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华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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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文前彩插
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社会文化史在行进
[1]梁景和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有相似之处，有一定的交叉性，也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大陆对西方新文化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2]识和研讨。但进一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以及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是史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需要专门细致地研讨。国内大陆的社会文化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3]会文化史即与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关联的史学研究领域，而狭义的社会文化史是国内大陆本土萌生的并以社会文化史为旗号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主要以狭义的社会文化史为主，但很多时候还是要涉及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行进的主题，既要回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程，同时也或多或少要窥测一下它的未来走向，而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团队重镇、理论方法、领域维度、史料文风等。一 关于团队重镇
团队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取向的集体，而重镇是指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具体单位或机构。团体与重镇往往又是重合的。从国内广义的社会文化史视阈看，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团队和重镇大致有如下[4]研究单位或机构。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社会通史为特色，编辑学术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不但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而且在宗族史、医疗史、性别史等领域多有建树。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注于历史与记忆、概念史、城市空间、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复旦大学历史系重点探索西方新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知识史及其卫生身体史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性别史、戏剧史、城市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等诸多方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在社会文化史的某些具体研究领域如评弹史、慰安妇史、妓女史、会党等民间社会史方面均有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的大型“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对上海社会文化史进行了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厦门大学历史系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华南与闽台社会文化史方面都有积极的探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编辑学术集刊《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方面多有建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年来积极从事社会文化的商会史与社会风俗史的探索。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些年也在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微观研究。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者一直关注并探讨国内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发展现状与趋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在研讨西方新文化史和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化史与民俗学史的基础上，也对社会文化史有独特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倡导新史学，并刊行《新史学》学刊，追求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一种融合和扩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出版系列研究成果、选择系列学术课题、开展系列学术讲座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祥地，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成为国内大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排头兵。
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在内，有个体作业和团队作业两种方式，从司马迁撰《史记》到各朝各代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历史学家独自撰写过传世的史学巨著，这种个体作业的方式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团队作业成为近世以来完成重大学术项目的一种工作方式，从《清史稿》到当今的《大清史》均为大团队作业的一种学术生产方式。从当今学术发展的要求看，几个人和十几个人甚或更多人员的团队作业将会越来越适合学术发展的新趋势，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也要适应这种新形势。以上谈到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镇，有些就在进行团队作业，这是形成自己学术特色的一种手段。一个团队重点围绕着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探索研究，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再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完成系统性的学术成果，真正为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社会文化史不比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思想史等诸多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影响力和优势地位，它需要在各个重镇通过团队作业，在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进行长期集中的探索和攻坚，才能渐次产生被学界逐渐认同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成果。二 关于理论方法
理论一般指对某类知识或问题的有系统的结论，而方法是指研究问题的方式、门路和程序等。理论和方法是不同的概念，但也有交叉部分，本文将理论方法综合为一个问题从特定的层面上进行讨论，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中国大陆本土社会文化史的萌生可以[5]确定为刘志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此后至今有学者一直努力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有学者对这些理论方法的[6]探索进行过学术史的综述。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罗检秋、常建华以及青年学者吕文浩、黄东、余华林、张俊峰、韩晓莉、董怀良、王栋亮、李慧波、李志毓等都论述过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7]法问题。刘志琴强调社会文化史要研究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8]风尚，诠释世俗理性的概念，特别主张要从本土资源进行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建树，认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并把它提升[9]到一个理论的高度。余华林在此基础上提出“礼、俗、法”互动是[10]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问题。李长莉借助文化学的理论提出了社[11]会文化史的概念问题，展望了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出现的三[12]个趋势，她还认为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等，指出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
[13]点。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14][15]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探讨了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生活与观念”“一元与多元”“真实[16]与建构”等五对概念进行了辨析，从理论方法方面特别提出要把[17]“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左玉河强调要探[18]讨和揭示社会文化背后的文化内涵。罗检秋认为社会文化史论题[19]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常建华则明[20]确指出，要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国内青年学者也逐渐展开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探讨。黄东认为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立场，是当下社会文化史研究[21]的大本和大源。韩晓莉认为，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22]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董怀良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的‘下移’，不仅在于丰富和增加历史知识的内容，弥补传统史学的‘饥饿’，而且在于对传统价值认同、思想倾向的改造，促进一种[23]人本的、整体的研究思维的养成”。王栋亮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作为传统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反思而兴起，使社会史与文化史有机融[24]合为一体，构成了史学研究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视角。李慧波则指出，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25]个重要因素，而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李志毓认为社会文化史给史学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26]帮助。张俊峰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是“社会史大[27]旗下的一个分支而非与社会史分庭抗礼的所谓‘新史学’”。吕文浩认为“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28]展”。以上大致反映了国内大陆学者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讨的基本状况。这些探索具有本土性特征，某些方面与西方新文化史有交叉之处。
以上理论探索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确定了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明确的学术、学科概念，学者从多视角和多层面论述了这一概念，并被学界逐渐理解和认同；其二，从本土资源的角度提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特色”的理论；其三，提倡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有了明显的新进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但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却成为人们的一种期待，希望看到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需要反省的是，以往有一部分理论探索具有概括性、宏观性，同时也显现出一种虚空模糊性，这是时代条件和研究所处的初起阶段决定的，进一步的探索应当在以往坚实的基础上转向理论方法研究的具体性、微观性和真切明确性的方向上。
在这样的一种理念下，未来社会文化史在理论方法的探索方面，有很多发展的趋向，而笔者的建议是：要注重一个关键词、一组概念、一种理论。一个关键词是“感受”；一组概念是“封闭”与“开放”；一种理论是“人的精神进化”理论。“感受”是指外界刺激使人受到的一种影响。大致说来主要包括两种影响，一种是身体的影响，一种是心灵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主要指冷热、痛痒、轻松、舒适、疲劳、乏力等很多很多。心灵的影响主要指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灰心丧气、心悦诚服、忐忑不安、喜出望外、心惊胆战、心花怒放等很多很多。身体与心灵之间有时又是紧密相连的。为何会有这样那样无限复杂丰富的身体感受和心灵感受，这又是由无限的因素决定的，这就可以引发出无限的问题供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若对“感受史”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有望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封闭”与“开放”是契合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契合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对于这一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对于打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宽广视阈将会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人的精神进化”理论是笔者20世纪90年代初所关注的，后来在出版的专著中有这样的阐述：“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的自身觉悟，即精神进化或精神解放反映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人类相对摆脱自然（神）的束缚，看重和强调人类本身的价值，确立人类的优越和中心地位，而获得人类整体的相对自由；第二，个人相对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看重和强调个体价值，确立个体的人身地位，从而获得个体间的相对平等和自由；第三，个人相对摆脱自身束缚，注重个体异化，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灵与肉相对分离，个体获得[29]精神异化的相对自由。”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主要处于人类精神进化的第一个层次上，而第二个层次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才开始了它的发展进化过程，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当中，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与第二个层次上的人类精神进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本质关联，运用这个理论视角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三 关于领域维度
领域是指历史研究的范围、种类和内容，而维度是指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以及时间空间的多种向度。两者有分离之处也有交叉和重合。要厘清两者的概念，需要专门的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中国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等研究的领域，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均可谓蔚为大观，极为丰富多彩。研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十大类别，包括人群研究、家庭婚姻研究、衣食住行研究、休闲娱乐研究、日常用品研究、表象情感研究、卫生医疗身体研究、信仰习俗研究、时空物质研究、文明野蛮研究等等。以上所举，是已经有了研究成果的相关内容，还有更广泛的领域等待开发，可见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和广博。如果仅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知识架构体系而言，研究领域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流行时尚、装饰美容、强身健体、休养生息、医疗救治、心理卫生、生老病死、福利保障、民俗风情、节日旅游、日常消费、[30]宗教信仰、迷信祭祀、求职就业”等诸多领域中进行探索。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学术综述文章可作参考[31]，近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可参[32]见李长莉等人的几篇研究综述论文。
从时间的维度看，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33]当代史。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起进入近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34]成立起进入现代史，从改革开放进入当代史。古代史和近代史已属于尘埃落定的历史，对于这两个阶段历史的研究，可以在具体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深入思考历史发展的脉络、变迁、特征、走向等有关历史的宏观问题和本质问题，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具有这样思考和研究的空间和条件。而对于现当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历史还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其脉络和特征的把握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对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也有其优势所在，即研究者正亲临其境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对历史本身有切身的感受，这是历史研究难得的一面。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时间越久远还原历史原貌的难度就越大，对历史的敏感性就越差。但对于现当代史而言，切身的直接感受，有益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原貌，正如有的[35]学者所言，“当代史的研究，比较容易达到求真的目标”。同时，对现当代史具体细微的研究，也可为未来宏观探讨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线索提供可资参照的研究基础。
从学科的维度看，社会文化史与当代学的融合以及与未来学融合，能体现社会文化史的另外一种特殊功能。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要揭示历史原本和真实的面貌，这一功能作为历史学的基本立场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社会文化史与当代学融合，是指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当代学的交融，这种交融主要指两个问题，一是利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为社会文化史所借镜；二是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文化史某些方面的珍贵史料。所以社会文化史与这些当代学的融合有益于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益于当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当代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不同，社会文化史从事研究的条件显然要充分得多，就资料而言，就要比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宽泛丰富得多，不像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强调如何解密档案的问题。社会文化史同时也可以与未来学融合。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未来，“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能给社会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只充当一个参谋；史学家还应同未来学家合作，给未来学输入史学的根据；史学家应当成为高水平的园艺工程师，通过嫁接发明新品种，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取舍和综合，为人类提供未来社会具体领域的参考模型。这同未来学家不同，未来学家可从全社会的总体进行预测，史学家则在具体领域[36]提供参考模型”。社会文化史也可为未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提供参考模型。有的学者也表示了类似的愿望，“史家写作历史，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37]望未来”。表明历史学对人类未来社会能够产生一种功效，包括预测的功效和设计的功效。
学界有一种风气，愿意跟从权威的思路、方法、视域研究问题，这有它积极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一面。不过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凭借个体的主见和经验去发掘问题也很重要。根据上文的论述，社会文化史要关注的领域极其丰富，我们可以关注更为广泛的诸如历史上悲欢离合的生活实况、开放意识下的开放生活以及具体到当今民众的旅游生活、养生生活、性伦生活、礼仪生活、居住生活、饮食生活、诚信生活等等，这无疑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地，它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会给予多方面的正向启迪。四 关于史料文风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而文风是指撰写历史文章的文字风格。
社会文化史的史料极为丰富，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如古籍、档案、官书、法规、报纸、杂志、方志、年鉴、文集、笔记、日记、书信、年谱、游记、回忆录、传记、族谱、口述、著作、论文、调查报告等；而且还有反映另一种真实的新史料，如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图片、影像、小品、图表、网络信息等；甚至包括反映历史百态的民谣、笑话、顺口溜等。总之，无论是文字的、音像的、网络的、图片的资料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甚至虚假文字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史料之一。史学研究是需要辨伪的，这是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为了求真，需要剔除虚假的史料，我们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然而还有一种存在的历史也需要研究，比如，虚假的史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虚假史料，这样的虚假史料产生过什么作用，造成过什么影响，这本身也是历史的存在，也可以去研究探索某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另一个问题上的虚假史料，在这里又成了真实的有价值的史料了。比如“大跃进”时代，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竟能报道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虚假新闻。这种虚假史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真历史，需要社会文化史去研究。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问题怎么就能上党报，反映当时各级干部怎样的心理状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什么在中国就有传播的渠道和市场，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对今天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的讨好上级、好大喜功、不敢实事求是讲科学、假话大话满天飞的工作作风又有什么值得警惕和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这些都需要史学去认真地探讨。
社会文化史同样注重文风问题。其一讲求叙述的逻辑性，先有铺垫，进而展开，再下结论。文章的叙述是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紧抓读者的思维思路，最后把问题叙述完整。其二讲求叙述的通俗性，文章使用的语言要朴实明畅，不要晦涩呆板，让读者易于理解和通达，学术研究和史学求证一定要远离含糊其辞的模糊表达。其三讲求叙述的形象性，有些叙述甚至还要注重其故事性，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但无论是讲逻辑性还是讲通俗性和形象性，我们都是在作史学文章，目的是要讲明历史，它不是文学，它不是写小说，它不是演小品。所以我们唯一的凭借是历史资料，而不能空穴来风、凭空设想。虽然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一种想象的方法，但这种想象是有根据的推测和设想。千万不能任其性情，否则就会背离史学，走入歧途。尤其是在注重微观研究和主张社会文化史要讲故事的今天，尤其要注意史料与故事性的紧密结合，要用丰富的多重史料，通过科学的编排和逻辑的想象把它连接成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追求一种新的史学叙述的路径。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该书是以研究下层民众以及运用“讲故事”的叙述手法来讲解历史的，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赞誉。该书所以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与他采用的史料与故事性的紧密结合有关。即便如此，该书仍然有些质疑之处，即对大量引用的蒲松龄小说的原文的真实性还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论证。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心灵的媒介才能接触到，但它却要[38]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历史学注重的是真实，而真实是被发现和感知的，所以历史学遵循的是实证原则，绝不能悖逆传统史学多重史料求证的基本立场，而模糊随意地进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这是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区别。而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作为史料，是因为它在某个层面、视角和维度上有其真实性，这是它具备作为史料资格的基本条件，但文学本身却不能与史学同日而语。五 结语
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要与政治史紧密结合，这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色。而脱离政治视角研讨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生活、中国社会文化史，既是简单片面，也是单纯幼稚。
研究社会文化史有多种要义，最终应归于探索生活与观念的互动；研究社会文化史有诸多方法，万法归宗，即凭借真实的史料去研究客观的历史。
[1]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 参见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江文君《西方新文化史简析》，《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周兵《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等。
[3] 主要指研究理论、方法、领域、视角、问题意识、叙述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
[4] 这里是一般性的列举，不是精准的学术史探索。
[5] 署名史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6] 如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梁景和等《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吕文浩《社会文化史：一个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团结报》2014年10月9日第7版等。
[7] 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 刘志琴：《青史有待肯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9] 刘志琴：《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0] 在“第二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上的发言，2015年6月6日。
[1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12] 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13] 李长莉：《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
[14]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15]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16]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
[17] 梁景和：《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8] 左玉河：《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
[19] 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0]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1] 黄东：《社会文化史研究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40～45页。
[22] 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3] 董怀良：《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下移”的思考》，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79页。
[24] 王栋亮：《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再认识》，《新西部》2014年第4期。
[25] 李慧波：《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概念的思考》，《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
[26] 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7] 张俊峰：《也论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新文化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史林》2013年第2期。
[28] 吕文浩：《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29] 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20页。
[30] 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序》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
[31] 诸如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苏全有《近十五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等，还有很多值得参考的综述文章，此不赘述。
[32]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等。
[33] 历史时段的划分具有时间性，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历史时段的划分会发生变化。
[34] 参见梁景和《幽乔书屋杂记》第一卷（1985—2015），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第77页。
[35]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2页。
[36] 梁景和：《史学工作者不可忽视今天与明天》，《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37]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87页。
[38]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7页。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
[1]李长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轫，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附属于政治史而有一定发展，直至1986年以后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开始复兴，迄今已走过30年历程，可以说是一个新兴学科。回望30年间，这一新兴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小边缘学科，到兴旺发展、成果丰硕的热门学科，经过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历程。
对于1986年以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发展状况，在各个时段都有业内学者作过一些回顾与评介。如闵杰对1986～2000年间的研究[2]状况作过比较详细的梳理评介。王先明对1986～2008年的中国近代[3]社会史研究状况作过综合性评介。笔者对近3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方[4]法的探索也作过讨论。这些回顾与评介为我们了解相应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引导。[5]
本文拟通过对3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对学科发展历程作一长时段、综合性的回顾，考察学科发展总体趋势，并对面临的发展瓶颈、挑战及其如何回应提出讨论。一 成果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自1986年至今30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论著成果的数量，呈现长期持续大幅增长的发展态势。
下面将有论著目录可统计的1987～2013（缺2010）年27年间每年度发表论文数量统计作一排列，以观察其总体趋势。
据闵杰收集整理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1987-2000[6]年）》，在此14年间每年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统计如下（见表1）：表1 1987～2000年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统计
上述1987～2000年共14年间成果数量统计，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前期研究成果逐年持续增长的情况。
除了这一统计之外，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自创刊起便在每年末期（后为第5期）附刊上一年度国内发表论著目录，也可作为一种统计依据。该刊自1991年度论文目录中才首次开始单独设立社会史门类（著作目录在1991、1992两年开始有“地方史和社会史”合列一类，至1993年以后才将社会史单独列出），但收录范围比前述闵杰所收目录略窄，如把基督教归入中外关系类，把民间信仰归入文化类，因而收录论著数量相对较少。据该刊目录，1991～2013（2010年缺）年间每年国内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统计如下（见表2）：表2 1991～2013年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统计
由上面两种目录统计可以看出，虽然这两种目录因收录范围宽窄不同，因而具体数量显示有些差异，前者因收录范围较宽而数量较多，后者因收录范围较窄而数量较少，但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每年发表论文数量基本上是每十年上一个台阶，第一个十年为每年几十篇，第二个十年，每年超过100篇，第三个十年每年超过300篇，最近的2013年则超过500篇，可以说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是以较大幅度持续且加速度增长。
从上述27年间不同时段年均发表论文数量也可以反映这一态势。将这27年按每4～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将每个时间段年均发表论文数量进行对比。依闵杰所列收录范围较宽的论著目录，1987～2000年间各时间段年均发表论著数量如下（见表3）：表3 1987～2000年各时段年均发表论著数量
依《近代史研究》附刊收录范围较窄的论著目录，1991～2013年间各时间段年均发表论著数量如下（见表4）：表4 1991～2013年各时段年均发表论著数量
从上述1987～2013年间4～5年时间段年均发表论著数量列表对比，也可以看到这种阶梯式增长态势，6个时间段排比论文数量：4+、80（30+）、100+、200+、300+、500-。6个时间段对应6个梯次，步步增长，最后四年年均论文数量比最初四年年均论文数量增长10倍多。这两种收录范围宽窄略有不同的目录，都反映了相同的趋势，即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年均发表论文数量及出版著作数量，呈持续大幅递增态势，且越到后期越是加速度增长。
上述无论是从1987年以来逐年论文数量，还是从各时段的年均论文数量，都表明这期间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呈长期持续大幅增长的发展态势。二 由边缘“小学科”发展为热门“大学科”
30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数量与中国近代史其他分支学科的对比显示，已从一个初期论著数量少而处于附属性、边缘性的弱小分支学科，发展成为论著数量位居前列的大分支学科。《近代史研究》附刊年度论文目录，在1991年之前，所分门类都是以政治史专题为主，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洋务运动、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14个左右专题，再以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人物等作为补充门类。社会史未列为独立门类，相关内容附于各专题之内。自1991年度论文目录才开始首次单独设立社会史门类（著作目录在1991～1992两年开始将“地方史和社会史”合列一类，至1993年以后才将社会史单独列出），与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等并列。此举意味着有关社会史的论文开始增多，且显示出独特的学科特征，使目录编选者感到有必要分出列为独立门类。因此，此举也可以说标志着“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得到学术权威刊物的认可。该刊目录自1991年开始“社会史”单独分列门类，至2013年（2010年缺），共计22年。其间自1997年目录开始，废止了此前以政治事件和革命运动等前述14个专题领头，以经济、文化、社会等专题为补充的分类模式，而改为以研究领域分为八大门类：1.总论、2.政治（后来加上法律）、3.军事、4.经济、5.社会、6.思想文化、7.中外关系、8.人物。政治类内容也大大缩减，原来一些附属于政治类的其他专题内容，被划归各相应专题门类之内。自此以后这八大门类的分类法成为常态，一直延续下来。为了便于相互比较，现将1992～2013年以每4年为单位，分为5个时间段，将除了“人物”以外的七个门类每个时间段发表论文数量统计如下（见表5）：表5 1992～2013年间各门类各时间段论文数量统计
再将上述统计数据按各时间段各门类论文数量多少排序如下（见表6）：表6 1992～2013年间各时间段各门类论文数量排序
将这五个时间段七个门类论文数量增减情况用坐标图显示，可能会更具直观效果（见图1）。图1 各时间段七门类论文数量增减示意图
由这一坐标示意图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各门类在此20余年间论文数量增减变化情况，政治门类从起初遥居高位而下降幅度最大（1997年后政治类目录不再以专题编排，有的专题后并入总论专题门类中），虽后期又有小幅回升，但已降至第三位；中外关系门类第1-2时间段上升后平缓下降；军事和总论专题始终在低位小幅上升；持续大幅增长的是思想文化和社会两类。虽然论文数量统计及所画图示并不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各门类论文数量增减的大致状况。各门类论文数量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形成的高低排序为：第一位思想文化，第二位社会，为高档位；中档为政治法律和经济；低档位为中外关系、总论专题和军事。
从这一图示中可以看到，社会史论文数量由1992年时处于低位，此后持续大幅增长，经过20年，到最后时间段已经跃居第二位，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发展总体走高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形成了新的一般分类法，把中国近代史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五大门类，如按此分类，将军事并入政治法律后，其论文总数略高于社会。即便如此，社会史也仍是一个“大门类”，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五大门类之一。可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经过近30年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从一个弱小的新兴边缘学科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支学科，为五大门类之一。三 关注重心由政治话语向社会本位回归
30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史不仅论著数量持续增多，由研究论文的论题所反映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总体趋势是由政治话语延伸论题转向社会论题，标志着研究重心由政治附属向社会本位的回归。下面对各时间段论文论题的变化情况作一统计分析。
近代社会史从复兴初期，论文论题涉及面就比较广，有关近代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涉及。下面将初兴期1987～1995年的论文论题归纳为20个，按各论题论文数量多少排序如下（见表7）：表7 1987～1995年各论题论文数量排序
上述这20个论题，是对初兴10年论文论题的归纳，各论题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都是一些社会基本问题，涵盖面比较广，涉及的社会基本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1）社会阶层和群体：知识阶层、商人、妇女（儿童）、华侨与外侨；（2）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区域与乡村社会、人口；（3）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和家族、行会商会、社团；（4）基层社会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与基层社会、秘密社会、移民与游民；（5）社会生活与民众文化：风俗习尚与民间信仰、基督教与教案、生活与休闲娱乐；（6）社会问题与社会保障：吸禁鸦片、灾荒救济与慈善医疗；（7）社会观念与理论：社会性质、社会观念与心态。
这七个方面基本涵盖了社会的主要方面，表明近代社会史研究从初起阶段，就涉及广泛的基本社会问题。这些论题后来基本延续下来，但各论题论文数量及排序有所变化，反映了各个时期各论题所受关注度有所转移。下面是前述排序约20年后的最近4年2009～2013年（2010年缺）论题论文数量排序情况（见表8）：表8 2009～2013年（2010年缺）各论题论文数量排序
将前后相隔约20年的两个论题论文数量排序相比较，可以看到一些论题的前后顺序有升降变化，反映了它们受关注程度的增减状况。有些在早期处于前列的论题，到后期已经退居后位，表明这些论题的关注度下降。如在早期排在前面第3位的“秘密社会”、第4位的“吸禁鸦片”这两个论题，到后期则降到第15、16位，反映了这两个早期受关注的由农民战争和反帝话语延伸出来的论题，到后期关注度已经下降。与此相应的是，一些早期排在后面的论题，到后期则升到前列，如早期排在最后两位的第19位的“社会控制与基层社会”、第20位的“区域与乡村社会”，到后期则升至第6、3位，已位居前列，反映了这些社会基层和民间社会基本问题早期受关注不多，到后期则成为受集中关注的热点论题。有的论题实际内容和内涵有所变化，因而有些微调，如“吸禁鸦片”这一论题由早期重在反对外国侵略，到后期重在治理社会问题，因而论题多转用“吸禁毒”。又如“城市社会”由早期重在城市阶级话语，后期则重在城市生活等。这些变化都反映了30年间研究者关注重心有所转移。
如果对30年来各时段居于前列的论题进行排序比较，更能凸显这种关注重心转移的轨迹。各时段位居前三位的论题列表如下（见表9，由于基督教论题后期不在收录范围，故未列）：表9 各时段论文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论题排序
由表9可以看出，论文数量居前三位的论题，早期是由阶级话语延伸的城市社会、农民战争话语延伸的秘密社会、反帝话语延伸的吸禁鸦片。这些论题都有较多的政治话语痕迹，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初兴时期，刚刚由附属政治领域走出，关注重心和研究主题仍然带有附属政治的印迹，与政治关系紧密的论题处于关注重心。而后来一些社会基本问题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到后期的10年，居于前三位的论题是社会保障范畴的“灾荒、慈善、医疗、生态”，社会精英阶层范畴的“知识阶层”，社会基础结构范畴的“区域与乡村社会”，这些都是社会基本、基础问题，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已经确立了以社会为主体、为本位的学科独立性。
30年来研究重心变化的总体趋势，反映在论文数量集中、居于前列的论题，由起初的秘密社会、禁吸鸦片等革命和反帝政治话语延伸论题，逐渐转向救灾慈善、区域与乡村社会等一般民生社会论题，反映了社会史研究重心向民间、民生转变的趋向。热点论题的变化也反映出，由早期与革命话语相关的特殊问题、非常态社会问题，如秘密社会、吸禁鸦片，转向社会常态问题和基本问题，如社会保障、区域乡村等。这反映了社会主体问题回归关注中心，即近代社会史学科回归社会本位的特征。
重点论题的转换，反映了研究重心和关注重心的转移，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回归社会本位的学术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些论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改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也是社会史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这种主题转移，反映了社会史的发展趋向。四 形成研究重镇及成规模的研究队伍
3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有了成规模的研究队伍，形成了多个研究重镇和研究团队，并有了常规化的学术交流平台，这也成为成熟学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批有长期积累、初具规模、各具特色的研究基地。主要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近代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生活史。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史、区域史、生活史。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区域史（以华南为主）。
上海团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等，主要研究方向：上海史、城市及城镇史。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山西及华北区域社会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史、风俗史。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史、社会文化史。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灾荒史、文化史、社会文化史。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史、女性与婚姻家庭史。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天津城市史。
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史。
上述这些研究基地，有的起于较早期的20世纪80～90年代，有的是21世纪开始成长的，都已经有较长期积累，已作出系列成果并产生一定影响。这些“老牌”研究基地，都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有较集中的研究方向，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特色，经常举办相关学术会议，组织出版系列研究论著，有的还出刊具有学科特点的系列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自2006年以来连续出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已出版七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刊《城市史研究》集刊，原为年刊，后改为季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了系列丛书；近年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系列书刊等。
除了这些较大的研究基地之外，近十余年来，在全国各地高校也陆续成立了一些有关近代社会史或区域史的研究中心，一些地方省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将区域-地方社会史（近现代是重要内容）作为研究重点。可以说，现在近代社会史研究基地已经在全国呈现遍地开花、齐头并进的发展之势。可以预期，今后若干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会随之而有更大扩展，研究成果会有更多增长。
这些遍布全国多地的研究基地，各有特色和主攻方向，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基本研究团队和研究重镇，此外还有更多分散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共同组成了人员数量可观、领域广阔多样、各有专长、互相补充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这也是近十年来研究成果大幅增长的人才基础。
其次，形成学科内部定期、稳定、成系列的学术交流平台。
随着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增多，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者之间也需要一定的相互交流和研讨论辩的园地，以沟通学术信息，促进学术发展和深入。因此，自社会史研究复兴以后，以上述研究基地为重心的有关单位，即陆续举办了不同专题和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联络聚集相关研究者，围绕一些社会史问题进行交流研讨，形成一些学术交流平台。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成熟、研究经费的增加，各地举办的学术会议也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大型、系列性学术会议，形成了学科同行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
如自1986年后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的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中国社会史学术年会”，中国近代社会史即是其中的重要分支，同行学者借此定期交流，至2016年已经举办了十七届。此外，自2005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各高校主办的每两年一届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年会”，至2015年已经举办了六届，每次参会人员都有百人左右，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海内外研究者定期交流的一个平台。各次会议的主题分别为：
第一届，2005年（青岛），主题：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
第二届，2007年（乌鲁木齐），主题：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
第三届，2009年（贵阳），主题：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
第四届，2011年（苏州），主题：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
第五届，2013年（襄阳），主题：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第六届，2015年（保定），主题：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
这些主题各有侧重，都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一些重要且已有一定研究积累的论题。通过举办系列会议，提供业内学者定期性、经常性交流平台，聚集了海内外相关研究者进行集中研讨交流，推动了这些专题研究的深入。
上述各次会议后都编选参会论文结集出版，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系列，至今已经出版七辑：
第一辑《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第二辑《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第三辑《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第四辑《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第五辑《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流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第六辑《近代中国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第七辑《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七辑的连续出版，集中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各时段的最新研究成果，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也成为海内外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交流的渠道，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种定期持续的学术交流和成果的批量推出，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成熟发展的一个标志，对聚集学科队伍、推动和引领学科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五 结语：趋势、瓶颈与挑战
以上用成果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近代社会史30年研究状况作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积累已经相当丰厚，仅据以上论著目录的统计，30年间发表论文已达5000篇左右，出版著作逾千部。30年间学科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长期、持续、大幅、加速增长的发展态势。
第二，在中国近代史大学科领域内，社会史从一个初期论著数量少而处于附属性、边缘性的弱小分支学科，发展成为论著数量位居前列的大分支学科。
第三，研究重心由政治话语延伸论题转为社会主体论题，完成了向社会本位的回归，而且涵盖领域相当广阔。
第四，在全国形成多个研究重镇、研究团队，并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有常规化学术交流机制与平台。
上述这些趋势和特征，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学科，而且已经具有了比较丰厚的研究积累。已有研究成果涉及领域相当广阔，研究论题涵盖面广，且仍在向更广、更细扩展，以致今天的研究生作论文似乎已经很难找到无人涉及的论题了。但“社会”本身的涵盖面广阔庞杂，又似乎有着无限的扩展空间。近年，学科论文以每年约500篇、研究著作以每年近百部的速度持续增长，并且呈现仍会增速的发展态势，学科发展似乎仍处于欣欣向荣、蓬勃成长的兴旺状态。然而，反省学科的已有成绩及现状，也会发现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同质化：许多研究成果从选题、主旨、思路、方法、框架、文风，甚至结论，多有雷同，同质性个案研究太多，只是具体论述内容的载体略有不同。因此有不少属于重复性研究，对于学术创新和深入推进价值不大。
第二，碎片化：许多研究论题日趋细化、碎化，或为缺乏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的细枝末节，或为缺乏社会历史联系的零散碎片，难以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社会史研究成果链。
第三，平面化：许多研究成果仅止于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具体描述、机械式还原，只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描述、还原社会现象的原貌，满足于“讲故事”，而没有社会理论的解释与剖析，缺乏“讲道理”的层面，使研究成果缺乏深度。
上述缺陷与不足，造成在一定时间段内学科成果数量增多而整体水平未见明显提升，已经形成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此近年来学界已经多有批评与改进的呼声，但迄今似乎尚未见有明显改观。而当我们站在今天审视学科的已有成绩及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其一，在研究成果数量大增的同时，单一研究成果平均阅读量和受关注度减少，许多论文的命运是“发表后即淹没”，只具有成果数量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成果的价值含量分散化或单一研究成果的知识价值含量降低？在信息爆炸和知识更新加速的当今时代，这种知识生产的价值何在？如何体现？
其二，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面临着诸多疑难社会问题，许多问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延续，因而对近代社会史研究提出更高的现实需求。但学科研究成果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则十分乏力，多数研究成果与现实需求脱节而遭冷落，在应对现实问题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贡献上严重不足，并未凸显这一学科的特殊优势，学科的生命力和存在感薄弱。
面对上述知识价值与现实需求的双重挑战，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回应力显得十分微弱，这种挑战与前述缺陷共同构成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
反省30年来学科的发展，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数千篇的规模，涵盖领域相当广阔，说明这一学科已达到一定的体量，形成了一定规模，但作为衡量学科的成熟度应当有两个维度，不仅要有数量之多，还要有质量之高。而衡量一个人文社会学科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可有两个：一是本学科提出的理论，既在学科内部具有普遍解释力和认可度，而且对其他学科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如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二是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其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存在价值，还在于其对人类面临的现实或永恒问题是否具有有效的回应，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尤其如此。与此对照，中国近代社会史已有成果显然还未达到这样的质量高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科30年已有成绩只可说是草创阶段，只是打开了场子、铺开了摊子、搭起了架子、奠定了地基，还不能说达到了成熟程度，而是面临着在数量优势基础上提升质量、再上台阶的急迫任务。
如何回应上述挑战？中国近代社会史未来应向什么方向寻求发展与突破？在此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从学术内在发展脉络、提升学术质量方面：首先，研究论题应避免填空式、零碎化，避免简单同质化和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超越“分头挖坑、遍地栽树”的拓荒式研究模式，而要充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链条的各个环节，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使论题的研究成果与前人成果形成系统、充分的知识链，并发掘知识链条关键环节的独特价值，由此促使中国近代社会史形成比较系统、充分、立体、多元的知识体系。其次，避免平面化叙述，跨越纯实证性研究，而在充分的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更加深入、概括性的理论解释与归纳，在“讲故事”基础上增强“讲道理”的深度，寻求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各方面问题提出不同层次的解释理论。最后，在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更多创新与突破，形成多元开放、适应多层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程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
第二，从回应现实挑战、增强学科生命力方面：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与当今社会转型变革联系紧密的学科，研究者不应回避时代责任，在一只眼瞄准学术内在发展的同时，另一只眼还要瞄准现实需求。从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着眼选择论题，从学科的独特角度，力求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道路提出多层面的解释理论，并能得到学科内外的认可，为解决当今中国乃至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有效知识和本土理论，特别是对当今困扰国内外思考者的“中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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