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建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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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试读：

内容简介

本教材以教育部成教司《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公共课主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参照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0年修订版），结合成人高等教育的特点，突出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较好地处理了理论性、知识性、现实性、针对性之间的关系。

本教材吸收了同类教材的优点，适合成人教育的实际，具有体例编排合理、系统科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

本教材既是成人高等教育教材，也可作为自学教材，还可供各类干部培训使用。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成果

本章学习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源于是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言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1.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科学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和丰富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和各个国家具体的实际相联系中，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也只有在指导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也必须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2.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在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民族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纷纷行动起来，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洋务派都没能救中国，中国的农民阶级由于其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也不能救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同样也没能救中国。在苦闷中反思的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世界，认为全面学习西方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然而，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给寻找希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满意的答复。相反，随之出现的世界性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以及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恐怖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感到了失望。在双重的失望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1]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黑暗中苦苦探求国家前途的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发现，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的工农大众集合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是因为俄国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于是，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决心以俄为师。

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了自己战斗的旗帜上。然而，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虽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运用这些普遍真理指导中国的具体实际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在这样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还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必然结果。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由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在这一时期，党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够自觉，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正确领导，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3]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必然结果。[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2]同上。[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历史相结合。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积淀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加以认真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对于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之完整的、统一的、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是有着重要帮助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复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进而达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又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个进程，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

第一阶段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在这一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性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新的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指引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1]命的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又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朝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入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志和愿望，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伟大智慧的结晶，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它既反对轻视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又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科学体系。它们不但以新的形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情条件。从1840年开始，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成为了最大的民族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1921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地把马列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对于在中国这样特殊国情里发生的特殊革命所遇到的特殊困难，马列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发出的最强音。

第二，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1914～1918年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血的战争事实，打破了中国人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治国方案的迷恋。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自己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成长起来，开始认识到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世界形势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帝国主义不仅长时期地对我国政治上进行孤立，经济上进行封锁，还在军事上进行威胁，甚至把侵略战争的炮火燃烧到我国边境。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战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毛泽东思想正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新的社会生产力量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阶级基础。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和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来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第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条件。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破除了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因循守旧的思想传统，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和国人对巴黎和会梦想的破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被先进中国人的接受，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在这场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使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第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不断发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直接推动力；对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并形成科学体系的最直接的源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若离开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没有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生。（二）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萌芽、初步形成、成熟、继续发展四个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认真的理论探索。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至中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部分已基本形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主要内容已基本确立，主要代表著作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这些成果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标志。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具体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更系统更完备的科学形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更加全面和深刻，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的理论更加完整和充实，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等。代表著作有：《〈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问题。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继续发展和全面展开。

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表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1.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对其内涵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41年8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作了完整的概括。《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上述概括中第二句话改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2.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科学地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关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关于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创造性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第三，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地解决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思想。

第四，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两大方面展开：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统一战线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第五，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知识分子应当与工农相结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第六，党的建设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从思想上建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除了上面讲的这几个方面外，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还有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3.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指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对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概括之后，还进一步把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把它具体展开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核心。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战略策略，实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标。群众路线，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四）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997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为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实现这个任务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论断。他不仅领导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虽然，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

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毛泽东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等，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1]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出了最新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2]系。”

1.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的时代主题逐渐发展为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时代的发展使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渐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这种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开始逐渐暴露出来。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而在我国，面对照搬苏联的这一建设模式，虽也曾提出了以苏为鉴，自主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左”的错误路线干扰下，这一有益的探索不仅没有能坚持下去，1966年还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壮举为邓小平理论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邓小平理论正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

第四，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理论条件。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用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2）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3]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这一科学概括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这个科学判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也是我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认识，使我们的方针、政策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该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找到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大理论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确定了世界格局，时代主题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世界形势经历了从战后的“两大阵营”，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80年代的“东西南北”这样几个阶段，但总的来说，还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格局。但是进入90年代后，国际形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一些地区的冲突和争端时起时伏，世界还很不安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这种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而到了90年代以后，我国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内形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在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以后，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改革开始进入了攻坚阶段，发展也处于关键时期，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新时期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党的历史方位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尽管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国际、国内和党内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变化的情况来讲，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既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就要求党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正是在上述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新时期新任务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其深刻，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保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则是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主要包括：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

这些重大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些新论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典范。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共同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3.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情条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是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根本依据和立论基础，也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国情条件和立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4]要矛盾没有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一实际。

第二，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依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第三，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渐代替革命与战争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成为各国的共识。但是，在传统的发展观念指导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导致一些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了传统的发展观念的缺陷。伴随着人们对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入，以人为中心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观念得以在实践中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所推崇。科学发展观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世界背景环境。

第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实践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了历史上无与伦比，国际上为之称道的巨大成就，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在前进道路上，我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同时也有过值得总结的沉痛教训。特别是，在过去，我们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生态的进一步恶化。2003年抗击非典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此外，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又到总体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但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新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国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全面发展的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我们的发展目标更加全面，发展任务更加艰巨。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以人为本，重视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2）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是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同时，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紧紧抓住和不断推动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的执政兴国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不断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更加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一句话，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发展相协调，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运用于解决发展问题，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从整体的角度把握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局部以及这些局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谋求发展时统一考虑这些局部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兼顾到各个局部和每个局部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能够代表各个局部要求的整体发展合力和共同价值取向，使各个局部在实现整体发展中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党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是统筹兼顾根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5]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这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权威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第一，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遗产，总结列宁、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二，探索和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在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总结国外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理论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第三，探索和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1页。[2]同上。[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1～12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所谓精髓，对于某一理论而言，指的是能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

从历史角度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的历史基点。邓小平说过：“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1]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在于“结合”，在于对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即实事求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就不会有从“肤浅”到“深刻”、从“贫乏”到“丰富”的飞跃，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也就不会有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句话，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正因如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2]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逻辑起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党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取得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使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取得了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如果没有了实事求是，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说，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各个方面最重要的东西，是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但无论哪一部分，都贯穿着、渗透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在实现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并将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才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回答，才能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在新形势下，提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我们发展中的新情况，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我们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不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产物。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活的灵魂。把握了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中最本质的东西。（二）实事求是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

思想路线，亦称认识论路线，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人们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就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论路线。

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见于1980年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3]线。”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1.一切从实际出发

所谓“实际”，按毛泽东的解释，就是“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的一切，也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务和现象。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毛泽东指出的“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4]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就是邓小平所讲的，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一定要从当前的、现实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江泽民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我们今天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其中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

2.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一贯倡导理论要联系实际，他指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5]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还把这种“相联系”比喻成“有的放矢”。他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6]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7]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把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到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要切实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并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懂，也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好。从党的历史看，什么时候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更加自觉和全面，就能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避免和减少在工作中出现片面性、绝对化和左右摇摆。

3.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语出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景十三王传》，书中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被引申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务实求真的学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一词作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8]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找出客观事物内部的内在联系，然后用已经掌握的客观规律来指导人们进一步的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往复，以至无穷，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向上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的实事求是，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二者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侧重于理论性和科学性，而党的基本路线则侧重于实践性和政治性。因此，我们在学习和领会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时，既要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也要同掌握和运用党的思想路线相联系。

4.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9]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10]唯一标准。”邓小平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真理不仅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且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再经过反复不断地实践使我们原有的真理性认识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需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这一特征赋予了它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动力，使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原有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同新的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就不能以原有理论中某些结论来裁剪新的实践，而应该由实践来赋予原有理论以新的内容，敢于抛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实践的发展来推进理论的发展。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从内容上来看，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四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统一体。其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由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我们通常把党的思想路线简明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作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还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12]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要与时俱进。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同样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又必须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为了使我们在推进各项工作时能够更好地把握规律性、增加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实践环境和具体任务，针对在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别突出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其目的和归宿，都是实事求是。它们既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的一脉相承性，又体现了结合实践发展在具体表现方面的时代特征。（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逐渐明晰的过程。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

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头脑发热，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才逐步形成，并得到确立的。

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借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13]合的科学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确立。

正是在这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能一贯地做下去，自1957年以后，不同程度地离开了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致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的曲折。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繁杂工作中，邓小平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摆在了最优先的地位，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两个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14]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以极大的政[15]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地[16]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实事求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我们党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7]。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宣告了“两个凡是”方针的失败，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认为，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江泽民又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从理论上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从实际出发，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认识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没有止境的过程；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民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等等，都充分体现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二，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我们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制定出并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本身的成熟；而所遭受的一切挫折，或者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没有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或者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没有能够将原来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贯彻下去的结果。

第三，它也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党正是充分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三大作风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就要自觉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而不会浮在上空、脱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老老实实做人和老老实实办事，严于律己，接受群众的批评，勇于自我批评，而不能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实事求是还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领导能力主要是通过它的决策来体现的，而正确的决策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够作出。因此，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1.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之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将“解放思想”称之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首先，从党的思想路线高度来看，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18]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19]实事求是。”他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从我们党发展历史看，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我们党的长期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解放思想为本质要求的思想路线，才能针对世情、国情、党情诸方面的实际变化，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经受住挑战和考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造成的障碍和干扰，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引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上胜利的坦途。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

再次，从现实发展要求看，解放思想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仍然面临着“两个没有变”：一个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一个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正确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方针政策，才能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要始终坚持做到实事求是，不仅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且还需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同志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所谓“体现时代性”，就是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当代中国和世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关系，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趋势，为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依据，为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所谓“把握规律性”，就是要把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把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统一起来，就是要把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谓“富于创造性”，就是要直面现实的矛盾，依据对时代、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适时地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三性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时代性是前提，把握规律性是核心，富于创造性是目的。（2）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必然要求不断地推进理论的创新

所谓理论创新，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正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正是由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当前，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我们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全新的复杂的深层次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推进理论的创新，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实践的需要推动理论的发展。实践是鲜活的，是不断发展的，这也要求我们的理论能够结合这种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经验，从而使理论得到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就必须要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出发，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新的理论，以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推进理论的创新，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思想方法。坚持正确的方向，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任何丢弃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待外国文化要有一个的态度。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说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告诫过人们：“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0]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教训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也是没有出路的。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就是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因素，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借鉴国外文化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不应该不顾自身的需要和条件一味地生吞活剥，否则会“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而非真正的创新。

推进理论的创新，必须服务于、落脚于实践创新。离开了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创新不是为新而新，而完全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理论创新的成果要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去贯彻落实，并且在贯彻落实的实践中进一步使理论创新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推进理论的创新，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之上。科学的本质在于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创新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理论创新和一切工作的创新，都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就是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要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坚持求真务实，就要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实际出发，察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既积极进取，又量力而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同时，还要切实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为坚持求真务实提供体制保证。

3.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上，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1）走自己的路：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现成答案，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过去我们搬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尽管这一体制为我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种较少有中国独创性、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为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21]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走自己的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在思想方法上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灭亡普遍规律的揭示，是以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生、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并没有对各国如何实现未来理想社会以及理想社会的模式提供过具体蓝图。因此，不同国家必然由于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具有特殊性，即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不一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在基本立场上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22]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时又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避免照搬西方模式即走“西化”的道路，而是要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经过消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再次，在理论原则上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主客观矛盾，这就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之具体化和深刻化。

无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还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意味着对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偏见的突破，因而走自己的路，同时意味着开拓创新。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思考题：

1.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2.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3.怎样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各自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4.如何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基本要求？

5.为什么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6.为什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精髓？

7.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8.为什么说革命、建设和改革都要走自己的路？[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2]同上，第114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5]同上，第820页。[6]同上，第819、820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11]《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1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1977年2月7日。[1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16]同上，第42页。[17]同上，第67、126页。[1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19]同上，第364页。[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2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本章学习提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十月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等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走自己的路的典范。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这样，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就由原来的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又成为两大主要矛盾之中的最主要矛盾。由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根本任务。（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它在宣告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的同时，也宣告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到来，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因此而发生了转变。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这样，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就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是源自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来看，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就不会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就不会有党的建设的理论。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的重要意义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这一理论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现存的结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基本统一，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为实现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力量，劳动者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1]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在内容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性质、前途和纲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2]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对象，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的压迫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战祸和灾难，使近代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

封建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重要对象。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3]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如果说，对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最初，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进行了稍微的抵抗，那么，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完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了，并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前提条件。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革命“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4]主义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统一的。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靠山，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反之，因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就不能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组织起强大的革命队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部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一般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而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是保护而不是反对，因为民族资本主义代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进步的方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反动的经济力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所以，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占少数，最广大的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难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的。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阶层。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5]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较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要早，同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也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大多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榨取的主要对象，生活极端贫困艰难，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劳动者，都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的边缘，一般都能参加革命，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势力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他们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妥协性、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在官僚资产阶级后面反对革命的危险。因此，它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由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6]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除了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纪律性等一般无产阶级的共同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二是它分布集中，有利于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它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使无产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阶段的革命是为了终结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并保护之，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因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其领导阶级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其指导思想已经不是三民主义而是马列主义；其革命前途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之所以是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在这个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绝不可能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其前途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必然是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解放生产力；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继续解放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范畴，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它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曾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7]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8]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我们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在理论上是只看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实践中，实行“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二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在理论上只看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同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13页。[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4]同上，第637页。[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进行了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过渡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1]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虽然非社会主义因素依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但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这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家组织形式，即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不同，又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成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既包括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其中，无产阶级是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议行合一，能够广泛地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集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政体是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加以规定了的。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最直接、最全面地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和准则。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质——“不可移易的必要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仅是我国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我国实现独立、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障碍，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2]权。毛泽东说过：“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最进步、最先进的阶级，但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凭一己之力还不能战胜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必须要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要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就必须要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之所以要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一是因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它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压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主要阻碍之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因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它集中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手中，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具备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仅仅由国营经济来创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还需要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来帮助创造这种物质基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上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同封建地主经济和个体经济相比较，又是较为进步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因如此，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3]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团结他们，经济上要保护他们。当然，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能操纵国民经济，也不能破坏国计民生。（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标志。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等，是要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的旧文化；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工人阶级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努力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和其他群众。因此，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这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形式。这种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引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结合。但这并不是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必须采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态度，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是科学的。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二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应该是科学的。对于中国的历史，要尊重中国的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待外国文化，要吸收其进步的文化以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洋为中用，但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是强调文化的大众方向，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是仅仅为少数精英服务的精英文化或贵族文化，而应该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贫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此也是最民主的文化。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文化工作者要接近民众，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只有人民大众被文化武装起来，掌握了革命的理论，用革命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才会有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4]成的新中国”。[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2]王恩光：《斯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9页。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和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内没有民主制度，受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都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在国外，又有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而且，中外反动势力又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鱼肉中国人民。这样，紧密勾结起来的中外反动势力就凭借着手中强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专制和独裁恐怖统治。因此，在近代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那样，先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再进入到起义和暴动，而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认识到武装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武装革命道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过程的。

在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而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虽然提出了要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但依然以苏联革命为模式，连续发动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的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走俄国人的路，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遵循城市起义的模式？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要作出回答的问题。就在城市革命力量被敌人绞杀的同时，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部队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后来又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会合，开辟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问题。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初步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奠定了基础。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完整形成。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

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80%以上。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不首先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那么，要领导农民参加中国革命，就要求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深入农村，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其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反映在城乡政治关系上，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并最终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目的，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第二，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再加上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及其相互矛盾和斗争，造成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局面，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缝隙。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三，在不少农村地区，都受到过大革命的影响，这些地方的农村也为我们党领导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我们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主观原因和条件。（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内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经验，创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根本任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农民是最大的民主派，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资源，根据地建设也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需要武装来保卫，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开展，根据地建设也无法进行。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人民的军队。这是根据地革命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革命根据地建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基地。如果没有根据地的建设，土地革命就无法坚持和巩固，武装斗争也就会失去依托。因此，只有搞好了根据地建设，才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一步步夺取全国的胜利。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土地革命可以发展、巩固根据地，支持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可以保卫根据地建设，推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可以成为武装斗争的依托，发展和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三者的结合才能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政权，打碎反动国家机器，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第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是机械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1]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应当说，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最好评价。

第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一、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1]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2]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因此，力量相对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团结这些处于中间地位的阶级和阶层，赢得他们的支持，同他们建立并保持革命的统一战线，否则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由于中国革命面对的中外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在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虽说人数不多，但它们毕竟掌握着全国政权。而且它们又和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镇压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长期性。

第三，也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孤立和打击强大的敌人，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可能性

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现实且可能的。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内部，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在外部，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问题上，还会不断发生转化和变迁。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利用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可能。

其次，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条件决定了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也使得整个中华民族中的各革命阶级、党派和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周围，结成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再次，近代中国是一个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之间利益的不统一，就决定了旧中国统治营垒的不统一，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矛盾，争取暂时的或间接的同盟者，以结成更广大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

第四，无产阶级和与其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只要加强对农民的宣传、组织，就能够争取农民参加统一战线，并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为统一战线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

第五，对于买办资产阶级，由于它们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背景，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对着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充当别的帝国主义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暂时或不稳固的同盟者。（三）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主要有：第一，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指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第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对其他阶级成分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把同盟者的认识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这就是原则性。但是，原则性必须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要善于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适时地改变策略，善于与同盟者达成必要的妥协。（四）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经验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在长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

第一，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问题。统一战线之所以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一方面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是由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派生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失去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革命便无胜利的可能。当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也就是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方针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首先，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即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同敌人相妥协的一面，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对他们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正确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的关系。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中有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者的联盟。在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个联盟是非基本的，但又是主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共产党要正确地领导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正确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之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发展两个联盟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二、武装斗争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人民军队的建设

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是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人民军队就有了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就有了战胜一切敌人的物质保证和力量源泉。

第三，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建军是无产阶级治军的根本，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主要标志。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实现人民军队建军宗旨，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的保证。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方针、方法，内容极其丰富。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原则，是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统一的言行准则，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主要包括：在对敌斗争态度上，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方针上，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力求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作战形式上，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形式相互配合；在战役和战斗的方针上，基本的是歼灭战，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作战方法上，基本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挥近战、夜战特长，以保证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在作战指导基本要求上，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通过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争取作战的主动权，将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在对敌斗争手段上，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举，加速敌军的瓦解和我军的胜利。（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强调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必须同其他战线上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必须明确，其他斗争形式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三、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久经磨难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当作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头等大事来抓，坚持从严治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事业长盛不衰的一大法宝。（一）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点。它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并能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主要的就是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毛泽东不仅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而且领导全党创造了“整风”这一在党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好形式。整风的基本方法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一段时间，系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前进的目的，这样就能极大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组织上巩固的有战斗力的统一的整体。为此，党要坚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党；要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三）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保证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因为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风、政风廉洁，历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至关重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和骨干，是实现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力的决定性力量。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在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基本武器。由于中国革命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因而统一战线只有以武装斗争为支柱才能存在和发展。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又一个基本武器。共产党人在组织武装斗争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因而武装斗争只有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特别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才能发展壮大和不断胜利。而党是掌握这两个基本武器，以实行对敌斗争的指挥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作用。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中，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关键。因为共产党是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领导和指挥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武器。

思考题

1.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2.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如何认识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作出的巨大贡献？

4.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本章学习提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我们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向社会主义过渡使命的过渡性社会。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本指导路线。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中国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与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及其意义。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年轻的共和国却是一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兼而有之”，但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加上当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必将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因素最终取得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从1949年到1952年，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矛盾。主要任务是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问题被解决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中，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由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随着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种主要经济成分。与此相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也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三是民族资产阶级。其中，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其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与斗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而使中国社会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解决这一矛盾和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明确。但是对于何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过渡？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先搞工业化建设再一举过渡，到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起即逐步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大约还需要经过10年、15年或20年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即在过渡时间上，大致需要15年到20年时间；在转变条件上，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过渡的步骤和方式上，认为当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从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人民首先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与此同时，开始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到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已经完成。面对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实现的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到来。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关于总路线的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1]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可以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落后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指出，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国就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原有工业潜力和进行新的工业建设，同时还必须对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为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充分考虑了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一方面，向社会主义转变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首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的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其次，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毛泽东正是科学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发展趋势，才放弃了一举过渡的最初设想，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进行大规模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701页。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的确立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中国的特点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在怎样对待小农的问题上，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化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1]供社会帮助。”列宁提出用“公社”、“劳动组合”、“协作社”等集体农业组织形式，作为改造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还提出必须遵循自愿互利、国家帮助、典型示范的原则，实行农业合作。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当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一方面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如果任其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提出要积极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业能够由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变为合作经济，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他们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引导、说服和教育，使其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即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这使农业合作化进程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样三个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发展阶段。

到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5亿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制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方法与步骤上，由于手工业者同个体农民一样，也是小私有的独立劳动者，因此，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类似于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即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的逐步过渡的方法。第一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小组。第二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已占其总数的92%，产值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93%，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中国共产党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情况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这条改造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具体的措施上即改造的方法为和平赎买；改造的途径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对资本家人性化的教育改造。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过程中，对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原则是“剥夺剥夺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没收和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所谓和平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具体方式包括“四马分肥”、定息制度、资本家高薪制度。“四马分肥”是我国从1953年起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规定的一种利润分配形式。指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每年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红利四部分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被定息制度所代替。“定息制度”，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原来属于民族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采取的一种赎买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在一定期间，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股额，每年发给资本家以固定的股息（一般是年息5%）。定息从1956年起支付，定期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从1950年到1966年，国家总共付给资本家定息、红利和高薪32亿多元。毛泽东说，出这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可以减少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有利于发挥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发挥民族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的知识、才能、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争取和团结那些原来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二，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前者在工业中有加工、订货、统购和包销等，在商业中有经销、代销等，后者即公私合营，在它的发展中又可区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包括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也包括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形式。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国家对通过与之订立合同的方式，使其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同国营经济建立了相对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营工业的剥削和经营的盲目性，增强了私营商业在货源上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性，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将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二步是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主要是通过将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部分收归国有，或是由国家对私营企业投资入股而形成“公股”，而资本家原有的资产经过清理核算成为“私股”，使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的资本家私人占有转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经进入企业内部，并由国家委派干部担任企业领导工作，国家已经部分地占有了企业的生产资料，生产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企业利润仍按“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进一步受到限制。在第一、二个阶段，资本家的身份仍在。第三步，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主要是国家对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委派人员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统一调配企业的人、财、物，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资本家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国家统一管理、统一支配，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所有权的支配。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到195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短期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第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为了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党和国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为资本家在企业中安排一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和管理经验，为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使企业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改造的基地；另一方面，重视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改造，安排他们进行学习，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提高他们接受改造的自觉性，从而使许多工商业者提高了自己的觉悟，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改造资本家个人与消灭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相结合，既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减少了改造的阻力，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页。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发展生产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不但保持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且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推动了社会进步。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等积极引导的方式，使被改造者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逐步提高其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的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方式，减少了阻力和破坏。尤其在农业改造上，避免了苏联出现的富农反抗、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

第三，用和平的方法进行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是由于采取了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才使得以和平方法进行改造得以实现。以和平方法进行改造，避免了暴力与流血冲突，解决了实现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等通常难以解决的矛盾，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下完成的。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邓小平曾经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1]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2]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出现这些问题，有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够谨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的因素，同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缺乏认识。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曾对这些问题有所觉察，对某些问题也做过纠正，但毕竟认识不深。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科学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遗留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3]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0页。[3]《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的同时，我国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且用宪法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确定下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及颁布施行，为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为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清除出中国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内地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亿万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界已经组成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过渡时期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基本确立。（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剥削制度的国家，它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基础——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了没有剥削制度的国家，实现了无数仁人志士千百年来为之奋斗的不灭理想。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令人屈辱的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国际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四分五裂、人民备受欺凌、经济文化落后、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统一、经济繁荣、人民当家作主、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有制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还有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直到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在苏东剧变以后，这种意义就更显得突出。而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1]大贡献。”[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思考题1.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2.试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3.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什么？4.如何认识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5.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有怎样的历史关联？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本章学习提要

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也遭受了两次重大的挫折。究其原因，是我们对“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它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是第一要义。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由于缺乏建设经验，技术落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对此，毛泽东曾[1]说过：“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照搬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开始日益显露出来。

在195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2]又搞资本主义”等思想。（三）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主要矛盾的分析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四）党的其他领导人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理论贡献

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所有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但有些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这又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映出来。具体讲，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等不符合当时具体国情的实践偏差，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政治上，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党内生活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全面倒退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认真分析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产生偏差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不清楚。正是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清楚，使我们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在认识上出现反复，在实践中遭遇曲折。而这样的挫折，也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进一步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的历史因素。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邓小平是在不断反思历史，不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1]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这里，虽然邓小平讲的是农业生产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他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在1974、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

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不断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谈话中，谈到“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1986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3]共同致富。”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可以说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雏形。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为十三大确定的主题就是在理论上阐明“什么叫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后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4]不是完全清醒的。”1991年，邓小平提出“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5]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6]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总结历史，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所遇到的困惑和迷茫，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转变和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逐步搞清楚这一问题的过程。

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作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

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是从四个层面加以界定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首要的基本的一层，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第二层，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第三层，这是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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