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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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4试读：

甲午战争是历史用来给大清国打脸的。

日本和大清同样是儒家制度，同样都是闭关锁国。日本比大清人口少，土地小，国力要差很多倍，原本是中国的万年小弟，明治维新运动比洋务运动还要晚上七八年才开始。结果各方面全部落后的日本竟然在短时间内变法成功，站起来把大清国按在地上随便抽，要是没列强在旁边拦着，直接抽死都有可能。

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起步相同的两个国家，日本就可以变法成功，中国就不可以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点时间，讲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您可别嫌麻烦，因为日本的制度对清末的政局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这还得从日本的古代史讲起。

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唐朝开始，日本在文化、制度上都高度模仿中国。那时，日本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皇权体系“天皇”。但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力很弱，无法像中国那样建立政令统一的郡县制，而是要把治理地方的任务委托给领主。换句话说，古代日本实行的是分封制，一个日本被分割成很多相对独立的小国。就像唐朝把各地独立的军镇称为“藩镇”一样，日本把这些小国称为“藩国”。

我们还记得，当年周朝采用的就是分封制，结果到了周朝末年各个诸侯国都不听周王室的话，纷纷造反。类似的，到了中国南宋的时候，一些日本藩国实力变强大，它们也不听天皇的话，互相征战攻伐。最后，一个最强的领主用武力征服了全国。但是这种征服和秦始皇把六国都灭了不同，最强的藩国只是让其他藩国表示臣服，并没有能力把这些小国都灭掉。

这个最强藩国的领主统治了日本，但是他没有废掉天皇，而是把天皇架空，尊为名义上的领导，自己以“征夷大将军”的名义掌握全国实权。“征夷大将军”死后，职位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孙，所以这些“征夷大将军”其实就是真正的日本皇帝，只是缺一个名分而已。

古代日本的这种政治形态，称为“幕府政治”：在中央，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强藩（即“幕府”）和一个被架空的天皇。在地方，有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藩国。

像中国改朝换代一样，有时幕府也会被其他藩国攻灭，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拱手让人。但是“幕府政治”的制度没有改变，天皇也没有被废掉，只是换了一个幕府统治。

这个幕府制度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末。日本最后一代幕府将军姓“德川”，所以被称为“德川幕府”。二

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列强，清廷自己没有多深刻的反省，却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不久，列强的军舰也来到了日本，在枪炮的威胁和大清的前车之鉴下，幕府被迫签订了和清朝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也答应了开放港口，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条件。

古代日本同古代中国一样，它的世界观也是“儒家文明最伟大、越往周边越蛮夷”。现在这些夷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肆虐，日本同清政府的第一反应一样：必须干回去！

幕府作为全国的领导者，抵御外敌是它的职责——幕府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嘛，征讨众夷是他的本职工作。可是幕府看到清朝的前车之鉴，知道这些外国人太厉害，无论国内呼声多高，就是不肯跟外国人开战。

这时候，有两个叫做“萨摩”和“长州”的藩国不干了。这两个藩国位于日本的西南角，在列强的入侵中处于第一线，受外国人的欺负最厉害。这两个藩国一看幕府不去打外国人，行，那我们不用你了，我们自己打。两藩主动跟列强开战，突然袭击了美国、荷兰、英国的商船。

结果我们都能猜到：列强遇袭后，立刻用大炮朝着这两藩的港口一顿乱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两藩只能投降。

这里，日本同清政府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

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的权力都集中在朝廷手里，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小。尤其是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大事，就算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也不可能自己说了算。然而日本的地方领主相当于一个小国国王，在自己的领土内有极大的权力。而且在分封制下，各个藩国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谁的实力强大谁就能压过别人，所以各个藩国为了自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当萨、长两藩被西方列强的武力洗礼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同列强全面合作，用西方的先进武器来强大自己。

萨、长两藩同列强合作，军事实力猛涨。在成长的过程里，他们既恨外国人倚强凌弱，也恨幕府白白占据着统治者的位置，却不担负抵御外敌的责任。而且两藩原本就和幕府有矛盾，于是两藩就公开提出要幕府下台，把权力还给天皇。

当时天皇虽然没有实权，但是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拥有相当大的声望。二藩的主张是，幕府丧权辱国、不思自强，已经没有资格再统治日本了。我们这些藩国应该重新辅佐日本天皇，在天皇的领导下把日本统一起来，一同对抗西方列强。

于是二藩和幕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幕府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因为统治太久已经是江河日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强藩也不支持幕府。于是经过一系列战争，幕府将军决定投降，把权力让给了二藩和天皇。

这样一来，萨、长两藩就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两藩在同列强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了初步的经济、军事改革，国力突飞猛进。两藩中的很多人因此认识到，要想让日本强大，打败列强，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新上台的明治天皇只有16岁，年纪轻轻的他也希望能来一次猛烈的改革，让国家立刻崛起。

于是在两藩实权派的主导下，明治政府打算在国内实行西式改革。

前面曾说过，进入工业时代的关键是建立成熟的商业市场，建立市场的关键是取消特权阶层。当时的日本还是分封制，各地还有很多藩国，藩国的国主都属于特权阶层。另外日本还存在武士制度，武士在日本也属于特权阶层，不事生产还能得到百姓的供养，甚至可以随意砍杀下层百姓。

日本要进行维新改革，就要消灭掉这两个特权阶层。可是现在的中央政府是在两藩扶植下建立起来的，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如何能打击这些特权阶层呢？

为此，萨、长两藩中支持维新的政治家们促成了两件事，第一是萨、长和另外两藩率先带头，把本国的政权交还给政府，同时要求全国各个藩国都也都这么做，让国家统一起来。由于是最强大的藩国带头，其他各藩只能同意。

第二，萨、长和另外一藩，主动交出一部分军队给政府，帮助政府建立自己的军队。

在这些努力下，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里，维新派的政策才能推广下去。中下层武士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新运动里损失最大的人，他们不满意维新，也反对新政府同外国人合作，因此他们爆发了一些叛乱，这些叛乱都被新建立的中央军镇压下去。随着新制度的展开，人们发现国家的确富强起来，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强，维新也就逐渐畅通无阻了。三

那么我们回头看，日本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明治维新以及后来清政府搞的维新变法，它们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个巨大的区别：

欧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变的，先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阶层，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上层被迫去改革。

而中日的变法是从上至下的突然改变，当上层中有些官员、知识分子发现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强瓜分，想要推动维新变法的时候，下层百姓还大多是旧社会的农民和乡绅，他们还不懂得这些变革有什么好处。

这样一来，在变法中就会遇到一个强大的阻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在欧洲的革命中，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社会上有钱的人早都是大商人、大工厂主了，少数不靠工商业发财的旧贵族也成不了气候，他们没有力量阻止变法。在中日变法的时候，全国还停留在自然经济时代，大部分有势力的人还都靠的是旧制度发财得势，他们当然不希望变法。要想变法，就得先把这些人消灭掉。

中日变法又要快搞不能慢来（慢就会被列强瓜分了），那么唯一快速干掉既得利益者的办法，就只有武力了。

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新派是如何掌握武力的。

明治维新时，日本武力最强的是萨、长两藩，维新的骨干都是这两藩的中下层武士。是靠着他们的军队推翻了幕府，靠着他们的威胁让各藩交出了权力，靠着他们的武力镇压了对维新不满的武士的叛乱，维新才最终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复制的。

首先，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分封制。

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是，地方同中央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官想要升职的唯一办法是揣测朝廷的意思，听朝廷的话。在这种制度下，地方上没有率先改革的动力，保持稳定才是施政的首选。所以当这些省份被列强胖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哎呀妈呀惹祸了，这可不要告诉皇上，我们不如去劝夷人攻打其他省份，然后跟皇帝报告说夷人被我们打跑了好啦。”

分封制不同。在分封制下，地方和中央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藩国是藩主的私产，藩主对藩国的内务有高度的自主权。而且藩和藩之间还是竞争的关系，哪一个藩的实力强，哪一个藩主在全国就更有话语权。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市场：各个社会制度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里竞争，哪一个制度能创造的国力大，哪一个制度就会胜出。

在这种制度下，最先接触列强的萨、长两藩，他们虽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一看到列强的枪炮那么好，第一反应是“这些武器要是咱也能搞来，打败其他藩和幕府不就轻而易举了吗？”赶紧先学一学，别的回来再说。

分封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辖能力很弱，地方上想偷偷干点事朝廷没法管。在幕府还施行锁国政策的时候，萨、长两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学。这些人到了国外后深受震撼，疯狂地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都成了维新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在清政府那边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分封制下，萨、长有变法的动力和能力，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武器、军队训练方式，因此二藩才能拥足够震慑全国的武力，足以击败幕府、各藩和中下层武士。也因为二藩提前派人留学西欧，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大清被凌辱的先例，有了“不在全国变法国家就会毁灭”的危机感，二藩中的维新人士才会愿意把权力交给天皇和议会，努力建设一个模仿西方制度的近代国家，而不是贪图一己私利，去当新的幕府。

还有，在分封制下，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所以也就不像清政府那样存在地方对朝廷瞒报的情况。各地藩主相互独立，挨打的藩主想瞒也瞒不住。这边一被打，全国立刻都传遍了列强天下无敌的消息。天皇、幕府、各地的领主、武士和知识分子，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强之间的差距。这样，维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减小了变法阻力。

至于明治天皇本人的意愿如何，那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

除了以上的制度因素外，日本能维新成功还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客观原因。

首先，日本国土大小适中。

太小了国力不足，列强一口就把它吞并了，不会给它维新自强的机会。只有国家足够大、距离欧洲足够远，一国列强无法独占它，需要有数个列强在其中竞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西方国家愿意合作，积极借款，引进技术的情况。

但是日本的国土又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像中国那样有大量的内陆地区，就会出现沿海各省思想开放，内地各省思想封闭的情况。沿海的维新势力无法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和内战。那样国家就更乱套了，也谈不上维新和自强。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就比中国繁荣。

日本被海包围，近海运输业发达，天生适合商业活动。当初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业的力量。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曾经利用商人和对手打经济战，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靠优惠的政策吸引商人，获得了巨额税收。因为丰臣秀吉的影响，日本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商业的力量。在分封制下，各个藩主都不愿意失去商人这支力量，所以不会像传统中国那样打压商业。

丰臣秀吉之后就是德川幕府的时代了。德川幕府为了便于控制，规定武士作为常备军必须离开自己的田地，常年住在城市里。他们的生活费是来自于农村的“年贡”，年贡的主要形式是稻米。

这是个和传统中国很不相同的制度。

举个例子。在《红楼梦》里，贾府有自己的庄园，庄园每年要给贾府交租，交租的内容有个单子，您简单扫一下就行：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就是说，中国农民给地主、贵族交的租金里，除了银子外，还有大量的实物，而且种类非常多，包括米、菜、肉、柴，甚至连宠物都有，基本上农业产品这一块，贾府就不用再去购买了。这就是典型的自然经济，需要什么就自己生产，不特别依赖商业买卖。

但是日本规定武士收入只能以稻米为主，那武士在分到稻米后，就必须把稻米兑换成钱，再用钱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就给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在稻米收获的季节，众多武士急于出手稻米，商人趁机压低稻米价格，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商人逐渐壮大，反倒成了武士阶层的剥削者。

较为强大的商人阶层成了维新运动的坚决支持者，这也是清政府不具备的条件。

另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还有个独特的“寺子屋”制度。就是由寺院开办的，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学校。这导致日本在维新之前，全国识字率已经在全球居前列。技术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爱国主义需要初等学校的支持，日本的高识字率给维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上讲，日本知识分子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样。在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全世界的模范。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强时，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接受现实，不愿意相信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排行末尾。日本不一样，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的万年学生，自己要做点什么事，都先看看海峡对面的中国是怎么办的。所以当列强碾压中国的时候，日本不会捂上自己的眼睛，而是充满惊讶地看着这个万年的老师被胖揍，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个老师被打了还不思进取，那学生就再换一个老师呗，这个心态转变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看了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能维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上述一大堆因素里，如果有一个不具备，有一个步骤没成功，都有可能功亏一篑。而且之后的历史也证明日本的维新是不稳定的：

议会制国家里最危险的因素是军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以拥有特权、践踏法律，那各种国家制度也就毫无意义了。为了避免军队被私人占有，近代国家都会给军队极大的限制，要求军人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参与党派、不能有政治倾向，只能无条件地听从议会的决定。而且议会也不能随便指挥军队，还要受宪法的约束，比如不能说一个党派控制议会后，就投票命令军队去把其他党派的人都抓起来。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控制军队。

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变法太快，中央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镇压旧势力，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军队。所谓高效，就是军队事务不能由议会慢悠悠地吵架、扯皮来决定，得有一个人独断专行，一言九鼎地去控制军队。因此当时规定军队不听命于议会，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军队就称为“皇军”）。

可是，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等于皇帝就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个道理在讲唐末和五代的时候就说过：皇帝本人并不能天天处理军队事务，总要把军队交给其他人管理。唐末皇帝把军权交给了最信任的宦官，最后导致宦官专权，可以废立皇帝。五代皇帝把军权交给了禁军首领，结果就是禁军首领屡屡政变。

同样，明治时的日本“皇军”名义上听从于天皇，最后变成了只听命于少数军人。再加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连串胜利，让日本误以为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是富国强兵的唯一办法，让军队的势力不断抬头。最终导致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我们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变法之路千难万难，是根本没法学的。

可是当时的清朝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四

甲午战败给清朝带来的震撼，要远比两次鸦片战争更厉害。

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以为日本是个万年弱国，打赢是轻而易举的事。结果这次输得比两次鸦片战争都惨，赔款数额是鸦片战争的近十倍。割地也不再是香港那么个小荒岛，而是偌大的台湾岛，连清政府的“龙兴之地”、近在京畿家门口的辽东半岛都差一点要舍出去。

而且失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家变法了。人家本来是弱国，经过明治维新，立刻就打败了你。

在这强大的刺激下，整个清廷上下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变法，而且要快点变，不立刻变法就得亡国。甲午战争后，上层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还记得当年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打开清朝的国门，要求清廷开放口岸对外贸易。而到了甲午战争后，有些中国城市竟然选择主动开放，主动邀请外国人来做生意。这就是因为很多官员的思想已经转过来了，意识到开放对我们有好处。甚至连翁同龢这种超级清流派的口风都变了，也开始主张变法。

其中最着急的就是光绪皇帝，因为这个国家是他自个儿的。

光绪不到20岁就接掌国家，他年纪轻轻，恨不得国家立刻就能强大起来。可是他亲政以后，刚体会了两天君临天下的感觉，就遇见了甲午战争，被人一巴掌直接抽到地下。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这巴掌别人还不觉得疼，但抽在他脸上可是火辣辣的。战败后光绪急了眼，立刻要求朝廷广开言路，让各级官员赶紧献计献策，都说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国家立刻富强起来。

刚开始，光绪还在各种建议中挑挑拣拣，犹豫不决，就在甲午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又出现了一个事件，加快了清廷变法的进程。

在西方几个大国中，德皇野心最大。前面说过，因为德国统一的时间最晚，附近没什么殖民地好抢了，所以把目光瞄到了中国的身上。再加上“海权论”的影响，德国高层特别希望能在中国占领一个优良的军港，作为在亚洲扩张的海上基地。

很早的时候，德国就看上了我国山东省的胶州湾。“三国干涉”后没过几个月，德国外交官就正式向清方提出要一处军事港口。对此德国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纯粹就是厚着脸皮硬要，清廷当然不答应，李鸿章直接就给拒绝了。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强硬傲慢，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野蛮国家”用不着讲理，使用武力教训是最好的办法。

甲午战争结束两年半后，山东地区有两名德国传教士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被中国百姓打死。德皇大喜过望，立刻命令德国舰队出动。清廷方面知道德国会借此生事，山东地方官立刻抓捕了40多名嫌疑犯，处死了其中2名“主犯”（可能是无辜的替罪羊）。但是德方根本不听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派兵占领了胶州湾。按照国际法，本国人在他国被杀，最多要求惩治凶手，绝没有出兵的道理。德国这么做，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清廷对此反应强烈，有的大臣力主开战，但是高层普遍认为开战肯定打不过——刚惨败过日本，元气还没恢复呢，更不可能去打正牌的西方列强了。李鸿章寄希望于利用俄国同德国的矛盾，让俄国出面阻止此事。因为俄国也曾向清政府索要过胶州湾，清政府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允许俄国在冬天北方海港冰冻的时候，派军舰到胶州湾来过冬。现在德国占了胶州湾，不就可以借用俄国的力量逼迫德国退兵了吗？

可是，这就等于期待一个流氓保护自己免受另一个流氓的欺负，怎么可能呢？俄国同德国早就私下里达成协定，由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和大连。清廷向俄国求援，俄国就借口对德国不满，派出军舰，然而这些军舰却开向了旅顺港。俄国对大清说，你说好了借给我胶州湾，现在胶州湾被德国人占去了，怎么办呢，我只好停到旅顺去了。结果两大国家就靠耍流氓的手段，一个占去了胶州湾，一个占去了旅顺。

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给清廷很大的刺激。清廷最担心的是这会打破列强在华利益的平衡，其他列强会援引“最惠国待遇”也在中国征地抢地。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德国、俄国后面，其他列强也一拥而上，英国占领威海卫，法国索要邮政经营权、铁路修筑权等等，都怕在华利益被其他国家先抢光了。在近代史上，这段时期被形象地称为“瓜分狂潮”。

原先列强还只是要钱，现在是直接要地，你一块我一块，眼看就要把中国分干净了。清政府预感到亡国就在眼前，慢慢悠悠地变革已经来不及了，必须要立刻、马上变强大。五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推荐的一位新科进士引起了光绪的注意。

这名新科进士叫做康有为，恰好在甲午战争战败那年考上了进士。康有为在考试中的名次并不高，考完后被分配到工部当候补官员。工部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在中央各部中是最不重要的部门。而且当时人多官职少，候补的官员非常多，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都当不上官。也就是说，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当官的希望了。

但是康有为这个人志向很大，他自认为是孔子再世，有改天换地的才能。他没有老老实实地等着上任，而是在北京发表各种著作、组织学会、进行演说、不停地给光绪皇帝上书。康有为的改革设计十分激进，主张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财政到人事、教育，进行全盘改革。而且康有为的言论十分有感染力。他善于言辞，动辄引用欧洲、日本诸国变法成功的例子，还处心积虑地考证出《论语》、《易》中早就有变法的主张。康有为对光绪声称，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改革，只需要三年时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十年后大功告成，“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

十年“雪仇耻而威四裔”，这许诺对于光绪来说太吸引人了。光绪是在洋务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小的时候就有西方的玩具厂商为他量身定做玩具。所以光绪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对西洋事务那么抗拒，对于全面变法这种事十分感兴趣。

然而，康有为的建议其实大有问题。

康有为追求的是国家立刻改头换面，所以要实行的是快速、全面的变法。用他的话说，叫“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可是变法就是要改变国家制度，要快速、全面地变法，就等于要把国家的大部分旧制度全都推翻，再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

这谈何容易！

在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们曾说，每一项国家制度的制定都来之不易。即便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亲身实践，也很难判断一个制度的效果怎么样。王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高材生，可他不知道照搬《周礼》是不行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也不知道彻底剿灭游牧民族是得不偿失；我们在明清看到的那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都是之前一千多年里无数动乱、战争的惨痛教训换来的。欧洲人也一样，他们也不是神仙，也不知道什么政策对国家最好。近代那些议会、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制度，也是经过好几百年的磕碰、尝试慢慢总结出来的。再厉害的天才，也不可能自己关屋里一条条空想出来。

中日变法需要来快的，要在短时间里建立一套新秩序，光靠自己想象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从西方各国的制度中挑一个好的，照搬过来。细节愿意改改就改改，但是大原则、根基都不能随便乱动。如果一切光凭当事人脑子里的空想（就像王莽），那最后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而且，最好还要到外国亲自看、亲身学。

为什么呢？

因为一国的制度太复杂了，上到国家政体：有没有议会，议会怎么开，议员有多少人，怎么选出来。下到各种琐碎规定：一个县需要几个小学，国家邮局怎么收费，哪些商品免税哪些不许老百姓私营，这些事务太过繁杂，很难靠书本和报纸间接学会。

所以日本搞维新变法，是派了一大堆人到外国去学习考察，学成回来再指导国家。后来日本维新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包括伊藤博文都有留洋经验。另外日本还雇佣了很多外国顾问，时不时地叫来咨询。

可是康有为不同，他在维新变法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外语。他是靠阅读二三手的书籍了解外国事务。康有为给光绪的变法建议关系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部分模仿外国，部分却靠自己的想象和中国传统知识来脑补，所以很多制度看上去是西式的，其实似是而非，并不实际。比如他主张模仿西方大规模发行纸币，但是没有相应的保证金和发行计划，这就很容易造成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康有为没出过国，光绪更没出过国。光绪对于国外的了解，要靠下面的臣子给他呈上来的书籍，或者阅读报纸上的图书广告，再要办事人员去购买，他的阅读面比康有为又窄了一层。而光绪的亲信翁同龢原本就是顽固的清流派，是清廷里最拒绝西洋事务的那批。

于是这么一群人聚在一起，那是越聊越投机。光绪越看越觉得康有为的这套办法实在是好，这些办法一用，国家必须强啊。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三年后，光绪开始逐步重用康有为，准备施行新政。

结果就出麻烦了。出卖队友的老戏迷——戊戌变法（下）一

麻烦在于，光绪并不能完全掌握皇权，在他的头上还有一个慈禧。

当年慈禧的亲儿子同治去世后，慈禧为了能继续垂帘听政，就把年幼的光绪过继给自己当干儿子，让光绪继位，这样她又是皇太后，就能继续执政了。

后来光绪长大，按理说慈禧应该把权力交给光绪。但是整个清廷高层都知道慈禧不愿意放手，尤其是光绪的亲爸爸，他为人谨慎胆小，传说他家有个家训，前半句是：“家也大、产也大，子孙后来祸也大”。光绪他爸爸一听慈禧要让他儿子亲政，立刻吓疯了，使劲求慈禧说，光绪还年幼，没经验，国事还离不开您老人家什么的。他还提出一个“训政”的说法，说光绪经验不足，得在慈禧的训导下再实习几年。实际上呢，还是让慈禧把持国家大权，让光绪在一边当陪衬就行了。

慈禧欣然接受，训政了两年后，光绪的岁数太大，对国内外实在交代不下去了。于是慈禧结束训政，正式把权力交给光绪，自己住进了颐和园。但就算这样，慈禧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放手，对政权还采用遥控的方式。

具体的做法是，每天的朝政大事由光绪自己处理，但是第二天都要以简报的形式汇报给慈禧，特别重要的决定，则要当天汇报全文。慈禧如果遇见自己不喜欢的决定，因为制度的限制，不能直接去更改光绪的命令（上谕已下，不可更改），但她可以在事后训斥光绪。

最重要的一点是，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等特别重要的决定，光绪必须事先向慈禧请示。通过这种方式，慈禧保证朝廷中最重要的职位都是她自己的人，朝政的主要力量都在自己这一边。

而且虽然理论上慈禧住在颐和园，光绪住紫禁城，实际上光绪也经常住颐和园，慈禧也经常住紫禁城。当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为了光绪早晚请安方便，两人宫殿的步行时间不过10分钟。按照茅海建老师的统计，在维新变法期间，两个人住在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要长得多。就算两个人不住在一起的时候，紫禁城和颐和园距离也不算远，单程半天时间就能赶到。

换句话说在维新期间，慈禧对于光绪处于半放手的状态，在一些小事上，光绪有自主权，但是到了国家大事上，一切还都要听慈禧的。二

慈禧并不反对维新，按照翁同龢的记录，慈禧曾经在维新时对光绪说过：“今宜专讲西学”。她说，咱这时候只能跟西方学习了，主张别的都不合适啦！

从这个角度说，慈禧其实是个维新派。当年的洋务运动她也算颇为支持，甲午战败后，还是在她的力保下，李鸿章才免遭惩罚，最后还给了个两广总督的肥缺。

更不用说到了甲午战败以后，连翁同龢都知道变法的必要，一贯支持洋务运动的慈禧当然更知道。在维新早期光绪任用的维新派人士、颁布维新政策，全都事先经过了慈禧的同意。在这点上，慈禧和光绪没有矛盾。

但是，慈禧有个不能碰的底线：任何变法都不能影响她手中的权力。慈禧这人极为贪权，当年搞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是一手扶植洋务派，一手扶植清流派。既要国家富强，又要防止有人威胁她的权力。

光绪搞维新她不反对，但前提是必须保正她对朝廷的掌握。

可是，康有为和光绪想搞的是迅速型变法，要在短时间内干掉所有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要在清廷高层进行人事大洗牌。问题是，慈禧自己在法理上没有任何权力，她之所以能控制朝廷，靠的是人事，靠的是朝廷里那些听她命令的大官。光绪要人事大洗牌，也就等于要夺走慈禧的权力，这是慈禧万万不能答应的。

当光绪越来越倚重康有为等人，开始扩张权力的时候，慈禧认为自己受到威胁，开始感到不满。在慈禧的眼里，自己的敌人和他维不维新无关，关键是看他忠于慈禧还是忠于光绪。所以慈禧干掉的第一个人不是康有为，而是翁同龢。

早年翁同龢同慈禧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他作为光绪的老师，后来跟光绪越走越近。甲午战争后，光绪重用翁同龢，把他调入军机处，还经常和他私下里聊天，这让慈禧非常不满意。就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准备大规模变法的前一天，慈禧突然调整高层人事，罢黜翁同龢，调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前面说过，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太重要了，直接掌握京畿地区的军政大权，北京附近的军队都归他管。慈禧换上荣禄的当天，就以光绪的名义宣布要在三个月后和光绪一起到天津阅兵。慈禧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她调整上层权力后，向清廷高层和各省督抚宣布她对北洋军队仍旧有掌控力，维持上层对她的信心。

这次人事调整说明光绪和慈禧已经有了明显的矛盾。但是慈禧还是没有反对维新，只是要求光绪变法的手段不要太激烈。

然而，这个要求光绪做不到。最大的矛盾在于康有为。康有为希望在现有的中央部门之外，另设一套叫做“制度局”机构，由康有为担任领导。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给皇帝提供咨询的，实际上拥有类似军机处的权力，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都架空，将来康有为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宰相。

事后，很多人因此批评康有为权力欲太重，一心培植私人势力。这个指责可以成立，但换一个角度看，要想进行快速、剧烈的变法，不掌握绝对的大权那是万难施行。变法需要干掉既得利益者，你不夺大权，谁都干不动，变法不就成了空谈了吗？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理解康有为的做法。

可康有为的问题在于，他把政治想得太幼稚，他以为皇帝一言九鼎，只要光绪一句话就能让维新派独揽大权。实际上，光绪那一句话恐怕都没有荣禄甚至没有李鸿章的话好使。

要说康有为想干别的事也就算了，他现在要解决的是人事问题，偏偏这是慈禧最不能碰的底线。

举个例子，光绪有一次违背先例，在没有事先征得慈禧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罢免了礼部里6名阻碍变法的官员，又让谭嗣同等4名维新人士担任“军机章京”（军机处里的低级官员）。

这让慈禧太后极为愤怒。

这件事要命的地方在于，从法理上讲，光绪现在已经亲政了，他有权力发布任何命令，他自行改动人事的做法是符合制度的。而事前咨询慈禧、事后向慈禧汇报的做法在制度上找不到依据，光绪没有必要一定这么做。

当然，慈禧还掌控着朝中大员、掌握军队，可是清代制度和前朝不一样，清朝是权力高度集中，军机处连类似明朝内阁的封驳权都没有，当皇帝的上谕和大臣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大臣必须服从，要不就是抗旨。所以虽然重臣都站在慈禧一边，可光绪要是真不讲母子情分了，就不听慈禧的，非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变动人事，只要上谕一发布，慈禧除了非法政变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如果真要非法政变，慈禧在舆论上就会陷于很被动的境地。中国南方有些督抚并不是绝对忠于慈禧。慈禧要是明目张胆违背上谕，武装政变，政局的变数就很大了。事实上，后来慈禧跟光绪决裂时，的确有地方督抚上书要求保光绪。

换句话说，现在的慈禧的确牢牢掌握着光绪，但前提是光绪念及和慈禧的母子之情，念及大事向慈禧咨询的旧传统——全凭光绪的一念之间。而此时在光绪的旁边，偏偏就有康有为等人，成天鼓动光绪别老听慈禧的。康有为在给光绪写的奏折里，成天提什么“乾纲独断”，总拿明治维新作比喻，说什么只要您大权独揽、行事雷厉风行，这变法一定就能成功！

这慈禧能答应吗？

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后，又有两件事刺激了慈禧。

一件是光绪希望按照康有为的建议，成立独立的“制度局”。如前文所述，这是个要架空军机处的机构，这当然是对慈禧权力的极大挑战。为了这件事，慈禧严厉训斥了光绪。

还有一件事是光绪要在紫禁城接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经是日本首相，在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中为日本立下汗马功劳。此时伊藤博文已经退休，以个人身份访华。当时朝野盛传光绪和维新党人有意给伊藤博文一个官位，让他当变法的顾问。这件事让慈禧非常敏感，她生怕光绪又要像上次一样不经自己的同意擅自任用伊藤博文。当时慈禧正在颐和园，听到消息后她立刻赶回紫禁城，以防光绪擅自行动。其实光绪是个很软弱的人，他接见伊藤博文只是例行公事，并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但是，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情况，慈禧已经不能忍了。三

独裁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是谁先出手谁就赢的“大逃杀”游戏，独裁者随时可能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人宰了——想想那个李建成，前一天还以为自己能稳稳继承大统，第二天就被亲弟弟宰了。再想想那个肃顺，前一天还万人之上呢，第二天就成了刀下鬼。

慈禧是在肃顺手下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她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平时极为敏感多疑。据她身边的宫女说，慈禧睡觉的床头长窗是一面大玻璃。她睡觉时只要一歪身，把帐子一掀，就可以观察到外面的一切。又说，慈禧的规矩是责打完的宫女一律赶出去不再用，因为她说宫女被打完后必有怨气，有怨气的人就不能在身边侍候。可见慈禧平时的多疑和谨慎。

光绪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慈禧的话，这已经超过了慈禧的底线。万一哪天光绪一冲动突然宣布撤销军机处、宣布查办荣禄，那慈禧该怎么办？“大逃杀”嘛，就看谁下手快。

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和光绪共同召见军机大臣，慈禧强迫光绪发出一份上谕，说现在国事太难办啦，我搞不定啦，还是像过去那样让皇太后帮我弄吧。换句话说，慈禧强迫光绪重新施行“训政”，把权力又夺了回来。

慈禧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

慈禧之所以要夺回权力，根本原因在于光绪非要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没有拥有能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要搞快速、全面的变法。你贪快，想雷厉风行，最后必然会得罪太多的人。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反对派就会采取措施把你推翻下台。要知道这时候可不是慈禧一个人反对光绪，而是满朝旧大臣都反对他。所以慈禧一声令下，顺利交权成功，朝廷里一点风浪都没有起。

所以说，光绪在变法这件事上犯了政治幼稚病。之所以他幼稚，一定程度上又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极力向光绪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不知道是真的无知还是故意歪曲，康有为给光绪造成一种印象：只要皇帝自己有决心，肯干，变法这件事就能成——然而我们知道，明治维新能成功是由一大堆客观因素造成的，根本没这么简单。

另外，康有为为人狂妄却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用姜鸣先生的话说，康有为“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康有为完全不熟悉清廷高层的政治形势和规则，经常用自己幼稚的想象去揣测高层的动向。

举个例子，光绪曾宣布要和慈禧在天津阅兵。这件事前面讲过，这是在维新变法开始前，慈禧罢免翁同龢后早就预定下来的计划，为的是向清廷高层宣布慈禧仍旧掌握兵权。但是康有为认为这是慈禧要利用阅兵的机会发动兵变来控制光绪——这是极为幼稚的猜想，就像刚才说的，慈禧要夺回光绪的权力，只需要把军机大臣召集起来，让光绪下道上谕就完了，根本不需要这么费劲。而且也没听说哪个军事政变在三个月前就对外预告了，还迟迟不动手的。

由于类似的一系列误判，康有为误以为慈禧太后早就有罢黜光绪帝的想法（其实并没有）。于是在很早以前，他就靠他戏文级别的政治经验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把政变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四

袁世凯是个很有能力又很滑头的人。

袁世凯原本在李鸿章手下，因为能力出众，很受李鸿章器重。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带兵镇守在朝鲜。后来中日冲突越来越激烈，袁世凯一看苗头不对，马上申请回国，躲过了甲午战争。后来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袁世凯立刻放弃李鸿章，投奔了清流党。

在朝鲜期间，袁世凯见识了日本陆军的西式战术，大受震撼，回来后决定严格按照西方的制度训练士兵。战败后的朝廷正好急需练新兵，所以朝廷让袁世凯在天津附近一个叫做“小站”的地方，训练了一支七千人的新军。

袁世凯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的军队练得很成功，钻营的功夫也一直没放下。袁世凯很快发现，荣禄是慈禧太后的新宠，他于是主动上书，要求自己接受荣禄的管辖。作为回报，荣禄对袁世凯多有回护。

康有为呢，对于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完全不知道。当初康有为还没有被光绪重用的时候，他到处讲学、组织学会，声势搞得很大。那时候朝野人人都在讲维新，搞维新是最时髦的政治风向，在这个大潮里，袁世凯也参与过康有为的学会。

袁世凯其实是在未雨绸缪，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多铺条路。康有为却天真地以为袁世凯是真心认同维新党。实际上等到康有为真的开始变法后，袁世凯早就看清康有为变法并不可行，私下里抱怨康有为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康有为看错了人不说，而且他还为人过于狂妄，这犯了政治斗争的大忌。

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说他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荣禄也在场。荣禄问康有为，你如何能推行变法啊？康有为竟然当众回答：“杀掉一两个阻挠新法的一、二品大员就可以了。”

你算算他这一句话得罪多少人？

嘴皮子上厉害也就算了，康有为还真动手，用实际行动来得罪人。

他要建立“制度局”冒犯了整个清廷高层，这还不算，他还提出彻底废除科举考试。

从维新的角度讲，废除科举当然是对的，教育是国家之本嘛。但是你得看看当时的环境。当时满朝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学霸，他们的功名都是从科举上找来的，你突然废科举，不就等于否认了他们的功名资本吗？

当年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也知道科举误国，几次上书要求改革科举。李鸿章可不是要废掉科举，只是想在现有的考试科目之外再增加一个“西学”，结果连这都受到严厉的批评，根本搞不下去。最后在他和奕訢的努力下，只能勉强增加了一个“算学”，这还是个早在唐朝就有的科举科目。

当然，甲午战争后的环境不太一样，人们急于求变，呼吁废除科举的声音也比过去更大了。废科举不再是绝对不能讨论的话题，当时提出废除科举的也不是只限于康有为一党，包括光绪、慈禧，也支持废科举。

但是，废科举得有技巧，你不能冷不丁一下子把整个科举都废了，因为全国还有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正为了科举考试日夜苦读，有的人已经念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念了一辈子，还有很多读书人以教科举为生。你现在突然废除科举，不就等于毁了这些人的一生吗？这就跟明天突然宣布废除高考，改考八股文是一个道理。作为中学生，你乍一听还挺兴奋，再仔细一想自己这十几年辛苦都干吗去了，肯定也得掀桌子。

后来清朝到了快灭亡的时候，确实把科举给废了，但是用的是逐渐废除的办法：每次考试递减三分之一的名额，逐步停掉（后因局势恶化太快，提前五年终止科举）。这样还能给那些旧学生留条活路。

而康有为和光绪这两位太急于求成了，宣布从下一次考试开始，立马停止科举，改成“策论”（政治议论文）。你这不是等于得罪了全天下潜心科举的知识分子吗？

虽然这道命令是通过光绪下达的，虽然也经过了慈禧的同意，但是天下读书人只知道这是康党全力推行的政策，把康有为当成了躲在皇帝背后的罪魁祸首。

偌大一个清帝国，精英人才除了上面的高级官员外，就是下面的知识分子。现在康有为一口气把上下都得罪了，他最后能落好吗？袁世凯作为官场老油条，怎么可能跟着这种处境危险的人混呢？

但是袁世凯这人很圆滑，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时候，袁世凯一句反对他的话都没说——现在康有为正被光绪宠信，干吗平白无故得罪他呢？万一老佛爷归天了，将来让康有为得势了呢？在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从不公开表现自己的好恶，就老老实实地练他的兵。这些举动又被患有政治幼稚病的康有为误读，以为袁世凯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就在慈禧发动政变的前几天，荣禄突然调动军队。按照茅海建老师的分析，当时有英国要和俄国开战的传闻，荣禄调动军队是为了防备英、俄的正常举动。但是康有为认为这是慈禧要最后摊牌，马上要对光绪动手了。于是在荣禄调动军队的当晚，康有为指使谭嗣同去找袁世凯。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密诏，谎称光绪向维新党求助。说荣禄要废掉皇帝，命令要袁世凯先杀掉荣禄，然后派兵“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所谓“围颐和园”，其实指的就是逮捕慈禧太后。

袁世凯就是傻疯了也不可能同意维新党。就算袁世凯不怀疑诏书是伪造的，他也知道慈禧和光绪之间，有实力的是慈禧，绝不能站在光绪一边。且不说袁世凯并不认同康有为的新法，也不说袁世凯是荣禄的老部下，单单以当时京畿的军事实力来看，袁世凯手下只有七千人，而京畿有北洋军四五万，还有其他各省驻军数万，这些都归荣禄统辖，北京城内还有旗兵数万。袁世凯要是政变就等于自杀。但是圆滑的袁世凯没有正面对谭嗣同说行还是不行，只拿了一些空话敷衍他。当然谭嗣同也反应过来了，知道这事多半没戏。

除了说服袁世凯外，维新党人还有一招，由谭嗣同雇佣几十名“好汉”协助政变。什么叫“好汉”？站在维新党人的角度说，这些人是“江湖义士”，而站在清廷的角度说，就是流氓、混混、黑社会。靠这几十个“好汉”想要突破森严的皇宫高墙、打败数万人的禁军，这又是戏文看多了的结果。明清历史上，的确有过江湖人士趁着宫禁不严或者里应外合一度攻入紫禁城的例子，但从来没有一次能真正伤及皇室。

总而言之，康有为的那些举措没有一个靠谱的。

一连串的政变挫折让康有为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宣布训政的前一天，康有为已经离开了北京。慈禧训政的当天宣布抓捕康有为和其党人，康有为在外地得到消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之后又辗转逃到香港。五

慈禧政变后，刚开始对光绪的处置并不是很严厉。慈禧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一党，没有软禁光绪，也没有大规模废除新法。

随后两件事改变了慈禧的想法。

一件是袁世凯告密。在笑呵呵地敷衍了谭嗣同后，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找荣禄把事情都说了。等到袁世凯的小报告传到慈禧耳朵里的时候，慈禧这边已经开始训政了。接到这个消息的慈禧怒不可遏。因为当时谭嗣同是以“皇帝有密诏要救驾”的名义找的袁世凯，所以在慈禧看来，这不是康有为要谋反，而是光绪要谋反，要杀她。

这个消息严重打击了慈禧。

从刚开始立光绪的时候，慈禧就知道早晚有一天得把权力交给光绪，所以她十分注意培养和光绪之间的感情。光绪入宫的时候只有三岁半，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慈禧坚持亲自照料光绪的生活，据说还亲自哄他睡觉、手把手教他识字。在光绪长大后，慈禧也常用母爱和孝道教育他。

结果现在竟然传来光绪要“弑亲”的消息，这让慈禧既恐惧又寒心。

这事还没消停，康有为在香港又给光绪完美补了一刀。

慈禧政变这事关系到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局势，在当时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康有为一离开清政府的势力范围，立刻成了世界各国记者关注的焦点。结果到了香港后，康有为马上接受记者采访，在采访中大谈光绪对他如何信任，说光绪已经不认慈禧为母亲，还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光绪密诏，说光绪要康有为去英国求救，帮助光绪恢复权力。

康有为出示的密诏并不是凭空伪造的，原件的确存在，是光绪在慈禧政变前交给军机四章京中的杨锐的。当时，光绪和慈禧已经因为擅自任用军机四章京的事发生了争吵。有一天光绪给杨锐下了一道密诏，光绪在密诏中解释说，他本想罢免所有阻碍变法的官员，但是我权力不够，如果硬要罢免，“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要求杨锐与其他三位军机章京（并无康有为）想出一个办法，既可以重用维新党人，又不会触怒慈禧。

这封密诏后来被康有为等人多次修改，声称这份密诏是给康有为的，关键内容也改成了“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密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这就是说，光绪那份密诏原本的意思是“四位军机章京，请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跟怎么能说服皇太后，和平解决这事”。经过康有为等人的修改后，变成了“康有为，我要被皇太后害了，快救救我！”内容完全颠倒了。此时军机四章京已经被慈溪太后处死，光绪被慈禧控制，康有为仗着死无对证，把自己美化成了独受密诏，忠心救主的维新重臣。

如果以善意来解释康有为的做法，那可以解释成他是为了拯救光绪，不得不造的舆论攻势。可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这番言论会让光绪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光绪原本不想忤逆慈禧，压根就没做过对不起慈禧的事。现在康有为的这番折腾，彻底把光绪给卖了。更要命的是，康有为等人到了国外后，一直在高调谋划“救驾”，又是在报纸上造舆论，又是游说列强干涉，又组织日本浪人武装救驾（又是戏文看多了的结果）。康党不遗余力地痛骂慈禧、声援光绪，这使得光绪的存在对慈禧来说成了个现实威胁。慈禧开始认真地考虑废帝，甚至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慈禧此时杀光绪的心都有了。其根据是，慈禧政变后对外宣传光绪早在四个月前就一直处于病重状态，又谎称康有为等人给光绪供奉毒药想要谋害皇帝。因此有学者认为，慈禧这么做一是要试探外界对废帝的反应，二是给自己毒杀光绪找个借口。据慈禧身边的宫女说，政变那年以后光绪就拒绝吃药，这恐怕也跟担心被毒杀有关。

可是训政和废帝、杀帝有本质不同。训政虽然属于政变，但有前例可循，在制度上是合法的。杀帝在儒家道德里属于大逆不道就不说了，就连废帝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因此无论是朝中官员还是各省督抚，大多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

而且外国列强也反对。

清廷皇室动荡，关系到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列强自然也很关心。其中最支持维新派的是日本和英国。

日本支持维新派和甲午战争有关。甲午战争里，日本触犯了俄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战后俄国对日本的侵华行为多有阻挠，这让李鸿章等清廷官员产生了联合俄国对抗日本的想法。在这个思想下，清廷一度和俄国走得很近，李鸿章出面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东北地区的很多利益都出让给俄国（据俄方档案记录，李鸿章收了巨额贿赂）。日本一看这样下去咱就吃亏了啊，于是希望在清廷里培植亲日派。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和明治维新很像，康有为在谈变法时又言必称日本，因此日本给了康有为很大的支持。英国为了对抗俄国，在亚洲同日本结成了联盟，所以英国也站在康有为这一边。

慈禧通缉康有为等人的时候，是英国人把康有为运出了中国，后来又送康有为去了日本。梁启超则是到日本使馆求助，在日本领事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

英、日支持康有为，其他各国也倾向于保护光绪。因为列强为了维持在华利益，他们对清廷的期望是“能保持稳定统治，同时易于控制”。慈禧和光绪两个人比起来，列强认为光绪代表着维新，慈禧代表着旧势力。光绪更愿意同外国合作，慈禧对外更保守一些。而且以当时的形势看，列强大多认为要是不维新清政府就真撑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都开始干涉清廷内政。慈禧政变半个月后，多个国家借口有外国人在北京被打伤，带兵进入北京使馆区，驻兵地点距离慈禧的寝宫不到三公里。

政变后，慈禧对外宣布光绪病重，从此所有外国人都没有再见过光绪。这使得坊间有各种传闻，甚至有人说慈禧已经把光绪杀了。于是各国又给清廷发照会，一致要求找一个外国医生给光绪看病。

按说这种事清廷完全可以拒绝——我们皇帝病了，凭什么要让你外国人来给我们看病呀。但是在各国驻兵的压力下，慈禧为了安抚列强，答应了由一位法国医生给光绪看病。看病的结果是，光绪的身体没有大问题。因为列强的这些压力，毒杀光绪肯定是不行了，废帝的压力也太大。最后，慈禧就选择将光绪软禁在西苑的瀛（yíng）台里。

西苑是紫禁城西边的一片皇家园林，跟紫禁城就隔着一条街。和以砖木建筑为主的紫禁城不同，西苑有大面积的湖泊。慈禧平时回北京的时候，并不住在紫禁城里面，而是住在西苑。慈禧住西苑时，光绪为了每天给慈禧请安方便，也就跟着住在西苑的瀛台。

瀛台是一个小岛，只有一座桥和外界连接。面积不算太小，有三进院子，岸边还有一些小亭子，相当于是个皇家的小别墅。因为瀛台本来就是光绪常住的地方，又四面环水便于看守，于是便被慈禧当成软禁光绪的囚牢。慈禧下令封锁瀛台的全部出入口，湖泊沿岸都安排了人员监视。后来到了冬天，湖面结冰，慈禧又叫人把冰面砸出一丈余宽的间隙以防有人渡河。

软禁光绪帝的同时，原本不是很反对变法的慈禧开始大规模罢免维新官员、废掉新法，之前所有的变法成就几乎全部作废。康党和光绪共同策划的维新变法彻底失败。六

戊戌变法是一场在理想主义外表下的政治闹剧。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维新派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掌握能震慑全国的武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表面上看，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慈禧贪恋权力、破坏变法；是康有为犯有严重的政治幼稚病，他错误地想象清廷高层的政治动向，幼稚地相信袁世凯，又自私地让光绪陷入危险境地。

然而，就算退一步说，假设康有为没有犯上述错误，甚至再退一步说，假设慈禧太后突然驾崩了，光绪亲政了，其实变法仍旧不能成功。因为快速的变法需要成批干掉既得利益者，清廷绝大部分高官、贵族、军事统领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答应。

当初康有为主张建立“制度局”时，还轮不到慈禧反对他，满朝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员都一致反对。这些人反对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你在国家已有的机构之外另立新机构，你这是扰乱国家制度，这是乱政。旧的国家制度经过上百年的检验，已经被证明是稳定的，你现在搞个没人监督制衡的新机构，你会不会大权独揽威胁皇权？你康有为是不是有野心？

咱们再退一步说，假设慈禧太后已经死了，光绪英明神武，控制了京畿的军权，把朝臣都控制在股掌之上，朝廷中所有大臣都一致服从光绪了。这戊戌变法能成功了吗？还是成功不了。

因为晚清朝廷权力下移，地方势力极大，就算中央听了光绪的，地方上也未必会听。

当时的情况是，别说地方上的保守派了，就连那些主张洋务、眼光相对开放一些的官员，也都反对朝廷变法。

这一则是因为有些洋务派还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主张康有为那种激进的改革。二则是因为，剧烈的变法和各省督抚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说过，变法的关键在于消除特权阶级。而那些主张洋务的地方大员，他们为了能贯彻自己的命令，在地方上拥有说一不二的特权，他们恰恰是在新政策下要被干掉的阶层。

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就是很多原本由各省督抚独揽的权力，在康有为的新法下要收归中央。再加上康有为的不少新政原本就不现实，因此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很多督抚都抵制新法。在光绪施行变法政策的短短三个月里，就有很多督抚阳奉阴违，没有认真执行朝廷的新政。

维新派的政策上到朝廷大员，中间到各地督抚，下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激烈反对。维新派又没有掌握军队，任何一个对手都打不过，这样的变法怎么会成功呢？

戊戌变法虽然是一场闹剧，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慈禧极度恐惧失去权力，在政变后采取了过激反应：一切维新改革都被停止，甚至包括那些慈禧已经同意的新政都被取消。以后人的观点来看，大清失去了自我挽救的最后机会。

经过这次大清洗，朝廷原来人人谈维新的风气发生了大转弯，保守派、清流派重新抬头，间接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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