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09 0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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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歆耕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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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

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作者:陈歆耕排版:KingStar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8-28ISBN:9787561782903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序陈歆耕其人其文——读《快语集》随感王彬彬

陈歆耕兄将近年发表的批评文章结集为《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手机阅读版由运营商编辑为《“疯话”文坛》),拟交出版社出版。他发来书稿的电子文本,命我为其“把关”、“指正”。岂敢“指正”,写点读后感,倒是我很乐意的。其原因,就在于我平素对陈歆耕其人、其文,都确实有所感。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这“感”写一点出来,何乐而不为?

说起来,我与歆耕兄是老相识了。1992年夏,我从上海到了南京,任职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这是“被任职”。而那时,歆耕兄也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只不过不算南京军区的人,是《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在食堂吃饭时,常常遇到。同桌吃饭时,也聊过文学。那时,歆耕兄是部队里的红人,与我也属两个行当。我与他的“交情”,也仅此而已。

后来,我离开部队,到了南京大学。再后来,歆耕兄也“转业”,到了上海,主持《文学报》。这样,就算是钻进了同一个圈子,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认识”陈歆耕。他是那样地想把《文学报》办得更好,办得更有品位、更有影响,这常常让我感动。上任后的那几年,他多次打来电话,向我“请教”办报大计。我到上海,他到南京,都一定打电话约见面,而一见面也仍然开口就谈怎样把《文学报》办得更好的问题。这总令我很惭愧。我虽隔三差五地写点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博得一个我并不喜欢的“批评家”称号,但对于如何办报,实在说不出任何高明的想法。文坛上常有些大大小小的争议。有时候,有了什么争议时,他会打来电话,交流对问题的看法,当然,免不了约写文章。他常对我说:“你有了自己满意的文章,一定要给我们《文学报》。”这也每每让我脸红。实际上,自打歆耕兄主持《文学报》以来,我为《文学报》写的文章是极少的,我记忆中,只写过那一篇《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

我虽然对如何办报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也并没有常常为《文学报》写文章,但歆耕兄的敬业精神,却令我十分感动。把一张报纸、一份刊物“办好”,有不同的意义。在有的主编那里,所谓“办好”,仅仅指多赢利,为此不惜降低格调,最大限度地迎合最广大的读者。而陈歆耕不是这样。他是一心想让《文学报》为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在阻遏文坛邪气方面,歆耕兄常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不怕得罪人,这我是十分赞赏、支持的。管他有多大的名气,多显赫的地位,该“骂”时照样“骂”。其实那类“老虎屁股摸不得”之人,都是长期被那“虎屁股”唬住、震住、慑住,以致于连一“摸”之心也不敢有的人宠坏的。但要真伸手摸一摸,你会发现,那往往不过是“纸屁股”。不但可以“摸”,还不妨“拍”。而一“拍”,也就破了。所以,写文章、办报纸,都应该少拍“马屁”,多拍“虎屁”。

当然,有些“顾忌”,还是有必要的。有类“风险”,也还是应该避免的。“留得青山在”,总还是一句有道理的话。但在我看来,应该有所“顾忌”的地方,歆耕兄有时也不那么“顾忌”;在我看来,应该考虑的“风险”,歆耕兄竟然也不怎么考虑。这让我有时颇为他担心。在中国,这样一家报纸的主编、社长,大小也是个官儿。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官儿,有些人是十分拿这官衔当回事的。好不容易熬到这么个位置,便“抖抖地把守”着,以保住这头衔为最根本的原则。而歆耕兄却似乎很不以头上那顶乌纱为意。这时候,就显出他身上那种“天真”,那份“傻气”了。

这种“天真”,这份“傻气”,在他那近些年写下的批评文章中,也表现得很充分。文坛上、文化界,荒谬、丑恶的现象层出不穷。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对这些现象已很麻木了,连不满和愤怒都不会有,当然也就不会起而批评、抨击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也一天比一天麻木、冷漠着。但长我许多的陈歆耕,仍对这些荒谬、丑恶的现象保持敏感。在约人写文章批评、抨击的同时,歆耕兄自己也亲自动笔。当然不是说,歆耕兄文章中表达的所有看法我都认可。但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真诚、执著,表现出的“天真”、“傻气”,却总令我感动。

明快、简洁、锐利,不绕弯子,不拖泥带水,不吞吞吐吐,是陈歆耕文章的特色。这也是文如其人。像陈歆耕这样经历的人,身上是会多多少少有些“江湖气”的。但在陈歆耕身上,却感觉不到这种“江湖气”,这也是我对他心怀敬意的原因。为人没有“江湖气”,为文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在中国,也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四面树敌”的文学老头儿

在世界杯足球赛场上,曾出现一幕非常令人注目的场景,但与足球无关:

葡萄牙足球队员在开赛前,臂戴黑纱,默哀三分钟后才开始踢球。被默哀的逝者是何人,配享如此尊贵和隆重的礼仪?——他是刚刚步入天堂的用葡萄牙语写作的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6月18日,他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葡萄牙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专程飞往大西洋中的兰萨罗特岛,文化部长加布里埃拉·卡纳维利亚女士带团随机,以国礼迎回萨氏的遗体。他的遗体在里斯本市政厅停灵两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数万葡人排队进入,瞻仰遗容……

好了。我介绍到这儿,读者就会产生疑问了:一位葡萄牙作家,怎么会长期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上去?他跟他的祖国是什么关系?他跟葡萄牙政府官员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过节”?稍稍了解一下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经历,我们就会觉得其中有许多颇堪玩味的地方。

这是一个50岁后才进入创作井喷期、总是与他生存的这个星球保持着紧张“对抗”、脑子里灌满“不合时宜”思想的文学老头儿。1997年,他因中译本《修道院纪事》举行首发式来中国访问。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老汉为何如此怒火中烧?在获得诺奖后,他闭口不谈文学,而是谈社会政治问题:“……不公正在增加,不平等在恶化,无知在成长,悲惨在扩大。这个能够把复杂工具送到另一个星球去研究那里的岩石结构的精神分裂的人类,却可以对数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无动于衷。去火星仿佛比拜访自己的邻居更容易。”“去火星仿佛比拜访自己的邻居更容易。”如此精彩的话语,简直也只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才能说得出了。

他还说,“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的名声不佳,是因为“一些人在具体执行某些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学说时发生了偏差”。萨拉马戈不仅仅是用文学作品传递自己的声音,同时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反对过葡萄牙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教会,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任何政府对任何文学作品的任何审查……1991年,因他的一部小说《耶稣基督福音》,被指责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查禁此书,他怒不可遏,愤而选择流亡他国,随妻子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2007年该老汉发表言论,呼吁葡萄牙加入西班牙,成为一省或大区,但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难怪被葡萄牙同胞讥刺为“老糊涂”。

呵呵,就是这样一位总是“不合时宜”、树敌无数的文学老头儿,死后在他的祖国却享受到如此尊荣。我们要向这样的作家深深地三鞠躬,我们也要向不计前嫌、有如此阔大胸襟的葡萄牙国民和政府行注目礼!

其实,想想看:不管萨拉马戈身处何方,他都在用葡语写作,并使这一语言的魅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其对祖国文明发展的贡献,让他享受任何高规格的礼遇都“物”超所值啊!即使是一位有才干且尽职的总统,为国家服务的时间,也只有短短数年;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却用毕生精力为创造本民族文明瑰宝倾注心血,相比较而言谁的贡献更大?“四面树敌”并未引来“四面楚歌”,相反,这个“文学老汉”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有的人一辈子处心积虑、“四处邀宠”,其结局却常常是被世人所唾弃……

萨拉马戈离去了。世界文坛因巨星陨落而寂寞了许多。吾辈虽庸碌无为,苟且活着,但难道不应该偶尔也仰望一下星空?

2010年7月本山大叔的“抗打击能力”“小品王”本山大叔原本是可以为文化艺术界树立一个勇于接受批评的“楷模”形象的,遗憾的是由于他的涵养,甚或是个性,使他还不具备“抗打击”的气度,失去了一个为自己形象增色的机会。

由赵本山等主演的轻喜剧《乡村爱情故事》在央视播出后,收视率甚高。本山大叔自然是乐歪了嘴巴。乐就乐得了,忽然心血来潮玩起“高雅”来,请来一帮专家、学者开研讨会。会议开始时,本山的姿态不可谓不高,态度不可谓不诚。他挨个儿与到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握手致意,嘴里不停说着“谢谢”,开场白说:“希望专家能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我的抗打击能力很强,想听老师多批评。在公司,周围的人天天都说好话,我今天就想听坏话和真话。我永远感谢让我经受磨难的人和给我批评的人。”

大多参会者心知肚明,此类研讨会主办方一般是为了自我包装营销,并非真的要听什么“坏话”。因此本山大叔一开始收获了一大箩筐美誉之词,正陶醉着,谁知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逾古稀的曾庆瑞老先生,不无几分“迂”地说起了“坏话”:“本山先生被收视率带来的鲜花、掌声给弄迷糊了,被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没有原则的吹捧给误导了。”《乡村爱情故事》缺乏“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是“伪现实主义”……

本山大叔的血压陡然升高,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马反击,话语之尖刻几至失态,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了:“……我来是让你们给我开服药,但我希望吃良药,别给我开一服药我吃了就死的。”“这位教授提到的农村生活,我想知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您去没去过?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我敢说,农村生活在座的各位没有比我更了解的,我是你们的老师,就不要唠农村了,如果唠城里的事,我赶紧缴枪不杀。”“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

本山大叔对批评意见有不同看法,当然可以共同讨论。也完全可以拿出演小品的功夫来,幽默平和地回应。但这种情绪激烈的“反唇相讥”,实在有失风度。看来,本山大叔的“抗打击能力”还有待提升。

当下文学艺术界普遍存在的批评难,由此可见一端。要使批评和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既需要批评者有上乘的“刀功”,更需要被批评者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和“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

这使我联想到近日读到的一本书。由现代最富有才情的批评家李长之写的《鲁迅批判》。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写这本书时,才25岁,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报纸副刊当个小编辑。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小年纪竟然敢“批判”当时已经是青年偶像的鲁迅。但看完全书,我发现李长之先生不愧是“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优秀批评家,他不但胆子大,“刀功”也非常了得。艺术感觉是那样老到,笔锋是那样犀利。今天的学人、读者还在读这本书,足证它的生命力和经典品格。恕我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引述他的主要观点,仅摘出他谈鲁迅小说的片言只语。他认为,鲁迅小说中写农村题材的部分“有永久的价值”,即使“在任何国外的大作家群里,也可以毫无愧色”,因为它们“都是完整的艺术”。而那些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则“写得特别坏”,是“失败之作”。他对鲁迅的思想、杂文、散文、性格、心理等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据书中介绍,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生前披阅,并在出版时鲁迅为作者提供了自己照片的评论鲁迅创作的专著。

我们感叹李长之先生年轻时就具备的过人的胆识,他因为这本书历经坎坷,“文革”中吃尽苦头。有人要他改书名,他至死不改。他觉得“批判”是评论分析的意思,并无不妥。更让笔者深为感叹的是已经大名鼎鼎的鲁迅,在面对一个年轻学人的批评时所表现出来的气量和胸襟。

如何形成正常的文学艺术批评氛围?无论是李长之的胆量和鲁迅的气量,难道不正是今天的学人和作家都应该效仿的吗?

2010年6月(插图 苏新诗)“西门庆”碰上了好时光

前一段,山东和安徽三地争抢“西门庆”故里的事件,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时成为杂文家和时评家嬉笑怒骂、妙笔生花的话题。

此事的荒唐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是拉出西门庆这位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坏事做绝的“淫荡”人物来吸引眼球,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简直就是“诲淫”、坏人心术的最新“创造”了;二是西门庆本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哪来的什么“故里”?大家围着一个“莫须有”争来抢去,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岂不是让人笑掉下巴?

但笔者很少看到有人分析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其中也不乏可以肯定的某些积极性因素。其实,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诸如,苏北某经济落后财政拮据的县,居然却投资数百万元造一个山寨版的世博中国馆,此种低级粗糙的“复制品”,既非本地独创,又无文化含量和实用价值,劳民伤财,不也是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当地官员为GDP指标“压”坏了脑子、罔顾一切以外,与决策者的人文素质有直接关系。如果这些官员有一定的人文修养和眼光,就不会随心所欲地做出此种连普通人都觉得荒唐的事来。因此,让这些官员到学校去补一补人文课大有必要,或每年列一些人文类的必读书,逼着他们把泡卡拉OK、桑拿的时间用来读书,还可避免被歌厅里的高分贝噪音引起神经错乱、被桑拿间的高温蒸昏了头脑。

要说“坏事”背后的积极因素,我指的是很多地方都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很多官员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挂在嘴上。不管他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提高“软实力”,但起码是他们有了这么一种意识,应该得到鼓励。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方式,骨子里还是把文化看成是经济的附庸,凸现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至于拉出“西门大官人”来提高软实力,恐怕连“西门大官人”自己也出乎意料。“如此重视文化建设,俺要不使出浑身力气来,真是对不起父母官呵……”只是喜欢“西门庆”的地方这么多,连“西门庆”自己也弄不清他的故里究竟在什么地方了!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满足各地需求,他就得学会分身有术、三地兼顾了。不过,像他这样的大玩家,你要让他在两省三地不停地奔波,为繁荣旅游经济作贡献,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身子骨就要垮掉了。你让这个在女人堆里锦衣玉食惯了的“大官人”捧着中药罐子在飞机、火车、长途大巴上颠簸,也真有点难为他了。

提高文化软实力非一日之功。而要提高某些官员的人文素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最快捷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人事组织部门在考察配备干部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一条,而不是仅仅看他是不是什么“高级经济师”或是否学过MBA。而对于身居决策岗位的官员来说,弥补自身人文缺陷的聪明办法是不妨到某些高校和专业权威研究部门请一些高参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或花点劳务费建一个不在编的高水准的“智囊班子”,随时提供决策咨询,如此也许可以少犯一些贻笑大方的低级错误,少往水里扔纳税人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要以为大权在握,脑袋就可以跟着屁股转;也不要以为有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怎么干都是对的。为了一个似乎“正确”的目标,而干出许多南辕北辙的蠢事,这样的历史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

2010年5月莫言的“战书”

从莫言最近在上海的一个关于他的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似乎更为理性、大度和成熟了。他表示作家是需要批评的,一是肯定赞扬,二是挑毛病,提出不同意见,而第二种更有意思。

果如是,令人欣慰。

记得数年前莫言与曾对他的小说《檀香刑》提出严厉批评的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在福建召开的一个文学期刊的讨论会上相遇。真可谓“冤家路窄”,两人在会上发生正面交锋,其中“攻击性”的话语,已然不仅仅是谈对文学作品的分歧,连人际关系、个人隐私也都成了“攻击”对方的“利器”。当时《文学报》记者在现场,并作了报道。但报道已经把其中不宜公开的情绪化的攻击性言辞过滤掉了。文坛上批评家一批评某位作家,两人的关系立即成为“死敌”,实在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但莫言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就值得斟酌了。他说:“人们在说为什么没有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出现,我要说,那是缺少伟大的批评家。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拨开俄罗斯文学的迷雾,看到希望。我们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批评家出现,帮我们指明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舵手,我们在大海上瞎乱撞怎么行。希望有伟大的批评家出现,使我们跃上一个大家所认可的新高度。”

如果关于莫言的这段话的报道属实,那么,可以断言,莫言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好的批评固然起到推介好的作品,指出存在问题,提升创作水准,促进创作繁荣的功能,但在“伟大的批评家”和“划时代的经典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了解一下那些公认的伟大作家的创作经历,就很清楚了。索尔仁尼琴应算是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但他是靠哪位“舵手”指引出来的?俄罗斯曾有不少伟大的批评家,但有谁可堪任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的“舵手”?

当下中国文坛确实还未涌现大家公认的“伟大的批评家”,但这并不是缺少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根本原因。中外无论当代还是历史上的优秀作家,都是在吸收了历史上也包括当代的多种优秀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成果,然后完成对自我文学形象的塑造的。一位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也不可能把一个思想的“侏儒”,“导航”为一个“精神领袖”;一位天才得举世无双的批评家,也不可能给“燕雀”插上“鸿鹄”的翅膀……

其实,有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她是由读者和时间共同组成的。离开这两个元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胜任“伟大的批评家”的称号。如果光看一时一地的读者,那么谁畅销谁就是经典了?肯定不对。光有时间也不成,有的作品可以在图书馆里沉睡百年,但就是无人问津,当然也“经典”不起来。经典是靠读者阅读出来的,如果当代的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过数十年后还不断地被人阅读,被人赋予新的涵义,给予新的解读,那么后人认它为经典,大致不会有错。J·M·库切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所作的演讲中说:“历经时间检验而未被淘汰的东西必定是经典。”“历经最野蛮的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愿舍弃它,是因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所谓经典,仅此而已。”

任何一位作家都躲不过这位最无情的“伟大的批评家”的检验。她手中有一把铁筛子,不断地把沙石过滤掉。因此我是极不赞成过早地把某位当代作家封为“大师”的,也是极不赞成急于把当代某部作品列入“经典”行列的。有些作品在读者中的“保鲜期”,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如何堪称经典?真正的经典也是从来不用担心会被“批”倒,被“解构”掉的,批评只会使它的经典品格更为凸显,使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

不知道在场的专家学者、批评家们听了莫言先生的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常常被媒体列为“一线代表作家”之一的莫言,如大旱盼甘霖般希望有人来给他当“舵手”,如果你们还不尽快“伟大”起来,岂不让他视我“蜀中无人”?

呵呵,这是抬举批评家呢,还是给批评家下“战书”啊?

2010年7月大师是“活”出来的吗?

在得悉季羡林先生仙逝之时,我和一位著名小说家正在一起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他随口说了一句:“只要活得够久,就能成为大师……”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精彩的小说语言,因为既生动,又意味深长,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我们可以对这句话做多方面的诠释和解读。请允许我尝试一下:

1.“如果我能活到季老这个岁数,也能成为大师。”真是这样想,那我向这位小说家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希望他长寿并能成为大师级的作家。因为,如今有此“野心”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2.“季老能够取得如此名望,跟他长寿不无关系。”此话就季老个人而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的大量著述是在晚年完成的,如80万字的《糖史》和一些散文等。

3.“要想成为大师,必须长寿。”

……

我最想说的是针对第三类观点:长寿与否,并不是成为大师的必然条件。大师不是“活”出来的,长寿老人很多,但人们不会因此而称他们为大师。衡量大师的标准,首先是看你在某个领域是否达到了别人难以攀越企及的高度。曹雪芹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关于他的生卒年龄有两种说法:一是1713—1763,按此说为享年50岁;一是1724—1764,按此说为享年40岁。他的生前好友郭诚在悼诗中说:“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按诗中说,曹雪芹似乎只活了40岁,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而鲁迅只活了55岁,还没有到当今规定的退休年龄。但他们都是公认的文学大师。因此,“活得够久”,并不是成就“大师”的充分必然条件。不要以为银发虬髯飘拂是大师的“标志性”形象。

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再有大师级的人物诞生了。此话未免过于悲观。“江山代有才人出。”大师会有的,只是未来的大师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大师会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我们不必为大师的“稀缺”而焦虑,让那些“伪大师”来忽悠我们,制造遍地“大师”的虚假繁荣。是否够大师,需要时间检验。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日益浮躁的时代,成就大师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定力”,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在某一个领域矢志不渝、心无旁鹜地耗费心血。陶渊明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车马喧”从古至今从未断过,关键是你的内心是否为“车马喧”所困扰。诸如奔走于权贵豪门以求一官半职之徒(今天的说法叫“跑官要官”)至今绵延不绝。有媒体公布了一批涉嫌抄袭的博导、大学校长级的人物,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呜呼,谁能指望此种连基本的学术操守都没有的人能成为大师?

最近,一位诗人从北京来电,建议我看看孙皓晖先生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他说:“特别棒,为当今文坛所罕见!”这部共11卷5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是作者积16年功夫的心血结晶。它像一座“山峰”矗立在我的案头,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对这部作品的读后感,容我看完再与读者交流,单就孙皓晖先生在当今时代环境下还能具有如此“定力”,我就要向他表示我的深深敬意!有如此“定力”者方能成大事!

其次,我们才谈得上成就大师的其他条件。如我们常常说的“天才加勤奋”。从《季羡林自传》中,我看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期间,成天被行政事务缠绕。怎么才能挤出时间来写文章呢?他就利用开会的时间构思写作,他一边听别人“哼哼哈哈”的讲话、发言(当然,对有用的信息,他也会留意),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会开完了,一篇短文也写就了。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一参加会议,就“灵感”如泉涌喷发的习惯,不参加会议,“灵感”反而少了。

大师是如何产生的,只要看看《季羡林自传》,答案就有啦!

2009年7月一粒老鼠屎与一锅汤

一位文友说,他要写一篇批评文章《对“官员文学”说“不”》。我说内容姑且不论,仅从题目看,似乎过于偏激而欠妥。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谈的“官员文学”,不是指表现官场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指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官员”,在从政之余,从事文学创作。

文友认为目下一些官员爱好文学并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有损文学形象的弊端和腐败现象。

我以为,对于爱好文学的任何人都应该持欢迎和赞赏的态度。人人都可从事文学创作,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草根”可以爱好文学创作,官员在不影响处理政务的前提下爱好文学创作也无可非议。王安石官至宰辅,同时诗文俱佳。苏东坡在担任一方官员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而他的文学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一位诗词大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官员文学”现象说“不”。用一句老话说,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一个一位“官员”的文学作品讨论会上,有评论家谈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位领导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总比把精力花在搞“腐败”上好。他相信,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领导成为“贪官”的概率要小得多。他说的不无道理。

最实质的问题是该“官员”是真爱好文学,还是把文学仅作为自己“形象包装”的手段,进而成为升官晋阶的“敲门砖”,甚至以此牟取非法利益。最近,我听到一条已经滞后但仍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在江浙文学圈内颇有些文名的一位握有一定实权的官员,因受贿数额巨大被公安局逮捕。传闻他的一些作品乃雇“枪手”所写。此说如成立,文学则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了。这样的“官员”显然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他的行为玷污了文学的神圣和高洁。笔者手头还有一则公开报道的案例:今年3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风臣职务犯罪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李风臣无期徒刑。李某不仅是“原县委书记”,同时还是“国家一级作家”。他写诗出诗集,成了敛财的手段之一。因为,他的诗集出版印刷费用不仅有人为之掏腰包,诗集出版后他的一些下属单位和关系户争相购买,写诗不仅让他获得“诗人县长”的美誉,更为他带来滚滚财源……可笑的是,他的诗集被人购买后立即“流”到了收购废品的小商贩手中,不用说,再下一步即作为“文字垃圾”化为纸浆了。

对这样的“官员文学”倒是应该说“不”!“官员文学”因这样的一粒“老鼠屎”而坏了“一锅汤”,让“官员文学”因此而蒙羞。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可以净化人的灵魂。但是文学在与不受监督的权力博弈时,它又显得是那样的脆弱无力。文学是润物无声的细雨,而人的“贪婪”之心如潜藏的“癌细胞”,一有机会就要突破生命的防线,疯狂地滋长。因此,文学承担不了遏制官员腐败的重任,官员不会因爱好文学而“药”到病除,“贪腐”之性不会因爱好文学而得到有力遏制。铲除腐败需要从舆论监督、完善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2009年7月浮躁时代的“经典”案例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世界上有的事情需要急办,需要有紧迫感。比如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比如如何遏制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有些事情则无需那么急,需要让时间来证明。比如对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是否可以称为“经典”,对一位活着的学者或作家是否应该命名为“大师”,等等。

偏偏有些该急的事情却急不起来,不该急的事情却“急吼吼”地要完成,似乎乘坐磁悬浮高速列车也嫌慢。

请看一则被多家媒体刊登的报道:

10月17至19日,由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安徽文学》等单位主办的“2009中国散文年会”在京召开。年会上先后揭晓了“2009年度中国百篇散文奖”、“2009年度最佳作品奖”,阎连科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陈奕纯散文《泼墨绵山》、余光中散文《铜山崩裂》、孟悟散文《差一点皇后》、吴克敬散文《泪湿神州望故乡》、张少中长篇散文《佛门里的姐》、宁明散文《超负荷》等130余篇散文作品榜上有名。

……

令人感到百思不解、啼笑皆非的是2009年到年底还有近一个季度的时间,怎么就把2009年全年度的散文奖给评出来了?难道主办方和评委“大佬”们已经像未来学家那样,或有什么特异功能,断定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不会有超越前三季度的好作品出现了?这种事情有必要那么急吗?这件事的背后有什么利益驱使不知道,但荒唐而可笑是明摆的。正好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京城“名编”张守仁先生,跟他说起这件事,他有同感,同时又列举了类似的现象:有不少出版社争相出版各种文学体裁的年度选本,为了抢在前面占领市场,有的出版社刚到7月份就推出本年度的年度选本了。这样的年度选本有何权威性可言?将来的文学史家,如果依据这样的年度选本来写文学史可就要大上其当了。

近期,有评论家撰文认为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评判过于“苛刻”了,他提出,“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回避的问题。”并且认为,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都是由后人完成的观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这一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可以讨论。我相信,我和当代的许多读者抱有同样的心理,希望读到由当代作家创作的可与曹雪芹、鲁迅媲美的经典作品,也希望有让我们高山仰止的大师出现,让我们为之骄傲。但从古到今,经典作品和文学大师,都不是人为地推选或评判出来的。世界上包括中国尚无一个机构可以完成这样的命名和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谁具备制定评判标准的权威性?实际操作起来几乎不可能。经典作品需要持久地活在读者和历史的记忆中,大师也需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用不着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不容回避”的高度,让我们跟着评论家一起“浮躁”。

该交给历史老人去解决的问题,还是交给历史老人吧!没有比它更权威和公正的了。

2009年11月由白桦一首新诗说开去

C·S·路易斯认为:“通常非文学性读者不读诗。文学性读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读诗。如果本人不是诗人、职业评论家或文学教师,几乎没有多少人阅读现代诗歌。”

按此判断,中国当下属于“文学性读者”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了。因为,现在究竟有几个人会买一本现代诗歌集来读呢?著名的全国性的诗歌大刊发行量也已跌到历史最低谷了。原因究竟何在呢?有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当然也有现代诗歌本身存在的问题。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说过一句话:“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这一观点在今年初召开的“中国南京首届凤凰台诗歌节”上,遭到众多诗人的猛烈“炮轰”。甚至有人言词激烈地称“季羡林没有资格讨论新诗”。对新诗的地位和成就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我本人是极少读新诗的,不是对新诗抱有任何成见,而是觉得真正能够打动我的好诗太少。有些发表在某个诗刊重要位置的诗歌居然也晦涩得难以卒读。我真佩服这些诗人,他们居然能够写出比屈原、李白、杜甫等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的作品还要让人难以解读的“诗歌”。那些诗的字拆开来都认识,但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变成了谁也不明白的“火星文”。读这类诗,我不知道是诗本身有问题,还是我的智商太低。还有一种“口水诗”,把诗歌变成了散文分行的“白开水”。既如此,就写散文或小说,还要诗歌干什么?

因此,争论古典诗词与现代诗的地位高低毫无意义,关键是诗人们拿出了什么样的“货色”,关键是你的作品能否给奠定和提升现代诗的地位增光添彩,能否让你的作品永远镌刻在大众的记忆中。当大多数诗人的诗集因无人问津只能自费出版以自娱时,白桦先生的诗集《长歌和短歌》还未正式上架,就已经连续加印了三次。我有幸获得白桦先生签赠的这本诗集。在一个双休日的清晨,我拿起了放在床头的诗集。先翻到109页,映入眼帘的是长诗《从秋瑾到林昭》:“除非是让我死/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一口气读下去,居然让我涕泪横流。有一种美的毁灭让人痛彻心肺。我抑制不住地打电话给一位还在睡梦中的文友,诉说我读这首诗所感受到的心灵震撼。如此直达人心的好诗,怎么会没有读者呢?

余光中先生在回答记者“诗歌和诗人是否已经死亡”的提问时说:“诗人没有死啊,你眼前就有一个。”他认为,诗歌诗歌,“诗”要能“歌”才能走向大众。我想说:要问现代诗会不会消亡,那你去读读白桦先生的《从秋瑾到林昭》吧!这首给现代诗坛带来荣耀和花环的佳作。从古到今,真正能够流传久远、打动人心的好诗,都是思想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与诗意表达的完美结晶。朦胧诗作为一个诗歌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名句却一点也不“朦胧”,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期盼读到更多的《从秋瑾到林昭》……

白桦先生让我从此对现代诗刮目相看。

2010年1月张洁“害怕”什么?《京华时报》新近的一则报道说:“张洁(北京)称害怕作品被多数人喜欢。”张洁是在参加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西班牙作家与中国作家对话活动时说这番话的。参加对话的是西班牙女作家帕乌拉和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当西班牙同行询问张洁的书在国内畅销程度时,张洁讳莫如深:“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

看了这则报道,真的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张洁女士的“害怕”从何而来,她所说的“大多数”不知道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大多数”。如果是指在中国大陆,那么13亿中国人中,不要说“大多数”,就是十三分之一的人喜欢她的作品,也有1亿人。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从古到今,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大概也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巴金先生的《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数据,迄今累计发行已经达到400多万册。这个数字在中国全部人口中也还不能说占“大多数”。虽然,我不是心理按摩师,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张洁女士,你根本不用“害怕”,无论你的作品“优秀”到何种程度,甚至“通俗”到何种程度,都不会被“大多数”人所喜欢。“害怕”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个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作家竟然会有这样的心态: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很多人喜欢,就证明是一本畅销书,就不是文学。难道真正的文学就该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难道被很多人喜欢的作品就不“文学”了?对中外文学史稍稍有点了解的人也不会持有这样的观念啊!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分析但丁的《神曲》时说:“如同其他一切伟大的经典作品,《神曲》打破了神圣和世俗写作之间的界限。”如果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被广大的读者所喜爱,如何成为世所公认的经典?又如何流传久远?我想《红楼梦》、鲁迅的作品肯定所拥有的读者要远远超过张洁女士的作品,难道曹雪芹、鲁迅的作品就不如她的作品更“文学”?张洁说“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这里她把文学的创作者和文学的读者两个人群搞混了。写作可以是少数人的事,而喜欢文学阅读的人难道不该越多越好?

今天有些小说家的作品无人问津,大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跟张洁持有一样的观念“误区”。他们只知道从外部找原因,而不反思自身的观念、语言、写作形式有什么问题。有的作家被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养”坏了,被评论家持续的叫“好”之声“宠”坏了,他们被纳税人供养着,享受着“精英”的优越感,却不愿为大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巴金先生把读者看作衣食父母。他的一句名言是“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解放初唯一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版税养活自己的作家。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就批评过所谓的自恋式的“象牙塔”艺术,主张为普通大众写作。今天,重提走出“象牙塔”,大概仍未过时。

2009年11月被催生的“蛋”

新近听到某地领导要求下属部门组织作家编写100个反映当地建设成就的故事,还要写100首能够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就有些头皮发麻。这不是逼“鸡”下“蛋”吗?

不知道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会落到谁的头上,我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最怕的是“命题作文”。如果不是像高考学子那样为了升学,谁愿意写这种没有切身感受,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劳什子?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写故事,要100个;写诗词,要100首。难道当地的建设成就不多不少正好可以写够100个故事?那么,写诗词,也只有写到100首才能足以反映出当地的精神风貌?恐怕这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这使我想起了鲁迅说过的,中国人总喜欢十全十美,景要“十景”,酒要“十全大补酒”。现在个位数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因此,要在“10”后再加一个“0”。

领导重视文学创作是再好不过了。但“重视”得不得当,怕是不但不能催生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还会适得其反,让作家白白牺牲了许多脑细胞,又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文学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真正的好作品必然是从作家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领导重视文学创作,首先要尊重创作规律。作家如果缺少必须的感情积累和生活积累,硬逼他去完成那种“应景”的“命题作文”,不但不会带来文学创作的真正繁荣,作家也难以写出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即使按照某些要求写出的东西,大概也只能指令性地下发要求大家“学习”,或堆积在仓库里等着化为纸浆。从古到今,凡文人按照上司指令写出的东西,有多少是能够“流传久远”的?我知道,古代的很多皇帝喜欢在某个节庆日或外出冶游时,心血来潮地下达圣谕,要求身边大臣应制作诗助兴。事实证明,这类应制诗大多是雕词琢句、堆砌典故、无病呻吟、内容苍白的短命之作。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文革”期间所谓的“三结合”写作组,不知道炮制了多少类似《虹南作战史》那样的概念化的低劣“产品”,让文学史家们羞于提起。

有的领导,可能把文学与宣传完全搞混了。鲁迅在谈论革命文学时早就说过,文学可以达到宣传的目的,但宣传决不等于文学。如果管理部门真正重视文学创作,那就给作家们的创作提供更好的文学生态环境,给作家更多思想和心灵驰骋的空间。也许“有意栽花”不如“无心插柳”,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或许我的忧虑只是杞人忧天。中国文人中喜欢写“应制诗”的人多的是,他们装有满肚子的华丽词藻,只要皇帝有赏银,他们随时可以拼接组装出像模像样的“佳作”来,博得皇上一笑。上有要求,下有对策。我猜想,按照中国特色的思路,某个部门首先一个报告上去,先让领导批示拨款。有了钱还愁找不到写手?然后诗文齐备,由出版社隆重推出,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研讨会上好评如潮,如此皆大欢喜。没准儿,还能获个什么大奖之类。这么好的“精神食粮”,谁不喜欢,只能说明他不识货。至于写出的东西感人不感人,谁能说得清楚?能不能“流传久远”,那得后辈子的人来证明,眼下谁能管得了那么远的事?

2010年4月(插图 喻 梁)语文课本中的“三聚氰胺”

我们处在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被各种信息裹挟着。如何甄别吸取有用的信息,就成了现代人需要的生存智慧。而有些该引起重视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常常被如潮涌来的“垃圾信息”淹没。

有一条信息虽然见诸三个月前的几家媒体,但被我牢牢记住了。我认为那是一条不该被轻易遗忘的信息。顺着那篇报道提出的问题,应该不断地追踪下去,直至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逐步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这条信息来自杭州:一位名叫郭初阳的教育工作者,曾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担任了6年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他发现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普遍存在很多问题,于是他联合了一些退休的语文老师集中一段时间,首先对若干版本小学语文课本进行专题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部分小学语文课本篇章存在四大问题: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思想陈旧,不符合现代观念;随意改编歪曲经典……教材中的“三无”(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文章比比皆是。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虽然故事很感人,但在所有的爱迪生的传记中都找不到事实依据,是一篇虚构出来的“真实故事”。因此,郭老师大声疾呼,要给语文课本动动“手术”。他说:“三鹿奶粉事件,没有一个母亲不觉得触目惊心。现在部分语文教材,不就是混杂了各种成分不明的甚至有毒添加剂的劣质奶粉吗?”

记不清哪位学者说过,一本高质量的教材,要比一本学术专著重要得多。教材是一代代学子的必读书,而一本专著人们有权选择读或不读。而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无疑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息息相关。无论你主观上是主动接受或被动接受,我们每个人都对中小学课本中的那些篇目内容耳熟能详,有些文章往往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终身影响。如何让孩子从小受到纯正的汉语熏陶和教育,培养孩子格调高雅的文学品位,对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对催生未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今天的孩子就是未来的文学作品的读者或创作者。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对文学作品良莠不分,或被一些劣质“食品”败坏了胃口,等到成人后“亡羊补牢”,恐怕就事倍功半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讨论当代文学为何缺少经典,为何没有大师级作家时,我们往往忽视了从源头寻找原因。只要想想我们从小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就明白当代作家的人文素质存在着什么样的先天缺陷。记得本人读中学时正是“文革”最狂热的阶段,语文课索性就不叫“语文课”了,而是叫“毛泽东思想课”。课文内容大部分也是政治说教类的,现在想起来真是荒诞不经。

郭老师几个月前大声疾呼提出的问题,不应该在媒体披露后就无声无息了。难道给孩子提供优质的人文营养,不是与提供优质的奶粉同等重要吗?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应该由某个部门,组织一批全国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语文教育专家,对目前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进行再“会诊”,彻底查明“病症”,然后拿出改造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可行性方案来。这或许比任何部门和媒体提倡读这个读那个都更实际都更有成效。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是中小学生的“正餐”,如果“正餐”所需要的营养都得不到保证,甚至是有害健康的,吃很多的“零食”岂不是舍本逐末?

2010年2月郭敬明的“名牌杂货店”

最近郭敬明被网友的无数板砖砸得“鼻青脸肿”。事情起因于郭敬明2009年7月在他主编的杂志《最小说》上,大“晒”自己的名牌小物件:爱马仕的笔记本、LV的手提包、Prada的小熊钥匙扣等。他还一一做了批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几乎不用笔写字的人,要买一个四位数的爱马仕的笔记本……四爷我的钱包大概有十几个,这个是我放在书架上没有用的……”(转引自《看天下》)

因此,有评论者说:郭敬明在开着一家“名牌杂货店”。有网友调侃他:“长得基本很凹,写的基本靠抄,洗脸一定用药,一生只爱钱包。”

这个“四爷”还有一系列炫富行为,诸如在电视上说自己洗脸有十个步骤,精华液要抹八九层,等等。郭敬明在靠码字吃饭的人中,算是有钱人了。在2008年的作家富豪榜中他排在首位。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四爷”有钱他自己尽管花,尽管去享受就是了,只要他花的是自己挣来的钱,买的不是盗贼的赃物,想怎么“骚”就怎么“骚”,别人当然没有必要非议什么,但他为何要把这种个人的消费行为公开到媒体上“广而告之”?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有钱?历史上有石崇斗富的掌故,但历来为人所不齿。此种没有品位的事情发生在号称“作家”的人身上,实在有辱作家的形象。其实,他那点钱,在文人圈子里可以“斗”一“斗”,但跟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比,简直就是汗毛一根了。真正有钱的人大多不会在公众场合炫耀自己多么有钱,李嘉诚会炫耀吗?刘永好会炫耀吗?只有那些穷怕了一旦暴富的人才会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一位对郭敬明知情的朋友透露,郭某人很有商业头脑,朋友甚至用了“商业天才”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听了他的话,瞬间我对郭某人“炫富”的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商人的角度而不是作家的角度看郭的“炫富门”,就会发现,其实“四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是用此种方式做广告:只要看我编的《最小说》,像我这样写作,就能像我这样富有,就有财力消费各种时尚的奢侈品。他在制造一种“迷幻药”,让大家吃了他的“迷幻药”后都心甘情愿地掏腰包消费他制造的各种精神“产品”。

作为一个“作家”的郭敬明,自从他的抄袭事件被揭发并态度恶劣地表示“不道歉”,他就在我的心目中已经不存在了。一个连基本的文人操守都没有的人,即便他写出的是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伟大作品,我也不会有什么阅读兴趣。但作为一个“商人”的郭敬明,我要向他行注目礼,因为他在商业经营上表现出的才能令我钦佩。

但可怕的是他经营的是特殊的“精神产品”,我担心他为了“误导”读者,不断给读者提供“精神鸦片”。连他自己也说:“这一代人都是看我的书长大的,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太可怕了。”他这句话的前半句“牛皮”吹大了,但后半句我有同感。

2009年10月作协主席打擂台没有赢家

应邀到两所大学胡侃些对当代文学的看法。我知道我能吃几碗干饭,大学里那么多研究文学的专家教授博导,人家请我去,并不是因我对文学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造诣,完全是因为我所供职的“平台”,为我提供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获取各种文学信息的条件。这是我与专业研究者相比唯一的优势。

当时都“胡侃”了什么,我大多忘记了。肯定有很多昏话蠢语,但有一句话我说对了:针对正被媒体热炒的30省市作协主席(副主席)在起点中文网打擂台的事件,我说:“我敢斗胆地预言,这些作协主席的作品绝大多数不会在网上获得很高的点击率!”然后,我说了些支撑我的判断的理由。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不小心我居然也当了一回“预言家”。获得点击率最高的是吉林作家张笑天的《沉沦与觉醒》,点击率也只有200多万,与动辄就有几千万、上亿的点击率的网络写手比,这个数字就很微不足道了。而获点击率最低的只有3万多。我觉得作协主席们无须为自己的低点击率而汗颜,这里有很复杂的因素。起点中文网上的点击率,并不说明你的作品文学品质的高下。盛大网络是一家专业的网络游戏制作公司,他们邀主席们也来玩玩“游戏”,大家就权当参加了一回“游戏”,不必在乎谁是最后赢家。

不过,从这一事件中传统意义上的作家确实应该反思一些什么。我觉得,今天的网络文学已经不是简单地把在纸面上写出来或是用电脑打出的作品,搬到网络上就行了,它的写作方式以及作品的内在品质、语言风格,都与传统作家们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写作的互动性,网络写手们在线上写作时,与阅读者即时互动,读者不仅读作品,同时也参与创作,读者的参与激发了作者的想象力,同时也左右了作品情节的走向和语言表达风格。有些写手看到自己的新作根本无人点击和关心,往往就放弃继续往下写而另起炉灶。这种“互动性”,使得网络文学作品更贴近读者的阅读审美情趣,与关起门来卡拉OK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这也是传统作家作品难以获得高点击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大多传统作家缺乏网络文学所表现出的超级想象力。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创作要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生活,这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忽略了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从最早的“神话”延续下来的超级想象、幻想功能。我们能说《西游记》反映了什么现实生活?唐僧在历史上虽有其人,但他那些西天取经中遭遇的各种曲折神奇故事,无疑是想象的产物。我觉得网络文学的一大功绩是重新唤起和激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想象力。值得回味的是,一些传统作家们努力贴近现实写出的作品,却让我们感到一种“虚假”;而网络上一些超越时空的幻想作品,却让我们读来感到“活像真的”。原因何在?还是请文学博士们去研究吧。

网络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有趣”。尤其是“起点”上的那些作品,充满了“娱乐性”。这一点,也往往是传统作家作品所不具备的。有的人误以为,作品写得越晦涩,文学性越强,越能显示高雅的文学审美品质。这是一种观念误区。尤其是小说创作,从它的源头起,就是为了娱乐大众而诞生的。从前,老百姓走进酒楼茶肆,是为了听有趣的故事,而不是听说书人玩“深沉”。如果你自以为很“高深”,却无人问津,那你写作的意义何在呢?被称为20世纪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作家、评论家C·S·路易斯认为:“有趣就像一次资格考试。如果一本虚构小说连这点都无法提供,我们就免谈更高的品质。”“书架上的书籍只是一种潜在的文学。文学品位在我们没有阅读时只是一种可能性。除非转变为体验,可能性才会发挥作用。”

我不知道,作协主席们在参加完盛大组织的“擂台游戏”后,是否会从网络文学中获得一些新的感悟,为自己今后的创作注入新的营养元素?

2009年10月语文“被下岗”悲哀

今年年初,上海六所高校自主招生测试,其中四所不考语文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不仅是考生和家长觉得无法理解,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荒唐”的举措也提出质疑和批评。

语文在四所高校招考测试中“被下岗”,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折射出的是整个教育机制对人文教育的极度不重视。招生方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

曾几何时别的学科都是必要的,语文却成了首先要减负的“负担”。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持有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做法,只能唏嘘感叹。一位有识之士指出:“现在很多学生往往以人文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来换取专业学科知识的高积累。在专业知识的高墙之上,却面临心灵闭锁、沟通障碍和情感脆弱等人格危机。”不重视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后果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吧?看看都德《最后一课》中是怎么说的:“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离开了本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抽去了民族文化的脊髓,更何谈传承民族文化的传统?

即使就从有没有“实用”上来考量,语文“被下岗”,也存在着短视的观念误区。钱学森晚年最惦记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认为,学校教育理、工、文应该兼收并蓄,“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学艺术,特别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就曾说,“如果哪天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我第一天先考语文,如果语文不及格,就不用参加其他的考试了。”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具备了很高的人文修养和造诣。那些让语文“下岗”的大学招生决策者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部科学发展史与人文发展史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春节长假在家读“闲文”,读到《黄河文学》2010年第一期刊登的散文《富而不贵的生活》,令我不时发出阵阵感叹。作者对当下一些中国人暴富后的精神生活状态做了入木三分的描述。是的,一个人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可能在“一夜之间”。如中一个六合彩、继承一笔遗产、买了一只突然疯长的股票,都可能在倏忽间造就一个富翁。可是物质上的富有并不能使人“一夜”高贵起来。精神和心灵的高贵,需要长期的人文和人格的修炼。山顶上匍匐的小草,永远是小草;山涧深谷的青松,永远是挺拔的青松。看看当下,有多少中国人其实是过着一种“富而不贵”的生活啊!那些开着豪华轿车,却横冲直撞、草菅人命的“富二代”;那些利用权力非法疯狂攫取,拥有几十套房产却找不到精神家园的贪腐官员;那些送一个“三陪女”做礼物给老人祝寿的“孝子贤孙”……都在警示着我们思考,一个富裕起来的民族,如何同时是一个心灵和精神高贵的民族?我们的教育再也不能仅仅是提供创造物质财富的技能了,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的心灵。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弱化,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建议测试一下某些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被下岗”的不应该是语文,而是那些人文素质低下的教育管理者。

2010年3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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