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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8 0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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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谢莉·德威斯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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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试读:

关于作者谢莉·德威斯(Shelley DeWees),民族音乐学研究生学位,有纹身,其对英国文学的痴迷程度见诸笔端。其作品见于“奥斯汀散文”(Austenprose)、“简·奥斯汀的世界”(Jane Austen's World)及“今日简·奥斯汀(Jane Austen today)等网站。谢莉·德威斯曾在韩国执教,近期与丈夫搬回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关于译者史敏,安徽淮南人。曾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硕士,主攻文学翻译方向。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美)谢莉·德威斯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美)谢莉·德威斯著;史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7书名原文:Not Just Jane:Rediscovering Seven Amazing Women Writers Who Transformed British LiteratureISBN 978-7-305-21830-9Ⅰ.①不… Ⅱ.①谢… ②史… Ⅲ.①作家-列传-英国 Ⅳ.①K835.615.6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1210号NOT JUST JANEby Shelley DeWeesCopyright © 2016 by Shelley DeWees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Ltd.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ALL RIGHTS RESERVED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7-455号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书  名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著  者 [美]谢莉·德威斯译  者 史 敏责任编辑 顾舜若 陈蕴敏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12.125 字数281千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21830-9网  址 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 njupress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女性写作的雪泥鸿爪(代序)(1)黄 梅

谢莉·德威斯的《不只是简·奥斯汀》(后文简称《不只是简》)娓娓讲述了七位英国女作家的人生故事。普通中国读者尚不熟悉她们的名字,不过,经过20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她们在英语国家却不再是无名之辈,其中多数已经名列新版《牛津英国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革命时代”的女儿

七位“女主角”都曾在英语文学史中留下独特的一笔。其中有三人是简·奥斯汀的“前辈”,即夏洛特·史密斯、海伦·威廉斯以及玛丽·鲁滨逊。她们的青少年期正值被视为“革命年代”的1760—1790年间。由于各自的私人经历,也由于时代风云际会,三人都成了同情、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激进派。她们在后来一个多世纪里遭到贬低甚至抹杀,政治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夏·史密斯本姓特纳,出身上层士绅家庭,在乡村大宅度过安宁快乐的童年岁月,六岁时即显露诗才。母亲早逝后父亲破产,1764年她十五岁时由已经再婚的父亲安排嫁给了富商史密斯(东印度公司联席董事之一)的长子本杰明。像当时众多女性一样,夏洛特婚后以每一两年一个的速度生养孩子。那是一段漫长而锥心的历程——从起初的懵懂、新奇、欢快到渐渐清醒,意识到笼罩家庭命运的阴影,看明白比自己年长八岁却早被惯坏的本杰明是多么任性无能而且酒色无度、赌债累累。即便如此,当后者1783年底被人追债时,刚产下第十一个孩子的夏洛特仍陪伴他住进了债务人监狱。她在臭气冲天的牢房里开启了写作生涯。1784年6月即本杰明被捕仅六个月后,夏洛特的处女作《哀歌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付梓。她的诗作笔调自然清新、哀婉动人,与正在激荡汇聚的浪漫主义诗风声气相通,出版后大获成功。由此,史密斯夫妇得以偿还大部分债务并顺利出狱。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不久本杰明再度因债务失去自由并逃往法国。又一次身怀六甲的夏洛特带着众多子女赶去与他会合,结果却衣食无着地困在了一处破烂的废弃庄园。夏洛特终于下定了决心。考虑到当时女方离婚极端困难,她于1785年春撇下本杰明独自带孩子们返回英国。178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古堡孤女埃米琳》面世。小说采用时髦哥特故事的奇诡氛围和叙事框架,讲述了三名女性人物如何相惜相助,为自己争得了正当权益和立足之地。“我有自己的思想,”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毫不含糊地说,“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自力更生……这比那种男人……能带给我的好处强太多了!”

如果说《不只是简》中另一位“传主”,即名演员玛丽·鲁滨逊是在充任王位继承人(即后来的乔治四世国王)情妇的起伏跌宕生涯中产生了对上层社会和国家体制的愤恨与怨怒,夏洛特则是因为在绝望婚姻中长久挣扎而意识到一己之不幸与广大妇女地位问题密切相关。她认识到父亲的败家和丈夫的堕落有不可忽视的共性,即都标志了男权的溃坏。她自立谋生后仍然受困于当时的法律体制,频频遭遇本杰明窃占她的写作收入及子女难以继承家族遗产等诸多侵扰。私怨渐渐转化为“公愤”。多年后,当她把父亲在婚姻市场上的操作明确定义为组织“合法卖淫”,她的思想已经抵达那个时代的“激进”前沿。《埃米琳》等小说的出版,为家人提供了生活保障,也使年届不惑的夏·史密斯在文人圈里赢得了尊重,更结识了一批渴盼社会革新的志同道合者。1791年她亲赴法国考察大革命现状,促生了包含大量政治辩论场景的小说《德斯蒙德》(1792)。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化造成一系列白热冲突甚至大规模杀戮,又使持温和改革立场的夏洛特不禁感到某种迟疑和困惑。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老宅》(1794)虽然仍以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再直接涉及法国时政,而是回到了通过个人悲欢传达社会思考的叙事传统。

夏洛特在法国结交的朋友包括海伦·威廉斯。后者出生在伦敦,年仅三岁时父亲猝然离世后随家人迁居北方小镇。她自小受清教徒价值观熏染,并幸运地得到了良好教育和长辈亲友的精心照拂。178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海伦出版了叙事诗《埃德温与艾楚达》并引起了不小反响。或许多少因为父亲的职业(威尔士军官),海伦笔下年轻的恋人们并没有在婚姻中“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却经历了战争岁月的磨难——社会冲突无情地切入并搅碎了私人“小确幸”梦想。

海伦常常突破当时女性写作的边界并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真名。《埃德温与艾楚达》《美国故事》《和平颂》和《秘鲁》等诗表达了对美国革命的声援以及对面临殖民者入侵的美洲原住民的关切。她还在《关于为限制奴隶贸易而通过的法案》一诗中直抒胸臆地发表政见。

海伦的欣赏者包括当时最著名的文化大师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初入诗坛的华兹华斯、富有上流社会名媛兼文艺赞助人伊丽莎白·蒙塔古以及聚集在后者身边的一众“蓝袜社”才女。海伦的朋友圈还包括曾帮她推出《双卷诗》(1786)的早期赞助商和相识于1785年的莫妮卡·杜·福塞等——前者是伦敦革命社(London Revolution Society)中人脉甚广的成员,后来更是成了海伦的人生伴侣;后者遭法政府驱逐后一度暂居英伦,与她的交往使海伦真切感受了大革命爆发前后海峡彼岸涌动的革命情绪并深度参与了相关的热烈讨论。1790年,应已返回法国的杜·福塞夫妇邀请,海伦·威廉斯访问了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她抵达巴黎时正值法国国庆日即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那天的庆典或许是欧洲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活动,参与群众达一万五千多人,全法国都“处于欢欣鼓舞之中”。远非“激进”的英国女作家汉纳·莫尔当时都不禁心生憧憬:“这场胜利让人们满怀期待,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海伦·威廉斯更是激动万分:“在这个时刻,只要拥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就能成为世界公民中的一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震撼感受。”她记述说,现场“人群发出一阵呼喊声、尖叫声、欢呼声”,表达对新法国的欢呼和支持;随后在一片寂静中突然间“太阳冲破云层,发出万丈光芒”。这些及其他许多亲身感受聚成了《法国来信》系列的第一卷即《法国来信,1790年夏》。她饱满的乐观主义和迎向新世界的万丈热情,令人联想到青年时代的华兹华斯们。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展望,也许注定要经历曲折和幻灭,但又何尝不是包含着人类创造最美好未来的思想种子?

为法国革命摇旗呐喊的海伦再没能够回到英伦家乡。随着法国形势的快速演进,在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治下以及后来拿破仑·波拿巴称帝期间,海伦及其家人的处境远非平顺,有时甚至人身安全堪忧。然而,她对革命初衷的坚定信念从没有动摇。一卷又一卷新的《法国来信》及其他文章从这位现场“记者”笔端淌出,为英国和世界及时报道变化中的法国。她认为自己是在为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说话。有人斥责她对在革命中受到伤害的贵族们缺乏同情之心,海伦针锋相对地反问道:“难道因为我没有和那些丢掉部分巨额财富的人一起哭泣,却为受压迫的人得到保护、被冤枉的人得以昭雪、被俘虏的人重获自由、贫穷的人得到面包而庆贺,就该断定我心理扭曲、麻木不仁吗?”艰难开拓

几位女作家也都是举步维艰的拓路人。

前文提到,夏·史密斯曾果断地“破”婚突围。实际上,结婚后不久(不迟于1770年),她已在致友人信中明确地表达了失望:“我的思想越开阔,就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受到的奴役;我的理解越深刻透彻,与这个注定要共度一生之人就越疏离;在新获得的洞察力烛照之下我越来越真切地看出,我无意中跳进的这个深渊多么恐怖。”她无意将本杰明们妖魔化。相反,《埃米琳》中女主角的堂弟兼狂热追求者被塑造成某种浪漫的性情中人——他无意于谋财逐利,拒绝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却一味放任自己胡作非为并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依恋着孤女埃米琳。那位堂弟可说是门第体制以及不良教育生产出的“废品”,却并非本性邪恶。

史密斯们或许有过少年夫妻的纯情相悦。他们之间肯定有一大群孩子构成的血肉联系。从认清丈夫的品格弱点到断定他无可救药,是另一段百转千回步步伤心的苦涩经验。本杰明因负债入狱时夏洛特的陪伴之举,表面看是嫁鸡随鸡,实际却是坚毅女性深思熟虑的一步先手棋。不出所料,男人的表现毫无改进。夏洛特则在狱中推出了诗集处女作,紧接着在风雨飘摇的一两年里编译了两部法语作品,并在离开丈夫三年后紧锣密鼓地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些一气呵成的“动作”显然是早有腹稿,只待择机尝试实施。她早已认识到必须摆脱丈夫,但自立之路肯定形格势禁,她必须以退为进尽可能争取社会同情。而万一那男人尚有星点良知和意志,能够洗心革面,以仁至义尽的方式与贤妻角色告别也算给过他最后的机会。曾经养尊处优的夏洛特久经磨砺,至此具备了钢铁般的强韧和周密筹谋的能力。她勇于决断、不辞辛苦,又恰逢天时地利,居然在短短数年间从绝境中拔身,靠写作为自己和孩子们拓出一方天地。

然而,《不只是简》中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或许却是温顺女萨拉·柯勒律治一次看似死水微澜的出行。

萨拉是著名浪漫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的女儿。父亲长期与情人在外同居,萨拉极少得到来自父亲的看顾,却享受了同为湖畔诗人的姨父骚塞以及华兹华斯等人的关爱。她不能如兄长那般入名校读书而只在家中受教,却被长辈们认为是“聪颖过人”。萨拉通晓六种语言,在十九岁至二十五岁期间曾翻译、出版了两部有学术难度的著作,即《阿比坡尼族的历史》和《巴亚尔骑士的事迹》。她自幼体弱多病,长期被抑郁症缠身。有证据表明,早在婚前她已像当时不少英国人(包括她父亲及其朋友德·昆西,还有玛丽·鲁滨逊等)那样求助于鸦片酊缓解病痛。

萨拉二十一岁时接受了堂兄亨利的求婚,然后等待身为律师的未婚夫先立业再成家。四年后婚期临近,仍在为译书做收尾工作的萨拉写信向哥哥抱怨等着她的那“一大堆针线活儿”,还表示:以我的趣味、脾性和习惯,如果我是你那性别的人,我会幸

福得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助。在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我的职

业莫过于做乡村牧师——我会因修习这个职业所必需的知识而

感到快乐,而且肯定不会厌烦……牧师的职责……我不会结婚。

然而,萨拉自幼身处的“后革命时代”与曾经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当然还有夏·史密斯或海·威廉斯)们意气风发的岁月大不相同。她在保守的精神氛围中长大,对结婚生子的命运并无坚决的抗争之心,也不曾参与抵制社会不公或剥削压迫的活动。多少出于这个缘故,在后世女权斗士们重写文学史时,萨拉仍相对受到忽视。

本书前三章讲述革命时代女作家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热切的赞赏。不过,作者没让有关革命和保守的认知僵化为非黑即白的判断。尽管她对英法两国历史处境的差别以及英式保守主义登场的必然性等似乎尚未及深思,对当年充斥坊间的女性操行指南文字的贬斥也过于断然,但是,当她面对萨拉一类循规蹈矩的“淑女”留下的真实生活足迹时,却仍能设身处地,心怀充分的理解甚至是浓浓的敬意。

婚后十年中萨拉七度怀孕,多次流产,两次产下不足月并很快夭折的病婴。在那些旧病添新伤的难挨时日里,阅读和书写是她的避难所。为孩子们写就的《诗歌教育课》等给萨拉带来了精神支撑和不错的经济收益。父亲1834年过世后,她与丈夫共同肩负起整理、出版遗作的劳务。坐冷板凳“编辑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五花八门、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手稿常让萨拉感到无比沮丧,但她仍旧孜孜矻矻坚持不辍地一部一部推出父亲的著述。她在“家中的天使”和“出书女强人”两种角色之间切换,过着双重生活。与后世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相仿,她的精神病态反复发作。在投身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她与抑郁症和毒品依赖长久缠斗着。

1836年春,萨拉家所在地区发生了大流感。全家人里她病得最重,长时间卧床不起,编辑工作暂停了,孩子们也被送走。熬到秋天,到了她每年去亨利家乡拜望公婆的时节。亨利不允许萨拉破例,她迫不得已辛苦奔波前往婆家度过了病恹恹的几周时光。

10月中萨拉启程返回伦敦。出乎所有人意料,旅途第一天她便在伊尔切斯特镇停下,宣布自己病得太重,无法继续上路。孩子们和保姆返回婆家,而她本人则在陌生小镇上滞留下来:……我真的不能赶路了。昨天……情况更糟了——到了歇斯

底里的境地,夜晚又一次失眠了。今天我本想出发,但发现实在

做不到……我从来没像过去的二十四小时这样难受过。亲爱的,

请不要责备我,写信到伊尔切斯特来吧……我能忍受疼痛,但疼

痛太可怕了,我又疲惫到了极点。如果在这里静养,我会慢慢恢

复,但如果开始赶路,我就无法恢复了……

萨拉在小旅舍楼上房间里度过了与世隔绝的五个星期。关于这五周,有大量她与家人的往返书信被保留了下来。每天早上萨拉都给丈夫写信,一次次地抱怨身体不适。症状的出现和消退大抵与亨利的表态有关:只要他给她定下动身日期,病情立刻加重;反之便会减轻。她时而流露出消沉绝望的情绪;时而又因给家庭增加开销并“造成诸多伤害”而内疚。有一次她还怒气难遏地把强加于她的旅程比作邪恶“黑鹫”,说自己被“利爪钳制,倾倒在地”,“不能自主呼吸、自由活动”,甚至表示要挣脱、驱走那“恶魔”,用尖齿叉子迎击它!

耐人寻味的是,萨拉写过每日晨信并匆匆吃罢早饭后,没有卧床休养,却埋头工作。她抵达伊镇时携带着一叠草稿,而到离开之际那部名为“幻想”的长篇小说已经修订完毕。那是一部“以昆虫世界为主题的喜剧性儿童故事”,情节天马行空,充斥着异想天开的奇异角色。她在该书自存本封面上曾手写一首小诗,其中有“缥缈梦幻乃是神圣的职责”等字句,重视之心可见一斑。

频密的家书与《范塔斯敏》彼此发明,揭示了却也仍遮蔽着许多内情,构成交叠的谜题,让有缘与萨拉相识的追怀者们思绪万端,萦回反复。生活中感受到的伤人猛禽与正在生成完善的虚构“昆虫世界”有什么关系?什么样相互抵牾、交错纠结的内在力量能逼迫这位三十四岁的温良妻子以那般毅然决然却又反复倾诉自辩的姿态争取有限的独处时间?是抗拒一切干扰投入原创写作的狂热?是神游太虚、欲罢不能的精神失控?不论《范塔斯敏》的文学成就到底几何,也不论它是否有资格成为奇幻文学的开山之作,仅是它的诞生,便值得纪念。因为那是一名家庭主妇倾尽全力在妇道囹圄内凿出小小裂孔、为自己经营出五周全职创作“假期”的产物。

之后,忙于工作的亨利终于亲自赶来接妻子回家。萨拉经历了更多的怀孕和流产,一如既往地编辑、校注、出版父亲的遗作,为后者确立杰出哲学家兼诗人的地位起了关键作用。亨利1841年病逝。萨拉缅怀说他们夫妇情深。此话虽不能全信,但他们肯定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怨偶”。羁旅伊镇期间那些让男方极为尴尬的书信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不可能完全出于懵懂不察或对“精神失常”妻子的消极包容。其中无论如何也包含公道之心和不容小看的珍视与敬重。

萨拉孱弱的躯体担当了多少历史与人生的必然和偶然!她的病、她的苦、她的怀才不遇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具体时代和一名大约中规中矩的维多利亚男士。基于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及中等阶级处境改善等诸多原因,18、19世纪之交受到较好教育、有能力从事各类专业工作的女孩大大增多,然而,即使经过革命风暴的撼动,总体来说社会为她们安排的出路仍只有结婚持家一途。萨拉是人类社会中注定学非所用的第一批“量产”女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学养富厚、体质羸弱而又极度敏感,因而最痛切地感受了个人禀赋与家庭妇女角色之间的巨大冲突。

然而,群体的普遍困境(比如过多过密的妊娠和生育给妇女带来的压迫和伤害;比如在家庭内外重新调整女性的社会角色)不能只靠某些人冲冠一怒或一时汹涌的社会运动冲破,还要靠经济、科技发展以及许多不起眼的尝试和抗争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时移世易,今日多数国家的女性都自然而然享受了远比萨拉们要多得多的权利和选择。蓦然回首,我们不能不百感交集地意识到:历史中灯火阑珊处的那些女人曾以怎样泣鬼神的努力为后来人扩宽了生活和事业的空间。随流扬波?

说来,本书的女主人公们能在一两百年前的英国文坛打拼“立腕儿”,肯定个个都是善于随流扬波的“时代英雄”。她们对政治文化风向以及市场需求都非常敏感。夏·史密斯不仅借了哥特小说和浪漫诗歌的“东风”,还和海·威廉斯和玛·鲁滨逊等同道者一起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造思潮推波助澜。她们其中有不止一人曾涉足新兴儿童文学写作并取得可观成绩;凯·克罗几乎与美国的爱伦·坡同时写出了最早的畅销侦探小说;黛·克雷克则毫不忸怩地参与市场运作,与出版商谈判版税收入,甚至亲自上街推销自己的作品。

不过,其中最善于在出版市场纵横捭阖的恐怕要算玛丽·布雷登。她由演员改行转战文坛时,已是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期。经过多年文化建设,种种社会规范和道德律条逐渐严谨完善,但同时日显僵硬、压抑。与之对应,打破禁忌、以情欲和犯罪等为题材的惊悚小说(sensation novel)开始大行其道,玛·布雷登便是得风气之先的人之一。她的故事常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女主人公貌似讨人喜欢的淑女,骨子里却没有半点循规蹈矩、逆来顺受,不在乎伤风败俗,也不惮于步入各种各样的冒险和阴谋。她的代表作《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英国小说。不少人认为,玛·布雷登的写作呼应了读者内心的渴望,甚至宣告着既存生活方式的终结。

通俗与“高雅”从来不是判然两分。莎士比亚戏剧诞生于一线演出实践,富含草根影响和俚俗养分。狄更斯是畅销作家。只是18、19世纪里书刊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受众的形成使布雷登们有了“肆无忌惮”的勇气和真正致富的可能。到19世纪末,社会的总体宽容度已经大不相同。布雷登虽然仍难逃流言蜚语和各种舆论压力,却不仅可以在虚构作品中塑造大胆突破社会常规的人物,还可以一边公然与已婚男友同居并养育众多子女(顺便说,她虽然也频繁生育,却没有像萨拉·柯勒律治那样身心受到重创),同时一部又一部地推出小说作品,赚取版税。

反复思忖市场发育为社会地位较低者提供的机遇,细细掂量布雷登式实践的积极意义,我们也不能不生出很多疑惑和忧虑。时至今日,全心追求收视率点击率的影视产品和网络文学如海啸扑来,几乎没有人还能小看“通俗文化”。受追捧的流行文学中肯定有(经时间大浪淘沙后成为经典的)佳作,它们的叙事套路、表达手段及其所体现的受众取向和欲求不可忽视,值得进行相关文艺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无视流行文化中的大量低水平复制、快餐式消费和“娱乐至死”的倾向等。夏·史密斯们表达心目中理想人际关系的作品固然借用并改造了流行元素,但这毕竟与重点聚焦于情色、犯罪或一味求“爽”的写作之间有某种本质的差异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写作不可避免涉及利益,然而,如果没有某种(或多种)对峙力量和追求与之平衡并拮抗,无限追逐商业利益会把人类文明导向何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德威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随流扬波”者。从序言讲述的成书经历等我们可以了解到,她读研究生时修习的专业是民族音乐学。在“后硕士”生涯中她因奥斯汀小说而进入文学世界,成为痴迷的爱好者,努力争取各种机会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读和探究,并热心地在互联网上分享心得。

最终由知名“大”出版社推出的《不只是简·奥斯汀》包含许多网络写作特征。七篇小传写得非常流畅,笔调亲切,充满感情,爱恨分明。德威斯一方面将自己融入书写对象的视角,另一方面直接与“亲爱的读者”直接互动。读者能真切感知,书中不少记述和内容打动了自己,是因为它们在作者心弦上拨出了绕梁不绝的回音。可以说,这是凝集着多重生命体验的心血之作。

德威斯也难免年轻网络写手某些常见的弱点,行文有时会略显粗率、顾此失彼,比如在断断续续地介绍、分析18世纪中期以降百余年间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变迁时,偶尔会有偏狭之言;又如,为了彰显某些激进或“出格”的女写家,太过简单地声称奥斯汀、勃朗特等人的作品呈现了“浪漫而多情的英国”,散布了“让许多人沉醉的(婚姻)幻想”;此外,全书叙事安排和行文措辞侧重展示女作家的挣扎和奋斗,便或多或少暗示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都是应该冲决的束缚,而这显然并非无可争议的“真理”;等等。

尽管如此,《不只是简》仍值得有缘相见的人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它没有学术论文的八股格式,却不乏知识含量和正义情感。作者曾尽可能详尽地搜寻、阅读资料并提供了大量注释。研读和书写使她的视野和认知不断得到拓展与刷新,为自己和同好者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面向现实和历史的心智之窗。一种责任感召唤着她,促使她动员更多人一道去往浅阅读之外的深幽之地勘查。如果我们说,德威斯的经验表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阅读“探险”可为各式各样的有心人开启人生新境界,或许不是夸张?(1) 黄梅,1950年生。1957—1968年在北京上学。1968年底从北京赴山西雁北“插队”。1973—1989年间先后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和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英语系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现已退休。论著有《灰姑娘梦的演变》(英文,在美国出版)、《不肯进取》《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双重迷宫》《起居室里的写者》等;编著有《现代主义浪潮下》;译著有《浪漫派、叛逆者和反动派》(与陆建德合译)等。献给AJ和索尔引言

非同寻常的故事往往有着稀疏平常的开头,我如何迷上了七位英国女作家的故事也不例外。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夜,那是在我和丈夫收拾好行装,从美国蒙大拿州搬到韩国教授大学英语之后。后来我回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那天我忍着强烈的时差反应,打扮妥当,去剧场看一场晚间剧目。明尼阿波利斯市向来酷热,此刻又是在其最为炙热的热浪之中,而且在这种正式场合下,我还要穿上一条端庄的半身裙,脚踩一双极美的不漏趾浅口鞋,所以在剧场里坐下时,我已经相当疲惫而且焦躁不安了。

我坐在安静的剧场里,等候演出开始,周围一片黑暗,所幸剧场里装了空调。当舞台上的幕布终于升起,我看到明亮的舞台布景,才想起自己不顾热浪也要来看剧的原因:这部剧改编自《傲慢与偏见》,对于当时三十岁的我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我坐在剧场里,准备欣赏它在专业舞台上的再现。我竟能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恰巧还能拜访朋友——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原谅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因为这场表演恰好是这个剧目的最后一次演出。

当时,我认为,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哪个作家比简·奥斯汀(Jane Austen)更具影响力或更有价值了。我一遍遍阅读她的作品;我看过其作品所有的电影改编版本;我不禁向许多耐心的朋友表达对玛丽安(1)娜·达什伍德受到的错误教育的疑惑;指出《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模仿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我甚至喜欢上了一(2)些以简的作品背景和人物为基础的同人小说;我还开始为网上如饥似渴的简·奥斯汀崇拜者群体撰写书评(我热爱这项工作)。在二十几岁的头几年,为了获得民族音乐学(本质上说就是音乐人类学)硕士学位,我的生活里充斥着学术书籍、会议和研讨会,还要去遥远的亚北极地区群岛考察,而这些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段学习过程要求关注艺术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文学的热情被点燃了,虽然我仍忙于音乐研究。)但是,随后在风波不断的硕士(3)后阶段,我和大多数研究生一样,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过久地沉迷于学术舒适的怀抱,这时候简·奥斯汀的小说成了混乱之地上的庇护所、未知之海上的航标。我被简·奥斯汀所吸引,或许你会说,我迷上了简·奥斯汀。对于我来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以及简·奥斯汀的其他小说是一条捷径,通往美妙的幻想之境,这里有德文郡上雾气氤氲的花园、温暖舒适的村舍;在这里可以终日读书、写作(无须思考值不值得);在这里有这样一种婚姻,结婚对象是一位富有的绅士,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他还可以提供一处没有压力的爱巢,让我过上精致舒适的生活。这是一幅幸福的场景,我深深沉醉其中。

不过,尽管这幅场景很迷人,在我走出硕士后那段迷茫时期后,这种甜蜜的完美生活状态就让我腻烦了。我渴望更坚硬的东西,迫切想要读到更有威慑力、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因此,我沿着常走的小路,从简走到夏洛蒂和艾米莉(还有安妮,不过也不完全算得上,因为——下文我会仔细说明——安妮的写作风格与其两位姐姐的浪漫主义倾向迥然不同,在我认为逃避主义比现实主义更胜一筹的时期,安妮作品的吸引力稍显逊色)那里,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幻境,尽管这个幻境更加幽密阴森,我还是沉迷其中。《简·爱》和《呼啸山庄》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大风呼啸的荒原,乌云密布的田野,昏暗、死气沉沉的宅子,摇摇欲坠的古石。我的心被一种凄凉、难以抑制的粗犷的感情所占据,这种感情抵消了简·奥斯汀世界里弥漫的丝丝暖意和精心营造的愉悦气氛。[这种悬殊的差异——狂野与静谧、恣意的激情与远观而不亵玩的爱慕之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也曾承认过,她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去探索爱的阴暗面,探索其炽热、令人困惑并且强烈的一面——那么简是如何做的呢?夏洛蒂认为,简把自己作品中的小姐和绅士围在“一个悉心培育的花园之中,周围小心翼翼地筑上围墙,花园的边界分明,里面还种着各式精致的花朵”,“没有空旷的郊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蓝色的山岗——没有欢快的溪流”来侵扰这精心[1]安排、平静和谐的情节。]

我就在这里住下,和简、夏洛蒂以及艾米莉相伴,每与她们接触一次,我心中幻境的架构就愈发明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我在某个特定时刻选择研究何种英国文学(不管我是想昂首阔步地走在花丛中,还是蹲坐在苔藓上),我脑海中的这个幻境就像在其中发生的故事一样震撼人心。每次重读《雪莉》(Shirley)或《劝导》(Persuasion),就好像又一次回到了充满美和诗意的安全港湾。只需翻开书页,我就能轻而易举地住进这个虚构的英国。这种感觉只能自己体会,它是如此浪漫,如此亲切。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4)英国荒凉的景象、夸张的讽刺,以及萨克雷所描写的英国,根本不能与我的这些女作家相提并论。

如果没有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夜,如果我没有去那个装着空调的剧场,我应该还会待在她们所描绘的英国,与世隔绝。随着幕布升起,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想象中的幻境生动地展现在面前,这会是多么美妙的场景:村舍和蕾丝花边,优雅的象征!而且停下工作,从6200英里之外的公寓赶到这里,刚好赶上这场演出——我还能更幸运吗?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次观剧就是一场灾难。幕布刚退到台口,管弦乐队便奏起了急促轻快的吉格舞曲,五个姑娘从后台冲了出来,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贝内特家的姑娘们——伊丽莎白、简、玛丽、基蒂和莉迪亚在舞池里旋转,窃笑,发出咯咯的笑声,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她们以手掩面,低声耳语,而那些适婚的单身汉则在她们面前殷勤地跳着舞。只需十分钟,我便看出来了:这是一种甜腻的愚蠢,与我所期待的截然相反。优雅的姿态去哪儿了?微妙而深邃的感情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客厅里温和机智的对答——这些给简的小说平添智慧光芒的东西去哪儿了?

看到我心爱的《傲慢与偏见》快要变成英版的《再见伯迪》(5)(Bye Bye Birdie),我的嗓子都气冒烟了。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好像在说,太棒了谢莉,是不是?这难道不就是简的小说吗?但是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思绪万千,激动的心情让我没法做出回答,因为这一刻我猛然清醒地意识到:我在阅读简的小说时幻想出的世界,不过是我自己的主观构想,是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它们并非《傲慢与偏见》的组成部分,只是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罢了。而且,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体验不具备普适性。我在小说里看到的是广博的学识、妙不可言的智慧以及静谧的乡村风光,而这出剧的导演看到的不过是调情和嬉闹罢了。

在剧场里的这个夜晚,在这种意识的重压下,我的奥斯汀“空中楼阁”[这个词萨拉·柯勒律治(Sara Coleridge)——本书所谈到的被遗忘的女作家之一——也曾使用过]坍塌了,临近的勃朗特宫殿也未能幸免。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真正应该看到的东西出现了。倘若简、夏洛蒂和艾米莉没有提供某种英伦“情感”[这种内涵丰富的概念会引发我们的怀旧(以及向往)之情,并将自己的需求投射在这个概念之上,根据自己的性情、情绪和想象适时调整,尤其是在纷扰的时代],我,我们还会关注她们吗?更糟糕的是,我意识到一个更为重要的紧迫问题:如果这些女作家不再传达这种情绪,她们的作品不再具有移情和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看待她们呢?

两周后,我回到了首尔狭窄的公寓内,沉思过后,我沮丧地呆望着书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我从头至尾都是这样浅薄无知,这在我的书架上一览无余。简的小说和艾米莉、夏洛蒂的作品摩肩接踵,挤满了书架,一本《教师》(The Professor)堆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和《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之上。此时,我感受到这个令人不悦的真相正盯着我:我几乎不知道《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两部作品之间还有哪些作品;也不了解《简·爱》和《米德尔马契》之间有哪些作品;更不知道《米德尔马契》和《达洛维夫人》之间有哪些作品(最后两部作品的作者是我仅有的真正了解的其他英国女作家)。

简、夏洛蒂、艾米莉(以及安妮)三姐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都是天赋异禀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颠覆性,给英国文学传统带来的变革也毋庸置疑——这些无须多言,本书也并非为了贬低这些作家的天赋和成就。不过,剧场里的那次经历,以及随之而来不断滋扰我的疑问,让我意识到,这些作家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家(她们或是教学大纲上的常客,或有作品被改编成美国公共电视台《名著》迷你剧)只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冰山一角。在英国文学史上,一定还有其他女性作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我决定探寻她们是谁,她们写了什么,以及为何我的书架及我们的文化课程中缺失了她们的作品。

自18世纪后几十年起,直至20世纪初,英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活动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中。18世纪初,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启蒙运动带来的革新以及缓慢到来的工业革命: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了谷物条播机;安德鲁·米克尔(Andrew Meikle)发明了脱粒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蒸汽机,众所周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又对其进行了改良,后来用于汽轮制造[汽轮可以靠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发明的六分仪驾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天花疫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纂了词典;乔治斯·勒萨热(Georges Lesage)发明了电报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纺纱机;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了动力织机。因此,各个家庭有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让他们的女儿接受除传统女性“技能”和持家本领之外的教育。这些进步也推动工人阶级走出耕作的田地,进入日渐增多的富裕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这样一来整个英国妇女阶层都不需承担家务劳动了。因此,在18世纪,一位典型的上流社会女性,除了需要接受舞蹈、缝纫、绘画和音乐教育外,还会获得阅读、写作、算数、法语、历史、地理方面的指导,权贵之家的女性还能学习拉丁文和希腊语——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这些上流社会女性几乎无事可做。不过,没有哪个女性的学识会威胁到其兄弟和父亲在才智方面的优势(男性学习的课程还包括苏格拉底式的批判性思维、哲学、修辞学和法律)——肯定不会这样,因为当时有一种广泛接受的观点:女性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运用,而在于吸引优秀的(或者说,富有的)配偶,并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一旦这个目标——女性应有的唯一目标——实现之后,不管资质或天赋如何,年轻女性都要放下学业,把生活重心放在丈夫身上,并开启成为温柔、深情,重要的还是无条件服从之人的征程。根据18世纪到19世纪间各阶层家庭中流行的行为指南作品和指导书籍,在真正的和谐婚姻中,这种“对丈夫意志的温顺服从”永远是女性赢得男性之爱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控制其内心激昂情绪”的最佳办[2]法。因此,阅读、写作和其他智力活动则被排除在新婚妇女“适宜”的工作清单之外。她或许可以随处提上一首优美的小诗,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文学追求不能减损女性存在的真正目的。关于这个目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中曾做过精彩描述:女人“受到指命填充”房子和家庭里的“特定位置”。她们不能放弃“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应尽职责”,匀出时间读书,甚至“运用超凡的天赋”也不可以。[3]同时受到阻止的还有交朋友(尤其是与未婚人士的友谊)、旅行以及轻率的言辞,因为任何带有诙谐或讽刺意味的俏皮话都可能“招致一场家庭纷争”。除非妻子生性活泼,每天兴高采烈,从不闹脾气、[4]发牢骚,否则“除了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外,还能奢求什么?”

这赤裸裸地说明了已婚女性完全是关系产物——也就是说,她们是配偶的延伸,仅仅是用于传承财产和金钱所需的“扩大生产的产

[5]物”。不过虽然她们放弃了一切,这种牺牲也并非毫无回报。已婚女性信守温顺谦和、忠贞不贰的准则,这是世人眼中“女性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品质”,作为回报,她们会得到女性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可获得的最高奖赏。她放弃了年轻时的追求,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几乎不能公开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表达自己的身体需求。但作为交换,她享受到了社会的赞赏和保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能对丈夫施加一点微小却关键的影响,她获得了舒适而典雅的生活环境,感受到因愉悦感增强以及安抚家庭成员的情绪而带来的平静的满足感。

根据当时行为指南中的说法,女性在这种婚姻生活中必然会觉得怡然自得——这些“奖赏”足够满足她们一生的幸福。但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生活都是糟糕透顶的。新婚女性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和家庭成员断了联系,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休闲活动(或者说没有可自由支配的钱财用于这些活动),她们常常饱受无聊和孤独的侵袭,陷入绝望之中。在怀孕生子、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种煎熬可能会有所缓解,婚外恋情、私下写书可能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许多女性选择了其中一种方式,或两者兼有),但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这种痛苦势头汹涌,难以排解。伊丽莎白·瓦萨尔·福克斯(Elizabeth Vassall Fox)是一名辉格党政客的妻子。这位名声显赫的女主人曾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想起“那个毁灭性的日子”——那一天,十五岁的她,“一个正当花样年华的纯真少女,被交到一个人手中,自我的一生交付于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让我憎恶自己的生命”。在极度痛苦之中,她甚至想过自杀:我的心陷入了极度的狂喜之中,这种心情迫使我想要满腔怒

火地采取行动,我的愤怒源于内心的澎湃和深深的绝望,这已经

超出了我在心平气和之时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昏沉的午夜,我常

常想要减轻自己的痛苦,若不是一阵莫名的战栗袭上心头,我就[6]

要采取这个鲁莽的举动了。

当时的已婚女性需要彬彬有礼、沉默寡言,还要像歌德(Goethe)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Travels)中描述的那样,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这种生[7]活没什么故事可讲,因为生活里本就没有故事”。尽管女性在婚后要忍受身体和才智方面的双重压抑,更糟糕的是她们还要遵守严格的妆容和饮食规范(禁食、净化、束紧腰带以及其他强化女性柔弱形象[8]的方式),但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女性结婚之前,她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努力逃离无聊的侵扰,而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一直是她如影相随的伙伴。她可能会去参加集会,去剧院看剧,打打牌,采采花,喂喂鸟,和女伴一起访友,或者为即将到来的伦敦社交季做点准备。这些活动或许有趣,但它们所带来的乐趣只是暂时的,对于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她过人的才智有何用武之地?她已经参加过九次伦敦社交季,第十次就近[9]在眼前,这样的生活还能给她带来什么刺激的体验呢?

幸运的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确有一个排解之计。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变革,其中不仅有图书印刷和发行方面的进步,还包括公众拥有了在安静的房间中独自阅读书籍的机会。在此之前,阅读是一项集体活动:一家人坐在一起,由一个人大声朗读一本小集子,这本小集子可能只有两三卷,在邻里间相互传阅。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一些突破性进展使得书籍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1683年,印刷大师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印刷指南《全面印刷技术机械训练》(Mechanick Exercises on the Whole Art of Printing),介绍了由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改进的活字印刷术,让所有想要使用这门技术的人了解其使用方法。但是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仍然需要雇用大量工人,而且花费高昂。在页面排版时,需要准备大量单个活字,而每次印刷一个版本都需要重新人工编排。这种方法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出版足够多的书籍,满足科学和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随后在18世纪初,一种新的印刷工艺——刻板印刷术诞生了。在刻板印刷术中,将整页活字浇铸成模具,制成可重复使用的印刷版。有了这种技术,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就可以印刷相同的内容,印刷新版本时,也不需要重新排版,因而成本得以降到最低。[人们普遍将刻板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苏格兰金匠威廉·格德(William Ged),但这种技术的起源同样与法国紧密相关;不可否认的是,18[10]世纪末,似乎是法国人在不断改进这一技术。]

手里有了价格低廉的印刷书籍,床边又点着同样价格低廉的鲸油(6)蜡烛(这得益于18世纪晚期蓬勃发展的捕鲸业),女性读者便可以走出公共休息室,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享受读书的乐趣。而在隔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家家户户对图书需求的大幅增加,催生了出版业的极大繁荣,那时的出版物包罗万象,有小说、科学、哲学作品,还有游记和历史书籍。当时,图书印刷成本低廉、价格便宜,于是借阅图书馆大批涌现,准备在这一新潮流中分一杯羹。[威廉·莱恩(William Lane)创立的密涅瓦图书馆(Minerva [11]Library)便是其中之一,馆内藏书两万余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整体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未婚女性,她们终日无所事事,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英国早期的女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名门的单身女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充实、完善自己以便将来觅得佳偶。但是,凭借其受过教育的头脑,她们在受到限制后,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于一位聪慧伶俐却无处施展才能的英国女性来说,认识到自己可能比同时代的大多数男性作家更优秀,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女性不是个例。实际上,面对别无选择的无聊生活,许许多多的女性选择执笔写作,这让我在为本书甄选主题人物时,不由得产生并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女性选择从事写作是件简单的小事。16、17世纪,简·怒火(Jane Anger)、玛丽·善谈(Mary Tattlewell)和琼·击中他要害(Joan Hit-Him-Home)突破重围,用这些犀利的笔名,出版了一系列内容尖锐的小册子,为女性辩护,要求获得权利以公开讨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才智压迫。接着,诗人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Anne Finch,the Countess of Winchilsea)登上舞台,她慷慨陈词,抗议女性身份的“错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忘了身为女子及行其所宜;良好的教养,行事方式,跳舞,打扮,嬉戏/这些才能乃是我们应当追寻;写作,阅读,思考,或者探问/只会遮蔽我[12]们的美颜,枉费我们的时间,打断我们青春芳华博得的青睐。”同时,剧作家兼诗人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也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位新起之秀爱好游历各方,是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贝恩目睹苏里南的奴隶贸易后,写下了著名的《奥鲁诺克》(Oroonoko)。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小说这一新奇的体裁,还因为它把奴隶塑造成了小说中的英雄。在创作《奥鲁诺克》之前,贝恩刚好赶上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衰落的好时机。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时期,为了抵制其所谓的“淫乱”,英国上上下下的剧社都被迫关门歇业。查理二世掌权后,剧院重新开业,贝恩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戏剧创作。贝恩的戏剧堪称17世纪最成功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为之后的年轻女剧作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离得最近的两位便是伊莱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和德拉利威尔·曼利(Delarivier Manley)。

随着19世纪的临近,英国女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开始兴起。1778年,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凭借《伊芙琳娜》(Evelina)闯入文坛。汉纳·莫尔(Hannah More)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紧随其后,前者的诗歌及后者著名的哥特小说《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都大获成功,这两部作品出版之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及英国,几乎给英国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及其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改编剧《克兰福德》[Cranford,改编自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勒德洛夫人》(My Lady Ludlow)及《哈里森先生的自白》(Mr.Harrison's Confessions)]和《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而在当今英国小有名气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简·奥斯汀,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女作家均生活在汉诺威时代的君主政体之下,有些人还经历过一次(1941年去世的伍尔夫经历过不止一次)世界大战。

开拓者、革新者、女性先驱——这些女作家集三者于一身。她们同样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男性主导的社会,成为一位有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就等同于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永久的耻辱烙印。从你进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这个烙印便始终如影随形,人们用它来抨击你、你的作品还有你塑造的人物。出版业是男人们较量的市场,而对于女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行业。而且在英国,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因为让女性作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文化当中。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在18、19世纪的英国,年轻女性不被视为独立的完整个体,而是成长中的妻子。女性的全部意义在于展现丈夫的权势和影响力(或者常常是通过自己家族的财产和关系给丈夫带来权势和影响力),女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承幸福的“天然”父权制度,这种制度在英国已经根深蒂固。在这项事业中取得建树的女性,压抑自我以顺从丈夫的女性,会受到赞赏并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

相较之下,与此相悖的行为则会引发愤怒,遭到憎恶。女性的“胆大妄为”包括:自作主张,在大庭广众下表现自己的才能和强烈的情绪;宣称自己是不依附他人的个体,拥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坚持认为自己有思考、创造的能力。这一切都表明,她已将忠贞抛之脑后,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加非女性化的举动,若任其发展,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参与赌博,岔开双腿骑马而不是端端正正地偏坐在马鞍上,染上酒瘾,(最可怕的是)陷入婚外恋情。因此,女性出版作品就等同于性放荡、内心不安分,完全抛弃了英国的价值观念。大胆的女性是反常之人,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拿起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如若一位女性仍然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她就需要采取一些策略来躲避公众的羞辱,或者至少减轻自己受到的伤害——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女性作家如何巧妙地使用这些策略。女性作家最常诉诸的手段是匿名出版。她可以加入一个庞大的女性作家阵营,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人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某夫人”或“某小姐”著。如果不愿意默默无闻地躲在幕后,女作家也可以从写书的缘由出发,巧(7)妙地塑造自己的职业形象。她可以坚定地说,写书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实属无奈之举,只有写书才能让刚组建没多久的上层社会家庭不至于流落街头。她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英国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有益手段(汉纳·莫尔采取了这种方法,她向来保守,唯独在这件事上例外,更不用说安·拉德克利夫和范妮·伯尼了)。她可以淡化某部作品的意义,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桩小事而已”或者“临时的消遣”。或者,最后一招,她也可以托称自己体弱多病,为写作活动找到合理的理由——摆脱肉体所受的囚禁。还有极少数女作家,她们拒绝做出任何可能需要进行自我贬低或被动服从的让步,只有在不加丝毫掩饰,也无须更多解释的情况下,才愿意出版自己的作品——比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常常会引起读者的强烈抵制,女作家们因此被迫放下手中的笔,有时甚至永久停止写作。

初出茅庐的女性作家即使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掩饰手段,施展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她们还是需要找到出版商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尽管当时女性作家出版市场方兴未艾,预期收益颇丰,但如果作品过于激进或开放,出版商就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来自公众不可避免的反对之声。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出版商都极其热衷于帮助女性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默里(John Murray)是其同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至今仍是出版业的领头羊。当时,约翰·默里买下了简·奥斯汀的四本小说以及玛丽亚·伊莱扎·朗德尔(Maria Eliza Rundell)大获成功的《居家烹饪新法》(A New System of Domestic Cookery)的出版权,并在这些书上都印上了“某夫人著”的字眼。(朗德尔的书让默里赚得盆满钵满,他有了充足的资金买下梅费尔区阿尔伯马尔街50号的住宅。默里在世期间,一些响当当的文学大师常常在晚间集聚于此,交流畅谈。)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抢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的出版权,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疯狂的热议。对女性作家最青睐有加的当属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算上接任其事业的儿子经手出版的书籍,卡德尔家族提供的出版服务可能覆盖了最为广泛的英国女性作家,包括汉纳·莫尔、安·拉德克利夫、范妮·伯尼、诗人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以及本书中两位女作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和夏洛特·特纳·史密斯(Charlotte Turner Smith)。

重重难关,层层障碍——女性的创作之路曲折迂回又暗藏危险,即使是最无所畏惧的女性,也会战战兢兢。鉴于此,如此多的女性依然选择走上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奇——她们确实这样做了。在我的书架之外,我还发现了数百位值得关注的英国女作家。她们是一群独立自主的开路人,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她们常常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失去家庭的温暖;丧失为人妻为人母的机会;还可能破坏在自己在意之人心中的形象。

这些女性全都值得赞颂,我希望有朝一日她们能获得人们的认可。从我的写作意图出发,如果想要保证这本书的可读性,就需要缩小我的研究范围——从我已找到的众多女作家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首先,我建立了一些衡量标准,第一个是时间框架:我决定选取1760年至1910年这一百五十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在这一时期,现代社会正在形成,女性写作和出版的热情极为高涨。我的检验标准——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就生活在这一阶段,同时诸多社会变革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变革使她们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得以可能。此外,这一时间跨度也不仅限于这几位女作家,其跨度之长足以显示她们对英国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个衡量标准是女性作家的知名度,也就是说越不受人关注的作家,越符合我的写作意图。或许,即使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也不存在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作品的同人小说论坛,这两位女性作家仍然会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依旧是全国上下讲坛上讨论的主题。在勃朗特姐妹中,安妮·勃朗特是人们较少谈论到的一位,即便如此,她的名字还是为人所知,其作品还是为人传诵。哪些女性作家是从来没有人提到的?这些作家就是我想要谈一谈的人,即使是最狂热的简·奥斯汀崇拜者也不了解她们,她们是英语专业课程中遗漏的人物。

设立下前两条标准后,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衡量标准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每一位候选者都要英勇无畏、胆识过人:她曾历艰难险阻,终得以出版作品,从自己的冒险中获益。(毕竟此刻我正在阅读她的作品。)不过,在那些有着坎坷经历的女性中,其故事足够令人惊叹、感人至深,让我倍加关注的女性少之又少。有些女性所经历的磨难远不止不利的出版环境、僵化的社会观念,她们经受了更为深重的苦难。女性作家走上创作之路,不仅需要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对大量社会传统的摈弃,还要心无旁骛,有坚定不移的恒心和无畏的自我价值认同,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还要掌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保住自己头脑(有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的本领。正是这些女作家的沉着冷静,她们给我带来的一次次震撼,让我最终为这七位英国女作家所深深吸引。

就这样,我的研究对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七位手染墨迹、满怀壮志的女作家突破层层筛选,走进了我的心里,我的脑中。而我要做的就是给她们一次说话的机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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