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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8 2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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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屠格涅夫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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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文集

屠格涅夫文集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

【七卷本总序】 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综论(1)

初恋

僻静的庄园

猎人笔记

罗亭 贵族之家

前夜 父与子

处女地 烟

屠格尼夫诗选【七卷本总序】(1)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综论王立业

屠格涅夫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也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既有对世界艺术传统的承继,又有自身诗意现实主义的开创,同时还有对后世作家的多维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功利的影响,人们对他的认知并非准确到位。屠格涅夫的重要文学意义不在于批评界苦心挖掘的思想性,而是他创作中五彩纷呈的艺术性;他的主要文学成就不在于传递时代情绪与思想观念,而在于对人性与人的心理,对生、死、爱等人生永恒主题的鲜活揭示,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哲理思索与探求。屠格涅夫是一尊美学经典,但却是一尊断臂的维纳斯,唤起人的是美的联想与联想中的完美,并从中获得艺术生命的永恒。时代在变,屠格涅夫的研究视角也必须与时俱进,让文学返本归真,还艺术以本来面目,这是时代赋予文学批评的使命,不因知晓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就认为熟知了完整的屠格涅夫,不因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有限的思想性遮蔽其中短篇小说的无限艺术性,总言之,屠格涅夫的艺术世界有待于世界格局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进一步展开。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的俄中认知

屠格涅夫是一位创作个性复杂的作家,长期以来,因历史与时代等原因,研究界对他的研究尚不能全面与客观。他的创作含纳了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体裁,即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体裁在他笔下都得到了臻于完美的艺术呈现,且各种体裁间均有着完美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无需说,在作家的多体裁创作中,名声最大的无疑是小说家屠格涅夫,但作家在同一时期写下思想旨趣和艺术品味完全不同的作品,即在写顺应时代需要的长篇小说的同时,却又写下一大批远离于此的中短篇小说,而且即便是同一时期写出的中短篇作品,也截然呈现两类,一类是明朗抒情的爱情小说,另一类则是阴暗晦涩的“神秘小说”。屠格涅夫全集俄文版28卷30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明明是中小体裁作品,但很长一段时间,学界把更多注意力投向他的六部不长的长篇,且多为前四部,而后两部则被视为思想与艺术衰颓之作近乎冷置。十九世纪俄罗斯民主派文学批评中,“思想家作家”屠格涅夫研究远远高于“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只看到了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巨大社会意义”,而淡化其艺术价值,尤其漠视一大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中短篇小说的存在,即便偶有评说,也强赋予纯社会学批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屠格涅夫研究则将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全盘否定,对其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神秘小说”无限度拔高,其文学批评同样是有失偏颇和主观。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传统文学人为忽视,意识形态批评甚嚣尘上,作为艺术家作家的屠格涅夫研究直至50年代末方得以发展,一批研究精英(格罗莫夫、巴丘托、库尔良茨卡娅、穆拉托夫、沙塔洛夫、普斯托沃依特、比亚雷等)均以极具影响力的专著或专论将屠格涅夫艺术世界渐次展开,尽管在个别研究家那里,如马尔科维奇等,研究视点仍只落定在前四部长篇小说,但对其艺术成就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关照。但正如普斯托沃依特所言,及至20世纪九十年代,“屠格涅夫的艺术技巧、作家的书信、作品的版本考订、文本和语言尚待进一步研究。俄国屠学界仍期待着一部论屠格涅夫语言文体的学术专著问世”,“俄罗斯对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研究成果尚不能令人满意”,代表作家另类艺术成就的“神秘小说”仍少有研究。苏联解体后,研究界思想得以松绑,新老两代权威学者佳作迭出,促成了多元化、跨文化的宽口径屠格涅夫学。托波罗夫的专著《奇怪的屠格涅夫》(1998)以符号学结构主义到历史词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神话诗学、神话学、仪式学、象征等理论与方法专论屠格涅夫艺术个性,尤其让人称奇的是对屠格涅夫魔幻般词语魅力的研究,给我们呈现出了斑斓多彩的屠格涅夫艺术个性,该专著被称为“更改了俄罗斯屠学”之作(别利亚耶娃语)而引起广泛热议,研究家因此而成为本年度,也是第一届索尔仁尼琴文学奖的唯一获得者。同时,一代研究精锐(如侧重屠格涅夫体裁研究的别利亚耶娃、专事屠格涅夫哲学思想研究的戈洛夫科、专门研究屠格涅夫神话诗学的别利斯卡娅,《猎人笔记》研究专家和作家生平研究家列别捷夫等)的出现,一批屠氏研究期刊的创办,多卷本的作家创作年鉴的出版,一批专论作家艺术个性及其晚年创作著述的问世,竞相打造出了俄罗斯屠格涅夫研究的繁荣。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对屠格涅夫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普京还在2014年3月5日颁发总统令,号召2018年在全俄范围内对这位“具有俄罗斯和世界文化意义的”伟大作家诞辰200周年予以隆重纪念。是年,将有近70场相关学术和纪念活动在俄、法、德等国进行,且均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参与。莫斯科大学(《晚年屠格涅夫:文本·事件·评价·遗产问题》)、圣彼得堡大学(《纪念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屠格涅夫与世界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屠格涅夫与俄罗斯世界》、奥廖尔大学(《屠格涅夫与世界文学》)、屠格涅夫庄园斯帕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文化历史与作家纪念馆》)等分别召开屠格涅夫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奥廖尔大学信息发布词称:“屠格涅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进程中曾占据,当下也毋庸置疑地占据着中心地位,作家的创作成就促进了俄罗斯和世界文化与文学的丰富,即便对当下的文学进程也继续产生影响”。

屠格涅夫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中一批作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巴金、沈从文等等都从屠格涅夫创作中得到启发或获得灵感,其中,巴金、郁达夫等被中俄学者誉为中国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中国有着115年的译介史。屠格涅夫最早以一位小体裁作家,一位言情的罗曼蒂克作家“亮相”中国,为中国读者最先认知的是他的玲珑剔透的“文学风格”。但是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屠格涅夫的引进与接受却也是照搬了十九世纪民主派的文学批评,一味强调的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文化建设的需要,故而,长期以来,屠格涅夫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被错位,明明是一位艺术家,偏偏被说成是思想家;明明是一位浪漫主义特质的现实主义,但其浪漫主义成分被批评界一度淘空,剩下的似乎只是符合政治思想需要的现实主义;在他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明明是中小体裁作品,但研究界只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他的长篇小说。类似漏读与误读使得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与俄罗斯一样走过一条并非平坦的道路。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复兴近乎源于与俄罗斯同样的契机,均得益于文化领域的“解冻”,即八十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屠格涅夫研究步入社会历史批评,继之,文学审美批评渐成风尚,代表性著作当属张宪周的《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1981)和王智量的《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1985)。中国的屠研高潮始发于1983年作家逝世100周年,这一年发表各类研究文章总括约85篇。厦门屠格涅夫学术会议的召开当属本年度中国屠学最大盛事,且出版了论文集《屠格涅夫研究》(1989),不仅对屠氏六部长篇小说的社会思想性展开研究,同时也以艺术审美视角对作家创作手法予以论述,对各种体裁的研究,如刘文飞的《屠格涅夫早期抒情诗》、金留春、黄春来的《心理剧的倡导者屠格涅夫》至今不失为屠格涅夫抒情诗与戏剧研究的稀有之作,张建华的论文《屠格涅夫晚期浪漫主义中短篇小说初探》第一次对屠格涅夫的“神秘小说”予以专门研究,先知性地涉入“白银时代”的热点议题,及至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屠格涅夫研究界公认的前沿领域。90年代至21世纪初年的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特色呈视域开拓、方法多样,高水准,宽口径,既有声势,又不乏质量的优良态势。一大批屠格涅夫本体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等的优秀论文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朱宪生的专著《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1999),堪为与俄罗斯屠格涅夫研究相呼应之作,孙乃修专著《屠格涅夫与中国》(1998)属于这一时期屠格涅夫比较研究的引擎之作,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繁盛,继而呈现出文化与审美的多元开掘的研究景象。

应该说,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对屠格涅夫的积极接受业已形成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优秀传统,并在世界屠格涅夫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俄罗斯,乃至欧洲,都在努力张扬屠格涅夫世界意义的今天,具有深刻中国意义的屠格涅夫仍未出现,近十年中国对他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莫名的委顿与萧条,屠格涅夫研究无端地被认为已经穷尽,尽管不久前出版了两部屠格涅夫研究学术专著,即吴嘉佑的《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2012)和朱红琼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研究》(2013),前者对屠格涅夫哲学思想及其艺术表现,以及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元素作出了诸多令人信服的界说,后者当属对我国屠格涅夫小体裁作品研究的有力提振,但仍然改变不了目前中国屠格涅夫研究捉襟见肘的现实。文学受控于时代。出现此种情况,固然源于如下原因:当下社会的急功近利,人心浮躁,读者寻求的是感官刺激的速成品,而唯美文学却很少有人无暇顾及阅读,加上影视传媒等多种信息产业冲击了阅读市场,抢占了读者受众,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研究导向与片面认知有关。学界长期着眼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研究,使得很多人认为,了解了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就了解了整个作家屠格涅夫,同时长篇小说的思想有限性覆盖了屠格涅夫艺术世界的丰富性,而无端认为该是与屠格涅夫“分手”的时候了。这样的观点导向,只能把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引向死路。完全可以说,屠格涅夫研究在我国远不是穷尽,而是大有可为,人为丢弃屠格涅夫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损失。

相对于思想家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同于哲学家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乃艺术家作家,且对立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论,“美是艺术”是其审美主张,当下俄罗斯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称其为唯美作家,是一尊不朽的美的经典。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的全面认知在我国还需要有一定的过程,作家的美学特征有待进一步开掘。屠格涅夫艺术地力写时代与人生,用艺术表现理念的方式方法为我国的文学发展提供了不朽的经典范式。此外,“诗意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屠格涅夫的艺术方法自白,更是其独有的文学开创,这一点(2)早已经为我国一些学者认知,茅盾誉其为“诗意的写实家”,郑振(3)铎称其作品“不仅包含诗的美,而且具有很充实的智的内容”,也正因为此,使得屠格涅夫的作品外延意义十分广阔。作家以其诗意深含的心理描写、幽雅婉丽的景物描写,细腻抒情的爱情描写,以及纯净优美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和诗化叙事手段影响了布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卡扎科夫、索洛乌欣等一批20世纪作家,开创了俄罗斯诗意现实主义,亦为抒情现实主义,亦即浪漫现实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此,尚能串接出一部内容独特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小说家屠格涅夫艺术世界是丰富多元的,权且说,长篇小说功于社会思想的艺术传递,但中短篇小说却在人生永恒主题的揭示中聚现了作家的最高艺术成就。行至目前,他的一批明朗抒情的爱情中短篇小说在我国拥有多版本的翻译,但对其研究却相当匮乏,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构成屠格涅夫爱情小说总体艺术品质,如心理描写为特征的《初恋》,风景描写见长的《阿霞》,戏剧性小说著称的《春潮》等等。屠格涅夫“神秘中短篇小说”约占其全部中短篇小说的三分之一还多。这批作品创作跨时较长,从50年代一直到作家去世之前,且每个时段都各具特征,即50年代对人生、幸福以及爱的死亡走向的哲理思考,60年代的宿命忧郁与悲观绝望,70年代对不可知的人生迷茫,80年代轮回至50—60年代的爱情主题,但取代灰心与绝望的是生、死、爱的重组,亦即生与死毗邻,爱并不止于死亡,爱大于死亡。这些作品融汇了作家避开社会浮尘所作的冷静思考与艺术锤炼,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可以说是多种艺术手法的兼容并蓄,可谓作家文学生涯中的一道亮丽景观。遗憾的是,我国及至目前对这类小说只有部分译介,对其研究更是近乎阒无。毫不夸张地说,离开屠格涅夫的中小体裁作品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只能是触摸到了屠格涅夫的冰山一角。虽然中国屠学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若干僵化定论有待花力气松动。历史行至今日,屠格涅夫仍被个别研究者当作思想家作家去研究,仍留有意识形态的思维话语,而作为艺术家作家屠格涅夫的研究显见不足。我们坚信,只要不懈努力,努力开掘,我们就会在世界屠研领域赢得自己的话语权,打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新世纪屠格涅夫学。心理学家作家屠格涅夫

心理描写在屠格涅夫的艺术世界中占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正是他的隐蔽心理描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诗意现实主义,或曰抒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确立,形成了他的内容比语言多得多的诗意叙事,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抒情性和联想性,以及长篇小说不长的语篇格局乃至作品本身情节淡化风格的形成,其风景描写也因“外在表现”的主旨而具备强大的心理评价功能,同时,语言艺术家与肖像艺术家屠格涅夫的文学定位无不得益于作家的敏锐观察力和出色的心理描写。一、心理描写的比较研究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相同,屠格涅夫当属十九世纪三大心理学家作家之一。三位文学大师各以其无人企及的心理描写为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整个俄罗斯文学框定了审美标准,一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心理分析是赋予创作天才以力量的几乎是最本质的要素”,并认为,“认知人的内心,能够在我们面前展示其隐秘,此乃(4)评论每一位,其作品震撼着我们心灵的作家的首要话题”。也正是这三位文学巨擘在不同程度吸纳前辈作家心理描写手法基础之上,确立了俄罗斯小说心理描写的两大类型,即“由外入内型”和“由内往外型”,前者称“隐蔽式心理描写”,注重的是人物的“外在表现”,即根据人物的外部肖像、动作细节、言语和表情等等,或是景物的外部呈现隐秘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后者则是“公开式心理描写”,则多用内心独白、人物自我对话、梦境、意识流、书信、日记、回忆、想象等手法将人物心理状态或过程公布于读者。无需说,屠格涅夫是“隐蔽心理描写”手法创立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则确立了“公开心理描写”之类型。

有感于高尔基“研究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否则不成其为方法”(5)这一宏论,笔者有意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三位心理学家作家的心理描写体系予以比较研究,以期甄别或厘清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丰富内涵与鲜明特征,以及艺术嬗变。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比较在我国时常有见,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却难得一见,即或有对三位作家有所比较,也多言其“异”,却很少言及“同”,从而使得研究界,尤其在审视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关系时,一致觉得他们无论就其思想观点,还是艺术手法,都是巍然对峙,永不碰头的两座山峰。

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批评似乎成为屠格涅夫永不妥协于托尔斯泰的立场表白:“就托尔斯泰的所谓心理描写有很多话可说:没有一个性格得到真正发展,有的只是一张套老掉牙的办法,表达同一种感情、处境发颤的犹豫,他这般毫无顾忌地借每个人物之口和意识说出我爱,其实我恨等等,这些虚假、细腻的反省与思考,以及自身情感的观察是多么的让人腻烦生厌。托尔斯泰似乎不(6)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描写方法,或者是着意将其忽略”。无需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屠格涅夫单方面的评说来否定其他作家心理描写手法,就如同我们不能以托尔斯泰指责屠格涅夫在谈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激动而只关注语言精美和悦耳当为不真实,因屠格涅夫不喜欢写细腻的心理过程而认定其不善于心理描写一样有失公允。但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手法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从而构成不同作家自成体系的心理描写原则。

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不同在我国早用公论,即托尔斯泰着重描写的是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展现人的心灵辩证法。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一个人心灵的全部情况,表(7)现朴素的语言无法说明的秘密……”有别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关注的则主要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不在意状态本身,注重的是心理活动结果,而不问津其过程。屠格涅夫的审美信念是,“诗人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然而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当知道和感觉到7现象的根源,但是表现的只是兴盛和衰败的现象本身”。从而构成了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两大对立,生发出各自不同的思想美学原则和艺术表现。屠格涅夫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段的首要特征是简洁与矜持,他不主张像托尔斯泰那样,过于琐细地将人物心理全过程揭示于众,而是将丰富的心理内涵灌注于人物的外在表现,让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蹙、一叹息都担负起心理描写与性格揭示的任务,就艺术手段而言,这种心理描写既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外溢,又暗示人的心理活动的开端或结果。这种心理描写手法得到勃兰兑斯的高度赞扬:“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很难遇见更加委婉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加(8)精湛完美的性格刻画”。

另外,屠格涅夫心理描写中的“外在表现”,同样包括围绕人物心理铺展开的风景呈现。作家巴金曾如是精当概括:屠格涅夫迷人之处在于“善于用极其简练的文笔描写人的深刻复杂的感情,用真诚的热爱之情描写俄罗斯祖国大自然的美丽,但他从不用多余的字句冗繁这种描绘,也不分散笔力去描绘细枝末节,他擅长于用点墨之笔描画出他构思中所必不可少的风景,这种风景与人的内在情感时而相融相(9)谐,时而对立反衬”,从而使得“情”在“景”中或浓烈,或鲜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最常见的屠格涅夫风景描写的评论话语,尽管也有以此定论托尔斯泰的风景描写,但二者不同的是,托尔斯泰的风景描写内含深沉的哲理意味,远不是单纯的心理描写手段。大自然在屠格涅夫笔下既有修辞层面的“拟人化”,更具备伦理意义的“人格化”,以不同的方式与屠格涅夫所钟爱的主人公同悲共喜,既是人物心理的外在投影,催生出一幅幅“心灵风景画”,同时又是人物心理与情感的外在触媒,促成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心理情绪的推进,同时常常以“风景离题”或人物心理间歇与过渡的“抒情插笔”等方式,抒发作者本人的情怀,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作者——文本——读者”一道完成文学写人,写人的心理的任务。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并最为常见的我国屠格涅夫心理描写原则的研究与得论基本源自作家的长篇小说,且多有重复,似乎小说家屠格涅夫除了六部长篇小说,别无他物,越发使得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成了两个心理描写的不可兼容的对垒。其实,所谓的“隐蔽”与“公开”并非泾渭分明的简单对峙。“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好并不相

(10)符”。这段创作告白不仅是屠格涅夫艺术襟怀的忠实体现,也道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文学事实,即为了艺术真实的需要,任何一位真正的作家都不会固守自己的所谓原则而原地踏步,而是走向与不同作家、不同的创作手法的兼容并蓄。实践证明,即便在长篇小说中,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也常常是下意识地靠近托尔斯泰,正如俄罗斯学者温妮科娃所认为,“每当屠格涅夫要描写作为过程的人的心灵生活,展现人的心理矛盾与斗争,都要求助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手法”(11)。说的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烟》中的利特维诺夫的心理描写便常常借助于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称这个形象要比隐蔽心理学描写出的巴扎洛夫复杂得多,这位研究家研究发现,《贵族之家》中,当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有外遇后,其震惊、痛苦、愤怒,夹杂在他的充满情感辩证法的回忆中,屠格涅夫也同样是借助于托尔斯泰的心理(12)分析手法,这一点也为我国学者冯增义所发现。众所周知,屠格涅夫的男主人公常常是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聚合体,前者是事业与爱情上的东突西撞,后者则是面对爱情与理想就要实现时的犹豫彷徨,而要完成“哈姆莱特性格”的完整揭示,就使得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手法的接受与借鉴成为必然。另外,若得领略屠格涅夫心理描写的全貌,我们必须认知屠格涅夫的整体创作,而远不能只局限于六部长篇,必须深入研究集中代表屠格涅夫艺术成就的一大批明朗抒情的爱情小说,乃至一批艺术方法上包容广大的“神秘小说”。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初恋》素被称为“心理小说”,但这篇小说的心理描写并不是其屠格涅夫本人“隐蔽心理学”的垂范之作,恰恰相反,被俄罗斯学者弗里得良德称为“屠格涅夫作品中唯一一部用托尔斯泰手法去洞察人物的情感的萌生和发展,细致入微地表达爱情本身的辩证法,从绝望到痛苦,从难以承受的委屈向醉人的快乐的瞬(13)间过度的作品”。小说《三次相遇》月夜中主人公的复杂心绪的一览无遗之呈现无不体现托尔斯泰侧重“心理过程”描写的影响。在素被认为对“隐蔽心理学”忠实奉行的《浮士德》、《死后》(《克拉拉·米里奇》)《阿立克赛神父的故事》等一批“神秘小说”中,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过程,以及油画般精细的心理状态的描写,同样不失为屠格涅夫心理描写的重要辅助手法。可以说,屠格涅夫在他的中小体裁作品中其心理描写手法固然有对长篇小说的传承,但更多的是突破,及至为了艺术真实的需要而对其背离,甚至是颠覆,以至于批评界为屠格涅夫在晚期创作,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是否已经放弃隐蔽心理学描写原则而展开争论,尽管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但由此已足以说明,屠格涅夫整体创作心理描写手段的丰富多样,不仅仅有托尔斯泰的心理过程的描写,有脱胎于“心灵辩证法”的情感辩证法,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心理描写,同时还可以捕捉到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等心理描写手法。

毫不足怪,托尔斯泰笔下也含有丰富的“屠格涅夫因素”。他的小说《舞会之后》是典型的屠格涅夫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巴金发现,“屠格涅夫写过好些中短篇小说,有的开头写大家在一起聊天讲故事,轮到某某,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与屠格涅夫小说的叙事手段毫无二致,《舞会之后》也是朋友“聊天讲故事”,轮到瓦西里,“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而且在少校父亲为了给一对意中人创造接触的机会,其善解人意之情也是通过他的神态与动作来“隐蔽”揭示的。整篇小说已经不再是“粗通文墨”的样子,更无一个“笨拙的词句”(卢那察尔斯基语),而完全是屠格涅夫式的语言简洁优美,整篇小说充满诗意与抒情格调。

公正的定论是,在三大心理学家作家的创作比较中我们应该看到,“隐蔽”与“公开”远不是数学题似的不同类型的演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这种“你”“我”互见、同异互存的文学关系同样构成了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比较的生动诠释。尽管二者都是对现实世界感受敏锐,同时又都是主观情绪较为浓厚的艺术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屠格涅夫热中于对人的特定心理状态的关注与敏感,追求的是“现实生活的诗化,自然情感的浪漫,带有哀伤调子的心灵抒情”,而当年被迈科夫称作为“心理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则是“没有被理想化了的宗法制世界,描写的是‘病态的’和不谐和的,带有阴暗面的当代现实生活”。

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在每一页都能读到人物的忏悔,但在这种忏悔无论是多么的坦诚,人物的个性隐秘远不是全然敞开,都有着人物因特定心理“根源”及主观因素而隐蔽着的心理真实。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面前关于杀人目的的忏悔看上去是极其坦诚的,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这里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敞开了自己的隐秘的、潜意识的卑鄙动机,而崇高目的似乎成了自欺欺人之说。在我们看来,大可不必完全相信这番自白与忏悔,拉斯科尔尼科夫极其惊恐于他的犯罪,在这种慌乱无着情况下责怨自己是理所当然之事,也就是说,这番自白已完全情绪化。应该说,是爱,正是对人类真挚而深沉的爱把他推向了犯罪。但是,身处巨大心理冲突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也许已理不清自己行为的真实“根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公开”心理中隐藏有许多隐秘与谜团。我们不反对把陀氏主人公的心理说成是“公开”的,但从特定的视角看,他们的心理同样可以说成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作家的屠格涅夫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心理学家应当隐伏在艺术家身上,如同骨骼隐伏在有血有(14)肉的躯体里,骨骼是作为稳固而看不见的支撑物为躯体服务的。”从某种程度上,同样可以把这种说法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忏悔是一种外在现象,但其根源与其说是暗含潜伏的,倒不如说是神秘和让人猜度的,其心理是“隐伏”在“忏悔”这一外部表现之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心理分析的共性之处在于他们都不愿将心理再分析的任务直接交付评论家,而是交付读者,用库尔良茨卡娅的话说:“在屠格涅夫笔下,情感和思想产生的过程是一座对任何作家都关闭着的神秘的实验室。”这位研究家还说:“情感冲动的最初运动是经受不住冷漠的分析式的支解,因为它们是神秘(15)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意识到的”。无独有偶,比亚雷同样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说成是一座实验室,说是在这座实验室里,“作者远不是总来帮读者的忙,人物行为的原因常常是不予阐释,(16)而任其像谜一样费解”。如果说,屠格涅夫的心理分析更侧重于描写,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用美好诗情垒砌的桥梁,营造“美”与“纯”的彼岸牵动着读者款款前行,那么,陀氏的心理分析则是在人物与读者之间垒起一堵带有病态诗意的高墙,让读者不得不贴着墙壁听墙那边传出灵魂的呻吟乃至绝叫,揪心地揣测着人物心理的里程。两位心理分析大师都善于给读者留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调动他们的再分析能力,而调动读者的手段同样是借助于人的包括忏悔在内的外在表现与行为。比起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更多几分暗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时甚至更趋隐晦,给读者造成的客观效果更趋“残酷”。

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语言”(внутреннее говорение)是二位心理分析手法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有别于托尔斯泰,二位小说家不以描写思想和感情产生的隐秘过程为自己的艺术目的。如果说,托尔斯泰对人物“内部言语”(внутренняя речь)的最初形式进行文学描摹的话,那么屠氏与陀氏在描绘自己人物的内心独白时则常常将所谓的“内心话语”当作“内部言语”的发展,也就是把“内心语言”当作内在精神过程的最后一环,即结果。小说《父与子》主人公巴扎罗夫在突然接到巴维尔答应决斗的消息后的内心独白和《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拉祖米辛不期而遇后的内心独白便是生动的注释。这两种情形都是主人公为突然到来的事件而显得失态,换托尔斯泰,这里必定是借人物的“内部言语”从容挥洒,以表达他们的万千思绪和纷乱无章思绪的往复交替,然而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现的却是这样一种内部言语,这种“言语”在主人公意识中已经得到一种调整,也就是说,两位作家关注的是内部言语的最后阶段,亦即随时都有可能蝉变成外部语言的“内心语言”,且忽略萌芽状态的原初形式。内心独白无论是在屠格涅夫笔下,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篇章中,都反映着各自主人公的特定感受,同时独白的结尾都失却论理的抽象。在这些独白中,没有冷冰冰的纯理性的东西,每一个念头闪现所引起的“内心语言”都是特定的强有力的情感冲击的“现象本身”,而并非思维与情感的运动过程,尽管这种过程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隐蔽心理学”接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位“心理诗人”都反对人的个性“精神”的纯理性认知,都避免像托尔斯泰那样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纯理性的叙述,避免主观注释人物的心灵运动,而力求用戏剧性方法和人物自我揭示的手段来认识人的内心世界。两位大师都不相信对人所作的抓不着,看不见的概念化的真实,相信的却是直接的认知,都当着读者的面揭示自己的人物,通过其外貌和行为呈现其内心,用内心与外在的必然关系来表达人物的心理反应。在他们笔下,反映人物内心形象的情节与细节的选取都是目标明确的。个别的心理细节常常是作为富有特征的内心状态的征兆而呈现出来的。

库尔良茨卡娅在她的《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的艺术方法》一书中就一些研究者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达到艺术顶峰,得益于一定程度上与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接近而展开论争。这位学者公正指出,“屠格涅夫的心理分析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托尔斯泰,他在认知人的(17)内心世界上既深刻,又独到,更有其艺术成效”。对此,我们可以补充说,“隐蔽心理学”的方法能够解决用托尔斯泰方法未必能够解决得了的艺术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艺术发现有时候只是屠格涅夫“隐蔽心理学”中优点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隐蔽心理学”方法使得屠氏和陀氏的作品获得了丰富的层次,它尤为体现于《父与子》和《罪与罚》中,其中,外部情节线索和哲学、道德伦理问题极富特色地交织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两位作家暗示的都是隐蔽着的心理现象的根源,主要描述的是这些根源的外在表现,从而为特定心理情形的多层次叙述创造了条件。

有别于将心理分析视为艺术目的的托尔斯泰,对于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来,心理描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艺术手段,为了使这种艺术手段付诸创作实际,他们常常将一种假定性导入人物的心理画图。比方说,屠格涅夫描写巴扎罗夫因对奥津佐娃的爱情失败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危机,这种危机可以假定为主人公整个世界观的总体意义上的危机。正是“隐蔽心理学”方法使得屠格涅夫带有不可忽确的描写目的与意义上的双重性。普斯托沃依特说道:“运用‘隐蔽心理学’的这一规律,在小说的下半部,屠格涅夫情愿不把巴扎罗夫‘衰败’的原因言明,他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结果上去,也就是转到对巴扎罗夫在和奥金佐娃发生分歧之后精神空虚的描

(18)写”。普斯托沃依特同时公正指出,在描写巴扎罗夫因单恋而痛苦的同时,屠格涅夫力求让读者明白,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的世界观最终是没有生命力的,难以成立的。

类似的例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同样能够观察得到,他运用的是屠氏“隐蔽心理学”的某些特征,将假定性载入人物心理的调色板。写病态心理的同时,陀氏一方面客观现实地说明他的主人公们怪异反常行为的缘由,另一方面以天才的力量将此当成进入心理分析的艺术假定性予以运用。假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不是病态的和灰暗的,那么,他就不会将杀死高利贷老太婆的事和通往称霸世界的道路联系起来。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神经被贫穷、乞讨和犯罪所震撼。他的行为处于半谵妄状态,他常常产生一种幻觉,正因为如此,杀死老太婆在他看来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妮娅的对话告诉读者,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来,杀人只是像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并不能引起他特别的良心折磨,而所谓的犯罪感和恐惧感与他犯罪时的特殊古怪的思想有关。拉斯科尔尼科夫视自己的犯罪念头有着特殊的危险性,会一下子传染给全人类,并且全人类会因为社会的人吃人而夭亡。拉斯科尔尼科夫有一种感觉,像是他在做试验,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试验的结果如何,而且这种感觉也感染了读者,使得人们特别关注拉斯科尔尼科夫这番理论的兑现。将这种假定性导入心理画图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局部事实出发,即从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被一穷大学生所杀过渡到对全世界历史的广度去概括,过渡到去思考用暴力手段将人类引向幸福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它使幸福失却了道德上,也是精神上的自由。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被驳倒,靠的不是缜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人的“天性”所不能接受。心理假定性使得作者作出了非同寻常的深刻概括,表现出极其重要的思想内涵。

毋须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将此形象嫁接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并依据自己对这个形象的独特认知,经历了从赞同肯定到怀疑抑或否定,最终使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化,即筛去屠氏过于理想化的成分,存留乃至病态夸张放大巴扎罗夫的某些特征,遂分化于自己的虚无主义者们,重铸出一个个畸形化了的,却恰恰是陀氏眼中真正的生活中的虚无主义者。富有戏剧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等态度认知与消解屠氏作品与形象久已有之。早在《罪与罚》问世的前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刚问世的屠格涅夫中篇小说《初恋》予以诸多评价,尽管有些评价未必到位,但两位文豪伦理美学立场、对现代人的心理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共识。然而,透过紧随《初恋》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我们不难发现作品通过娜塔莎这个人物对齐娜依达形象的借鉴与改造。仅此足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各种体裁的创作持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和深刻的关系。

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一样地置身于情感的泥潭。较之于齐娜依达,娜塔莎表现得更为直露和“飞蛾扑灯”般忘情,甚至视女儿应尽义务于不顾,不惜让亲人痛苦,而投身于花花公子阿廖沙。两位女主人公都已预感到,等待她们的将是巨大的苦难,但都已身不由己。作家的视点正是落在娜塔莎这种齐娜依达般的感情上,而这种感情在屠格涅夫的《初恋》中恰恰得以诗意盎然的表现,并深深地感染着读者。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为屠格涅夫诗一般的叙述所打动,并拟将此作为他的未来长篇的艺术特征之一。一八六零年他在给他的笔友舒拜尔特的信中写道:“……我正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全都是因我的长篇小说所致,我想写出一部漂亮的小说,我觉得,这里面有诗……”所不同的是,齐娜依达于爱情绝望中仍在温顺地吻着彼得留在她手臂上的鞭痕,但陀氏展示的女主人公的这种人性的优点却又似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悖,其结果是,娜塔莎一旦意识到她自己地位的卑微,便终止过错,哪怕是在最幸福的时刻也能抽刀断水,而不做负心人的“室外情人”。娜塔莎内心世界的变化证实着这位女主人公与齐娜依达伦理观念的不同。齐娜依达最终战胜不了自己的爱欲,她的死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到头来,兑现了她完整的天性,而娜塔莎则以拒绝阿廖沙为代价,走出迷途而步入自我的“复归”。小说结尾,可谓苦难深重,但她的生命没有终结,她与耶万盖里的交往意味着她个性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娜塔莎最终“陀思妥耶夫斯基化”,其内心悲剧与作家六十年代初的观点全然吻合,即人能够从损害个性的不良因素中走向“复原和自救”。就心理分析而言,小说乃女主人公感情、内心悲剧和逃离悲剧的潜在可能组合而成的“复调音乐”,即所谓的“多声部”。小说展示了二位心理学家作家在认知和描写人的“隐秘”中艺术立场的同与异,同时也是陀氏对屠格涅夫艺术手法吸收与创新的重要记录。可以认定,屠格涅夫笔下的齐娜依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一八六八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身上分明有齐娜依达的影子,而娜斯塔西娅对她所好感的梅什金的爱情拒绝方式和告别话语活脱脱是齐娜依达对瓦洛佳情感结局的再演。

在一些研究家眼里,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一遇到纠结复杂的心理矛盾便将其交付诗,交付音乐,交付如诗如画、知情知意的大自然,甚至托付给心理学家,或直接交给读者,为此常常成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文学家们诟病于他不擅长于人物心理分析的事实依据,然而,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隐蔽心理学家”屠格涅夫则如鱼得水,其心理描写或分析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艺术手段得以极其丰富的展示,尤其是他的爱情小说更是其情感与艺术世界的大检阅。更为可贵的是,为适应艺术内容的需要,屠格涅夫不惜吸收或借鉴与自己艺术手法相对立的作家的心理分析手法,表现出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审美胆识。小说《初恋》不仅仅是一篇托尔斯泰式的心理小说,作品同样孕育或富含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素。小说以女主人公齐娜依达为中心点辐射出三条叙事线索,即齐娜依达和瓦洛佳的抒情性线索,齐娜依达与彼得的戏剧性线索,另有齐娜依达和包围在她身边的“骑士们”的讽刺性线索,三条线索相互对话,同时又与人物的各种情感,即瓦洛佳的一相情愿的单恋,齐娜依达的多角恋,彼得的婚外恋相交错、相映照,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心理画图。这是一篇看上去以第一人称口吻写成的所谓“自白性小说”,其实是一部声音混杂的“多声部合唱”,其间叙事者和讲述者的声音,常常融合为一,少年瓦洛佳稚气和略带几分羞怯的自白镶嵌在成年弗拉基米尔幽默沉稳的叙述中,齐娜依达的内心的复杂情感对话汇聚成急切的呼寻与呼而无应的哀叹,同时搀杂着“骑士”们的无聊噪音。毫不夸张地说,比起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乃“复调小说”的先行,他更“善于支配混杂相处的(19)各类人物”,他的《初恋》实可谓“一个多种声音对话的大系统”(20)。这里不仅有人物与人物的对话,还有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乃至作者、人物分别与读者的对话,有缺位对话,假设对话,还有最富心理描写特征的人物自身对话,“内部言语”、“内心话语”等“内心独白”手段竞相呈示,把陷身于“初恋”旋涡中的各色主人公既甜蜜、又痛苦,既缱绻,又枉然的多种情感表达的声音一并宣泄于众。

如果认为,《初恋》对话的复杂性在于人物众多,对话载体不断变换身份,那么在一批爱情小说中,其丰富性则是通过形式渗入内在,屠格涅夫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心理画图,而且着力于对人的心灵深处隐秘的开掘,这种开掘常常借助于发话者存在,而受话者缺位或虚拟的特殊对话,有声或无声的独白,非己性直接引语,梦幻等多种艺术手法。在小说《阿霞》结尾,“隐蔽心理学家”屠格涅夫已完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公开”人物的狂躁与病态的心理状况。Н.先生的内在对话尤为体现主人公的情绪,即他的惊恐,他的慌乱,他的自责和他对自己造成的重大过失的痛心绝叫。这种内在对话表现为自己与自己的内在争执,一个“我”不断地给另一个“我”提出回答不了或即便回答也为时已晚的问题。对约会的回忆和对爱情行将失去的预感使他责怨交迭,对自己的草率决定后悔不及,痛心疾首。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一个人在用两种面孔说话,一个是铸下大错的“我”,另一个是不能原谅自己过错的“我”,这一切都借助于极其丰富的语句结构和语调来昭示Н.先生心灵深处的情感风暴。用巴赫金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在这里,“占明显优势的是形成内在对话(21)关系的双声语”,此乃人物特定心理的聚焦,它能使读者对人物的内心一览无遗,与其同悲共叹。

在一批神秘小说的心理描写中,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了最大程度的接近,且有更丰富的现代派特征的拓展。在这些作品中密集呈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对主人公的潜意识心理状态,人物的病态心理的挖掘,作家感兴趣的是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状态,具体描写中糅合进催眠术、梦幻、梦游、血缘联觉和心灵感应等等,共同建构“一扇半掩半启的”通向非理性(非现实)世界的大门,供他思索困扰他终身的哲学问题,即人类存在、人与宇宙和自然关系,以及死后的生命……亦即探讨生、死、爱等永恒主题,人物塑造上充盈着神秘、宿命与悲观等色彩。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往往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常常与超自然形象相遇或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离奇故事。

赋予风景描写以心理评价功能,此乃屠格涅夫“隐蔽心理学”原则的又一重要特征。读过小说《阿霞》的人,恐怕无人不被Н.先生夜渡莱茵河的绝妙景色所陶醉。然而,原本静谧祥和的月夜,只因为Н.先生情怀满涨而躁动勃越,激情澎湃,静如处子的大自然,猛然间像被安上了人的心理传感器,因人的情感冲撞而天地翻覆。在这里,自然景色被人物的特定情感所切割,即客观景物因人物强烈主观情绪而失却本相,而变了形的大自然则又成了Н.先生心理的外化与具象。如果说此番描写是屠氏神来之笔,那么,用人物的主观眼光去裁决客观环境,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环境描写的固有特征。正如程正民先生研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不是人物所处的环境本身,而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家强调的是人物的主体性,而不是通过作家的视角来描绘环境。呈现在《罪与罚》中破败零乱的阴暗街景,分明是主人公焦躁不安,心烦意乱情绪的外化,也正是主人公矛盾紊乱的心理才(22)把街景看成破败零乱。和屠格涅夫描绘的“心灵风景画”一样,环境或是风景描写已不是主人公心理的衬托和象征,而是主人公心灵的外在体现。

文学一如生活本身,看似相去甚远的事物常常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貌似“不共戴天”的作家,创造出的艺术形象竟也有惊人的共通之处,问题是怎么看,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探究,我们会发现,屠格涅夫的“隐蔽心理学”隐含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公开”,而托尔斯泰,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心理学”更不乏屠格涅夫式的“隐蔽”,任何简单片面的定论都会导致作家艺术世界认知的残缺。二、心理描写的语言分析

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来写人,来展现人的心灵活动的历史。故而,大凡文学大师都是语言大师,都善于用语言催活形象,进而接通心灵与世界的桥梁,并将语言所塑造出的形象超越语言本身视为最高艺术境界。屠格涅夫便是这样一位以“自己特殊音调和特殊构造的喉咙”表述人的心灵的语言艺术家,但他语言才华的卓绝之处远不局限于对人心理的简单客观的文字描述,而是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选取语言内在的心理描写因素,不仅仅使平凡的语言获得非凡生命,甚而在“言语道断”之处,“思维路绝”之时,仍能“名言所绝之理”,将人的心灵深处的曲幽微妙准确而精细地外现。艺术家屠格涅夫一方面赋予客观存在着的语言以心理表现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启动语言本身的心理评价功能,不只是使语言成为心理描写的媒介,而且着意加强语言对人心理的参与与融合,使语言活化在人物心理的描写之中。一

正如大家所知,屠格涅夫笔下的大自然可谓色彩万千,绘影绘声,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屠格涅夫两三笔一挥,大自然就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艺术家营造出的不仅是人物赖以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人的心理的烘托与渲染,即或暗示与象征。正如波斯彼洛夫所说,在屠格涅夫笔下,“夏天百花盛放的大自然给予作者以补充的色彩,这种色彩十分细腻,对于描写人物的感受及其感情上的聚合离散都是很有意义的”。此外,色彩词汇在屠格涅夫笔下常常也是人物的社会地位,品味与修养,乃至文化水准,性格或精神状态的暗示。小说《初恋》中齐娜依达的母亲前来瓦洛佳家中做客,穿的是绿色衣服外加一条黄披巾,外加一顶火红色缎带的老式帽子,加上不符合身份的谈吐,让年幼的小主人公感觉出她品味低下,老派庸俗。《幽会》中男女主人公的外在颜色构成鲜明的对比。维克多穿得花里胡哨,像个花孔雀,他“不时用手拢拢卷得雄赳赳的火红色鬓发,不时揪揪翘在厚厚的上嘴唇上的黄黄的胡须”,不仅与大自然格格不入,更是小人得志之心理的显现,而阿库琳娜则衣着简朴,一如她的品性:颜色柔和,与自然甚是和谐。

光色影在艺术家屠格涅夫的画板上作为一种诗意化的存在,常常对观赏者的心理动因起着助燃与激化作用,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的传媒。小说《春潮》的开头,在萨宁与杰玛的初次相见中,因焦虑与恐惧而来的显现在杰玛面孔上的光色影变化交织出这位意大利少女古罗马式的经典之美,使得萨宁不由得心弛神往,思绪竟飞至这位美少女的祖国。《初恋》中,在白色窗帘映衬下,在柔和的阳光映照下,齐娜依达那金黄色的头发,洁白的项颈,那镶嵌在光色影画框中蒙娜丽莎般的静态美激起了少年瓦洛佳无限的爱意与崇敬之情。

在更多的情况下,色彩词汇在屠格涅夫笔下确保准确与可信的同时,附着于某个形象,直接确定着该人物的外部变化,这些变化与其说是生理上的自然反映,倒不如说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忠实传递,如人物脸红了,面色惨白,蜡黄,发青……而且作家越接近晚期,越注重色彩词汇的心理评价功能。在小说《烟》中,屠格涅夫用在伊琳娜身上的色彩词汇最为丰富,它几乎伴随着人物在整篇小说中的心理流程,如“她欲言又止,微微涨红了脸,直起身来”,“她的脸蹭地红了起来……很快便面色苍白……变得蜡黄……”,“她长出一口气,满脸通红……”“两眼闪耀着愉快与幸福的光亮……苍白着脸一声不吭……”,“两只眼睛波光盈盈,又渐渐黯淡下去”……“她的眼睛闪动着奇怪的光亮,透过绵密的面纱网孔依稀可见她的面颊和双唇死人般的苍白……”,“一双苍白而无血色的手……”等等,诸如此类,既表明伊琳娜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又描画出她特定情形下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

小说《春潮》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杰玛一行去郊游,却遇到一帮美因驻军的非礼相待,杰玛受辱时心理的急剧变化,屠格涅夫未着一字,而是通过一系列色彩词汇传递而出:“开头,她吃了一惊,害怕起来,脸色煞白……接着,她的恐惧变为忿怒,她忽然满脸绯红,一直红到了发根,两眼盯住这个侮辱者,同时这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

寥寥数语,却一连用了七个色彩表义词,每个色彩词都灌注了一定的心理内涵,使杰玛这个大家闺秀突然遇到骚扰时的惊恐、窘迫、委屈、不屑、愤怒、抗议、无奈,一个完整的心理流程跃然纸上。在这里丝毫没有屠格涅夫对杰玛心理的直接描述,同时,尽管大都是动词,也全然没有表示人物心理急剧起伏的外部动作,甚至没有一句带有声响的抗议的话语,但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会说话的”色彩词汇纷纷诉说着杰玛浊浪拍天的恶劣心态。这一画面,和《贵族之家》结尾部分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最后相见场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她由一个唱诗班的席位走向另一个唱诗班的席位的时候,从离他身边很近的地方走过。她迈着修女稳重、基础而又平静的步子走了过去,并没有看他一眼;只是靠他这边的眼睫毛几乎无法察觉地颤栗了一下,而她瘦削的脸也垂得更低,她绕有念珠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

同样是“最少量的语言,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巴尔扎克语)。同样是三言两语,却有着超负荷的心理载量。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作家不是通过色彩,而是通过一个个不易察觉的动作将丽莎与心上人拉夫列茨基分别八年间的思念、孤独、委屈、辛酸等复杂心态忠实传达,通过一个个带“-нуть”表一次性词缀的动词和不定情态词“几乎”(чуть-чуть),借助人物眉毛一动之功和盘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女主人公与旧时恋人不期而遇之际的慌乱、局促、强作沉静,却又断难做到的神态描写得入木三分。如果说,丽莎与拉夫列茨基相见是凭借人物细节动作写出的一首心理抒情诗,那么,杰玛受辱的场面则是光色影镶嵌出的一幅心理画,前者意蕴无穷,耐人回味,后者则是绘声绘色,可感可触,均以极有力的视觉印象触发读者的情感反应。同时,二者共同实践着屠格涅夫“隐蔽心理学”原则,即屠格涅夫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去直接描写人的心理活动的全过程,而是“心理学家潜伏在艺术家身上”(屠格涅夫语),通过人物的外在行为,如面部表情、手势,含义丰富的停顿即外在征兆道出人的心理;他不像托尔斯泰去关注心理活动的全过程,感兴趣的只是心理活动的开端与结果。上述两个场面各以自己独有的审美功能赋予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手段以诗意美和绘画美。正是在这里,文学完成了对语言本身的超越,即文学形象代替了语言材料的存在,创造出了绝对自由的幻象。也正是在这里,屠格涅夫隐蔽心理学的简约与含蓄的美学特征得以至极的体现,给读者留下了悠远绵长的审美感受,堪为屠格涅夫心理描写诗情画意化的经典片段。

表味觉词汇在屠格涅夫作品中同样具有生理与心理评价的双重功能。毋须说,这些词的本义很难具有直接的心理评价因素,多为客观景物催生出人物主观心理情绪。正是艾草的苦味唤起了《阿霞》中H.先生的浓浓的思乡情绪,使身处异国的H.先生孤独之情顿生,同时,勾起他爱情的困惑与怅惘。正是故乡的空气所散发出的清新味道,唤起拉夫列茨基对故乡从未有过的深厚与强烈的爱之情。因心理描写的需要,味觉词在屠格涅夫笔下经常失却词的本义,即成为刻画人物情感,描写爱情主人公特定心理情绪的神来之笔,生成文学修辞上的通感或拟物如心的苦涩、酸楚等。在爱情描写中,屠格涅夫最爱用表示味道的修饰语就是“甜蜜的”,比方说:“甜蜜的缠绵”,“甜蜜的凉爽”,“甜蜜的庸倦”,“声响……更加甜美”,“甜蜜的呆然不动”,“甜蜜的痛楚”,“甜蜜的恐惧”,“甜蜜的惊恐”失却本义的甜味介入爱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的动因或结果:“看到那熟悉的葡萄园和山顶上哪所白色小屋,我便有甜滋滋的感觉——就是说心头感到甜滋滋的,仿佛有人悄悄地把蜜往我心坎里灌。”说的是H.先生因对阿霞的感情渐深而成的特别的心理状态。《初恋》中瓦洛佳的心头“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为此难以自持:“我的感觉是那么新奇,那么甜蜜……”瓦洛佳为齐娜依达的美和对他的最后一吻而欣喜若狂,他“就像一个吃着美味可口的东西的孩子一样”,“老天知道,这一告别的长吻是针对谁的,可我已经饱尝了它的甜蜜,我知道这样的亲吻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等等,似乎都在想表明爱情的甜蜜与香浓,以启发读者去咀嚼爱的“甜蜜的痛苦”,“甜蜜的惊恐”,甜蜜的折磨,甜蜜的哀伤,乃至甜蜜的悲剧。

诚然,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人物的外表常常是其心理的对外投射,人物的外在行为与动作忠实传达其内在心理,也就是说根据人物的外在表现即可破译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屠格涅夫人物的外在行为并非总是与人物的心理情状一对一地对等,并非总是统一与和谐,而常常是人物内心的变形,抑或是反衬,在这种情况下,人物的心理常常变得更加曲折隐晦。此乃屠格涅夫艺术独到之处,作家本人也曾不无得意地说,此种手法更能发掘出人身上的矜持与内在的力量,折射出(23)“感受与情感的惊人真实”,巧妙地演绎与丰富着屠格涅夫的“隐蔽心理学原则”审美内涵。

语言艺术家屠格涅夫着力挖掘艺术词汇本身的心理评价功能,他的语言调色板中特别突出的词是“不动”(неподвижность),“凝滞”(недвижность),“娴静”(тишина),“安宁”(спокойствие)等语义相近词汇。屠格涅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写“声”用“静”,写“动”用“不动”,在他的笔下,“静”与“不动”从来都不是声调与动感的死无,而是新旧心理的中介,隐含着对情感的倾情吁请,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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