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特兹·特克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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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代试读：
前言（1986年，1月—2月）
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1]。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最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通过政府的新闻稿来看，形势从未好转。即便是“繁荣年（boom year）”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都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会让人失眠的事情。这个词比较晦涩难懂，会计才用得到。它同“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总是出现在讲述“人情冷暖”的专题报道中，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最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12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2]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是去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摄像机拍到的农民。你就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曾遭遇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他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他州最富庶土地。上个月，这里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宠物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他们。随后，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边头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他当地人，他会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3]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道。他[4]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就会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身边总是不乏骗子的存在。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二百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保卫一无所有的农户。三十二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儿稚气。他说道：“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5]……”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他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冲突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 [6]Reno）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一项需求便施予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最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六千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一千名，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一名工会领导，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是钢铁工人。最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废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唯一在行驶的车辆。只看到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
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艾德指给我看一家成衣店，挂着“开门营业”的牌子。“老板下个月就要关门大吉了。”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前后的钢铁城变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样。最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来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那样。我能从中发现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二百人，自10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在今年裁掉至少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1974年，该厂雇用了两万九千人。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一万七千以下。
翻到漫画版块，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发布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一千七百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减，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则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四千裁减到一千五。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们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年，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满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待在货车车厢里，仅仅只有立足之地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会更多。还有女人，她们中的许多甚至会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之后，《萨克拉门托蜂报》（Sacramento Bee）派出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曾向他们讲述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其他人的摄影作品。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的许多人都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的言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在车里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在天桥下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这并非像它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妈的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未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7-11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去朝别人开枪。”
艾德·保尔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着一辆货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家杂货店，相当于现在的超市。我下了车，搞了些面包卷和饼干回来。那个男人贴着窗户冲我挥拳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激发了我们的狼性。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唯有《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不那么乐观。它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赌场社会》（The Casino Society）。在这篇令人惊愕的文章中，作者以与其他知名期刊截然不同的笔调写道：“不，这不是拉斯维加斯或是大西洋城。这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支撑经济所需的数额。借贷（好听一点儿的话，可称之为杠杆）正在失控。因为期货的存在，人们无须拥有股票便可投机倒把，操纵市[7]场。结局便是：金融体系从投资转向投机。”
这篇文章给未来敲响了警钟。假如阿瑟·A. 罗伯逊（Arthur A. Robertson）还在，他一定能分辨出丧钟的声音，至少能听出警告的意味。他是一个实业家，“一个清道夫。曾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认识市场上所有的传奇人物，这些人“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转手给毫无戒备的普通民众”。“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8]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Ponzi）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西德尼·J. 温伯格（Sidney J. Weinberg）回忆起1929年10月29日那天，他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Goldman-Sachs）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严重到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其真实价值。现在，拥有股票的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1929年深。”
现在有一种政府行为，但不是温伯格所想的那样。1929年股市崩溃后制定的条规已经放宽了许多。对我们的银行尤其如此。
潘妮·乐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们信银行》（In Banks We Trust）描述了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宾州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倒闭，这可能就是个象征，当时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W. C. 菲尔兹（W. C. Fields）正当流行。这条小鱼在疯狂追逐高利息债务人的过程中，吸引了一群群更大的鱼。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银行（Citibank）有多侥幸才逃过一劫。因为太侥幸反而让人感到不安。政府救了它们一命，但与1929年帮助那些被大萧条击垮的银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监管机构因为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瘫痪，激进的银行业务（这个词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所乐见的）成为常态。在营造出来的投机氛围中，银行成为了布鲁斯特（Brewster），慷慨地借出他们（我们）的资金，期望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结果是血本无归。
拉美国家是最大的债务国，欠着好几家美国银行的钱，数额高达3500亿美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两个国家无法还上欠款（比如说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们九大银行的资金。我们来谈谈恐慌，谈谈两三家或者全部九家银行的挤兑。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命为财政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他表示：“1929和1930年，数千家银行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因为它的存款来自于这些小银行。”
潘妮·乐培霓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的结局会让1929年就像是一场生日派对。”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管现在和当时有多像，未来根本没那么糟糕。詹姆斯·内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筑商协会（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国的现任总统一样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内桑森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迷，持有他们的季票。“如果熊队赢了比赛，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当作芝加哥楼市的一个积极信号。”他指的是即将开赛的超级碗（Superbowl）赛事。（熊队当然赢得了比赛。）
幸好，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有着沃尔特·佩顿（Walter Payton）[9]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10]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有很多人起先像“赢家”一样思考的人，直到突然有一天变成了输家，令人猝不及防。他们的说法会出现在下面的章节中。西德尼·温伯格回忆道：“就像是晴天霹雳。”风向标是被拆除了吗？暴风雨来得征兆全无？我们是否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教训？对有些人来说，这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对另一些人而言却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最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
[1]1930年—1936年期间（个别地区持续至1940年），北美发生了一系列沙尘暴侵袭事件。
[2]《芝加哥太阳报》，1986年2月8日。
[3]《支离破碎的腹地》（Broken Heartland），作者鲍勃·迈克布莱德（Bob McBride），刊登于《国家》（The Nation）杂志，1986年2月8日。
[4]Okie，原指俄克拉荷马人，泛指破产农户。
[5]《农场乡村的新右翼骑士》（Farm Country's New Right Knight），作者詹姆斯·里奇韦（James Ridgeway），刊登于《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1986年2月4日。
[6]米洛·雷诺是三十年代一个武装农民组织“假日协会（Holiday Association）”的领袖。
[7]《商业周刊》，1985年9月16日。
[8]查尔斯·庞兹（1882－194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波士顿的的一个投资家，以“庞氏骗局”而著称。他的“帝国”垮掉了，许多人破产，他自己也进了监狱。
[9]这三个人都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星。——译者注
[10]《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986年1月25日。
作者笔记
这本书关乎时间，也关乎一个时代。对有些人而言，警钟已经敲响。很久之前的英雄和恶龙都垂垂老矣，在我上次看见他们的时候，有的精力旺盛，有的疲惫不堪，有的已经死去。
艰难时代
要知道，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萧条”这个词。他们所有人都只是说艰难的日子。现在仍是这样。——罗杰（Roger），十四岁的阿巴拉契亚男孩，生活在芝加哥
现在说起大萧条似乎是个很有趣的事情，但它确实很要命。你不得不四处流浪。没人跟你说：“我给你一万块，只要你回来上学。”我们现在还有得选。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又会变成什么样？——汤姆（Tom），二十岁
我记得这个。有人将它抛之脑后，忘了它。我不想忘记。我不想让它带走我最美好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就在那里，因为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这就是事实，你知道的，是历史。——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
他们爱着已经死去的我们。
他们忘了我们犯下的所有错。我们的名字也弄混了。
这是个长长的故事。
年轻的人儿跳着舞。他们捡来新树枝，让火烧得更旺。他们说现在继续讲故事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唯有沉默……——吉纳维夫·泰格特（Genevieve Taggard），1940年
私人回忆录
这是一本回忆录，无关确凿的事实和精确的统计。当回忆起三四十年前的一个时代，我的同事们有时候会感到痛苦，有时又会觉得特别开心，通常是两种情绪交织。起初还有些迟疑，紧接着回忆涌上心头：曾经的痛苦和欢欣、荣耀和耻辱。那时，也同样有过欢笑。
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就和彼拉多（Pilate，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提出它时一样不切实际，他的理论无法洗刷掉他的罪恶。在临时歇脚的地方，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讲述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痛苦遭遇，之后约德老爹（Pa Joad）向牧师凯西（Preacher [1]Casy）提出了这个问题。“老爹说：‘要是那家伙说的是真话呢？’牧师答道：‘他说的是真话，他的亲身经历，并不是无中生有。’汤姆问道：‘那我们怎么办，也会是这样的下场吗？’凯西说：‘我也不知道。’”
我想这位牧师说出了本书人物的心里话。他们的回忆都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确凿的事实或精确的日期都没有那么重要。这不是律师的辩护状，也不是带注解的社会学论文。我们只是试着从一些没有精心准备的幸存者的讲述中去了解“大萧条”那场浩劫。
还有些人并没有受到波及，或者说有些人过得相当不错，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所有灾难中，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所写的那样，“大多数人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伤害，[2]在身上留下了‘无形的伤痕’。”非常感谢那些愿意在本书中揭开伤疤的人，我深表感激。这本书未能收纳另外上百人（他们散落在四处）的生命片段，我对他们深感歉意，也表示理解：他们让我对这段为人忽视的时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书中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大萧条”，在很多时候都感到迷茫，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成熟，反而标志着我们的不成熟。该是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解它在我们身上加诸了什么，因而也是了解在他们身上加诸了什么。
我自己并不记得1929年10月里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也不像那些过目不忘的人，能够记起三十年代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相反，一些模糊的画面闯进了我的脑海。一些脸孔、声音，间或一段悲伤的回忆或是快乐的一瞬，或是过去一个时代令人惊异的纯真。然而，有一种感觉一直扎根在那里……
即便是现在，当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间小小的汽车旅馆外面“尚有空房”的霓虹灯标识闪着微弱的光，就忍不住想去我母亲过去经营的威尔斯-格兰旅馆。按捺不住一股不可理喻的好奇，我问自己：“它能扛下去吗？明年它还会在这里吗？”
正如我一个年轻的同事所指出，害怕损失财产是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一位年长的公务人员，在华盛顿工作。只要手头存够了钱，她就会去买一块土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萧条，我还可以靠它们过活。”她还记得新奥尔良码头附近的烂香蕉，那是她每天的伙食。
得益于现代科技，东西可以产出大量的东西。熬过大萧条的那些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此，在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财产）去打架，甚至去杀人。许多年轻人往往看不清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对大萧条一无所知。这个词只在长辈责备他们的时候偶尔出现，并不能让他们对此有所了解。
在二十年代中期，威尔斯-格兰旅馆的五十个房间总是客满，经常还有人等着住进来。我们的客人来自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是常住。暂时寄宿的旅客只有那些追求浪漫但又没钱去高级地方的夫妻。奇怪的是，旅馆里总是有房间，即便是给那些有过错的罪人。
每到周六，大部分的客人都会支付上一周的房钱。傍晚时分，我会跑到街区银行去存钱。除了几个流动工人和一位老铜匠（因为禁酒[3]法案而赋闲），所有的客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法庭》（Judge）和《生活》（Life）（当时还是周刊）上有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帕尔·洛伦兹（Pare Lorentz）的评论文章，还有杰弗逊·马查默（Jefferson Machamer）画的各色女人，十分热闹。《自由》（Liberty）上有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撰写的体育报道，最难忘的是一篇向被文明毁掉的有几分孩子气的杰出拳击手巴特林·西基（Battling Siki）致敬的文章。《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仍在发行，尚具备偿债能力，还没有预测到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在几年之后的胜利。在高中生辩论队，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应不应该准许菲律宾独立，应不应该加入国际法庭，应不应该承认苏联。我们可以任选一个立场。那真是一段悠闲的时光。
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强烈抨击美元外交。鲍勃·拉福莱特（Bob La Follette）和乔治·诺利斯（George Norris）在议员竞选讲台和参议院表达了和霍雷肖（Horatio）相似的立场，反对对外巨额投资。然而，有两张脸孔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副总统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 Dawes）和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前者是一位有责任心的银行家，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重心极低的烟斗；后者之前做过骑师，长相平平，态度和蔼。当时的整体氛围很单纯，但绝非伊甸园式的。
说起那年股市的崩盘，我个人什么都不记得，除了店里的客人渐渐减少，不过一开始还察觉不出来。他们好像被人带走了，没有反抗，也没人看见，跟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blee）的祖母不一样。我们在旅馆门口挂上了“内有空房”的牌子。
留下的客人每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门厅里。之前，我只在傍晚和周末的时候能看到他们。扑克牌磨损得越来越快。棋盘上的红黑格子变得几不可辨。克里比奇牌的木钉也丢得更频繁了……人们越来越暴躁，冷不丁就为了难以名状的原因打上一架。
那些突然闲下来的人会责怪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到社会头上。没错，在市政厅和华盛顿都有饥饿游行和示威，但是当数百万人拿到解雇通知书时，内心是觉得羞愧的。尽管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低喃：“我是个失败的人。”
没错，许多穷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但沮丧有时会演变成暴力，暴力又会转向他们的内心。于是，父子背离，正在找工作的母亲一言不发。从某种含糊不清的角度而言，除了那些雄辩的政治反对派，外在因素要对此负责。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个人内心感受到的愧疚。
我们将那些老住客都登记在册。母亲、哥哥和我每天翻看那本越来越难以辨认的账簿时，都会谈起其他人的命运。当情况变得糟糕时，我和哥哥就试图安慰母亲——不管怎样，我们和客人都会挺过去的。她的回答就是指着账簿上潦草的笔迹：真是债台高筑。
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去拜访房东。（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签了一份长期租约。）他是一个经历过世纪之交的人，没有电话，所有的文件都是手写签署的。他的笔迹醒目流畅，用词也没有错漏。鉴于形势的奇怪转变，他对租约的调整是相当合理的。他这个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选本党候选人时，他投给了胡佛（Hoover），而不是麦金莱（McKinley）。他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还要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下子变得笨拙、慌乱起来，这让我很吃惊。
华尔街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回忆道：“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的重点）1930年，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预测道：“……这个国家将在来年取得稳步进展。”一位投机者诚惶诚恐地回忆道：“像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这样的人也损失了巨额财富。无人幸免。”
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建议华盛顿的听证会研究引发大萧条的原因。“他们上演了最好的漫画作品。主要的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出席做证。他们还是头绪全无……。”
我们的旅馆只住满了一半，许多客人更愿意用救济支票而不是之前惯用的现金来交房钱。星期六的晚上再也不能让我兴致勃勃了。
越来越少人谈起奥尔良街头小房间里的姑娘，白天喝酒的人明显增多。有意思的是，赌马的人越来越多：半美元的赌注，六匹马。大家愈发认真地研究起《赛马报道》（The Racing Form）。赛马杂志《伯特·E. 科利尔之选》（Bert E. Collyer's Eye）和赛马简报在众人手边传来传去。输掉的黑人去玩数字游戏，输掉的白人则在一边发牢骚。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待了三年，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几乎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黑人——来自非洲的王子，他的领地属于英国（还是法国来着？）。还有一个案件我记得很清楚——涉及法定强奸罪。我什么都没记住也怪不得那些教授，他们为人善良，而且学识渊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总是昏昏欲睡。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是不是一种我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一天天过得无关紧要？还是一个懒学生事后的文饰心理？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在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1934年），我确实学了点儿东西。从威尔斯-格兰旅馆到大学校园，我得经过黑人区。我是不是为了逃避“侵权”和“不动产”这些东西，才找到了蓝调音乐。我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我在其中挖到了宝藏：那些见钱眼开的人称之为“种族唱片”（race records）。我记得的歌手有大比尔（Big Bill）、孟菲斯·梅尼（Memphis Minnie）、坦帕·雷德（Tampa Red）和大马塞奥（Big Maceo）。他们让我知道生活之外还有很多东西，甚至超出了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的想象——就此而言，他们说的是巴特林·西基和塞内加尔。
生存。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黑人蓝调音乐的核心就是贫穷。尽管它们显而易见的主题和歌词通常都关乎女人、变化无常或永恒持久，[4]以及征服者约翰（John the Conqueror）的英勇无畏，然而真正吟唱的却是他“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这位年长的黑人小声低语：“黑人本就生来贫苦。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的不景气和1932年的大萧条对黑人有什么不同，我倒是很想听一听。”
这就是他在回忆那些“艰难的日子”时笑得如此苦涩的原因。“这些大人物为什么要自杀？他无法忍受只能带豆子，而不是牛排或鸡肉回家给他的女人。很少听说黑人会因为钱自杀。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有钱。”
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白人过得“穷困潦倒”，黑人的境况也更加不堪。在他们的蓝调音乐里，这一不争的事实被反复吟唱。[5]
我就像约伯那可怜的火鸡，
无事可做，只能咯咯咯，
我太穷了，亲爱的，
不得不靠着篱笆嘟哝。
哦，亲爱的，我要换个地方待，
天啊，我太穷了，亲爱的，
我在黎明的时候向上看。
亲爱的，那些还在矿井下的人儿，
都抬头瞧着我……——大比尔·布鲁兹尼（Big Bill Broonzy）
画面开始模糊，时光流转。接着就到了解禁年。我和一个同学出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合法的酒馆里。当时开始流行一种做法：酒馆为客人的第三杯酒免费。我们去过的所有酒馆都是如此。现在还是不遵守这一习惯比较好。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老铜匠海尼克（Heinicke）因为禁酒令的解除受益最多。他原本总在旅店前厅闲坐，一把年纪，病恹恹的，耳朵又背，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突然之间，好些酿酒厂急需有他这门手艺的人。人们有多渴望喝到啤酒，熟练铜匠就有多短缺。
他一周工作六天，意想不到的高收入和（最重要的是）工作带来的快乐让他变年轻了许多，就像浮士德一样。他新买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搁在占了房间一半的巴洛克式橱柜里，音量开得特别大，可以清楚地传到旅馆全部的五十个房间。一半是因为他实在高兴，一半也是因为他耳背。
其他人则打破以前的沉默，热衷于政治争论，言辞尖刻，通常热闹又滑稽，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 D. R.）的炉边谈话。每到周日，前厅里都会响起一个新的声音，那就是查尔斯·E.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他的声音会从一台放置在高木架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有人低声说：“关掉，关掉！”但是，马修·麦格罗（Matthew McGraw）坚持要听下去。这个干瘦的老人是我们的夜班职员，戴着眼镜然而目光炯炯（长得和考福林神父极像）。
马修有几分像知识分子。在股市崩溃之前，他是一位木匠师傅。他经常引用书中或者是激进周刊、月刊里的句子。他反对有钱阶层、权贵还有垄断。他会引用德布斯（Debs）、达罗（Darrow）和潘恩（Paine）的话。……1929年10月到1934年11月[社会正义联盟（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此时成立]之间的某个时间，马修·麦格又遇上事儿了。这个被人遗忘的人，手边的那杯苦酒满得都溢出来了。
一个印刷工还记得他的父亲从鲍勃·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力主改革的议员——转向了考福林神父。这个沮丧的人想要一个答案。那个态度温和、讲话轻声细语的推销员也是一样，他之前从未质疑过任何事情。他的女儿还记得他说起这位来自罗亚尔欧克的牧师：“他是对的。”这位推销员投了罗斯福一票。
而我的母亲，手紧到吝啬，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也随着塞缪尔·[6]英萨尔（Samuel Insull）帝国的坍塌打了水漂。这样看起来，我之前跑银行费的工夫全是白忙一场。这对母亲的打击特别大。幸亏她之前没有听信街区里一位银行家的话。这位R. L. 奇泽姆（R. L. Chisholm）先生吹嘘自己的银行——讽刺的是，居然叫作信任国家银行——是如何如何好。尽管他恨不能跪在自己母亲坟前发誓，并对我母亲的节俭表示钦佩，她还是把自己的几千块钱取了出来。第二天，这家伙的银行就倒闭了。到头来，这位公共事业巨头还是吞掉了[7]她这笔钱。母亲为此恨上了英萨尔，还有她自己。
那是1936年。我很久之前就已经决定放弃走上法律这条道路，在这一年加入了“伊利诺伊州作家计划”（Illinois Writers' Project）。我是电台部门的一员。我们撰写脚本，灵感源于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的画作。这些稿子会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电台[8]WGN上播出。这些对城市文化的贡献让报纸的出版人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McCormick）感到非常自豪。在他报纸的头版，总是登载着一幅漫画，要么是方帽长袍、疯疯癫癫的教授，要么是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无足轻重的人物，靠在自己的铁锹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制作《伟大的艺术家》（Great Artists）系列节目。在节目尾声，有这样一段话：“……本节目由公共事业振兴署支持播出，署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有人告诉我他经常听节目，而且听得还挺开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录制广播肥皂剧，参与过的节目包括：《帕金斯妈妈》（Ma Perkins）、《贝蒂和鲍勃》（Betty and Bob）和《首场常客》（First Nighter）。工作机会很多，而且没有任期限制。解雇人的理由只有：电刑、终身监禁或者枪毙。
随着工会活动愈演愈烈，在《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支持下，美国广播艺人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Radio Artists）成立。广播人几乎都赞成。但总有一些固执的高管，扮演着卡纽特大帝的角色。但工会运动的大潮席卷了他们。就此而言，当时的氛围是相当宜人的。
其他行业的工会也不尽然。就以美国报业协会（Newspaper Guild）为例。对于三十年代，我最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是最悲痛的记忆——就与芝加哥的这场冲突有关，它给我之前的印象画上了句号。赫斯特集团的早报《先驱考察家报》（Herald-Examiner）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而严重的罢工。记者们在办公楼外聚集抗议。赫斯特集团的运货车上装了好些人。我记得其中一些是我的高中校友，还有一些曾有过合作。他们现在是双重身份：送货人和恐怖分子。一旦出现情况，他们就会冲击聚集的记者。
我目睹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记者躺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事和路过的行人惊恐地瞧着。大街的中间站着一个结实的大块头，手里拿着车用千斤顶。他四肢张开，似乎在向所有的来人发出挑战。然而，我在他的眼中清楚地看到了恐惧。
其余的已成为历史，我就把它交给那些记忆更完整的人们。这本书就是他们的记忆和反思。
[1]出自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2]出自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的作品《无形的伤痕》（The Invisible Scar）。
[3]传统酿酒业会雇用专业的铜匠照看蒸馏器。——译者注
[4]征服者约翰是非裔美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译者注
[5]“约伯的火鸡”（Job's turkey）比喻一个人一贫如洗。——译者注
[6]塞缪尔·英萨尔（1859－1938），英裔美国人。1881年赴美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1892年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1912年他的大型电力公司已拥有数百座发电厂。他又组织一些持股公司，供电网又迅速扩大。1932年这些公司因大萧条而倒闭，英萨尔逃至欧洲；1934年被迫回到芝加哥，因诈欺、违反破产法和侵占罪而三次受审，均被判无罪。——编者注
[7]之后，英萨尔在芝加哥受审期间，漫画作品《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反映了瓦伯克爸爸——勇敢的红头发小姑娘的恩人——的痛苦经历。他自己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8]全称为“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即“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译者注
第一篇
补偿金征讨
吉姆·谢里登（Jim Sheridan）这是一间大旅馆：几百位客人将它当作旅途中的落脚点，这些人正慢慢从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中缓过劲来。靠近门口和前厅的凳子上坐满了年长和年轻的人，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在这个夏天的傍晚，这里无疑是整个街区最热闹的地方。
他六十三岁。
这些退伍军人走在大街上，他们曾为了德国的民主去打仗。他们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领到补偿金，因为他们缺钱。一个叫沃特斯（Waters）的家伙觉得这些退伍军人应该到华盛顿去，就像科克西在[01]1894年组织一帮无业游民所做的那样。在他看来，这样可以让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
D. C. 韦伯（D. C. Webb）从“疯人院广场”（Bughouse [02]Square）组织了一队人马去游行。我没在军队里待过——一战的时候太小，二战的时候又太老了（笑），恐怕算不上合格的游行者。不过，其他的十个还是十五个人都当过兵，他们觉得我去没什么问题。韦伯说：“来吧，你是个相当不错的流浪汉呢！”（笑）
我们到铁路站场搭上一辆货运列车。印第安纳州的秘鲁市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在那扎下营来，接下来就到城里闲逛，到各个杂货店，给老板讲同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会给我们一些香肠，或者面包，或者肉，或者罐头。然后，我们回到铁路站场——也就是树丛中，在那儿生起一小堆火，把吃的东西放在罐头盒子里煮一煮，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吃东西。
秘鲁市是我们离开芝加哥后在切萨皮克到俄亥俄铁路上的第一个分界点。我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下，再找点儿东西吃。列车长们一般会告诉我们火车已经准备好开出站了。在这些人当中，有的还拖家带口。你能想象女人和孩子坐在火车车皮里吗？
列车长想搞清楚站场里一共有多少人，这样他就知道应该让火车拖上多少节车皮。当然，铁路公司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但这些列车长出于同情，会多拉两三节空车皮，补偿金大军就可以爬进去，舒舒服服地坐到华盛顿。就连铁路警察，也都非常好心肠。
有时候，一节车皮里会挤上五六十人。我们只能瘫在地板上。至于厕所，你得一直待在里头，直到下一个停车点。（笑）火车通常会走上一百英里才停下来。你没有带吃的，你只能到城里讨一些。这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乞讨。
在某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城市，D. C. 韦伯站在戏台上讲了一番话。我们凑了一些钱，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本地人。钱是用来给小伙子们买烟的。城里人都非常有同情心。
现在，当陌生人来到一个城市或是一个街区，当地人会表现出憎恶，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晓得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讨厌这个。这是大萧条时期的一种现象。当时要比现在更讲同志情谊。这种同志情谊甚至超出了共产主义者的想象。美国已经没有这种感情了。人们有不同的想法，意见不一致，但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很美好的感情。当你遇到麻烦……真见鬼，如果他们能帮你就一定会帮忙。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地方。天很热。在我们的营地里，有一个高个子男人，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老婆和几个小孩子。我们请他们过来一起吃点东西，他拒绝了。于是，我用一个旧盘子装了点吃的拿过去给他们，还是被拒绝了。那个丈夫对我说他才不关心吃的东西。可是，那个奶娃娃饿得哇哇直哭。
最后，我和另外几个家伙晃到了市中心。我还记得进到一家药店，向老板讨一个带奶嘴的奶瓶。你能想象一个男人向人讨要一个带奶嘴的奶瓶吗？我真是鼓足了勇气才这么干的。我说明了一下情况。然后，我就走了，接着去讨奶粉。
当我回到营地时，天已经黑了。我先去跟头儿韦伯报到，他还拿那个奶瓶来取笑我。我说：“上帝啊，这里有个娃娃要吃东西呀。”他说：“这个下午你可没少碰钉子。”我说：“没事，我准备再试一次。”于是，我走过去，同那个男人的老婆讲。我说这里有个奶瓶。我们甚至都热好了牛奶。但是，她看了看自己的丈夫。那个男人说他不想要。
我还能做什么呢，只是觉得心情不好？我并不觉得这是施舍。在我看来，这个男人的自尊心太强了。
当我们的火车穿越弗吉尼亚时，悲剧发生了。
火车必须穿过一些山区。发动机的烟和煤烟会顺着隧道飘回来，进到车厢里。为了不被呛到，我们关上了车门，拿手帕捂在鼻子上。我们还为此讨论了一番。小婴儿会怎样？我们怕孩子会闷死。那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娃娃，娃娃看上去非常安静。妈妈尖叫起来。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尖叫。到达华盛顿后，我们才发现那个娃娃在过隧道的时候死了。
小娃娃的死让车厢里的人都很难过，就像自己的孩子不在了一样。
我们到华盛顿的时候，许多退役军人已经先我们抵达了。没有安[03]排住房。大部分拖家带口的男人都住在“胡佛村”。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我们所说的阿纳卡斯蒂亚大本营。他们在那里用纸板和各种可用的东西搭建住所。我不晓得他们去哪儿搞吃的。其他大部分人都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街边。
那条街上的许多建筑正在拆除，准备盖政府大楼。大批退伍军人把这些楼房变成了营地，住了下来。有一些空车库，他们也住了进去。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他们不会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甚至都不知道主人是谁。
他们来向胡佛总统请愿，希望在补偿金过期之前发放给他们。总统不干。他说如果他们拿到了补偿金，国家就会破产。他们在白宫周围守夜，轮班绕着白宫游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家伙赶出华盛顿？离开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四五次，但人们拒绝执行。警察局长被召来驱赶这些人，但他[04]拒绝了。我还听说，海军司令被命令出动海军，也拒绝了。最后，正是伟大的麦克阿瑟（MacArther）将这些狼狈不堪的退伍军人赶出了华盛顿。
我永远忘不了那幅画面……麦克阿瑟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过来了。女士们，先生们，我绝对没有瞎说，他骑在一匹白马上。他后面跟着坦克，正规军的部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算不上暴动的暴动。这些退伍军人并没有行动，那些人用刺刀去戳他们，用步枪的枪托砸他们的脑袋。一开始，他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退伍军人赶出那些大楼。就跟静坐一样。
他们想方设法把这些人赶走。有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大约有六英尺那么高，手里拿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是补偿金征讨大军中的一员。一群士兵推着他往前走，其中一个冲他嚷道：“滚开，你这个黑杂种！”他转过来对着这个士兵说：“不要推我。我曾为了这面国旗去打仗。我为了它在法国作战，今天我也会为了它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战斗。”那个兵用刺刀去戳他的腿。我记得他受伤了，但不晓得有没有人送他去医院。
在某种程度上，暴动才刚刚开始。士兵们推搡着退伍军人。虽然他们不想动，这些当兵的还是在拼命赶他们走。
到了晚上，退伍军人退到波托马克河对岸。他们接到命令撤出阿纳卡斯蒂亚大本营，他们拒绝了。士兵们开始放火烧他们的窝棚，他们被烟熏了出来。我离得很远，没有看清当时混乱的场面。那火烧得就跟现在贫民窟起的火一样，只不过点火的不是住在里面的人。
士兵们冲他们扔催泪瓦斯和催吐瓦斯，这是一项他们自己不愿意执行的命令。他们比征讨大军年轻，这就像是儿子在攻击爸爸。第二天，报纸上一片哀叹之声，但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把这些人弄走。因为[05]他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危害。麦克阿瑟成了英雄。
后来，补偿金征讨大军又回到他们一开始出发的地方。他们没有拿到补偿金。
附记：“在补偿金征讨事件之后，我一路流浪到纽约。因为不是常住居民，我在那里得不到救济。于是，我就开始干那个最古老的行当，也就是讨饭。我成了职业乞丐，有好几个稳定的主顾。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就是其中一个。我每次跟他讨钱的时候，他就会说：‘老天，难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我你就不认识别人了吗？’”（笑）A. 埃弗里特·麦金太尔（A. Everette Mclntyre）
联邦贸易委员会。
一天早上——我觉得是1932年的6月26日或27日，警察封锁了整条街道，将游行的人往回赶。补偿金征讨大军之前绕着白宫游行，总统不喜欢这样。其他很多人也不喜欢，因为他们在交通繁忙的时段堵住了宾夕法尼亚大道。
大约有五千人的征讨大军和他们的家人在拆得七零八落的楼房里扎营。警察包围了他们。有人冲警察扔砖头。两个警察开枪还击：一个退伍军人被打死，还有一个受了重伤。
第二天午餐时间，我听到了部队口令。在我的右边，椭圆广场朝向纪念碑的方向，有部队在集结。似乎出了麻烦。果然，我们没有等太久。
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是一队骑兵。几辆指挥车和四辆载着小型坦克的卡车停在退伍军人的营地附近。卡车放下活动坡道，坦克就这么开到街上。当军队出现时，那些旧楼里的征讨大军敲起锡锅，大叫道：“自己人来啦！”他们本还指望部队会同情他们的。
有辆指挥车离我站的地方不算远，有人从车上下来，竟然是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轻的少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们两手叉腰，观察当时的形势。
第12步兵团全副武装。每个士兵都配备了防毒面具，腰间别满了催泪弹。他们听到“向右转”的命令，这样一来就正好面对着退伍军人的营地。他们装上刺刀，戴上防毒面具。他们听从命令，用刺刀开路推进。刺刀是用来戳人的，好让他们离开。
很快，催泪弹爆炸，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见了。整个街区都被烟雾笼罩着。火苗也蹿了起来，那是士兵在点火烧楼，把里面的人赶出来。步兵显然是奉命把这群人往桥的方向驱赶，让他们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去。整个下午，他们就这样攻下一个接一个的营地。
我和同事都觉得部队会攻击河对岸的阿纳卡斯蒂亚大本营，那里有大约两万到四万补偿金征讨大军。我们爬到一栋大楼的楼顶，想看看晚上会发生什么。那是天黑以后的事情了。
第12步兵团真的跨过大桥，还是像之前那样全副武装。那场面还真是壮观。我们可以看到起火了。很快，营地里的所有人在深夜被赶到了马里兰林地。
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被刺刀戳伤，有人受了重伤，举着胳膊的人胳膊被军刀砍掉，有人被刀背打伤，还有人的耳朵被切掉……爱德华·C. 沙尔克（Edward C. Schalk）
一战老兵。
部队出动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只能离开，像那些善良的斯巴达勇士会做的那样。
我还记得他们从华盛顿回来的时候，是在州街这儿下的车。他们就像又聚会了一次一样。那天天气不错，是夏天。各种各样的人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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