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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8 05: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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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泽,魏秀丽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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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个什么玩意

经济学是个什么玩意试读:

内容提要

远离经济模型的繁杂、剔除经济术语的生僻,作者以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为出发点,用原汁原味生活现象解释经济理论。浅显易懂的语言、风趣幽默的故事、严谨周密的逻辑,构成作者笔下最意趣盎然的经济学。

序言

一看书名,你也许会想:“这个家伙一定是受了那位据说是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的影响。”你说对了一半。我确实看过他在百家讲坛上的节目,也读过他的畅销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将本书的书名定为《经济学是个什么玩意》的确受他的启发,为此我要感谢他。但我写本书的灵感却不是受他的影响,而是来自很久以前的一块心病。

2005年我还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有一次乘火车回山东老家,途中无聊,我便拿出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翻看。过了一会儿,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旅客忍不住问了我一句:你看的是什么?我合上书回答说:经济学。他打破沙锅继续问:经济学是干什么用的?我愣了一下,因为对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从来没想过,尽管自己研究生读的也是经济学,可我却没有静下心来思索一下经济学是干什么用的,不过此时我脑海中闪现出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园里的一尊石刻,上面写着“经世济民”四个遒劲的大字,我想这大概就是经济学的作用吧,不过我不能这么回答他,因为“经世济民”太文雅也太抽象,于是我就用了比较浅显易懂的一句话来回答他:大概是用来教人们发财致富的一门学问吧。没想到我的一席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要过了我的书翻看起来,过了不到5分钟,他把书还给我,顺带说了句:看不懂。他的失望之情一览无余。

2006年我开始在天津某高校任教,讲授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课程,尽管我尽力结合实际把经济学的原理讲述得深入浅出,尽管我屡次向学生强调学好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修身齐家”,而学好宏观经济学则可以让我们“治国平天下”,但效果依然不理想,学生的学习兴趣依然不高,逃课现象依然严重。究其原因,我认为乃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学已经成了四不像:不像社会学,不像哲学,不像心理学,甚至不像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倒像是一门数学,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学图表,尽管数学使得经济学变得逻辑严谨滴水不漏,但无疑它也让经济学变得像深宫里的怨妇,不那么可爱,不那么平民化。

因此如何写一本让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的经济学便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于是我开始收集素材,开始更加留意身边的人和事,留意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留意国家的大政方针,并于2008年年底动笔,断断续续地写,断断续续地修改完善,终于在2010年年底完成了初稿。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并非经济学教科书,而是经济学通俗读物,里面没有任何数学符号和数学公式,因此它不是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材料,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帮助广大民众了解经济学的一扇最宽敞的窗口、一座最明亮的灯塔,这正是我将本书的名字定为《经济学是个什么玩意》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众人的帮助。首先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颜诚若女士,她的积极沟通和热情参与使得本书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与读者见面。感谢天津工业大学的赵宏教授和朱春红教授,她们对我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上给予了无私的支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林寅教授和博士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纪宏教授,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当然,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可能存在不当之处,这些文责由我个人一力承担。

如果你觉得本书的趣味性还不够强,那么请你阅读我的另一本书《经济学笑话赏析》;如果你觉得本书太过肤浅,那么请你阅读我的另一本书《最新经济学考研典型试题解析、点评与扩展》。

俗话说“开卷有益”,现在就让我们打开本书,在谈笑中看看经济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吧。王瑞泽2010年12月天津

上篇 微观经济学

第1章 经济学是什么

有人欢喜有人忧 让人爱恨交加的经济学

常言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话用在经济学身上特别合适。

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门学问比经济学更让人爱恨交加了,爱死它的人赞美它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恨死它的人则称其为伪科学。我们只需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可窥见一斑。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后立即受到整个英国社会的重视,不仅受到经济学界的极大重视,就连当时英国的国会也奉其为国宝,议员们往往以在国会辩论时能引证这本书的内容为荣,而且一经引证里面的内容,反对者也多不再反驳。足见此书在当时的权威性。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还组团来推行斯密的见解。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首相威廉·皮特不但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而且还是斯密的信徒。在他执政时期,尽力把斯密的学说应用到英国的政治、经济、财政政策中。例如,鼓吹劳动分工,提倡自由贸易,实行累进税制,降低关税,消除一切商业中的障碍等,无一不是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对于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亚当·斯密也因此被比作社会科学里的牛顿。有一则故事足以证明亚当·斯密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崇高。《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晚上,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亚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谈话,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亚当·斯密,并纷纷站起来向他致意,亚当·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亚当·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我们看看,英国人之所以这么爱经济学和它的创始人其实,是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老大地位,他的有关“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更被奉为金科玉律,而自由市场经济帮助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所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但是192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让自由市场的神话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尊贵地位荡然无存,经济学一度成为了一门人人得而骂之的学科,而经济学家们也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1934年自认为找到了解决经济危机办法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其目的是游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复苏美国经济,来美国之前凯恩斯信心满满,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是最应该也是最可能实践其理论的一个国家。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在白宫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 但是罗斯福并没把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看在眼里,冷冷地敷衍着凯恩斯。在会见后,罗斯福对他的劳工部长帕金斯说:“他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后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时曾不无揶揄地说:“职业经济学家们最多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改变一下他们对经济法则的定义。”虽然罗斯福对凯恩斯还谈不上恨,但是讨厌之情已是表露无遗。

我们看看,美国人之所以这么讨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乃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和经济学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有关的。所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如何对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上,我们走的路正好和西方相反,西方是前恭后倨,我们则是前倨后恭。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很多经济学家摩拳擦掌纷纷为新政府献计献策,可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已成了庸俗经济学,一些政策建议并未得到重视。我们仅举一例。195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10年后有8.1亿,50年后多少?吓死人!26.19亿”,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吴市场”美称的吴敬琏先生和有着“厉股份”美誉的厉以宁先生。尽管有不少人对他们是否有太多的原创理论存在着质疑,但是他们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这是时代的进步,可喜可贺。

我们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教授80岁生日之际,喜获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中国人民大学颁奖现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以私人身份低调出席,坐在厉以宁教授的左边。有趣的是,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把放在面前的“首长”标牌撤走,换上“李源潮”三个字。“厉以宁先生是我做硕士论文的导师,在厉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不是首长。”说完,李源潮向坐在嘉宾席上的厉以宁深深鞠躬致敬,然后和身边的人一起回忆师从厉以宁教授的点点滴滴。

经济学让人欢喜让人忧,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那么一点点神秘,还有那么一点点神奇,那么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经济学,就请掀起你的盖头来吧。

经天纬地,济世安邦 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要了解或者学习经济学就必须了解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中国自古就有经济管理的思想,但是却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化的理论。

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里,其中有“经世济俗”一词,意为治理天下,救济老百姓。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礼乐篇》则将“经世济俗”进行了缩减,提出了“经济”一词,他说:“皆有经济之道,谓经世济民”。后人遂将“经济”一词作为“经世济民”的省略语,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同义词。

至于对社会分工的观察,我们古人也早已有所领悟。2500年前的孔子就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人做得好。《论语》之《子路》篇中第4章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意思是,种菜我不如菜农,种花我不如花农,但是搞文字他们谁也比不过我,当然后面这句话他没明说。所以孔子有以下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走在我前面的三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可以当我老师的。唐朝韩愈(距今约1200年)也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习知识有先有后,先学的知道得多点,后学的知道得少点;干工作则是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这些都是朴素的社会分工理论。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历史上没有产生系统化地专门去深入研究类似社会分工这样的经济问题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西方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扩展深化,专心致志,最终形成了一门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学问。因此,今天我们讲的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教科书的名字还叫做《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一词来源于24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一本关于家庭事务以及农庄管理的书籍《经济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已经在观察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特征了,比如色诺芬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他在《经济论》里这样写道:“一个人什么都做,而且都做得好,那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只有在一个小的领域里劳动的人,才能做得最好。” 瞧瞧,2400年前的哲学家就这么厉害。

如果说20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的萌芽已经形成了的话,那么直到16世纪,西方经济学才进入到了一个发育阶段,这是因为150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尽管货币早已存在,但是没有被广泛使用,强大的国家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当然也就没有形成任何经济思想流派。

公元1500年以后,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市场与贸易迅速扩展,货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经济。拥有统一经济的国家成为主导力量。各种经济学派随之出现,各自代表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相应的政策体系,经济学的春天不期而至。

16世纪以后,“政治经济学时代”取代了“道德哲学”时代,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产生了系统连贯的经济思想,先后产生了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等等。

以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为首的重商学派活跃于1500~1776年,那个时候,欧洲大陆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逐渐被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国际贸易日益繁荣,货币的使用更加广泛,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商学派作为一个拥护民族主义、赋予商人尊贵和重要地位、为经济和军事扩张进行辩护的学派逐渐形成。这和我们以前一直把商人的地位放在士农工学之后倒数第一的做法显然不同。重商主义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它的某些观点在20世纪和21世纪仍然有着生命力。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提高进口关税、将本币贬值的措施以限制进口和刺激出口。就是在2010年的今天,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比如大量印刷钞票,迫使美元贬值来限制进口、刺激出口。

以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为首的重农学派出现于重商主义时代后期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756年,当时魁奈在《百科全书》中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重农学派结束于1776年,那一年作为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失去了他在法国政府的高官,而亚当·斯密则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在这短短的20年里,重农学派引导着世界经济思想,但重农学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有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农业、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等,这一派的某些观点和我们一向注重农业的做法不谋而合,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国家依然把农业生产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思想其实就是重农学派的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开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结束于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1871年。古典经济学派汇集了诸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一大批对现代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经常被称为自由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个人自由、私人财产权、个人选择权、私人企业以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应该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理解:相对于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对职业选择、土地转让、贸易等的限制而言,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是比较自由的。但随着历史的变化,在今天我们却可能将一个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称为“保守派”。

经济学里的“边际革命”(所谓“边际革命”指的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彻底改变为数学中的导数方法,经济学里称为边际分析方法)导致了边际学派的诞生。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有着“边际三杰”之称的英国杰文斯、法国瓦尔拉斯、奥地利门格尔,他们几乎同时在1871年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关注边际、理性经济行为、以微观经济为重点、使用抽象和演绎的方法、对完全竞争的强调、需求导向的价格理论、对主观效用的强调、均衡的方法、最小政府干预等。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该学派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边际学派一直延续到1925年。

以马歇尔“马大帅”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延续了边际学派的微观经济学思想,但其是一种新形式的古典主义。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首先是“边际主义者”,因为他们强调个人在做决策和确定价格时使用边际分析的方法。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和边际学派有明显的差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古典学派在决定商品、劳务与资源的市场价格时,强调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作用,而不只强调需求方面的作用。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最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将边际分析扩展到了除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以及双寡头垄断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结构。该学派在今天正统经济学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思想体系是最重要的经济思想流派之一,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所谓经济学界“凯恩斯革命”的旗手。凯恩斯学派开始于1936年凯恩斯发表划时代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并且在今天其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现在实行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理论来源就是凯恩斯学派。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徒弟,他沿袭了马大帅的传统,因此凯恩斯学派发端于新古典学派。尽管徒弟凯恩斯革了师傅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命,尖锐地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方面,但他仍然使用了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方法。他的体系是建立在主观心理学方法之上的,并且充满了边际主义的概念,包括静态均衡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的主要观点为:强调宏观经济、需求导向、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工资和价格刚性、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

凯恩斯学派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经济学流派,比如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萨缪尔森创立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把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糅合在一起。

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传承罗列了一遍,有些读者看得云山雾罩的,可能有点不耐烦,其实我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告诉大家经济学乃是西学,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洋为中用;第二是告诉大家西方经济学是历经无数人的不断思索和辛勤劳作的结晶,是人类知识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因此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向上攀登的。

理想中的广厦千万间与现实中的蜗居 经济学来自经济资源的稀缺性

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摇头晃脑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并没有真正理会作者的孤苦心情,并没有和作者产生共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直到自己40岁之后还在一座城市里蜗居时才意识到城市里的住房是何等的奇缺,人们要想获得自己安居乐业安身立命的所在是何等困难。其实2000年前的杜甫和现在的我们所面临的是同一个难题——资源稀缺。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垂垂老矣无不面对资源稀缺的困境。我们一生下来就拼命地吃奶,可是来自母体的奶水并不能满足我们身体成长所需要的能量,于是我们到处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甚至不惜把自己的手指头放进嘴里。等我们老了,如果事业有成身体康健的话,就会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恨不能“向天再借500年”。

资源的稀缺性让人们思索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问题,于是经济学就应运而生了。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经济资源。

简单说,经济资源就是一切需要用金钱才能够得到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一切有价的东西。西方经济学家把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分为“自由物品”和“经济物品”。“自由物品”指的是人们不需要通过支付任何费用或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自由得到的物品,比如天上掉下的“馅饼”(这里的“馅饼”指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切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如春天贵如油的雨水、冬天的及时雪、某地某天从天上掉下来的鱼等)、普照全球的阳光、遍及大地的空气以及脚下的泥土等,其特征是数量看起来无限,人们暂时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物品”指的是人们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物品,这里说的代价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劳动,还可以是时间,人们必须进行劳动或者进行交易才能获得这一类的物品,比如黄金、美玉等,因此“经济物品”就是经济资源,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品。“自由物品”是美好的,是我们向往的,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太少太少,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我们周围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经济物品”,就算是人们最向往的“自由”都不是免费得到的,所以才有“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以及“自由不是免费得到的”这样的至理名言。“经济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没有“经济物品”我们就无法生存,比如我们吃的菜和饭、穿的衣和衫,这些都是“经济物品”,无一不是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的。

但是“经济物品”在数量上又是有限的。和“自由物品”不同,“经济物品”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稀缺的。农民生产的粮食是有限的,工人生产的钢材是有限的,我们的住房是有限的,我们的医疗设备是有限的,地球上的石油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还有40年左右的时间就枯竭……

和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相比,我们人类的需求或者欲望却是无限的。清人胡澹庵编辑的《解人颐》一书中收录了一首《不知足》生动地描述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性格: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当然,正是有了种种追求,人类才得以进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的种种追求进行了细致而又科学的分析,他将人的欲望或者需求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即吃穿住行等生存的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安全需求(即希望未来生活有保障,如免于伤害、免于失业、免于疾病等)、社交需求(即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地位需求(即需要有名誉、威望和地位,也称为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这些欲望或需求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当前一种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之后,又会产生后一种欲望或需求,如同《不知足》诗所描述的那样,所以欲望或需求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经济资源”总是匮乏的,于是资源是稀缺的,于是对付稀缺性的一门学问经济学也就诞生了。

基于此,我们可以给经济学下一个比较普遍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做出选择,来使用稀缺资源生产各种物品,并把这些物品分配给社会各个成员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一门社会科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社会科学。

不过上述传统的定义似乎在当下可以略微修改一下了,因为我们现在不但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比如石油矿产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利用数量无限的“自由物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比如为了应对目前以及今后所要面临的能源枯竭以及地球变暖等危机,我们现在加快了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的步伐,而风和太阳光就是“自由物品”,暂时它们都还不是稀缺资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自由物品”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面对稀缺资源,还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

向左走,向右走 经济学的选择问题

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写了一本畅销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该书的第一章一开头就写道:“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再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择。”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说:“经济学是什么?说得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

是的,选择无处不在,选择无时不有。早餐吃什么?是面包牛奶,还是豆浆油条?晚上几点睡?是早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这些看似平常的琐事实际上都蕴涵了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

选择是痛苦的,因为它会让你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著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充分说明选择带给人的痛苦。杨朱是先秦有名的哲学家,他有一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面对着面前的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痛哭,杨朱回答说:“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人不以为然,结果这个杨朱鄙夷地看了看他,满脸忧愁地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

作家几米用漫画的形式也演绎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情结。后来还拍成了一部特好看的电影,名字就叫《向左走,向右走》。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哈姆雷特》中留下了描述两难选择的名句:“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最近(2010年6月),有一则让人震惊的新闻,一个男青年因为在三名爱着他的女孩子之间难以取舍而最终选择了自杀。

但是选择又是幸福的,因为它告诉你至少你还有其他的机会。

历史上,别无选择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乌江自刎,而选择做奴隶的越王勾践终于创造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人间奇迹;别无选择让明末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先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并对她说“愿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家”,而选择宫刑的司马迁则忍辱负重写出了照耀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朽巨著《史记》。

当然不当的选择会带来终身遗憾,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宋徽宗、宋钦宗选择投降而不是拼死抵抗,结果被掳掠到寒冷的北方受尽凌辱,最后还不得善终,让后人扼腕叹息;崇祯皇帝选择处死立下赫赫战功的袁崇焕而自毁长城,其结果便是国破家亡。所以,面临选择时须慎之又慎。

回归到经济学上,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在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包括: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如何配置现有的资金以达到最佳的消费效果或投资效果;选择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选择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必要时如何牺牲某种欲望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对于生产者而言,选择生产什么物品和劳务以及各生产多少;选择如何生产;选择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和劳务;何时生产这些物品和劳务。这是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经济学是如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选择的问题呢?

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学给出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把一种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之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举个消费者的例子,假如你和女朋友去看电影,影院在不同的放映厅同时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阿凡达》,一部是《孔子》。你喜欢看《阿凡达》,你女朋友喜欢看《孔子》,但是你们两人只能选一部一起看。假如你们选择了看《阿凡达》,那么你们的机会成本就是看《孔子》的享受;而假如你们选择了看《孔子》,那么你们的机会成本就是看《阿凡达》的享受。再举个生产者的例子,假如你是某企业老板,你看中了两种投资品种,一是生产衣服,一是生产食品,但是由于资金有限,你只能投资其中的一个,如果你选择生产衣服,那么你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食品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如果你选择生产食品,那么你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衣服可能得到的收益。

因此,面临选择的问题时,经济学给我们的建议就是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去消费或者去生产。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选择为我们带来更大享受(经济学上称为效用)的商品去消费,选择为我们带来更大收益的商品去生产,这和我们普通人的本能选择完全一致,我们不学经济学就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道理,那么经济学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知道实际生活中我们未必每次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比如很多人在面临生与死、义与利的考验时毅然而然地选择了死与义,所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而经济学则严格遵守利己的选择原则没有丝毫妥协,这就是经济学和我们的常识之间的区别所在。

经济学里把严格遵循利己原则的人称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假设条件。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比较专业化,并非为普通老百姓所熟悉,所以慎重使用。著名经济学、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就说经济学家不可以随便使用经济学术语。他举了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说他的一位朋友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有一天,朋友的太太发现家里的水管坏了就叫他修理,结果他的这位朋友说:“叫水电工来修吧,我的时间很值钱,也就是说我修水管的机会成本很大。”说完后上楼看电视去了,于是这位太太向卢卡斯投诉说:“谁信他的鬼话,看电视难道也挣钱?”因此,卢卡斯认为那些动不动就说“机会成本”这样经济学术语的人只不过想吓唬那些不懂这些术语的人而已。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经济学和我们常识的区别在于,它严格规定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什么是理性经济人呢?“理性经济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他的选择是效用(效用是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思是消费某种商品时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程度)最大化,而对生产者而言,他的选择就是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考虑其他因素,不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不考虑爱心,所以经济学家有时候被人们形容为“冷血动物”。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划时代巨著《国富论》(《国富论》的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里写道: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每个“理性经济人”都在力图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本,使其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他无意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这一目标,而该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利益,而且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好。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由“看不见的手”原理引出的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市场经济是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因为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某商品的高价格引导着资源去生产该商品,某商品的低价格则引导着资源抛弃该商品的生产。

其实“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早在我们中国的各种文献里就屡见不鲜,只不过我们先人没有把这种思想归纳成经济学理论而已。

2500年前的哲学家杨朱就在《列子·杨朱》里这样写道:“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看看,2500年前杨朱的思想和23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何其接近!杨朱的言语里既有“理性经济人”的思想又有“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可见人性是相同的,它既不分东西,也不分远近。所以孟子对杨朱评论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而2300年前的韩非在《韩非子》里说的一句话和23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的一段话也是何其相似!《韩非子》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意思是,医生擅长吸吮别人伤口,不怕嘴里含着别人的脓血,并非医生和病人有骨肉之情,而是因为医生这么做有利可图。《国富论》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原君》里这样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个思想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思想。

这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最后就凝练成了一句经典之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无论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还是我们中国哲学里趋利避害的思想都描述了社会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的选择行为,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假如过分渲染这种“理性经济人”思想或自利思想则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拜金主义或物质至上思潮泛滥,人们会将“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由于过度渲染市场经济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与拜金主义言行。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感到莫名的悲哀:当有人落水的时候,船家先要谈好价钱再去救人,更有甚者,有的船家竟然把溺毙者的尸体拴在船头上和死者家属就打捞尸体一事讨价还价。听到一位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孩在电视上公然这样说“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时,我们的心情会异常沉重。

这些言行只是自私自利思潮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要过度宣扬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我们不要过度宣扬市场经济的力量。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理性经济人”毕竟只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假设条件,现实中我们还有人舍生取义,还有人为民请命,还有人见义勇为,还有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些人未必是世俗观念里的成功者,但是他们必定是我们社会的救赎者。

所以,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作为进一步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可以当做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西方经济学。

也许当年的亚当·斯密已经预见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会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于是他在另一著作《道德情操论》里写道:“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

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发表演讲的时候,不但多次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观点,还多次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温总理提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说:“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个金融学家,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什么要学点经济学

为什么要学点经济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懂点经济学?为什么当下人们对经济学如此感兴趣?

你去问一千个人,得到的答案可能有一千多个。

有人说经济学有用,有人说经济学好玩,有人说经济学益智,有人说经济学可以让人发财,有人说经济学可以让人升官,也有人说学习经济学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我们看看国内外经济学家选择学习经济学的理由。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说她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凡勃伦-康芒斯奖”(美国制度经济学最高奖)获得者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获奖感言中是如此描述他最初为什么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在大学第一天去新闻系报名的路上,他随机地向一位陌生人问路,可后者却把他带到了经济系的报名处,原来带路人是一位经济学教授。有着“厉股份”美誉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偏爱文学并憧憬着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文豪,可是1949年12月高考时他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帮助填写的志愿是北大经济系,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张宇燕研究员曾说:我对经济学的选择纯属偶然;准确地说,我当时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远远胜过了对所受教育内容的挑选。我相信张宇燕研究员道出了很多选择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的心声。最有意思的当属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他最开始学的是社会学,后来转学人类学,最后受夫人的影响改学经济学;索洛和其夫人于1945年结婚,后者在哈佛念经济学,先于索洛毕业,并不停地吹枕头风说经济学“很有意思”,于是索洛心一软就踏上了经济学的征途。

我国经济学老前辈陈岱孙先生曾言,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有“经济学集大成者”之称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是这样定义经济学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事务中活动和思考的学问。”所以经济学不是玄学,而是一门比较实用的社会科学。

我上经济学课时常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你们“修身齐家”,而学习宏观经济学则可以让你们“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并非发财致富,而是让自身的修养更加完善。比如,我没有学习经济学之前喜欢和商贩讨价还价并以此为乐,但是学习(尤其是深入学习)了经济学之后我再也不和小商小贩们讨价还价,为什么?因为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而言,他所增加的那一元钱给他带来的效用非常之小可以忽略不计,而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所增加的那一元钱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尽管我不是亿万富翁甚至也不是百万富翁,但是我是大学老师,有着稳定的收入,相对于小商小贩们而言我的货币边际效用要低,因此我就没有必要和他们讨价还价。当然“修身齐家”也包括发财致富。人们都知道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的第一学历是经济管理的专科。广州的猪肉大王陈生是北大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他的每一句经商理念都渗透着经济学的血液。“治国平天下”也并不一定非得当上国家总理不可,而是让自己有为当政者出谋划策的能力。比如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三位新委员周其仁、夏斌、李稻葵都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国内外像李克强副总理那样具备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能“治国平天下”的俊杰之士也并不少见。

当然,学习经济学只是具备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至于能否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则还要取决于天时地利等充分条件。不过,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所以,学点经济学吧,让你的理想插上坚硬的翅膀,等到“好风凭借力”的时候,你就会踏上“送我上青云”的宏伟征程。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最能说明学习经济学好处的不应该是经济学家,那就听听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怎么看待经济学的。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其《悲惨世界》卷首的题词是:“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经济学就不会是无益的。”

没错,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理解历史展望未来,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理解周围理解社会,就让我们学习点经济学知识吧。

第2章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经济热点问题

初中没毕业的任志强却有经济学家的头脑 人人都是经济学家

我们先来看一则笑话。爱因斯坦升天后在天国之门的外面遇到了三个排队的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他就问他们智商有多高。第一个回答说190。“太棒了,”爱因斯坦惊呼道,“我们可以讨论欧内斯特·卢瑟福对原子物理学的贡献以及我的广义相对论了。”第二个回答说150。“不错,”爱因斯坦说,“我期待着和你讨论新西兰的无核立法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了。”第三个人嘀咕着说是60。爱因斯坦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那么阁下预测一下明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多少呢?”

笑话说智商在60以下的人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当然存在着夸张成分,我们知道,一般人的智商在90~100之间,智商在140以上的人被称为天才,而智商在70以下的人属于智障。笑话说智障的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无非是强调经济学家并非是智力超群的超人,一般人经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事实上,如果按照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我们普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事务中活动和思考的学问”,所以只要我们有能力处理日常生活并勤于思考的话,我们都是经济学家。我们有时候会这么形容一个人,说他智商不高但经济头脑发达,经济头脑发达的人难道不是经济学家吗?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他们具有极高的商业才能,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商机,他们往往会成为成功的商人甚至商业巨子,你能说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吗?看看李嘉诚,看看霍英东,看看鲁冠球,看看牛根生,他们都没有多高的学历,但是他们都是商业天才,你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吗?我们到农贸市场或者菜市场转上一转,人们在那里进行买卖交易,每人都在盘算着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价格,每人都在盘算着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数量,你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吗?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是经济学家。

2010年8月8日华远集团总裁人称“任大炮”的任志强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专访时说的一席话耐人寻味,他说:“我是初中没毕业,后来拿个中专,拿个大专。然后再到人大去混了一个叫在职研究生的学历,没有学位,应该说是很没文化很没有知识的一个人,剩下的完全就是靠自学了。所以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但是我很愿意大家说我有经济学家的头脑。” “任大炮”的话我相信。

但是不要误会,以为经济学是人尽皆知的生活常识,事实上,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只能算是朴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是无意识地或者本能地在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比如市场上最常见的供给和需求问题,比如宏观经济政策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影响问题,而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就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们会把对经济规律的运用融化到血液里,他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说:“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什么高度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将种种才能相结合的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娴熟地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接近尘世环境。”

不过作为普通百姓,我们没必要一定要成为出人头地的经济学家,但只要掌握一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那么我们也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也会像任志强那样抓住机遇取得成功。

事实上,假如你对如下一些热点问题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那么你就得需要补点经济学知识了。为什么经济危机来了政府却在鼓励消费?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迫使人民币升值?为什么经济结构要调整?为什么说最近很多城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未必是好事?为什么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绿豆和大蒜等农产品疯狂涨价?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为什么经济危机来了政府却在鼓励消费 节俭悖论和当前拉动消费政策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唐朝由盛世走向衰败的历史教训时写下的警世名言,但是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味地节俭并非好事,尤其对国家而言更不是好事。我们先从道光皇帝讲起。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下500个,其中最节俭的皇帝当属清朝的道光皇帝(在位时间是1820年至1850年),人称史上最抠门的皇帝。

道光皇帝抠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仅举一例便可窥见一斑。《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一个富有天下的皇帝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这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多见。道光皇帝除了以身作则节俭外,还要求下面的臣民都节俭。他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在这篇上谕里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帝王勤俭节约的品质似乎可以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然而,崇尚节俭的道光帝,非但没使他的大清王朝强盛起来,反而更加衰败不堪。

难怪道光皇帝自己也大惑不解地叹道:我这么节俭,怎么国家还这么穷呢?

道光皇帝的疑惑恰恰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节俭悖论”:在一个由家庭、厂商和政府组成的三部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单个个人或家庭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会增加个人财富,对个人或家庭是件好事,但如果人人节约、家家节俭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引起经济萧条,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却是坏事;相反个人或家庭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会减少个人财富,对个人是件坏事,但如果人人都积极消费则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却是好事。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节俭悖论”。

我们了解了“节俭悖论”就不难理解道光皇帝的疑惑:他自己节俭问题不大,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他的节俭会导致上行下效,会导致整个社会消费的萎缩,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国家如何能够强盛?蔡东藩对道光帝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因此节俭对家庭是好事,但是对一个国家就未必是好事,国家强盛的关键是生产而非节俭。实际上明朝学者陆楫(1515-1552)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写道:“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他的这一观点和现在的扩大消费促进增长的理念不谋而合,但他比凯恩斯早了将近400年,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说不定写出一部适合中国社会的经济学也未可知。

经济学告诉我们,国民收入的提高需要“三驾马车”来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因此,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刺激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一环。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我们高达46%的储蓄率(储蓄率指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并不是好事(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一度为负值,也就是说美国人平均来说是靠借钱生活,不过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了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储蓄率开始增加,2009年5月份的储蓄率已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值6%),因此尽管我们也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政府还是提倡积极消费,提倡消费升级,提倡人们旅游,提倡居民享受生活。

2008年11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调控任务正式改为了“保增长,扩内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不断出台刺激消费政策,2009年政府强力推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有力促进了居民消费。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出口步伐的放缓,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消费可以指望得上,所以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政府为什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玄机

三年前,货币战争一词因宋鸿兵的同名金融类科普读物《货币战争》而流行于中国,当时人们还只是把货币战争看成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科幻故事,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三年后货币战争真的悄然爆发,而且是在我们身边爆发,那就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战争,具体而言就是美国政府不停地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汇率之战。

把目前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汇率之战形容为一场货币战争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汇率之战背后是复杂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较量,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美国政府一度恫吓要通过立法强制人民币升值,但中国政府并不示弱。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味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呢?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意大幅度地升值人民币呢?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有什么坏处?

问题的产生自然是因为我们和美国有贸易往来,而且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想想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过着和美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那时候有没有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情况发生?当然没有。

有贸易往来就有可能产生逆差或顺差。贸易逆差或顺差是重要的经济学词汇,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所谓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就是该国家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而所谓顺差则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当然就两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而言,一个国家的顺差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逆差。一个国家出现了逆差或顺差都叫做贸易不平衡,但是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更愿意出现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两个人做买卖一样,我卖给你的东西比从你那里买的东西多,那么就等于我从你那里赚了钱。问题是贸易贸易,应该彼此有输有赢这买卖才会长远,假如我老是赚你的钱,请问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做买卖?现在美国就认为自己老是吃亏,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看近几十年的中美贸易史也许就能得到答案。

在近几十年的中美贸易史上,双方间的贸易逆差有一个转化过程。在开始阶段,美国对中国是有贸易顺差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商品严重短缺,很多东西都得从美国进口,像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牛仔裤之类的不都是美国货嘛。但后来,由于中国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源都很便宜,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招商引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在中国建厂,与此同时本土的企业家纷纷崛起,于是中国逐渐变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因此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超过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转为逆差。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2年,逆差上升到428亿美元,9年增长了近6倍。此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487.3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629亿美元,逆差为1147.7亿美元。2009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总额为2268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越来越厉害的贸易逆差开始让美国人坐不住了,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他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他们先是开始指责美国企业家见利忘义,把工厂和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别的国家;其次他们开始发现必须加大出口控制进口,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再度强调出口的重要性,并提出未来5年使美国出口翻倍的具体目标。同年2月4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提出落实奥巴马总统出口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出口计划”,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扩大出口;最后突然把矛头一转,干脆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了人民币头上,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导致了贸易逆差从而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就这样,中国成了美国政府攻击的主要目标,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人民币汇率。

汇率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交换的比例。我们看看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情况: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有关事宜对外发表公告,宣布当日起实行新汇率制度,从而使那一天成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那一次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人民币从盯住汇率制——同美元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汇率制度——转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允许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下调(即人民币升值),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格由前天的1美元兑8.28元降为8.11元,因此宣布汇改的当天人民币升值约为2.1%;三是现阶段每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定在3‰以内。随着汇率新体制的实施,人民币进入了缓步升值期。截至2005年年底人民币累计升值约2.6%(2005年12月30日的汇率是8.0702),到了2006年年底人民币累计升值约6%(2006年12月29日的汇率是7.8087),人民币进入了“7”时代,到了2007年年底人民币累计升值约13.3%(2007年12月28日的汇率是7.3046),而截至2008年7月25日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达21.3%(当天的汇率是6.8255),人民币进入了“6”时代。但自从2008年7月以后,人民币就停止了升值步伐,一直在6.82附近波动,于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了中美两国外交博弈的焦点:美方坚持让人民币升值,而中方则认为人民币不需要再升值,中美之间的货币战争就此爆发。

2010年2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的不利因素”。他表示美国将在汇率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升值已经超过20%。从国际收支、外汇市场供求等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趋近于合理、均衡的水平。温家宝总理面对奥巴马的压力丝毫不屈服,温总理说:“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 有些经济学家同仇敌忾,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一个“主权问题”,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向外国压力低头。

不过在2010年3月22日温总理的态度有了缓和,他说:“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中国绝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这为后来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埋下了伏笔。

2010年6月19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毫无疑问,人民币将重新回到缓慢升值的通道之中。

假若在未来几年里,人民币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再升值20%左右,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

就像我们在第一个升值20%的期间所看到的那样,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我们手中的钱更加值钱(对美元而言),对我们消费者而言,留学和到国外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旅游的成本都将降低,国外产品(比如美国苹果公司的iPad)对我们而言将会变得更加便宜,所以对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对出口导向的企业而言,其产品价格对于国外的老百姓来说变得更加昂贵了,换言之,这部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被削弱,因此单靠拼价格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当然人民币升值对以进口为导向的企业有利,因为这样的企业可以用较少的成本进口国外原材料。

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并非几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随着人民币升值到国外旅游的人数会相应增加。

为什么绿豆也疯狂 通货膨胀预期下的投资选择

我们在前面讲过人民币因为汇率下降(即人民币升值)而似乎越来越值钱了,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国内不会发生比较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否则人民币只能越来越不值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越来越值钱”前面加上“似乎”二字的原因。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要想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还真比较困难,但是发生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的。最近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一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2008年初期。其实那一次通货膨胀的苗头在2007年年初就出现了,当时房价和股价轮番上涨,到2007年春夏之交以猪肉为首的农产品开始接过了涨价的接力棒。物价上涨很快就反映在了统计数据上,2007年6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标志物价变动、衡量通货膨胀高低的主要经济指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但不包含涨幅较大的房地产价格)5月同比上涨3.4%,超过银行3.06%的存款利率,也越过3%的加息“警戒线”。2007年全年CPI的涨幅为4.8%,其中11月CPI的涨幅竟高达6.9%,已经达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标准。进入2008年,CPI的涨幅进一步加大,前3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达到8.2%,于是政府开始挥动“看得见的手”进行政策干预。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8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政府早在2007年年初就开始动用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从2007年3月18日起到2008年6月7日先后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利率,这些措施再加上2008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终于让通货膨胀这匹脱缰的马停了下来。

通货膨胀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往往不声不响地从所有人手中窃取财富。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形容说,如果它发起脾气,“小偷、劫匪、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的祸害”。

介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曾经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绷紧了神经,让许多人发愁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为自己的钱保值增值。“跑赢通货膨胀”、“跑赢央行的印钞机”,成为当时网络上流行的口号。于是有人买黄金,有人买房子,有人买股票。湖南的李老师为此愁得睡不着觉。她在2007年年初的一轮房价上涨中卖掉了一套闲置的单位集资房,手上有了几十万多余的资金,却担心“钱‘毛’起来,挡都挡不住”。于是3天后,她决定换套大房子住,“与其‘毛’掉,不如享受”。这就是普通老百姓面临通货膨胀时的一般写照。

正所谓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进入了2010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衰退之后开始探底回升,而中国经济则一马当先,率先重新进入上升通道,但通货膨胀的阴影也如期而至,先是房价和股价在2009年疯狂上涨一番,然后部分农产品在2010年春季接过了涨价的接力棒,其中大蒜的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十几倍,网友戏称“蒜你狠”,而绿豆价格也在短短几个月里翻了一番,网友戏称“豆你玩”,但是现实生活可没有这么好玩,老百姓为物价上涨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CPI按月同比的涨幅呈现逐月上升态势,1月份上涨1.5%,2月份上涨2.7%,3月份上涨2.4%,4月份上涨2.8%,5月份上涨3.1%,超过了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2.25%的利率,又一次越过了3%的加息“警戒线”,而且涨幅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那么普通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来越强烈,因而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从而导致2008年的情形再现。

事实上,针对可能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货币措施,包括回笼货币,包括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不过对于部分经济学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李稻葵以及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等)呼吁的加息,央行采取的是谨慎观望的态度,不过我们相信随着通货膨胀率的走高,提高利率将是央行的不二选择。

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它的发生有多种原因,比如货币发行量过大、商品短缺、工资成本过大以及人们的强烈预期等,但是通货膨胀的后果并不难预料,它让大多数老百姓的资金缩水,因此如何让手中的资金在通货膨胀期间保值甚至升值就成了人们关心的课题。

买黄金?黄金价格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再去购买黄金显然风险已大;买房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措施,包括取消房贷优惠、提高非第一套住房贷款门槛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投资房产的风险较大;买股票?股票的总体价格位于较低的水平(上证指数在2010年6月中旬是2500点左右,距离历史高点6400点非常之远,距离2009年的高点3400点也有近1000点),买股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买什么类型的股票?我们认为有色金属类的股票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佳选择,为什么?因为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有色金属的价格往往会水涨船高,甚至会一飞冲天。当然有色金属是周期性很强的商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价格下降得也非常凶猛,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为什么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

近年来以地球灾难为题材的好莱坞大片一经上演就产生轰动效应,不仅仅是因为制作精良,人们在电影院里感受电影特效带来的视觉和听觉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本身所讲述的故事让人反思。以《后天》为例吧,影片通过逼真的电脑特技讲述了温室效应(现在这一术语用来指由于人类工业活动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造成地球气候异常,全球即将陷入第二次冰河世纪的故事。

刚刚过上几天温饱日子正准备甩开膀子向小康社会进发的中国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速度还要看质量,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光埋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我们不能光看看工厂里生产了什么,还要看看生产这些东西是否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是否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这不免让我们感到沮丧,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的话,我们的生活水平大概在30年之后就能够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有一定的条件,详情请参见本书第12章的内容),也就是说再用30年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啊,然而突然之间一个声音在我们耳边响了起来:地球资源正在枯竭、传统能源污染严重、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你们这样一种以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这个声音来自联合国。其实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早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这个概念就已经正式被提出,只不过到今天形式变得日益严峻,因此联合国呼吁可持续发展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而已。

你也许认为联合国是不是在杞人忧天?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多年了,人类也已经存在了50多万年,哪有什么事啊?那是过去,过去多少年我们的祖先过的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原始的生活所消耗的能源是非常有限的,可是自从1776年工业革命以来(巧合的是这一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出版),人类对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全球气温骤然上升,我们看看以下两个资料就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了。

先看看能源消耗。据世界银行统计, 如以20世纪整整100年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代表,那么在这100年当中,人类共消耗煤炭2650亿吨(世界上的煤炭总储量共有107539亿吨),消耗石油1420亿吨(世界上探明的原油储量1.15万亿桶(一桶等于159升,约合157公斤)),同时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20世纪初不到300ppm(体积浓度单位,指的是每立方米的大气中含有污染物的体积数(立方厘米))上升到目前接近400ppm的水平,明显地威胁到全球的生态平衡。

再看看气候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在工业化之前的1000多年里,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是相当有限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由于传统的工业革命,二氧化碳的排放迅速增加,使得全球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革命之前提高了将近1℃;更重要的是进入21世纪,如果还按照目前的这个模式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在2100年全世界的温度比工业化革命前升高5℃,最新的估计认为会达到7℃。这会导致冰川溶化、海平面上升、大片陆地淹没、成百上千座城市消失,其灾难将是惨重的。

所以,人类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应该停下来思考下一步应怎么走了。这就是我们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即既要考虑经济进一步增长,又要考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地球。因此我们国家适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的号召,而改变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的清洁能源。

事实上,各国政府首脑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地采取措施。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一旦主政就大力提倡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让美国摆脱对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他上台后立即颁布了美国首个全国性轿车和轻型卡车能效和排放标准的联邦法规,规定从2012年起,汽车节能标准平均每年提高5%以上,2016年实现预定目标。奥巴马表示,这一计划将使美国在2012年至2016年间减少使用原油18亿桶,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低30%,约9亿吨。同时使美国轿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经济性在2020年前提高到35英里/加仑。虽然节能减排是一条减少化石能源需求的路径,但2010年4月份以来源源不断喷涌入墨西哥湾的石油加大了奥巴马开发新能源的决心,他在白宫演讲时强调,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给美国以警示,美国应该放弃存在潜在危险、污染环境的化石能源,转而向清洁能源求助。

在清洁能源领域,我国投入了庞大的人力物力。由于我国环境污染的恶化,以及持续增加的对石油的依赖,我国开始推动绿色能源技术。自2006年1月《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我国清洁能源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此后,我国政府从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不断加大扶持力度。2009年,政府的扶持从密集度和力度上都更为空前,例如业界呼吁了多年的新能源刺激计划陆续出台,以及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公布的40%~45%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等。2010年初政府确定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等5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私人购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和纯电动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5~6万元。当局希望,到了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占总的汽车销售的10%~15%。政策指引再加上市场需求无疑给那些向该领域进军的企业家和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在政府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受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国际资本、风险投资等诸多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国内知名民间智库安邦集团高级分析师贺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清洁能源颇受各方青睐。正是各路资本的合力,推动了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跨越式”的发展:我国每小时就安装一台百万瓦特的风力发电机;全世界每三台新增的风电机组中就有一台是安装在我国的;我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的头号生产国。

因此可以说在清洁能源领域我国抓住了机遇,占得了先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安邦的分析报告指出,“技术创新”是中国的一大难题。以中国新能源发电领域掌握技术最前沿的企业——绿色发电集团为例,该集体首个IGCC[整体煤气化(000968)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华能天津示范项目已投入运营,拥有多项自主创新技术,但这并不代表掌握了所有设备的核心技术。作为能源领域最高端的技术之一,合成气燃机的价格占到天津IGCC示范项目总投资的20%左右,高达4亿~5亿元,但却需要从国外进口。

就节能减排技术而言,目前全球核心关键技术有60多种,包括能源的生产、供给、使用等范畴,而这60多种技术中有40多种不掌握在中国企业的手里,需要国际合作、发达国家的转让。

不过一份由美国世界资源学会发表的报告中说,受益于中国政府政策的鼓励和大量研发的投入,中国正从一个清洁能源技术进口国跃升为一个主要的创造国,目前已掌握了风能、太阳能等许多清洁能源的核心技术。

总之,在像煤炭石油这样的稀缺资源越来越少且对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人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向大自然恩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风和太阳光要能源,可以想象得到,谁能够驯服这两样东西,谁就能够把握未来、领先世界。

为什么最近很多城市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的利与弊

2010年对很多企业职工以及正在寻找工作的老百姓来说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年,因为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总理的话音刚落,一些不和谐的刺耳音符便四处传来。

先是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十二起员工自杀事件,人称“十二跳”,郭台铭被迫在2010年5月份答应给大陆员工大幅度加薪,加薪幅度高达30%以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富士康大幅度加薪的“蝴蝶效应”迅速显现了出来。接着日本本田汽车公司设在佛山的发动机工厂的员工在2010年6月8日发起罢工要求加薪,结果以资方提薪24%结束,而不久日本丰田汽车设在广州南沙区的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的1100名工人开始“停工”,以要求厂方加薪并改善待遇。

无论是跳楼还是罢工,人们都用行动向工厂老板宣示:别老是把中国人当做廉价劳动力使用,我们要有尊严地活着。争取有尊严的生活的方法有很多,跳楼是最消极的一种,我们不赞成(当然正如富士康管理人员所说的那样,员工自杀原因很复杂,并不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不满)。

就在外资企业的罢工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随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北京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其中北京市自2010年7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将从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因此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0%。从2010年4月1日起,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820元、每小时4.7元,调整为每月920元、每小时5.3元。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人每小时7.8元调整为每人每小时8.8元。而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上调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8元调整为9元,是全国最低工资中最高的城市。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各地纷纷调高最低工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调高最低工资有利也有弊。

先说利。工资增加(无论是最低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对工人来说无疑是好事,它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提高,让人们更有尊严地生活,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因为整个国民收入提高可以进一步促进消费,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从中长期来看,最低工资上调将提高消费倾向(消费倾向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又分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前者指的是消费者每增加的单位收入更高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并促进消费增长。

再说弊。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造成两种不利的后果(其实社会整体工资的上升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一个是失业率的上升;另外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的到来或加剧。为什么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很明显,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意味着工厂雇用工人的成本增加,如此一来工厂就会降低对工人的需求,转而寻求资本替代,比如用机器来代替工人。为什么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或加剧?经济学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其中成本推进又包括原材料成本推进和工资成本推进,2008年上半年经历的那次通货膨胀就属于原材料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工资还是利润,超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速度,就会对商品和劳务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形成压力。

鉴于此,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调高最低工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2010年5月初发表了一篇题为《最低工资的杀伤力》的博文,他说:“在经济学的范畴内,我没有读过一句说最低工资对经济有贡献的话,因为政治上或职位上的需要而支持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一律被行家们贬低。”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愿意工作,无论工资多低我们要让他们工作——这是我信奉不疑的。”

一方面社会上还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有些大学生干起了挑大粪的工作甚至愿意接受“零工资”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外国人眼里总是“世界工厂”,到处是廉价劳动力的形象。这真是个两难选择。

为什么现在不少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失业的秘密

记得20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自己根本用不着为工作的事操心,因为我们一毕业就被国家分配到工厂(现在一般称为企业或公司)或机关(现在一般称为政府部门),几乎没有听过哪个大学生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那是何等惬意的一件事啊!那个时候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到哪里都被人敬着。

可是别忘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虽然现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还是叫大学生,但是已经没有昔日大学生的身价,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除了自己找工作不说,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大学生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这种现象被人戏称为“一毕业就失业”。

举个比较邪乎的例子。2010年7月12日南昌市筷子巷派出所接到报警,在站前西路与前进路交界处,一名乞丐躺在人行道上奄奄一息。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将该男子送往医院。在上警车时,民警发现了异常:虽然该男子身上很脏,但擦去污垢之处的皮肤很白皙,不像长期流浪的乞丐。在医院里,乞丐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民警发现自称黄某的他竟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原来,2010年6月黄某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来到南昌找工作,但一个月下来工作没着落,身上的钱又花光了,于是无生活来源的他就在南昌流浪,因为天气炎热再加上吃了变质的食物,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幸好路人发现报了警。

据教育部的资料显示,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而2009年大学毕业人数是610万,因此2009年毕业即失业的人数约为158万,这是个很吓人的数字。再看看2010年的情况,2010年大学毕业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630万,初步得到的数据显示,2010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0%,这就意味着2010年有近189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得向家人或社会寻求救助。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对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即供大于求;另一个是社会需要的人才不是大学里提供的人才,即供求不匹配。

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经济学上,任何资源或任何物品都是以稀缺性论身价的,大学生也不例外。20年前的大学生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不是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有多么厉害,而是因为那时候大学生人数偏少,大学入学率(或高考录取率)只有20%左右,报考人数也少。我们仅以1984年高考为例,那年报考人数为164万,录取人数为48万,录取比例为29.3%。那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但是随着高校不断地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步变成了大众教育,大学生人数呈现直线上升。到2009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1020万,录取629万,录取比例为64.2%。所以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经济学上的供求定律(参见本书第3章的相关内容)在发挥着作用:大学生供过于求,大学生的身价贬值且不可避免有部分人一时找不着工作。

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若干类型(参见本书第10章的相关内容),其中一种类型叫做结构性失业,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其特点是既有失业又有岗位空缺。根据某知名就业专业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个别专业严重供大于求持续性造成了大学生失业的主要部分,2007、2008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失业率前10名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文学、法学、医学和教育学等专业大类,其中中医学和运动训练连续两年都是失业率较高的专业。我们前面举的大学生变乞丐的例子中的大学生尽管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因为所学专业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或者说不是社会急需的,所以仍然难逃毕业即失业的厄运。

那么有什么好办法避免“被失业”的命运吗?第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谁都无法改变,除非国家政策发生逆转,那就只有从第二个原因入手了。我们给大学生提出的建议就是:知己知彼,修炼自身,多拿证多学知识。具体来说就是:分析自己专业的社会需求状况,分析自身的竞争力,如果觉得自己可能毕业找不到工作就赶紧跨专业学习新知识或者准备考研,在大学学习期间多考几个有用的证书等,总之要未雨绸缪方能一毕业就就业。

总之,失业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在任何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里都不可避免,所以经济学将充分就业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之一(其他三个目标分别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所以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失业和就业的经济学家。

第3章 供给和需求

左手供给,右手需求 经济学家的两大利器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史上最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上这样写道:“你甚至可以把一只鹦鹉培养成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只需教会它两个单词,‘供给’和‘需求’。” 萨缪尔森用夸张的语言说明了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上多么重要,说明供求分析方法就是经济学上的根本方法。

那么什么是供给?什么是需求?

在西方经济学里,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出售的该商品的数量,而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因此供给是站在商品的生产者的角度,而需求则是站在商品的消费者的角度,不过这种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一个商品的消费者也是该商品的供给者。

在西方经济学里,无论是商品的供给还是需求都是自愿的且都是有能力实现的,因此供给和需求都是有效的,称为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

这一点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关概念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把需求称为需要,而且往往不考虑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可以把这种需求称为潜在需求。比如,尽管你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你确实需要一套房子,这种需要就是潜在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潜在需求会转化为有效需求的,比如当你有了实力之后,你就把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化为了有效需求。但有些需要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比如“真的好想再活500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这种需求不切实际,我们通常称为奢求。

供给也是如此。我们生活中一般用“提供”或“供应”或其他更加感性的词汇而很少用干巴巴的“供给”,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简·爱》中的经典台词:“假如上帝赋予我财富与美貌,我一定会让你难以离开我正如我此刻无法离开你一样。”我们需要财富和美丽,但是上帝并非向每个人都提供这份厚礼。还有阿基米德的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把地球撬起。”还有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台词:“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我们都想给自己的爱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但是在房价节节攀升的今天,谈何容易!所以我们日常说的供给往往是“我想给你”、“我一定给你”而不是“我能给你”的意思,这和经济学里“我能给你”的供给不一样。

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需求和供给的呢?

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安排我们的消费需求以便得到最大的享受或满足(经济学上称为最大效用),所以我们在购买商品时总是货比三家,寻找物美价廉的商品。

作为生产者,我们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安排我们的生产供给以便得到最大的利润或收益,所以我们在生产商品时总是思前想后举棋不定,企图生产消费者最需要而没有多少人生产的商品。

我们的一生总在需求着什么,同时也在供给着什么,所以需求和供给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如此说来,经济学将需求和供给列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恰恰是它被视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原因所在。

实践表明,需求和供给不但对经济学家很重要,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很重要,对商品提供者的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把握住了消费者的需求(或潜在需求)并能适时提供满足该需求的产品,谁就能收获财富、荣誉和地位,当然谁能够牛到创造需求的地步,那他就是商界的国王。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3名大学生应征某公司销售经理的职位,总经理给他们出了一道实践性的试题:用3天时间想方设法把木梳卖给和尚。3个人领了一批梳子离开了公司,3天后先后回到了公司。总经理问大学生甲:“卖出了多少?”甲答:“一把也没卖出去。”“为什么?”“因为和尚不梳头。”接着总经理就问大学生乙:“你卖出了多少把?”乙答:“10把。”“怎么卖的?”“我找到寺院的主持,对他说,‘这里山高风大,进香者的头发都被吹乱了,蓬头垢面上香是对我佛的不敬,因此寺院应该在每座殿的香案前放一把梳子,供善男信女进香前梳理鬓发之用。’主持一听很有道理,便留下了10把梳子,因为寺院一共有10座殿宇。”最后总经理问大学生丙:“你卖出了多少把?”丙答:“1000把。”总经理非常惊讶:“你是怎么卖的?”“我找到寺院的主持对他说,‘贵地远近闻名,香火鼎盛,前来进香者络绎不绝。宝刹对前来进香者应有所馈赠,以留作纪念,同时也可以通过馈赠品进一步向外宣传宝刹。我这里有一批木梳,您在上面刻上积善梳和宝刹的名字,就可以当做赠品了。’主持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于是他买下了1000把梳子。”最后的录取结果不言而喻。

我们看看,3个人面对同一件事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当然结果就不一样。甲没有看到需求,结果一把也没卖出去;乙看到了需求,卖出去10把;而丙则创造出了需求,卖出了1000把。一句话,谁在占有供给的前提下能够创造需求,谁就是商界国王。

我们再举个创造需求的例子。美国苹果公司在2010年3月推出平板电脑iPad,上市仅仅80天就已经售出超过300万部,这一数字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2010年5月底,苹果公司市值一跃超越微软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企业。苹果公司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乃是因为公司老板乔布斯抓住了消费者对平板电脑的潜在需求(这里的潜在需求是指消费者对某商品存在着强烈的需求但该商品还不存在)而且在别人之前率先生产并向消费者提供了该产品。曾被自己创办的公司扫地出门的乔布斯之所以东山再起大获成功,原因在于乔布斯深谙产品开发营销策略:激发消费者的内心欲望,不仅满足需求,更要创造需求;终极目标是超越“需求”,成为“想要”!

我们再举个失败的例子。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微观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古诺模型,该模型也是博弈论里的经典模型,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古诺模型背后的故事。古诺模型的创造者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1801-1877),他最早把微积分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1838年出版的《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但古诺的数理经济学的思想在他生前备受冷落,他的《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只卖出去3本,其中2本还是他的朋友碍于情面买的,他的理论直到100年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例子说明,当市场对某一商品(比如本例中的图书《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的需求还很微弱的时候,你提前供给该商品就会面临兵败滑铁卢的危险。当然,当市场需求已被充分挖掘之后,你再供给该商品,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只要你带着需求和供给的眼镜去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一切就会豁然开朗了。

张五常说我一生掌握一个需求定律就已经受之不尽了 何谓需求定律

记得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有人尊其为经济学大师,他在2002年左右的火爆程度不亚于现在的郎咸平教授)说过,我一生掌握了一个需求定律就已经受之不尽了。他还说,经济学二招而已:其一,最优化;其二,需求定律。凭此可包打天下。足见需求定律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足见需求定律在人生中的地位。那么什么是需求定律?

经济学上,需求定律指的是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即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具体而言,对于正常商品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即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减少,相反,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增加,这就是需求定律。因此,需求定律反映的是商品本身价格和商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当水很贵时,我仅仅需要喝的水,当它的价格下降时,我就买一些洗衣物的水。价格进一步下降以后,我还有一些其他用途。最后,当水真正非常便宜时,我就用它来浇花或毫不吝惜地把它用于任何可能的用途。”

为什么需求定律如此重要,以至于张五常教授对其推崇备至呢?

这是因为需求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需求定律能够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的种种需求进行了细致而又科学的分析,他将人的欲望或者需求分为以下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地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这些欲望或需求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当前一种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之后,又会产生后一种欲望或需求,所以欲望或需求是无穷无尽的。既然人生就是由无数个需求构成,那解释需求量和价格之间关系的需求定律当然也就相当重要了。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用需求定律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首先我们看看菜市场和超市里的情形。常逛菜市场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傍晚时菜价都会下降得厉害,一方面是菜的质量(如新鲜度)下降了,另一方面是商贩抓紧最后机会进行降价促销。一些老头老太太们或者一些低收入的人会在这个时候多买点菜。这就是需求定律在起作用。当然,我们最常看到降价带来促销的情形发生在超市里。当你在超市里看到人满为患的排队情形时,那十有八九是在搞商品促销,即使其商品比平时便宜个一两块钱也会吸引大批的消费者(主要是时间成本不大的老人)前来排队购买。因促销而导致的悲剧时有发生。2007年11月1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进行十周年店庆促销活动,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了众多市民抢购,由于人多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有7人重伤。这就是需求定律的威力,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人从中获益,又可以让人从中受伤。

其次我们再看看劳动力市场的情形。2010年中国经济刚刚恢复强劲的增长趋势,但是根基还不牢固,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更加可怕的是,2010年中国总共有63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极不乐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说今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明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就很严峻。那么,2010年的毕业生人数630万,再加上往届没有实现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在大学毕业生面试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对话:“你希望的待遇是多少?”“我可以考虑3个月内不要工资,只要你们愿意给我一个试用的机会,3个月以后,如果公司觉得我可以,再按照公司规定给我工资……”“3个月内的基本生活费用,你怎么解决呢?”“父母已经答应,他们会帮助我。”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如果将工资要求得很低,当然企业的用工需求会大幅度地上升,这就是需求定律。需求定律逼迫大学毕业生采取零工资的就业策略,这真是让人心酸的选择,不过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限制了这样的事情发生。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需求定律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在经济学里经常见到的假设条件,它在需求定律里的意思就是“所有其他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如收入、个人喜好(经济学里称为偏好,详见第4章的相关内容)等)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假如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则一件商品的价格即使下降,人们对它的消费也未必会增加,比如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即使劣等品或低档商品的价格下降,人们也会降低对它的消费的。至于什么是正常品什么是劣等品,我们将会在后面介绍。

总的说来,需求定律无论对于经济学家还是对于普通百姓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规律,它自始至终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无论是好的选择还是坏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需求定律只说明需求量受价格的影响而没有说明需求对价格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由经济学里的供求定律来说明。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何谓供给定律

经济学上与需求定律配对出现的自然就是供给定律。

经济学上,供给定律指的是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即某种商品的供给量与其价格呈正方向变动。具体而言,对于正常商品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着正方向的变动关系,即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这种商品的供给量就会增加,相反,价格下降时供给量减少,这就是供给定律。因此,供给定律反映的是商品本身价格和商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

张五常教授没有提到供给定律的重要性,那么供给定律是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供给定律和需求定律同等重要,只不过张教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认为需求定律最重要,而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看问题呢?那供给定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先有需求,后有供给,所以我们有“需求为王”的说法,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供给可以创造出需求,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比如,我们每天早上出去吃早餐,有的饭店供应豆浆油条,有的饭店供应包子火烧,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一般现有的需求而出现的供给,但是像iPad、iPhone这样的前所未有的商品,一方面满足了某些人现有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创造出了另外一些人的新需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iPad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有的时候,供给和需求的先后顺序并非泾渭分明,究竟是先有需求还是先有供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模糊。

让我们回到供给定律上来。和需求定律一样,我们可以用供给定律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举两个发生在2010年的典型例子。

首先看看大蒜的情况。2008年,新蒜的上市价格在每斤两三角钱,蒜农不得不赔本卖蒜。2008年9月,各地大蒜库存相继出售,大大超出市场需求,价格开始大幅下跌。到2008年11月,价格跌破每斤一角,远远低于库存成本,不光蒜农赔本,大量的中间商也是血本无归。2009年大蒜初上市时,收购价格仍然较低,进入7月以后成交价格才逐步攀升。2009年下半年以来,大蒜价格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嗖嗖”地一路飞涨。从最初的一斤一两角到2010年5月的四五元,最贵时曾一度高达六七元。“大蒜价格都快比肉贵了!”消费者对此惊呼。大蒜价格为啥“高烧不退”?我们用供给定律来分析就不难理解。据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该县被称为大蒜之乡)的蒜农反映:“今年的大蒜价格比去年高点不假,但产量比去年减少了1/3。”据了解,金乡县2009年大蒜种植面积为58.5万亩,比2008年减少10.5万亩,干蒜平均单产为785.2公斤,比2008年减少311.5公斤,减少了近1/3;全县总产为45.93万吨,比2008年总产减少6.71万吨,减幅为12.7%。由于2008年的大蒜价格严重超跌,导致2009年大蒜供给量严重不足,大蒜价格报复性上涨。这种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在农产品身上屡见不鲜,经济学上可用蛛网模型予以解释。

我们再来看看大学毕业生的情况。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就业蓝皮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学8个专业连续3年失业人数最多。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分析,上述专业若是放在五六年前,都是热门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高、工资高。如今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真是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用供给定律来分析一下,原因自然不难找到。恰恰是因为前些年学校扩招,多半都是热门专业在扩招,增加了这方面人才的供给量。另外就是这些行业逐渐稳定成熟,当时需求的大量人才,现在都已成为骨干,行业的需求量,尤其是对初学者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

以上两个例子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供给往往落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当然是因为某种商品的生产需要一个周期(比如大蒜的生产周期为1年,而一个大学生的培养周期一般为4年),所以如果有关部门没有计划好协调好的话(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这样的计划协调越来越困难了),就很容易出现供给和需求失衡的现象,无论是在农产品市场还是在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在盯着需求定律的同时,也一定要盯着供给定律,二者不可偏废,所以像张五常教授只强调需求定律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可取。

对于商品的供给者,我们提供的建议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候提供合适的商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商品供给者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常说古代某位英雄应运而生,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是说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人物,而他恰恰就在那时出现了。这就是供给定律告诉给我们的一个道理。

最后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供给定律只说明供给量受价格的影响而没有说明供给本身对价格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由经济学里的供求定律来说明。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从孔子的待价而沽看供求定律

和张五常教授独尊需求定律的观念不同,我们更加重视供求定律。

那么,什么是供求定律?先从孔夫子的故事讲起吧。

我们知道孔子是有着强烈的入世愿望的。他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的话就出来做官,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的话就隐藏起来。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几个诸侯国的政治是清明的,因此他入世做官的愿望常常得不到实现。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贡看到自己的老师想去做官而又犹豫不决便对孔子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翻译成现在的话是说,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是装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个好价钱把它卖掉呢?”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我等待识货出好价的人呀。”

孔子的待价而沽是供求定律的典型体现。

经济学上,供求定律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引起均衡价格反方向变动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一句话,供求定律决定的是商品的价格。

要理解供求定律就必须先理解和区分几个概念。

先说说均衡价格。西方经济学借鉴了很多物理学上的概念,其中均衡的概念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所谓均衡,就是两个相互具有反方向作用的变量相等,比如物理上的均衡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作用力的合力为0,在均衡条件下,受作用物体处于静止或者匀速运动状态。经济学上的均衡价格指的是需求的力量和供给的力量相等时的价格,即需求等于供给时的价格,此时的状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市场出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易价格或者成交价格不一定是均衡价格,只有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交易价格才是均衡价格。

细心的读者或者经济学专业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我们在前面几节里一些用词的区别:我们时而用“需求量变动”时而用“需求变动”,时而用“供给量变动”时而用“供给变动”,难道“需求量变动”和“需求变动”、“供给量变动”和“供给变动”不一样吗?

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学上,“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单纯因为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需求数量的变动,比如鸡蛋价格上升导致人们对鸡蛋的需求数量的减少,而“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因素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对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比如电视节目宣传说绿豆能治百病,于是人们对绿豆的需求数量大增。“供给量变动”和“供给变动”的区别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面讲到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就不难发现,这两个定律中用到的都是“需求量的变动”和“供给量变动”,显然这两个定律都只涉及商品自身的价格和对应的需求量和供给量,而供求定律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我们日常说的交易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就是供给和需求博弈的结果。

我们现在就用供求定律来解释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2009年4月,墨西哥、美国等多国接连爆发甲型H1N1型流感(又称H1N1型猪流感)疫情并有多人感染死亡,疫情很快传入了中国,引起一阵恐慌。突然不知谁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则消息,说大蒜可以预防H1N1型流感。于是一时间人们对大蒜的需求呈现爆炸性增长(注意不是因为大蒜的价格下降导致需求量的上升,而是价格之外的因素导致需求量的上升),在供给量一时半时不会大幅度增加(实际上大蒜有自己的生长周期,再说从国外进口大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大蒜的价格自然而然节节攀升,以至于网友戏称为“蒜你狠”。

绿豆的情况也不例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人们尚且“好死不如赖活着”,日子过得好了,自然就想长命百岁,于是在庞大的养生需求下,各种养生保健的书籍光盘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010年年初,由所谓某民间养生专家宣扬的“绿豆治百病”在市民中间开始流传,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绿豆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同样注意不是因为绿豆的价格下降导致对其需求量的上升,而是价格之外的因素导致需求量的上升),在供给量一时半时不会大幅度增加(实际上绿豆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年,再说从国外进口绿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绿豆的价格自然而然节节攀升,以至于网友戏称为“豆你玩”。

无论是“蒜你狠”还是“豆你玩”,都是符合供求定律的经济现象:即当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状况,需求萎靡则价格低迷,需求旺盛则价格坚挺。

近几年房地产的价格走势也说明了供求定律的威力。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里的住房数量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但是对房屋的非价格因素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比如大量进城务工或做生意的农民一旦有了经济实力就会产生对城市住房的需求,每年有五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到城市就业,他们每个人都对城市住房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这些刚性需求(不算那些投机需求)在不断地推高房价。根据供求定律你就不难判断,中国城市里的房价在未来几十年里都不可能大幅度下降,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措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夫子的例子。美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需求美玉的人却很多,所以不愁美玉卖不出好价钱。和美玉一样,孔夫子想出来做官,但他不愿意自贬身价,去向国王求个一官半职,他知道世界上孔夫子只有一个而国家有好几个,需要他做官的地方有很多,因此不愁没人请他出山。孔夫子的例子是供求定律在劳动力市场发生作用的一个例证。

世间的一切都逃不过供求定律的制裁。从古代的洛阳纸贵到今天的金融危机,从世博会到世界杯,哪里有商品哪里就有供求定律的影子。因此,了解供求定律,掌握供求定律,乃至自觉运用供求定律,那么你对生活的理解必将更进一步,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你就会准确判断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比如什么时候该买房子);如果你是老板,你就会准确判断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比如什么时候该卖房子),也许从此你的生活就如同芝麻开花,一天比一天红火。

为什么有的东西越涨越有人买 违背需求定律的那类商品

前面的需求定律告诉我们,一件商品的需求量和它的价格呈反向运动,即价格上升则需求量下降,而价格下降则需求量上升。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偶尔会碰到一些看上去与需求定律相违背的商品,即当价格上升时人们反而更愿意购买,该商品的销量反而上升,而另外一些商品恰恰相反,当价格下降时其销量不升反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需求定律也有失灵的时候?

的确如此,经济学上的很多定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有特例,尽管我们尊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乃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千奇百怪,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所以尽管经济学上假定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疯狂的,是由某种固执的心理预期(比如预期股票价格或黄金价格还要上涨)主导的。难怪面对人们在股市上的疯狂行为,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感叹道:“我能精确测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算不出人类内心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上很多所谓的定律定理并不能解释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最开始发生在经济学最发达的美国的原因所在。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经济学上是如何分析那类违背需求定律的商品的。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涨,但奇怪的是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这一现象被英国人吉芬爵士发现并记录了下来,后人称这一现象为“吉芬现象”,这类需求量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也因此被称为吉芬品。

我们用数字来说明吉芬品是如何形成的。假设1845年爱尔兰的某个家庭一周需要吃20公斤土豆和2公斤牛肉,一开始土豆的价格为1公斤1英镑,牛肉的价格为1公斤10英镑(这里土豆是低档品而牛肉是奢侈品),该家庭在食品上的周支出为40英镑,正好买20公斤土豆和2公斤牛肉。现在假设土豆价格上升到了每公斤1.2英镑,而牛肉价格和周支出不变,那么该家庭如何做出选择呢?显然,为了填饱肚子,该家庭就不能还像原先一样买2公斤牛肉了,因为买2公斤牛肉后剩余的钱只能买10公斤土豆,这样会饿肚子的,因此该家庭必须削减在牛肉上的支出从而增加在土豆上的支出,这样该家庭可能会购买1.5公斤的牛肉和11.5公斤土豆,合计还是12公斤(这样该家庭还剩下0.4英镑),因此尽管土豆价格上升,但家庭对它的需求量反而上升了。反之,当土豆的价格下降之后,人们会有更多的钱去买牛肉,这样对土豆的需求量自然下降。

因此,吉芬现象的发生是需要条件的,在某种条件下土豆是吉芬品,在其他条件下,土豆就不是吉芬品。

我们在股市中看到的一些股票的表现和“吉芬现象”有些类似。比如,某个大牛股在主升浪阶段,其股价节节攀升,其成交量也随之逐步放大,这说明人们对该股票的需求量是随其价格的上升而上升的;某只大熊股在主跌浪阶段,其股价节节溃退,其成交量也随之逐步减少,这说明人们对该股票的需求量是随其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心理学上的羊群效应再加上贪婪心理和恐惧心理发生共振导致了股市中的“吉芬现象”。

举个经典例子来说明证券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导致的“吉芬现象”,该例子也出现在畅销书《货币战争》里。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决战。决战的结果当时无人敢预测。相当长时间里,似乎拿破仑有可能战胜英国。几乎在最后一刻,普鲁士将军布洛克尔率领他的军队拯救了联军阵营。拿破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谁要是事先知道这个结果,谁就能够用情报赚一笔大钱。因为,要是知道英国国王仍然有支付能力,那么英国国债的行情就会猛涨。而当时它的价格始终压得很低。英国著名商人罗斯柴尔德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告诉了政府——因为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他来到伦敦交易所,开始抛售债券。所有其他投机者由此得出结论:如果罗斯柴尔德抛售债券,那就说明联军遭到了失败。羊群效应加上恐惧心理让大家都跟着开始不计成本地抛售债券,债券价格越来越低。

但他们却不知道:很多用越来越低的价格买进债券的人,都是罗斯柴尔德派出的代理人。到了第二天,大家得到了联军胜利的消息,但也得知了罗斯柴尔德在头一天用低价买进的债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罗斯柴尔德因此载入史册,成了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投机商。 所以吉芬品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而且有时是短暂的。

但是包括张五常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存在着违背需求定律的商品。在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对于所谓违反需求定律的现象,萨缪尔森曾做过仔细的分析,认为人们常犯的毛病是,对经济学规律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相等或不变”的基础上这一点缺乏真正的认识。事实上,除了商品价格以外,收入水平、消费习惯、道德观念乃至心理预期等都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对商品的需求。需求定律是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基础上,仅仅观察和研究价格变化与商品需求量变动的关系及其规律。如果不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出现:因为收入上升而增加的购买量大于价格上升而减少的购买量,从而形成价格上升而需求量上升,即所谓需求曲线(当然本书不讨论技术性很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倾斜的现象发生,这样,“革命性地推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规律”的事实自然就会发生。

当然,他们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生活中到底存不存在违背需求定律的商品,请读者自己观察思考吧。

为什么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困难重重 需求弹性和刚性需求

2010年是政策调控房价年。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的在线交流中花了很长时间来谈房价问题。他指出,本届政府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增加住房供给、增加保障性住房、抑制投机性和投资性住房等多种手段来解决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温总理特别强调,本届政府有决心使房价保持在合理价位。但是就在两会闭幕之后的第一天,北京就在一天之内出现了三个地王,为此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2010年3月16日央视《新闻1+1》播出的《政策向下,房价向上》节目中感叹道:“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在两会时,大家都记着总理在工作报告中说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一种趋势。但是第一天就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接连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要理解为什么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困难重重,我们还得先认识一下经济学里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弹性。

经济学里的弹性概念也是从物理学里借鉴过来的,用来度量一个变量对另外一个变量变化程度的反应程度。弹性的概念及公式较为复杂,不过我们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我们知道,当一种商品(如牛肉)的价格发生变化时,该商品的需求量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还知道,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者相关商品(如羊肉)的价格等其他因素发生变化时,对该商品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样,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该商品的供给量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只是一个定性的或是一个粗略的认识,假如我们要想具体知道商品需求量或者供给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的话,比如,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1%时,该商品的需求量或者供给量究竟会上升或者下降多少呢?我们就必须借助于弹性的概念。

一般来说,只要两个经济变量(经济学里经济变量代表的是某个经济数据,比如GDP)之间存在着关系(比如函数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弹性来表示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经济学里,我们把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称为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把需求量对收入的反应程度称为需求的收入弹性。弹性大(经济学上称为富有弹性),就意味着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强烈,反之,弹性小(经济学上称为缺乏弹性),就意味着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迟钝。一般来说,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比如珠宝项链金银首饰等,这些东西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比如基本的衣食住行类商品,这些东西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不会大幅度地下降。缺乏弹性的商品我们也称为具有刚性需求的商品。

回到房价的例子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居者有其屋”(孟子语)的理想和美好愿望,道理很简单,“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语),人们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到了现代社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有了房子才觉得过得安心过得舒心,否则的话老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心里总不是滋味,因此住房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每个人能否避免过上“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的大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现在的处境如何,他都有买房子的欲望,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现实的“中国梦”。城市里要结婚的小青年想买房,从高校里毕业的大学生有了稳定的工作后想买房,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兄弟想买房,没有房子或住房条件差的城市居民想买房,这些人构成了对房地产强烈需求或者刚性需求的那一部分,而那些靠投资房子发财的商人或者个人也想买房子,他们构成了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或者投机需求部分。刚性需求加上投机需求共同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庞大需求,再加上房地产只升不降的传说,那么房价不听总理的话不降反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用经济学的术语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房价的刚性需求很大,导致房价对政策变化的反应程度不敏感,所以房价会不断攀升。可以预见,只有当政府政策彻底打掉投机需求加上一部分虚旺的刚性需求时,房价才会真正地回归理性,老百姓才真正买得起房住得起房。

当然具有刚性需求的商品不只是房子,我们衣食住行中的很多商品都具有刚性需求的特点,比如我们的大多数食品,无论它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都必须购买,因为我们要活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的价格可以很高,但是因为粮食年年大丰收,供给量庞大,所以其价格也不会高到离谱的程度,因此有句近似民谣一样的俗语,叫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房子的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且节节攀升,原因就是人们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再加上房子的供给量有限,所以房子不像食品那样价格稳定。

经济学上按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小将商品分为正常品和劣等品(低档品),前者的收入弹性大于0(即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量增加,如保健品等),而后者的收入弹性小于0(即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量减少,如粗粮等),在正常品中又根据收入弹性是否大于1而分出奢侈品(大于1,比如珠宝首饰)和必需品(小于1,如面粉大米等)两类。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经济学上的弹性概念来解释日常生活中薄利多销的经济现象。一种商品什么情况下应该采取降价策略以扩大销售获取利润这要取决于其价格弹性,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如汽车等)因为需求量对价格变化比较敏感,所以可以采取降价促销手段,但是对于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如农产品等)而言,降价只能导致亏损,对销量并无多大影响。

为什么收入增加了,一些商品的需求反而减少了 谈谈低档商品和恩格尔系数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我们对物质享受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或者自己体会到,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买得越多,恰恰相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一些商品的需求反而减少了,有的甚至成为了历史。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还很普遍的红高粱现在基本上没人吃了。

在经济学里,我们把这类随着人们收入提高需求量反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或者劣等品。这类商品的特点是数量多、价格低、口感差(对于食品而言)或者没有美感(对于服装之类的商品而言),人们不喜欢这类商品但有时限于收入水平还不得不购买和消费这类商品,因为尽管这类商品是低档品,但是在低收入水平下它们仍然是生活必需品。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谈到,我们可以用经济学里的弹性概念来描述低档品,即收入弹性小于0的商品就是低档品,也就是说,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这些商品的销量反而减少。

我们身边的很多商品是低档品,比如地摊上卖的大多数的商品(比如盗版光盘、劣质的服装等)都是低档品,它们因为价格低廉而受到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欢迎,但是随着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过去地摊上流行的商品已经销声匿迹,目前地摊上流行的商品也必将消失。

一件商品是不是低档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在城市人看来的低档品拿到农村去就变成了高档品,而在现在看来是低档品退回到20年前还是生活必需品,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吉芬品一样,商品的属性会随时随地变化的。

还有一类商品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对它们的需求相对减少,注意我们这里的用词,在减少前面加上了相对两个字,所以这类商品不是低档品,低档品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其需求量绝对减少的一类商品。

这类商品就是食品。最早观察到这一经济规律的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1821-1896),他在185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一个家庭或在一个国家中,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恩格尔定律,而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被称为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先纵向比较一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以便更进一步地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我国城镇居民在1989年的恩格尔系数为54.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4.8,属于温饱型社会;到了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1,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5.6,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很多读者看了这个数据可能会在心里犯嘀咕:我们怎么感觉不到自己过上了小康生活啊。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我国计算恩格尔系数的公式和国际上的计算公式有所不同。我们是根据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来计算恩格尔系数的,而国际上是根据食品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计算的,所以我们计算出来的恩格尔系数肯定比按国际惯例计算出来的恩格尔系数要小。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自己计算出来的恩格尔系数小而沾沾自喜,自认为已经成了世界上的富人。

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以便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2003年印度的恩格尔系数为52,巴西的为35,泰国的为30,法国和日本的都是16,美国的为13,加拿大的为11。如果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法国、日本、美国及加拿大都是最富裕的国家,而印度仍然为温饱型的国家。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今天的穷小子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大富翁,而今天的大富翁可能沦落为明天的穷光蛋,这就是生活的奇妙之处。

第4章 消费者行为分析

天生我材必有用 效用是什么

学习经济学绕不过一个重要概念:效用。那么经济学上的效用是怎么回事?效用一词在经济学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经济学里的效用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消费者消费商品时的心理满足程度,或者消费者对某商品的喜爱程度,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形,某种食物在一个人嘴里吃得津津有味,但另外一个人一看就反胃,比较典型的有臭豆腐、生鱼片等。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像臭豆腐、生鱼片这样的食品在一些人眼里具有正的效用,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具有负的效用。

效用在中文里是“功效”和“作用”的合成,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效用”一词,但因为经济学普及的缘故,该词汇也越来越多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英语里“效用”一词一般被翻译成“利用”或“有用”或“功用”,因此,效用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有用”或“功效”,比如我们说“要做一个对国家及社会有用的人”或“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有“效用”的人。其实,在有些经济学教材里,效用就被翻译成了功用,比如张五常教授的著作里用的就是功用一词。

效用能否衡量?能否比较?如何衡量?如何比较?这是经济学家们面临的既古老又新颖的课题。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度量,并给出了效用单位,比如某人吃1个苹果得1个效用,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理论称为基数效用理论。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用不可以度量,但是可以比较,比如某人吃1个苹果的效用比吃一个梨子的效用大,但大多少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理论称为序数效用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是西方经济学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石,没有效用理论,消费者行为选择就无法进行,因此效用理论在经济学里的地位至关重要,难怪第一个使用效用单词的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1748-1832)自豪地说:“我种植了效用之树。我深深地种植了它并使它广泛传播。”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到,西方经济学里的效用其实和政治经济学里的另一概念——使用价值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使用价值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但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比如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到底是大还是小要看使用者的态度,使用者认为它大它就大,但是一件商品有没有使用价值一般是会得到公认的,比如水无疑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水对于一个不口渴的人来说是没有效用的,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效用的易变性。因此西方经济学里就产生了“水和钻石悖论”,至于经济学如何解决这一悖论,我们在下一节里再讨论。

尽管效用分析已经成了西方经济学里的主流分析工具,但是效用本身的主观性和不可精确度量性等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严重质疑。经济学带有其研究主体的人性特征、利益导向和价值观念等主观色彩(比如微观经济学里的效用以及宏观经济学里的流动性偏好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经济学研究中过多地掺入主观色彩,自然会削弱经济学的科学性。艾克纳1990年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里指出:“1898年,《经济学季刊》发表了凡勃伦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当时,人们即使不赞同凡勃伦的答案,也至少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今天距离艾克纳那本书出版的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问题得到解决了吗?当然没有,因为理论的内容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依然是效用理论,依然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许终有一天人们会精确计算出我们消费某件商品时的效用数量(要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实现了人们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或者只能想想而已的梦想,如嫦娥奔月),到那时经济学就向硬科学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审美疲劳是如何出现的 何谓边际效用递减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手机》的人也许还记得里面的经典对白:“二十多年都睡在一张床上,的确有些审美疲劳。”这句台词道出了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定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要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必须先理解边际这个概念。边际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概念,即使对于经济专业的学生而言它也是一只拦路虎。

那么什么是边际?是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不着边际”或“漫无边际”里的边际?显然这只是口头上的意思边缘、边界,但是经济学里的边际概念并不完全如此。经济学里的边际概念针对的是两种而非一种事物,具体说就是,边际表示一单位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

自从经济学里有了边际概念之后,经济学家们如获至宝,几乎在任何分析中都要用边际,似乎离开边际就不能活了。对边际用得最狠的当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他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里指出,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之所以越来越少,原因不在于宗教影响以及女权运动,而是因为一夫多妻制中丈夫花在每个妻子和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会随着妻子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妻子人数越多她们的边际收入越少。

接下来我们看看边际效用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效用是从消费商品得到的,你不消费就没有效用,所以效用和商品挂钩。经济学上,边际效用指的就是消费者增加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增加的效用,用数字化语言表示就是,边际效用等于效用的增量除以所消费商品的增量,用更加数学化的语言描述就是(不熟悉高等数学的读者可以不理会后面的半句),效用和商品数量的微商,当商品数量的增量无限小时,边际效用等于商品数量对效用的导数。

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你去买了10个杭州小笼包,你吃第一个包子时感到无比舒畅,于是你得到了10个效用,这10个效用就是你吃第一个包子的边际效用,接着你吃第二个包子,吃完后感觉仍然很舒服,但是舒服的程度有所下降,于是你又得到了9个效用,这9个效用就是你吃第二个包子的边际效用。

有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之后,经济学更深入地探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消费者对某商品消费数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定要注意前提条件(一定时间内且对其他商品的消费不变)、前因(连续增加消费)和后果(边际效用递减)。

我们仍然拿上面吃小笼包的例子来说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你接着吃包子,当你吃第三个包子时,你的满足程度进一步下降,但仍然很舒服,于是你又得到了8个效用,如此这般下去,你吃到最后第10个包子时,你正好吃饱了,心满意足了,不需要再吃了,这时你最后得到的效用值为1,假如你勉强再吃第11个包子,那么你得到的边际效用为0,因为第11个包子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假如你是参加吃包子比赛,你肯定会吃第12个包子,可是你吃下的第12个包子非但不能让你舒服,它还会像钻到你肚子里的孙猴子一样让你难受,因此,此时你得到的边际效用就成了负值。我们看看,你吃包子的边际效用依次为10、9、8、7、6、5、4、3、2、1,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经济学里有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一个“腻”字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述得淋漓尽致。当你常吃某可口的食品时,总有一天你会说“吃腻了”;当你常看某个电视剧时,总有一天你会说“看腻了”;当你常听某首流行歌曲时,总有一天你会说“听腻了”;当你常玩某个电脑游戏时,总有一天你会说“玩腻了”。“腻了”就是太多了,边际效用递减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看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则趣闻轶事。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先锋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他,请他谈谈这次连任的感想。罗斯福没有回答,而是很客气地请这位记者吃一块“三明治”(夹馅面包)。记者觉得这是殊荣,便十分高兴地吃了下去。总统微笑着又请他吃第二块“三明治”。他觉得是总统的恩赐,情不可却,又吃了下去。不料总统又请他吃第三块。他简直受宠若惊,虽然肚子里已不再需要了,但还是勉强吃了下去。哪知罗斯福在他吃完之后又说:“请再吃一块吧。”记者一听啼笑皆非,因为他实在吃不下去了。罗斯福微笑着说:“现在,你不需要再问我对于这四次连任的感想了吧,因为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这是典型的审美疲劳,也是典型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我们有句大俗话,叫做“好事不过三”,再好的东西也有让人厌倦的时候,所以做人一定要知趣,学会急流勇退。

我们再来看看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何解释“水和钻石悖论”。

我们知道,不但鱼儿离不开水,任何生物离开水都不能生存,因此水的使用价值极高,而钻石呢?任何生物离开钻石都能够生存,因此可以说钻石的使用价值并不高,但奇怪的是,钻石的价格远远高于水,在城市里一桶10公升的矿泉水其价格也就是十几元,但一克拉(0.2克)的钻石其价格在8万元左右,这就是所谓的“水和钻石悖论”。我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很容易解释这一现象。水尽管很有用,但因为数量庞大而导致其边际效用递减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而价格和边际效用成正比,所以水的价格较低;钻石则不然,因为存量很少,其边际效用就很高,所以其价格就很高。

中国的俗话“物以稀为贵”其实和西方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的是一个理:什么东西一多了就不值钱,什么东西一少了就值钱。冬天的韭菜可以贵到6元1斤,而到了夏天,1元2斤的韭菜无人问津;葡萄牙的足球明星C罗踢一场球可能挣个几百万美元,而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挣不了仨瓜俩枣,原因很简单啊,农民有几十亿,而C罗只有一个,所以不要不服气。“人比人,气死人”,要想让别人羡慕,前提只有一个:争取卓越,争取与众不同。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否像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有的男同学不以为然,说西施再多都比东施受人喜爱,真是这样吗?我搜肠刮肚地想找到一个反例(即美女多而不受欢迎,丑女少而受喜爱)来证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始终没有想出来,最后只得承认那位男同学质疑得好。

经济学上,几乎任何定律都能找出反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似乎也不例外。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何谓偏好

经济学有自己的专业术语,尽管这些术语有对应的日常用语,但经济学里不用这些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而要用生僻的专业术语,偏好就是一例。

经济学里的偏好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偏爱或偏向或嗜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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