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锦钦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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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的县域化生存试读：
前言
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仍然是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市）四级办广播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条块结合、以块块管理为主的“管办合一”的管理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专家学者在广播电视的改革中曾一度提出“二”、“三”、“四”级格局的建议，即“两级”（中央、省）办电视，“三级”（中央、省、市）办报纸，“四级”（中央、省、市、县）办广播。对此，一些职能部门也曾实施了改革方案。但由于各种原因，除了“三级”办报纸外，其他的改革都没有实现。因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是在原有的“四级办”的框架内寻求改革与发展的出路。
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国家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全国实行中央、省、有条件的省辖市（地、州、盟）和县（旗）“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会后，中央批准了广播电视部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并发出1983年37号文件。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进程上，该汇报提纲是指导新时期广播电视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四级办”方针是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起来。
至此，我国的媒介规模在总体上形成了“三横四纵”的格局，横向是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纵向是中央、省、市、县（市）四级广电媒体“各自为政”。这种格局一直保留至今。“四级办”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大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对促进和繁荣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对上级广播电视的做强、做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基层广播电视发挥了喉舌作用，确保了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另一方面，由于以块块管理为主，广播电视得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广播电视的宣传能较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另外，基层广播电视特别是县级广播电视成为中国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基础，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创下了不朽的业绩。因此，“四级办”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实行“四级办”方针，虽然推进了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其体制模式的局限性、竞争的劣根性和事业发展的无序性。这些弊端对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县级广播电视机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变革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近年来，随着媒介产业的加速发展及媒介资源的整合力度的加强，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日益遭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质疑，取消县级广播电视机构的呼声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在这种情况下，县级广播电视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四伏、举步维艰。
于是乎，作为曾经的基层广播电视人，笔者怀着对社会的责任、对县级广播电视的眷恋和深厚的情感，对县级广播电视面临的压力、困难和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思考，并想为这些问题的探讨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此，写下了《中国广播电视的县域化生存》一书，以表笔者对县级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种永思。
本书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广播电视发展规律为依托，着重探讨、论证了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阐述了“四级办”的历史背景、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四级办”方针的功过是非，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典型案例，结合实际，分析了县级广播电视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与作用、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同时，从“创新”的角度，对县级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围绕研究课题的主旨，本书对县级广播电视领域的主要方面、基本问题、发展方向进行了专题论述，各章自成体系。但在总体上，各章之间互有内在联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全书有一定的系统性、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也具有参考性和可操作性。当然，这些不成熟的提法，有待诸位读者特别是各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评判。毛锦钦2009年10月1日第一章我国早期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及其特征
体制是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和形式的总称。广播电视体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原则而设立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及管理权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同样，广播电视制度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广播电视所有权、基本性质、基本目标、基本要求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广播电视制度就是这一规范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具体表现为广播电视机构的设置、经营方式、经费来源等内容。体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关键。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研究分析我国早期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及其特征，首先要分析历史背景、党和国家及广电机构对广播电视的重要决策，以更好地探讨我国早期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一、历史背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又宣读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广东的广播事业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了。（二）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到1952年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深受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土地改革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全面展开，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战线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1]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这条总路线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纲领。（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和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互助合作社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粮食的需求量扩大了，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粮贩操纵市场的局面。195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保持了市场物价稳定，农村掀起了大办农业社的热潮。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这些政策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
1955年夏季到1956年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了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真探索。接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形势，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持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1957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正是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结果。（六）整风运动
1957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步骤，是符合党的“八大”精神的，因而整风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民主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但也为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借机发难提供了机会。为了迎击敌人的进攻，中共中央于6月8日下发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全国整风运动迅速转变为“反右”斗争，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夏天才结束。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55万多人，误伤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使国家和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造成不幸的后果。“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歪曲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的根源。（七）“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缺点是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情绪，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到了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大批撕毁合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八）“八字方针”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个历史性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为“反右倾”运动中部分被错误批评的同志平反，以及给划错的“右派分子”摘帽等经济和政治措施的实施，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农业生产从1962年开始恢复，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恢复。调整时期，国家还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进行了充实，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趋于协调，市场供应情况显著好转，物价渐趋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九）“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全国陷入了“十年动乱”。在此期间，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全国的广电事业成为发动和推动“文革”的舆论工具，刚成长起来的广播电视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在此期间人们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斗争，但是“文革”仍对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造成了惨重损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文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党中央相继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之初，党对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无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巩固了林彪、“四人帮”在党中央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杀害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1972年，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王洪文当选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借机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对他们作了严肃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1975年，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群众运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
二、重要会议及重要决策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相互关系和发展方向问题。会议提出了广播电台的发展方向：“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市台则应着重社会教育。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及对国际广播节目，应集中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除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并应特别加强地方性节目。”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社的组织及建立全国收音网等问题。会议对广播事业的独有的特点作了概述：“以其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在工作中不断加强他们与听众的联系，并使它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讲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一）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
从1952年到196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在北京召开过12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
1.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2年12月1日至11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台长和有关人员，共176人。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广播事业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缺点，研究并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和“精办节目”的口号。会上，局长梅益作了题为“1953年广播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后，局长梅益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了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宣部批准了他的报告，认为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和办法是正确的，并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宣传部，要求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2.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中央广播局于1954年11月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介绍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研究了过渡时期广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任务。会议指出：在过渡时期，广播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的建设计划，鼓舞、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改造，并逐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会议强调，广播工作仍以改进和提高节目质量为主，要求认真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加强群众工作和业务管理。
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广播工作者在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过程中曾得到苏联广播专家的指导，对推动我国广播工作者的业务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甚至中断了广播节目的批评性报道，二是削减了地方台的自办节目。
3.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发展我国广播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远景计划，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计划，研究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规划。
会后，《人民日报》于12月30日发表了题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社论，要求各级领导要充分关心和重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工作，列入地方全面规划之中，加强对它的领导，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坚持依靠群众，利用现有设备，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村、社，后院、户。这次会议对全国广播事业在过渡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以下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初步制定了农村广播网发展的方针和方向；二是大体明确了全国广播事业近期和远景的发展规划。
4.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全国广播工作者总结经验、承前启后、意义重大的会议。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刘少奇关于发展广播事业的意见，会议讨论了广播事业的体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等问题，着重研究了如何改进广播宣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问题。关于如何办好新闻性节目和文艺节目，会议提出了以下六点意见：第一，改进新闻报道，做到又多又快又好；第二，要扩大节目取材的范围，加强和群众联系，更多地关心和指导人民的生活；第三，要在广播中开展批评；第四，要根据广播的特点来对待“百家争鸣”，在广播中展开自由论；第五，贯彻“百花齐放”的精神，办好文艺广播；第六，要让听众听到更多的节目。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广播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学习苏联的正反面的经验，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5.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8年4月7日至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目的及在办节目和事业建设中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等问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阐述了宣传工作的目的、宣传工作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局长梅益作了题为“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提出了广播工作的三个任务：宣传政治、普及知识、文化娱乐。这三个任务构成了广播节目的三个组成部分。
会议强调要改进文风，提出广播稿件第一要准确、第二要鲜明、第三要生动。
这次会议提出“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关键在干部”，强调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工作队伍。
本次会议所确定的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与“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致的。会后，全国各地广播机构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纷纷制定了“大跃进”规划，准备苦战三五年改变落后面貌。
6.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9年2月23日至3月3日，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958年的宣传工作经验，讨论广播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和1959年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有所觉察并开始纠正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
会议肯定了1958年广播宣传的经验，指出了在广播宣传中的浮夸和片面性。会议强调广播仍然要更大、更好、更全面地配合全国的“大跃进”。
这次会议以后，广播宣传在克服片面性和浮夸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的展开，全国纠“左”工作中断，又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导致广播宣传中“左”倾错误和广播事业建设上求多求快的错误继续扩大。
7.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60年3月1日至15日，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广播事业1960-1962年三年发展规划。局长梅益在会议上作了关于1960-1962年三年发展规划要点和1960-1967年八年规划初步设想的报告和总结报告。
会议要求，今后三年要力争高速度发展，实现广播事业的连续“大跃进”。会议的三年规划草案主要内容有：三年内基本建设成一个完整的广播系统，要使全国各地都能听到中央台的广播，全国所有生产大队除个别外都能听到广播；三年内广播发射功率要比过去10年增量两倍；广播喇叭要从440万只增加到1450万只；三年内超额完成基本普及农村广播网络任务；三年内电视台在现有9座的基础上增加到50座左右；三年内广播系统由现有职工37000人增加到42000人。
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我国进入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广播的三年规划不可能实现了。
8.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64年4月3日至21日，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全国广播事业两年的调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安排，研究了当前广播宣传工作和加强广播电台的政治工作问题。
这次会议是在学习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提出，要继续加强对国外的广播宣传，巩固和适当发展农村广播网，新增、新建一批广播发射、录音、播音设备和职工宿舍，加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建设工作及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队伍等。会议强调，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政治工作第一，要把政治工作放到首要地位，同时要注意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也要反对不问业务，使政治工作一般化的不良倾向。
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全国的广播电视在宣传中注意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报道我国科技成就和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时加强时效性和评论工作，在动员社会力量办广播等方面，不断探索经验，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9.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66年3月30日至4月9日，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执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广播事业的题词的精神及中央关于文教战线一切工作都要面向农村和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政治工作的指示，讨论和交流了广播事业继续加强政治工作和面向农村的经验，研究了今后进一步做好农村的广播宣传和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意见。周总理到会讲话，提出要在毛泽东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努力办好广播，确保电台安全，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局党委书记丁莱夫在会上作了讲话。
10.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80年10月7日至18日，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经验与问题，明确新时期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会议强调指出：“广播电视宣传的作用取决于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内容正确，富有思想性，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反映着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命脉，则效果就好，就能赢得亿万听众、观众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广播电视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就是创造出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2]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动员广大电视工作者坚持自己走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这一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对“自己走路”的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了明确要求。“自己走路”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宣传的进一步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起步。
11.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
1979年8月18日至27日，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在北京举行，95位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是我国电视事业创建21年来，第一次就电视节目进行专业性探讨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①研究讨论如何丰富和改进节目内容，努力办好自办节目；②决定开展全国电视节目大联播；③研究讨论全国各电视台之间的协作、经验交流和节目交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到会讲话。这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对丰富、发展我国的电视节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
1980年2月25日至3月9日，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目标：努力办好广播，加快发展电视事业，在20世纪末，要使我国广播电视在事业规模、技术设施、覆盖指标等方面都具有相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以建设卫星广播系统为重点，把加强电视发展放在优先地位，通过卫星广播系统的建设实现电视在全国的覆盖；②积极发展中波、调频广播网，充分利用卫星广播提供高质量的节目源，实现广播在全国的覆盖；③加速发展对外广播，实行中、长、短波相结合，以短波为主，对全世界进行覆盖；④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地方广播事业局利用邮电部微波干线，建设一个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网；⑤普及收听、收看工具。会议提出，要把电视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这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重要决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播和电视事业发展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按照全国统一的事业建设方针实行有计划的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广播电视事业有过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对我国早期的广播电[3]视体制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调整是在全国解放初期。当时，全国百业待兴，国家把主要精力用于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全国广播事业扩大发展规模，是当时的国力做不到的。人民广播事业薄弱，既缺少建设全国广播网的必要的经验积累，更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为此，根据当时的国情和条件，以及发展广播事业的实际需要，1952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采取“先中央后地方，先对国外后对国内，集中力量建设中央台（包括对外广播）”的事业建设方针，并从地方电台抽调了一批技术、宣传和管理骨干充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一方针的正确实施使广播事业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全国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逐年增加，收听率不断提高，其作为国家电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国内外的宣传影响日益增强。这些为后来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政策调整是在我国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之后。这一时期，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状况开始有了初步好转。1956年7月至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和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对广播工作提出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加强对国外广播，尽快创办电视”等一系列要求，将原来“先中央后地方，集中力量建设中央台”的事业建设方针修改为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地方主要指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方针。同时，突出了当时继续加强对外广播等建设重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政策，从而使中央和地方的广播事业及后起的电视事业得以同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和三年经济困难、三年经济调整及后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势头几度受到遏制，整个事业的发展过程时而高潮，时而低落，历经几起几伏。这一时期，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一直被沿用。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央和地方并举”的事业建设方针一直没有改变，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对加快我国特别是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进而建立全国统一的广播电视宣传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节 我国早期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沿革
我国早期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时期，即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49年至1983年。研究我国早期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沿革、事业发展及体制特点，有助于把握我国广播电视发展脉络，认识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与事业发展相对应的关系，清楚我国广播电视从“二级办”到“四级办”的必然性，理解县级广播电视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与发展方向，从而敞开县级广播电视的发展与生存的概念性思维。（一）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广播事业管理体制
1.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播事业，人民的广播事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建。
1940年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领导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
1940年12月30日晚上，一个明朗响亮、振奋人心的声音在革命圣地延安上空响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播音……”这个声音，代表着中国几亿劳苦大众的心声，是中国共产党坚定豪迈、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这个声音，宣告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播音的开始。
1943年春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发射机零件损坏，由于无线电器材来源困难，损坏的电子管无法修复，被迫暂时停止播音。
1945年9月5日，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建并恢复播音。这一年的10月6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播文艺节目。
1946年5月，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加了人员，宣传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6月，语言广播部拟定了《暂行工作细则》，这是人民广播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有关规定。[4]《细则》的实施标志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业务日趋成熟。
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25日，在两年的时间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曾进行四次台址迁移，行程两千多公里，人民广播的声音始终坚持不断。
第一次，转移瓦窑堡，坚持播音。1947年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秘密迁至陕北瓦窑堡好坪沟村，21日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并在炮火声中坚持播音到3月28日。
第二次，转移太行，再建新台。1947年3月初，晋冀鲁豫解放区接到中共中央紧急来电：立即筹建一座新的广播电台，准备必要时立即接替陕北的广播。1947年3月29日起，晋冀鲁豫解放区设在河北省涉县沙河村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仍用陕北台的呼号。
第三次，迎着曙光，北上平山。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陕北台随新华总社由太行山北上迁到平山，在这里汇集了晋察冀台和邯郸的播音组。由孟启予任组长，丁一岚任副组长，并从5月23日起在平山播音。电台编辑部设在西柏坡，发射机房和播音室设在40公里外的窟窿峰，播音稿件每天由专人骑马传送。电台的发射机功率为3kW。震惊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捷报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等重大报道都是从这里播出的。
第四次，胜利声中，扎根北平。1949年3月25日，陕北台随党中央进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4月2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气壮山河之势，反复播出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一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作西、中、东三路，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南京。次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播出毛泽东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两篇重大[5]消息。
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出毛泽东同志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9月21日，报道了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的广播新闻。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下午3点，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实况广播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
2.各解放区人民广播的建立与发展
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逐步兴办起人民广播事业，并有过三次较大的发展。
第一次大发展的标志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先后建立起新华广播电台。张家口和哈尔滨新华广播电台是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前后建立起来的广播电台。哈尔滨新华广播电台于1945年8月20日开播；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在1945年8月24日成立，呼号为XGMC，当时的播音员是丁一岚同志。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在1946年9月23日开始播音，广播节目除了新闻外，还有各类形式较为丰富的节目。
第二次大发展的标志是东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中心台的建立和天津、北平等大中城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建立。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是各解放区中最早建立的面向东北全区广播的电台，它是以哈尔滨新华广播电台的设备为基础，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和长春台的部分人力、设备参与创立起来的。它也曾是东北全区的广播电台的领导机关，呼号为XNMR，1946年9月23日在佳木斯开始播音，发射功率为1kW。1948年1月，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从佳木斯迁回哈尔滨，与新建的哈尔滨新华广播电台合并。1948年冬迁沈阳，1949年5月1日改为沈阳新华广播电台，后又改为沈阳人民广播电台。
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是华东解放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48年5月起在山东五莲县农村开始筹建，同年9月12日在山东临朐开播，呼号为XNEC，1949年2月迁往济南。5月，当新的华东区中心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后，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停播。
西北解放区的首座广播电台是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它于1948年12月开始在延安筹建，1949年元旦试播，1月5日正式广播。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领导。同年5月20日，西安解放。6月1日起，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西安，6日起改为西安新华广播电台，7月1日又改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
除以上三大解放区的中心台以外，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一些大中城市也相继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据1949年3月初统计，全国解放区共有广播电台24座，其中华北4座、东北15座、[6]华东3座、西北1座、中原1座。
第三次大发展的标志是在渡江战役之后，江南一些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一批广播电台陆续建立。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的中央台及其广播机构先迁广州，后搬台湾；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8月，长沙、福州解放；10月，广州解放。至此，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官办广播电台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接管，改建成人民广播电台的有武汉新华广播电台、浙江新华广播电台、南昌新华广播电台及福州人民广播电台等。
在西北地区，先后建立了兰州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宁人民广播电台。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据统计，全国各地已有人[7]民广播电台近40座，一个遍布全国的人民广播网初步建立。
我国的广播电台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为“前线”服务，为反侵略服务。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广播电台的中心任务又转向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广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1949-1983年）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通知》，决定将原新华总社的口头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正式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广播事业管理机构，广播从此脱离新华社成为独立的宣传系统。新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主要任务是管理并领导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以后各中央局所属的广播电台应受各中央局宣传部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两方面的领导。由此形成了中国广播电视的系统性和地方性，即“条”与“块”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成立，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后新闻总署撤销，又改为由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广播事业的终结和人民广播事业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新改组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遵循党和政府的指示，积极、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1949年11月29日举行第一次局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具体任务，包括：①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②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国外（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③普及人民广播事业；④指导和管理各地私营广播电台；⑤培养和训练广播事业干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8]同时领导和管理所在地方的广播事业和广播工业。
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有关无线电广播的政令。3天后，即4月25日，新闻总署作出关于省、市、区新闻机关员额暂行编制的决定，其中具体规定了人民广播电台员额的编制。上述会议的决定和政府的政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工作的指导[9]方针，对以后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和组织宣传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南、西南解放区接管广播电台的工作相当顺利，1949年10月16日，广州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广州广播电台；同年11月，贵阳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贵阳广播电台；同年12月全部接管云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广播电台。至1950年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已有49座人民广播电台，使用89[10]部长、中、短波广播发射机向国内外播音。
1950年1月4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规定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分区管理办法的通令》，通令规定对各地电台实行分区管理。大行政区的区台便成为该行政区广播事业的领导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接收国民党官办的各级广播电台恢复、充实和改建了一批人民广播电台，并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办的34座民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完全由国家经营。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办、私营广播电台，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进行改造，是中央既定的政策，也是各级广播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些广播电台的改造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是接管或查封官办台；二是查处违反法令播音的电台；三是收购私营台；四是实行公私合营。对私营台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广播电台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为了适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宣传需要。官办、私营台改造工作的完成，使所有广播电台实现了由国家经营，这在中国广播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经过艰苦创业、努力开拓，人民广播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10月，全国有人民广播电台71座，比1949年10月增加了26座；发射机比1949年10月增加了47部；输出功率为1949年10月的382%。各地共建收音站23721个；建有广播工厂5个，比1950年增加3个；职工达1150人。全国还有35个城市[11]建有广播服务站，52个专区建有广播修理站。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广播事业，经过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央和地方、无线和有线、调幅和调频相结合的广播宣传网。
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报告，提出在北京建立电视台的计划。周恩来总理于2月12日批示：“将此事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从此，中国的电视事业进入了孕育期。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发展广播事业、做好广播宣传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要“发展人民广播事业”。1956年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规划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任务。
1956年，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建立广播事业局。
1956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广播管理机构和领导关系的通知》，在同年7、8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又主要讨论了广播事业的体制问题。
至此，全国初步形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统一的、分级管理的广播管理体系（四级广播宣传网），即中央台、大行政台、省（直辖市）台及市级台。全国广播电台分为四级：中央台、大行政区台、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和省辖市台。中央广播事业局除直接领导中央台外，还兼管华北行政区的广播电台。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沈阳）、西北人民广播电台（西安）、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和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重庆）则担负面向全区广播宣传和管理本区广播事业的双重任务。
1954年，根据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逐步取消大区台的方针与因地制宜的原则”，撤销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的广播电台停办，并将各大行政区广播电台的编辑、技术人员分别充实到中央台和省市台。
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收音站的指示》和《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决定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提供一批收音机，建立1万多个收音站。同年8月25日至9月3日，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工作座谈会确定了“重点示范、分批发展”的方针，积极地发展农村有线广播。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11日，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的要求，其后，12月21日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又指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这是党和国家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12]明确规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之后的又一重要决策。
我国的有线广播网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广播收音网的基础上提出和创建的。1953年，广播收音网在全国基本普及，有的城镇开始试办有线广播。经过两年的努力，一批县级广播站建立起来，到1954年年底，全国共有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13]线广播喇叭49854只。
当全国农村广播网建设开始达到高潮的时候，国务院和中央宣传部为加强对全国广播事业的管理，进行了体制建设，在不到两年的时[14]间里发出三个重要文件：
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办法的规定》，规定各地方电台的编制、财务、计划及一般行政业务受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而广播业务、广播技术和广播事业建设规划受中央广播局的领导。
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宣传部应加强对广播宣传的领导和监督的通知》，规定了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日常宣传业务，广播电台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及广播电台干部的教育管理仍由各级党委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广播宣传的领导和监督，充分利用它来推动和改进工作。
1956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广播网管理机构和领导关系的通知》，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管理机构属于省级委员会，在业务上受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通知还规定：中央广播局负责全国农村广播网的规划，编制全国农村广播网的年度发展计划，提供农村广播站的机房、播音室的定型设计，统筹器材，介绍和总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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