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科,张扣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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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史试读：
概 述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新闻事业源远流长。据有关资料考察，最早在唐代中叶，浙江极有可能已有“邸报”。到了南宋朝，临安的“小报”曾风行一时，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明清时期杭州等地，民间报房自购设备，雇工印售报纸，并逐步走向职业化。
浙江近现代新闻事业，其产生、演变和发展，从1854年宁波《中外新报》开端，至2000年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据可查考的史料档案不完全统计，全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通讯社，解放前后有过和现有各类新闻传播媒体总共超过2200种，其中报刊（不含非新闻性期刊）约1500家、广播电台（站）137座、电视台122座、通讯社近450家。相当一部分报刊越省销行，有些报刊出过上海版、福建南平版，影响远及省外以至海外，尤其是浙江周边地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新闻史学家指出，浙江新闻史可以说是我国东南新闻史。
发展轨迹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浙江的新闻事业经历了晚清、民国到新中国的不同时代，走过了漫长的和不平坦的路程。在近150年的发展道路上，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从中显现出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史的诸多特色。
浙江新闻事业起步早，是祖国大陆最先诞生近代报刊的三省市（粤、沪、浙）之一。早在1854年5月即有宁波《中外新报》面世，这就中文报刊而言，比上海的《六合丛谈》早两年零七个月。继之于1870年、1881年，《宁波日报》和《甬报》创刊，1898年又有《德商甬报》的出版。近代浙江最早的这几份报刊，之所以均为驻甬外国传教士或商人所办，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并非没有来由。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从此，打着布道传教和经商旗号的外国人接踵而至。这就是宁波《中外新报》等外报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据《当代浙江简史·绪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驻甬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固然出于宣扬西方思想文化，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目的，但在曾是闭关锁国的中国毕竟开了风气之先，同时也启迪了国人的办报意识和欲望。在浙江，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发端于1897年，是年创办的有温州的《利济学堂报》和杭州的《经世报》、《杭报》。
广播电视业的起步，在浙江也比较早。据记载，我国政府自办的首座无线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台诞生于1926年10月。接着的两年内，继天津、北京、沈阳广播电台开通之后，1928年10月，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建成播音。浙江电视台开播于1960年10月，相距我国首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台前身）开始试播的时间不到两年半，离上海、哈尔滨电视台的开播则不到1年。我国的新闻通讯社始建于1904年，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较大的发展，而浙江在1912年就建有民国新闻社。近年新兴的新闻网络建设，浙江的建站时间也在全国名列前茅。1999年元旦，浙江在线网站开通，它是国内新闻媒体中第一家超越报纸网络版，以独立新闻网站面目出现的网站。
近代以来的浙江新闻事业历史悠久，自清末到民国年间，在其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高潮是在辛亥革命时期。20世纪伊始，经遭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宣布实行“新政”，有限度地开放报禁。浙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开明进步人士，深知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便开始通过办报来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和主张。伴随革命形势的高涨，在杭、宁、绍和金华等地，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急剧增多。《杭州白话报》发刊于1901年6月，原是一些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不久即成为反清革命的舆论工具。1904年起，革命党人张恭等人主办的金华《萃新报》和宁波同盟会出刊的《武风鼓歙》，以及《绍兴公报》、《危言报》（杭州）、《善报》（嘉兴）等陆续创刊。杭州白话报馆总发行的《浙江潮》，1903年由浙江留日学生创办于东京，言论尖锐激烈，鼓吹革命甚力，在杭州各地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清政府浙江当局和保皇派也以办报相对抗，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报刊，包括商报、学报和休闲小报。据现有资料显示，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内，全省创办各类报刊约50家，相当于19世纪中后期46年所办报刊的4倍。1911年11月继武昌起义成功后杭州光复，这个月的18日，代表革命派利益的《汉民日报》创刊。邵振青（飘萍）受聘为主笔，连续发表评论揭露军阀阴谋，为维护共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也因此而遭迫害。民国始建阶段，受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全省报刊业仍呈发展趋势，仅民国元年（1912年）一年，先后创办的报刊就有30家左右，但在军阀统治下的报刊业，步履艰难，好景不长。1913年后的5年内，几乎没有新的期刊出版，新创办的报纸每年平均不到4家，其中部分报纸当年或次年即告停刊，《浙江民报》、《之江日报》也曾一度被军阀当局查封，还有几家报纸则自行撤并。
1919年至1935年，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这次高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创办的报刊数量大。16年间，全省创办报刊600余家，这在旧中国的浙江可谓报刊业鼎盛时期。此次发展高潮最初的标志是五四运动激活浙江报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众多报刊，包括《救国讲演周刊》、《浙江新潮》和《平湖日报》等进步报刊，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杭州工人办的《曲江工潮》也在这时出版。在此期间持续发展的报刊业，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其政府机关报，同时也有中共组织所办报刊，绝大多数则为各界团体和民间同人办的报纸，如《浙江商报》、《中国儿童时报》、《浙江新闻》。其二，统一战线报刊活跃。1920年浙江各地的“民国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多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产物。国民党省党部报纸《杭州民国日报》于1927年3月创刊，时任省党部宣传部长的中共党员宣中华兼该报社委主任，中共党员杨贤江出任主任编辑。同时创刊的《宁波民国日报》，也由中共党员担任编辑部和印刷所负责人。1924年创刊的《温州大公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县党部主办，初创时的两位编辑均为中共党员。其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报刊问世。继1919年出现《浙江新潮》、《钱江评论》之后，1921年2月，嘉兴《新塍半月刊》创刊，这都是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几年，相继出版的《责任》、《少年新塍》、《觉悟》和《永嘉周刊》等，旗帜鲜明地阐发唯物史观和“列宁底精神”，宣传“反对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其四，新闻事业在完善其结构过程中迈开了一大步。此前，除在1912年建有1家通讯社外，浙江新闻事业基本上是报刊业。截至1935年，全省曾经办过和继续在办的通讯社有100多家。起步于1928年的广播业，进入30年代也有较快的发展，1932年到1935年，省内广播电台从原先的1座增加为17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从此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这祖国“最危险的时候”，浙江抗日救亡报刊风起云涌，新闻事业持续、迅猛发展。依照现存的史料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8年间，全省共创办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刊约280家。仅1938年，就涌现出《战旗》、《啸报》、《怒吼》、《前线》、《抗日民报》、《抵抗日报》等80余家报刊。1939年1月，创刊于浙西前线的《民族日报》，为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浙西特委领导，共产党员王闻识任社长，记者、编辑多是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所办报纸富有战斗性、鼓动性，又有可读性，每期平均发行量近万份，曾在浙江战区产生较大影响。抗战开始不久，杭州失陷，《东南日报》、《正报》等一些报纸迁址金华，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也来金办报出书刊。《浙江省新闻志》记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在那里出版发行的报刊已有62种之多。金华成为全国抗日战争后方三大文化宣传中心之一。”（杜加星主编：引自《浙江省新闻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938年在金华出版的周刊《浙江潮》，名义上是国民党省政府主办，实际上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掌控，严北溟为发行人兼主编，在婺共产党员骆耕漠、邵荃麟等人加盟编辑部。这份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刊物，抗战初期在全省影响很大甚至左右东南舆论。次年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金华时，曾单独约见严北溟作彻夜长谈，并就《浙江潮》进步倾向已遭国民党CC派忌恨如何应对面授机宜。战时金华出版并颇具影响的，还有《东南战线》、《青年团结》、《浙江妇女》等多种报刊。另在中共浙东、浙南、浙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办有《时事简讯》（后改《新浙东报》）、《战斗报》、《抗日报》。1944年创刊的《苏南报》于次年更名《苏浙日报》，为中共苏浙区委机关报，粟裕兼任社长，该报多次刊文阐明新四军抗战形势与任务，一时间在江南地区引起广泛反响。
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开始国民党抢占新闻阵地，创刊和复刊一些报纸，由金华回迁杭州的《东南日报》还出了上海版。此后民办的报纸和通讯社一度发展较快，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这些报纸很大一部分都在当年或次年停刊，民办通讯社短期内停业的更是不少，即使勉强维持不倒，正常发稿的不足三分之一。当时，国民党系统报纸控制误导舆论，以图转移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与之针锋相对，1947年5月，中共浙南特委在瑞安山区创办《浙南周报》。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8年至1949年初，中共四明、浙东、金萧等地区工（临）委，在各革命根据地办起《四明简讯》、《浙东简讯》、《金萧报》和《新路南报》等8家报纸。纵观这个时期，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统冶集团心腹地带的浙江，在一段时间里，新闻事业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低潮。从1948年后期开始，社会日益动乱，市场物价飞涨，报纸出版每况愈下，且多已处于停刊半停刊状态。解放前夕，全省的报纸仅20余家，其中大半集中在杭州。
历史转折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胜利的红旗旋即飘扬全省，接着又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人民政权的建立，新中国的诞生，开创了浙江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是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重大转折，崭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此崛起，并沿着既定方向迈开前进的步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浙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以党委机关报为主轴发展起来的。
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于1949年5月9日创刊，这是浙江新闻史上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省级报纸。同一天和5月26日，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浙江新华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开始发稿或播音。新中国成立前后，宁波、丽水、金华、衢州地区党委机关报创刊发行，温州地区党报则在原中共浙南特委于1947年创办的《浙南周报》基础上正式出版，《工人生活》、《杭州公安》等家报纸也在此期间亮相。50年代头几年，又有台州地委机关报和《农民大众》以及几家专业报发刊。进入50年代中期，浙江的经济得到恢复，社会渐趋稳定，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又使得人们思想活跃。正是处于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为适应当时农业合作化的新形势，浙江新闻事业建设有个大发展，主要的标志是县一级出现办报办广播高潮。继省内最早的县委机关报《临海报》、《萧山报》于1954年创刊，1955年尤其是在1956年，《慈溪报》、《富阳报》、《武义报》、《江山报》等县级党报脱颖而出。据《浙江省情概要》统计，到了1956年底，全省当时81个县共有县报75家。在各个地区，除已有的党报外，杭州和嘉兴、建德、舟山地区党报均于1955年创刊，至此，以《浙江日报》为龙头，在全省范围初步构成省、地（市）、县3级党委机关报网络。此外，《广播周报》、《浙江交通报》和《浙江青年报》都在这两年内出版。浙江解放初期，各县即建广播收音站，1951年与1953年，临海县城关镇、永登县分别建起省内第一座城镇和县广播站。1955年到1956年，各地普遍兴建县级广播站，特别是大办农村广播。1960年底，全省基本实现广播“村村通”。也就在50年代，温州、宁波、舟山、杭州4个地区，先后建立广播电台，另在城乡大中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多办有有线广播站。但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先是由于经济困难和其他原因，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由高潮跌至低谷。各地县报到1961年全部停办，有的地区党报和省里的工人报、青年报也告休刊。10年“文化大革命”，全省报业更是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最后仅存《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农村科技报》3家，而喧嚣一时的是一些“文革小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浙江政治和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随之焕发生机，很快在全省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建设高潮，进而走向浙江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
在浙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新高潮中，突出的表现是报业的复兴和发展，在重建和健全省、市（地）、县三级党报网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党报为核心的门类齐全和多层次的报业体系。这一期间，原已停刊的宁、温、金、嘉、衢、台、丽和舟山地区党报，除《舟山日报》在1979年10月复刊外，均于1980年至1986年间重新出版，湖州、绍兴地区党报，则于80年代初期创刊。至此，全省11个地区都办有市（地）委机关报（《杭州日报》在“文革”中曾停刊3个月）。此前早已停办的各县委机关报，也在80年代主要是在90年代先后复刊。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种综合性报纸和专业报异军突起，新创办的有《经济生活报》、《联谊报》、《浙江法制报》、《浙江经济报》、《浙江教育报》、《浙江市场导报》等省级报纸，还有各地区的广播电视报和几家侨乡报纸，连同复刊的原有报纸共约50家。其中，《今日早报》、《都市快报》、《温州时报》等，时称“都市报”，风行市场；晚报和下午版报纸的出版，则使全省社会主义报业结构更趋完善。解放后浙江第一家晚报《钱江晚报》于1987年元月在杭创刊，杭州以外的各个地区接着也创办晚报，还有《杭州日报下午版》，1993年冬发刊。此外，许多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也在这期间纷纷办报。截至2000年，经过报业整顿，适当控制量的扩张，着力提高总体水平，全省有全国刊号公开发行的各类报纸总数为95家，包括各级党报41家、综合性报纸9家、专业报37家、晚报和下午版报纸8家，加上各单位（部门）主办的各种各样内刊（报型：内部资料），据不完全的统计，总共在250家以上。
浙江报业的复兴和发展，随着报纸种类和数量激增，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技术现代化步伐加快。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报社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告业一向滞后，“文革”期间报纸广告近乎绝迹，办报全靠政府全额拨款或补贴。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各报开始经营工商广告业务，经济收入连年增多，从而改变“办报靠拨款”的被动局面并自给有余。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由于新闻改革的深入，报纸内容日益丰富，发行量大幅攀升，更是推动广告业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大发展，各报经济收入普遍快速增长，2000年全省报业广告创收达1075亿元。在此基础上，各级党报和其他多家报社都盖起新闻大楼，并为全面更新办报印报设施准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原先报纸均为铅字手工排版，老式轮转机或平板机印刷。自80年代到90年代，省、市（地）级党报和部分县报，以及颇具经济实力的专业报，相继进行了两次印刷“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即将报纸铅字排版改为激光照排，以现代化胶印替代铅印，用轮转机出版彩色报纸。第二次是以采、编、排全程电脑化为目标，做到报纸稿件编审程序“无纸化”即电脑操作，也就是从写稿、编辑、审定到报纸排印，整个生产流程基本达到网络无缝对接的要求。《浙江日报》的照排系统，印刷能力在全国省级党报中领先，2000年底，该报引进当今世界先进印刷技术CTp，投入运作后可以用计算机直接制版，省去出胶片和拼版、晒版等工序，既缩短了出报时间，套色精确度也大大提高。
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建设新高潮中，全省广播电视业与报业齐头并进，不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数量迅猛发展，而且较快地实现高覆盖率和多功能开发。1983年，中共中央批转广播电视部37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改革事业建设指导方针。浙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除杭、宁、温和舟山地区于50年代已建设广播电台外，其余7个地区均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建台播音，全省县级广播站也在此期间普遍改建为广播电台。浙江山地与丘陵占陆地面积的70%，不适宜无线广播的大功率覆盖，各地按照省里的计划部署，统一执行大中小功率并举，以中小功率地波覆盖为主的技术政策，因地制宜兴办中波广播转播台，逐步在全省建起中波广播发射（转播）网络，有效地扩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节目的覆盖范围。各地原已建成开通的农村有线广播网，80年代经整顿、巩固和改善网络技术设施，致力于广播传输的标准化建设。随后又推行有线广播与有线电视共缆传输入户。到20世纪末，一个以乡镇广播站为基础的有线共缆传输系统已在省内初步建成。浙江电视事业虽起步于60年，但此后的20年间，仍是浙江电视台一枝独秀。在八九十年代。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省、市（地）、县各级纷起兴建电视台。据截至90年代中期统计（不含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内部电视台），全省建有无线和有线电视台共124座，其中省台3座、市（地）台19座、县台102座。以后，为进一步改善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各县电视台、有线台与广播电台合并成广播电视台，对外仍保留各台呼号。
全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新时期逐渐星罗棋布，广播电视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尤其是节目信号传输技术，由电缆、调频等演进为微波、卫星、光缆传输，节目传输质量和覆盖能力随之不断提升。1986年至90年代初，省内已建3条广播电视专用微波干线、16个微波站，各市（地）还建起通往所辖县、区的微波支线。紧接着，全省推广建设卫星地面接收站，利用卫星传输收转中央电视台和电大节目，1994年元旦，省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建成并投入运行，遂将浙江电视台1套和省电台2套节目送上卫星，节目信号可以覆盖全省乃至全国及周边4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90年代中期，从省、市（地）、县到乡镇的光缆大联网建设告竣，进而形成天上卫星传送与地面有线传播的星网结构，并成为全省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新型模式和发展趋势。省、市（地）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本着“新闻立台”理念，积极开发传播信息、宣传教育、提供娱乐和服务受众等多种功能，挖掘潜力，设置经济、文艺、体育、交通、健康等专业台（频道），以适应社会各界新的需要。省台和一些市（地）台开办的广播或电视交通台（频道）与交警部门合作，抢在第一时间播报交通信息，深受听众观众关注，收听收视率很高。“西湖之声”广播电台凸显娱乐台特色，较早实行主持人主持直播，并开通热线与听众互动，1992年开播后，收听率居当地各家电台之最，“西湖之声现象”风靡杭城。
亮点多多
历经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00年，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里，浙江许多开拓性、首创性并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传媒史事，以及新闻界和政界、文化界、教育界浙籍名人的办报业绩，闪烁着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个亮点。这里所要记述的，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由此可见一斑。闪光的历史精华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以史为鉴，发扬光大，将使浙江新闻界在党的领导下，越发信心百倍地去开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更美好的明天。
浙江早期的一批近代报刊当中，有两种别具特色的专业期刊，就是《算学报》和《史学报》。《算学报》发刊于1897年7月，黄庆澄创办，以介绍和普及数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是全国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可谓中国数学杂志的鼻祖。《中国数学史简编》称，我国最早的数学期刊是190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外算报》，其实，温州《算学报》的创刊比它早了3年，该报封面标有“光绪丁酉开报”字样，清光绪丁酉年即1897年。馆址始设温州府前街，第2期起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办分馆，从此即在上海出版发行，销路颇好，流传较广。1901年（一说1906年）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合编本，刊载它与各地交换的报刊目录，其中就有《算学报》。该报创刊第二年，受戊戌政变牵连而停刊，出刊时间虽短，但影响深远。《算学报》“对促进算学的研究、培养算学的新人，以及对后来温州成为‘数学家之乡’，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引自潘猛补：《清末温州三刊物》，载《鹿城文史资料》。）。1899年，黄庆澄又在温州创办《史学报》，它是《算学报》停刊后出现的另一种专业性月刊，内容包括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据现有史料判断，《史学报》当为我国最早一份史学刊物。
20世纪开元前后，白话报刊的兴起，对推动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就报刊语体而言，改文言文为畅达通俗的白话文，则有其划时代意义。早期白话报刊遍及浙东北，其创刊之早、数量之多，在全国是十分突出的。这不仅是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亮点，也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白话报刊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当时全国计有5种，包括《平湖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以上海《演义白话报》创刊最早。（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演义白话报》1897年11月份创刊，而另据记载，（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日报社1930年版。）《平湖白话报》也在这一年出版，可惜具体出版时间不详。辛亥革命时期，白话报刊在全国有较快发展，浙江新创办的有《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南浔白话报》、《白话新报》和《浙江白话报》。全国宣传反清革命的白话报刊，有一部份由原来支持维新改良转变而来，1901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该报由支持改良转为倡言革命，关键是孙翼中的加入。1903年孙翼中接任经理兼主笔，不久参加光复会，报馆成了光复会秘密联络点，报纸也就成了革命党的舆论工具。《杭州白话报》到1906年才停刊，是辛亥报坛全国影响较大、出刊时间最长的白话报。我国的少年儿童报纸，最早也是在浙江出现的，那就是《中国儿童时报》。原名《儿童时报》，1930年6月创刊于绍兴，次年秋迁址杭州时更名，并向全国发行。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供儿童阅读的报纸，《中国儿童时报》出刊，连边远省、市都有订户，甚至日本、朝鲜、暹罗及南洋等地不少华侨儿童也汇款订购。该报发刊词中申明宗旨是“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抗日战争时期又补充“抗建儿童”。该报不仅是给儿童在学校“坐而读”，而且要让儿童到社会上“起而行”。在抗战时期为激发儿童爱国热情，报社曾组织抗建儿童团，向抗日前线归来的战士致慰问词、送慰劳品。《中国儿童时报》也有过坎坷的经历，迁杭后曾多次受到当局警告，命其在有关报道中要对某些进步人士贴上“逆”字标签，由于从未照办，报社召开理事会，常有警员“旁听”监视。1931年秋，抗日名将吉鸿昌被迫辞职，该报以醒目标题刊出消息，时任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看了以后，即在报纸上批注数行，责问报社是何用意，声称将禁止发行。后经托人疏通，始得幸免于难。
广播事业作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在浙江发展较快，特别是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在全国名列前茅。毛泽东主席与浙江农村广播，曾经有过一段不解之缘，至今传为佳话。1954年春，毛主席视察浙江期间，从杭州驱车直奔新登农村，在松溪桥头下车步行2里多路，来到松溪乡王家水礁村，与农业社员亲切交谈，调查了解合作社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在这里听到了新登县的农村广播，赞许有加，兴奋不已。毛主席对秘书田家英说，要将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写进“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中央经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讨论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内容，由27条扩充为40条。扩充的部分，就有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即《纲要》第30条。原文是：“（三十）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纲要》的公布，对全国发展农业生产是极大的鼓舞和促进，同时也调动起各地发展农村广播的积极性。浙江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0年全省基本上实现有线广播“村村通”，提前达到《纲要》提出的目标。此前于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1956年，各县普遍建有面向农村的广播站。县广播站除主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节目外，设有颇具乡土特色的自办节目，包括本地新闻、农业技术讲座和小故事、小演唱，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
浙江的报纸和广播电视，时有业务和技术上的开拓创新，其中多项堪称“全国第一”。1854年创刊的《中外新报》，作为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省内最早的铅印报刊，而且在全国最早使用“元宝架”排字。这种元宝式字架，显著提高排字效率，半个多世纪一直被各地报刊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新闻工作者的智慧和胆略，影响较大的创新项目不下15项。（杜加星主编：《浙江省新闻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椒江广播站在广播中，率先推出“请”、“谢谢”、“再见”等礼貌用语，对此《中国广播》曾以《良言一句暖三冬》为题刊发推介文章。萧山广播机构开发成功“有线广播多通道、多功能传输”装置，一对广播专线能同时传送4套节目、发挥7种功能。这一“萧山经验”旋即引起国家广电部门重视并向全国推广。《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当地联机服务网络传输，拉开了中国报纸电子化序幕。实行“双休日”制不久，浙江电视台首创周末版节目，受到观众的支持和欢迎，从此开办周末版在全国电视界渐成风气。浙江电台“交通之声”是我国第一个经批准的全省调频同步广播，其调频广播同步覆盖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广播业务层面取得突破性成就。该交通专业频道1998年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合作开播，一开播就力求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报道交通服务大众”，全天节目线性安排、动态播出，遇有突发事件即时应急直播，几年来广受好评，声名鹊起，成为浙江一个知名的广播品牌，常有省内外同行前来考察交流。
这里还应当特别叙及的是，诚如项士元在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中说的：“凡海内所有国人编刊发行之新闻纸，浙江省人士，鲜不参与，此诚中国新闻史之光荣，亦浙省文化之卓可称述者也。”尤其是新闻界和政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浙籍名人，他们在省内外从事报刊活动的卓著业绩，为浙江和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国新闻界名重史册的浙籍人士，首推一代报人邵飘萍（东阳人）。邵飘萍成为全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生涯是从杭州《汉民日报》开始的。在他主持该报笔政近两年间，高扬民主革命旗帜，撰发论说、时评、随笔等90余篇，同封建军阀官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到上海，在多家报纸上撰文声讨袁世凯，旋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连续发表“北京特别通讯”，揭露抨击北洋军阀。1918年创办《京报》，编撰大量通讯报道和评论，痛斥军阀卖国罪行。他还是五四运动以及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此前后，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党刊《向导》、《政治生活》的出版。在办《京报》期间，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应聘担任导师，并著有《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杀害。邵飘萍为民主革命战斗的一生和献身精神，他在新闻战线的卓越成就，永久地为后辈所景仰和怀念。
清末民初，杭辛斋（海宁人）也是有名的报人。早年在天津参与创办《国闻报》，在北京任《中华报》社长兼总编辑，并曾创办《京话日报》。1908年在杭先办《农工杂志》，再办《白话新报》，办报思想由维新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受当局所托创办《汉民日报》，延请邵飘萍为主笔。《汉民日报》被封前，他赴京任职，再重返天津，主办反袁报纸《民声报》。后曾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新闻界，曹聚仁、查良镛（金庸）、赵超构等驰名的浙籍人士，在民国年间和解放后，分别在沪、港等地的新闻岗位上均多有建树。
余杭人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又是辛亥报坛的先驱者之一。1897年初他应邀赴沪，为《时务报》撰述，同年返杭参与创办《经世报》并任编撰，此后，几乎毕生投身报刊活动。他从结识孙中山起，政治上转为革命派，曾为多家报刊撰文或任主笔、编辑。1903年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出版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苏报》为之刊文介绍和推荐。《苏报》案发，章太炎系狱3年。出狱后去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继任该会机关报《民报》主编，跟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坚持宣传反清革命。《民报》第7号到24号被查禁为止，他撰写的评论等共51篇，第22号这期刊文15篇，有10篇都是他自己执笔的。《民报》停刊后，在日本一边讲学、著书，一边为国内《民立报》、《申报》、《大公报》写稿。回国后又曾创办报纸，还主编过几份杂志。与章太炎同时代或晚些时候，浙江籍的蔡元培、秋瑾、鲁迅、邵力子、陈望道、胡愈之等一大批名家都曾涉足新闻界，在浙江和省外各地分别创办、主编或者参编的报刊，知名的有《警钟日报》、《中国女报》、《越铎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新青年》（上海出版）、《东方杂志》等。他们在政界和文化教育领域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在报刊活动中留下闪光的史迹。第一章古代报刊和近代早期报刊
第一节 浙江报刊业溯源
一、关于唐宋时期的邸报
在浙江，古代报刊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我国古代报刊多为官报，诸如状、状报、朝报、邸报、宫门抄等等，通称“邸报”，始见于唐代。唐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势力的扩张，各镇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邸，以便“通奏报、待朝宿”。“邸”是进奏院的别称，邸报就是各节度使驻京邸吏，向自己的藩镇长官传发朝廷政事信息的书面报告。这种书面报告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新闻信”，内容有皇帝的谕旨、大臣的章奏、官员的任免，以及边境军情等，传发对象虽是藩镇长官，但也在有关的臣僚以至士大夫之间传阅。
唐代的浙江有没有邸报这类官报，既无文献记载，更无实物可考，但据相关资料推断，曾有邸报的可能性极大。隋唐年间，浙江随着江南运河开通，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在全国的地位日趋显要。758年，唐肃宗设浙江东道、浙江西道两节度使。浙江东、西两道节度使随即在京城建立进奏院，地址在当年长安的平康坊。（据李键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唐代邸报作为各路节度使驻京进奏院传发信息的书面报告，既然唐代中期在长安已有浙江的进奏院，应当就有进奏院的书面报告即邸报。
邸报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宋朝，宋朝的邸报就是进奏院状报。当时官报的各种异称中，最为流行的是邸报，其次是朝报，朝报其实也即邸报，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南宋时期，行都临安府（今杭州）内，有一些厅司级官员出面担任“承发朝报保头人”，临安市区则有以“供朝报”为业的。
南宋都市经济逐渐发达，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作为刊载诏令、奏疏、官员任免等内容的南宋官报，朝报原非商品，本来只在官场内部传发，后来几经抄传翻印，也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宋人所著《武林旧事》涉及人文史、生活史、商业史等多方面信息，书内罗列当年临安“小经纪”（小买卖）178种，其中第二种即为“供朝报”，（周密：《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4页。）也就是出售朝报的店铺或摊贩。这说明在南宋时期，在浙江出刊的朝报，较之唐代以至北宋邸报，其传发范围已大为扩展。
二、南宋临安的民办“小报”
小报是我国报业史上最早的民办报纸，开始出现在北宋后期，盛行于建都临安的南宋。小报并非出于一人一家，它也没有固定的名称，所谓“小报”只是当时人们的习惯性称呼，用以区别封建官报。
800年前的南宋小报早已失存，现在只能从一些古籍文献的载述，约略得悉小报出刊发行情况。《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有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十二的一道谕旨，称“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这道皇帝谕旨专为禁止小报而发，从中可见当年临安一带是小报主要刊行地，所以也是朝廷查禁小报的重点地区。此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和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南宋王朝又多次颁发诏令，重申小报之禁，严令“重立赏榜，缉捉根勘”妄传小报者，而且处罚越来越重，先是“编管五百里”，后来改处“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朝廷禁令之多，表明小报盛行，屡禁不绝。
关于“小报”的内容、发行对象及采编活动，至今尽管未见直接的记载，但据南宋公私文献却可间接获知其大概。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行之时，不无小人踊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辈必争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但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查。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③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这是宋高宗时中书舍人、吏部尚书周麟之奏折中有关小报的描述。至于奏折中“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据说是指秦桧死后，社会上流传召用张浚伪诏，而此伪诏传言“皆私得之小报”。张浚为对金主战派将领之一，在秦桧专政期间被贬降远方，如再获起用，则意味着主战派抬头。据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小报关于召用张浚之诏属不实报道，但也显示小报主张抗金的立场，反映了民心之所向。
宋光宗绍熙四年的一则“臣僚言”（朝廷上大臣应对时的发言记录），也曾较为具体、详细地谈到了小报情形：
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者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阁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致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③
根据以上两段引文不难看出这样几点：
首先是小报内容，主要包括诏令、章奏、差除和官员任免等，且因“省院之漏泄”，多有“朝报未报之事”；
其次是从“朝士闻之”可见小报读者已较广泛，既有州郡监司的各级官吏，还有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太学生；
三是小报的传播速度比较快，朝廷政事“中外未知”，即在朝报到来之前“飞报远近”，以致“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
四是小报区别于官报，它由民间私自发行，所传“或者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故被朝廷以“撰造无根之语”、“眩惑众听”为由而严行“禁戢”。
另据《朝要类要》记载：“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这也表明“小报”所以能较快地传递信息，是由于设有各种专门的探事人（相当于今天的通讯员或记者），由他们分别到皇宫大内、中书和门下等高层机关，以及省以下的衙门，及时打探时政新闻，并“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
三、明清浙江的提塘与民间报房
明代不设进奏院，封建官报的发布和抄传，由中央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明制，包括浙江在内，各省派有提塘官长驻京城。驻京提塘官除了递呈和下达各项公文，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抄传邸报，具体负责邸报的抄录、筛选和封发，再经塘马和驿站传送到省城和总兵驻地。
浙江也和其他各省一样，驻京提塘起初居无定所，后来才在京城购置房舍，通称提塘报房。清乾隆以后，各省提塘自设报房已成惯例。据光绪十二年出版的《朝市丛载》记载，当时浙江提塘报房地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贾家胡同，这一带会馆、商店和茶楼酒肆密集，离发抄诏令、题奏等件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也不太远。清代的浙江提塘，除派驻京城的京塘外，又在省会杭州设有省塘。省塘专司京省之间官方文书和官报的抄传工作，并由有关人员抄传各府县长官，同时被辗转抄录，供一般官绅阅览。
16世纪中叶，明王朝迫于社会需求和政治上的考虑，开始允许民间开办报房。民间报房先是在京城设立，明末在一些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府县，如杭州、绍兴等地，也相继出现民间抄报人及其自办的报房。民间报房所出报纸，多为发自北京的邸报，同时也传播自行打探的省会及府县消息。明崇祯年间的《祁忠敏公日记》，所记“午后，报人言，顾瑞屏会举予边才，殊出意表”，那是祁公在绍兴家居时的事，其中提到的“报人”即指抄报人。
清代顺治、雍正朝，继续在全国范围发行邸报的同时，都曾取缔民间报房，禁止胥役市贩私抄和买阅邸报，但民间的此类活动并非绝迹。据相关记载，雍正初年，浙江有过查嗣庭、汪景祺因“讪谤朝廷”引起的两起文字狱，事后朝廷犹存疑忌，故派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前来巡察。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王国栋奏称：“臣到浙江时，访闻民间有胥役、市贩合凑几家买阅邸报者。臣思小民无知。不宜与闻国事。虽皇上所行率皆化民成俗、仁育义正之事，无不可使人知者。但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诸如此类，亦风俗人心所关，臣已严行戒饬，倘有犯者，立重惩”。（转引自周律之主编：《宁波报刊史·参考文献资料》，2005年内部出版。）从王的这份奏疏，可见当时尽管报禁严厉，浙江民间仍有报房在私抄印售邸报。雍正以后，民间报房渐成扩展之势。乾隆年间江西漕运系统两个官员，听说乾隆将事南巡，生怕办差赔累，便伪造朝廷大员反对巡幸的题奏还加上御批，交由书办抄传了出去。此事一经举报，朝廷查办，史称传抄伪稿案。案发后，在追查审理过程中，浙江巡抚雅尔哈善也因追查不严，办案不力，被“交部严加议处”。（方汉奇主编：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发生在江西的这起案件，所以会牵连到浙江，估计是与浙江的民间报房抄录传播伪造的题奏和御批有关。
从明代末年到清乾隆及以后各朝，浙江民间报房活动较为活跃。民间开办的报房，自己购置刻印设备，雇工抄刻编印报纸，并专以办报、卖报为业，逐步走向职业化，从而使得浙江古代报刊业有了发展。
四、古代报业得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迄今有文献资料根据的浙江古代报刊业，萌芽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据记载，宋元时代是浙江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农业生产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经济作物种类和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手工业以丝织、造纸、印刷、造船最为发达，手工造纸遍及全省，土纸的名目达100余种，印刷业更是“全国以杭州为上”。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嘉兴）都是对外贸易口岸，大宗的丝织品、陶瓷器均经这些口岸输往国外。南宋定都杭州后，杭州成为汉族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最大的都市。（《当代浙江简史·绪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正是由于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这就为南宋朝报发行范围的扩大，当年临安一带民办小报的盛行一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
明清时期，全省蚕桑和棉花种植大面积推广，有了商业性桑园和大片棉田；与此同时，由于兴起一批经营丝绸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又推动农副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经济繁荣和造纸、印刷业的发达，加之官场和民间都需要了解当朝时政，特别是明清建都北京，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官吏和知识界，对京城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
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都已在明代成为商业名镇。一些明代小说里，对浙江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形屡有描述。如天然痴叟著的《石点头·瞿凤奴情愆死盖》中写道：
嘉兴府去城三十里外，有个村镇，唤做王江泾，这个地方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不从此经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所以镇上做买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热闹。
又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形象地反映出江南丝绸之乡的盛况：
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齐，路途无停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商品的流通包含着信息的流通，商人走南闯北，商品东趋西达，少不了新闻信息在起作用。城市发展和市镇兴起，同时也为出版发行报刊搭建起理想的平台。这在朝廷放松报禁的情况下，经济上和信息需求方面的客观条件，也正是浙江在明清时期报刊业得以发展的有利基础。
第二节 驻甬外国人办报活动
一、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
自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紧闭的大门从此被打开，于是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接踵而至。来华的外国人为配合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先后在通商口岸办起了一批中文报刊，其中就有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中外新报》即为最早进入宁波的外国传教士所办。
1854年（清咸丰四年）5月，《中外新报》（英译：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创刊。这是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之一，就中文报刊而言，它比上海《六合丛谈》还早3年。《中外新报》初为半月刊，每期8页，木刻竹纸（毛边纸）印刷，不久即由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澳门花华圣经书房迁甬改名）铅印，黄纸封面，册装，售价10文（制钱），1856年改出月刊，次年出至第4卷（每年1卷）后休刊。1858年复刊出第1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该报印数有限，但发行较广，省内以宁波、杭州最多，省外上海、北京、香港均有销售点，因是外国人所办，其行踪远涉英、美、日等国家。据知，英国、日本尚有该报藏本，而在浙江以至国内早已失存。《中外新报》内容分宗教、新闻、科学、文学和天文等类，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戒”，似是一种宗教报刊。实际上注重新闻的报道和评论，有极强的时政性。从日本收藏的《中外新报》5册翻印本看，找不到一篇宗教宣传文字，大部分为国内外新闻。（何守先主编：见《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所刊报道，几乎都没有新闻标题，仅冠以新闻发生地点，诸如“宁波”、“上海”、“广东”、“安南”（今越南）、“新加坡”，亚洲以外则笼统标出“外国新闻”或“欧罗巴”、“亚美利加”等。外埠新闻转载译载外地和外国报纸，本地的报道间或以“探得”两字开头，并用第一人称行文。1858年12月19日刊行的《中外新报》第1号，首页以“宁波”为总目刊文3篇，1篇是申明办报宗旨的文章，其余2篇是本地新闻，均无标题。
其一：
英国驻扎宁波副领事官沈，前二年回国休养，今于本月十五日，至宁复任。（转引自詹文元：《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1995年省内出版。）
其二：
段公起程赴省，宁民以东乡之平全赖其力，道路间尽设帐，各铺户悬灯结彩，演戏鼓乐，烧烛焚香，以相庆送。（转引自詹文元：《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1995年省内出版。）
以上两条本埠简讯均为该报自采，可见当时已有新闻访事人，报道的触角已伸入市井闾巷，体例上也已接近现代新闻写作规范。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国内新闻，相当一部分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以及英法联军的入侵活动。如1860年9月1日该报第11号，刊有英法联军进攻京津遭“满兵”抵抗的通讯。有些新闻，就一次战役、一个事件作评述性报道，有事实、有分析夹叙夹议，至于叙事是否切合实际，持论是否客观公平，那又当别论。《中外新报》创办人、主编为美国浸礼会的玛高温，是第一个到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他于1843年秋天，从香港经福州抵达宁波，先是行医、布道，办过药房、医院和礼拜堂。玛高温也是一个医生，传教之余也为百姓看病。据说，宁波有个张让三，颇有点名气，患病被治好，便把北门外的一块土地作酬谢，送给玛造了医院。这样经过几年，在宁波站稳脚跟，加之英国圣公会教士办的美华书馆（一说三一书院）设有印刷所，玛高温这才着手创办《中外新报》。后来玛高温去日本，报务乃归美国长老会教士应思理主持，直至1861年停刊。据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载，1861年至1863年间，上海《六合丛谈》和宁波《中外新报》等曾传入日本，并由幕府的洋学研究所翻刻成册子；借用小野秀雄的话说，它们是“我邦（指日本）报纸的祖先”。
关于《中外新报》的创刊年份，各种记载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858年。其依据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影印照片显示：“《中外新报》第一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丰八年（即1858年——编者注）十一月十五日刊”。一说1857年。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中土》一文中称：咸丰“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另有一说，《鄞县通志·政教志》记：“甬之有报章，盖在清同治末年，其名曰《中外新报》”。这几种说法都不准确。《中国报学史》所附照片上的“《中外新报》第一号”，这是指改出月刊后的“第一号”而非创刊号。浙江早期报刊的出版，并非都是统一编号，每年开始或者改变刊期，往往从第1号排起。《鄞县通志》所记“同治末年”，则更是谬之千里。
据更多的也是可靠的记载，《中外新报》的创刊，当为1854年无疑。主要根据：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1930年出版）：《中外新报》“于咸丰四年（1854年）发刊宁波”。
——戈宝权的《英京读书记补遗》：1927年底，戈公振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中外新报》1855年出版的第2卷，及稍后几年出版的第3、4卷部分原件，证明这份报刊确实创刊于1854年。
——周振鹤在《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著文介绍：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范约翰提出一份《中文报刊目录》。这份《目录》就1815年至1890年间的76种中文报刊，列有名称、出版地、创刊年月、发行份数、性质（宗教、世俗）、售价、形制等项及其他内容，其中第8号为宁波《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这是迄今最早提到《中外新报》的历史文献。《中外新报》究竟停刊于何时，对此有关记载也不尽一致，多作1860年，实为1861年。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在《东瀛访报记》中讲到，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外新报》5册翻印本，出版时间分别为1859年10月和11月、1860年9月和12月、1861年1月。这一有力的反证，确切表明《中外新报》停刊时间不可能早于1861年。
二、《甬报》的创办及其内容《甬报》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2月发刊，英国牧师阚斐迪邀宁郡太守李小池等创办，慈溪徐漪园主持笔政，馆址在宁波北岸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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