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灵桂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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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为什么陨落：全球战略智库论TPP、“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试读：
前言在一升一降中，TPP的即将陨落说明了什么？
2016年9月底的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里，我在京西郊的幽静院落里，与一位美国战略智库的著名学者餐后闲聊。当时，向他请教两个时髦的话题：一是美国大选谁将胜出；一是美国什么时候将批准TPP。此公毫不犹豫地说，希拉里胜出有90%的把握；最晚于2017年1月，美国会批准TPP协议文本。为强调他的判断，此公说，如果希拉里败选，他将放弃美国国籍，志愿加入中国国籍；如果奥巴马任期结束前，美国不批准TPP，他将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此虽属于聊天的玩笑话，但他的态度是十分认真和真诚的，也代表了当前活跃在美国学术界学者们的基本一致的看法。
之后不久，此公的两个判断均出了问题。于是，此公在11月17日无边惆怅的雾霾中无奈地对我说，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主流学界集体犯了错误，既“失语”，又“瞎眼”。如果兑现当时的诺言，估计美国学术界95%的人都要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那对中国的负担就太大了，所以决定不给中国再添麻烦了。
在这段小插曲之后，其他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本届国会将不再讨论TPP问题，将把“作业”留给第45届总统特朗普；11月21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遵守竞选承诺，“为了夺回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将以双边谈判代替TPP，并退出TPP”；针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如果放弃TPP，美国地位或将下降”的言论，特朗[1]普正式宣称“就职总统首日将退出TPP”。面对特朗普的表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是表示，如果美国退出TPP，日本将主导之。随后，面对大势已去，安倍也无奈地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话，（TPP）将[2]失去意义”。
11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说，根据22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智利外交部关于启动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升级[3]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智利自贸区升级谈判已经正式启动。此前不到一周的18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A/71/9号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4]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是继2016年3月其相关内容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第S/2274号决议后，首次被联合国大会写入正式决议，并得到了193个成员国的一致赞同，这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普遍支持和热忱。
反观TPP，从最初的热热闹闹、如火如荼，到今天的清冷无奈。正在陨落的TPP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带一路”自2013年9月正式提出以来，美国等国家或敌视，或漠视，或故意抹黑，但在2013年11月1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其得到了193个成员国的一致赞同，这又是为什么？在这一冷一热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观和世界观？
自2015年5月以来，笔者始终紧紧跟踪TPP的进展，始终关注“一带一路”、筹建亚投行等中国倡议的前进步伐。总体感到，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因素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上的喷薄跃出，世界各国纷纷聚焦中国已成常态，其中“一带一路”、亚投行、TPP自然成为时下世界关注中国、中国关注世界的热词，也成为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关键词。
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感到TPP本身有着先天的局限与缺陷。而这决定了，其很难走远。“TPP并非美国创始。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样貌，演变成美国‘重返亚洲’的[5]关键一步”。TPP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地区贸易协议被奥巴马政府置于“重返亚太战略”的框架之下，成为其亚太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从一个侧面证明并决定了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此其一。201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开始超过美国从东盟进口，2005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开始超过美国对东盟的出口。200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额为204亿美元，2015年为1703亿美元；同期，美国从东盟进口额分别为768亿美元、1463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为159亿美元，2015年为2508亿美元；同期，美国对东盟出口额分别为384亿美元、679亿美元。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意图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10+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6]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郑永年先生的这个分析，道出了TPP的第二个先天缺陷。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出现的巨大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霸权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和东盟两者之间发展和深化关[7]系，缺少实质性的动力”。为介入亚太事务，美国借用的TPP，存在一个战略选择上的不当，此其三也。在经济层面，美国试图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这种与邻为壑的思路和做法，是其第四个弊端。第五个弊端是美国认为其“国内经济问题是中国造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1月21日发布的文章指出，“美国的贸易协定可能成为2016年总统选举经济上的第一个牺牲品。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甚至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随着民主党领导人也在考虑党派的未来，他们同样质疑这些国际协定。美国现有的贸易协定建立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解它们如何保护美国经济、美国工人以及消费者是为了避免20世纪30年代错误政策的重演。全球化最近的发展已经导致一些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在总统竞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一些社区。尽管进出口毫无疑问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整体的发展，但是这些收益并没有被合理分配。相关经济调查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只占到了1999～2011年制造业岗位损失的不到20%，其余80%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自动化的发展终结了很多蓝领工作岗位。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房地产繁荣结束，导致很多建筑工人失去了工作。在贸易争端上，布什政府的战略是将资源集中在更成熟的市场，当时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将近半数的争议是针对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美国担忧中国贬值其货币不合理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但是直至2008年美国发起的争议才首次达成法律裁决，这已将近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之后。与此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几乎所有的贸易争议都是发生在与中国或者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这些争议与‘重返亚太战略’一道，在经济迅速发展但代表性不足的地区扩展美国的影响力和[8]经济机会”。当然，我们如果要罗列，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依据和例证，但限于篇幅，敬请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文章时思考。
此外，日本在TPP问题上“上蹿下跳”，也是为了夹带自己的“私货”，其目的并不单纯，也不高尚。日本学者自己也承认，“日美同盟对于‘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理念，这点与‘繁荣与[9]自由之弧’等‘价值观外交’是相通的”。“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构筑包括太平洋周边国家的‘海洋国家网络’，促进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在此背景下，日本应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把握先机或主动权。TPP被视为‘太平洋世纪’来临之际构建共荣共存的环太平洋共同体的一种表现，甚至是日本击出‘逆转满垒本垒打的时机’，TPP所指的‘伙伴关系’不但包括美国，也包括以美国的亚太盟国为核心的发达民主国家。因此，日本应扩大日美同盟，构筑‘日美+X’的同盟[10]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日本人在TPP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背后，包含的是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意图。但是，让别人出头，替自己火中取栗的做法，也很难持续走下去。
反观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中华文明5000年的优秀基因开始大放异彩。当前，中国崛起、中国故事是一本厚重的巨著，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甚或发达国家诸多重要启示。中国声音、中国文章因之成为各国媒体的热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好中国。正因如此，中国战略、中国模式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悟透中国，对此，世界智库刮目相看，趋之若鹜，高高挂起中国研[11]究的金字招牌。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乃近百年来首个和平崛起的全球大国，此乃大国崛起500年历史长河中的奇迹。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与之共存、共富、共进？中国道路打破了大国崛起范式，变“高峰型”国际战略格局为“高原型”，对于许[12]多外国人而言，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大。
自进入2016年以来，欧美不少智库开始反思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和观点，正面的声音开始逐渐多起来。具体表现在，美国的一些重要智库开始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置身事外的政策，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有生机的，并且会发展得很好”；欧洲智库则呼吁欧盟和欧洲国家“抛弃地缘政治思维，紧紧抓住新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欧美智库近来将“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缩写OBOR，改为BRI（与金砖四国的缩写BRIC，或金砖国家的缩写BRICS的前三个字母相同，更便于在欧美国家传播），体现出了较大的善意和正面态度。近日，美国著名周刊《行政情报评论》发表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高速列车》报告，作者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媒体几乎是在集体漠视“一带一路”，导致美国公民对其一无所知。而实际上这个倡议实施三年来，“已经表明自己是战后马歇尔计划以来最综合的开发项目，而且BRI在投资和受益国家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马歇尔计划”。报告认为，美国媒体和民众之所以漠视“一带一路”，根本原因在于奥巴马政府对该项目的敌意，“但是，三年来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是错误的”，仔细盘点“一带一路”提出三年来的实施和推进情况，“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到37个国家访问，推动“一带一路”理念落实，并得到了这些国家非常热烈的响应；欧亚大陆运输网的建设，“已经超越了最大胆的设想”；BRI为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多边及双边协议提供了合作框架，并成功实现了与欧盟、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中欧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大湄公河次区域、亚欧高峰会（ASEM）、非洲联盟等的对接，使这些成熟的区域活动发展得更加充满生机；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已与11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5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从可预见的未来看，“欧亚大陆桥、中国-蒙古-俄罗斯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将绘制一条为波斯湾和亚洲西南地区带来更多贸易和发展的路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国-印度支那半岛经济走廊，以及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将有助于为南亚、东南亚国家扩大自身经济利益”。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从2013年6月到2016年6月，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在商品贸易中创造了3.1万亿美元的世界纪录，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6%。截至2016年6月，中国在这些国家共投资了511亿美元，占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12%。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提高了沿线沿途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到2016年6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署了在空间、能源、生态领域的科学与技术合作。中国还以智能工业园区、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以及产业合作和孵化中心的形式建立了38个科技中心。报告认为，与中国取得的这些成绩相比，欧美国家正在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煎熬，正在为如何提振经济问题伤透了脑筋。“‘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正是欧美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自1970年联合国大会首次呼吁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后，没有一个国家能担当此大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希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功摆脱了贫困，并且愿意与全世界分享他成功的秘诀”。报告在结论中呼吁，“一些西方人将‘一带一路’看成威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倡议。如果西方国家改变了想法，把BRI看作机遇，而不是挑战，并让‘一带一路’参与到它们已经崩溃的基础设施重建项目之中，与中国一起开展消除人类社会贫困的行[13]动，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
近两个月来，在欧洲的国际席勒学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世界经济论坛、欧洲之友、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迪莫斯欧洲战略中心等顶尖智库发表的报告中，正面肯定和赞誉“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屡屡出现。10月27日，国际席勒学会在法国里昂、德国埃森召开了两次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法国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那德（Jacques Cheminade）旁听会议。会后，该智库发表的《欧洲必须抛弃地缘政治思维，紧紧抓住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发展机遇》报告指出，“新丝绸之路政策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前提出的，这为欧洲克服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提供了巨大机会”。“当前，欧洲承担的最重要使命，是同中国一道帮助非洲实现发展。欧洲只有和中国合作，才能有效解决非洲难民问题，才能缓解欧洲目前面临的巨大难民潮压力”。“最初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全新范例，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这个设想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最伟大的项目，欧洲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战略机会。面对成功的中国，欧洲没有任何挑剔的理由和借口”。报告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将‘一带一路’看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看作完善和发展沿线沿途国家整体经济平台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交通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一带一路’将采取开放和包容政策，欢迎所有国家加入。因此，欧洲国家应[14]积极顺应中国的发展设想，在参与中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智库者，国之重器。要了解TPP的即将陨落，了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亚投行态度的积极变化，国外各智库是一个非常直接和非常可靠的途径，也是最为灵敏的风向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数千家智库的学者正在密切关注TPP的命运，正在研究“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的未来光明前景，并陆续发布了大量研究报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美国兰德公司、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南亚分析集团（印度）、国家安全研究院（以色列）、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俄罗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布鲁盖尔研究机构（比利时）、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巴基斯坦）、地缘政治监控中心（加拿大）等世界级智库顺时而谋，一直在着眼、着墨、着手描绘中国战略、安全、经济新景观，拆解谜题；在讲中国故事，用故事讲思想，用思想启智慧，致力于写出关于中国的“好文章”；在分析TPP的前世和今生，跟踪关注着美国新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近两年来，笔者在工作团队的帮助下，对国外战略智库发表的报告进行了仔细研读，并分别撰写了一些综述，作为各卷本的前言或者导读。今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和祝得彬主任的鼓励下，结集出版，可能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本书共由八章和附录组成。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聚焦TPP，分别对国外近70家智库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第五章、第六章聚焦“一带一路”，是分别对国外近60家战略智库主要观点的综述；第七章聚焦亚投行，是对国外50多家智库主要观点的综述；第八章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述了海上丝绸智库、陆上丝绸之路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前景。附录部分则收录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陆忠伟研究员为作者数本书写的序言。
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浏览世界智库的研究课题与文章著述，分享其学思结合、思研结合的成果，由衷感到，到底仙山不俗、静虑深密、功力上乘、命题宏大。当然不能否认，其中既有羡慕、好学，希望分享成功秘诀，也有警觉、嫉妒，试探中国谋求共利天下的真意，进而敲定本国的战略调整。不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关注和了解世界各大智库的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进而为我们的智库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自然不无禆益。这也是作者就此孜孜追求的原因之所在。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祝得彬主任和张苏琴、安静编辑的帮助，使本书在短期内得以面世。
敲字明志，是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王灵桂2016年11月23日
[1] 《日媒：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意在强调“主角地位”》，新浪网，http：//finance. 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6-11-23/doc-ifxxwrwk1726006. shtml。
[2] 《安倍回应美将退出TPP：美国退出就没有了意义》，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 com/article/2016-11/9716577. html。
[3] 《中国-智利自贸区升级谈判正式启动》，中国新闻网，http：//www. chinanews. com/cj/2016/11-23/8072667. shtml。
[4] 《“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网，http：//world. people. com. cn/n1/2016/1118/c1002-28879520. html。
[5] 郑永年：《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联合早报》2013年6月4日。
[6] 郑永年：《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联合早报》2013年6月4日。
[7] 郑永年：《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联合早报》2013年6月4日。
[8] Chad P. Bown：The Truth about Trade Agreements—and Why We Need Them，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truth-about-trade-agreements-and-why-we-need-them。
[9] 〔日〕中山俊宏「20年後のアメリ力と日米関係—同盟を漂流きせないためにー」、外務省『将来の国際情勢と日本の外交—20年程度未来のシナリ才·プラニングー』、2011年3月31日、37～49頁。
[10] 〔日〕別所浩郎·伊藤隆敏·神谷万丈·添谷芳秀·山本吉宣「国際情勢の動向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2011年1·2月合併号、17頁。
[11] 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页。
[12] 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页。
[13] 〔美〕威廉·琼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高速列车》，《行政情报评论》2016年第43期。
[14] 〔德〕国际席勒学会：《欧洲必须抛弃地缘政治思维，紧紧抓住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发展机遇》，《行政情报评论》2016年第43期。第一章TPP的缘起与21世纪的美国病
本文是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系列成果的第一篇。之所以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作为全球战略观察的第一个切入点，目的是从这个角度和领域，力图为“21世纪的美国病”把把脉。
当今的美国，有“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府和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包括机制和规则在内的诸多公共产品，不可谓不强。民主政府的各项制度极为繁复，自认为是全球学习的楷模，政府活动覆盖到内政外交、生产生活一切方面，也不可谓不强。市民社会也发展到十分健全的程度，无论是权利保障的水平、自我组织的能力还是参政议程的渠[1]道，都非常先进”。但是，“美国衰落说”以及“美国还行不行”等“美国病”的说法，却在近几年不绝于耳。
2008年始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进一步让“美国病”的说法不胫而走。仅仅用最简单的观察就能看出“美国病”的症状：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滑向金融化、空心化，华尔街的金融套利愈演愈烈，下一代的美国人要为当今沉重的社会福利埋单，政策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利益集团和短期民意挟持，对外政策的民粹色彩日益浓厚，等等。“美国病”本是美国自己的事，犯不着别人操心。但是，问题在于已经和正在制定全球行事规则的美国，其“病症”也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的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动荡风险无不与其“病症”密切相关。特别是如果美国的“病症”继续加剧，不排除其会采取更加内顾性、零和性，乃至挑起危机、制造危机、转嫁危机的政策，这将对全球稳定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新的威胁。而现实也佐证了这种看法，当今世界的“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等各[2]种乱象此起彼伏，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其原因与“美国病”在全球的蔓延和扩散密不可分，或者说美国已经在向外转嫁自己的压力和“病症”。
近一个时期以来，扎在厚厚的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书稿中，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繁的观点中，感到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子夜难眠，信翻旧书，偶捡《六韬》。读之，令人灵光顿开。原来，早在3100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就为“美国病”开好了药方。这话听起来有些过于穿越和牵强，但仔细琢磨，在匪夷所思之中，却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不变真理。《六韬》之开篇《文韬》，讲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商朝末
[3][4]年，周部族的西伯侯姬昌到渭水北岸打猎时，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头戴斗笠的钓鱼翁。两人聊了几句，顿感投机，姬昌认定钓鱼翁是难得的贤才，遂问以军国大计。这也就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5]两人初次相遇时，姬昌请教姜尚：“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姜尚回答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此言一出，姬昌叹服地说：“允哉，[6]敢不受天之诏命乎！”
姬昌与姜尚的这段对话，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姬昌问：“怎样才能凝聚人心而使天下归顺？”姜尚回答说：“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你若能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就能取得天下；如果独自垄断天下所有的利益，就将失去天下。天有四季轮回，地有丰饶物产，能和天下人共享岁时和财物的，称为‘仁’；‘仁’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够善待生命，解除灾难，救济急需的，称为‘德’；‘德’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和天下人共享欢乐，共担忧虑，休戚与共的，称为‘义’；‘义’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天下没有不害怕死亡、不向往健康的人，（执政者）以仁德之心施政，义自然成为利，义复生利，称为‘道’；‘道’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听完这段论述，姬昌佩服地评价说：“太对了，我怎么敢不听从上天[7]的旨意呢！”于是，“乃载与俱归，立为师”，也就是说姬昌佩服之[8]余，便礼貌地把姜尚请上车，一同回到了在丰邑的西伯侯侯府，并礼聘姜尚为国师。
初次见面，姜尚用“仁、德、义、利、道”五个字阐述了治国之道，引起了姬昌的兴趣和关注。担任国师后，姜尚按照这五字治国之道，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使姬昌的周部族快速强大繁荣[9]起来。后来，姬昌病危时，对侍候在左右的太子姬发、姜尚说：“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姜尚问：“王何所问？”姬昌说：“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姜尚遂回答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10]
姜子牙国师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见到国势良好就松懈，时机到了又犹豫不决，明知不对却乐在其中。这三种情况，说明‘道’就要衰亡了。能够谦和宁静处事，恭敬谨慎待人，强大却能柔和地包容，忍让却能刚正处事。这四种情况，说明‘道’将兴旺了。所以，义理胜过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过义理，国家必然走向灭亡。恭敬胜过懈怠，国家必定兴盛；懈怠胜过恭敬，国家必定灭亡”。
姬昌和姜尚的这两次对话，所谈虽是治藩之策，但其蕴含的道理却是永恒的，同样适用于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2013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11]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通篇讲话中，用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把“仁、德、义、利、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阐释得淋漓尽致，并赋予了其更加鲜明的全球意义。[12]“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古老政治理念如果不和现代政治发展相结合，则会像两晋学士的“虚谈废务”那样，因拘泥、僵化而变得迂腐难耐；再好的传统思想如果不认真回应时代和现实需求，则会像战国时期赵括的“纸上谈兵”那样，因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而变为空中楼阁。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怎样遵循“仁德”要求，处理好“义利”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治国之“道”、发展之“道”、共赢之“道”，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和呼唤。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专门强调在对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中，“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13]作”。从姬昌到今天，之间相距31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但是认真阅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以感到两者义理相通。这种植根于“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传统理念的新时代“义利观”，给中国和世界指出了一条新型的合作路线。
看一个人的过去，可以判断其基本价值观念。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发展理念。作为拥有5000多年辉煌历史的古老而智慧的国家，中国的先贤先哲们，历来把继承传统开创未来作为自己的使命。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者们，也毫不例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14]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学习要求中，学习历史是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15]我所用”。
根植传统，学习历史，汲取精华，为我和时代所用。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就个体来说，无论是某个人、某个集体，还是某个国家，都面临着自我斗争的修为之战。姜尚对姬昌说的“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义？什么是欲？我看无怪乎就是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单个人来讲，就是你怎么处理自身利益和别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个度应如何把握？对集体乃至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谦和、包容的心态与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实为“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真谛，实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时代倡议之主旨。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逐渐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才出现”，“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自始至终占到巨大比重……相应的，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也占到世界的巨大份额。根据麦迪森（2003）的估计，1820年中国GDP[16]规模达到世界总量的32.9%”。
同时，在科技方面，“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17]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纸的发明，被培根誉为具有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和影响”，但是“这种创造发明因脱离常态经济活动，而未在其诞生地被实际转化为必要的创新，因而并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著名例子”，“却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传播出去，在欧洲被率先应用”，其中“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通过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发生了间接的沟通，成吉思汗的西征则扩大了与西方世界的直接交流。至于中国与欧洲的更直接大规模交流，最迟于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便开始”，“始于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通过陆路和海路开通了中国与西亚、中亚、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的商业、文化、科技、宗教和外交联系，而阿拉伯人对于记录、保存和传播欧洲文明，沟通中西方科学技术发挥[18]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中西交往史上，与商业、科技、宗教相比，因时代条件和语言条件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显得偏弱、偏小，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远离于西方文化的主流视野，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只是被局限于极少数人的研究或猎奇之中。这也就是中西文化、中西文明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说，这种巨大差异在过去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条件限制下，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太多关注和太大重视的话，那么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的今天，这种巨大差异正在制造误解、摩擦、纠纷和所谓的“文明冲突”，乃至战争。
在各自辽阔、庞大，但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东西方的治国观、价值观按照各自的客观环境需求和生存需求，逐渐发展、丰富起来，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系统。和中国传统观念注重的“和”、“中庸”等理念不同的是，西方更加注重以非友即敌、排除异己、改造异类、选择武力为主要内容的“二元对立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19]达造成的恐惧”，由此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成为解释、对待和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所谓“铁律”，被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奉为圭臬和对外政策的不二选择。
其中，美国人始终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必须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一样，建立在武力对抗和征服上。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被誉为“海权论”鼻祖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可以说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美国版和典型代表。1890年，马汉出版了被美国海军奉为经典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一书。在该书中，他写道：“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我们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20]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阅读后，认为这是一本“绝妙的书”。“海权论”形成于马汉，但早在马汉之前，这种观点和思潮在西方蛰伏已久。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思潮逐渐复活并活跃起来。早在马汉之前，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21]可缺少的了。”在马克思的观察中，当扩张从陆地延伸到海洋时，大国“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冲突和战争自然成为西方“世界性侵略体制”中唯一可供选择的武器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马汉“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的观点，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例如西方著名的国际史专家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崛起过程的案例研究，认为国家成长本身必然会导致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最后酿成战争。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国家将取代先前的霸权国。沿用这种思维框架和逻辑思维，米尔斯海默在观察中国的崛起问题时，自然得出了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必然衰落的观点，并认为在此长彼亡的零和博弈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所难免。
西方的观念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现象的解释看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一种观念当作全球的观念，并要坚持推广，那就好比要求全球的花朵都是一种形状和一个颜色一样。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荒诞的想法，但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关键是要想去理解[22]并努力去理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如是说。
从西方国家以往的历史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改变，往往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因为受到崛起国家的挑战而丧失霸权地位。因此，主导国家千方百计限制、遏制崛起国家，甚至不惜把武力作为扼杀对方的手段。而崛起的一方，因不能忍受霸主国家的欺凌，往往也不惜以武力挑战霸主国家。在西方国家的这种逻辑中，中国今天确实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存在疑虑、不安和焦躁的原因。仔细分析会发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表现形式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及其诸多变种。从根本上讲，西方炒作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并不善于或者说并不想“努力去理解”。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霸主和崛起者的实力基本接近。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虽然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此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依然处于国家转型和实力发展的阶段，其目标就是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其路径选择是坚持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其前提是以我为主地融入国际社会，以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走在漫长、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中国尚无能力，也无意图去挑战谁。因此，西方国家用来审视、考量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
其次，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历史上看，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霸主和崛起者之间存在误解、误读、误导和误判，类似于中国的京剧《三岔口》，人们在黑暗之中相互戒备，出现冲突的可能性自然很高。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全球化、信息化为支撑的“扁平世界”和“地球村”，世界资讯与情报的透明度、战略动向和政策选择的透明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很难会在黑暗之中发生混乱。在21世纪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强国和崛起国家之间误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处于信息社会的人类有能力、有智慧摆脱修昔底德预言的魔咒，相信当今世界从此不会再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现象。连奥巴马在2015年9月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也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23]德陷阱’”。
最后，永不称霸的中国，没有追求霸权的基因和基础。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把统治世界、控制他国作为自己的永恒追求，渴望永当世界霸主、永当世界老大、永当亚洲老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博弈基因，是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现象的根源，也是让修昔底德魔咒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基因。西方国家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以坚船利炮肆意打开他国国门，在造就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新崛起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使用同样的方法抢占自己的势力范围，既有霸主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可避免。但是，人类毕竟在发展、在进步。在21世纪，世界难道会继续走西方国家崛起的老路、邪路吗？
在21世纪的“地球村”里，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过。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欧文·拉兹罗曾说，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了生死的十字路口，人类需要改变当下流行的思维方式，实现“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避免人类的集体自杀。这是一场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为宏大的革命和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的时代呼唤。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肩负着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的时代使命，这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后发现，中国这个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的地区表示过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的野心，因此传统上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中华民族在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上，是世界各民族之中准备最充分的。因为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已经培养出了有别于帝国主义者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汤因比认为，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潜意识和思维逻辑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和世界观，则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境界。
中国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优秀传统基因主要有：和平和谐、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以民为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等。这些优秀文化基因在今天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所有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有利于人民，从而为世界、地区和本国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家园。这种新理念，把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把浪漫的理想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把国际道义之正义和本国利益之现实结合起来，把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结合起来。这种新型的义利观和国家利益观，正在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与中国优秀传统基因形成对照的，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僵硬地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看世界、看中国。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其中的表现和症状之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该协定起源于2002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发起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该协议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签订，四个成员国彼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该协议对外持开放态度，欢迎亚太国家加入。2006年5月1日，该协议对新西兰、新加坡生效，2006年11月8日对智利生效，2009年7月1日对文莱生效。
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该协议，并于当年3月、6月、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该计划，并借助已有协议，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主导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0年3月1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此次谈判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在此次谈判中强调要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美国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2015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以加快TPP谈判进程。
目前，TPP谈判成员国包括美国、新加坡、智利、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十二个国家，TPP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十一个。TPP谈判以闭门磋商的方式进行，谈判结束前不对外公布技术文本。据媒体揣测，谈判主要涉及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2015年7月28日至31日，十二个TPP谈判成员国在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召开部长级会议，试图完成谈判，但未果。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16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自信地表示，将于2015年年底前结束谈判，并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如果得以签署，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规模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涉及十二个国家的、庞大的贸易协定中，中国被排斥在外，美国的政要们毫不避讳地谈到了个中缘由。2015年2月，美国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表示：“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不会输给中国。”美商务部副部长布鲁斯·安德鲁说：“坦白地说，这是由中国还是由美国订立规则的选择。”曾担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战略专家的安德鲁·J.夏皮罗表示：“这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这关系到中美之间长期的地缘政治竞争。”而美国捍卫公众利益组织负责贸易的洛瑞·沃勒克则说，在美国决策[24]者和国会的眼里，中国“变成了目前具有超人力量的恶巫”。美国政要们的这些言论，刺耳但毫不奇怪，因为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神经之中。美国人用自己的利益来界定一切，符合其利益的，就是良善；否则，就是“恶巫”。对哪怕是想象中的对手，他们也毫不留情，这已经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1996年5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支持中国完全和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在保持对华接触政策的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将采取强硬手段。
美国并不是TPP的始创者，“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样，演变成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美国‘重返亚洲’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副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在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层面，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25]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寻求贸易协议方面，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在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贸易协定塑造全球化……以一种方式支持美国员工[26]和美国就业。”
对此，美国也毫不讳言，2014年9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关于TPP的研讨会上，将TPP称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核心部分，认为“从超越纯粹贸易的角度来看，TPP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确切地说，TPP最大的目标是战略性的，即同中国竞争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刺激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原则的[27]普及，为美国下个世纪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创造条件。美国在谋划22世纪的自身利益，其出发点依然是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
相较于美国的私心私欲，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可以说是令世界耳目一新。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专门就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精辟阐述。他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重申：“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28]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专门强调：“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在演讲的结束语中，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29]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因此，“中国率先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30]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中国已经明示了一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而美国则抱着“修昔底德陷阱”陈旧逻辑，设计、主导和控制TPP，还在试图走那条走不通的老路，甚至有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其实，对换汤不换药的TPP这条老路，美国各个智库的声音也并不整齐，喝彩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把丹麦王子的角色从《哈姆雷特》剧中删除，那《哈姆雷特》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早在2011年，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以此为比喻，对美国排斥中国的做法提出质疑。其在2011年12月8日发表的《把中国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后果自负》报告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到2020年该国的贸易量将是美国的1.5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主导力量。这本身不应该成为担忧的原因，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直进行并且将继续是可预测的”，“上月，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之旅中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望推动自由化的发展，但是其涉及范围很窄，只包括少数几个国家并且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TPP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该智库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三赢解决方案》中提出，“如果中国加入TPP，到2025年，TPP可以为中国增加4.7%的国民收入，为美国增加1.6%的国民收入——甚至可以为日本同期增加4.4%的国民收入，这将是一场三赢局面”，“如果中国没有迅速加入TPP，中国的贸易转移可能只是其潜在收益的十分之一（十年内增加0.5%的收入）。日本从TPP中获得的收益几乎减半至其GDP的2.4%，而美国的收益将减少三分之二，达到GDP的0.5%”，“中国加入这一潜在的高水准协定符合这一地区每个国家的利益，如果TPP能够将美国、中国和日本连接在一起，那么该协定将更有可能被接受，而且意义非凡”，“如果TPP将中国纳入考虑范围，并让中国走上一条更深层次的亚洲一体化道路，这将有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际经济利益”。最后作者建议，“通过赋予中国一个明确、开放的TPP观察员地位，中国政府将会发现，公平对待并尊重所有的谈判伙伴符合自身利益”。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3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在紧要关头，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从另外一个侧面阐述了TPP之于美国的意义，该文认为，“地缘政治的回归就体现在我们身边。中东的内战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占据了头条新闻。一个美国潜在的更重要的战略失败出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能会失败……此次谈判的失败将为美国的领导作用、战略地区关键伙伴关系的深化、新兴经济体市场改革的促进以及美国未来的贸易议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奥巴马总统曾警告的，如果我们不在贸易问题上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规则，到那时我们将没有办法使中国脱离重商主义的实践行为”，“美国政策与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的强力连接将会化为乌有”，“签订TPP协定将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些利益的获得是不需要也不会以牺牲工人或主权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国家可以保持其调节的权利。该协定的目的是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该智库的《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自由贸易》报告还认为，“加入TPP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7.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0%，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加入TPP后，这些国家每年的收入增长估计超过1100亿美元。然而，TPP可能会给亚洲部分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因为TPP的成功实施，其每年的收入预计将减少约350亿美元”，“这种在国际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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