1]基督教节日，在1月19日。2

阿塔曼村位于安加拉河的右岸，总共只有三十户人家，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是个小小的居民点而已。这村子尽管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却是孤守僻处，而且从战前开始就已逐渐萧条，如今已有五家农舍——都是牢固的木房，而不是破旧的棚屋——窗子钉死，人去屋空了。为什么许多村子在战时都人丁稀少，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全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可是人们，尤其是未及置备产业的那些年轻人，从阿塔曼村迁走却要推至更早的年代。他们被较兴旺的大村镇吸引过去，那里有发展的前途，而阿塔曼村却没有。这村子当年孤零零地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离开同岸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就是阿塔曼村所[2]属的村苏维埃所在地——有二十多俄里之遥。的确，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布纳亚村离阿塔曼村比较近些，可是雷布纳亚村总是与它下游的邻村保持联系，那里有村苏维埃，有商店，有首长，区中心也在那个方向，人们凡是有什么事要办，都到那里去，难得渡河到阿塔曼村来。阿塔曼村旁虽有带着种种消息的轮船噗噗驶过，可是有好多消息却从这个孤零零、灰溜溜地矗立在河岸上的村子旁边绕过去了。就连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是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的。

然而必须指出，这个村子的命运并非一向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阿塔曼这个村名是从另一个比它更响亮更吓人的名称——土匪村变来的。很久以前，这里的男人喜欢从事一种进账不多、但有利可图的行当：拦路抢劫来自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位置对于干这种行当太方便不过了：山岭延伸到这里，几乎与安加拉河紧紧相连，过路人即使想从一旁绕过村子也无路可走。不论愿意不愿意，非走到村道上来不可。于是这伙亡命之徒就在河边最狭窄的地段守候着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名声就此永远流传下来。本来口头上流传的“土匪村”这个名称被搬上了公文，但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乡公所里就有人觉得这名称不成体统，把它改成了“阿塔曼村”——既保留了村名原来的意义，听起来又不那么刺耳。可是这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不同意这样改名。过了许多年，直到今天，卡尔达、雷布纳亚和其他村里的老头儿们还不约而同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全村人都当土匪，却想把责任推到一个头目身上。不行，办不到。”

命运把纳斯焦娜从上安加拉河带到了阿塔曼村。在饥馑的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在伊尔库茨克近郊的家乡埋葬了母亲之后，为了活命，带着八岁的小妹妹卡季卡去安加拉河下游流浪，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穷人境况要好些。她俩的父亲死得更早，还是在成立集体农庄的动荡的第一年就中冷枪死了，据说是做了替死鬼，原来要打死的是另一个人；至于是谁开的枪，始终没有查出来。就这样，两个女孩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辗转于各个村子，这儿挣一口饭，那儿讨一些施舍，——那是人们看在幼小可爱的卡季卡分上才给的。要不是有卡季卡，纳斯焦娜恐怕早就没命了。纳斯焦娜身体单薄得像一个影子：又长又瘦，手、脚和脑袋全都长得怪模怪样，而且脸上堆满了愁云。她代替母亲照顾着卡季卡。只是为了卡季卡，她才勉强支撑着，给人扛活，乞讨一口面包。

将近秋天的时候，姐妹俩好容易来到留季纳村，纳斯焦娜记得这儿住着她的姑妈。姑妈絮絮叨叨地埋怨了一阵，但还是收留了两个女孩。纳斯焦娜将息一番以后，就上集体农庄劳动，卡季卡则被送去上学。这时候日子开始好过一些：菜园能长出蔬菜了，庄稼熟了。饥饿这种病，只要有吃的东西，要治好它并不难。入冬前，纳斯焦娜就已渐渐恢复元气。第二年是个了不起的丰收年，在这种年成还吃不饱的话，那真是说不过去了。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渐渐消失了，身体丰满了，面颊上泛起红晕，眼睛有神了。不久前的丑丫头出挑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两年后，安德烈·古西科夫就在留季纳村遇上了她。安德烈虽说是个外乡人，却是个机灵、神气的小伙子，他是划着木筏到这个村子附近的蓄油池来运取燃料的。他俩很快就谈成功了。纳斯焦娜在姑妈家做帮工，过厌了弯腰曲背、为人作嫁的日子，这也是促使她答应下来的一个原因。安德烈把一桶桶燃料送到机器拖拉机站后，一刻也不耽误，立即坐轮船赶回，把纳斯焦娜带到自己的阿塔曼村去了。

纳斯焦娜急着嫁人，就像跳水一样迅速，不加过多的考虑。反正早晚总要嫁的，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一关，那又何必拖延呢？至于在异乡的新家庭里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没有很好地想过。结果，她从姑妈家的帮工变成了新家的帮工，只是换了一个家，家业大一些，要求更严厉些。古西科夫家饲养着两头母牛，还有绵羊、猪、家禽，一所大房子里只住三个人，纳斯焦娜住进来，才是第四个人。一家的重担立刻全都落到她肩上。谢苗诺芙娜早就盼着媳妇进门，好让自己老来享享清福，等到盼着了这一天，她却生了一场重病，两脚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走路摇摇晃晃，像一只鸭子。可是这个家谢苗诺芙娜仍旧要当，家庭这个舵她已掌了一辈子，现在由另一双手来掌，她就看着不顺眼，觉得那双手既笨拙又懒惰，而这无非是因为那双手不是她自己的。她的性格实在是算不得温存：有时发起脾气来，不容对方辩解，有时恶狠狠地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只有纳斯焦娜那样忍耐力强的人，才能不同她顶撞，跟她闹翻。纳斯焦娜通常总是默不作声。她这种本领还是在她乞讨度日的那年夏天学会的，那时候，她带着卡季卡走遍了安加拉河畔的村子，任何人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骂她。当然，如果她是本地人，是阿塔曼村人，娘家就住在这里，遇事有人出来保护她，不让她受欺侮，那么婆家对她的态度也就不敢这样。但她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不知从哪里来，带来的嫁妆只有随身穿的一条旧连衫裙，为了出去见人，穿的戴的还得由婆家给她张罗，这就是谢苗诺芙娜心中对媳妇根深蒂固的成见，每当她心头恼火时这种成见就给她火上加油。

不过，一年年下来，谢苗诺芙娜对纳斯焦娜逐渐习惯起来，埋怨的话越来越少了。她承认媳妇脾气随和，干活勤快。纳斯焦娜不但不耽误集体农庄的活儿，而且几乎把全部家务都包了下来。男人们只消准备木柴和储存干草。如果屋顶塌下来，自然也由他们去撑，至于到安加拉河边去拎水或者洗刷畜栏之类，则被认为是有失男人体面而不光彩的事。谢苗诺芙娜的病腿走不远，纳斯焦娜则忙得团团转，她已经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人，因此婆婆也不得不软下心来。只有一件事，她不肯原谅纳斯焦娜，那就是她没有生孩子。她倒并没有责怪媳妇，因为她知道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痛的伤疤。但这件事她总是耿耿于怀，尤其因为她和米赫伊奇只剩下了安德烈一个孩子，既是老大，也是老二，又是老三，因为在他前面出世的两个女孩都没有活下来。

也正是因为不育，纳斯焦娜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她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肚子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算不得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纳斯焦娜没有料到自己会得这个毛病，轻率地嫁了人。虽然她婚前就知道做女人的出嫁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仍为自己生活中这一巨大的转折感到高兴，直到过后才有点惋惜自己的处女时期太短暂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安德烈一度和她相亲相爱，称她为心肝。最初他们根本不考虑生孩子的事，两人只是形影不离，享受着亲密无间的乐趣，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孩子甚至会妨碍这幸福。可是到了后来，渐渐地，悄悄地，由于唯恐破坏了自古以来的家规，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起初他们要避免的和为之担心的事，现在却开始期待着它了：会不会有呢？几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期待发展成焦虑，进而又变为恐惧。只一年光景，安德烈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吹毛求疵，粗声粗气，无缘无故就张口骂人，到后来索性学会了挥舞拳头。纳斯焦娜逆来顺受着，因为按俄罗斯人的风俗，女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安排自己命运的机会，以后就得忍受临到头上的一切。况且纳斯焦娜认为这事应当归咎于她这方面。只有一次，安德烈在责备她时说了些实在不堪入耳的话，她才忍无可忍地回答说：他们两人当中，还不知原因在谁身上，——是她还是他，因为她还没有同别的男人试过。安德烈气得把她打了个半死。

到了战前最后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倒比较和睦了，似乎两人又重新开始相互习惯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摸清楚了彼此的脾性，因此便屈服于一条古老的规律：做了夫妻，就得过下去。纳斯焦娜从安德烈那里得到的温存照例不多，不过他瞎胡闹的次数也显著地减少了。纳斯焦娜对此已很高兴，她想，两人都还年轻，迟早总会有个结果的。要不是发生了战争，大概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可是战争开始了，多少希望都成了泡影，岂止这一种呢。

开战没几天，安德烈就应征入伍。纳斯焦娜伤心痛哭，哭了一阵，平静下来了。遭此不幸的不是她一人，别的女人还得抚养孩子，比她更惨。出嫁以来的这些年里，她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自己未曾生育而感到欣慰。她其实不该抱怨命运，命运为她作出的安排很合理，命运早就预见到现在落到人们头上的灾难，所以预先安排好让她单独一个人熬受这次灾难。以后好日子来临，再生孩子也为时不晚。但愿安德烈能回来就好了。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她全靠这一指望活着，在前途未卜的可怕年月里，她始终存着这一指望。

安德烈打仗一直很顺利，但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他突然失踪了。过了两个月之后，才收到他从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寄来一封信，说是受了伤，伤愈后，会让他回家待几天的。纳斯焦娜起初打算到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但看到这句话，就打消了前去的念头。既然会让他回家，那最好在家里团圆——这就是他们两人本来的打算。但是安德烈估计错误了，深秋时节，他写来一封短信抱怨说：不行了，回家没指望了，医院要他出院，但是他得立刻返回前线。

于是又杳无音信了。

在圣诞节前，村苏维埃主席科诺瓦洛夫和麻脸的地段民警布尔达克（人们背后称他为“霸道客”）突然从卡尔达村驾临阿塔曼村。他们在安加拉河边掉转马头，直奔古西科夫家。纳斯焦娜不在家。“你们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吗？”布尔达克像审讯似的厉声问米赫伊奇。

米赫伊奇把安德烈最后两封信给他看。布尔达克看了信，又让科诺瓦洛夫看了，然后藏进自己的衣袋里。“他没有再来信吗？”“没有，”惊慌失措的米赫伊奇终于醒悟过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我们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他在哪里？你们的安德烈·古西科夫下落不明。如果他告诉你们在哪里，你们就通知我们。明白吗？”“明白了。”

米赫伊奇什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谢苗诺芙娜和纳斯焦娜也不明白。

可是在主显节的严寒日子里，古西科夫家澡堂地板底下秘洞中的一把斧头失踪了。

[1]“阿塔曼”在俄文里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2]1俄里等于1.06公里。3“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一双粗糙有力的手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回到墙边凳上。由于疼痛和恐惧，纳斯焦娜呻吟起来。那人的嗓音嘶哑而难听，但腔调还是依旧，纳斯焦娜听出来是他。“是你，安德烈？！天哪！你从哪里来？！”“从那儿。别作声。你跟人讲起过我在这儿吗？”“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她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从遮掩住的小窗角落里透进的微光中，只看见眼前有一个蓬蓬松松、模模糊糊的庞大的黑影。他胸膛一起一伏，不时地大声透气，仿佛刚刚吃力地奔跑过一阵。纳斯焦娜觉得她自己也喘不过气来，因为尽管她有过预感，但这次会面毕竟来得太突然，而且会面后的最初几分钟、最初几句话就显得鬼鬼祟祟，让人提心吊胆。

他终于放开了手，略微向后退去，但仍然用心慌意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有人找过我吗？”“不久前民警陪着卡尔达村的科诺瓦洛夫来过。他们跟父亲谈了一阵。”“父亲、母亲猜到我回来了吗？”“没有。父亲以为斧头是叫陌生人偷走的。”“那么你却猜着了？”

她没来得及回答。“面包是你拿来的吗？”“是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啦，我们团圆了，纳斯焦娜。我是说，我们团圆了，”他以挑衅的语气重复一遍，似乎急切地想听听她如何作答。“真难相信，我现在是在自己的老婆身边。按理说，我不该来这儿，不该让任何人看见我，可是一个人是过不了冬的。你用面包把我招引来了。”他又用力地按住她的肩膀，按得她都疼了。“你总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明白不明白？”“我明白。”“那该怎么样呢？”“我不知道，”纳斯焦娜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安德烈，你别问啦。”“别问啦……”他的呼吸又紧张急促起来。“我这就告诉你，纳斯焦娜。连一只狗都不应当知道我在这里。你要是说出去，我就打死你。打死你，我才不在乎哩。你给我记住这话。你哪怕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我现在干这种事决不会手软，决不会留情。”“天哪！你在说些什么哪？！”“我不想吓唬你，可你得记住我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我现在走投无路，只好在这一带，在你身边待着。我就是为了找你才来的。不找父亲，不找母亲，就找你。不论母亲、父亲，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事……从今往后，只当没有我这个人。我失踪了。叫人在半路上打死了，火化了，连骨灰都扔掉了。我现在在你手里，就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如果你不愿意为这件事弄脏你的手，就马上把话讲讲清楚。”“你干吗要折磨我？！”她唉声叹气地说。“难道我是外人？不是你的妻子？”

纳斯焦娜几乎已神志不清。她刚才所说的一切，所见所闻的一切，全都是在她处于一种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发生的；那时她的一切感觉都已麻木、僵化，她这个人仿佛已不是靠自己的，而是靠从外界接到她身上的供急救用的生命活着。在那种情况下，恐怖、痛苦、惊奇、醒悟都要过后才会来临，在神志清醒过来以前，她体内仅有一架冷静的、坚固的、几乎是毫无感情的机器在尽着保护她的职责。纳斯焦娜嘴里虽在答话，可她的神志却是恍惚的，她自己也不明白：在度过了随时可能传来噩耗的三年半的别离生活之后，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而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之后，她怎么会信口说出这些淡漠的、无关痛痒的话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坐着一动也不动，其实应该有所表示，至少该先同丈夫拥抱一下，欢迎他，因为她几乎每一夜都怀着柔情蜜意冥想着和他重逢。应该有所表示……可是她却依旧坐着，像在做梦一样，只能如旁观者一般望着自己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于是只好眼睁睁等待梦境发展下去。就拿整个这次会面来说吧——深更半夜，偷偷摸摸，躲在澡堂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像盲人一样猜测对方的表情，痛苦地、几乎下意识地窃窃私语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夫妻重逢搞成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哪像是真事，倒像是使人难受的梦魇，只消天一亮，连这梦魇也要消失。像这样的会面不可能明天、后天、永远地延续下去，由此带来同样痛苦而不幸的一次次会面。

他用一只沉甸甸的、微微发抖的手，抚摩着纳斯焦娜的头。这是第一次近似爱抚的接触。纳斯焦娜哆嗦一下，缩紧身子，照旧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缩回了手，问：“你们日子怎么过的？”“盼你，”她说。“盼着了。盼着——了。英雄战罢归来，欢迎吧，妻子，去夸耀吧，请客吧。”

这样的话题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两人一下子都百感交集，心绪烦乱得好比一团乱麻堆在跟前，不管你从哪里下手去触动它，都太可怕了。他们沉默了很久，后来纳斯焦娜想了起来，就提出：“你是不是要洗个澡？”“是需要洗个澡，”他连忙表示同意，而且显得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你是为了我才把澡堂烧暖的，我知道。说呀，是为了我吧？”“是为了你。”“我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洗过澡了。”

他走到炉子边，伸手到大桶里搅了一下水。“大概凉了吧？”她不由得问了一声。“还可以。”

纳斯焦娜听见，他凭记忆在门边摸到了木制的挂衣架，把短皮袄挂了上去，然后在门槛边拉下毡靴，开始脱衣服。此后，隐约可辨的粗壮的身影便向纳斯焦娜走近来。“怎么样，纳斯焦娜，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起来，给我擦擦背。”

他把她按倒在地板上。他的胡须触着纳斯焦娜的脸，不知为什么胡须里散发出熟羊皮的气味，她不由得时时把脸扭向一旁。一切进行得那么迅速，纳斯焦娜还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就已经披头散发地重新坐在遮没的小窗旁边的墙边凳上发愣了，在另一边墙边凳上，这个重又当了她丈夫的似曾相识的男人小心翼翼地嗤着鼻子，哗啦哗啦地往身上泼水。无论是慰藉或痛苦，她都没有体会到，只感觉到一点点茫茫然的惊奇和隐隐约约、莫名其妙的羞耻。

他洗好澡，开始穿衣服。“我该给你带一套内衣来的，”纳斯焦娜说。她总是竭力使自己不显得见外，找些话来说说。“什么内衣，见鬼去吧，”他回答。“听我告诉你，我急着要的是什么。明天你休息一下，睡个够，后天把我那支‘图尔卡’猎枪给我送到这里来，趁我还没给野兽吃掉。它还能使唤吗？”“能。”“这是少不了的。再就是火柴、盐、一只煮汤用的锅子。还该带些什么来，你自己看着办吧。到父亲那儿去拿些装弹筒用的弹药来，可别让他发觉。”“关于猎枪的事，我怎么对他说呢？”“我不知道。随你便。你想办法对付过去得了……再提醒你一下：不能让任何人疑心我回来了。不能让任何人疑心！我没有来过，这里没我这人。你一个人知道就够了……眼下得由你多少弄点吃的来养活我。等你给我拿了枪来，我自己就可以搞到肉了，可是面包是没法用枪打来的。后天我还要来，时间略微迟一点。你别早来，小心有人盯梢。今后你走路要小心谨慎，多留点神。”

他说话时语调镇静而平稳，他的口气在温暖的环境中显然软下来了，不过还是听得出焦虑不安和故作镇静。“暖了身子，又洗了澡，还交了桃花运，跟自己的老婆亲热了一阵子。现在该走了。”“你上哪儿去？”纳斯焦娜问。

他哼了一声：“上哪儿……随便上哪儿。找亲兄弟去，找大灰狼去。那么，后天的事不会忘吧？”“不会忘。”“你先在这里等我，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我上路了。你稍微等一下，别马上出来。”

他窸窸窣窣地穿上了短皮袄，就不再作声了。

他走到门槛边时，突然问：“我活着回来，你多少该觉得高兴吧？”“高兴。”“那么你并没有忘记我是你的什么人？”“没有。”“是什么人呢？”“丈夫。”“对啦，丈夫，”他强调一下，就出去了。

她不太理会他这句话的深意，因而突然寻思起来：果真是丈夫吗？她会不会是遇到了善于变形的妖精？在黑暗里难道看得清楚？据说妖精变了人，就是在大白天也没法和真人区别开来。她不会按规矩画十字，只得胡乱地画了一下，整篇的祈祷文也早已忘记，只得低声念了几句临时想起来的从小记得的祷文。她起了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念头：如果这确实是一个妖精，岂不更好？这念头使她愣住了。4

安德烈·古西科夫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出路了。前面虽然还有一条路，可是显然走不多远就要碰壁，而要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毫无希望了。安德烈想到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就干脆不再患得患失地东想西想了。现在只有靠一种办法活下去，那就是听天由命。

在重返故乡的最初几天内，最使他烦恼的是回想起三年半以前他离开这儿到前线去的情景。从最初听到战争的消息，到抵达伊尔库茨克编成师团，总共两个星期光景。这段时期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这却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甚至还记得当初的心情，而这种心情现在似乎在重新感受：此刻他和当时一样感到惘然若失，前途渺茫，和当时一样不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和当时一样感到愤恨、孤独、委屈，和当时一样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无情的、阴郁的、摆脱不了的恐惧——种种心情，直到刹那间的想法，都和当时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巨大的差别：现在这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转了一个向。这从周围环境就能得到证实。瞧，他仍旧在原地方，在当初出征的地方，可是已经不在安加拉河右岸，而是在它的左岸；那时候是盛夏，而现在是隆冬；那时候他去打仗，而现在却回来了；那时候他和许多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出发，现在却孑然一身偷偷地溜回故里。命运兜了一个大圈子，把他送回到老地方，可是死神和当时一样照旧直挺挺地站在他近旁，——不过这一回为了准确无误，死神从背后袭来，好让他无法逃走。总之，他现在过着倒退的、逆转的生活，不知道怎样跨出下一步。这一段生活结束之后，大概不可能再留下回忆了。

首批应征入伍的阿塔曼村的七个男人，其中包括安德烈，是乘着五辆轻便马车离开村子的。前往送行的人，人数与上前线的战士差不多相等。但安德烈在家里就同亲人道别了，他认为没有必要延长他们哀哭诉说的时间，而让自己陪着他们白白地伤心。既然不得不诀别，就干脆立即诀别；同样，他也希望什么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干脆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去抱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在大门口同母亲、父亲、纳斯焦娜拥抱后，就跳上马车，催马动身；马车走动后，他一直克制着没有回头望，直到驶过了牧场，阿塔曼村消失在视野中了，他才勒住缰绳，等齐了其余的人，排成一列纵队前进。

他们在卡尔达村恰好赶上轮船，便乘船顺流而下，来到区中心，隔了一天，就是这艘轮船又往回走，把从全区征集来的一队人运往伊尔库茨克。清晨船过阿塔曼村。他们都不睡觉，等候着，离村很远就各自开始哇啦哇啦地叫唤，自己也不知道叫唤些什么，而且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唤。安德烈却默不作声、气呼呼地望着村子，不知为什么，他已经不再抱怨战争，却怨恨起阿塔曼村来，认为阿塔曼村是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祸根。他们终究还是达到了目的：村里有些人奔到岸边来，也用叫喊声回答他们，还挥动手帕和帽子，但轮船离岸很远，看不出是谁，也听不见叫喊些什么。安德烈似乎觉得，他在这些人中间看到了纳斯焦娜。但他不能断定是她。他恼火起来：何苦呢，何苦安排这么一次毫无必要的消遣？既然已道了别，该说的话也互相说了，这就行了，战争是无法挽回的。但如果他知道他当作纳斯焦娜的那个人确实是纳斯焦娜的话，恐怕心情会轻松些，现在之所以恼火，是由于无法确定是不是她。他由于阿塔曼村上留下来的一切，也就是他被迫与之分离并为之而去打仗的一切，心中生起了无名火，长时期来一直无法平息下去；正是这股无名火使他在当初暗自立下誓言，而且这些年来时刻把它记在心头，现在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使誓言得以实现了。当然他不是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才回来的，不是；但是此刻，从刚开始实现这誓言的时候起，就使人感到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似乎有一股诱人的、确凿可靠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帮助着安德烈。

轮船噗噗地逆流而上，行驶了三个昼夜，船上的人像一群乌合之众，嬉笑吵闹，拼命地苦中作乐，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是最后几天自由而安全的日子了。但安德烈却一直孤守独处，他没有喝伏特加酒的习惯。他总是像木偶一样良久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前方。此时正值盛夏，连日来烈日当空，安加拉河滚滚而下，汩汩的水声萦回不绝，熟悉的河岸、村子、岛屿不断地从两旁漂浮过去，消失在身后。安德烈一想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一切，心里就难过。还不如走到下面的船舱里，去跟自己的同伴们待在一起的好，因为心里难过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或者躺下去睡一觉，把头枕着背包，懵懵懂懂，忘怀一切，直到命令他们起来。可是他没有下舱去，而是继续望着前方，思索着，苦恼着，以烦闷和痛楚折磨着自己的心灵，为自己感到伤心，感到可怜。他越是望得长久，就越是清楚地、无法挽回地看到：安加拉河的河水向他迎面流来时，竟是那么平静而冷淡，对他根本漠不关心；河岸无动于衷地从他身旁不停地掠过，对他视若无睹，他一直在这一带地方生活，可是现在这一带地方却抛弃了他，而去迎接行将取代他的另一些人和另一种生活了。他感到恼火：何以如此迅速就变心了？他还没有走，还没有离开，可是关于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却已被遗忘掉，埋葬掉了。这等于是在说：走吧，去死吧，对我们说来，你这个人已经完蛋了。难道真的完蛋了吗？他不同意，他激动地、以一种恶狠狠的固执的心情，出声地立下誓言：“胡说！我会活下去的。你们把我埋葬得太早了。等着瞧吧：我会活下去。反正你们是跑不到哪儿去的，会看到我回来的。”

可是到了前线，他不再抱这样的希望。在最初几次交战中他就受了伤，幸而是轻伤，子弹打穿了他左腿的皮肉，一个月后，他就微微瘸着一条腿回部队了。那时候，逃生的念头显得毫无意义，不止他一人把这念头深深地隐藏起来，隐藏得有时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承认究竟有没有这念头：务必要把这念头珍藏好，千万别亮出来，暴露到枪林弹雨下去。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总觉得自己也难逃此劫：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总会轮到。在这儿，在战场上，人们总是诧异那些过和平生活的人何以能无休无止地活下去。每当想起人会像树木或石头那样年复一年地过上好几十年和平生活，简直会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在这里有另一种尺度。

安德烈·古西科夫长时期来一直是走运的，只有一回，他都快下火线了，却不小心遭到了轰炸，震伤得很厉害，爆炸的气浪完全震聋了他的耳朵，几乎有一个星期，他什么也听不见，后来才逐渐恢复听觉。这次震伤留下了可笑而苦恼的回忆：在医院里，他这聋子胃口大开，像野兽一样贪吃。他经常肚子饿，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为了寻找食物，他时常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当他悄悄地溜进厨房去偷东西吃时，就被当场逮住了；而当他试图要求增加伙食定量的时候，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就故意逗他，拿他取乐，他却只好干瞪眼。

在三年之内，安德烈换了好几个部队：滑雪营，侦察连，榴弹炮连。这就使他有了种种经历：跟着坦克冲锋，猛扑德国机枪，滑雪夜袭，以及疲惫不堪地、长时间地、顽强地抓“舌头”。安德烈羡慕那些投身战场时就像上工一样镇静而随便的人，他可不习惯于战争，而且也无法习惯。然而他除了尽力适应战争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冲到别人前头去，但也不躲在别人背后，——躲在别人背后，战友们立刻就会发现而给他厉害看。在“侦察搜索”中，当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搜索小组扑向德国人的堑壕去时，一般是无法投机取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胜即死，如果停顿一下，躲闪一下，就会既毁了自己，又毁了大家。在侦察兵当中，安德烈被认为是可靠的战友。就连最最勇敢的人也常常找他做搭档，以便互相掩护。打起仗来他倒是和大家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士兵们所以器重他，是因为他力气大：他身材矮壮，筋骨强健，常常把被击昏了的或者顽抗的“舌头”驮到自己背上，轻快利索地背进己方的战壕里。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滑雪营服役时，战场在莫斯科附近；春天他调任侦察兵，转战在斯摩棱斯克一带；他震伤以后，调到了炮兵连，驻地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了。而在这里，在远程炮兵部队里，我军已开始进攻，情况就轻松些了。

到1943年年初的冬天，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了。越是接近结束，越是希望活下去——这种希望已经不是怯生生的、暗地里的，而是公开的、提心吊胆的。他们这些从战争初期就开始打仗的人，经受了那么多风险，总算熬了过来，人人都愿意相信：命运必定会对他们另眼看待，网开一面。既然他们至今一直能避开死神，死神必定会放过他们。在这儿战场上，似乎有一种活命的考验期：活过来了，就可以活下去。有时，当战事平静，使人可以放下心来的时刻，安德烈就会满怀信心，认为以后不会再有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像现在一样不慌不忙、太太平平、一步步熬到苦尽甘来的、他为此已预先偿付了十倍代价的最后一天，到那天，就可宣布战争胜利结束，把大家送回家去了。可是这种幸福愉快的时刻消逝后，恐惧又不知不觉袭上心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希望的人在他眼前死去，而且他明白，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是有人会死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活人中来，还不是从他，从别的人中间来的？这样，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安德烈被恐惧的心情所笼罩，认为自己前途凶多吉少，就小心翼翼地琢磨着要让自己受伤，当然不是击中要害的重伤，而是能把时间熬过去的轻伤。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却受了重伤。有一次，炮兵连已经给大炮套上炮衣，准备转移，眼前忽然冲出几辆德国坦克，把安德烈给打伤了，伤得很厉害，他几乎一昼夜没有恢复知觉。等到清醒过来，确信自己还可以活下去，倒反而放心了：好了，打仗总算打到头了。以后就让别人去打吧。他偿付的代价够多了，他自己的一份已经如数付清。他不可能在短期内养好伤，等到以后痊愈了，一定会放他回家的。好了，不管是好是坏，反正命保住了。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胸部因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长时期没有愈合。家里为了接济他，寄来了一个包裹，后来又寄来一个。纳斯焦娜要求让她去医院探望，但他考虑后，认为没有必要花这笔旅费。反正不久后他自己就可以回家了。同病房的伤员都同意他的推测，因为伤员往往猜得到：出院后，哪些人就此复员回家，哪些人短期休假，哪些人重返前线。“会放你十来天假的，”他们很有把握地对安德烈说，“不会再少。”你们等着吧。等着吧，纳斯焦娜！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他过去竟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欺侮她。现在对他来说，全世界没有比纳斯焦娜更好的女人了。等他回家后，他们准会好好地过日子，——而且好得出乎人们的意料！战争结束后，大家都可以迎接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大家，而尤其是他们俩。战前，他们俩什么也不懂，虽然在一起过日子，却不好好珍惜，也不相互爱恋，——难道能这样生活吗？！

可是到了十一月，当出院的时刻——这个他所焦急地盼望着的、差点儿为此舔自己伤口的时刻，终于来到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命令：回部队去。不是回家去，而是回部队去。他原先很有把握，以为肯定可以回家了，因此听到这样的命令，怎么也想不通，他断定准是弄错了，就到处找军医评理，发脾气，大喊大叫。他们连听都不听他的。你还能打仗——就是这么回事，再也没有别的话了。人们强迫他出院，硬给他穿上军装，把服役证和伙食供给证塞到他手里。去吧，安德烈·古西科夫，赶上自己的炮兵连去，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战火依旧在燃烧。

他害怕上前线，但比这种害怕心情更强烈的是抱怨和愤恨，他怨恨不让他回家一趟就把他送回战场的一切。他的整个身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个念头——都做好了准备去同父母亲、纳斯焦娜等亲人会面。全靠这一点，他才活下来，恢复了健康，他一心想着回家，只想回家。一个人在纵马疾驰时是不能掉转马头的，否则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一个人是不可能超越自我的。既然已经来到自己家乡附近，来到西伯利亚，怎么可以再叫他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送死呢？！难道这是正确的、公道的吗？他只要在家里待上一天，——真的只要一天，让心灵平静一下，然后他又会心甘情愿去干随便什么事情的。

他居然不让纳斯焦娜来看他——这不成了傻瓜吗？早知道这样，应该叫她赶在出院前来一趟。见上她一面，心里就会轻松些。她还可以给他送别。凡有人送别，性命就会保险得多，因为在人的命运里，似乎有一双眼睛在冥冥之中观察着他，在出征的时候，这双眼睛就会记住：这个战士有亲人可以回来团聚，还是没有。可是现在一切就像故意刁难似的，处处同他作对。今后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不可能活在这世界上了，一上战场就会被打死。

他把医院里的首长比作冥府的暴君，凡人是奈何他不得的，就像不可能——比方说——制止暴风雨或者冰雹一样。只要主宰万物的上帝随随便便作出一个决定，别人就非照办不可。但他毕竟是个活人，为什么不把他放在眼里？固然，谁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诺言，是他自己骗了自己。可是，有人放回家去过，有的，他亲眼见过，知道有人放回去过，所以他怎么会不上当呢？！

难道真的就回部队去？家乡就在附近，近得很嘛。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去。自己去把被剥夺的权利夺回来。他听说有人擅自行动过，也没有什么，对付过去了。可是万一对付不过去呢？要是对付不过去，那就自认倒霉吧。他又不是铁打的，已经打了三年多仗，还能打多久呢！

到了车站上，他放过了一班列车，后来又放过了第二班……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不定主意，徒然浪费着时间，这使他更加恼火了。他凭伙食供给证去领口粮，在排队等候时，同一个快活的小个子坦克手攀谈起来，这人戴着头盔，拄着拐杖，右腿弯曲，裹着很厚的绑带。这坦克手要往东到赤塔去。“你到哪儿去？”他问安德烈。

安德烈自己也没料到竟会回答：“到伊尔库茨克去。”“我们一块儿走，”坦克手很高兴。

就这样，在最后一刹那间，安德烈帮自己的新朋友上车后，自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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