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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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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相遇傅国涌教育随想录试读：

第一辑 与民国相遇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教育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时间的变化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但教育就是要在变化之中找到那些不变的、相对稳定的价值。最古老的文学经典中传递的价值、情感，直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能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鸣，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一切美好的因素是不变的，也正是教育要探求的。

过去的教育看起来就是几本经典，但是跨越了几千年依然历久弥新，就算今天，面对最熟悉的《论语》《老子》，仍有很多东西没法得到确切解读。举个例子，老子所向往的理想国状态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普遍的理解是，“鸡犬之声相闻”表示住得很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表示老百姓一辈子都是相互隔离的状态，但细想想，这不是表明人际关系很恶劣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这样的解读：“民至老死”的后面加一个逗号，“鸡犬之声相闻”表示这个地方宁静祥和，“不相往来”的意思是老百姓住在这里，从小到老都不会看到战争。“往来”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指的就是军队来来往往。所谓理想国的状态就是和平、没有战争，这样的价值才是可以超越时间的。

能应对这个时代的危机和挑战，适应这个时代人心的需要，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教育具有现实性，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教育又具有超越性，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一些更重要的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最终是要成人之美，这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花开是美的，男女的爱情是美的，人间的亲情是美的，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美的涵盖面很广。教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让人类活得更美，活在美中。

在真正的美面前，语言是苍白的。《论语》里就有这样的表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但很难清晰地表达出来。美国作家爱默生给美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宇宙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我认为，此乃宇宙最终的目的。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人要追求美。从最广泛与深远的意义上看，美实为宇宙的一种表现。”

蔡元培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式提出要在教育里加上一个新的东西——美育。美育也并不是简单地与体育、德育并列，就是音乐、美术这些学科，事实上它是超越学科的、更大的一个概念。

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地球是圆的，宇宙也是圆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圆形思维，真善美不是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在一个圆上，美是起点，也是归宿。所有的学科设计无非包括三个方面，关于文学艺术的，关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也是围绕真善美三个层面来设计的。如果说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美，哲学是探究善并深入到善的本质，那么科学就是呈现上帝创造的井然有序。真善美是相通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

民国教育之所以充满魅力，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相遇。它并不是要让每一个人成为成功的人，因为成功没有标准。教育是要成全人，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用“美”字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美是务虚的，中国人太务实了。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富豪，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就要开始思考将来职业的选择，这是教育的下滑而不是提升。

课文之美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是为人，从这个字开始，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人之所以为人，是从家庭开始认识“人”的概念，插图中就是一家三代人。第二册出现了这样一篇课文：“竹几上 有针 有线 有尺 有剪刀 我母亲坐几前 取针穿线 为我缝衣”。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游子吟》的情感，母子间的情感，呈现的是人性之美。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小学生进入小学课堂的第一课是“天亮了”，不仅有日出、有雄鸡，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过来了，十分美好。那个时候，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那时的课本里常常有彩页，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美。

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什么时候好？》，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读起来就非常享受——

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星光淡，月光小，绿柳枝头凤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民国课本中关于一年四季变化的课文有很多，另一篇的表述方式换了一下：

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燕子飞来喳喳叫。春天过，夏天到。夏天荷花好，大树底下听知了。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红白分明颜色姣。

没有一个季节不是美的。

从自然季节切换到劳作，这篇叫《农夫插秧》：

农夫插秧，插了一行，再插一行。农夫灌水，灌了一回，再灌一回。农夫锄草，除去野草，好长禾苗。

当中国还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代，这样的课文并不是简单地告诉孩子对农夫插秧的认识，而是对农业的敬畏。孩子每天读着这样的课文成长，建立起对整个人间和社会的健康认识，不断地把自己的世界伸展开来。

另一篇课文叫《布谷》：

樱桃红、杨柳绿，布谷鸟，飞去飞来真忙碌。“布谷布谷布谷布谷”，一声一声好像是催促，催促农人去忙碌。布谷布谷快快布谷，春天不布，秋天不熟。

考虑到孩子的接受能力，课文往往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句子。“初夏时，果渐熟。姊妹到园中，采果十数枚。樱桃红，梅子青，琵琶黄，杨梅紫；鲜艳可爱。”这篇课文叫《初夏之果》，将四种初夏成熟果子标志性的颜色呈现出来，使用的就是最简约的文体，没有任何装饰。民国课文最大的特点是非常朴素，在朴素当中呈现价值。

万物都是人类要去认识的对象，要不断地借着各种事物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稳定的价值。当年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四册里的一幅插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子。在交通条件还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没办法认识不同地区的水果，这样的课文就可以拓展人们对万物的认识，让自己的世界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教育实际上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无限的世界带进我们自身的有限中来。

接下来这篇课文叫《秋天》：“梨黄了、枣红了，绿豆黑豆全结下角了。”这篇课文开头写得好，全是靠颜色来彰显的。四个颜色黄、红、绿、黑，那是秋天的标志，秋天到了，农人忙起来了，一个成熟的季节来临了。

收获的季节过去，“天气冷了 树叶黄了 一片一片的 从树上落下来 弟弟跳来跳去的 用手去接着 哥哥用扫帚去扫开”。面对同样的落叶，哥哥和弟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落叶的美，更看见不同年龄的人对美的反应。

课文始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要给人想象力。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月亮船》是一篇经典课文：

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像一个小船，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

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有文学、有人性、有亲情，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

民国教科书中有一个版本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整个初小阶段八册老在讲猫、狗、老鼠、蚂蚁之类，很少讲到人。你会觉得通篇都在讲猫狗怎么把人性带进来。课文既有用狗性的贪婪来写人性的贪婪，也有用鸡性的贪婪来写人性的贪婪，编者考虑孩子的兴趣用猫狗来编课文，但也并不是随意的，往往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对人性的洞察。《青蛙摆渡》是美术教科书上的一课，每一只青蛙都有自己的分工，每一只青蛙都有各自不同的神态，小孩子可以模仿这样的画面去画。

民国课本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美”字。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一步往前，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价值。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

课堂之美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留下的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这种问对其实就是课堂原始的样貌。无论到什么时候，教育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就像这幅画面，民国教育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民国教师上课相对随意甚至常常离题。但是过了几十年，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离题万里，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

衡量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如果有故事，就是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聪明的孩子，能提出许多老师想不到的问题。师生之间的问答、互动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青草地、小河边，这就是生态，课堂也应该如此，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

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今天的午饭》。当堂把作文收上来，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跟学生说，说话要有曲折，就像此文最后一句。

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一点师”。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开头第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他在点评的时候说在“远远的”后面加一个标点，变成“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陶光会教作文，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

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有一手绝活，他给学生批作文、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这样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以及它出自哪首诗，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

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德，这是在传递价值。

岳阳中学的英文老师寥六如，上课的时候会随口背诵几句千家诗或唐诗，一边把中文念出来，一边就把英文翻译出来，这样的课堂就是活的课堂。他在即兴中给学生提供了一种示范，原来学英文可以如此奇妙、美好，学生学英文的兴趣、动力也就会被激发出来。很明显，要成为一个好的英文老师首先要有良好的中文基础。

绍兴中学有个数学老师真名叫孙叔平，却有一个“何以故先生”的绰号，因他每次上课都要问几个“何以故”而得名。有一次上课，他问学生“1+1=2，这是何以故呢？”当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孙老师就讲出了一番“何以故”的高深道理来，这是一个探讨性、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对学生来说是开阔了眼界。于是，一位叫章荣根的同学写了一篇作文《何以故先生》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南日报》上。那个时代的老师未必有很高深的学问，却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即兴产生的想法跟学生互动。这样的课堂是活的，当然也是美的。

课程之美

在民国教育中，很多课程是由各个学校，或者老师自己设置的。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回忆，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他开的两门选修课，高二开的诗选和高三开的词选。她说在高二背的几百首唐诗和高三背的几百首宋词，到老了还记忆犹新。

南昌中学有个老师叫汪国镇，在高中开了文字学和文学史等选修课，他的一个学生许渊冲以后成了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成法文、英文。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翻译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这个句子，反复斟酌，最后翻译成“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这样的翻译当然需要有很深的中文根底才能做到，他大学读的是外文系，但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很好的中文根底，汪老师早年的选修课让他深深受益。那个时代，很多学校都会开设这样的选修课。

当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四年级时校长沈天民给他们上过一门选修课——乡土志，正是这门课激活了少年费孝通的梦想，成为他一生事业最初的萌芽，他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贡献给中国和人类，在乡土志这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选修课与他毕生致力的乡土中国研究之间牵着一根神秘的线。

你并不知道哪一门课能唤醒孩子生命最深处的一根线，一门选修课可以激活一个人一生的梦想。爱因斯坦说得好：“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自己也是在音乐、哲学和物理学之间穿行，找到了一生的乐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径，每个人成就自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课外之美

民国教育中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

镇海灵山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火星人》，其中出现了激光、人工造雨、基因工程、可视电话、改造沙漠、无土栽培，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在1936年的中国只是科幻、想象。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让学生对科学、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长袖善舞、身段柔软，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他24岁就写出《雷雨》，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某种意义上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实际上拓展了学生的世界。

一个人的格局尺度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我觉得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最关键的，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

校歌之美

民国时代的校歌也很美，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传唱90多年也不觉得过时，因为他在里面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无论他讲的“东西学艺”和“上下古今”，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

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钟山壮，长江长，我们的学校在中央”，一语双关，不仅是指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而且其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我们在这乐园里努力准备，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详”。在过去的学校，快乐是最重要的。

很多校歌都很简单，比如这首中的“耕不废读，读不废耕”，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有一个可以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好的教育。

那个时代的校歌，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归结到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上海位育中学的校歌也一样，“黄浦江，水洋洋，大小朋友聚一堂”，但是最后传递的是“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如此亲切、接地气，这样的校歌是有生命力的。歌里唱到的“创造，创造，生长，生长”就是位育中学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人是要自己生长的。

评价之美

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评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因为人是评价的产物。学校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1936年镇海的灵山小学有一个叫周大风的毕业生，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周大风失去继续上学的机会，最高的学历就是小学，但他却成了一名作曲家，17岁就写出《救亡曲》，他的《采茶舞曲》影响深远。当他小学毕业时，老师成绩报告单上就说，他的美术、音乐相当于专科学校一二年级水平，可谓一语中的，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在小学就已经被发现了，这样的评价体系完全不同于单纯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人。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一个叫谢邦敏的同学在毕业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他在试卷上填了一阕词，然后等着补考——调寄《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万万没有想到，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在白卷上写了几句诗：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这叫什么？这就叫成人之美。谢邦敏那一年考上了西南联大法学院，毕业以后成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老师。

评价之美，乃是成人之美，教育是成全人，评价得为着人、洞察人、发掘人、建造人。那个时代的学校、老师可以这样评价一个学生，人的价值无疑是放在第一位，彰显的正是教育之美。

教育是种庄稼式的农业，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他有各种性情，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来对待。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一棵树来看待，他要比树更丰富、更复杂、更具想象力、更有可能性。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老师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学生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自我的相遇是美的，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整个教育的过程就是遇见美、经历美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生长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美人。美人不是指漂亮的人，而是指精神上、知识上、心灵上、行为上的美人。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美可以穿越时间，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真正的教育最终要通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2016年1月在苏州“埃尔特”教育沙龙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教育是触摸人类的心灵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就是从另一个天堂（杭州）来到这一个天堂（苏州）。其实，地上并没有天堂，所有的“天堂”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缠累和困锁。今天我们是在地上谈论教育，不是在空中谈教育，不是谈不着边际的教育，而是谈具有现实感的教育，是脚踏实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是生命中可以体验的教育。真实的教育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里长起来的。

教育到底是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以为，教育就是触摸人类的心灵。这个说法很柔软，因为教育本身是柔软的，教育不是刚硬的，教育是要摸着人心的，如果教育摸不着人心，教育就失败了。

教育是一个过程

在探讨教育是什么之前，我想先追问历史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历史时间”这一说法，他将历史时间分为个人时间、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个人时间属于短时段，中国的历史叙事传统是以纪传体为主体的，《史记》中有大量的个人传记。每个人的一生都很有限，鲁迅生于1881年，终于1936年；孙中山生于1866年，终于1925年；毛润之生于1893年，终于1976年；即使杨绛这样长寿的也不过105岁，上帝给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社会时间属于中时段，一两百年到四五百年都可以，我们讨论历史的演变，都是放到中时段里来讨论。中国人动不动就讲五千年文明古国，其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四千年，再看印度、埃及、希腊，在讲到这些文明古国时，我们用的是一个长时段的说法，也就是地理时间。地理时间的跨度很大。

朱谦之先生是五四时代的北大学生，对于历史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时眼前一亮，他把历史说清楚了。

历史并不是只说过去，我说完这句话，刚才说话的那个时间就成了过去的现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首先是关于过去的现在，但是现在的现在也会成为过去的现在，还会有将来的现在。人就活在现在里面。如果我们把过去的现在称为记忆，那么现在的现在就是经历，将来的现在就是盼望。人活在这样的链条里，历史就是一个链条，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教育就是在这个链条中发生、展开的。

中国人对时间有很深的认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如果从诗的角度来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好诗常常跟时间有关，根据刘若愚先生的研究，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所以成为千年流传的名句，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个人性的时间展望。这是短时段的个人时间。陶渊明有咏荆轲的诗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讲的是一种时间的历史性展望，荆轲他没见过，中间有千年的跨度，已经从中时段进入到了长时段。“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李贺的诗表达的是时间的宇宙性展望，是一种超越性的时间观念。他里面运用的意象，比如说王母桃花三千年开一次，开一千次要多少年？这不是一个数学题，这个时间已经跨越了物理时间，他只是讲时间很久很久。我们中国人讲故事往往这样开头——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模糊的漫长的时间概念。

这些时间的认知并不清晰，却能引起人的共鸣，因为人都活在时间当中，人类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时间当中的。因此有了历史，有了教育，有了政治。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时间中发生，人不可能离开时间，活在时间的外面，这是我们的起点，历史的起点，教育的起点。

以历史眼光看教育就是一个过程。由此我追问第二个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教育是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变化中寻求不变价值的过程。

教育就是人类的心灵和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

教育就是有限的人类不断地向无限求问的过程。

这不是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开放性的，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我的这些表述只是个人性的。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词：过程。教育不是结果，考一百分也不代表教育的结束，它只是一个过程，是开放式的，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永远面朝未来。

心灵是教育的真正的目标

如果借梅光迪的话来说：教育就是要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东西。这句话与我的三句话其实是相通的：人类的心灵在时间中指向真善美。刚才说了时间是什么，我可以继续追问：人是什么？《空间的诗学》这本书给出的说法我很喜欢。法国的哲学家巴什拉说：“我认为人身上为人所特有的全部东西就是逻各斯（logos）。我们无法在语言之外的领域进行沉思。”

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logos，这是希腊的那个概念。老实说，我们对人的神秘性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对人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虽然从轴心时代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非常浅薄的，无法破解人的全部奥秘，就如同人没有办法去破解宇宙的全部奥秘一样，也无法认识人类的全部奥秘。接着，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心灵？人的心灵超出了人的肉身，它的丰富性、神秘性都超出了人的肉身。肉身是可以解剖的，但是心灵无法解剖。人的心灵是人最本质的属性。在本质的意义上，人因为有心灵而成为人，而不是因为有肉身而成为人。如果因为有肉身而成为人，那其他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拥有logos的人了。“对所有的个人来说，世间只有一个共同的心灵……历史是这个心灵的工作记录。……一粒橡子可以创造出一千棵橡树；第一个人类里已经蕴藏着埃及、希腊、罗马、法国、英国、美国了。一代又一代，军营、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家仅仅是他那多方面的精神应用到多方面的世界上罢了。”

这些话是美国作家爱默生写的，他对心灵的阐释我觉得太好了，他说：“世界万物的根源都在人里面，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只就是造船的人。”所以你看见一只船，看见的不仅是那只船，而且是船背后那个造船人和他那颗心。你看见一首诗歌，看见的不只是这首诗，还看见了写这首诗的诗人的心。“少小离家老大回”，你看到贺知章的乡愁，他内心的忧伤，内心的感慨，激发了你心灵的共鸣，时间就不存在了。不是说时间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时间被超越了，心灵与心灵被打通了。2500多年前《诗经》里的句子今天我们读出来仍然会觉得很美、很感动。我们跟诗人心意相通，时间也就不存在了。

心灵是教育所要指向的真正对象。教育不仅是指向一个你看得见的人，而且是指向你看不见的那颗心。泰戈尔不仅是印度伟大的诗人，更是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了一所学校，学生在学校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玩泥巴，可以爬到树上去，他的课堂是与天地相接的。他说：“孩子都喜爱泥土；他们全部的肉体和心灵，如同鲜花一样渴求阳光和空气。他们从不拒绝来自宇宙的要求与他们的感官建立直接联系的持续邀请。”

这句话讲得很深，需要慢慢想才能琢磨明白。他说：“孩子们的潜意识比他们的显意识智力更为积极。……潜意识的认识能力完全与我们的生活合一。它不像一盏可以被点亮并从外部调节的灯，而像萤火虫所具有的那种通过生命过程放出的光线。”

萤火虫这个比喻太精彩了。教育就是要造就无数的萤火虫，而不是造出一盏盏电灯来，电灯没有电不会发光。教育是创造千千万万活的萤火虫，自己内部会发光，自己就是光源、光体。

泰戈尔说：“我们的教育宗旨必须是人的最高目的，即灵魂最全面的发展和自由。”还说：“教育的目标是心灵的自由，这只能通过自由的途径才能达到，自由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有危险和责任的。”我对教育的理解与他的这两个说法是相通的。我们使用的关键词一致，强调的是过程，强调的是心灵，强调的是时间。我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教育，教育就是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来考验的真善美东西，教育就是要触摸人类的心灵，让人类的心灵变得真善美。

人文教育的滥觞

教育具有实用性，更具有超越性。中国的教育往往在实用性里打转，无论转多少年，都无法转出那个泥潭。

泰戈尔在阐述他对教育的理解时，更强调肉身与宇宙的连接，那就是讲超越性，没有超越性，教育就是匍匐在地上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用背朝着天，意味着眼睛只盯着地上，就是实用性，刀耕火种，千年不动。只有面转过来朝天，才具有超越性。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一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文明。

近代以来理想的学校教育大致上提供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学教育为核心，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人文教育，有，但是不突出，不那么被强调。公民教育有没有呢？好像没有。如果有一点点，也是道德层面的，或者政治层面的，并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

古代的中国有什么呢？无科学教育，无公民教育，只有人文教育。今天中国的教育是行政主导一切，而以科学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最后降低为术的教育，可以量化的教育，知识的碎片化教育。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苛刻地说，中国今天还没有教育；客气地说，今天中国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或不是终极意义上的教育。当然，完整不是完美，终极不是终结，永远不会有一个时代的教育是完美的，教育永远是开放性的，都在朝向完美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完美永远都不会到来，只能是不断地趋向自我完善。

今天的人对科举制可能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仍然要对科举制给予相当的肯定性评价，它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科举制，中国至少在将近130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水准的人文教育。这个人文教育是从先秦传统里来的，是从孔孟的传统里来的，一直穿过了唐宋元明清。人文教育成为教育的主体，它的背景就是科举制。用科举制来保障良好的人文教育。过去我们对科举制到底考什么一知半解，我也是一知半解。

举几个例子，以清代的三场考试为例。比如1685年会试一共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文、五经文。第二场是考论、诏诰、表、判语。判语就是给出一个司法案例，你怎么去处理。第三场是考策论，就国家大事，外交、内政，提出你的见解，你的解决办法。这是对一个人全面能力的考量。当然，文章都要写得好，文章写得不好的话，那这一切都成空了。还有，不仅文章要写得好，字还要写得好，有标准的楷书，要工整，要不然就考不上了。那个时代的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含在里面，其实对一个人的要求非常高。1793年，还在乾隆“盛世”，这一年的会试，要考四个部分：四书文、试帖诗（五言八韵唐律诗）、五经文（规定每篇文章一部经，考生应该掌握全部的经典，必须用八股形式）、策论。这是1793年，也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时间。历史正在变化当中。到1903和1904年考试的内容开始变了，这是科举制被废除的前夜。1903、1904年的会试内容有较大的变动，要考四书义、五经义，但规定文章不许用八股形式，还要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中国的人文教育盛极而衰，要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需要很多国外的知识，了解地球上发生的事，各国的政治制度。过去的经典教育或者人文教育已经不够用了。

教育的转型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以后就不是科举的时代了。一看考试的题目就知道跟不上世界变化的脚步了。用这样的方式已造就不了新人。

1902年，浙江乡试的一道题目是：“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学校废兴若何？教育名家孰为最著？宗旨孰优？方今博采良法，厘定学制，试陈劝学之策。”

这已不是原来读四书五经就可以应付的了，读熟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也没有用。这就是时间的变化。在时间的变化中教育也要变化。人没有办法停留在过去的现在，因为你进入了现在的现在，你要朝着将来的现在走去，时间在变，你的心要变，教育就得变，刚性不可逆。

1903年北京会试有一道关于“游学”的题目：“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亦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游学就是留学的意思，斯密氏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当时严复译出这本书（《原富》）不久，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读过，连斯密氏是谁都不知道。要他们读了亚当·斯密所论关于留学的好处与坏处，提出关于留学的看法来，这样的题目跨出了传统人文教育的范围。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人类的心灵随着时间的变化，要不断应付这个变化。

以人为起点的新式教育

光靠原来的人文教育已没有办法应对世界上新的变化，这是新式教育出现的大背景。1903年，京师大学堂已经创立，北洋大学堂已经创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堂已经创立，课堂上开始学英文了，开始睁开眼看世界了。科举就是在这样的大势下于1905年被废除的。

新式教育是在1902年以后逐渐普及的。科举的废除是因为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1881年出生的鲁迅一进“三味书屋”，就要摇头晃脑地背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而新式教育一开始是很简单的，以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第一课为例，就是一个“人”字，根本与我们传统的人文教育不同，不是一上来就背诵经典，越深越好。

相对而言，从晚清到民国，科举时代到新式教育还算是衔接得不错。许多教科书的编者充分考虑到了孩子的心理。课文往往都是从孩子出发的。不仅从孩子出发，而且还保留了中国良好的人文教育传统，加入了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变成了比较健全的近代教育。我并不想说民国教育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但无疑是最健康的教育。它至少涵盖了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人就是民国教育的起点，同样是《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一课，继续强调人。上学就是要认识人、成为人。这篇课文的题目叫《读书》：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这些话掷地有声。如果说一年级第一课的“人”是家庭中的人，是在长幼次序当中的人。这里强调的人则是文明社会的人，经过教育成为人。另外国语教科书上有一篇课文也叫《读书》：“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奇异者，能为人言。惟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两篇课文强调的重点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接受教育成为文明的人。可以说，这些课文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二册，有一篇课文：“竹几上 有针 有线 有尺 有剪刀 我母亲坐几前 取针穿线 为我缝衣”。干净朴素，没有废话，没有形容词，却十分生动、传神，让人想起孟郊的《游子吟》。朴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看了这些课文就知道什么是好文章。

在时间中有些东西会消亡，有些东西在退化。人类并不是直线前行，也许科技文明、技术层面是在进步的，但是看语言、看教育等都未必。《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第四册，孩子们可以读到一篇关于四季早晨的课文《什么时候好？》（原文见《教育就是与美相遇》），这是1923年的版本，太美了，太棒了，用这样的方式让人认识自然、认识世界，因为教育最终就是要孩子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接受教育，一步一步地拓展出一个更大的世界。这样的课文常常可以遇到。

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第八册，有一篇《没字的保荐书》（原文见《小学课本中传递的价值》），这是干干净净的白话文，又是在寻常中出彩的故事，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民国诞生之初，小学课本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共和政体的课文。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共和政体》一文：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用简明的文言把共和政体的原则讲得非常清晰。1917年出现了教育部审定的第一种公民课本《公民须知》。再过五年公民教科书也问世了，对公民之权利、义务的阐述都十分明白，比如什么叫自由，讲得清清楚楚。简而言之，那个时代的教育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人。

叶圣陶之问

1919年，叶圣陶还是苏州甪直古镇上的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就是那所学校，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中提出：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如今把植物比作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

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教育就是播种，到底要把学生培植成怎样的人？我把这一问称为“叶圣陶之问”，私见以为，此问要比“钱学森之问”重要多了。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即是“钱学森之问”。其实教育能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杰出的人才”，可能也没太大关系。相比之下，我觉得叶圣陶之问更为关键，是教育到底要培养出怎样的学生。民国教科书的许多课文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待外国人之道》是《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课本中的课文，我抄一段：“及交通既盛，文明大启，始知同为人类，则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

大国风范就是平等待人，不分肤色，不分贫富大小，一律平等。这才是待人之道。《大国民》，从晚清到民国，1904年以来常常都是小学毕业前国文的最后一课。什么是大国民？——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

这是晚清到民国以来，透过小学教科书对于大国民的定位，就是各守其职、各尽其道。

叶圣陶之问，在那个时代是有明确答案的，虽然他要这样问，但在当时即已有答案了，因为教科书上充满了这样的课文。再举一个例子：《国王和牧童的问答》，这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八册的课文，根据格林童话改编的。

国王和牧童在路上相遇，国王的仪仗队要牧童让路，牧童不让，说：道路是公共的，你可以走，为什么非得我让你。国王说：好，你明天到我宫里来，我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得好，我把王位让给你，回答不好，就治你个犯上的罪。

国王问：什么东西最深？牧童说：人的欲念最深，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国王问：什么东西最快？牧童说：人的思想一刻千变，思想最快。国王问：什么事最快乐？牧童说：求快乐要心安，凡是行善的人没有不心安的，所以行善的人最快乐。

国王跳下来说：你回答得很好，我把这王位让给你吧。牧童说：我不要我不要。

有的人认为，此文的重点是中间部分，牧童的回答充满了智慧。有的人认为，重点在前面，牧童面对权势不卑不亢。有的人认为结束最好，牧童面对权势的诱惑，断然谢绝，连用两个“我不要”。我更欣赏这篇课文的结尾。这不符合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彼可取代也，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皇帝梦，最差的在家里打打老婆孩子，在家里做皇帝梦。人人都想做主角，面对王位，怎么会不动心呢？这个牧童竟然没有动心。这是课文编者给我们看到的那种全新的思路，宽阔而光明。它要传递的是怎样的价值观？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成为怎样的人？就是成为牧童一样的人，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牧童，成为一只有尊严的萤火虫，会自己发亮，哪怕这个光很微弱，但是它是自己发亮，而不是电灯。这是泰戈尔的说法。

从校歌、校训看校园文化

再看看那个时代的校园文化，江苏高邮县立第五小学的那首校歌（原文见《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是汪曾祺当年的一个国文老师写的。这样的校歌放在整个民国的中小学非常普通，大部分的学校都有这样的校歌，它们常常从身边看得见的美好景色开始写起，再到“吾校巍巍峻宇”。其实他们的学校往往是平房，很少有楼房，但因为他们在心中以自己的学校为荣，所以都成了“巍巍峻宇”“连云栉比”。西南联大的教室矮小，泥地、草顶、铁皮顶，却是真正的大学。一所好学校的定义就是有好老师、好学生和好课程。没有大楼也没有关系，茅草屋也可以，最主要的是有老师有学生，他们才是主体，大楼是他们心中神圣的学术殿堂。最后才讲出春风化雨的道理来。大部分的校歌都是这样写的。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这是温州中学的校歌，从我的家乡雁荡山开始写起，到“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结束。前面的校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国文老师写的，这一首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写的。当然朱自清执笔时也是普普通通的初中国文老师而已。我想说明两点：

第一，民国时代多数中小学教师的水平比较整齐，大致在一个水平线上，没有太大的落差。朱自清与汪曾祺的那位老师写出的校歌也差不多。

第二，民国校园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一派美好的图画。他们的写法一样，都是从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或人文景观开始，然后写到学校的办学理想，教育之旨归。

喜胸涤桃浪，眼豁衡云，环洲竹木自欣欣，弦歌不染尘氛。况赢得船山绝学，刚直清标，湘绮雅文，先贤遗教尽沐熏。世变正纷纭，愿诸君作中流砥柱，宏德业，矢公诚，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是衡阳船山中学的校歌，衡阳那个地方出过许多大人物，出过王船山、王湘绮，校歌最后指明他们的教育理想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今天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跟那个时代的教育最本质的区分。

那个时代的校歌也有用白话写的：

吴淞江呀，你这样美丽光明。洋泾两岸的田呀，你这样的自然和美丽。我们在这里考察、思虑，共作游戏，很感谢你们的美意。

我们是人类里的一群，人类之花快开了！我们应当快活奋励。我们愿世界：更活动，更光明；更自然，更美丽！我们应当快活奋励！

这是1917年江苏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的校歌，当时青年叶圣陶在这里教书。我不知道校歌是不是他写的，那个小学能写白话文的老师有好几个。校歌中流露出的那些教育思想，特别是“我们应当快活奋励”，今天听来仍然令人感动。没有一句要叫学生将来成第一的。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成为唯一，而不是追求第一。“允公允能”，是张伯苓先生为南开中学定的校训。“诚爱勤勇”，这是北师大附中的校训。“勤、朴、忠、诚”是天津耀华中学的校训。“勤、俭、忠、慎”是莫干山小学的校训。“勤俭”是金克木先生的母校安徽寿县第一小学的校训。我最喜欢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训：“诚者自成”。“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智仁勇恒”，是重庆兼善中学的校训。可以发现这些校训大体上是两个序列，一个就是勤、朴、忠、诚，另一个是智、仁、勇、恒。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与普世价值也是相一致的。这两个序列就是那个时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标。让学生成为有什么样品格的人，才是教育最为关心的，至于将来做不做大官，发不发大财，教育根本不关心。教育是培养一代大国民，是能够各守其职、各尽其道的人，而不是培养身居高位或腰缠万贯的人。教育从来不在乎培养天才，教育从来不关心能不能产生多少个获诺贝尔奖的人，那不过是副产品。教育只关心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和平耐劳的人，一个智仁勇恒的人。品格是教育指向的目标。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人文教育以培养状元、进士、举人、秀才为目标，也就是培养社会的中坚——儒家标准的士这个阶层，乡试和会试的题目让我们看到主要考的是对经典的解释能力和治理国事的能力，而民国教育，或者说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最初即是以培养人的品格为第一追求，也就是要触摸人的心灵。

心灵与心灵的相互触摸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论语》一开篇孔子说的三句话可以摸着我们的心。特别是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包含了孔子教育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君子，就是“人不知而不愠”。君子就是君子，蚂蚁就是蚂蚁，性质不会因人不知而改变。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传统教育最终想要造就的就是这样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愠”。现代教育要造就的是大国民，牧童那样的公民，出大名、发大财、当大官都不是教育的目标，教育不关心你是不是成为爱因斯坦，教育培养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他自己的天纵之才加后天的努力、各种机缘巧合孕育出来的。教育就是提供常人教育，你面对的孩子是五花八门的，每一片树叶都不相同，所以要把最基本的东西跟他们分享，然后在相互的对话、相互的碰撞、相互的交汇当中产生出神奇来。教育具有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它充满神秘的地方就在于——在生命能量的交汇中能够点燃出本来没有设计过的新的意外、新的美好。

前两天我在成都跟一批怀有理想的年轻朋友聊天，没想到他们记下来了，题目是《最好的教育就是聊天》，这句话是那天他们请我吃鱼时随便讲的。我说，假如你跟爱因斯坦聊过天，那就是最好的教育。即便你只是跟爱因斯坦一起吃过饭，聊过天，他的生命能量与你的生命能量交换过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你在孔子那里没有学到一个知识点，没关系。孔子没有教过你任何考试用的东西，但是你有幸与孔子聊过天就够了。虚拟的课堂永远替代不了真实的课堂，教育还是需要面对面完成的，原因在此。老师会流汗，老师会流泪，视频里未必可以看到，视频是冷冰冰的。课堂上有生命能量与生命能量的交换，师生有真实的互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神态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情绪，教师的一句话可能成为某个学生一生的祝福，也可能对学生一生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果你跟某个人聊天，你记住了他的一句话，把他其他的话忘掉了，这句话就是教育。《论语》不都是话吗？苏格拉底的言语，不都是柏拉图他们记下来的吗？这些都是对话啊，都是随意的聊天啊。“人不知而不愠”，就是孔子在聊天中说的话，这是一句多么普通的大实话啊，但是它的精髓就是君子最高的标准，要管中国两千多年的。两千多年中国的基础就是这个阶层，他们是顶梁柱。孔子在“过去的现在”立下的规范要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提出了标准，提出了尺度，提出了规范。说白了，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在闲聊中说得出人生宇宙真相的人，他的生命中有很多饱满的东西，他的身上有道德的勇气和责任的承担，他的学问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在时间中反复地磨炼出来的。爱因斯坦随便跟你吃顿饭，随便跟你交谈两句，那也不得了。你不要说他的物理学你一点不懂，没关系，我也不懂物理学，但是自从1995年以来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透过与《爱因斯坦文集》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近18年的交往，我领受了从爱因斯坦那里来的生命精神的光照。《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第二本我完全读不懂，全是物理学论文。但是第一卷、第三卷基本上懂，他的专业可以不懂，但是他的人格、品质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可以分享。你可能成不了作曲家，你画不出这些音符来，但是音乐家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超凡魅力，你可以学习。假如你有幸跟贝多芬这样的人吃过一顿饭，交换过生命能量，你的人生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遇见什么样的老师，或者反过来什么样的老师遇见什么样的学生，都是生命能量的交换。学生和老师都很重要。

我再次想起殷海光先生的那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教育的伦理基础也是这四个字。从人文教育时代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公民教育并存的时代，教育的伦理基础不会改变，就是这四个字：把人当人。这个“人”就是平常人、平凡人，不是超人、天才。只有常人教育才能成为可持续的教育、长久的教育，成为我们可以共享的教育。天才教育你能共享吗？你不是天才，你也教不了天才。天才也不能通过教育而成为天才，所以教育只是针对常人的。那么老师的重要性在哪里？老师的重要性就是借着教育的平台把生命能量释放给你的孩子们。反过来老师也在孩子们身上吸收他们无限的生命能量。如果你50岁了，面对一群15岁的孩子，你能从他们身上获取什么？青春的气息，那是少年的生命能量。一个女性做老师最大的祝福，就是天长日久总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因此而变得年轻，不用化妆，直接就年轻了，这叫什么？这叫“气质佳”。从这个意义上，其实教育的奥秘并没有那么深，把它化解以后，教育就是平平常常的教育。课堂也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平平常常的课堂。公开课是用无数的时间反复地打磨、准备，演给大家看，是带有表演性质的。真正日常的课堂是随意、即兴的，可以八卦的，带有极大的随机性，把全身心、把生命投入其中，把你一身的装备都在课堂上随意地释放出来，而不是去设计每一个环节，精确到分秒。在日常课堂中蕴藏着许多可能性，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你准备的PPT以外的世界更为高远也更为辽阔，那才是真教育。PPT也许是前一天晚上准备出来的，那不是教育的核心，只是教育的技术演绎。

日常的课堂即便演砸了也没有关系，孩子们非常理解自己的老师。那就讲个笑话吧，讲个故事吧，一下子缓和了。日常的课堂是有生命、有呼吸的课堂，带有相当的随机性，可以有八卦，有故事。我观察民国的教育，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最终被学生长久记忆，到老还能记住的并不是哪堂课讲了什么知识，而是老师哪一堂课又神聊了，八卦了。哪一个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唱郑板桥的《道情》，他记住了。哪一个英文老师随口来一句唐诗，当场翻译成英文，他记住了。哪一个老师讲了十分精彩的比喻，他记住了。学生真正记住，并进入他生命的东西往往不是知识点，不是考试内容，而是老师的生命跟他的生命产生碰撞，产生强烈共鸣的刹那。

我这样说不是说知识不用了，无知者无畏，不是这样。但是知识是多么有限，而生命是多么丰富和无限。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充满了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你把更多的可能性给他，教育在你手里就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磨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一生有机会做老师，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但是今天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伟大，因为它变成了量化考核的指标。

一个人如果活在量化、考核体系里面，按部就班地做教师的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一定充满了痛苦和不适应。一个老师应该有自己特别的业余爱好。你的业余爱好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你业余喜欢打麻将、打扑克，还是看电影、旅游，或者是看书、交朋友、钓鱼，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的课堂是什么样的。是业余的决定了职业的，不是反过来。业余才是你的本质。因为你真正喜欢什么，你才会去玩什么。甚至可以说，你的业余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一个人的课堂，也常常是他的业余生活成全的。最近我遇到一件事，有人叫我帮忙，拿出十部电影对应十个关键词：勇气、责任、仁爱、和平之类。我告诉他：对不起，我看的电影太少了，想不出来。他说：那就文字的吧。文字的可以考虑。因为我看的电影太少了，我的业余生活当中没有看过大量的电影，从我的记忆库里就筛选不出对应这些关键词的电影来。人的业余爱好可以反过来成全你的职业生涯。一个老师最应该看重的是你的八小时以外，还有双休日、寒暑假，这是你最核心的时间，是成就你一生是否幸福的根本。

从这个角度说，课堂不是最主要的，课堂是由你的业余决定的。这就是放在“把人当人”的伦理基础之上说的。把人当人，当然包含了把老师当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文老师。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我们在画面上甚至没有看到老师的面容，只看到了倒背着手拿着书本的老师的背影，但是我们知道杨柳树下，青草地上师生的互动，师生的问答，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说来说去，教育无非是一种问对，是对话，是互动，是生命能量的交换，没有太多的高深莫测之处。但是在这样的交换当中，老师与学生彼此都得到了祝福。

这不仅是漫画家的虚构，我曾见到一幅真实的老照片，在山东临沂，那是日本入侵，许多城市沦陷之后，这里同样有柳树、草地、老师、学生、课堂。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教育照样可以展开。师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大楼、教室这些硬件是辅助性的。老师和学生一样重要，学生的眼神可以激发你生命的灵感。讲台需要下面充满了求知渴望的眼睛，这样才可以激发你的生命力量。教育就是彼此成全，虽然老师的知识比学生的多，但是很多的小学老师，一生都是小学老师，这不要紧，因为在你手里有无数的孩子长成了参天大树，你一生都是一棵默默无闻、不高也不大的树，但是很多的树是你孕育出来的，是在你这里熏陶过的、浸染过的，你同样实现了你的价值。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价值体现，实现了你的价值，就是完成了你自己。

中国人老是说一句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把这句话反过来：人往低处走才是更重要的追求，更值得追求的追求。人往低处走，不再追求功名利禄，这个人在心灵上就强大了。孔子曾是“丧家之犬”，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以后，喝下了毒药。他们都没有成为风光无限的人，却成为了世界教育的起源。我深信人类最本质的追求是心灵，教育就是触摸人的心灵，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的相互触摸，是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东西，而不是其他。其他的一切都会随风而去，都会在时间中化为废墟，化为灰烬，连身体都要被烧为骨灰。相信自己，我们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最初的，我们也不是最终的，我们是过程。相信教育是一个过程，与孩子们彼此成全，相互祝福；与老师们彼此成全，相互祝福；与这个时代彼此成全，相互祝福。不要问中国往哪里去，首先问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是你可以决定的，中国往哪里去，你决定不了。但是你往哪里去了，中国就有可能往哪里去，因为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6年7月12日在“佰特公学”讲，根据录音整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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