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谢玺璋 译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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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试读：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解玺璋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人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之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处于独尊于官学的地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彻底封杀了。朱熹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的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辩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辩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辩”和“君子小人之辩”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
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
推心置腹，
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
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
唯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
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
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
想当年，
神州陆沉，
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
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
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
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何所有。
王安石变法人物关系表
◆变法改革派
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宋朝第六位皇帝，1067—1085年在位。宋神宗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王安石
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世人又称他王荆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今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人，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能言善辩、声名狼藉的势利小人，后背叛王安石，与曾布交恶。曾布——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1036—1107，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变法筹划、制定，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韩绛
1012—1088，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李定
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王安石举荐他，元丰初年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弹劾苏东坡，将其抓入大牢，即李定同舒禀制造的“乌台诗案”。舒禀
字信道，号嫩堂。北宋明州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治平进士。王安石执政时，为审官院主簿，与李定一同弹劾苏东坡。
◆变法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1019—1086，初字公实，更字君实，晚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翰林学士，屡次要求辞职，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被贬为知永兴军。吕诲——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
1014—1071，字献可，开封人，御史中丞。王安石刚执政时，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捏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他也是治平年间（宋英宗年号，1064—1067）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人。苏轼——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多次上疏反对新法，遭遇二度迫害被贬岭南。苏辙——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时，首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后来因其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唐宋八大家之一。范纯仁——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次子。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数次上疏并公开指责王安石新法，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文彦博
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四朝为官，北宋时期政治家。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韩琦
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与欧阳修一起反对青苗法等，数次上疏与王安石申辩。吕公著
1018—1089，字晦叔，寿州人。王安石举荐破格提拔为显要官员，后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因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例言
一、本书把阐述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对于他所创立的各种新法的内容及其得失讨论得最为详细，而且往往和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使读者能够将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二、《宋史》关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的记载是在南宋时期由史官完成的，元代修《宋史》的人因袭了南宋史官的记述，其中所收集的都是王安石新政反对者一边倒的见解，是不能当作可以引证的材料而轻信的。在这里，我要把其中污蔑王安石的地方一条条详细地分辨清楚，另外还有若干条有异议而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也分别单列出来。
三、王安石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也是中国的大文学家，因此本书对其文章采录得比较多。其中，散见于前面各章的文章都是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还有一些可以当作范文的诗词散文，也挑选了十余篇，用在最后两章里，读者由此可以比较全面地对王安石有所了解和认识。
四、写本书时，参考书用了不下百种，其中取材最多的是清代学者、江西金溪人蔡元凤先生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蔡先生名上翔，元凤是他的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他的学问博大深厚，他的文章华采天成，都是那个时代非常罕见的。他修撰的这部年谱正文共有二十五卷，附杂录两卷。完成这部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八岁，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本书上了。这本书流传不广，他这个人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也不属于名气很响的，是个不追求虚名的真君子，于是写下这几句话，纪念这位历史学家。
五、本书的写作信笔而成，没有深思熟虑，又不曾反复审读、修改，杂乱疏漏、敷衍简单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精通历史的专家学者有不同见解的，一定要不客气地给我指出来。作者自记
绪论
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这一段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梁氏的叙事风格，言语中贯注了充沛的情感，溢于言表而不加掩饰，显得浪漫而夸张。他把苏轼对韩愈的评价用在王安石身上，也可见他是把王安石看得很高的。王安石像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很多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但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却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夺目的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即俗语所谓的“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便最后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些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怦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王安石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在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使他一时间成为很有影响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的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并辅佐君主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违背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这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一家世代居住在临川，他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向他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历史上称此二人为“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称其为“陆子”。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陆九渊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最值得一提的是，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话的人。南宋以降，王安石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陆九渊所著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为王安石所受的冤屈辩诬正名，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为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开了先河。从宋元之际的吴澄及其门生虞集，到清朝的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一大批家乡人都奉陆九渊为圭臬，不停地为王安石正名，开辟了“桑梓情深”的篇章，直至今天。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在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出现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时，宋太宗的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地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怎能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当荆公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却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这怎么能责备荆公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了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的治国大计，《宋史》中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事实上，宋太宗赵光义箭伤之后又活了十八年。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溪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的人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儿好恶之心。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的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实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我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在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儿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合成的一个人，这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所著的《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这样的论述近乎造谣。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王安石则是个道德过人的圣贤。神宗信任王安石，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被称为“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德恭不是宋代人，他诋毁前世的贤君，而且毫无顾忌，不仅不仁义，而且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杨慎读书破万卷，应该明白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在这个问题上却也是非不分，赞同周德恭的说法，很不应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然而，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两派就斗个不停，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儿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以及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谬误，就是其中记载的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的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的《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这样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熙宁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熙宁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先不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的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的《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蔡京造成的。蔡京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他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它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列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有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诬蔑最严重的一个。我先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指望那些有见识的人。
王安石的时代（上）
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征讨和诛杀，或者靠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的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之后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翼丰满之后才一举将政权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的君主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主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的策略，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其中一定有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力。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之所以为宋朝啊！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927—976），涿州（今属河北）人。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其父为后唐禁军将领。后周时，赵匡胤积战功为殿前都指挥使，后升殿前都点检，执掌兵权。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创建宋朝，从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乱的局面。他在位十六年，史称宋太祖。此像为明人所绘。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它们成为宋朝朝廷的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梁启超的这种感慨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清末之中国，国家和军队都十分衰弱，面对西方列强，一再被人欺负，最后甚至负于日本，此时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时，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北宋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概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赵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曹翰此去必定可以夺得幽州。可是既然得了幽州，陛下又用何人代替曹翰守幽州呢？说白了就是担心曹翰尾大不掉。于是，赵匡胤便没有派曹翰去夺幽州，君臣之间的不信任竟到如此地步！幽州太应该夺取了，对古代的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幽州也就失去了北部燕山的屏障，从而为游牧地区的骑兵南下敞开了大门。梁启超此处记述有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征辽是在平定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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