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集(套装共6册)(名家特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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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集(套装共6册)(名家特辑)试读：

目 录

达洛卫夫人

到灯塔去

达洛卫夫人

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1]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20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过，归根结蒂，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貌似一针见血，其实浮光掠影而已。

总之，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戴·赫·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踞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2]次参观“牛桥”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馆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3]的动态……”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譬如，《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看来十分简单，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同时描绘上、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衬托。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纠葛与冲突，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趋向高潮，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缭绕。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

事实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贝奈特先[4]生和布朗太太》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又说，“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司屈雷基（《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拉伊（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E·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1923）。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波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波浪》。

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现代小说》与《独木桥式的艺术》。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李奥纳特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5]望，投河自尽。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跳跃式的，似乎心血来潮、一挥而就，或颠来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评述条理不清，论证不够严谨，引语有些失实。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三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6]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7]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年开始。”她还申述：“在一九一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8]那么蠢，那么丑。”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

[9]时代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司屈雷基、乔伊斯与艾略[10]特纳入乔治时代。”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11]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生活并非一组排列得匀称的车灯，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晕，一种半透明的罩子，环绕着人的意识，贯串始终。因此，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是要传达这变化莫测、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现得如何畸形或复杂吗？难道不是要尽可能少羼杂外界与外表的东西吗？”随即强调：“至关重要的乃是性灵，包括激情、骚动，以及令人惊叹的美与丑的混合。”这番话不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观点，也表达了意识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评论中，伍尔夫更明确地批评传统小说的缺点而阐述自己鲜明的观点：“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为报答……文字必须局限于为生活服务，去描绘那茶壶和哈巴狗……如果他们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维护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权利，英国的小说家或许会变得勇敢些。他就会离开[12]那张永恒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无稽的日常程式……”假如能冲破传统的樊篱而开辟新途径，则“故事可能会摇晃，情节可能会皱成一团，人物可能被摧毁无遗。总之，小说就有可能变成一件艺术[13]品”。此外，伍尔夫曾在《一个作家的日记》内叙述其晚期杰作《波浪》的题材和创作时的心境：“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艺术……一切都飘忽着，变幻着，却又浑然一体……此刻我的心态处于不断变化、或张或弛的流程中……”

根据以上引语和其他有关论述，可以说伍尔夫及其同道反对用自然主义的老框框描绘生活表象，而重视人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千变万化，一瞬间的感觉以及触发的联想；必须尽力开掘潜意识和深层心理，信赖本能、直觉、幻想与万花筒似的印象，怀疑以至否定理性。为了表现这一切，意识流小说大都运用内心独白，抒情旁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或融合，枝蔓式立体交叉，以及多维结构等技巧。

例如，在《达洛卫夫人》开端部分，作者描写女主人公为了给晚宴生色而去采购鲜花，一路上“克拉丽莎的心灵摄取了层出不穷的印象——琐细的、奇幻的、稍纵即逝的，或锐利如钢，铭刻在内心”。第一个印象是六月清晨的空气沁人心脾，她随即联想到少女时期，在故居布尔顿庄园度过同样清新的夏日之晨，从而勾起对往日的情人彼得·沃尔什的忆念，并把他同现在的丈夫理查德比较一番；尔后又想起大战中牺牲的青年士兵，从而触发对生与死的沉思；然后又设想晚宴将是何等情景，自己同赴宴的贵妇淑女们相比，兴许会逊色吧；于是又联想到女儿伊丽莎白（她将在宴会上露面），紧接着就想起专横的家庭教师基尔曼，不禁怒火中烧，等等，等等。不断变幻而又互相关联的印象及情思在克拉丽莎内心飘浮着，波动着，伴随她沿着伦敦的大街去买鲜花。

这一片断可谓典型的意识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印象。这不仅是伍尔夫个人创作的特征，而且与时代思潮息息相通，因为当时正是印象主义（主要是后期）盛行的年代。首先起源于绘画，以莫奈、塞尚等为代表；随即在音乐界展开，以德彪西、拉威尔等为中坚；在文学领域内，则普鲁斯特、王尔德、伍尔夫与乔伊斯等相继倡导，蔚为一代风尚。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意识流作为创新的手法，是在印象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流派启迪下产生的。更广义地来讲，上述那些新文艺的开拓者大都属于早期先锋派。名目繁多，实质相仿。

至于意识流作家常用的具体手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从小见大——即以特殊（或局部）表示（或暗示）普遍，以个体反映群体，微观内蕴含宏观。譬如《达洛卫夫人》仅仅描述了女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一天内的行动与心理，实际上包含了大半生的经历、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多层次地展示性格。《到灯塔去》只描绘了拉姆齐一家以及有关的人物，在相隔十年的两个半天内的活动（行为和意识），却在时空的延展上宏大得多，并且内涵深邃。

顿悟（epiphany）——同上述技巧密切相关。乔伊斯对此下过中肯的定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断，却包含生[14]活的全部意义。”或如法国传记家和文学批评家莫洛亚赞美普鲁斯特善于使“一刹那显示永恒”。在《达洛卫夫人》里，克拉丽莎听到赛普蒂默斯自尽的信息时，思绪万千，憬悟生与死、孤独与合群、脱俗与媚俗、出世与人世等人生奥义。同时，这一细节和心理刻划揭示了主题，总结全书，并曲传作者的深层意识。

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运用具体事物来象征或暗示抽象观念，或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达洛卫夫人》中屡次描述伦敦的大本钟，一方面渲染地方色彩与气氛，更重要的是象征眼前的现实，把人物从沉思或幻想中唤醒，因而是意识同现实之间的媒介；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为转折点，使一个人物的意识流转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又如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跟克拉丽莎久别重逢，虽然藕断丝连，但旧梦难以重圆。当两人像昔日那样会晤时，彼此故作镇静，克拉丽莎尤为矜持，手里握着剪子；彼得则按老习惯，不时掏出小折刀，心神不定地拨弄。这两把小刀象征了割裂与分离，暗示这对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再如女主人公一再回忆田园风味的故居布尔顿，特别是在庄园作客的挚友萨利，那爽朗而大胆的、放浪不羁的姑娘；这些意象影射少女时期的纯洁、热情和青春的活力。

此外，《到灯塔去》内物象的主体“灯塔”本身，可能隐喻坚实的物质，即客观现实，而塔尖的闪光则有精神之光的含义，即象征主观真实，尤其暗示拉姆齐夫人灵魂之光。异曲同工的手法也用于《波浪》内：当六个青年在餐馆聚会，为朋友佩西远航印度而饯行时，桌上瓶内供着一朵石竹花，在六人眼里呈现各别的色泽和形态，因为视角不同。这一意象讽喻单一而又多元的现实生活，以及因人而异的主观心境。

对照——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及文人沿用的修辞手段，并非创新，不过伍尔夫之辈的作家运用得微妙些。在《达洛卫夫人》内，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憎、势利的俗物与孤傲的畸零人、“平稳”与“疯狂”、“名流”和“浪子”、社会习俗和自我意识，庸庸碌碌的理查德和不合时宜的彼得，渴望自由的伊丽莎白和窒杀性灵的基尔曼，尤其是克拉丽莎性格中的矛盾及内心冲突，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照，此起彼伏，相互映带，或交错如网络，在深化主题，塑造个性，铺叙情节以及渲染气氛等方面，产生烘云托月的妙处。

上述各种技巧均以清丽而细腻、遒劲而畅达的词藻，以及诗意盎然、韵味悠然的文体来表达，一些抒情插曲和哲理化意境尤其精美，似行云流水，节奏感甚强。四

综上所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愧为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家，悟性灵敏而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诚然，她的创作和评论并非无瑕可击，而有美中不足之处。除了上文提到的颓废情绪所起的消极作用，总的看来，由于家庭、身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伍尔夫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颇有力度而气度欠恢宏，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所以，其创作成果可称为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还算不上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伍尔夫的评论也是瑕瑜并陈，某些观点显得偏颇。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论著内批评阿诺德·贝奈特、赫·乔·威尔斯与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不完整”，他们只观察与描绘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状、印花布图案、车厢的装饰之类，而“不观察生活”，“不观察人性”。实际上，那些老作家很讲究结构，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机体。他们不仅刻划似乎琐碎的细节，并且相当敏锐地观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现世态，并描述细致的心理和强烈的感情。譬如在贝奈特的代表作《老妇常谈》中，结尾时女主人公同穷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诀别的场景，震撼心灵，催人泪下。在高尔斯华绥的名著《福尔赛世家》第一卷《有产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间的“三角”纠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内心矛盾；对这一关键情节，作者描绘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个人物也个性分明。至于威尔斯，则在创作中熔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视野广阔，洞察西方社会危机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如《隐身人》、《盲人乡》等。

伍尔夫不但批判老一辈作家，也批评同代的创新的作家。她曾在《现代小说》等论著内，赞扬乔伊斯的创作“光彩夺目”，却又说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笔相当“猥琐”；她赞赏托·斯·艾略特的诗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涩”。其实，乔伊斯是存心以“卑琐”的[15]笔调描写卑琐的、精神麻痹的现代人。况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诞而支离破碎，实则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与精致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诗篇，确有晦涩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广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来触发联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现代人迷惘与失落之感，并通过精微的形象思维，反映了“荒原”似的现代西方社会。总之，从主流来看，伍尔夫[16]对两位“新星”的批评未免主观或片面。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是瑕不掩瑜的。因而莫洛亚在评传里赞美伍尔夫“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新小说的开拓者”；“她是继承英国散文传统的巨匠，[17]又是开创新文体的奠基者”。

这位女作家备受病魔的摧残而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她不仅在欧美文坛上赢得显著的一席，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犹如约翰·邓恩（1572—1631）和济慈，她受到当今西方学者与评论家愈来愈高的评价，或被“重新发现”。同时，英美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伍尔夫的兴趣愈来愈浓（据说超过对戴·赫·劳伦斯的热衷），从而对其创作和论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可一味赞赏，也不宜一笔抹杀，而要实事求是地剖析和鉴别，撷取养料而扬弃糟粕。

为了介绍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我们不揣谫陋，迻译她的力作《达洛卫夫人》，以供借鉴和评议，并祈读者匡正。孙梁[1] 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地名，文化中心区，伍尔夫卜居之处，在不列颠博物馆附近。[2] “牛桥”（Oxbridge），此词是拼凑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而成的“新词”，含有对老牌大学的讽嘲。[3] 见伍尔夫《日记》，1922年6月18日；引自昆丁·贝尔作《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传，第2卷，第99页，屈拉特—格拉纳特出版社，1982年。[4] 这篇论文（Mr. Bennett and Mrs. Brown）原是伍尔夫于1924年5月在剑桥大学宣读的演讲稿，后于1928年出版单行本。[5] 在离伦敦不远的苏赛克斯郡内城镇罗特密尔。[6] 参看《斜塔》。[7] 引自《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8] 引自《自己的房间》。[9] 分别指英王爱德华七世（1841—1910）和乔治五世（1865—1936）统治的年代。乔治五世于1910年登基，故伍尔夫说，变更从这一年开始。[10] 引自《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1] 引自《现代小说》。[12] 引自《小说的艺术：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瞿世镜译，《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13] 引自《小说的艺术：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瞿世镜译，《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14] 参阅笔者为《都柏林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有关章节。[15] 见乔伊斯致出版商葛兰特·理查兹的信（1906年5月5日），参阅《都柏林人》中译本序。[16] 乔伊斯与伍尔夫生卒同年（1882—1941），真是巧合；艾略特则年轻些（1888—1965）。当时均为文坛“新星”。[17] 见《双洲》，1978年第1、2期，巴黎。◆◆◆ ◆◆◆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已经有活儿干了：要脱下铰链，把门打开；伦珀尔梅厄公司要派人来了。况且，克拉丽莎·达洛卫思忖：多好的早晨啊——空气那么清新，仿佛为了让海滩上的孩子们享受似的。

多美好！多痛快！就像以前在布尔顿的时候，当她一下子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她总有这种感觉；此刻耳边依稀还能听到推窗时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吱声。那儿清晨的空气多新鲜，多宁静，当然比眼下的更为静谧：宛如波浪拍击，或如浪花轻拂；寒意袭人，而且（对她那样年方十八的姑娘来说）又显得气氛肃穆；当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口，仿佛预感到有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她观赏鲜花，眺望树木间雾霭缭绕，白嘴鸦飞上飞下；她伫立着，凝视着，直到彼得·沃尔什的声音传来：“在菜地里沉思吗？”——说的是这句话吗？——“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还说了这句吗？有一天早晨吃早餐时，当她已走到外面平台上，他——彼得·沃尔什肯定说过这样的话。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归来了，不是六月就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而——说来也怪！——类似关于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

她在镶边石的人行道上微微挺直身子，等待杜特奈尔公司的运货车开过。斯克罗普·珀维斯认为她是个可爱的女人（他很了解她，正如住在威斯敏斯特区的紧邻都相互熟悉）；她带有一点鸟儿的气质，犹如碧绿的鲣鸟，轻快、活泼，尽管她已五十出头，而且得病以来变得异常苍白了。她待在路边，身子笔挺，等着穿过大街，丝毫没有看见他。

克拉丽莎可以肯定，在威斯敏斯特住过后——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吧——即使置身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深夜梦回时，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肃穆的气氛，一种不可名状的停滞，大本[1]钟敲响前提心吊胆之感（人们说，那可能是流感使她心脏衰弱的缘故）。听！钟声隆隆地响了。开始是预报，音调悦耳；随即报时，千准万确；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渐次消逝。她穿过维多利亚大街，一面思量：我们都是些大傻瓜。只有老天才知道人为何如此热爱生活，又如此看待生活，在自己周围构造空中楼阁，又把它推翻，每时每刻创造新花样；甚至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古董，坐在街头台阶上懊丧之极的可怜虫（酗酒使他们潦倒不堪）也这样对待生活。人们都热爱生活——正因为如此，议会法令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她是深信不疑的。人们的目光，轻快的步履，沉重的脚步，跋涉的步态，轰鸣与喧嚣；川流不息的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胸前背上挂着广告牌的人们（时而蹒跚，时而大摇大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的乐声；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叮噹的铃声，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

眼下正是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然而，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感谢上帝——结束了。眼下正逢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安居在宫中。虽然为时过早，到处都已响起赛马奔腾的得得声，板球拍的轻扣声。洛兹、埃斯考特、雷尼莱，以及所有这类娱乐场，都隐没在灰蒙蒙、蓝幽幽的晨雾中，恰似柔软的织网，把它们全都笼罩，而随着白天的降临，雾将消失，娱乐场的草坪与场地上会出现驰骋的赛马，足尖刚碰着地便纵身跳跃；还有飞奔的小伙子，以及身穿透明纱衫、嬉笑的姑娘们，她们尽管通宵跳舞，可此刻已牵着毛茸茸的、怪模怪样的狗儿，让它们到户外溜一圈呐。即使在这样的时刻，那些拥有遗产的谨慎的老寡妇也乘着汽车，飞快地去干神秘的差使；老板们则在橱窗里摆弄人造首饰和钻石，古色古香的碧绿胸针镶嵌在十八世纪式样的底座里，分外可爱，足以吸引美国佬（可是她必须节约，不能随便为女儿伊丽莎白买珠宝）；不过，她自己也喜欢这些东西，对它们怀有可笑而真挚的热情，因为她属于这一切，她的祖先在乔治王朝的宫廷里当过大臣，她自幼便生活在珠光宝气之中，并且，今晚她将举行宴会，戴上珠翠宝饰，闪耀着炫目的光芒。但奇怪的是，当她走进公园时，只觉得一片沉寂，薄雾，嗡嗡声；欢乐的鸭子悠然嬉水。胸前有袋囊的鸟儿摇来摆去；可迎面来的是谁呢？那人背朝着行政大楼，走过来，手里拎着盖有皇室纹章的公文递送箱，恰如其分，原来是休·惠特布雷德，她的老朋友——可敬可爱的休！“早上好，克拉丽莎！”休一本正经地说，其实他俩从小便相识了。“你上哪儿去？”“我喜欢在伦敦漫步，”达洛卫夫人答道，“说真的，这比在乡下溜达有意思呢。”

惠特布雷德一家刚到伦敦，他们是来看病的——真不幸。别人进城是为了看电影，听歌剧，带女儿出来见见世面；他们一家却是来“看医生”的。不知有多少次，克拉丽莎曾到私人疗养所里去探望伊芙琳·惠特布雷德。敢情伊芙琳又病了？伊芙琳很不舒服，休说道，一面撅撅嘴，或挺出他那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倜傥非凡的身躯（他的衣着总是过分讲究，也许因为他在宫廷当个小吏，不得不这样呢），暗示他的妻子身上虽有些不适，但并不严重；作为一个老朋友，克拉丽莎·达洛卫不必他讲明，就能心领神会。哦，当然，她确实懂他的意思；真不幸；她心里涌起一阵姊妹般的感情，却又莫名其妙地想到自己的帽子，兴许不适合清晨戴吧？因为休总是使她有这种感觉，当他匆匆向前走去，过于彬彬有礼地抬一下帽子，并且肯定地对她说，她看上去像个十八岁的姑娘呢；又说，他一定来参加今晚的宴会，因为伊芙琳要他务必赴会；不过，他可能稍微晚些到场，因为要先带吉姆的孩子去参加宫廷晚会哩；——在休的身旁，她总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有点儿女学生气；不过对他颇有好感，因为跟他相识已久，而且确实认为，按他的路子来说，不失为好人；然而，理查德几乎被他气得发疯；至于彼得·沃尔什嘛，他至今还对她耿耿于怀，因为她喜欢休。

她的眼前浮现出布尔顿的一幕幕情景——彼得大发雷霆；休当然决不是彼得的对手，却也并非彼得认为的十足的低能儿，绝对不是[2]傻瓜。当初他母亲要他放弃打猎，或者要他带她上巴斯去，他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他的确并不自私；至于彼得讲的那些话，譬如说休既无心肝，又无头脑，只有英国绅士的派头与教养等等，那不过是她亲爱的彼得最坏的表现；有时候，彼得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没法相处；然而，像这样的早晨，跟他一起散步却是十分愉快的。[3]（六月的气息吹拂得花木枝叶繁茂。在平姆里科，母亲们在给[4]孩子喂奶。电讯不断从舰队街送往海军部。闹哄哄的阿灵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似乎把公园里的空气都熏暖了，树叶也被烘托起来，灼热而闪烁，飘浮在克拉丽莎喜爱的神圣而活力充沛的浪潮之上。跳舞呀，骑马呀，她全都热爱。）

她和彼得好像已离别了几百年，她从不给他写信，而他的来信也枯索乏味。但是，她会忽然想到，倘若他此刻在她身旁，他会说些什么呢？——有些日子和情景会使她静静地思念他，回忆中已没有昔日那种怨愤，这可能由于她真心待人吧。她想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5]她和彼得散步到圣·詹姆士公园的中心——确实如此。不管天气多么美好，树木花草多么青翠，穿粉红衣裙的小女孩多么可爱，彼得却一概视而不见。要是她叫他把眼镜戴上，他也会照办，并且看上一眼。[6][7]可是，他的兴趣在于世界的动态：瓦格纳的音乐、波普的诗、永恒的人性，以及克拉丽莎本人灵魂中的缺陷。他把她骂得多厉害啊！他俩争论得多激烈！他说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迎接宾客。他称她为地地道道的主妇（她曾为此在卧室里哭泣），还说她天生具有这种平庸的气质嘛。

眼下，她依然感到自己在圣·詹姆士公园和彼得争论，依然认为她没嫁给彼得是对的——确实很对。因为一旦结了婚，在同一所屋子里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必须有点儿自由，有一点自主权。这，理查德给了她，她也满足了理查德。（譬如，他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从不过问。）然而，跟彼得一起非得把每件事都摊开来，这令人难以容忍。当两人的关系发展到那一天，在小花园喷泉边出现了那个场面时，她不得不与他分手了。要不然，她深信他俩都会毁掉，双方全得完蛋。尽管如此，多年来她私下里忍受了这份悲伤和苦恼，犹如利箭钻心。继而是那可怕的时刻，有人在一次音乐会上告诉她，彼得结婚了，女方是他在去印度的船上相识的。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切。彼得曾责备她冷酷无情、一本正经。她永远不能理解他的爱，而那些印度女人看来是理解的——那些愚昧、标致、脆弱的傻瓜。她对他的同情压根儿是浪费，因为他向她强调，他过得很快活，虽然他没有做成一件他俩谈论过的事，他的一生都是失败，这一点仍然叫她生气。

她不觉已走到公园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望着皮卡迪利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公共车辆。

现在她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长道短。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难以形容地老迈。她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她看着过往的出租车，内心总有远离此地，独自去海边的感觉。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倒并非由于她认为自己聪敏过人。丹尼尔斯小姐只教给她们一点肤浅的知识，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凭这点儿学问生活过来的。实际上她一窍不通，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现在，除了在床上读回忆录之外，她几乎什么书也不看；而所有这些，过往的车辆等，却令她万分神往。她不愿议论彼得，也不愿对自己下这样那样的定论。

当下，她向前走去，心想，她唯一的天赋是，几乎能凭直觉一眼识透别人。如果让她和另一个人同处一室，直觉会使她生气或满意。德文郡大楼、巴思大楼、那幢装饰着白瓷鹦的大楼，她曾看见它们灯火通明，她还记得西尔维亚、弗雷德、萨利·赛顿——那么多的人呵！她曾经通宵达旦跳舞；尔后望着四轮运货马车缓缓地经过，向市场驶去；她驱车穿过公园回家。她还记得，有一次在海德公园的S形湖里投入一先令镍币。但这样的事，人人都记得住。她喜欢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现实，譬如坐在出租马车里的那个胖女人。她向邦德街走去，扪心自问：她必然会永远离开人世，是否会觉得遗憾？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是否会感到怨恨？还是欣慰，想到一死便可了结？不过，随着人事沧桑，她在伦敦的大街上却能随遇而安，得以幸存，彼得也活过来了，他俩互相信赖，共同生存。她深信自己属于家乡的树木与房屋，尽管那屋子又丑又乱；她也属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她像一片薄雾，散布在最熟悉的人们中间，他们把她高高举起，宛如树木托起云雾一般，她曾见过那种景象。然而，她的生活，她自身，却远远地伸展。此刻，她向海查德书店橱窗里张望时，心里憧憬什么？试图追忆什么？当她吟诵着打开的书上的诗句：不要再怕骄阳炎热，[8]也不怕隆冬严寒；

是什么乡村拂晓的景象在她心中闪现？最近世界经历的创伤使男男女女都满含泪水。它带来眼泪和悲痛，勇气和韧性，以及毅然挺立、坚贞不屈的态度。例如，她最敬仰的贝克斯巴勒夫人主持义卖开幕，就是一个明证。

橱窗里还陈列着贾罗克斯所作《游览和欢宴》，还有《浸过肥皂[9]的海绵》，阿斯奎斯伯爵夫人写的《回忆录》，以及《尼日利亚捕猎记》，每本书都打开着。店里的书多极了，但似乎没有一本适宜给疗养院里的伊芙琳·惠特布雷德带去。找不到什么书可以让她高兴，使这个异常干瘪瘦小的女人，在克拉丽莎走进房间的时候，露出哪怕只是一刹那亲切的表情，随后开始闲谈，关于妇女病等，谈个不停。她多么渴望使人们一见她进来就高兴啊！克拉丽莎这样思忖着，又转身折回邦德街。她心里又泛起烦恼，因为做一件事非得为他人是愚蠢的。她宁愿像理查德那样，纯粹为自己办事。她一面等着穿过街，一面想，她有一半时间不单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使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她知道这是愚蠢之极的表现（这当儿警察举手示意可以通行了），因为任何人一刻都没有接受她的诱导。要是她能重度人生，那多好呵！甚至还能改变自己的面目呢！她思索着，踏上了人行道。

首先，她会长得像贝克斯巴勒夫人，有一双美丽的眼睛，黑皮肤，犹如皱折的皮革。她会像贝克斯巴勒夫人一样慢条斯理，举止庄重，身材高大，像男人一般对政治有兴趣，在乡下有一幢邸宅；极其高贵，极其真诚。可是，她的容颜恰恰相反，瘦削的身材，令人发笑的小脸蛋儿，鹰钩鼻子。诚然，她能使自己显得很体面；她的手和脚都很美，穿戴也挺入时，尽管她花钱不多。但是，近来她这个身躯（当下她停住，看一幅荷兰画），以及它的各种功能似乎不复存在——丝毫不存在。她有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感到自己能隐身，不被人看见，不为人所知；现在再也没有婚姻，也不再生儿育女，剩下的只是与人群一起，令人惊异而相当庄严地向邦德街行进。如今她是达洛卫夫人，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卫夫人。

邦德街使她着迷，旺季中的邦德街清晨吸引着她：街上旗帜飘扬，两旁商店林立，毫无俗气的炫耀。一匹苏格兰花呢陈列在一家店铺里，她父亲在那里买衣服达五十年之久；珠宝店里几颗珍珠；鱼店里一条冰块上的鲑鱼。“这就是一切，”她望着鱼铺子说，“这就是一切。”她重复说着，在一家专营手套的店家前伫立片刻。战前，人们可以在那儿买到几乎完美的手套。她叔叔威廉以前常说，要知道一个女人的人品，只须看她穿什么鞋、戴什么手套。大战中期的一个早上，他在床上寿终正寝。他曾说：“我活够了。”至于手套和鞋子嘛，她尤其喜欢手套，可是她的亲生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却对两者都毫不在意。

简直一点不感兴趣。她一边想，一边继续沿邦德街往前走，进入一家花店。每逢她举行宴会，那家店总为她准备好鲜花。伊丽莎白最爱的其实是那条狗。今天早晨，屋子里到处都闻到一股柏油味儿。不过，可怜的狗格里泽尔总比基尔曼小姐好些，她宁可忍受狗的坏脾气和柏油味，以及其他种种缺点，总比关在闷热的卧室里，枯坐着念祈祷书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她想这么说。但是，正如理查德说的，这也许只是每个女孩子都得经历的一个阶段吧，也许女儿堕入情网了。可是，为什么偏要爱上基尔曼小姐呢？诚然，基尔曼小姐受过不公平的待遇，人们应当谅解她；理查德说她很能干，具有清晰的历史观念。不管怎样，她和伊丽莎白如今是形影不离。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上教堂去领受圣餐，而且她毫不在乎衣着，也不注意该怎样对待来赴午宴的客人。宗教狂往往令人冷漠无情（对大事业的信仰也如此），使感情变得麻木，这是她的体会。就拿基尔曼小姐说吧，她肯为俄国人干任何事情，也愿为奥地利人忍饥挨饿，可在暗地里却尽折磨人。她那么麻木不仁，老穿着那件绿色雨衣，年复一年总穿着那件衣服；她身上淌满汗水；只要她在房里待上五分钟，就会让你感到自己的低贱和她的优越。她那么贫困，你却那么富裕；她住的是贫民窟，家中没有靠垫，没有床，也没有小地毯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她整个灵魂都因怨天尤人而发霉了。大战期间，她被学校开除了——真是个贫苦、怨愤、不幸的女人啊！其实，人们恨的倒不是基尔曼个人，而是她代表的那种观念。当然，其中必定掺杂了许多并非基尔曼小姐的因素。在人们心目中，她已经变成一个幽灵，人们在黑夜里与之搏斗，就是骑在我们身上，吸干我们一半血液的幽灵、统治者、暴君；因为毫无疑问，假如再掷一下骰子，把黑白颠倒一番，她兴许会爱上基尔曼小姐了！不过，今生今世不可能了。不行。

然而，她心中有一个凶残的怪物在骚动！这令她焦躁不安。她的心灵宛如枝叶繁茂的森林，而在这密林深处，她仿佛听到树枝的哔剥声，感到马蹄在践踏；她再也不会觉得心满意足，或心安理得，因为那怪物——内心的仇恨——随时都会搅乱她的心，特别从她大病以来，这种仇恨的心情会使她感到皮肤破损、脊背挫伤，使她蒙受肉体的痛楚，并且使一切对于美、友谊、健康、爱情和建立幸福家庭的乐趣都像临风的小树那样摇晃，颤抖，垂倒，似乎确有一个怪物在刨根挖地，似乎她的心满意足只不过是孤芳自赏！仇恨之心多可怕呵！

要不得！要不得！她在心中喊叫，一面推开马尔伯里花店的旋门。

她挺直颀长的身子，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走去；皮姆小姐立刻上前招呼。这位女士天生一张钮扣形的脸，双手老是通红，好像曾经捧了鲜花浸在冷水里似的。

这儿是鲜花的世界：翠雀、香豌豆、一束束紫丁香，还有香石竹，一大堆香石竹，更有玫瑰、三尾鸢，啊，多可爱——她就站着与皮姆小姐交谈，一面吮吸这洋溢着泥土气息的花园的清香。皮姆小姐曾得到她的恩惠，因而觉得她心肠好；确实，好多年以前，她就是个好心人，非常和善；可是今年她见老了。她在三尾鸢、玫瑰和一簇簇摇曳的紫丁香丛中，眯着眼睛两边观望，贪婪地闻着那令人心醉的芳香，领略着沁人心脾的凉爽，驱散了刚才街头的喧闹。过了一会，她睁开双目：玫瑰花儿，多么清新，恰似刚在洗衣房里熨洗干净、整齐地放在柳条盘中的花边亚麻织物；红色的香石竹浓郁端庄，花朵挺秀；紫罗兰色、白色和淡色的香豌豆花簇拥在几只碗中——仿佛已是薄暮，穿薄纱衣的少女在美妙的夏日过后，来到户外，采撷香豌豆和玫瑰，天色几乎一片湛蓝，四处盛开着翠雀、香石竹和百合花；正是傍晚六七点钟，在那一刻，每一种花朵——玫瑰、香石竹、三尾鸢、紫丁香——都闪耀着：白色、紫色、红色和深橙交织在一起；每一种花似乎各自在朦胧的花床中柔和地、纯洁地燃烧；哦，她多喜爱那灰白色的小飞蛾，在香水草四周，在暮色中的报春花四周飞进飞出！

她和皮姆小姐顺着一个个花罐走去，精心挑选花朵；她喃喃自语：那憎恨的心思真要不得，要不得——声音越来越轻柔，恍惚这种美、这芬芳、色彩，以及皮姆小姐对她的喜爱和信任汇合成一股波浪，她任凭浪潮把自己浸没，以征服她那仇恨之心，驱走那怪物，把它完全驱除；这种想法使她感到超凡脱俗，正在这时——砰，街上传来一下枪声似的响声！“天哪，那些汽车真糟糕。”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张望，又走回来，手里捧满香豌豆，脸上浮现出歉疚的微笑，仿佛那些汽车和爆破的车胎都是她的过错。

一辆汽车停在正对马尔伯里花店的人行道上，就是它发出那巨大的爆炸声，把达洛卫夫人吓了一大跳，又使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并为之抱歉。过往的行人自然也止步谛视，刚巧看到装饰着淡灰色陈设的车内露出一位头号要人的脸，随即有一个男子的手把遮帘拉下，只留下一方淡灰色。

然而顷刻之间，谣言便从邦德街中央无声无形地向两边传开，一边传到牛津街，另一边传到阿特金斯街上的香水店里，宛如一片云雾，迅速遮住青山，仿佛给它罩上一层面纱；谣言确实像突如其来的庄重和宁静的云雾，降落到人们脸上。瞬息之前，这些人的面部表情还各自不同，可是此刻，神秘的羽翼已从他们身旁擦过，他们聆听了权威的声音，宗教的圣灵已经显身，她的眼睛紧紧地蒙着绑带，嘴巴张大着。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看到的是谁的面孔。是威尔士王子？是王后？还是首相？是哪个人的面孔呢？谁也说不上。

埃德加·丁·沃基斯的手臂上套着他惯用的一卷铅管，用别人听得见的声音，以幽默的口吻说：“休（首）相大人的机（汽）车嘛。”[10]

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听到了他的话，同时发现自己被挡住了。

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大约三十上下，长着个鹰钩鼻子，脸色苍白，穿着旧大衣和棕色鞋子；淡褐色的眼睛里闪现畏惧的神色，连陌生人见了这种眼光也会感到畏惧呢。世界已经高举鞭子，它将抽向何方？

一切都陷于停顿。汽车引擎的嗒嗒声犹如脉搏，在人的周身不规则地跳动。太阳变得分外炎热，因为那辆汽车就停在马尔伯里花店的窗外。敞顶公共汽车上层的老太太们都撑起了黑色遮阳伞；时而这边一把绿伞，时而那边一把红伞，绷地一声轻轻撑开。达洛卫夫人臂弯里捧满香豌豆走到窗前，皱起粉红色小脸向外张望，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人人都注视那辆汽车，赛普蒂默斯也在看。骑自行车的男孩都跳下车。交通车辆越积越多。而那辆汽车却放下遮帘停在街头。赛普蒂默斯思忖：那帷帘上的花纹很怪，好像一棵树。他眼前的一切事物都逐渐向一个中心凝聚，这景象使他恐怖万分，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立刻就会燃烧，喷出火焰。天地在摇晃，颤抖，眼看就要化成一团烈火。是我挡住了路，他想。难道人们不是在瞅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别有用心地占住了人行道，仿佛在地上生了根吗？可是，他的用心何在呢？“咱们往前走吧，赛普蒂默斯，”他的妻子说。她是个意大利女人，个子不高，淡黄色的尖脸蛋上长着一对大眼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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