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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9 1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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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功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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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试读:

作者简介

李新功,河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技术创新及管理研究。

在《管理世界》《经济管理》《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以及《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20项。

前言PREFACE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国际制造业中心逐渐由美国向中国转移过程中不断演变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大量引进制造业,形成制造业产品出口换汇规模,期望以开放中国市场为前提,换取制造业先进技术流入。近40年的出口导向发展,形成了中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遍及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仍比较低下,长期对美国技术的依赖,铸就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的“俘获”。中国制造业难以站到世界制造业前列,更谈不上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相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遇到瓶颈,难以突破。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英国和美国都先后经历过由制造业中心国家向制造业强国的演变。在18世纪早期,英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纺织品、加工制造等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制造业技术含量属于当时世界最高。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的“日不落帝国”。18世纪末期,随着英国制造业逐渐向美国、德国等国家转移,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美国的电子产品、航空制造等成为世界之最,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一直称霸世界几十年。

深入研究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背景,我们发现: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时,恰是英国的主权货币——英镑成为世界贸易结算的主导货币。英国也几乎同时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在18世纪末期逐渐承接英国的制造业转移,之后便替代英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演变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也演变成为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也在此时期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业强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帝国。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制造业转移,适逢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自然就形成了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进行转移的现象。中国也因此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目前,中国有220多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总产量名列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品销售到美国、欧洲等世界主要市场。但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大都是一般制造业产品,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相对于庞大的贸易体量极为不相称。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制造业中心必须与世界金融中心相统一,才能使制造业中心国家演变成为制造业强国。

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制造业转移的非平等性。美国是出于调整本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考虑,有计划、按步骤地转移低端制造业,而中国则是要实现出口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稳定经济发展。这就必然形成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长期失衡。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对中国则是长期贸易逆差,两国维持这样的贸易失衡关系数十年。中美之间之所以能长期维持这种失衡关系,是因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换来的美元外汇储备,必须输入到美国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以低微的美元利息收入向美国输出所积累的外汇资金。美国企业则以低息使用中国资金,然后,再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获取更多的直接投资利益。同时,美国还不断扩大制造业在中国进行深度投资,形成更大规模、更多数量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诱使中国制造业无暇顾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长期利益。

更为甚者,美国利用美元汇率政策,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时,有意形成弱势美元,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贬值;在中国外汇储备减损到一定程度时,转而实行强势美元政策,造成美元升值趋势,强化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这不仅导致了中国主权财富价值波动,而且,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生了不良影响,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程。

本书重点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影响,特别是美元汇率波动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过程中,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的政策建议。首先,要多途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利用“一带一路”国际政策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为制造业致力于技术创新提供稳定的金融平台;其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摆脱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主权财富减损,同时,在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过程中,倒逼低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再次,利用制造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即加大“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力度,通过上下游产业技术扩散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鼓励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国要有选择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与强势制造业竞争中获取先进技术,增长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第一章 引言

制造业技术创新是国家产业振兴的基础、经济发展实力的缩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是这个国家经济持续走强的重要标志。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就是制造业技术不断创新并且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过程。制造业强国是主宰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核心国家,决定着制造业转移的速度并影响着制造业承接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路径。考察世界经济历史的演变,近代产生的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制造业强国,而且,伴随其经济强国演变的过程,它们能够保持不断创新,并且能够及时将制造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世界市场的贸易产品。从曾经称霸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新霸主的美国,包括现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都是制造业带动了国家整体技术提升,从而强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演变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纵观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制造业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消失和另一个新时代的涌现。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生的,能够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是起源于制造业。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方式,用机器动力替代了人力,大幅度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次以“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的诞生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宣告了人类历史上完全依靠体力劳动时代的结束,为后来的人类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以机器生产代替人类生产劳动奠定了基石,也为人类能够更高效率地生产所需日常生活用品,更大规模扩大生产能力提供了技术保障。英国的这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看到了自身可以利用自然动力改造世界的美丽曙光。从此,英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大国,主宰了世界上近半数的制造业贸易往来。18世纪中叶,英国在全球展开了产业竞争,从最初的纺织工业开始,并由纺织工业带动相关轻工业共同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制造业终端生产的新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并带动了矿业、冶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内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大量出口贸易产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超额利润。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深化,由一个以手工业为主的国家,跃升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并产生了配套的现代工业制度,形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雏形。英国工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制度的确立,形成了最早的现代专业化生产模式,构建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1850年英国生产煤炭和钢铁的产量都占到了全世界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上,世界上难以计数的优质制造业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英国输出到世界各地。到19世纪末叶,英国通过稳定的海上霸权实力,侵占了超过英国本土面积150倍之大的殖民地国家,通过强制性贸易成为众多殖民地国家的宗主国,处于世界核心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造业强国,继而变成了世界霸主国家。不仅如此,英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同时,由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获得了世界贸易结算中的英镑货币使用权,由此主宰了世界金融市场成为世界金融强国。自此,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普遍使用英镑结算,伦敦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到成熟期,制造业开始向世界各国转移。美国、德国和法国都曾经是英国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国。19世纪70年代,正是英国依赖蒸汽机技术和纺织工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到巅峰之际。制造业技术也正在悄悄发生着第二次革命。这次是以“电磁效应”理论的产生为契机,出现了“电流磁效应”和“电磁感应”技术,世界上诞生了直流发电机。这次技术革命的起源点是美国,当然欧洲也是这次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是新型动力的产生和在“电磁效应”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产品的发明和生产。随着电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电灯、电话、电报等众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电气产品应运而生,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适用于大型运输设备的动力机器也应运而生,例如,汽车、火车和大型船舶等运输设备,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类的出行问题。人类改变了只能靠海航通行,只能使用蒸汽动力营运的形式,开始采用电力运输,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方式。通信工具也为人类交流和联系搭建了快捷桥梁,成为人们生活依赖的重要工具。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技术时代向电气化技术时代的过渡,使得美国和德国制造业产品迅速占领全球市场。美国和德国制造业产品逐渐替代了英国制造业产品,成为世界市场的新宠。因此,美国和德国也逐渐演变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美国和德国制造业的强盛,全面替代了英国的世界制造业强国地位。美元开始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被世界各国接受并使用,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美国的纽约也逐渐演变成为与伦敦齐名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制造业乘胜进取,不断拓展技术创新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制造业技术创新又有了新突破。这次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一系列领域内的技术革命,例如,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这次技术革命不仅范围宽泛,而且技术层次更为高端,将人类从以往的现实社会直接带到了更为深奥的虚拟世界。美国空间技术的研制与应用,为制造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尽管空间技术的开发没有直接应用到人类日常生产活动之中,但空间技术本身带来了人类观念和思维的根本变化,引起了人类对浩瀚星空的遐想,也激发制造业对空间应用技术的挑战。从这些意义来看,空间技术对人类未来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变是巨大而难以估量的。美国的信息技术让人类感受到了虚拟世界的生产方式,让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甚至已经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这些技术的应用揭示了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也造就了美国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主宰着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不仅是世界制造业强国,也是世界金融和军事强国。

从英国制造业强国到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演变过程来看,每一次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变革。人类社会不断由受物质世界支配的“必然王国”,朝着人类能够有效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由王国”迈进。人类生产力在必然和“自由王国”的转换中不断获得解放,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而且也丰富了人类的生活精神产品。由此可见,世界经济演变发展的历程,可以归结为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每一次制造业技术创新都会出现一批国家,借此契机获得迅速发展,甚至由落后国家跃升为先进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是由于制造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弯道超车”,从而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并先后成为世界霸主国家的典型。

研究英国与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崛起,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种现象:英国和美国在逐渐演变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同时,两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也逐渐演变成了世界贸易结算货币,甚至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规定”的形式确立货币制度,要求世界各国执行。也就是说,两国的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兴起与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是相互配合一致的,例如,英国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不仅世界贸易总量是当时的世界第一,而且,英国的货币——英镑也是当时世界贸易结算的主要信用货币,伦敦还因此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制造业得到了超常发展,成为对外贸易大国,与此同时,美元也作为世界贸易结算中的国际货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等同于黄金,获得了“国际软黄金”的称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下,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经国际组织认定的世界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国际规则的形式,确立了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核心地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与美国制造业强国地位的形成相互支撑,铸就了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继英国之后的新的霸权国家。美国通过美元汇率的变化,不断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先是支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振兴,后又通过制造业转移手段,控制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发达经济圈和以中国、东南亚各国为附属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圈。美国长期占据世界经济发达经济圈中的核心位置,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称霸世界数十年。相比之下,德国、日本以及法国等也是经济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都没有像美元那样,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主导货币。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量,及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都比美元要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没能实现像美国那样,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因此,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几个经济发达国家,都没能成为超过美国的制造业强国。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在制造业关键技术创新领域,没有成为在世界上拔得头筹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一些制造业也属于世界前列,也抓住了一部分技术变迁的机遇,例如,在采矿、机器制造和家电生产方面取得了明显优势,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等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形成了各自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但是,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与当时的英国和现代的美国相比,还难以起到称霸全球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制造业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跨国公司,利用本国企业的垄断优势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特殊节点,形成面向全球的对外投资的趋势。恰逢其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中美之间互取所需。中国吸引了大量美国制造业投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握和利用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很好地利用了国内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人口和资源红利,取得了制造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也由一个农业大国逐步演变成为制造业大国。据统计,中国在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比例达到19.8%,已经超过了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19.4%的比例。中国在纺织、汽车、钢铁、水泥等,将近220多个类别产品的总产量占到世界第一。这些类别的数量总计,已经超过了世界制造业产品的一半。中国可以称之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史占中,2013)。然而,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长期“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生产,依赖制造业行业增长的长期不平衡以及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而维持。更有甚者,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良好的资源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而制造业增加值率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般都在35%左右,例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达到了40%以上,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5%。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服务业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0%,但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30个百分点。另外,中国物质资源呈现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的趋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徐光辉,2012)。中国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即在承接制造业转移以激励国内制造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丧失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锁定现象。主要表现在:中国长期承接美国制造业转移并形成了一定的制造业规模报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单位生产成本,并通过“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定格于制造业规模报酬的预期效应,习惯于承接美国低技术先入为主的安排。因此,中国承接制造业转移技术,成为扩大国内制造业生产规模的主要手段,而且不断被固化成制造业循环发展的模式,使得本国制造业难以开展自主创新,也使制造业产业升级陷入困境(Arthur,1989;David,1985)。

解决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必须综合分析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的背景。世界经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制造业产业转移现象,每一次制造业转移都是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崭露头角,制造业新业态喷薄欲出,传统制造业在技术先进国家基本保持平衡;同时,劳动力和环境保护成本逐渐上升的时期。也就是说,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往往为承接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了多种机遇。例如,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上半期基本结束的第一次制造业转移,是世界制造业不断在英国发展,然后,逐渐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过程。英国工业制造业蒸汽动力的创新和应用,使制造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控制了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一半左右,同时,英国的海运也得到了更好地发展,19世纪70年代已经有1/4的国际贸易被英国控制,这使得英国制造业能够走出“不列颠群岛”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生产,而且,英国的制造业转移也解决了“不列颠群岛”劳动人口不能满足制造业生产需要的问题。因为,当时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时期,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第一次制造业转移为美国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机遇。继英国之后,美国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贸易出口数量逐渐超过英国。第二次制造业转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结束,是由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美国开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将钢铁和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而美国则集中精力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汽车等制造业,大量传统制造业技术被转移到日本和联邦德国。1950—1959年,仅日本就引进传统制造业生产技术2332件。1955年日本又进行了一次扩大更新设备,使得引进的制造业生产设备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国家。日本和德国也成为承接第二次制造业产业转移大国。第三次产业转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和日本是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国家,东亚和中国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者。这次制造业转移是美国互联网技术萌发并逐渐走向成熟发展的时期,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互联网制造业产品蓬勃而出,电子和电器制造业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基于电子和电器生产产品的更新换代迅速,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单位成本不断上升。此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成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电子和电器产品的转移基地(Arthur,1994)。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且,长期以加工贸易的形式维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制造业转移与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造成了中国承接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陷阱和产业升级的困扰。由于国际贸易结算主要以美元为主,中国必须要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从而可以有利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换汇,维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以此维持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所需要的换汇需求。中国承接制造业转移越多,制造业产品出口量就越多,美元外汇积累也越多,能够继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数量也就越多。最终导致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受美元约束越来越深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造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长期贸易失衡。美国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减少制造业产品对美国出口,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收益率不断降低,严重损害制造业研发投资。事实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在不断减少中国国内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量。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需求产生巨大压力,进口消费会逐渐增加,而国内消费逐渐减少。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也会由于“相对价格效应”而抵消,使得经常项目效果不明朗,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受到严重抑制。同时,由于美元具有非领土性权力本位制,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具有任意印制美元和发行美国国债的权力欲,而没有必要承担保证美元币值稳定,以维护世界金融系统稳定运行的责任。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约束了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担心辛苦积累起来的美元外汇储备暴跌造成财富损失。人民币长期与美元保持稳定汇率,使得中国制造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变得更加复杂。当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必然受到美元货币的左右。一方面,中国的出口是以国家和企业创汇为目的,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形成了自己的债权负担,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创汇的财富价值又承受着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带来了国家和企业财富效应的贬损。

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关注货币因素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创新和利用成为世界各国下一轮经济发展必须抢夺的制高点。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和保罗·麦基里等学者,都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世界正在面临“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等生产革命的来临。世界产业的变革正在孕育之中。如果中国尚不能从制造业出口换取美元外汇储备的旧框框中跳出来,仍然依靠美国技术来扩展国内制造业规模,就难以在世界新的产业周期变化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也必将丧失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话语权([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维杰·乔希著,温爱莲译,2011)。为此,本书试图探讨如何利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奠定的制造业大国基础,从国家主权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研究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的基本路径。第二章 研究背景

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升,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又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受政府、企业和社会文化等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与国际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环境密切相关,即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受到该国对外贸易规模和数量以及对外贸易结算所使用的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制约(Prakash Kannan,2007)。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和专家研究了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多数是从企业的主体视角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致可分为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泉着手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从企业知识积累和技术学习以及企业的研发投资状况等领域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见表2-1。表2-1 主要文献梳理一览续表

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延伸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合理性,通过研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再解释制造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也有学者从资源价格的角度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认为资源价格是决定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要素,一旦资源价格被扭曲就必然会导致制造业企业过度使用资源投入,而不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长期下去会造成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惰性依赖,而且资源价格市场扭曲的程度越大,制造业技术创新障碍就越大;当然,还有从制造业产品市场的需求、金融发展和产品价值链管理角度等,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对此,本书认真梳理了现有研究文献并归为如下方面。(一)资源要素投入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于资源要素变化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是较为经典的研究领域,熊彼特最早提出的技术创新就是指企业生产函数中要素变化所导致的产出数量的改变。马克思在分析社会两大部类生产过程中也提到了资源投入必须要保证两大部类进行平衡生产的理论,即包含技术品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技术品质要求相对较低,以一般消费为目的,两种不同生产类别之间的投入和发展的平衡问题。由于第一部类的生产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生产的产品要进入再生产领域;第二部类的生产属于是生产消费产品的生产,其生产出的产品直接被社会进行消费使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生产过程分别属于对方的要素投入。第一部类生产是第二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要素,而第二部类产品的销售,则为第一部类维持持续生产提供了资本要素。这两个类别的生产过程必须要统一协调,构成社会经济运行的合理比例,贯穿整个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只有这样循环进行,社会上两个部类生产资源才能被充分利用,如果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不能按比例循环,就会造成社会生产资源的浪费,社会化生产过程就会被中断。马克思提出的两个部类生产活动,代表了整体社会再生产过程。维持社会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的关键要素是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内部资源投入也会影响到技术进步,从而影响到整体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机械设备的技术更新速度将不断加快,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超过了能够保证具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充分就业的极限。这在社会总资本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投资在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要素中不断增长,投资在劳动力可变资本要素中将不断减少,就会出现机器代替劳动的现象(吴树青,2002)。由此可以得出,制造业技术创新是要素投入的变数之一,而且,各类要素投入要保证相对平衡关系,才能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条件,如果出现长期社会生产失衡,则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具有积极作用。库茨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国际要素流动促成相关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就是国际资源要素的流动,不仅能够反映贸易双方产品相对生产优势的变动,而且反映了贸易双方进出口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国家产业结构的改变。他认为国际贸易要素流动对一国产业结构影响是遵循一定规律的。首先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减少了运输及通信费用,因此,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而发达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相对优势,加快自身生产结构的改变。其次,随着技术进步高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以及生产效率不断增高,从而能够深入技术的变革,由此可以产生新的产业或者是出现更高端的技术产品。最后,新产业和高技术会通过国际要素流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国际要素流动的贡献与该国的经济规模成反比例关系,即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国家要素输出越大,特别是在较小的发达国家,由于它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必将带动本国与要素输入国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西蒙·库茨涅茨,2005)。西蒙·库茨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由相互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带动。贸易带来要素流动,同时也产生技术要素的国际之间输出。其实,这是学者的理论假设,发达国家的垄断经营是不可能让自己发明的先进技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愿望也是以市场换技术,其结果是中国让出市场,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却没有转移过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努力提倡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所在。张培刚在研究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中明确指出国家制造业升级是资源分配的平衡和效率问题,由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产业,制造业升级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制造业升级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制造业升级就是制造业结构由低技术水准、低附加值向高技术水准、高附加值演变的过程。第二,制造业升级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要素投入促成的,制造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张培刚,张建华,罗勇,2007)。中国的制造业是长期出口导向型企业,多数企业是由外资冲着廉价劳动力和弱环境保护政策而投资生产的,而且,主要为发达国家加工生产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低技术附加值生产现状难以改变。同时,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外汇,时常饱受美元汇率政策改变的煎熬。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更是受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高帆在研究制造业技术创新时,主要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家在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中肩负着重任。因为要素投入需要企业家进行市场把握和判断,那么,企业家的学识和经验便成为企业要素投入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并进行合理决策的重要依据,是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然而,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推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制造业对外出口发展模式中,政府长期维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资源市场无效。主要表现在:国内制造业产品市场和要素资源市场非同步发展。国内要素市场的变革远远落后于产品市场变革,造成国家土地资源、资本资源和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偏离合理价格区间。这就造成了资源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现象。该现象诱导了企业家过度使用有形资源要素,而不愿意努力开展技术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低价位使用要素资源并由此规定产品价格的“合理性”,企业也渐渐丧失了依靠企业技术创新获得合理利润的能力。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难以承载产业升级。高帆检验了这一结论(高帆,2008)。他对企业潜在技术创新资源、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指标以及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等具体指标进行了验证,同时,还从需求的角度考察生产要素定价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在于企业家对新技术使用的孜孜以求精神。如果企业具有不断创新的意愿,其他创新过程中的资金、设备和人才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关键问题是在中国要素市场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可能首先产生对技术创新孜孜求取的意识,相反,企业家会首先想到依赖资源、土地等要素,维持自己的生产利润。在研究中国要素市场被扭曲,造成制造业技术创新滞后中,张杰、周晓艳、李勇等人,利用2007—2011年的工业企业样本,研究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在不同制造业类别中,凡是要素市场扭曲严重的领域,该类企业研发投入就相对较少,同时,在不同领域内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程度存在明显差距。这主要是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带来了政府“寻租”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同时,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内的干预也造成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减少对研发资金的投入(张杰、周晓艳、李勇,2011)。这充分说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政策已经带来了非常不利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当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表现为直接的物质性的投入要素的价格扭曲,也有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价格扭曲等,造成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深思。罗德明、李晔、史晋川等,在探讨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时,分析了各种要素扭曲政策所导致资源错配的机制和途径,通过构建异质性随机均衡模型,测算政策扭曲造成要素错配,从而导致企业效率减损量的变化,发现国有企业是要素市场扭曲的最大受益者。国有企业通过获得政府税收和利润等方面的补贴,在要素市场扭曲的过程中,也能够长期在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维持并生存下来,相反,非国有企业在要素资源扭曲过程中却受到了严重的创新抑制。大量非国有企业应有的技术创新活力难以激发出来,导致了中国企业整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罗德明、李晔、史晋川,2012)。如果深入思考出口企业的要素资源配置的错配问题,如出口补贴以及出口退税等政府行为,其中的创新抑制因素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围绕要素投入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还有Hsieh和Peter等,他们认为中国资源配置错位是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并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滞后的重要原因(Hsieh and Peter,2009;Loren and Zhang,2009)。石奇也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产业的形成到经济增长完全是基于要素供给条件变化,当国内要素供给能够维持企业生产运营时,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许多新的产业兴起也是依赖所需资源的供给状况,而中国并不是资源富饶的国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投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这就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受资源要素的约束,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危害不断显现出来,能源和资源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诸多企业难以从资源能源类型中转型升级。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摆脱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供给成本;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必然成为产业升级的基础成本(石奇,2010)。赵文军、于津平等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使用2000—2010年的工业经济增长数据,利用拉格朗日生产函数,测算出制造业不同行业投入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总体上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外延和粗放生产的特征趋于强化。整体上看,工业产品出口增长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工业产品的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改变;在对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分析中,由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进口一定的外国技术设备,这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含量有上升趋势(赵文军、于津平,2012),但上升的速度远没有达到潜在的应该达到的程度。

学者在要素投入视角分析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主要限定在物资投入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方面,对金融市场中货币价格的要素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没有深入探讨,在研究中国政府干预要素市场造成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时,也没有深入研究外国政府对货币价格要素的干预和影响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影响,从而波及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二)产品需求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在制造业产品需求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究中,以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能够产生技术扩散效应。因为制造业产品出口过程中附加的技术知识会随着产品出口输出到进口国家,由产品出口带动生产技术转移是存在的。因此,国家之间的产品出口能够带动出口国家技术进步(Romer,1986)。该研究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开展互相贸易的两国之间,应该在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等势性。如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不存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程度的等势性,出口国家所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远低于进口国家,即一些普通的通用技术的扩散只能加速出口国家贸易条件恶化。Keller等学者在Romer提出的国际贸易导致技术扩散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验证工作,发现出口贸易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关系,并探索了产品出口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途径,认为出口产品市场扩大,海外需求增加带来了贸易企业的丰厚利润。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规模扩大,技术创新能力提高(Keller,2001)。刘志彪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产品需求与产业升级关系时,选择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生产角度,提出了制造业国际代工生产也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禀赋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是代替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进行加工生产,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业和外汇积累问题。这是由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和生产水平决定的。代加工虽然造成了中国制造业加工能力低端的固化,但是,以满足外需为主的来料加工生产也锻炼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组织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一些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充分使用了国内的相关生产要素,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符合国家贸易一般原则。毋庸置疑,这种代加工过程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积淀作用,也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自然吸附能力是重要的契合(刘志彪,2005)。陈勇兵、李燕、周世民等,认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时期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密切关系。中国制造业产品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出口增长,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的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中国制造业所选择的出口类型以及针对的出口市场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最初的出口贸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制造业产品能够在国外市场有好的销路,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生产技术提高较快,相应的生产效率也提高较快的缘故。由此,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层次相对较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能力,从而对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技术和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产品的海外需求市场扩大并能够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形成的(陈勇兵、李燕、周世民,2012)。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认为中国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迅速发展,取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适宜性和发达国家需求市场的开放性的契合。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国际贸易相对自由的环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正在朝着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大量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和产品需要对外转移,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大幅消减,促进了世界贸易自由宽松环境的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加快了世界各国产品贸易和产业转移。恰逢此时,中国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发达国家产品和产业转移的步伐。由于美国需要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需要朝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化生产方向转变,同时,美国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也日趋成熟。这使得20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现象比较突出,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出口金融资源和以税收优惠的形式补贴美国企业,使得美国制造业高估美元价值,促进美国制造业在海外开展直接生产转而运回本国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2010)。金碚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压缩式”模仿发展的模式。中国制造业依赖国外需求存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困境。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工业化过程主要是模仿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本路径,以出口导向为主增加财富积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和积累外汇储备,强调国内GDP增长。这样就使中国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始终保持着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都非常富裕的现象。中国过高的国内储蓄导致了政府投资比例不断增加,加上政府社会保障措施没有能力及时跟上,企业产品出现了国内过剩现象。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生存出路就不能不依靠国外消费市场的消费,于是,拓展发达国家消费市场成了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唯一希望;另外,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势必会将外汇投资到美国债券市场,帮助了美国企业融资,并以直接投资的形式重新投入中国进行制造业生产。中国在不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投资的同时,却面对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产品市场消费乏力景象。中国制造业面对发达国家消费乏力的市场,只能采取降低销售价格委屈求卖。这种过分依赖国外消费市场的局面,不仅抑制了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技术向中国制造业技术扩散和转移,而且使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极大贬损。对此,金碚认为中国长期沿袭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必然会造成以下结果:首先在制造业生产环节布局方面,中国要被迫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原则,造成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双缺口”现象,既不存在国内储蓄缺口,也不存在外汇储备的缺口,导致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大量过剩。其次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虚浮现象。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投资是在其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皆具有垄断优势的背景下展开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一般采取生产本土化和高端制造业产品加工外包。这在外表上表现出生产外包过程存在着技术领域转移,但这并不是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核心技术转移。从本质上看,中国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很难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在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国际分工原则和依赖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生产的情况下,要正确认识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现阶段也只能是在充分利用国际生产环节和设备、技能的转移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金碚,2012)。

外部需求是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因素之一,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也有学者将国外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作拉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三驾马车”之一,即国内需求、外部需求和政府研发投入。但对外部需求受到贸易国家货币汇率的影响的分析却比较少见。汇率制度决定着一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数量,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失衡形成的中国大量顺差就不一定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或许是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抑制因素。(三)金融、贸易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于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研究,国内外学者涉足比较广泛,主要从金融市场改善、国际贸易条件转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杨珍增、陆建明研究金融与贸易发展带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时,认为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国际贸易繁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际分工大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市场改善和发展可以影响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所承接的国际分工的基本模式,进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平衡问题。第二,两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两国之间相互能够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但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制造业水平分工基础之上的。如果两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超过特定的临界值,那么两国间的水平国际分工就会转变为垂直国际分工。这必然会导致两国产业贸易失衡。这种由于金融发展差异所导致的垂直生产分工体系,造成了两国之间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的分工。第三,如果两国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出现失衡,就会使贸易双方国家制造业技术创新陷入困境。在金融发展程度差异下,两国产生的国际贸易差异,必然会导致两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的差异,尽管其中的生产专业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两国的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杨珍增、陆建明,2011)。Antras P.和Caballero R. J.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产品格局。因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国家的资本禀赋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来影响该国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该国的贸易结构中具有较强依赖外部金融发展的产品就会得到快速增加,而这些依靠外国金融资本扩大生产的产品一般都是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这样的产品生产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Antras P.和Caballero R. J,2009)。曹东勃、秦茗等人,提出了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耦合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与金融创新存在着密切关系。一般是金融创新在先,技术创新随后。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会存在一定时期的重叠,即两者之间的相互耦合期。一个国家的金融创新比较活跃时期,制造业技术创新就充满活力。因为,金融创新拓展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推动金融进一步深入创新,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协调共存。金融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可以长期形成固定的发展模式。一旦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出现了非平衡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超前于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出现社会生产平衡过程的危机,接着就会爆发新的技术创新,并在新的均衡点实现又一次耦合(曹东勃、秦茗,2009)。宋宪萍研究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从技术的自然性分析,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是符合技术产品经营成本法则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急于寻找发展中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价值;二是从技术的社会属性看,要求技术转移一定要在现实中,为相应的社会集团实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益,即社会组织集团不仅考虑利润,还要考虑社会关系利益。因此,尽管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企业技术濒于卖出的境地,但美国集团社会关系利益不可能轻易让企业的重要技术流出国外。中国指望发达国家转移先进技术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自主创新才能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靠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宋宪萍,2010)。夏斌、陈道富研究了中国“十二五”期间的金融发展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长期受到美元霸权地位的约束。世界经济也会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更加遭受美元动荡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具不确定性。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多种变数。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实体经济的时候,对金融领域改革和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金融创新能力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处于大变革时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且又复杂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制造业30多年外汇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快速突破(夏斌、陈道富,2011)。曾国平等学者利用中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解释了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理论,认为中国金融长期畸形发展是一种非常态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扭曲。中国金融发展状况整体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受金融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但是,仅仅从产值结构方面看,第一产业受金融发展影响较为显著。中国金融资本导向效应更为明显,金融深化能够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减少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这不仅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其回报率,还可以更好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产业部门升级(曾国平、王燕飞,2007)。范方志,张立军等学者探讨了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只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更包括金融结构转换和提升服务能力(范方志、张立军,2003)。张小蒂提出了企业家借贷便利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影响问题,认为金融发展和产业集聚是企业家精神显现的外在约束条件。企业家能够便利开展金融市场的借贷活动,就可以很好地落实企业家的决策行为,技术研发成本就能相应降低,技术创新活动就会得到及时开展。因为,企业家是市场运作的精灵,在生产过程中,当劳动力在原有部门获得一定的知识经验积累,劳动能力得到提高后,企业家的总生产收益一定会超过原有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家往往具有选择建立新企业的意识冲动,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收益。这样就在某些区域形成了一些与原来生产环节相关的产业并最终形成产业的集聚。金融在新产业孕育和新的生产集聚形成中起着借贷和投资的重要作用。金融的发展和完善将成为新产业形成和集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了企业家能够发挥作用的显性程度和新产业演变集聚的速度。他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的显现密度就相对较高,企业家队伍规模相对较大,产业集聚的规模和效果也会相对明显,进一步分析其中的路径是:金融效率的改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使得企业创新失败的损失相对减少,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精神能够普遍而更加充分地张扬,同时,那些具有企业家潜质的创新人才,从事创新尝试的积极性增强,从而可以培育出更多的新业态。企业家成立新企业的意愿就会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张小蒂、王永齐,2010)。刘梅生在研究资本要素禀赋与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升级问题时,提出了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从而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层次,进而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结论。其中的作用路径是,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使得外资能够不断进入本国资本市场,继而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也对该国未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从而对该国的产业升级造成影响(刘梅生,2009)。

金融和贸易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可小觑,学者从实证分析和理论推演等方面研究了金融改善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融资环境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结构和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金融市场改善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在当今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能仅凭本国的一厢情愿就能够实现。在后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时期,或者说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后,世界单极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融资以及产业集聚升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四)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企业知识积累是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有知识积累才有知识产权的产生。保护知识产权是确立社会公平、公正对待技术创新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少社会学者和管理学研究人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Diallo和Barrou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台湾曾在1986年和1994年两次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活跃指数也是相对比较高的。Diallo和Barrou选取了1985—1995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985—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的专利指数由1.26上升到3.17,在短短的10年增加了152%,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贸易数量也大幅增加,从1985年的170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1284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2006年的出口贸易数量达到了2237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台湾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已经直接影响到区域自主创新活动(Diallo和Barrou,2003)。郭春野、庄子银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自主创新激励问题,利用南北产品周期模型,假设南方自主创新是在合法模仿、引进、消化和吸收北方已有产品的基础上再进行的创新。南方的自主创新依赖自身的资源基础和技术约束。南北双方存在着产品市场结构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南方在自主创新方面受到的激励以及南北双方技术创新的总体效应,依赖于南方存在的初始劳动技能水平和北方技术创新性质所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寡头市场中,如果北方存在垂直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激励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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