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肯·理查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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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试读：
序言
包括智力、学习能力与业务能力在内的人类潜能呈现出巨大变异，个中原因往往耐人寻味。如今，“发掘潜能”一词已获得广泛使用，该词还暗含着某种特殊意蕴，即命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有无限可能亦有相对限制。再者，变异的原因尤为重要：对某人潜能，尤其是对儿童潜能的理解与感知将极大地影响他人与潜意识对待该人的态度与方式。也正因如此，潜力养成受先天影响更大，还是受后天影响更深的争论几百年来一直都在火热上演。
幸运的是，现代科学家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这个争议（近期很多新闻如此报道）。科学家能够为我们解答智力的真正面貌，甚至还能借助智商（IQ）测试来测量人类的智商。他们以极为精准的比例向公众展示了人类智商受不同基因的影响所表现出的差异。人类基因图谱的横空出世甚至能让科学家确认负责变异的基因是什么。如今科学家也破解了基因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进而决定我们的智商水平（并带来智商差异）。此外，科学家或许很快就能根据基因特点为学校设计出相应的干预政策以帮助那些天资不足的学生，甚至能锁定相应的基因群组提升学生的智商水平，为世界培养更多的天才。时至今日，人类终于能甩掉那困扰我们多年的先天-后天之争了。
然而，这些计划有不妥之处。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只是空想！相关技术的进步似乎更像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而不是可行的事实。实验结果实乃“粗制滥造”，实验所依据的假设也多为年代久远的假说，而且自问世之日起便因存在根本性缺陷而广受批评。学界甚至就如何描述潜能、智慧等根本性问题都缺乏一个普遍性共识。至于所谓的发现控制智力与其他潜能的相关基因，事实是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一无所获（尽管付出了极其昂贵的经济成本）。
如今事实都已豁然开朗——科学家的努力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究其原因则在于科学家所有的尝试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认识，这其中包括对基因的本质、人类潜能的本质、发展以及大脑功能的本质乃至对环境本质的错误认识。躲在这些美丽谎言背后的则是一些认知性问题，而非现有材料不足需要提供更多补充数据。不管使用何等强大的先进技术，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稍稍复杂一些的高级描述。如此境况则要归因于这些概念本身不过是对已过时的思维模式（虽然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些粉饰而已。这些思维模式大多深受阶级、性别及社会中少数族群构成结构的影响，实乃是强加在我们基因与意识中关乎社会秩序的阶级观。
本书试图揭示、描述并解释相关因素，且希望能有所突破。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潜能的讨论与争议都是在一种极其含糊的氛围中展开的，其间融合了本能的直觉与随性的认知。有个玩笑近期很受欢迎：如果向十二个心理学家请教到底何为智慧，所获得的答案也会有十二个之多。这个故事不无夸张，但夸张的学术主张背后则鲜有科学理论做支撑，亦没有对潜能的准确定义。事实上，人们对智慧的理解、智慧何以发展演进、人类如何提升智慧水平等一系列信息皆无充分的解读。而这些信息恰恰是灌输相应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同时，在我看来这也是了解人类潜能的真正障碍。
本书旨在对固有观念进行拨乱反正。这亟需一场概念性而非实验性的革命，而在生物系统研究领域，这场革命更是迫在眉睫。本书将首次实现实验结果与研究理论的融合，从单细胞的分子组合到人类的社会认知所表现出的强大创造力，无一不涵盖在内。行文至此，本书已经揭示了经典但又晦涩的“基因”一词实则是认知领域带有强烈思维形态特征的“太虚幻境”。正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近日所说的：“重新评估引领我们进入了基因研究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近期的研究敦促我们以批判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此前习以为常的诸多基本概念。”
相似的概念发展正在颠覆我们对于诸多问题的理解——何为大脑和认知系统，它们如何参与从蚂蚁到人类的社会系统，以及人类文化和社会认知如何形成。这些概念若非遥不可及，它们将无关紧要。想象一下，基因并非我们所知的“蓝图”或“配方”；生命的出现早于基因；儿童的潜力并不受到预先限制，而是随着发育过程而发展的；环境是远比它看起来更加可以利用的“社会工具”，而非与生俱来的程序所塑造。
最为重要的是，想象一下，人类的大脑并不像阶梯观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先天差异，大多数人及其后代生来都“足够优秀”，可以参与各个层级的社会活动和民主制度。新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许多人力资源、商业、工业领域的专家都开始支持该观点。这种观点或许不过是让人类跳出长期的意识形态迷雾，获得新的启蒙，不再认为只有少数人是“聪明”人。它展现出一个更为美好、充满希望的关于人类潜能的故事。
这就是本书将要讲述的故事，但它要在相当新颖的领域中经历一段漫长的路程。这里有一幅大概的线路图帮您明确方向。笔者在第一章将解释为何迫切需要对本书题目所覆盖的领域进行重新审视。我将描述意识形态如何（甚至在不经意间）因其基本概念的模糊而能够被看作潜能科学，并在余下章节花些篇幅描述近来关于基因、大脑和智力的“进展”的大肆宣传所存在的问题。
随后将对那些围绕基本概念形成的理论大厦进行拆解，并慢慢地在更为稳固的根基上建立新的观点。第二章将讨论位于该理论大厦的根源的近乎神秘的基因模型，并揭示围绕该模型发展的查询方法（和结果）所存在的瑕疵。第三章将说明智商测试——作为几乎所有基因、大脑和智力论述的基础，是如何与客观测量背道而驰的。关于智力并无公认的理论，测试构建者仅仅是提前决定谁更“聪明”，然后再以此结论构建测试。
第四章将开始讨论如何构建一个关于智力的真正的生物学模式，以及构建一个关于潜能的全新愿景。这一章直接回归基础，讨论分子网络以及基因之前的生命、进化和细胞、复杂环境的真正性质、生物赖以生存的信息类型，以及使用这些信息的“智力系统”。它同时解释了引入“动力学系统”概念来理解这些基础的原因。虽然这一章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会很难理解，但它对于后续的理论重建至关重要。不过，我给出了总结，当然读者也可以跳过某些较为复杂的内容。
第五章将这些观点运用于对发展的解释，利用同一个基因组，物质的原始“瑕疵”被转换到能力和变化纷繁复杂的身体和大脑中。该章告诉我们潜能和变异是如何经过系统动力学的过程被积极创建，而非由基因被动接受。对迥然不同的组织中进行活动调节的动力学的“智力”生理学可以解释个体差异。
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说明智力系统如何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中完成许多层级的进化。第六章将描述智力的“神经元”系统是如何在遇到更为多变的环境时涌现而出的。该系统具有动力学过程的涌现概念，与传统的对大脑功能的机械性和计算隐喻相对立。只有前者才能够应对难以预知的环境，我也将描述基于动力学过程的大脑——即便是非人类动物的大脑，如何能够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不过，科学家对大脑功能的理解一直都受到认知模型的影响。在第七章中，我将对这些模型进行总结，并指出它们各自的不足，为最新的动力学系统研究提供新视角。该视角清晰地描述认知智能如何从大脑网络中涌现而出，同时又超越大脑网络。
第八章将认知置于社会群组进化（包括从蚂蚁到猿人）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即使是蚂蚁，也存在大脑之间智力功能的进一步飞跃，其复杂程度远超过内部变化（我称之为“后认知”）。这为解释社会群体中个体差异的起源和性质提供了方向，达尔文对其中的一些原因也曾给出暗示。
这种新视角对于理解人类进化也尤为重要。第九章将描述人类如何进化形成群体动力，导致新一“层”规则，即人类文化的出现。该章主要描述那种独特的智力系统所具备的生产力，解释为何人类可以调整外界以适应自身，而其他物种只能被限定在特定的生态位中。
经过这些章节的论述，我提出了个体差异的理解的启示。我在第十章考虑了如何提升人类潜能，并对比了新兴的动力学框架与传统的原因和干扰之间的“输入-输出”模式（以及为何传统模式一直都不尽如人意）。我在第十一章把同样的视角带入学校和教育领域，为其带来深远的影响。
致谢
将广泛的研究进行集成整合从来都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希望读者能和我一道分享完成该任务的兴奋之情。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许多朋友（不论是当面遇到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结识的）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灵感，若非他们的参与，这项任务将无法完成。他们人数众多，但我希望将他们的名字列出来，并通过本书传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以下几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建议和反馈：克劳迪娅·乔凡（Claudia Chaufan），乔纳森·莱瑟姆（Jonathan Latham），罗伯特·利克里特（Robert Lickliter），迈克·琼斯（Mike Jones），杰伊·约瑟夫（Jay Joseph），理查德·勒纳（Richard Lerner），戴维·穆尔（David Moore），萨拉·诺盖特（Sarah Norgate），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和艾莉森·威尔逊（Allison Wilson）。我的合伙人苏珊·理查森（Susan Richardson）在整个项目进行中一直给予我耐心和支持，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在图表处理上给予我很多帮助。
感谢这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将粗略的草稿变成一部更加顺畅连贯的作品。如果作品还不尽如人意，那责任全在我。第一章三言两语话潜能科学与意识形态
科学（Science）犹如一个体系完备的公司机构，其主要业务是凭借可经验证的阐释及对宇宙万象的预言营造或组织万千知识。
——维基百科
意识形态（Ideology）即一组能反映某个体、组织、阶层乃至某文明体的社会需求及抱负的想 法与观点。
——Dictionary.com
近千年来，至少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学者、哲学心理学家以及政府权威人士便不厌其烦地向民众灌输社会的不平等性是不可避免之常态，个体智识潜能领域难以逾越的差异最终将作用于每个个体。这些信息如今已转化成强有力的固化思维，使诸多不公摇身一变成一种正常现象，更有甚者以此打压抗议的声音，威逼利诱从而获得多数人的服从。
时至今日，立法环节还将诉诸超自然之力的形式幻化为某种终极的权威。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所著《理想国》（Republic）一书中便有论述，上帝将人分为金人、银人、铜人、愚蠢的女人以及低贱的奴隶。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创造了“神圣王权”，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穷人在教堂里低声吟唱上帝如何缔造了“高低不等”的人类并“规定了他们的财富”。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殖民者对当地土著人的征服与镇压仅需影射土著人“生来低等”，“白人的负担”便能被赋予正义的光环。
如今人人皆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改变了这一切。他引入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客观公正的、从物质现实与显然缘由中（而非超自然现象中）获得权威的力量。达尔文证实生物差异的确是物种进化的重要部分。然而比起谨小慎微的达尔文本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及心理学家却无所畏惧，他们借助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将富人及权势阶层的存在合法化，并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视作一种自然存在。受制于颇具说服力的概念与表达，更有所谓庄严的客观科学的限制，进化论被赋予更为重要，甚至是更为致命的影响力。
20世纪进化论理论得到反复锤炼，在人类头脑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逐渐发展成历久弥新的科学正统。不同于柏拉图的金属神话，这一所谓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幸运或不幸的基因排列决定了我们大脑的潜能，并通过儿童养育与教育环节（亦称为“后天环境”）得以体现。如此，科学将那些陈旧老套的、如今更是冗余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从而为崇尚公平机遇而非公平结果的精英社会打下基础。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关乎人类潜能的科学研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政策制定者与社会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通过不同方式强化了固有的社会阶层。教育、就业、移民以及其他相关政策都围绕该理念而制定。在家庭中，我们被告知对孩童所抱有的期待应格外谨慎，其中原因则是即便孩童未来的发展轨迹不可预知，但最终结果早已被打上了命运的烙印。于个体而言，关乎个人潜质的自我印象已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灵魂之中，进而迫使我们自然轻松地接受了社会的不公平性，并且间接承认了享受自我劳动的成果应存在相应的限度，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与特权阶级。
诚然，此种人类潜能科学在发展进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批评人士对该理论的盲目自信颇有微词，并对其所鼓吹的宿命论及个人发展的有限可能性持保守态度。长久以来，诸多人士曾试图将该理论改造成颇为怪异的“先天-后天”之争，即个体差异取决于后天环境还是先天基因。究其根本，遗传论者与环境论者都已认可其中基本的概念框架：基因、环境与发展的各自本质，以及普遍的观念——潜能可以如同智力般被测量与评估。因此“先天-后天”之争长久以来亦从未超越“基因与环境谁更重要”这一基本的二元之辩。
因此，该“科学”所历经的发展历史似乎更多是仰仗社会群体对基因逻辑的接受度，而非根本性的学术性挑战（这些挑战更是数量庞大）。正如目前众所周知的，伴随20世纪20~30年代对基因理论的狂热迷恋而来的是在纳粹德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恶行。“二战”之后，温和环境派开始逐渐占据上风，但随后遗传论者又带着更为强硬的论点卷土重来。他们声称已经掌握了新型的研究方法与数据，还煞有介事地取了一个新的名号——行为遗传学，虽然仍有一些质疑需要他们做出回答。后来遗传论者声称，这股基因浪潮已经转变成一股直接挑战众人的“大规模袭击”，并伴有更为强大的基因印记与相对温和的基因干预主义理论，可惠及所有群体。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感慨，人类潜能科学自古以来便从未乏味过。
本书建议，眼下是重新审视该门科学的绝佳时期。新型技术与新颖的研究视野业已催生了相关领域新的科学论断，并呈现出井喷之势。旧日的质疑现已消退，行为遗传学如今正伴着越显宽容的社会现实驭浪前行。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与越加难以弥合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今正寻觅基本的生物与心理理论以期能抚慰广大民众，更有巨额专项资金用于资助研究社会失公现象（尚未对社会现状带来威胁），为这些现象寻本溯源。
眼下，媒体消息与新闻头条每天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传最新且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发现。然而媒体的轮番信息轰炸并没有太多新意，其中内容大多仍是陈词滥调——不平等已经刻在我们的基因之中并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正如智商一样，这决定了我们的潜能层级。
然而，眼下的论调呈现出众说纷纭之态。传统的潜能理念面临着令人不悦的不和谐之音。新的研究成果的密度、规模与活跃度也揭示了该门科学一度被过度阐释，研究范围也被过度铺展。研究的不连贯性日益凸显，进而暴露了该科学自身深层的软肋。简而言之，研究成果越多，本门科学的可信度越低；研究论断越是强势，研究结果反而越不可成真。这表明，正如长期以来人们所怀疑的，此类研究一直夹杂了一些纯科学之外的内容。如今许多人类学科学家更是指出该科学及相关领域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
科学家自十年前便已表现出担忧之心。约翰·安尼迪斯于2005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PLoS Medicine）发文指出：“学界愈加担心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多为虚假结果。”十年后，《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期刊的一篇评论（2015年9月2日出版）指出：“最近几十年间，一些科学研究的重复出现率令人咋舌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大多科学实验均不可复现或复制。”《BMC神经科学》（BMC Neuroscience）发表的一篇论文（2015年7月23日出版）亦指出：“为数不少的标志性论文实则难以复制。”
心理学界的“实验复制计划”（Reproducibility Project）相比之下更具轰动性。该计划的调查者要求科学家复制一百项现已发表的重点项目的实验成果。调查者发现只有39%的复制实验取得成功。而对研究发现提出质疑的人亦不在少数，然而目前大多数人均已相信针对大脑与基因所做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扎实可靠。在本章后半部分及其他章节，我会继续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这其中的重点则是当下我们应以更为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该门科学，并严格审视其深层的社会性研究预设。评论家逐渐意识到，尽管新兴的人类潜能科学号称要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但这门科学本身很可能已经沦落为传统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的新型工具。
读者或许会诧异在科学领域也能发生如此变故，在此本书不妨一一解释清楚。我们现已明了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大放厥词或公开做一名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拥趸。它同样也可以静悄悄地在学者的学术作品中找到一席之地。一般而言，在科学领域，意识形态会受所在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进而化身为微妙且不易察觉的暗流徐徐涌入。科学家如你我一般，也会吸收并映射所处时代的偏见、社会结构及阶级制度。正如前哥白尼时代人们普遍信奉的地心说一样，科学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多符合并适应社会普遍经验，揭示社会中的显然之态。故而意识形态被层层包裹起来，掩身在科学的复杂程序与种种名目之中。
以上为2015年9月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中某篇论文所论述的要旨。该文首先回顾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模糊的边界”，并针对近期潮流警告大众，“若科学界仅关注具有回报性、引人关注且具有相对把握的学术研究，则其所产出的科研成果或许大多是难以复制的”。针对当下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以解决社会与政治相关问题为研究目的，该论文表达了担忧之情，并同时敦促科学家要“认识到并坦承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也是我对诸位读者的期待。此外，重新审视科学问题还另有原因。如今所暴露的科学的软肋同时也表明科学中的根本认知存在一些问题。先天与后天之争多年来连绵不断地发展则是其中最好的印证。科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当科学家被局限于某种争论时，一种激进的且新型的认知框架则会横空出世以打破僵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布拉格（William Bragg）曾说：“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获得新的数据，而是找到新的思考方式。”
幸运的是，关乎人类潜能的新的思考模式已经在一些相关科学研究领域逐渐浮现出来，例如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进化理论、大脑研究、环境研究，以及个人发展与智慧的深层次研究。先天-后天之争中的天分与环境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换一种新的方式。此外，新的思考方式同时受大量新的研究数据和研究结果所激发，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恰恰是这样的“多种选择”。
在人类潜能领域，科学与意识形态模糊的边界表现在模糊不清的关键深层概念上。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会展开论述，在本章的其他部分及本书其他章节我将逐一解释这种模糊不清如何被现代科学的繁荣所粉饰。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将揭开笼罩在这些陈词固念（令人难以置信的普遍与常见）上的神秘面纱，而其他章节则呈现如何培养新的思考模式。晦涩的实用性
事实上，人们长久以来所秉持的潜能观恰恰是将意识形态转化为科学的绝佳工具。如今不绝于耳的诸多专门术语（如基因工程、脑网络）能让关于潜能的诸多结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然而，潜能科学可靠的定义要比字典上的解释更加复杂：潜能是一种能转变成其他存在的存在，是能发展成其他存在的一种能力，是能作为或成长为一种隐形素质的可能性。
恰恰是这种模糊性使人类潜能的概念容易沦落成意识形态的填充物和空洞的政治说辞，从而将希望与宿命论同时编织进这个并不公平的社会。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天生之质——那枚叫作基因的命运之骰——规定了所有一切需遵循严格的限度。换言之，此种观念一方面认可了人的天生差异与制约，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表达了当代社会所吹捧的“机会均等”“发掘孩童潜能”等浮夸之语，堪称八面玲珑。而这在对智慧、基因、大脑的概念定义中也有相应体现，读者不妨与我一道一探究竟。G幻影
当代对智慧的科学解释源自一种信手拈来的模糊性：智慧是某种显然的直觉，披上了科学所特有的严谨语言但又有含混不清的发展历程。
尽管达尔文声称自己“远低于平均智慧水平”（在大学任教期间业绩平庸），他的故事却向我们揭示了遗传与进化过程中生理变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英国上层社会地位显赫，并继承了巨额财富。高尔顿经常以此为例来证明他眼中的显然之事，即有利的社会阶层亦是天生所具有的能力。他对达尔文理论的解读直接反击了所有粉饰性的生而平等观[在1876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书中，高尔顿直抒胸臆]。
高尔顿迅速把新生的遗传生物学升级成一项社会政治使命。他成立了“优生学协会”（Eugenics Society），将生殖繁育严格地限定在最具有发展潜能的社会群体中。为了让研究看起来更加科学与客观，他亟需一套测量潜能的标准，而这套标准将用来“指示高级的族群与气质，允许他们孕育更多的子孙以逐渐代替衰老的一代”。
因此高尔顿将智慧定义成上层社会更占据优势的所有一切特质，在此基础上他秉持特殊的政治目的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测试。在历史上诸多科学家中，高尔顿是以如此方式开发和利用智慧与潜能理念的第一人（本书第三章将有详细论述）。
20世纪初，高尔顿的理念被其他科学家应用，其中包括著名统计学家卡尔·皮尔森（Carl Pearson）。皮尔森认为社会改革并不能清除愚蠢行为，只有具有选择性的孕育项目才能防止社会衰退。他同样也借助极为残酷的智力测试来宣传与推广该观点。在对生活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与其他国家移民进行取样测试后，他宣称这些人“在智力与身体素质上均劣于本土英国人”。
达西·德尔泽尔（Darcie Delzell）与凯西·普里奥克（Cathy Poliok）曾对皮尔森的策略进行研究并揭示了皮尔森受到社会阶层及相关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研究方法、数据准确性及阐释方式等方面均存在错误，这些因素也导致他得出一些穿凿附会的结论。两位研究者指出专业素养与名气并不能防止谬误的出现，他们同时还提到“个人观点及偏见对科学的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实乃是知识进步的一大威胁”。
意识形态领域对科学的曲解只是一个开端，此后大西洋两岸开始怪象迭生。21世纪初，基因被认定是遗传媒介，高尔顿的追随者随即完善他的测试理论并将其转变成现代的智商测试。该过程中的关键则是基因的不平等性将社会不公取而代之，智商测试为这种定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受这些理念的启发，学界掀起了热烈的测试风潮。英语口头表达能力测试创始人刘易斯·推孟（Lewis Terman）宣称该项测试“为某些值得拥有这个国家的群体捍卫了自己的国家”。显然，此举将社会阶层自上而下细化为多个级别，并看起来极富科学性，这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第一批看似科学的工具。
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副产品则“蔚为大观”。智商测试迅速风靡美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取代优生计划与移民政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风潮。同时，该测试在大西洋两岸都被用来为当局的教育与人才选拔政策做辩护。20世纪70年代，亚瑟·延森（Arthur Jensen）对当时教育政策的猛烈批判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烙印，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与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合著出版的《美丽曲线》（The Belle Curve）一书同样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在当时都演变成臭名昭著的事件，打破了“二战”之后世界原本风平浪静的局面。
目前关于人类潜能的所有“科学”论断几乎都直接来源于智商测试。但时至今日，智商测试的支持者开始感到迷茫，他们越来越不清楚智商测试的测量对象究竟是什么。在缺乏清晰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只能求助于日常体验中的诸多隐喻——他们称之为G（General intelligence，一般智力，简称为G），被认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精神力量或能力。马克·福克斯（Mark Fox）与安斯莉·米彻姆（Ainsley Mitchum）于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解释道：“几乎所有的心理测试模型都想当然地认为测试结果都能用来作为某一维度的精准替代。”
事实上，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于1915年提出的设想一直被认为是心理学界最伟大的发现。他率先引入了“一般智力”的概念，然而后来他曾公开承认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过于草率。标准教科书《行为遗传学》（Behavioral Genetics）长久以来一直是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作者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与同事在书中虽未着重强调，但也坦诚直言“难以判断G的真相”。在该领域的一部同样著名的入门作品中，伊安·迪尔瑞（Ian Deary）也表示“世上并没有涉及人类智慧差异的理论，这与物理学或化学等其他成熟学科有所不同”。
只要稍稍涉猎该领域的理论文献，这一论断便不难理解。行为遗传学家倾向于使用“机灵”“聪明”“有天赋”等词语，但这些都称不上是科学的概念表达。以2011年对《剑桥智慧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一刊的投稿为例，珍妮特·戴维森（Janet Davidson）与艾瑞丝·肯普（Iris Kemp）指出“人类智慧堪称最神秘且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目前，就如何解释‘某人比其他人更聪明’一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苏珊娜·乌尔维纳（Susana Urbina）回顾了智商测试被赋予的一些“过度而又不妥的含义”。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与巴利·考夫曼（Barry Kaufman）则直接指出：“学界对智慧一词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
本书第三章中我将用大量笔墨探讨智慧的假象，向诸位读者解释智商测试绝不是适用于任何智商程度的通用测量手段，究其根本它只不过是一门不甚严谨的科学所需的描述手段。但是智商测试的普遍流行则是将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智慧与同样被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基因相互联系起来。意识形态化基因
如今被奉为人类潜能基础的基因实为极富影响力的物质存在，人们通常难以突出强调其影响力。2014年10月出版的《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中刊文指出，潜能通常被定义为“基因潜能及其表现方式”。基因组（即每个个体全部的基因构成）现已被普遍认为是人类潜能的首要藏宝库，并被视作任何形式与变异的根源，因此个体差异通常被视作基因差异。
主流科学期刊如今定期发表研究论断，如“基因表现控制并决定了大脑从发育到可塑性乃至到持续进行中的神经形成等诸多环节”[《科学》（Science）杂志2011年8月30日出版的编者按]。《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线性链条能构成一个复杂且精妙的三维器官，该器官甚至能让我们具备思考、感知与学习的能力。”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告诫我们“正是基因造就了我们的头脑与身体”。甚至妮莎·卡雷（Nessa Carey）在《表观遗传学革命》（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一书中将DNA——基因的主要构成元素——描述成一种“剧本般的存在”。该书封面宣称卡雷意图颠覆世人对遗传学的理解。“毫无疑问，DNA蓝图将是这个讨论的基础。”（事实上在很多研究领域学者众说纷纭，本书第二章与第四章将重点论述。）
紧随万能的基因说而来的是当代个人主义，学界开始鼓励人们去认证自己的基因序列以便全面地了解自己。坊间也一直充斥着通过基因工程孕育“定制宝贝”的猜测，也有人猜测是否可以通过基因编谱提升个体智慧。与此同时，精子库引入了更多的排斥标准以应对潜在的认知领域基因混乱，防患于未然（而这又引发了人们对优生学披上新的外衣死灰复燃的担忧）。伦敦的皇家学会表示“如每个个体的身高与血压一样，学习能力也因人而异”，以期宽慰民众的焦虑之情。
事实上，相当多的人认为基因组犹如潜伏在人们体内的小矮人一般，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内置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自我引导程序，并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基因被设想成“迷你大脑”，附加多种执行功能，似乎基因即个人发展所需的动态命令与引导，而非其本真的非活跃型蛋白质架构模板（本书第四章将有论述）。在用以评估其影响作用的统计模型中，基因被弱化成如同手电筒电池般的独立电荷，仅能通过相互借力才能产生或多或少的亮光。
苏珊·奥雅玛（Susan Oyama）在《信息的个体发育》（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中描述了基因何以演进成为一种准认知能力，乃至成为意识媒介。她将这种几近盲目的观点视作西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传统观念笃定是上帝的意识创造了世间万物，现代观念则赋予基因至高的塑造能力。”
也有学者认同，当下审视基因的视角带有宗教般的色彩。2001年亚历克斯·莫龙（Alex Mauron）于《自然》杂志发表名为“基因组是灵魂的世俗化身？”（Is the Genome the Secular Equivalent of the Soul?）的文章，该文指出基因如今被冠以神旨般的喻指，成了一种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存在。因此，这也不难理解前总统克林顿何以盛赞基因图谱排序，称之为“破解了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仍然视基因为人类生命之书。BBC（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上写道：“基因组实为构架一个人的指导手册。”但凡提及人类的耐力，几乎人人都会说“这就是他们的DNA”。
或许此种万能基因的观点源自人们一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抑或是因为多数人普遍成长于男尊女卑的阶级社会中，崇拜领导力并向往依赖性关系，所以基因被尊为带有控制意图的专断式因子，服务于终极权威的深层次需求。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式基因不仅仅储存密码与蓝图，更有行动、反应、控制、指挥乃至自私等行为表现。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将此种特质描述为泛灵论形式，常见于低龄儿童中，儿童通常习惯性将无生命物体赋予意识、自由意志与意图等人类特质。此外这种泛灵论形式也常见于前科学时期的文化之中，代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储存并展示我们所观察到的诸多人类特质。意识形态式大脑
历史上也曾有意识形态式大脑的记录。许久以来，基于人脑的人类智商论曾发表大脑体积与人类智慧关系假说（该假说内容浅显易懂但粗糙简陋，经不起推敲）。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执着于人体测量学，但很快将视野转向头颅测量学以估测大脑体积。科学家起初仅是测量活人的头颅周长，此后又转向颅骨体积的测量，并适时地报告不同社会阶层的脑容量差异及男女脑容量差异。
与此同时，探险家、人类学家与殖民者在各个殖民地针对当地土著人种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并对不同族群的脑容量得出了类似结论。除此之外，还有针对成功人士大脑的后现代监测，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的大脑。甚至2015年有科学家宣称在爱因斯坦的大脑中发现了普通人脑中并不存在的细小褶皱。当然亦有科学家曾无数次指出此种研究方法并不可靠且毫无意义，但是即便时至今日仍有心理学家[如菲利普·拉什顿（Philippe Rushton）]就人脑体积与族群关系发表了大量激进且偏执的观点。
步入20世纪后，对人脑的解读开始大量依赖喻指技术的寓言。因此，人脑功能开始与水压、电子器械、时钟、电话拨号盘、网络、计算机、工厂及操控系统以及其他类似系统相关联。当然，关于技术喻指科学领域极为常见并且十分实用。只是这些喻指用于意识形态功能让我颇为不解。
上述喻指在人脑研究中用来指示基因起端，而后者带有人脑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在专著《智慧与人类发展》（Intelligence and Human）（2013）中指出：“高认知能力源于基因潜质，并为高性能的大脑服务。”然而他并没有告诉大家，基因如何真正成为打造高性能大脑的工程师。事实上，计算机喻指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其他研究则将视线投向社会结构性喻指。在2009年出版的《大脑总指挥》（The Executive Brain）一书中，艾克纳恩·高德伯格（Elkhonon Goldberg）直言：“前脑叶对大脑而言犹如指挥对管弦乐队的意义，是军队中的统帅、公司中的首席执行官。”
因此社会中的等级观被强加在大脑及基因、智慧理论上。虽然鲜有证据表明人脑中的确存在对应的部位，但这些喻指时至今日在对人类潜能的探讨中依旧普遍。我将在第六章中对此展开重点探讨，此处不再赘述。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当下的研究者如在社会阶层（包括性别及族群领域）、受教育程度、雇佣状况、经济竞争力、商业主义、市场营销等语境下开展人脑研究，或许要面对一定的风险，即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令人困惑的遗传力
自私而又独立的基因一直以来都充当着其他意识形态工具的帮手，该种工具用以统计，许多人或许曾听说但少有人了解其中乾坤，即遗传力。遗传力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被提出，用于指导当时的优育计划并主要作为一个浅显的统计概念，即某一特质的变异比例（如母鸡的产蛋率）。该概念与基因变异的统计数据密切相关（用百分比或0~1小数位表示），是在受控的环境条件下开展培育实验估测得来的。
然而在心理学家的手中，遗传力则遭遇了与潜力概念一样的经历，被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遗传力不再是一个统计数据比率，而被做另类解读并向公众和媒体传播，曲解成具有确定意义的可遗传性，即某一特质（如智商）的重要程度，毕竟每一个个体均由其遗传力决定。鉴于在思维领域有如此改变，遗传力遂被解读为不同个体、社会阶层及族群间的差异程度，此种差异经科学验证具备基因性且不可逆转。
人类智慧的遗传力一直通过比对双胞胎的相似性（如智商值）得出。单卵双胞胎变异性基因一致，而异卵双胞胎的变异性基因仅有半数一致。如若单卵双胞胎在外表上更相像则可得出结论：基因变异极其重要。科学家编写了方程式以从相似性中估测遗传力，所得出的评估值通常相对较高。
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但又明显的）可能性，即单卵双胞胎的生活环境更为相似——更容易得到父母、老师及其他人的相同对待（本书第二章将全面讨论孪生研究的软肋）。在孪生研究得出的遗传力报告中，此种可能性均被置于脑后，此种研究的其他不足及假设将在本书第二章中重点讨论。
然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对人类潜能或智商的遗传力估测无论何等完美与精准（这本身也是天方夜谭），此种估测也仅能告知我们个体或成长于差异环境中的亚群体的基因构成。若另辟蹊径则犯了基本错误（个中原因将在第二章与第四章中阐述）。除非是在环境受严格监控的农业育种项目中，此种估测结果可谓是毫无意义的数据（除非做意识形态宣传用）。
除上述问题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孪生研究及遗传力估测研究获得多轮资金支持因而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动态，而新的研究结果则流向毫无判断力的普通大众。“我们不能无视证据，”《展望》（Prospect）杂志中作者吉尔·布彻（Jill Boucher）发文（2013年11月13日刊）指出，“基因影响了社会的流动性。”进化论理论家奥利弗·克里（Oliver Curry）告诫大众要警惕“基因上层群体及愚蠢的下层群体的出现”（BBC网站于2014年4月11日报道）。琳达·戈特弗利得森（Linda Gottfredson）则表示“鉴于学界已经了解了基因的本质与实际重要性，黑、白人种的基因差异则使在智商或个人成就领域实现绝对同等的目标显得不切实际”，然而事实是我们并不了解基因中的黑、白人种基因差异。无独有偶，类似对遗传力及智商的误解同样也出现在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2014年的作品《棘手的遗传》（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
然而，亚瑟·W.托加（Arthur W.Toga）与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在2005年出版的《神经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中早已对宿命论逻辑做了简要介绍。“天性从来都是蛮横专断的，”他们宣称，“富足的环境能帮助每个人发挥潜质，但不能实现公平。我们的潜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裁定过的。”
显然，从残酷的科学现实中我们能得出结论，人类的民主精神实则是非常态现象。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类表达也绝非是益于社会的友好言论。个体及族群的能力饱受所谓科学的质疑，社会政治生活参与度、决策制定及行动措施等诸多领域均受其不利影响，而这反过来影响个人发展，并不利于民主进展，本书第十章、第十一章将重点论述。
此种针对基因、大脑及潜质得出的结论几乎全部基于孪生研究、头颅测量法等传统的研究方法。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科学家在不断追寻终极证据的途中研发出新的武器，极大地震撼了媒体、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本章剩余笔墨则主要探讨这些新的发现与论断。潜能DNA序列组
过去的一个世纪，任何关于基因决定潜能差异的论断均未得到任何人的亲眼验证，而关于基因的研究结论也多来自孪生研究，这些研究也大多专注于数据差异而非基因特性。
然而过去的20年间，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使描述个体所真实拥有的个别基因或不同基因版本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人类基因工程的使命。行为基因学专家很快意识到终于能突破孪生研究面临的制约。如今我们或许也能一对一地描述基因差异与能力差异之间的直接联系。
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人们的个体特性源自四种分子（核苷酸）以不同的序列方式组成DNA条形码上的基因分子，而DNA条形码最终构成我们的染色体。新的研究方法不仅能认定每组基因上不同位置的全部基因分子（即DNA条形码上的不同单词），还能确定所有核苷酸（即构成每个单词的不同字母）。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则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此种排序使人类基因工程成为可能，并于2000年发表代表性的序列组合。
基因序列工程很快发展成受机器及计算机驱动的工业级规模企划，并受商业产DNA微阵列（Microarray）或“DNA芯片”（Chip）刺激而不断增速扩张。这些序列均是已知的核苷酸成分模板，用来比配并确定未知序列。已知序列使单一染色体组的大样本迅速排序成为可能，并极大地降低了排序成本。
匹配单核苷酸多态性差异与智商差异似乎是一个简单但极富吸引力的环节。简单的几滴血或脸颊内侧的几个细胞就可以提取出DNA，有了机器和计算机软件的参与，该项工作甚至不需要深奥的知识或精巧的专业技能。因此很快有声音称这当然能确定“智慧基因”或潜能的其他因素。
国际性的大规模基因序列专家及心理学家联盟挂牌成立，并得到了传统资助团体如美国国家健康协会（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及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的巨额资金支持。该研究的基础原理在于，认定问题的真正本源能策划出比以往更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首先将目标定位于多种疾病及机能紊乱的遗传定律。然而其中的研究魅力及简单逻辑吸引了诸多专研人类智商的心理学家，学界则做出种种承诺，要指引人类进入解读人类潜质差异的新时代。早在2000年，罗伯特·普罗明就已声称婴儿期的基因特性既能预测成年期的认知能力，也能使父母得知孩子能力的基因上限。BBC将其视为重要发现，在2000年8月8日的广播中报道至少有一个研究小组即将确定“智慧基因”，“科学家很快就能为新生儿测试智慧潜能”。该报道受到其他媒体的热烈响应，《泰晤士报》（The Times）等大西洋两岸的诸多媒体纷纷转载——然而不管是当时还是今日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
15年后，几个巨额的电脑屏幕继续探索人类潜能基因，搜寻单核苷酸多态性变体与智商或学习成绩之间的联系。该逻辑的典型案例可在史蒂夫·许（Steve Hsu）及其他中国科学家领衔的研究中一探究竟，普罗明在英国的研究团队也曾参与其中。研究者从数千名高智商实验对象中锁定一位被试者并从其血样中提取DNA。通过扫描被试者的DNA，研究者希望发现此类群体身上引人注目的“特别”基因。许曾暗示，其他群体的基因或许因此能改变基因结构，从而培育出更多智慧超群的个体（详见本书第十章）。也有学者表明，此种研究将来能帮助父母选择具有高智商基因特质的胚胎。
另外一个案例则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人脑基因项目。该项目网站声称：“人脑基因项目旨在借助下一代群体的基因组序列技术确定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基因变体。”该网站虽指出“解释人们认知能力的差异非三言两语之所能”，但又表明“认知之差异七成与基因因素有关”。然而该项目也承认：“迄今为止，仍然很难确定这些基因的真相。”
2015年圣诞前夕一则消息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媒体，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宣称已经确定了两组智慧基因网格。该研究论文[于2015年12月21日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网站]的第一作者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在文中指出：“本研究着重强调关乎人类智商的基因，并试图解释基因之间如何互动。”“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即将能控制整个与人类智商相关联的基因组。本研究表明科学家将能够利用基因组改写人类智商，但眼下这还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
无数的基因猎获工程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一些项目甚至还将这其中的逻辑延伸至教育领域。在本书第十一章，我们将就教育界以传统思维作为潜质测试的手段展开讨论。然而一个不可规避的案例是大量学者及研究人员组建社会科学遗传学协会联盟。该协会一直致力于寻找遗传学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联，并受到诸多权威机构的资助。自2013年来该协会的研究成果一直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在扫描并研究了数以百亿计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后，研究人员声称已经发现了少量与学习成绩呈数据相关的基因组。
然而媒体报道与媒体发布会中并没有指出的是只有2%的基因差异与学习成绩有关。换言之，即便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目前学界对此仍有疑义），也有98%的个体学业差异与基因差异毫无关联。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协会在媒体发布会上宣称该项研究成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研究发现最终将推动对隐藏在学习、记忆、阅读障碍及老年人认知下降等现象背后的生物过程的解读”。
在严谨的科学环境下，如此微小的关联度（请谨记关联性并非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弱化成小概率，乃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至多会处理成间接关系。乔纳森·兰塞姆（Jonathan Latham）于2013年8月3日在《独立科学新闻》（Independent Science News）发文，将此种宣传称为“各地发表的科学文献中极其常见的、针对科学发现的惊人的错误描述”。他指出所有声称计划发现相应基因（甚至还未有所突破就已大放厥词）的研究都与生物宿命论中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目的有关。然而，打着“学业领域分子遗传结构”之类名号的科学研讨会近年来层出不穷。
就在本书创作期间，另有一项研究“问鼎”《自然》杂志。鉴于眼下的研究方法简单且易于上手，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类似研究问世，而诸多关联性也无疑将充当“学习性基因”研究的新发现，并能得出诸多影响深远的结论。其中最主要的结论莫过于我们即将能够选定不同的孩童群体为其在学校提供特殊的基因疗法。
这也正是凯瑟琳·阿斯伯里（Kathryn Asbury）及罗伯特·普罗明在《G乃基因》（G Is for Genes）一书中秉持的立场。他们的研究描述了一幅令人诧异的远景，即所有孩童的DNA日后都将能在生物数据银行获得，研究者在儿童幼年期便可一窥其未来的命运。在学校中，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该技术即将成熟并投入使用，通过DNA芯片便可以预测每个小学生的强项和弱点，并能借助这些信息为学生提供私人定制式发展策略。”似乎每位儿童在进校时都贴有基因条形码，教师针对学生特点提供专项定制的教学策略，正如验光师根据视力测试结果开处方一样。
早在两千年前，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督促人们“精准地发现每个个体天才的特殊癖好”。今天，阿斯伯里与普罗明声称通过确定孩童的基因，柏拉图的理想即将实现。尽管存在根源性缺陷，这一理念仍然让无数政客雀跃不已。普罗明2013年被招至英国下议院教育特别委员会做证，随后又被BBC邀请录制多个专访节目讨论基于基因遗传学的教育前景。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基因决定论者的自信。伊安·迪尔瑞与同事在一篇论文中称，研究结果“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人类智商表现出的个体差异极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个体间的基因差异。事实上，“毫不含糊”一词几乎从不用于研究报告中，即便是在高深的科学发表中也极少出现。鉴于迪尔瑞已经告知大家目前尚未有“成熟的智商差异理论”，我们因此有权利抛出我们的疑问：“证实”一词究竟做何解呢？
这种夸张表达洗脑大众的方式令人颇为不安，但在《海斯汀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5年9~10月刊）中有相关的详细阐释。这是一个初衷良好的探讨科学领域伦理问题的出版物，其中有一期深刻讨论了基因遗传学与智商领域的道德困境，该讨论基于以下假设：①智力商数是个体智慧的衡量手段；②我们对个体智慧有清晰的了解；③智慧基因现已被研究发现（尽管效果颇微）；④我们可以将该知识用于治疗。
然而，上述假设均不成立。目前研究中并不存在进退两难的窘境，然而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相信这种困境的真实性。
不幸的是，基因狩猎同样也创造了一种“真实科学”的氛围，只不过这一学科明显不具备这一品质，然而众多心理学家却奔走相告且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场狂欢。那些呼吁学界谨慎的研究者被蔑称为“科学否定者”，其他尚未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多是出于对失去经费和工作的畏惧。而这也表明，这仅是计划性科学，并非纯科学。基因泡沫的幻灭
事实上，基因研究道路上布满了失败的尝试。数量纷杂的实验项目并没有揭示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度，一些边际发现亦不能在重复实验中成功复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基因或单核苷酸被证明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联系（更没有任何现象或数据证明基因或单核苷酸是导致认知差异的原因）。
如今，基因研究越做越大，一些研究相互合并变成了斥资无数的联合项目，研究论文也正以不合时宜的速度飞快地出现在各种学术期刊中。然而，这些研究的产出无一不是无效结果或极其微小的发现，将研究对象的关联性解释成因果关系，几乎所有的后续研究均无法复制现有结果以验证其可靠性。
而基因论先前虔诚的信徒如今也陆续开始表现出失望感。在无数大力鼓吹智慧基因的发现预示着未来革命的人中，埃里克·特科海默（Eric Turkheimer）一直都扮演着先锋角色。然而近来他开始意识到：“让所有人都诧异的是，基因遗传工程搁浅在进化的复杂性这个浅滩上。”2015年，他公开承认：“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基因能够满足相应的标准进而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基因、智慧基因、抑郁基因或外向性格基因。”
如今这一困境被广泛描述成“缺失的遗传力”。孪生研究估测，智商及潜能的其他因素存在50%的可遗传性。而在行为基因研究人员眼中，这昭示着在每个个体差异下还潜藏着无数的可变基因。那么，这些基因到底身处何地呢？在本书第二章读者能发现，鉴于孪生研究的缺陷以及智商的真正本质，遗传力估测或许本质上就缺乏精准度。
虽然有诸多失望因子，基因狩猎者仍然继续用“令人兴奋的”“激动人心的”“关键转变”等字眼来修饰其研究报告，并不断地告诉公众研究成果即将问世。通常情况下科学文献中不使用上述修饰字眼，而如今事实与真相更多地表现为一厢情愿的设想而非实证型数据。“我们如今知道了许多能量微小的基因负责智商的遗传力。”尼古拉斯·谢克沙夫特（Nicholas Shakeshaft）及其同事在《智力》（Intelligence）杂志（2015年2月）上如是说，虽然时至今日没有证据表明此种“负责”性关系。事实上，许多生物原因恰能证明此种关系为何迟迟尚未被发现。
以人类基因的规模为例。人类的受精卵以及几乎一半的机体细胞中拥有大约两万个基因“单字”。每个基因“单字”又由不同序列的核苷酸双螺旋“字母”组成，即腺嘌呤（Adenine，A）、胸腺嘧啶（Thymine，T）、鸟嘌呤（Guanine，G）和胞嘧啶（Cytosine，C）。每种亚基在一组DNA链条的序列中占据一个基因位点，每个位点在不同的族群中又能产生不同的核苷酸（因此便又有了单核苷酸多态性）。
例如，某人所携带的DNA序列组或许为AAGGCTAA排列，而另一人则是ATGGCTAA式排列，即基因替换的结果。其中的问题则是在人体细胞的23对染色体中存在超过60亿个核苷酸。平均而言，每300个核苷酸中才存在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这意味着在人类基因组中存在至少10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换言之，人类大多数的基因和核苷酸序列相似。在世界各地任意挑选两人，其基因相似性超过99%。一方面，10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仍然意味着无数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得知，几乎所有的变异对人体机能的影响均为中性，即无论拥有何种版本的基因，它们的工作表现都同样优秀（本书第四章将重点论述）。将带来差异但数量相对较少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普通多数核苷酸相隔离，在严谨的医学条件下绝非易事。然而，考虑到学界将个体的某一特质随意定义为智商，或将数据关联性简单定性为证据而得出确切结论本身已是幼稚至极。
事实上，将这些不显眼的DNA与头脑测试分数相联系的方法本身即是创造大量虚假关联的手段，毕竟这些分数多是来自被精简的测试，通常是孩童在父母的监督下通过电话或网络完成的，并且大多数据被压缩省略因而测试结果多粗糙而失准。但这的确是眼下学界的现状，诸多的数据关联犹如一片困惑之中闪烁的星光。
就学界的困惑而言，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其中复杂的生理及心理功能虽互不相同，但是又异于眼睛或头发颜色的差异方式，不是单个基因或少数基因能决定的。教育或认知表型不仅仅是生理特征，与身高体重、奶牛产奶量、母鸡产蛋率等也有本质不同。该表型设计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的基因，后者并不能像电荷一样累计相加。相反，单个基因通常作为组成因子被吸纳进生化网络，在密切的互动中创造不同的变体。
然而多数困惑都萦绕在被测基因周围。研究报告中出现的大部分关联性与智商测试分数相联系，但学界少有共识能清晰地解释智商测试究竟测量何物，现已知的解释亦是同样语焉不详。帝国理工大学的研究小组发布声明表示他们已经将前沿的基因鉴定技术用于找寻与记忆、专注力、处理速率、思辨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等相关的基因。该声明不乏雄心壮志，似乎上述能力是已被清晰界定与分类的人类功能。本书将在第三章与第七章力证真相绝非如此。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则是：用最为先进的监控设备在灰暗的树林里猎捕某种我们尚不了解其外表特征的生物，然而待我们真正有所捕获时却又不清楚手上的猎物究竟为何物。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证明此类数据关联实乃偶然，而这要求满足极其复杂的一系列具体条件。然而，在寻找相关基因的迫切需求下，这一问题被学界所忽视。因此诸多的科研报告中充斥着“××基因”“基因影响”“原因”“导致”“解释”“影响”“强调”等字眼。我不禁要质疑杂志的评审与编辑为何允许作者安全脱身且未追究其学术责任。“普通基因变体对人类皮层下中枢的影响”（Common Genetic Variants Influence Human Subcortical Brain Structures）是201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篇文章的题目，而该文仅展示了所涵盖的基因变异不足1%的数据关联。
老师与教授一直对单纯的学生谆谆教导，提醒其不忘错将相关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