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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9 11: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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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继卿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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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上的人生

手风琴上的人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手风琴上的人生作者:余继卿排版:KingStar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2-01ISBN:9787516606346本书由新华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余继卿同志的个人传记《手风琴上的人生》一书正式出版。我们是和她在手风琴战线上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在这里衷心地祝贺她的著作问世。《手风琴上的人生》一书中,用较大篇幅记录了各个时期我国手风琴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本书也让我们回忆起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手风琴是怎样在艰难的条件下走过来的。大家是如何在无私奉献精神的支持鼓舞下努力奋斗,创造了丰硕的成就。同时也让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手风琴的过去,从中得到鼓舞与激励,这的确是很有意义的。2013年6月于北京——《红莓花儿开》上篇第一章童年纪事一、美丽的小镇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遂宁市的桂花镇(又名桂花园、桂花乡)。它依山傍水,背靠绿树成荫的老虎坡,面朝清澈透底的涪江。镇上的主要街道“正大街”就是通往成都、重庆等地必经的公路。以这条马路为界,房屋分为上下两排,上(北)排连接山脚,下(南)排紧临江边。这里的房子是用竹片编织,糊上泥巴,用木桩支撑做成墙壁,把一间间屋子连接成一条长长的笔直的街道。1937年4月的一天,我就出生在这下排的一间小屋里。

由于公路、水路畅通,这个镇子的经济文化并不闭塞。我家住的这条街是全镇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有各种商铺、饭馆、茶馆、旅店……还有闻名的冠生园糖果店。小时候,每当看到柜台里摆放的花花绿绿的糖块,心里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来买一大包,一次都吃光!街边还有个“锅盔”(注:四川一种特有的空心烧饼)摊,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师傅,手拿擀面杖,敲出不同节奏的点子,嘴上不停地唱着、吆喝着,打烤出各式各样香喷喷的锅盔来,那生意真是好得很。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汽车经过,我看着看着,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坐一次汽车,还一定要坐在车头前面的两个大灯泡上面,那该有多神气呀!

桂花镇处处都是竹林,还盛产橘子。一到橘子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红澄澄的,映衬着绿油油的树叶,特别好看。这时,我和小伙伴们会忍不住跑到山上去偷摘。橘子树不高,我也能爬上去,还没等摘下几个,下面放风的同学就开始叫:“有人来了,快跑!”我们赶忙跳下树,闻风而逃,衣兜里仅有的几个橘子也都掉落在了路上。我们想吃橘子还是有办法,等逢场赶集那天,河滩上的集市散了之后去捡剩落在地上的,尽管有的已经破了,我们吃得也很香甜。有时我们也结伴过河去农家爬桑树,采摘桑果,吃的一个个小嘴巴都变成了紫色,而采下的桑叶就给养蚕的人家送去。

我家斜对面有个“禹王宫”,里面是镇上唯一的“露天大剧场”,有高高的、带顶的吊脚舞台和两扇大门,观众席是平坝和阶梯似的石板。常年都有外来的戏班来这里演出,演得最多的是川剧,记得还有个从山东来的“麻子红”剧团,又演文明戏,又演杂技,很受欢迎,足足热闹了半个多月。我没钱买票又想看戏,就在晚场当大门口的灯光昏暗时,大人们肩扛长凳迈腿进门的一刹那,我低头缩身,从他们双臂下快速溜过门槛钻了进去。但更多时候还是等戏演到最后一幕,大门已经打开之后进去,爬到最高处看个“幕明”(即尾声)也很高兴。

在我就读的镇上唯一的小学里,操场中间台阶后面有个很大的天井,那里长了两棵十几人才能合抱过来的老桂花树。每年开花的季节,校园里飘散着桂花的清香,有时我还会捡些掉在地上的小朵桂花,拿回家给大人泡酒。桂花树下,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这也许就是“桂花乡”(香)地名的由来吧!二、我的母亲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小时候有一个大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晚上特为孝敬她的一小碗面条,她总要最后在碗里留一口给我吃。从1938年起,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疯狂的大轰炸,日本飞机经过遂宁时也扔下炸弹,防空警报声拉响,敌机在空中盘旋,人们惊慌地冲出门外。奶奶吃力地背着我往山洞里跑,那躲警报的情景至今也没有忘记。

不久,奶奶去世了。小名叫“托托”的小妹生了病,因为无钱医治,只能看着她躺在一个小竹篮里抽搐着慢慢死去……那可怜的模样让我哭得很伤心。长大些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叫“兔儿”的妹妹。

我的母亲叫龙德娴,生于1911年10月。母亲家庭出身很贫寒,两个舅舅很小就被生活所迫,外出打工求生,当过学徒,捡过垃圾,卖过大碗茶。母亲也被后妈虐待,从小吃了不少苦。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母亲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儿特别好。我的跳舞裙、背背裤,乃至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特别贤惠能干。她与父亲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母亲性情温和,文静少言,我们从没见过她与父亲吵过架。

母亲最能吃苦,她看只靠父亲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生计,便做起了卖零酒的小本生意:摆上几张桌子,拌上点小菜,主要还是靠炒花生下酒。每逢“赶场”的日子,几张桌子都坐满了来喝点儿小酒的农民,很是热闹。那时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闻白酒的醇香,趁没人的时候时不时揭开酒坛的盖子闻一下。

母亲日夜操劳,从外面买进的生花生是她亲手一锅又一锅地炒我的母亲熟。她总是站在一口大锅旁边,双手拿着一把很长的大铲子,腰上捆着大带子,三伏天也汗流浃背地不停翻炒着。每天早上她还得将门面的木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摞在一起扛到屋里,晚上再一趟又一趟依次扛回上紧。她瘦小的个头吃力地扛着那又长又重、摞得高高的木板的身影,永远地定格在我幼小的心中。

是她用柔弱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精心抚育这几个儿女。长年的过度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的我总是那么不懂事,不时从家里拿“东西”跑到树林里和同学办“家家酒”(学大人做饭),还偷妈妈维持生计用的花生分给同学吃。早上天刚蒙蒙亮,几个同学便在门外大声喊我去上早自习。我轻手轻脚摸到柜台底下,小心翼翼揭开装花生大缸的盖子,用手使劲儿往书包里抓。母亲听见后一声吆喝,我就蹲在地上暂停片刻,再抓两把。外面的同学们都“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我打开大门飞奔而出,一路上与同学们边吃边跳地往学校跑去。事后,爸爸给我编成“偷花生的故事”,还讲给别人听,而母亲也是一笑了之,没有训斥,还慈爱地瞥我一眼。三、我的父亲

父亲原名余昌炽,生于1913年8月2日,家境贫寒,读过私塾,还曾在一个书厢房读过书,中学没有毕业,为谋一个小职员的生计,去顶替一个同姓人的空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别人的名字:余泽浦,从此以后他就叫余泽浦了。

父亲常年身着一件长衫,个头稍高,长相清瘦,宽肩膀,大额头,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略微往外鼓的大眼睛,生动而威严。后来有幸当上了小学教员,主要教授语文、历史和地理。他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

父亲很喜欢看书,聪明过人,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来不用稿子,倒背如流,他把历史当成故事来讲,还常编成顺口溜,生动而幽默,很有艺术天分。

他在讲台上的兴奋和投入,感染着每一个听课的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常有别班的同学也跑来听。他还积极去义务担任校外速成识字班的教学,很受群众和农民的欢迎。他为人仗义、直率,当地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余老师,很是受人尊敬。

记得有一天刚下过雨,爸爸给我们班讲完语文课之后,把我留下来对我说:“现在雨已经停了,你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儿?”我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阴沉沉的天已经亮起来了,暖和的太阳照在地上……”他思考片刻接着念起来:“阴沉沉的天空慢慢地亮开了,暖和的太阳照着初晴的大地,万象更新……”后面的文字已经记不得了。

父亲对我和弟弟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只用尺子打过几下手掌、罚过一次站,在他不满意的时候会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我一下,用这种方式批评我。而我很小就知道用功好强,从记事起每学期我都是班上第一名,功课门门优异,几乎没有同学能与我争第一。

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周日和寒暑假的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父亲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父亲坐在中间,复习巩固本学期已经学过的知识,并在父亲的指导下,有计划地预习下学期的功课。而常常是刚坐下不久,对面戏台川剧日场的开场锣鼓(父亲戏称为“兜狗锣” )就敲响了,我和弟弟就都会有点儿蠢蠢欲动。可又不敢起身,心里明白这个时间是不能去看戏的,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念书。长此以往,我们便养成了在热闹纷繁的环境中依然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习惯。当完成当天指标“解放”的一刹那,我俩像是放飞的鸽子一样飞奔向已经敞开大门的戏台边,即使只是看了个“尾巴”,心里也觉得很满足、很快活……我们也因此从小就知道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必须学习完之后才能出去耍,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和弟弟每个新学期都学得很轻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爸爸很喜欢给我讲故事讲笑话,有一次他编了一个叫“鸡哈豆腐”(哈,抓的意思)的菜名儿逗我玩。说这个菜是鸡用脚去踩豆腐,鸡爪子乱抓出来的。我半信半疑的眼神引得他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半天。

有一个月亮圆圆的夜晚,我和爸爸坐在家门前的长凳上,听他讲“福尔摩斯侦探案”里的“斑蓝色的带”,在明亮洁白的月光下,更映照出故事中的神秘气氛,我一动不动青年时期的父亲地依偎在父亲身边,长时间停留在故事恐怖的情境之中……

有段时间,父亲为我们姐弟向中年时期的父亲朋友借来一只小羊养着玩,还带我们去船山坡上放羊,我总是牵着小羊去找它爱吃的洋槐树叶。它吃饱后我就学羊叫,我学得非常像,我一叫,小羊就过来和我亲热一下。小羊最怕下雨,只要落一点点儿小雨星,它就拼命找个地方躲起来。四、音乐启蒙

我与弟弟的爱好不一样,他酷爱画画,父母就由着他天天去画,家里墙上门上都贴满了他画的各式各样的图画。后来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教授,还出版了多部专著。而我却特别喜欢唱歌跳舞,我唱歌音准、好听,学校的音乐老师李国华,还有教语文、音乐课的刘健芬老师都特别喜欢我,我们特别要好。我永远怀念的刘健芬老师(中)。图为她和她的家人。1954年6月。

刘老师很有学问,性格温柔,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常带我去她自己家玩,有时候还吃住在她家。去年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了她1954年寄给我的照片,背面写有“送给继卿——我最爱的朋友”的亲笔字。当时,我真想立即动身去寻找她,可后来得知她命运特别悲惨并且已经去世。我潸然泪下,只能把无尽的思念留在心里。

我们镇的后山有一所桂涪中学,后来听说那里有不少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校园里唱过许多进步歌曲,有些学生天天想着要去延安,公开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本书我曾经在父亲床铺里边见过。抗战期间,从外省,如山东、陕西、上海等地来了不少文化人,当地人称他们为“下江人”,其中有不少就到中小学里教书。

有一位从遂宁县城聘请来的音乐教员是我父亲的好友,叫何文栋,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启蒙恩师。何老师性格温和,说话节奏较慢,像歌唱一样很有韵律,有一种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早期就加入民主同盟的盟员。父亲请他教我弹琴。学校只有风琴,每天放学后我就到山上的桂涪中学找何老师学琴。我够不着踏板,就站着只踩一只脚,或坐在矮凳上双手提上去弹,两种姿势交替着。没有乐谱,主要用口传,老师一边按固定调唱谱,一边弹给我听,手型、指法、左手和弦及节拍的变化,一句又一句耐心地教我,直到我能和老师弹得一样。

我天天坚持去,学会好多好听又有趣的小曲,多少年以后才知道那就是学琴初级阶段的《拜厄钢琴基本教程》,那第88条附点练习曲几十年也没忘。后来自己又会即兴弹奏一些歌曲,还自弹自唱“母鸡下蛋啊,咯嗒咯嗒叫啊……”父亲见我很有音乐天分,曾对我说:“长大了一定要学件乐器,真正掌握一门技术。要靠本事吃饭。以后就是要饭也要送你去音乐学校。”

有一位外省来的老师还主动教我唱歌以及练声方法。记得那是大我敬爱的何文栋老师冬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棉袄里夹一面镜子,为了观察练声时口腔里的小舌头是不是顶上去了。那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胆子,一个小女孩,黑咕隆咚的就敢一个人跑到江边去。涪江的河水见底地清亮,昼夜不知疲倦地流淌。我向江边走去,滔滔江水越来越响,急流拍打着江岸。我脚踩在水边的小石子上,练唱发出的声音被淹没在哗哗的声浪中,随河水向东漂去。渐渐地,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映照着碧绿的江面金光闪闪,特别好看。

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得赶去学校上早自习了,我恋恋不舍地慢慢往回走,水声在我的耳边渐渐消失……这美丽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的性格很外向,很有表现欲望。有一回他带我去了一趟五十里外的县城,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美国电影《秀兰·邓波儿》。我特别喜欢秀兰·邓波儿活泼可爱的模样和自然俏皮的表演。

父亲特别喜欢带我到处表演。在学校里,经常让我给同学们弹琴,有时在茶馆里他也鼓励我唱歌给大家听。有一次,一位叔叔用一把锯琴拉起《渔光曲》,我本能地和着这凄美的琴声唱起“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那时我经常穿着背背裤跟在爸爸身边,相熟的大人们围着我,欢迎我唱一个、跳一个,每回我都大方地在大街上就又唱又跳,掌声此起彼伏,真像是镇上的“小明星”。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他总是快乐地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啊,我的童年多么快乐!五、家乡解放

可在这快乐的背后,小小年纪的我也常看到底层人们的苦难和艰辛。在河边,经常有全身赤裸、下身捆着树叶的纤夫,身上套着粗绳吃力地拉着河里的大船逆水而行,双手在没有路的乱石和泥泞中艰难地爬行,呼应的川江号子声常在耳边回响……在每天上学必经之路的一处屋檐下,总有些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躺在大木条上,全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无人过问,无人收留,有的就这样慢慢地死去了……

从小,我基本上是吃红苕(红薯)稀饭长大的。那时,家乡没有北方那样的馒头,粥里的红苕就是干粮。稀饭里放的米很少,吃的时候妈妈把米多捞一些盛在爸爸碗里,他要讲课很费力气。隔很久一段时间可以吃一顿干饭,再加上几两肉,这叫“打牙祭”。记得煮饭的大锅台上方总是挂着两条长长的肥肉,被拉风箱烧柴火的烟雾熏得往下滴油。我知道那是过年时才能吃的腊肉,心里总是盼望着能早点过年。

那年月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拖欠教师很久,加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母亲的小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她常常拖着瘦弱的身体去河对岸或山里乡下亲戚家借粮食,从十几里路之外吃力地背回一大筐红苕回来。我亲眼见到大人们的艰辛,也尝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我主动帮大人干点儿家务。有一次扫地时,我饿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妈妈见状,立即找到一块红苕样的食物填到我的嘴里。

1949年11月,我的家乡解放前夕,全镇的人几乎行动统一地都撤离到乡下去投亲靠友,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空无一人。即使这样,国民党败逃的军队也抢砸了不少商铺的财物。我们从门缝儿往外看,装着残兵败将的大卡车,两辆并排着从狭窄的大街上向遂宁城里的方向开去。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车子四周双手吊着的,跟在车后面跑着的,个个神色慌张狼狈,似洪水决口地溃逃。这条街原本就没有两辆卡车那么宽,为了急于逃命,把车轮子都压在各家的大门框上了。汽车喇叭声、嘈杂的叫喊声,车灯四射,一片恐慌,这样昼夜不停地不知持续了多少日子。

为躲避危险,大人还是让我用背篼把才一岁多的小妹(惠卿)背到乡下去投奔亲戚。我走了好一阵山路,觉得有些走不动了,就放下背篼,见她站在里面,滴溜溜的大眼睛到处望着。我便逗她说:“姐姐背不动了,就把你放在这里吧!”她以为我不要她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又哄着她背起来翻过一个又一个沟沟坎坎……

学校通知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了。1949年11月底,终于熬到解放军从重庆那边开过来了。解放军来了,全镇人有组织地倾巢出动,一时间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学校老师指挥我们,唱歌跳舞迎接解放。我换上花衣服,手拿红绸子和同学们扭起秧歌,不停地跳啊、扭啊,高兴极了,直到深夜。全镇热闹了很久很久……

次年春季,我进入遂宁县城第一中学就读。我写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解放了,天亮了!》,文中写到中国必须要推翻三座大山、欢庆解放等内容,这引起了语文老师对我这个小女孩的注意。第二章走上独立一、进城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桂涪中学迁到遂宁县城,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还没满13岁的我,背起大行李,沿着公路独自步行50里,到城里的“遂宁县第一中学”读书。

当时,住宿在学校,生活完全自理。衣服被子也全是自己洗,星期天背到河边,双脚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在一块大石板上,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棒槌使劲儿敲打。被子太大,翻动起来很吃力。虽然当时很辛苦,但也因此练就了独立生活的本领。

那时候年纪小,还是想法要玩,有时就跑到河边去找又高又斜的长条石板,当梭梭板往下滑着玩,冬天把棉裤的棉花都磨出来了,怕人看见都不敢回学校。但在学习上,我仍保持了良好的成绩,很快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记得在举手宣誓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要14岁加入青年团,18岁申请加入共产党!

我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还学会了打腰鼓,能打出各种花样和点子。有幸的是,何文栋老师也调到这所中学继续教音乐,对我仍然十分关心。

1951年刚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川北青年团工委要成立青年文工团,来学校选拔人才,何老师对我说:“你喜欢音乐,又很有天赋,学校要推荐你到青年文工团去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不过,你的文化课学习成绩也很好,还是要你自己好好想想……”二、参加革命

我去不去呢?我是少先队员,少先队是青年团领导的,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那青年团工委领导的这个青年文工团肯定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了。到共产党领导的文工团里去干革命,去唱歌跳舞,多好啊!

可我也很希望能继续读书。但一想到父母为了负担我的学费,生活会更加艰难。犹豫很久,我最后同意了学校的决定,立即去了县团工委报到。川北青年文工团的小团员。1951

当时,我校初中部就选中我一年,南充。人,高中部两人,还有第二中学高中部两人(其中一位叫郭德全,小提琴拉得很好),由县青年团工委保送,将我们五人集中起来。我连家也没回一下,就直接从遂宁县城出发了。县里没有车送,我们五个学生就背起行李,步行向参加革命的路走去。

我戴着红领巾,白绸子衬衣上面别满了同学们送的各种纪念章。我是五个人里最小的,又是女孩子,他们有时要替我背背包,可我十分要强地自己坚持着,双脚打了大血泡,心里却想到,这是参加革命了,一路上还兴奋不已。我们3天走了220里路,6月1日中午终于到达当时川北行政区首府——南充市。三、在川北文工团1、第一次得到的糖果

这一天,正是1951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到了川北青年文工团,团里特意发给我一大包花花绿绿的漂亮糖果,我觉得比“冠生园”的糖还要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糖果,但我没有一下子都吃完,尽量慢慢吃。这也是我第一次过儿童节。

我给父母写信了,非常激动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参加革命了,我已经到南充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多天。

那时实行供给制。国家包吃包住还发两套干部服,每月领6元生活津贴。我第一次领津贴的这个月,正是母亲生小弟弟之后坐月子,我领钱后立即给家里寄回4元,让妈妈买鸡蛋吃。从此以后的很多年,我每个月都能给家里寄钱回去。2、第一次走上大舞台

青年文工团的成员大多数是从川北各县挑选来的12-15岁的初中学生。川北文工团派了谷波同志当团长,直属川北青年团工委领导。

不久,全团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排练工作。中国青年文工团还派了三位指导老师,其中一位叫秦桐峰的老师教我们跳苏联舞蹈。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活动,南充市满大街不分男女穿的全是苏联花布做的衬衣和裙子。我表演的“青年联欢舞”。1951年,川北青年文工团。

我们排演的这台节目有合唱、独唱,中国舞蹈有《荷花舞》,但大部分都是苏联舞蹈,如“集体农庄舞”、“青年联欢舞”、“马车舞”等等,尤以“马车舞”最受欢迎,我扮演三个小女孩中间的那一个,两边是陈淑玲和何成秀,赶马车的男孩叫赵艺杰。我还练会了蹲在地上走“鸭子步”等技巧。这些日子除了苦练还是苦练,两条腿经常疼得上不了楼梯。每次都得用双手交替着将一条腿一步一步抬上去。

大家苦战了3个月后,这台晚会正式上演了。演出中,我还出演了一个独唱节目,跳完舞之后立即返回台上唱歌,观众等我喘了好一阵子气之后,我才唱出声来。

那时,南充人是第一次看到穿得这么漂亮新颖的舞服,这么欢快奔放的表演,和带有特技、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外国舞蹈,一时间全城轰动,一炮打响。不久后,大街上照相馆里挂满了我们的剧照,我们这些小演员也成了当地的明星。15岁的我在川北文工团。1952

那天首场演出结束,大家兴高年,南充。采烈地回团后,谁都不睡觉了,打起鼓点继续跳舞,一直闹到天亮,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大舞台演出,那种特殊的高兴劲儿难以言表。

这些还是“孩子”的团员,每天很早要上早操、练唱、排练、演出,有时还要同普通干部一样去听首长的大报告。我们穿着列宁式灰色干部服,头戴蓝色干部帽,每人手里拿个小马扎,两人一排列队步行在大街上,路人时常驻足观看我们这队“小干部”的风采。

凭着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超负荷地做着大人的事。当时的领导也不懂得对还是儿童的小演员们进行科学的管理。尤其像我这种属于兴奋型的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天天都高兴,天天处于疲劳紧张、过度兴奋状态。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练歌、学习……再加上我自小就体质虚弱,有经常腹泻的肠胃病,突然间出现了兴奋与抑制失调,夜里不能入睡的失眠症。没想到仅仅14岁的我,这么小就落下了个易失眠的病根。

工作上我十分努力,政治上也要求进步,短短四个月,刚刚14岁的我在十月就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3、第一次坐汽车

青年文工团办了半年多就撤销了,绝大部分团员都被送回了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年龄大的分配了工作或进入工农兵大学。而我等五名团员于1951年底被留下,调入川北文工团。该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8兵团文工团,留在了川北改编为地方的文艺团体。曾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和本团编创的《川北大歌舞》等,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团里,我是最小的,分在舞蹈组,仍然是一名歌舞演员。

这期间,记得川北行署有时举行内部的小型舞会,用吉普车来团里接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在车里高兴地不愿意下来,那是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可时间太短,一小会儿就到了,我就躲在后排的角落里不下车,来回好多趟不停地坐,到最后还觉得没有坐够。于是,同志们就围着我,一定要让我这个余“小鬼”讲讲坐汽车的感想。我就绘声绘色地描述汽车快时、慢时、过沟坎时好玩的不同感受。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我常有机会见到我永远崇敬的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还多次和他跳过舞。那时我就知道他是红军长征中跟在毛主席身边的有名的“红小鬼”。解放大西南时,他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该兵团文工团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从成都去川北时,他就要了两个单位:报社和文工团,他坐着吉普车亲自带领文工团开赴南充。

我听说,1950年冬天,存放干部过冬棉衣的仓库被坏人烧了,到11月大家还穿着单衣。耀邦同志见大家挨冻,心急如焚,在大会上说:“一年后要是抓不到坏蛋我就不当共产党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兑现了承诺,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次在欢迎志愿军的报告大会上,他讲到激动处,居然站到凳子上去了,绘声绘色、活力四射,就像一把火炬,感染得大家热血沸腾。

1952年,四川四个行政区(川北、川南、川东、川西)撤销,成立四川省。干部们有些依依不舍,不愿分开。耀邦同志在动员大会上讲:“行政区的撤销是好事、是大事、是革命形势发展了……党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好。共产党员有一分热就要发一份光……”大家按照耀邦同志的指示,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这年7月,耀邦同志要离开川北去重庆西南局,他来文工团里看望大家。团里要为他开欢送会,搞创作的同志要为他写歌,他说:“不要谈我,不要写我;要谈川北,写川北,川北是个好地方。”以后,这首歌就叫《川北是个好地方》。

耀邦同志时时关心群众,没有官架子,他平易近人、热情坦荡的人格魅力,在我年轻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已是老年的我都没能忘记他的音容笑貌。

胡耀邦同志曾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也是个一辈子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我永远怀念他。四、小小演奏员学琴结业留影。1952年底,重庆。

1952年,四川四个行署撤销,恢复四川省,成立西南局,设在重庆。

我们团整编后,我随团调到在重庆的“西南工会文工团”,后来改为“重庆市工人文工团”。

9月24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团分别坐在几个有篷的卡车上,由南充向重庆方向驶去。在路过我的家乡遂宁时做了短暂停留。我看到远处来了一个很小的戴着红领巾的娃娃,打个光脚板,穿件破衣裳,干瘦的脸像个“叫花子”,呵,那不是我的大弟弟吗?他见到我说,爸爸妈妈都生病了,家里很困难。我身上没有什么可给他的东西,只有跟别人借了一万元钱(当时的人民币)给他,车子开动了,弟弟的身影远去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1953年我为“长江牌”手风琴拍的海报。

到重庆后的第二天,我和团里一些同志出门。他们要去买冰棍,我就在一旁等他们。张铓问我为什么不买?我就回答:“我不吃。”其实,我只是一个15岁的小孩子,怎会不想吃呢?是没有钱买,心里还暗自想着:“千万不能去向人家借!”我很喜欢看书,很多次看到书店有很喜欢的书,也是因为每月要给家里寄钱,还要还账,就没能买下来。

这个时候,团里实行专业化的编制,设立音乐组、舞蹈组、演唱组等等。重庆这个大城市里有高水平的艺术院团,如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市文工团、前身是解放军“战斗文工团”的“西南军区文工团”等,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时乐濛同志就在这里。

在团里,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一间小屋里装满了乐器,就偷偷溜进去坐在一台风琴前,将小时候学的那些小曲弹了个够。出来才知道,外面一直有人在听,我偶然地被“发现”了。乐队几个年龄大些的同志天天对我进行动员。我很喜欢跳舞,演员又缺人,可音乐更吸引我,那些“动员”很让人心动。没过多久,我就被调到了乐队。

文工团的性质是到基层为工人慰问演出。当时钢琴的用处不大,急需要拉手风琴的人。领导发给我一台很大的德国产120贝司黑色手风琴,此时的我立刻就被手风琴那优美、明亮的音色,还有左边能发出和声音响的一个个小豆豆给迷住了。啊,多么有趣、多么丰富的乐器呀!我(前排右一)在重庆狮子滩工地演出。1955年春节,重庆。

我接受了团领导交给我的三个月参加工作的任务,带着音乐组同志们的希望,努力认真地学。早上,宿舍里的同志还在酣睡,我就已经在角落里点个小灯学习乐理了,并在琴上对照谱子进行无声练习。

每天把大琴捆在我瘦小的身上,开始的时候,经常因为琴太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拉不动就急得直哭。左手腕磨破了,左腿面也肿了……经过苦练,在吹黑管的胡越老师的指点下,三个月后,我拉着手风琴上台参加演出了。

以后,我陆续学会了《西拉里》等多册教材,还为女生小合唱《在村外的小河旁》、《春天里的花儿多美丽》等节目伴奏。至此,小小年纪的我,成为了一名职业手风琴演奏员。开始背着手风琴,随团在重庆各工厂矿山为工人们演出。

当时,在关增立工程师的带领下,重庆的手风琴厂(原钟表厂)自主研发生产出新中国最早的“长江牌”手风琴。他们到团里来特邀我为该琴拍了彩照,登在1953年的大挂历和画册上,我还用这台琴拉过“多瑙河之波”呢。

1952年年底,全团开展评选模范活动,我被评选为“十位好同志”之一,在1953年1月3日的发奖大会上号召全团向我们学习。我拿着奖品——毛主席金质奖章看了又看,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激动地哭了。五、最后悔的事

1953年3月7日那天,妈妈到重庆看我来了。她矮小瘦弱的身体前面抱着4岁的妹妹,背上背着很重很大的棉絮,额头上捆着一圈乡下人用的白布。这是我独自离家后第一次见到妈妈。

团里没有地方住,两天后,她们就到南岸我舅舅家去了。那时我已经16岁了,还是那么不懂事,只陪妈妈上了一次街。去照相馆照了三人合影,与妹妹的合影,唯独没与妈妈照合影,而如今,这张三人合影就成为母亲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的影像了。就这么仅有的一次上街,我还走到半截丢下她俩,自己跑回去忙着练琴去了。那时,我满脑子就只有“练琴”、“练琴”,这练琴果真比妈妈更重要吗?1953年3月,妈妈带着妹妹来重庆看我。

我知道了家里经济很困难,爸爸教书累得吐了血,妈妈自己有病想医治也没钱买药。而我当时也是新账、旧账一大堆,我每借一次互助储金会的钱,得分3个月才能还完,弟弟来信要学费时我只能预支了下一个月的津贴。我常想,我是个青年团员,还没给国家做点什么事情,不能带头申请补助金,可这次鼓足勇气申请了却没有被批准,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妈妈而难过。

即使这样,妈妈临走前还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家里,我会照顾,请不到补助就算了,别为家庭背包袱,安心干好你的工作是我的希望。”妈妈无论多么困难,每次来信都是这样鼓励我。

母亲要走的头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妈妈平时很少说话,生活不论怎样艰难,我从未见她哭过,今天她也依然沉默。

18号一早,我目送妈妈抱着妹妹上车。她面对无助和与女儿的分别,把眼泪和痛苦藏在心里,微笑着看着我。我们相对无言。车身动了,妈妈空着手离开了。我的母亲,肩上扛着全家重担的坚强的母亲就这样回去了……

我那时总是不好意思向团里再去说明情况,再次申请。后来我想,或者我总该可以向别人借点儿吧,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敬可怜的母亲抱着希望而来,却无助失望而归啊!妈妈仅有的这么一次来重庆,我的表现很不近情理:不仅没有给她带上一分钱,也没有给她去买一点儿好吃的,更没给爸爸带去点儿什么……这些已经成为我这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妈妈在困苦中为我背来的、她亲自赶制的棉被却温暖了我一生。这床棉被我一直舍不得用,虽然后来早已不再蓬松,可棉花却没有散烂。我舍不得扔,经过太阳翻晒之后,将好的部分剪成几个小方块,缝上花布放在座椅上。

现在,我就是坐在这棉被垫上写着这段文字。这是个念想,也是种不舍,母亲的爱会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第三章出川进京

1956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文工团。当时将成都、自贡两个工会系统文工团的部分团员调至我团合并,整编后调往北京。我随我团整编后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乘坐轮船北上。一路上,我们饱览了三峡奇特秀丽的风光,兴奋不已,在汉口又换乘火车向着离家乡更远的北方——祖国的首都北京前行。

我们先到了天津,住在交通旅馆,4月才进入北京城,先后辗转在宣武区椿树上三条、前门石头胡同、德外小关住宿,后来落脚在西单二龙路。

那时,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身穿薄呢短裙的我,外出时,满身都是沙土,还不时流鼻血。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常常让我思念起家乡绿葱葱的竹林、红澄澄的橘子树和处处飘散的桂花香……甚至,我还觉得自己是从最大的地方来的,因为桂花乡是遂宁最大的镇,遂宁是四川最大的县,而四川又是全国最大的省——这套逻辑,让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最大最好,为此还常与同龄人争个高低。18岁时,离川前留影。1955年,重庆文化宫。到了北京,首先感受到的是,来北京的第一个夏天。1956年,北京。首都这个文化中心浓浓的艺术氛围扑面而来,这里正在举办全国音乐周和各种汇演,艺术舞台很是繁荣。我一下子观摩了不少音乐会,真是大开眼界。各文艺团体的演出中,手风琴是主奏乐器之一,演奏水平都很高,也非常受观众喜爱。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中央歌舞团演出的女声小合唱节目,唱的是一组前苏联歌曲《小路》、《田野静悄悄》等,手风琴伴奏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谷建芬,她用一架手风琴奏出了辽阔的大草原深沉悠扬的俄罗斯风情,与歌唱者融为一体,那歌声也变得格外动听,我非常羡慕这位女琴手。还有一场是四川省歌舞团赴京演出的一个合唱组曲,从头至尾用一架手风琴伴奏,编配得很是丰富,伴奏者也是一名年轻的女手风琴手,叫喻彬,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个头不算高,可手风琴在她手里却得心应手,拉得那么流畅而熟练,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我很是感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拉成这样啊?由于她们都是女性,给我触动自然更大,感到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急迫地想要学习,希望可以尽快得到提高。一、我想上大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手风琴教材还很少,身边也没有老师,我时常焦虑而困惑地看着有限的外文版乐谱,怎么练下去,怎么才能驾驭好这个沉甸甸的庞然大物呢?我常常憧憬,要是有机会去音乐学院上学该有多好啊,在那里可以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学到必要的乐理知识……

那时正是1956年9月,文工团的全体人员都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学习。9月21日,我有幸被歌舞团团长、作曲家茅地送到当时唯一设有手风琴专业的沈阳音乐学院进修。同去的还有我团同行于峰,均师从著名手风琴教授张子敏。学校里的本科学生是李敏,在这里,先后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专业手风琴手去找张老师学习。光北京地区的就有空军的任士荣、杨光灿、傅思明,中国歌剧院的白崇先等等。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相处得十分融洽而快乐。

我要求自己每天练琴6个小时,用2个小时拼命地抄写张老师处的谱子,晚上自修乐理、政治,中午还要读报,每天安排得满满的。

张老师认为我的乐感好,接受能力强,外界反映也不错,他鼓励我进他们学校转为本科,他一定会收我这个学生,我高兴极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我那时才19岁,还算年轻,应该上学,自己目前拉琴的水平还不高,把水平提上去之后再回团里工作就更得心应手了。于是,我决心向文工团领导提出考学深造的申请。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何况团里还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同事呢。

张老师在给我上课时,安排先着重在音阶系列、触键方法,再加小型乐曲,为来年的考学打基础,并动员我在主科时间中抽出部分精力准备副科——乐理、视唱练耳等等。

那时我一边学,一边开始了向团里争取考学的漫长之路。正待学习深入之时,也是第一个报告寄出不久,团里来令,调我一人回京参加元旦、春节晚会的排练和演出。记得在众多曲目中,如女声小合唱“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我都精心编写了丰富的伴奏谱,流畅的演奏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说我进步很快。前门像馆留影。1957年,北京。

由于手风琴是一件色彩和节奏变化丰富的和声乐器。它除能自己独奏、合奏之外,还具有要为歌唱或其他节目伴奏的功能。作为一个手风琴演奏员,我深知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和声、作曲等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才能担负起编写伴奏等各种任务。

春节之后已是1957年的2月,我又急迫地回到沈阳。我太想上大学了,太渴望在这里集中时间多学习、多练琴,然后能熟练自如地演奏心爱的手风琴了!师兄李敏也热情支持鼓励我。

可是,我一连三次打报告,最终团里强调工作需要,总团回复“不必要、不同意”。当时已是5月左右,限我四天之内回京。离开沈阳时,张老师仍没放弃对我留校的坚持,希望我回去能再与领导商谈一下,他说:“如果失掉这次机会,将不会再有,因为还有人在等这个仅有的名额,学校也希望你能来,就看你这边的情况了。”

我明白,如果这次不能上学,我将永远失去进学校的希望了。我带着老师和学校都在等我尽快回复的急切心情回京,找到上级领导面谈,但最终还是没能获得批准。

我流着眼泪给张老师和李敏写了回信。在那个年代,一切都由领导安排,对与错都要服从,个人没有想去上学就可以去上的权利和自由,自己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至此,我永远失去了这次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未能实现上大学的夙愿,这也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憾事。二、下乡当农民

已是1958年的春天,歌舞团将我与乐队另两个同志编入全总机关下放劳动锻炼的队伍中。3月28日,我被下放到通县次渠乡的农村,这或许是与我屡次申请上大学有关吧。因为那时,“事业心强”是与“个人主义”强画等号的。我豁出去了,既然上音乐学院变成了上“劳动大学”,当不了学生就好好当农民吧,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于是,我背着我的手风琴下了乡。

这一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农村大干苦干的氛围更是浓厚。我们下放干部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我们睡土炕,吃白薯和棒子面窝窝头,和农民一样劳动,还兼做扫盲、积肥等工作。

那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天不亮就起来出早工,晚上就算开会开到午夜,第二天也要凌晨四点起床继续苦干、突击春耕,到了抢收时节,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播种麦子。而“打夜子”(夜战)更是常有的事,只要一声令下,哪怕是在漆黑的半夜也要爬起来干活。有一次,凌晨三点,我们靠着油灯的一丝光亮,拿铁铲不停地深翻麦地。雨越下越大,每个人的全身都湿透了,泥土和雨水黏在一起,实在翻不动了,这才让大家趟着大水走回驻地。

面对这种非常规、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我,失眠症又加重了。天天吃粗粮,肠胃闹病总拉肚子。我的应对解决方法就是不吃饭或者每天只吃一顿饭,但体力消耗大,容易心慌、全身发软,干起活来力不从心,非常吃力。有一次,我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头昏心慌,全身软绵绵的,几乎就快晕倒在地了。我定了定神儿坐起来,不停地跟自己强调“政治影响”、“力争上游”、“别人不叫苦,我也不能退缩”、“咬紧牙关、不下火线”……终于把这一天坚持了下来。劳动结束时,我问自己:“今天可以坚持下来,明天还能吗?”

但我既然已经下乡来了,就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我学会了不少农活。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蹲在地里除草、松土、间苗,爬行着往前走,在烈日的暴晒下汗如雨下却顾不上擦。长长的田垄望不到边,我坚持不歇气,终于抢在同伴们前面完成任务。

农活中,我最拿手得意的是挑水。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技术含量,首先看你怎么能从深井中把水打上来。我掌握了一套“技术技巧”,找根粗细软硬合适的绳子吊起水桶放入井里,熟练准确地用巧劲儿左右摇摆几下,将水桶灌满,再双手交替快速将一桶水提上来,稳当地把一担水挑走。

天旱了,我们得和农民一起拼命把苗保住。在保苗战斗中,我可以半天不停地挑水来回跑。有一次正碰上我来“例假”,仍然跟大家一起去“麦庄”坚持挑了整整一天。说起“挑水”这活儿,我还真是下了功夫。开始阶段,肩上总是被压得又红又肿,扁担一挨就刺痛,可我不能怕疼,咬牙继续练下去,后来就磨出了一块硬邦邦的茧子。变硬了就没有知觉了,以后就不怕“挑水”的活儿了,还去帮有困难的大娘家挑水。这绝对可以算做我在农村锻炼中学到的强项。在北京通州次渠村当农民(第2排右二)。1958年8月。

那一年,我们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在地里摸爬滚打,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还往往是“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息”。实在累极了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特别盼望老天能下一场大雨(小雨不停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歇上半天了。

在这一年里,我也生过大病,住过通州的医院,心里还想:如果我的身体好些的话,争取上游是不成问题的。我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说我劳动好,有争上游的干劲儿,顶的上一个妇女劳力。

那时,手已经变硬了,手掌、手指都经常疼痛。一想起心爱的手风琴,很怕会落个改行的下场。可下放领导说:“要做党驯服的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听从党的安排。现在在农村主要是‘红’,牺牲别的是为了能在‘红’的方面多得到收获……”我的手风琴啊,现在顾不上你了!

但是,不管农活多苦多累,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摸摸琴,也还是有些爱好者来欣赏我的琴声。有一次,老乡要求我拉琴。我也觉得这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就背起琴在地里拉了几个小曲,还用我已经有些嘶哑的嗓子唱了歌。虽然业余,但是能让大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增添些快乐,将自己的一点才能贡献出来,感觉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只可惜我的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大部分曲子已经忘了,能为大家拉的曲子不多,并为此而感到愧疚。

10月9日半夜里,我和本村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去外村“西集”、“垛子”支援种麦。我除了参加劳动以外,还有拉琴唱歌的任务。社员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起《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歌曲,又拉起《红头绳》、《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等等。虽然拉得断断续续,但大家还是毫无保留地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几天之后的凌晨两点钟,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村了。在摇摇晃晃的大车上,穿着一条落满补丁的大棉裤的我,紧紧抱着这个万万不能摔坏了的革命武器——手风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来:吃饭时,有什么好吃的,同志们都给我留着,为的是怕我闹肚子;房东大嫂每天给我的暖壶上水,为我烤白薯;食堂老乡还专门去找面粉给我做病号饭……处处都是人人为我的情谊,可我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还有,夜行军、在微弱的灯光下“打夜子”、在寒冷的夜风中给大伙拉琴、半夜在火堆旁烤火、和小胡小赵倾心畅谈……在日复一日平凡而又艰苦的劳作中,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无论后来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曾经和这样一些劳动者同甘共苦过……

在这里我经历了春夏秋冬,全身上下晒得黑黑的,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好看,相反,还觉得很有劳动人民的气质。有一次进城看病顺便回团一趟,大家见我全身黝黑,短裤短袖,脚踩一双平底布鞋,走路还吧嗒吧嗒的,都投来异样的目光。而她们个个白白胖胖,穿着高跟鞋,姿态悠闲娇柔,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真是天上地下的感慨!我反倒对她们那慢悠悠、暮气沉沉的精神状态看不惯了,觉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做停留就匆匆回乡下去了。

在下乡的这一年里,我吃了大苦,战胜了那么多困难,经受了不少磨难,我应该把这些都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而农村生活的朴素美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知道了乡下的老百姓是什么样,他们祖祖辈辈艰辛度日,他们真诚,又特别能忍耐、能吃苦,使我真正懂得了能喝上清水,吃上白面馒头有多么不易。我养成了至今仍然不挑食、不浪费饭菜、从骨子里珍惜粮食和食物的习惯,一直过着简单的低碳生活。

我自幼家境贫寒,少年的独立加上这一年下放劳动的历练,都为我后来人生路上顶住更大的压力、迎接更大的挑战打下了基础。三、成才之路

下放劳动结束了,11月24日,我随全总下放队伍回到北京,歌舞团另外两位同志调离文工团,我被通知留团并学件新乐器——扬琴。而我自己也要尽快突击恢复手风琴演奏状态。

这一年来,我的手不如以前好了,琴艺也生疏了不少,但追求上进的心并没有减退。我如饥似渴地想办法提高演奏水平,以适应团里工作对我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北京是我国手风琴专业演奏人才云集的地方,部队和中央文艺团体里都有不少高水平的演奏家,这么好的条件,我要走出去向他们学习,处处当个小学生。

我先去了总政文工团,这是两年前胡团长带我认识的我国著名手风琴家张自强、王碧云老师所在的单位。两位老师早在1956年就已将他们编写的《秧歌变奏曲》送给了我,该曲早已成为我演出的保留曲目了。这回我再次去拜访学习时,他们仍然十分热情。我聆听他们演奏的每首乐曲,都拉得那么熟练、动听,音乐修养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还自己编曲、自己演奏,让我特别羡慕和崇拜,每次去都有很多收获。

而说到任士荣老师,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每次去求教,他都很欢迎。他技巧纯熟,演奏风格热情奔放,很有感染力。风箱运用得很独特,尤其是即兴伴奏来得很快。那时,我常想,这样高的水平,怕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了吧?

1959年的四川巡演时,我们在成都碰到了中央乐团到基层的一个小分队。这些老师们看了我团的演出后,给了我很多鼓励。夸我拉得很好,右手很松弛,还认为我是学过钢琴的。我主动请一位姓方的老师听我拉琴,记得是《黑龙江波涛》,他听得很认真,评价道:“你的音乐感觉很好”,并加以指导。这样的点滴小事都增强了我学琴的信心。

1961年,闪源昌老师还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时,只要来北京,就到我们团里找我互相拉琴,他的不少意见和建议都令我受益匪浅。见我信心不足,他还多次帮我打气。这年10月,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谱子和信,关注我在练琴方面的进步。

后来,我还到杨文涛老师那里求教过。有一回,他还为我一个人倾情投入地演奏了他编创的《映山红》独奏曲,那动人的琴声真让人难忘……很不好意思的是,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演奏还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平上,他所提出的不少要求,有许多我至今也还没能完全做到。

那时,我真是“敢”字当头(或许也叫脸皮厚吧),主动大胆地跑到其他文工团去串门,中央乐团、歌舞剧院、铁路文工团、煤矿文工团,只要听见有手风琴的声音,就敲门而入,自我介绍。我着迷地听他们拉各种各样的曲子,觉得手风琴真是太好听了。还有一位同行这样讲:“演奏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内心燃烧着热爱之火。”

平日里,在行程路上或在别人已经熟睡之后,我总拿着一本乐理方面的书认真研读。同时,我还借到一些乐谱,在那个年月,要是见到一首手风琴曲谱都会兴奋地连夜赶抄下来。日积月累,手抄谱都有十几本了。我就这样摸索着,向别人学,边演边学,更是在舞台的实践中去不断提高,完成演出工作的。

我就是靠这些在诸多老师和同行朋友那里吸收营养,得到教益、鼓励、帮助和友谊,才能坚持下来,有所进步。四、第一次回家

已是1959年的2月下旬,我团要赴四川进行4个月的巡回演出。团里四川人很多,领导安排放我们几天假,可以先提前回家之后再去成都集合。作者与妹妹余惠卿。

我多么渴望一下子就能飞回家啊!23日动身,下火车后,当我坐上开往遂宁的汽车,立刻就被公路两旁的庄稼吸引了,金黄色的油菜花香扑面而来,家乡的气息使我倍感温暖。此时,桃花已经盛开,处处都是青山绿水,绿油油的麦苗也已经长高,层层水汪汪的梯田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透亮,人们赤脚在地理劳作……看不够家乡早春二月的美景,心中无比喜悦和兴奋。

到达县城天已经黑了。我回家心切,背着重重的行李和脸盆等杂物,迫不及待地摸黑赶路。一路上,电影《林海雪原》中那些英雄们在风雪中飞奔的影像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伴我艰难地走完50里的夜路,次日凌晨终于到家了。

一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了妈妈和妹妹。妈妈已经很衰老了,看得出来她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很多时日。妹妹长大了,一副很懂事的样子。小弟弟简直就不认识,才8岁的小孩儿也能帮家里做点事情了。大弟弟比我都高了,说话声音也变了,各方面都在成长成熟的过程中。而爸爸,没想到他会这样瘦,这样衰弱,多年的过度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两个老人病这么重,经济条件又不能使他们得到很好的治疗……我心上似乎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我有点儿购物欲望,或是想买件漂亮衣服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家境的贫寒,想到父亲母亲,不忘艰苦朴素。

这些天,我去看望了小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见到已经长成大人的我都非常高兴,对我特别亲切,还评价我没有首都大文工团的架子和大都市的派头,很淳朴。我和妹妹到河边坐在儿时练声的石子地上,伴着还是那么悠长的浪涛声,我教妹妹唱起了“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啊,好像春雷响四方……”那时,妹妹总把“菜花儿黄”唱成“菜发儿房”,为了纠正她这个四川方言的发音,我们姐俩儿笑了好半天。作者与妹妹余惠卿在家乡留影。

妹妹比小时候更漂亮了,像个小电影明星那么好看。她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个白衣战士。后来,她真的进了绵阳卫生学校,以后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护理学高级讲师、副主任护师。

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妈妈就拖着病体,用柴禾煮一碗荷包蛋,端给我吃。我很后悔,当时应该留给父母吃才对,他们肯定不舍得吃。

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和我谈心到深夜两点。我向二老汇报这些年工作和生活的各方面情况,介绍到全国各地演出的见闻。这些所到之处父亲都很熟悉,都是他在地理课上讲过的,可惜他没有机会去。他说,女儿去了,他很欣慰。

尤其令他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我所讲述的这年的1月10日,我随我团部分同志到中南海,见到了六亿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主席跳舞的情景。当我第一眼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兴奋地跑到人群前面和他握手。主席身材高大,脸色就像美术画里那样光亮粉红,身体好得很。1月下旬的一天,我又第二次进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还和他跳了两次舞。这回敬爱的周总理也来了,他潇洒的舞姿和亲切感人的伟人风度令人敬仰。后来,我还陆续见到过不少走过长征路的老将军。有一次,我坐在李立三同志旁边,我小声告诉他:“我早就知道您的名字了。”他问:“你这个‘小鬼’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是学党史中有个‘立三路线’时知道的。”这惹得李立三同志和周围的人大笑了好一阵……

这几天,两位老人家的心里无比喜悦和幸福。父亲性情直爽热情,似孩童般单纯,他总是很虚心地征求我的看法。这个家里俨然把我当成北京来的干部,是经过党教育多年的青年团员,简直成了重要“人物”。我觉得一阵阵惭愧,这次我没能在物质上给予家里什么帮助,也只是在精神上使他们得到一点安慰。可他们就已经感到了莫大的满足,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心灵美丽的父母。

时间过得很快,3月4日就要离开家了。妈妈的慈爱、父亲的欢喜,弟妹们对我的尊敬,温暖着我的心。5日,我回到成都以后,爸妈的身影还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牵挂家中的困境,常感到阵阵心酸。可我必须马上将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我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去忘掉这些……五、路过家门

我们在四川巡演,到过重庆、达县、西昌、涪陵、自贡等县市,每到一处都下到最基层。记得有石棉矿、气矿、铜矿、镍矿,还有钢厂……而在经过峨眉山脚下时,放了两天假,可惜我身体没有体力,没有跟大家一起上山去玩,未能观赏到著名的峨眉山美景。

四月的一天,从南充演出后路过家门口。团里的大卡车就停在马路边上,正大街95号——这破旧、潮湿的小屋门口。全家人早已在那个时间等我了。我下车一进门,妈妈就把一大碗煮鸡蛋端到了我手上,这是四川穷苦老百姓家最好的食品。她让我赶快全都吃了。我当着同志们的面,眼泪花花(四川方言)地在母亲慈祥满意的注视下把鸡蛋全都吃下去了。

虽然时间短暂,只在家门口停了十几分钟,但总算让爸妈又看见了我一次。这回我又没有留下一分钱,匆匆上车走了。这一走还不知他们有多难过,又盼望着哪年才能再相见?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简直太不懂事。如果心里多长半根弦,怎么也会找到孝敬爸妈的办法和行动啊。几十年过去了,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心痛。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十几分钟的相见,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六、母亲走了

1960年,我们国家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天灾人祸——自然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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