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1838～199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彻诺(著),金立群等(译)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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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1838～1990）试读：

推荐序一

摩根大通银行很高兴看到由罗恩•彻诺所著《摩根财团》一书中文版的再版。

我们丰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38年的“前摩根时代”，那时的摩根从伦敦的一家小公司起步。1895年，正是由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将其家族私人银行的资金注入J.P.摩根公司，才由此成就了公司的百年辉煌。

本书之所以广受追捧，得益于该书对J.P.摩根公司逐步演变为全球最具影响的金融机构之一的翔实追溯。从J.P.摩根公司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亲密关系，到随后使摩根大通银行成为世界行业领先者的数次兼并，它讲述的是一部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

J.P.摩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力投入也是公司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1911年，J.P.摩根公司担任了湖广铁路债券发行承销团的主承销商。此后数十年间，公司持续投资，并扩大了在华发展的影响。J.P.摩根公司为中国的航天、电力、石化、钢铁、金属矿产等行业募集了大量资本。时至今日，我们仍通过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哈尔滨、苏州和中山的分支机构，继续为中国本土及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提供服务。

我们希望本书能使你有所感受，了解到J.P.摩根公司在全球银行系统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极具影响力的角色，以及如今它在华的发展。金立群先生曾先后出色地担任过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我本人曾在许多场合下与金先生会面和共事。我们在此感谢金先生为《摩根财团》中文版的校译和出版所作出的支持与贡献。Jamie Dimon杰米•戴蒙Chairman and CEO of JPMorgan Chase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CEO

推荐序二 再版随想录

我在《摩根财团》这部书上所花的时间可谓不少，前后一共用了两年的时间，三译三校，可以说对书中的很多细节都很熟悉。但是，有时候拿出书来信手翻阅，总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感受。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尔翻阅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彼时彼刻，国内外有何动态，难免会使我产生一些联想。

首先想到的是华尔街的象征性。说到华尔街，就会想到华尔街23号那栋根本称不上雄伟高大的老楼，而直到1980年代末，一直是J.P.摩根银行的大本营。你一走进这座建于1914年的大楼，抬头就会看到装缀着1900颗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灯，光芒四射，熠熠生辉。而摩根银行总部离开此地，纯属业务发展需要。1989年夏天，J.P.摩根乔迁到华尔街60号，以便容纳日益壮大的队伍。当时就有人建议把这栋楼卖掉，以解决购置新楼超预算的问题，不失为一个弥补资金不足的好办法。但是，时任董事长刘易•普雷斯顿认为，华尔街23号是纪念碑，于摩根自己很重要，对其他人不见得有什么价值。确实如此，即使是华尔街本身，华尔街23号的象征意义较其实际意义更大。然而，人总不能光顾实际利益，而忽视象征意义。眼下，中国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义，非常讲究“务实”。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阶段。“拆”和“挖”大行其道。这固然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但头脑一热，就把祖上留下来的建筑和家当拆得一干二净。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遗产，留在地面上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又经过“文革”扫荡一遍，更所剩无几。有些地方大员也许事后想想可惜，特别是看到没有实力拆的穷乡僻壤无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游资源，天天坐收红利，大小商铺刷卡机忙个不停，非常眼红，似乎突然顿悟，于是再耗费巨资复建、仿造，权且仍当作历史文物来看待。现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镇、古建筑，在游人的践踏之下，也已经不堪重负，或者被抹上了过于浓重的商业色彩，其淳朴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几乎荡然无存。象征意义固然重要，但是，一旦为商业利益覆盖，就变质了。

华尔街的历史不算太长，但是其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顿来的游客怀着好奇心来这里看个究竟。但是，拿它来比作耶路撒冷、麦加或洛阳，就不甚恰当。因为这不能算是“圣地”，华尔街象征的是资本主义的寡头资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绝对不能和宗教圣地相提并论的。但是，华尔街的历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资本主义金融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财团》成书的那个年代，大多数国人对此所知甚少。由此，我又想到一个历史事实。1974年，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4月10日，小平同志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发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还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志的发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这表明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更多地关心和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竞争和合作。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志在那之后不久又遇到一段艰难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后，他才能真正开始实施他振兴中华，为中国人民谋求福祉的宏伟目标。

有一个鲜为人知，但含义深刻的细节，值得提一下。在联大开会余暇，陪同人员想知道小平同志是否有兴趣出去看看，毕竟来一次美国不容易。小平同志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说：“好！去华尔街！”那天刚好是周末，狭窄的华尔街上显得有点冷清，全无平时那一派繁忙的景象。华尔街23号摩根公司的大楼，也无任何特别之处。但是，置身于纽约曼哈顿岛的最南端，仰望周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气冲牛斗，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国建国以来迅速崛起的缘由。小平同志早年留学法国，在苏联也生活过，并非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但是，毕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体会一下，更需要观察外面的新动态。正如他后来在日本坐新干线一样，对高速发展的时代，他需要把一下脉搏。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说，华尔街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仍然觉得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充满着神秘性。华尔街几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摩根财团则是美国金融资本的象征。几年之后，人们才会明白，小平同志直奔华尔街时，便已经在深刻地思考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什么？怎么学？吸收什么？放弃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现代金融还很生疏。1980年，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此后，又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全面参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并大力利用这些机构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80年代开始，外资进入中国，涉足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与国际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上的跨国金融公司纷纷开进中国，开展业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大银行也不断地开拓海外业务，在其他国家建立和扩大分支机构，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竞争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给受困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创痛。中国犹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稳定周边国家的宏观态势，赢得国际社会一致赞扬。中国财政部就在此时到国际市场融资，发行“百年债”，意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兴旺。百年债受到热烈追捧，市场狂抢。此后财政部发行的主权债一直为投资者看好。我当时主管国际融资业务，有一次发债，聘请高盛领衔主承销团，承销团中没有摩根士丹利，他们心中大为不爽，问我是何缘故。我说：“我每次到高盛总部，大楼门前总有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你们知道吗？”摩根人沉默不语。此后，我又拜访了摩根士丹利，他们特意让我在大楼外面看楼顶上打出的红色的霓虹灯欢迎标语。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国的态度，给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我们历来把华尔街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或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同。照此逻辑再推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气。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这是过去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的思维范式。读了本书，就会明白，华尔街固然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代名词，但是，华尔街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运营的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监管规定。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麻烦一直不断：摩根和华盛顿的历届政府之间始终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双方斗智斗勇，经常搞得很紧张；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内，摩根和政府间总是磕磕碰碰，本书有非常生动具体的叙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调查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旷日持久的佩科拉听证会把杰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要剥夺摩根财团巨大的市场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护中小银行的利益，同时防范金融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华尔街又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监管部门受到社会上各方的口诛笔伐：人们认为监管的失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震天，美国国会和政府也迫于压力，着手治理“大而不倒”等问题，于是有了《多德-法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等等的出台。

人们对金融领域里的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并由纳税人负担的结果，非常气愤，由此爆发了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群众集会。示威者占居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这场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现身其中。其实，抗议者的矛头虽然直指华尔街，但是他们不满的实质问题，却不是华尔街所能解决的。这里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就业困难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需要联邦政府统筹考虑解决。金融领域里的问题，折射出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误、失当或失衡。

第三个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个百年以上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上拼搏，决不会始终一帆风顺、如履平地，是什么力量和智慧使之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成功的公司，应该有什么样的领航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应该如何保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关键，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关系。公司制度不能压抑人才，人才不能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两者应该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人才培养的优质环境。公司的制度应能促进人的行为规范，而又不束缚人的创意精神；公司的制度是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导航，而不是限制他们创新活动的桎梏。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来非常抽象，但是，毫不含糊地体现在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和经营业绩上。读了本书，就会对什么是摩根人，或者说摩根人的特点是什么的问题，有所领悟。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和摩根先后几位执掌者的交往，使我深切体会到摩根文化中深厚的底蕴。摩根文化是几代人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体现的是一脉相承的竞争意识，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以及纠错和自省意识。我们谁也没有接触过摩根早期和中期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无缘见到上世纪中叶直至70年代的摩根精英。但是，那些不属于摩根家族的摩根人，却和摩根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视野、执著、毅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性格，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差别。读过《摩根财团》一书的人都知道，书中叙述未到一半，摩根的掌舵早已易手，当家的不再是摩根家族的人了。事实上，这是摩根财团的福分，使得摩根尽快地摆脱家族统治最终导致衰败的命运。杰克是摩根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但是，显然已经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汤姆•拉蒙特以其睿智和视野，早已具备了继承摩根事业的领袖的条件。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迫使摩根财团一分为三，将其在美国之外的业务分拆，组建成摩根建富银行（Morgan Grenfell，多年之后，几经并购，今天已是德意志银行的一部分）；将其在美国的证券业务分拆，组成新的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由J.P.摩根的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执掌。这样，摩根财团的实际领导权就不可避免地转入业内的精英的手中，从此，摩根的管理团队和摩根家族渐行渐远。

摩根的历史说明了现代企业的命脉是公司治理，公司高管的素质和能力是公司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用人上，究竟该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道理谁都明白，实施却很困难。80年代我在美国，看到王安电脑公司非常风光，独占鳌头，华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由于王安先生一心要传位于儿子，致使人才流失，公司终于销声匿迹。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工商企业，问题往往不是血缘之亲，而是气味之亲，即趣味和情调之亲。虽然选拔的人不见得是血缘上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不是按能力和德行来选拔人才，只是提拔和自己气味相投的庸碌之辈，一样会出问题。

1984年，第一位进入了摩根高层队伍的犹太人——鲍里斯•贝科维奇成为摩根银行的副董事长。也许更有意思的是丹尼斯•韦瑟斯通，他出身于伦敦工人阶级的家庭，一辈子都没有改掉英国下层民众的口音，常调侃自己当年当簿记员时穷得连鞋子也穿不上。但他是外汇交易的天才，他的经验居然得益于在皇家空军短暂服役期间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在模拟飞行中监控雷达屏幕，计算飞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飞机降落时，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金融行业里，能做到“一滴油降落”，也是避免发生危机的关键所在。有的企业就是靠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而没有最后一滴油的“飞机”都摔掉了。我和韦瑟斯通有过交往，但是不深。他的精明和睿智，我有所体会。有一次，我参加了国家领导人接见他的会议，他推荐了《摩根财团》这部书，以解答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摩根的问题。这也是《摩根财团》中文本产生的缘由。

普雷斯顿独具慧眼，韦瑟斯通是他一手提拔的。J.P.摩根这家“贵族银行”，向来不屑于和囊中羞涩的平民打交道，只是和高端客户来往。到了80年代末，这种经营理念似乎已经走到尽头。J.P.摩根日益受到被众多的“金融利维坦”吞没的威胁。J.P.摩根需要变革，需要变得更有冒险性，更为激进，因为如要生存，就无法回避在有利可图的公司融资和证券市场上的拼搏。另一方面，J.P.摩根又不能放弃其恪守稳健、诚信的传统，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摩根”。风险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拓展新业务的过程中，J.P.摩根到底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如何准确无误地测定这些风险？丹尼斯•韦瑟斯通——这个曾经几乎是光脚的工人阶级的后代，现在已经是有爵士头衔的J.P.摩根掌门人——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他又想到了在皇家空军服役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J.P.摩根在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突破。1994年，J.P.摩根的管理部门推出“风险矩阵”（Risk Metrics）系统；1997年，又推出“信用矩阵”（Credit Metrics）系统。这两套管理系统成为金融行业风险管理的滥觞。也正是利用了这两个系统，J.P.摩根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风云突变的情况下，进入他人不敢涉足的领域，而且成就骄人。在当时监管政策许可的条件下，J.P.摩根从一家保守的传统商业银行，一跃而成为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为一体的全能金融机构，走出神秘的堡垒，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叱咤风云。韦瑟斯通功不可没。

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则是栽培韦瑟斯通的刘易•普雷斯顿先生。不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从J.P.摩根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银行集团担任董事长兼行长。本书中提到他推动摩根业务转型，是“改革的动力”：“他体现了这个银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注入了一种新的、有时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惯用语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极有个性，对愚蠢的人简直是无法忍受，有时对属下的态度会很强硬，甚至极为生硬。但是，他对病人、鳏夫寡妇、离异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关心，他的属下对他既敬佩，又畏惧。我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普雷斯顿此话表现了投资银行家的精准，他说得没错，我差一点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战时，他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国时从上海带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他家当管家，彼此相处几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普雷斯顿的寓所参加晚宴，结束之后，客人纷纷离去，这对夫妇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话和他们寒暄。他们对我说：“几十年了，我们对他们很满意，他们对我们也很满意。”这就是这位令下属畏惧的普雷斯顿的管家，对他们夫妇的评价。这一点，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贵的人性。贵为美国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长，对其管家和服务人员的态度，使人感动。

如果说普雷斯顿似乎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那么，他离任之后先后接任的几位董事长，如丹尼斯•韦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纳、威廉•哈里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对在华开拓业务很热心。如果认为只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会对中国友好，那显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并不怀疑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发展中国业务的重视，也赞赏他们对华的友好。但是，当我们读到本书中汤姆•拉蒙特对中国的态度时，可能会有点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国访问，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对当时中国的印象很差。书中说到，“拉蒙特从来没有对中国人产生好感，提起他们往往不乏轻蔑口吻”（见第十二章“奥德赛”）。相反，拉蒙特对日本的态度就绝然不同，结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对他们极为友善。本书作者彻诺的立场比较公正，他写道：“当时，在许多方面，摩根财团和日本一样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金融界都是这一态度。”在九一八事变（即书中所谓“柳条湖事件”）之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此时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为日本开脱的新闻稿，日本大藏省哪里写得出这么好的英文辩白，大喜过望，只是对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误导不明真相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众。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轰滥炸的镜头在美国的电影院里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莱芬韦尔才不得不修正对日本的看法。接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大肆暗杀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此时，拉蒙特才感到日本并非那么理想。他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态度的转变，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拒绝承认他所见到的丑恶的现实。

如果拉蒙特是J.P.摩根今天的首席执行官，他也会这样蔑视中国吗？恐怕不会。我猜想他也一定会常来中国，也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充满赞誉，表示要和中国合作。可以这么认为，外界对我们的认识和态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折射，对个人来说如此，对机构和国家亦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公众对某个人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此人的言行举止。就拿一个国家来说，一国的自重、自信、自尊往往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看法的基本要素；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决定其他国家对其评价和态度的参数。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歧视和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人不讲道理，总会有某个国家的某任政府无端挑衅，怀有恶意。但是，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这又何妨？

第四点，如何治学？想起本书中文本出版之后，我和作者罗恩•彻诺先生在纽约有一次酣畅的谈话，我们谈到美国的历史，特别是金融史，摩根银行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彻诺先生完成《摩根财团》（1990）之后，还出版了《沃伯格家族》（1993），记述洛克菲勒家族的《泰坦：洛克菲勒传》（1998）和《华盛顿一生》（2011）。他每出一部书，都深受读者喜爱。他的领域涉猎之广，治学态度之严谨，梳理资料之细致，堪称有志于撰写传记的年轻学者之表率。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国内读者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书籍怀有浓厚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J.P.摩根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和我商量翻译出版中文本《摩根财团》的事宜。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内读者需求甚殷。多年之后，此书不断再版，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喜爱。也就在我当年翻译这部书的时候，J.P.摩根早年分出的一脉，即摩根士丹利正在和我国有关方面商谈，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积极支持，于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诞生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摩根在中国大陆最有创意、最成功的业绩；中金公司成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独当一面，为我国各个行业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上市提供承销服务。

截至2012年，由中金公司主承销的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均位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业榜单之列。中国企业也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有四年中金公司都承担了当年度全球最大的IPO业务，如2005年建行H股IPO、2006年工行A+H股IPO、2007年中石油A股IPO、2010年农行A+H股IPO，其中农行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IPO。1997年，中金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出色完成中国电信（现中国移动）香港IPO，融资42亿美元，拉开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整体改制上市的帷幕。自1995年创立以来，中金公司协助中国企业共完成3281亿美元的股本融资，3548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以及3534亿美元的兼并收购交易，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始终保持着主力军的地位。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会到中金公司来担任董事长、法人代表，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

J.P.摩根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拨冗为新版作序，他欣然允诺，为本书增色。戴蒙董事长在不寻常的时期执掌J.P.摩根，可以说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带领摩根的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奋斗拼搏。他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历史上的影子，其难度和险峻绝不亚于摩根的先驱所遇到的困难。我在此也祝愿戴蒙执掌下的J.P.摩根克服困难，取得新的业绩。2014年1月于北京

中译本第二版序言

出版一部书固然不易，使之不被束之高阁更难。在书刊林立的当今世界，一本书若总能不乏读者，应该说是作者的幸事。该书面世后，受到了国内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海外华人华侨读者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也是实现了我当年组织翻译此书的初衷，我深感欣慰，倍受鼓舞。

六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世界范围内大国综合国力的位序排列正在加速形成，并随时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综合国力扶摇直上。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步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将变为现实。但是，应当看到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一个现代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经济优势的压力面前，如何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与客观规律，不断提高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以为，要真正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除了研究既有的经济理论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要下工夫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举凡居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大都是那个时代经济思潮的引导者，这些时代思潮固然有其先进性和真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着有利于强势国家的形而上学的成分——仅从技术性的层次来讲，这些时代思潮往往将其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还常常混淆强势国家与后进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不明白这一点，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只知照抄照搬的人，往往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恐怕至少是与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一样重要的。

移译西方市场经济史料，是我们探索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性工作。近代中国人移译西方经济典籍，起到了开启心智，活跃学术气氛的积极作用。但其中经济理论居多，而经济史料甚少，这不能不说是有所缺憾的。《摩根财团》一书作为对叱咤英美经济政治舞台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摩根财团，并逐步演变为J.P.摩根、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建富的专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罗恩•彻诺先生凭借客观的史实和生动的叙述，为我们研究英美金融史乃至西方经济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该书清晰地展示了两百年来美国各个历史阶段中金融界、工商界与政府角色的嬗变，揭示出美国现代金融体制的来龙去脉，这些史实和分析对我国金融改革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积我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经验，深知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感受到包括《摩根财团》在内的一些国外金融史对我的启迪。譬如，《摩根财团》书中展示出的美国经济史上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来美国安然、世界通信等一些大公司频频传出财务造假的丑闻，暴露出当代美国金融监管的薄弱，使美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尚且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怪事，发展中国家在前进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决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宽容自己和自我安慰的借口。历史和现实都在昭示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正确认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在金融深化、放松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必须把加强政府监管的文章做足、做好。《摩根财团》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金融史书。我对此深信不疑，十年前我初读此书时如此，十年后的今天我重读此书时亦是如此。为此，我决定再次向国内读者推介此书。

值再版之机，我想对近几年摩根财团的发展情况做一点说明。自《摩根财团》原书（英文版）面世十多年来，摩根财团又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变迁。摩根建富已于1989年被德意志银行收购；摩根士丹利也于1997年同添惠合并，成为新的更为庞大的摩根士丹利添惠；但最突出的自然是J.P.摩根与大通银行合并一事了。2000年9月，大通曼哈顿公司与J.P.摩根公司宣布合并，合并后新公司的名称为摩根大通公司。其投资银行业务仍沿用J.P.摩根品牌，形成了一个自身高达3000多亿美元，并管理7000多亿美元资产的新的庞大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这次合并，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分离摩根财团为J.P.摩根与摩根士丹利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止，也是为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浪潮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可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起着神经中枢作用的现代金融机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为提高竞争力而做出与时俱进的战略性行动的务实性。

此番再版，我对全书译文作了修订，补正了某些遗漏，也改正了一些错字，并对译文做了润色。在修订过程中，力求译文更加贴近原文，在理解上更加顺畅。

是为序。金立群

英文第二版前言

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溃前夕，我思量撰写一部华尔街通俗史。然而，我亦心存疑虑，担心最终的作品会令作者及读者感到冗长乏味。但随后的一个突发奇想让我独辟蹊径。倘以一个银行帝国的财富为唯一的折射点来看待整个华尔街的辉煌历史如何？直觉告诉我，若以翔实生动的描述再辅以丰富的数据，读者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之间了解华尔街光辉的过去，甚至在书中找到乐趣。但哪一个银行帝国最能反映华尔街历史呢？很自然地，我想到了铸就摩根财团的J.P.摩根家族及其在大洋彼岸所建立的银行帝国。

这一狂热及近乎孤注一掷的构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个人的挫折经历。多年来，我一直为处女作的着落而四处碰壁，而在结束了自己撰稿人的乏味而疲倦的工作后，我在一个公共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文员工作中苦苦不得终日。当我最终获得撰写《摩根财团》的合约之时，我感到欣喜若狂，心中如释重负。上帝知道我需要它，我将从历史及新闻的角度再现一百五十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摩根的辉煌，追溯其在当时的华尔街辉煌而又混乱的发展历程。我将详审以往的历史记录，然后在钢筋与玻璃铸成的摩天大楼中访谈一些年轻有为的管理人员以获取更详尽的资料。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一边抓紧时间四处进行考察，一边又在潜心撰写《摩根财团》一书。当我回顾往昔，十余年前的这段日子在记忆中是如此之忙乱，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无眠的日日夜夜。心中不禁有些诧异，这部作品竟可以一气呵成？

随着探究的进一步深入，我将此书视作追悼往昔华尔街的挽歌，那是个高贵而审慎入微，聚集众多金融精英，只专注服务于政府客户、大型企业及达官贵人的金融帝国。然而，还在我埋头撰写，而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这个傲然的帝国却趴地倒卧在华尔街上，瞬间分崩瓦解。随着买卖股票取代棒球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大众活动，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投资者成为新型经济中最巨大的盈利来源。曾长期为摩根银行引以为豪的大规模或巨额融资在零售银行业的兴起中黯然失色。目睹大势已去，摩根士丹利与添惠的经纪人合作，将J.P.摩根出售予大通曼哈顿，并入其强大的银行业务中；而摩根建富则被另一个银行巨头德意志银行所吞并，从此成为历史。为人所惊叹的并非摩根集团最终顺应时代的变迁，转变经营策略以吸引众多投资者，而是摩根这一名字依旧令人不能忘怀，其拥有的神奇而瑰丽的光环将永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2001年8月于纽约布鲁克林高地

中译第一版译后记

出版《摩根财团》中文版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J.P.摩根公司和我们加强合作的结果。1994年1月31日，J.P.摩根公司北京代表处宣告成立，当时的董事长丹尼斯•韦瑟斯通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表示要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最新的国际资讯服务和更加广泛的金融服务。同年2月27日至3月1日，J.P.摩根公司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在北京开会，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主持了会议，韦瑟斯通代表J.P.摩根公司和国际顾问委员会拜会了中国领导人，并和外交界和企业界讨论中国近期经济发展形势。新任董事长道格拉斯•沃纳上任伊始，即于1994年4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表达了继续推进中国业务的意愿。与此同时，J.P.摩根公司与中国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开展了多方面的业务，特别是参与推进中国主权发行体和金融机构进入全球债、扬基债、武士债等市场，帮助中国筹集发展资金，同时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随着J.P.摩根公司在中国业务的扩大，它也在中国日益为人所熟知。然而，摩根财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摩根”，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清楚。

这部《摩根财团》当然是一个答案，然而，本书涉及的不只是摩根家族和财团本身的历史。作者把这一代金融王朝的兴起和发展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演变的背景下。从乔治•皮博迪在伦敦创建的商人银行开始，由朱尼厄斯•摩根发展起来的摩根财团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30年代大萧条，直至1987年的股市崩溃。摩根财团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生动的历史画卷：这里有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较量；政府调控和市场作用之间的冲突；孤立主义和海外扩张主义之间的斗争；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碰撞；个人意志和历史规律的矛盾和最终统一。所有这一切，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摩根财团》一书可以满足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政府监管部门可以研究如何加强对实业和金融界的管理而不扼杀其活力，企业家则可以学习如何把握市场的脉搏和趋势，从而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摩根财团的发展，像其他金融机构和工商业一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历经磨难而不衰，并取得卓尔不群的业绩，这是与其各代领导人的经营视野和战略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更有他们周围一批有见识、有才华的得力助手的贡献。“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摩根财团的这一经营座右铭是其多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

摩根财团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涉足于中国了。中国读者是很难忽略本书关于当年中国的描述的，尤其是摩根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组织的两次对华银团贷款的记载。从本世纪初开始，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如累卵，西方列强一意瓜分中国，摩根等银行勉强秉承政府意志，但对旧中国毫无信心。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活动又何益于中国广大民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中国需要外资，也确实给国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摩根财团》一书并不是J.P.摩根公司、摩根士丹利或摩根建富的官方历史，这只是作者利用开放的档案，并通过大量的采访写成的。J.P.摩根公司公开自己的历史，让当代人和后人去评说，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只是作者的观点。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作者在史料剪裁、臧否人物、评说史实等方面有其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许多方面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就不作评论了。我们相信中国广大读者是有鉴别力的。总的来说，作者极力真实地再现摩根财团的历史，把自己的想象控制到最低限度，诉诸史实，出言有据，对每一个历史细节的描述，都以档案和各种原始资料为支撑，包括业务活动记录、书信、电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这就使本书值得一读，值得向中国广大读者推荐。

鉴于本书的读者都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常识，而且书中也对某些概念作了说明，凡是这类内容，我在译文中一律不再作注。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对其文化、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背景提供了一些注释；凡是不影响理解原文的，也不再作注。书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中文译名，一般以约定俗成的用法和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准，这样也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去查阅。我们非常感谢J.P.摩根公司慷慨资助，使《摩根财团》中文译本的出版成为可能。我特别要感谢J.P.摩根公司的执行董事蓝德彰先生（Mr.John D.Langlois）积极筹划了中文本的出版事宜，并为我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执行董事瞿王慧允（Mrs.Rewena Chu）就版权和出版细节和我们进行了密切的配合；财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赵晓宇先生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世界经济编辑室副主任徐聿璠女士为出版中文本的各项事务做了很多工作。我也要在此感谢作者罗恩•彻诺先生为我提供了有关背景资料，澄清和解答了不少疑难问题。

在中译本完稿之后，我与彻诺先生在纽约的深谈，令人难以忘怀。

中文译文的初稿是由下列人员完成的：李长栓（序言）、郭雪艳（第1章）、刘芳（第2、3章）、黄进舟（第4章）、丁卫宇（第5章）、江一陟（第6章）、陈建文（第7、8章）、韩永春（第9、10、11章）、徐聿璠（第12、15、21、26、32、36章和“致谢”）、吴晋康（第13、14章）、邹加怡（第16章）、扬少林（第17章）、洪越（第18、19章）、陈欢（第20、22、23章）、刘小西、李光辉（第24、25章）、项颖（第27章）、梅鸿（第28章）、马小虹（第29、30章）、莫小龙（第31章）、王冰（第34、35章）。焦小平做了大量的计算机文字处理工作。我对全书译文初稿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对各章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或重译，力求做到中文译本准确无误，文体统一。人名、地名、术语前后一致。利用余暇，历时二载，凡三校，尽管如此，疏漏纰缪，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金立群1996年9月14日于北京

英文第一版前言

本书叙述美国银行业帝国摩根财团的兴盛、衰落和复兴的历史。也许再没有别的组织机构比摩根财团更富于传奇色彩，更充满神秘气氛，以及更让人争论不休。直到1989年，坐落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相交的“街角”处的J.P.摩根公司一直威严地主宰着美国金融界。华尔街23号这座低矮的建筑物，两侧分别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联邦纪念馆，入口在两条道路的交点上，并无悬挂字号，表现出一副贵族般超然的气派。我们的故事就紧紧地围绕着这座轮廓清晰的大理石建筑以及曾经踏上过其台阶的众多总统、总理、显贵和百万富翁而展开。根据现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沿着他们当年的足迹，步入这家世界上最为秘而不露的银行。

1935年以前的老一代摩根财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畏的金融联合机构。它由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于1838年创办于伦敦，后由摩根家族所继承，迁至纽约后声名鹊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两位最为著名的摩根——老J.P.摩根（1837—1913）和小J.P.摩根（1867—1943）——被揉成了一个复合式巨人——J.P.摩根，其势力整整持续了长达100多年之久。他们父子两人相貌酷似，都是秃脑门，圆鼻头，鸭梨般的身材，这就使人们分不清谁是谁。对于钦佩者来讲，这两位J.P.摩根代表了正统的旧式银行家，他们以言为约，以握手为印；对于诋毁者来说，他们是伪君子，欺压其他公司，里通外国，诱使美国参与战争，大发不义之财。对于摩根的评价，从未有过中立之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华尔街23号是一个金融帝国及其外国前哨办事处的总部。在百老汇街一侧，坐在拉盖办公桌后面的是纽约的合伙人，他们还联合了另外三个合作伙伴——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公司及J.P.摩根所谓的费城分公司德雷克塞尔公司。其中摩根建富无疑势力最大，形成了摩根帝国伦敦—纽约的轴心，成为越过大西洋传递英美国家机密的邮局。在实行“新政”之前，“摩根财团”可指纽约的J.P.摩根公司；广义上讲，亦指全部合伙人这张无形的大网。

老字号摩根财团滋生出上千条阴谋理论，使好几代爱揭丑的记者忙得不亦乐乎。摩根财团作为最显赫的银行，服务对象包括许多名门望族，例如，阿斯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杜邦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等。它避免与小人物打交道，因而引起诸多的猜忌。因为它的融资对象中有很多工业巨头，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所以它打入了这些公司的理事会，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恐惧，使大家害怕银行势力过大。早期摩根财团的性质似乎介于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它曾经制止过几次大恐慌，拯救过金本位，三次解救纽约股市，还仲裁过不少金融争端。如果说除了唯利是图之外它还关心什么的话，那便是它有一套特殊的本领，使人觉得其优质的服务确实应该一分钱一分货。

摩根财团的神秘之所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乃是由于它与政府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古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家族一样，摩根财团似乎渗透到许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意大利、比利时和日本。作为美国海外势力的工具，摩根财团的行动具有十分广泛的外交政策的意义。曾几何时，当美国眼光偏狭、孤立于世之时，摩根银行的海外关系，特别是与英国君主的关系，使其性质变得模棱两可，它究竟效忠于哪个国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老一代摩根合伙人是金融大使，其日常工作与国家事务密不可分。即使在今天，与其他银行相比，J.P.摩根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的关系也许最为密切。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瓦解了这个金融帝国，因为该法案在经营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发行银行、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1935年，J.P.摩根决定继续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出摩根士丹利这一投资公司。摩根士丹利从资本到人员都来源于J.P.摩根公司，所以，几十年来，清楚地表现出与其相隔一街之距的摩根兄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有许多共同客户，保持着家族般的感情，既不拘礼节，又有活力。然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不禁止J.P.摩根持有一家海外证券公司的少数股。1981年之前，它持有摩根建富三分之一的股权。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会看到，这三家摩根公司在新政结束之后很久，其作用仍然相当于昔日一统的摩根大财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们甚至考虑过重新联合起来。今天，这三家公司没有正式联系，相互之间竞争激烈，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伦敦和纽约对金融业放松管制之后，铲除了规章制度上的障碍，这三家公司便争相提供类似的服务，于是冲突便日益增加。人们往往只知道三个摩根公司的名字，而对它们的业务甚感困惑。它们所进行的银行业务与标准的零售银行业务大相径庭。在这里没有出纳员的隔离式柜台，不发放消费者贷款，不进行抵押。相反它们的银行业务继承了欧洲古老的传统——批发银行业务，服务于政府、大公司和大富豪。因为它们实行高额融资，所以养成了谨慎的工作作风。它们避免设立分行，极少悬挂招牌，直到最近还不肯做广告。它们的战略是使客户感到自己获准参加了一家私人俱乐部，摩根银行的账户就相当于贵族社会的会员卡。

老一代摩根财团最正统的继承者是J.P.摩根公司，亦以其商业银行子公司的名字称为摩根担保信托公司。J.P.摩根公司的世界远离大通银行或花旗银行之类凡夫俗子的尘嚣，它用皮革软椅、座钟和擦得铮亮的黄铜灯具吸引着富人。他们在私人餐室里举行各个账户的周年纪念，而客户们收到的纪念品则是雕版印刷的菜单。摩根银行不会随便让任何人的金钱玷污它的白手套。另外，很多储户也将公司的关系网一并带来。虽然银行不愿透露精确数字，但它吸收个人存款时要求至少有500万美元，偶然才会屈尊降至200万美元，作为特殊照顾。摩根银行是早期美国资金储存的最重要的机构。

虽然私人账户给摩根银行盖上了迷人的印记，但其产生的利润仅占一小部分。银行的业务集中在蓝筹公司和各国政府，以及组织大额信贷、发行证券、买卖外汇和其他金融工具。摩根银行曾夸口说，美国1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96家都是它的客户，并暗示剩下的4家中有两家不够资格，因而被拒之门外。至于个人账户，它从来不想显得过于热衷，它不是到处设办事处，而宁愿让客户到这里朝圣。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其海外前哨办事处：要想见到摩根银行家，里昂的商人就必须到巴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商人就必须到伦敦。即使在今天竞争愈发激烈的世界上，J.P.摩根在一国设立办事处超过一个的情况也十分罕见。一百多年以来，这一经过反复验证的传统模式所获得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在1987年股市崩溃的前夕，J.P.摩根公司是美国要价最高的银行。虽然按规模讲，它仅屈居第四位，但按股票价格计算，其价值为85亿美元，超过了花旗银行。尽管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为拉美40多亿美元的债务所困扰，它仍不失为美国唯一一家信用评级为AAA的大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的股本收益率在所有银行中最高，利润仅次于花旗银行，而资产却仅相当于花旗的一半。它作为美国主要的信托银行，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经手证券达650亿美元。人们称赞它“无论以何种尺度衡量，质量都是第一”，“对很多人来说完美无暇”。虽然颇有一些重大失误和互不关联的丑闻减弱了这种夸张的说法，但这种论断一般说来仍然名副其实。

20世纪80年代后期，摩根担保公司卷入一股敌意兼并的狂潮。至少在此以前，它还最好地保持了历史上的摩根文化——绅士般的礼让和保守的交易。它作为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密友，仍然表现出一派老政治家的风范。相反，摩根士丹利游离得距其老祖宗最远，从1935年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它一统天下的威力今后再也不会有哪个投资银行能与之相提并论。它的客户包括七个姊妹石油公司中的六个（海湾石油公司除外），美国十大公司中的七个。如此巨大的成功使其傲睨自若和虚荣谐谑。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合伙人离开该公司加入了第一波士顿，这时，另一位合伙人向他“祝贺”道：“真是令人激动。现在您将和一些二流客户打交道了。”诚然，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客户名单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摩根士丹利的客户。该公司于70年代开始做广告时，一家广告代理商设计了一幅图画，画面上是一道闪电刺破乌云，标题为：“如果上帝要融资，他也会找摩根士丹利。”对于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来说，这句话简明地概括了它在宇宙中的地位。在1988年年会上，有人询问该公司关于受限客户的政策，帕克•吉尔伯特董事长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答道：“我们没有受限客户。”

摩根士丹利曾得了个绰号：“血缘、智能和金钱”公司。它十分讲究，要求各公司客户与其建立独家业务关系。如果客户胆敢问津另一家公司，它们便会得到告诫：“那就上别的地方找银行吧！”华尔街对这副“金手铐”也嘟嘟囔囔，但无论是华尔街还是司法部都砸不开这条锁链。然而，各家客户并不感到受约束，相反，它们对摩根神话趋之若鹜，以俯首帖耳、任其摆布为荣。在上市股票或发行债券时，摩根士丹利坚持要求只有它一家担任主干行，并独领风骚，将其名字光彩照人地印在募资碑铭的上端。这种神气十足的派头本身就是个聪明的广告，它使得摩根士丹利成为“投资银行家中的劳斯莱斯”。

今天，摩根士丹利占据了纽约市埃克森大厦中的16层。它从一个弱小的、文质彬彬的证券承销公司起步，逐步成为令人目眩的大金融集团，这一历程也勾画出现代华尔街兴盛的历史。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战后金融不折不扣的带头人。有好长时间，人们一直认为虽然该公司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是过于保守。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它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质变。从此以后，它面目全非，变得咄咄逼人。从前，它曾是华尔街最为保守的公司，可现在它却违反了刻意坚持多年的禁忌，使一种极为粗野的金融方式显得颇为体面。1974年，它进行了第一次现代敌意大兼并，就此主宰了那个蛮横的世界（1989年初，它仍旧是美国头号兼并顾问，据称，同年上半年交易额达60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它使垃圾债券登上大雅之堂，积聚了高达12亿美元的巨额专项基金，进行杠杆收购，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富于风险的创举。摩根士丹利竟然与公司兼并者为伍，震惊了华尔街。后来它又亲自下水，购得40个公司的股票。十多年来，一家对此难以置信的商报惊呼：“难道这就是摩根士丹利吗？”同时，它的股本收益率达30%，一直被列为上市证券公司中效益最好的。摩根士丹利的战略决断向来正确无误。

摩根家谱中还剩最后一位，就是摩根建富，它是伦敦声望最高的商人银行。纵观其全部历史，我们可以感觉到伊顿公学、乡村别墅、绅士俱乐部和萨维尔街的成衣商号裁剪考究的气息。该公司地处相当于华尔街的伦敦金融城，位于L形的大温彻斯特街的拐角处，没有悬挂招牌，为一面高大的饰有山花图案的薄纱门帘所遮挡。大楼内部像私人宅邸那样，有着曲折隐蔽的走廊，旁边是一排以已故合伙人的名字命名的小会议室。

二战结束初期，摩根建富的经营者是一群无精打采、心灰意冷的老贵族，因此，摩根担保公司的人就将之讥称为“上议院”（现在它高贵的董事会中还剩几个骑士和勋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主要为几个受人尊敬的工业客户发行证券，并极力试图克服因成功而产生的懒惰和疲沓风气。后来，像摩根士丹利一样，它振作起来，一举成为伦敦最强大的公司，专门从事气势夺人的企业兼并。像摩根士丹利一样，它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尽量提高人们对其行为的容忍程度，从而成为伦敦金融城的绅士强盗。它作为20世纪80年代伦敦兼并市场上的一颗巨星，一扫曾将其作为典范的英国金融城的稳健作风。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伦敦的兼并大战中，它总是名列榜首。到了1985年，在伦敦金融城六个最大的收购业务中，有四项收购业务都是摩根建富承办的。后来，公司搞蓄谋控股投资的花花公子们肆无忌惮地操纵股票价格，酿成了一场吉尼斯大丑闻，这起丑闻号称为本世纪伦敦第一，当事者为摩根建富两个管理人员，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亲自出马，下令拿他们开刀。

这三家摩根银行的历史就是英美金融界本身的历史。一百五十多年来，它们在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的每一次恐慌、繁荣和股市崩溃中都首当其冲。它们经受了战争和萧条、丑闻和审讯、轰炸和未遂暗杀。现代世界还没有哪个金融王朝如此稳定地维持着其显赫地位。它的编年史就像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研究高额融资的风格、职业道德及礼仪规范上的变化。为使这个巨大的历史画卷井然有序，我们将其传奇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框架主要适用于摩根各家公司，但我认为也大体适用于其他银行。

1913年以前是皮尔庞特•摩根的领主时代。这时银行家是经济体系中的主人，用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话讲就是“万物之灵”。他们为运河、铁路、炼钢厂、航运公司融资，从而为新生的工业社会提供了资本。在那样一个桀骜不驯的竞争时代，是银行家解决了公司间的争端，并组织了托拉斯来遏制竞争。他们作为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主要中介，监督着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因为是他们在配置稀有的资金，所以他们往往比接受融资的公司更有势力，日益掌握对这些公司的控制权，由此产生了一代难以驯服的银行家。他们的钱财如神话般滚滚而来，引起了公众的恐慌，最后促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以控制银行家过度的影响。

在小J.P.摩根的外交时代，私人银行家们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摇身成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秘密使命，与各国的中央银行平起平坐。摩根银行家们这时变成了政权掮客和全球会议上政府的非正式代表。他们作为国王、总统和教皇的挚友，在华盛顿或英国白厅的严密监督之下从事外交活动。在国外，他们似乎经常成为政府政策的化身；在国内，它们仍旧是各个公司“传统的开户银行”，但是这些公司尽管仍然算得上忠诚，却越来越不需要强大的银行家的帮助。摩根合伙人与客户维持着排他的关系，因而享受一个高贵奢华的世界，似乎是那么文雅，那么悠闲自得，不受现代标准的侵扰。

在战后的赌场时代，银行家们面临着全球市场激烈的隐姓埋名的竞争，对客户失去了控制。跨国公司此时压倒了银行家，在资本和金融技巧上与他们一争高低。机构投资者，比如说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成为新的抗衡力量。由于公司和政府能够在各国筹措各种货币的资金，所以力量的天平已朝着不利于银行家的方向大大倾斜了。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充斥着令人眩目的新闻报道：买卖一锤子就是十亿美元。然而，正如摩根财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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