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沧海满月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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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试读：

前言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地下埋藏中就葆有着她的身姿，有人甚至感叹，地下中国比地上中国更为璀璨。有序的、研究性的考古发掘，可以向世人展示一个更为丰饶、博大的中国。然而，贪婪、无知的盗取，使无数遗存遭到破坏，没有挽回的余地，令人遗憾，更令人痛惜！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墓葬被有意破坏的事件。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被盗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此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我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多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外，逐一被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纵观古今，盗墓者可谓多如牛毛。翻遍盗墓强人的花名册，里面既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有出身于草根的流贼，甚至还有墓主自家人。官盗者明火执仗，民盗者聚蚁成堆，监守自盗者防不胜防，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在盗墓者中曾经流传甚广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获取墓中财物。

盗墓者在盗墓的过程中，对陵墓进行野蛮地盗掘，这不仅破坏了陵墓建筑，还把陵墓主人的陪葬珍宝盗为己有。一般情况下，盗墓者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但在盗掘的过程中，因为他们的野蛮行径，遭到毁坏的历史遗存不计其数。更有许多盗墓者，因为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无法带走的壁画，遭到他们的野蛮损毁。众多陵墓在被盗之后，都会有尸骨遍地、瓷器碎片撒满陵墓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至，盗墓者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盗墓行径，竟然放火烧掉整个陵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洛阳盗墓风潮曾经产生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湖南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众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与盗墓者的盗取、贩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官方墓葬考古开始于1921年，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组织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也一度偃旗息鼓。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盗墓再度猖獗。

昔日墓葬排布密集、“无卧牛之地”的洛阳邙山，在盗墓者长期的盗扰下，如今已经是“十墓九空，甚至百墓九九空”。在周公庙遗址发掘之初，已经探明的22座西周大型贵族墓和14个星布其间的车马坑遗址区内，形成于各个时期的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盗洞随处可见。如今，历代帝王陵除始皇陵地宫和明清一些帝王陵之外，没有被盗扰过的已经很罕见了。

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最大的不敬；对生者来说，会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对文明来说，是巨大的祸患。

面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在中国华北地区，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

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说过：“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墓葬文化、盗墓史实，我们搜集了相对全面的史料、有关研究，以及一些野史、传说，经过精心梳理，编撰成书。唯愿读者在痛斥可恶、可悲的盗墓现象的同时，能有所警示，唯愿地下的亡灵能够得到安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编者

第一篇　话说盗墓缘起

第一章　中国墓葬文化——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墓葬何时到人间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指现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古代文献中对“墓”这个字的解释与“没”字相同，即埋在地下就没有了。远古时代，人死了只是在地下随便挖一个坑掩埋而已，有的甚至不加掩埋，那时没有墓葬这个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古人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了，但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还会回到人间来降福祸。“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柴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后人对死者的崇拜和信仰，人们对逝去的人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人加以保护和庇护。死者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灵魂也应该有一个安居之所，他生前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他喜欢的装饰品也应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氏族成员、妻子儿女死后也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同他欢聚。这个死者灵魂的安居之所、亲人死后同他团聚的地方，就发展变化为墓葬或墓葬群。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但这样也只是将死者的墓穴挖得更大一些，随葬的物品更多一些，埋葬死者的方式更隆重一些而已，因为当时还没有产生把死者的墓穴作为永远祭祀地点的意图，所以，地面上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地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这种挖坑掩埋死者的方式，在目前发现的夏、商、周代遗址中已得到证实。如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在这里建都达300年之久，现已发掘出商王墓11座，而墓的地面上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标志。这种埋葬死者的方式，经过了夏代、商代，一直到周代的春秋时期，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古代墓葬有各种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亚”字型墓是最高级别的，是古代天子和皇帝的墓葬；“甲”字型墓是大臣级的墓葬。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

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余件。

到了西汉时期，棺椁的用料及规格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黄肠题凑的出现。

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题凑这种椁室的构筑形式，榫（sǔn）卯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880根黄心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带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秦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墓葬中，随着墓主人一起下葬的，不仅仅是主人的尸体，还有一些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做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做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即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中说：“土之高者曰坟。”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春秋前后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地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地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辨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ōnɡ）》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ū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得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做墓葬名称的有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国君赵绁（xiè）（前349～前326年在位）。《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五年（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它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000万，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像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11241375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170130000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嵕（zōnɡ）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无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从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做到，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被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圆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昪、李璟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成都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圆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得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的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ǐ）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两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两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上》所言：“古也墓而不坟。”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达了信息。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出现在战国中晚期。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这就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

西汉的11个帝陵较为集中，有9个在今咸阳塬上，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塬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塬上。除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皇帝与皇后合葬也是有规定的。他们合葬后，虽然同茔，但不同陵。皇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墓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在帝陵之东建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象征死者对墓地拥有所有权，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买地券”。随着货币经济的冲击，一些地区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的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南北朝的“潜葬”之制相比，唐陵平面布局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形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不再像当年珍珠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真正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成熟阶段的布局风格是明陵。明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被誉为“地下宫殿”的明神宗定陵玄宫，该陵墓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

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位于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都是厚葬惹的祸

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魂会庇护后人，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著的变化。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达百余人。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yì）臧之”。汉陵中的藏品，可以从赤眉军盗墓时的情形窥见一斑：当年，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同样地，因未开掘而尚未得知其珍宝数量的，还有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陪葬墓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乾陵的藏品是多么丰盈。汉武帝

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累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衣带上的饰物）的珍品，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这些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的宝花，令人叹为观止，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还有数千件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

在清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了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5000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正是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盗墓与反盗墓之间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的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与盗墓是呈咬合发展趋势的。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风潮愈高涨。也许，历代帝王将相并没有想到，他们在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正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的猖獗，它令死者尸横于野，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墓贼觊觎宝物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狼。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这说明，古人对于厚葬的危害，早有所认识。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被盗的最早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此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盘，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北宋时的陕西转运使李朝孺盗得商末名臣比干墓，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出现了。《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lí）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在现代被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比如有：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在该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的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1928年夏天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导致墓坑下陷。当时正好有一个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破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的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1933年被盗掘的著名的楚幽王墓。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盗得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后来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古墓也没有得到安宁。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但是，挖出的器物并没有像盗掘的官兵想象的那么多，他们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实在窝火，便在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在前两次的盗掘中都毫发未损。因其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让盗墓贼得手。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因体积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的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

蔡侯墓封土虽然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我们无从得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它们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各方学者对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这一说法基本认可。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现出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个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入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的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yìnɡ）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一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现代发现被盗掘的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还比如有：

一处是魏君墓。它位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有三座大墓在固围村，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1929年时，墓地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9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但这一论断似乎是太过牵强，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何许人也，成了历史悬案。

第二处是中山王墓。该墓位于河北平山，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者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jué）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了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时盗掘该墓的应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ɡuó）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到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luò）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楚顷襄王墓。该墓位于河南淮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秦汉时期，中原大地逐渐实行大一统，国家实力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再度刮起。虽然墓主人极力奢华，大加装饰，但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出土了因高超的防腐术而保存完好的女尸的马王堆汉墓让世人感到惊叹，众人皆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但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曾经就连考古大师夏鼐（nài）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震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名人墓都被盗掘过，这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掘。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yǎn）墓等。

宋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盗墓贼的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对生者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明清两代的王陵，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与毁坏。

第二章　盗墓与风水——“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

墓葬风水有奇书

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坐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我们国家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相传，晋代郭璞（pú）为《葬经》的作者。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到处可见郭璞的注释。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lǎn）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隋书·经籍志》录有集十七卷，明人辑有《郭弘农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一看便知道不是真名。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葬经》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著，对各种地相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的墓址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都是按照《葬经》中提出的吉凶为依据进行墓葬选址的。《葬经》中云“地贵平夷”，就是说墓地最好选择在平坦之处。在中国，一般的中小型墓葬都会在平地选址，这当然是因为平地容易修建墓葬的缘故。但《葬经》一经问世，平地起墓似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平民的墓葬都是修建于平地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人的墓不是建于平地的，那就是帝王陵和一些贵族的高等级墓葬。“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这说的是山中墓葬的埋藏深浅问题。如果墓葬选址在干涸的地方，那么可以埋藏得浅一些；如果选址在山中平坦的地方，则要埋藏得深一些。唐代末年，爵封秦王的军阀李茂贞的墓葬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北坡公园，距市区2.5公里，其周围为低矮的小山。李茂贞墓所在之处为山顶的平坦之处，正是《葬经》中所说的“坦夷”之地。在这种地方安葬，需要深挖墓，李茂贞墓墓室距地表竟然深达20余米，做到了深浅得宜，也只有这样才能“风水自成”。

在古代，很多帝王、贵族的陵墓设于山间，因此《葬经》中对山中如何选择墓址有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明确提到了“葬山之法”。山有巅和谷，那么，墓葬究竟是要建在山巅还是山谷呢？“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这就是说，如果在山脉上选址，则要建在山脊上，如果是在山谷中选址，不能建在山谷最低处，而要建在山腰处。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那里山势蜿蜒，陈国公主墓便坐落在龙山的山谷中。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山谷的山麓处发现辽代墓葬特有的青砖，经过勘察，确认为一处辽代贵族墓。其墓葬所在之处便是“垄葬其麓”的典型代表。

接下来的问题是，适合修建陵墓的山是什么样的呢？哪种山更适合建墓呢？《葬经》中言“若乃断而复续，去而复留，奇而异相，千金难求”，意思是说，山脉断了之后又起伏延续，延伸远去，却又蜿蜒而回，这种奇特的山势为风水宝地，千金难求。又说“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内外表里，或然或为”，意为草木繁茂的地方有吉气。当然，奇特的山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山中如果有溪流经过，那是最好的。“山来水回，贵寿而财。”有这样一种说法：山主贵，水主财。也就是说，山中有流水经过，才能给子孙增寿添财。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陵墓为什么都选在背山面水之处的原因了。李世民的昭陵位于关中九嵕山，其山纵横起伏，巍峨壮美，松柏丛生，更有山溪环绕，正是《葬经》中所描绘的绝佳安葬之所。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嵕山，便被这里的山势地形吸引，当即下旨，选九嵕山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所在地，据史料记载，也是在一个有山有谷、有泉有溪的风水宝地，经考古调查最后确定，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的山中，那些地表遗留的石像生、石墙等遗迹正在群山环抱间。

人活着的时候，家是休憩之地，死后，墓葬便是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需要慎重选择，不光是下葬的地点，还有下葬的时间等。这些风水堪舆之说并非先人杜撰，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所生，绵延万世。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陵墓选址是极其重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皇帝本人来讲，选择一个万年吉地是一大心愿，他希望死后继续享受帝国的荣华富贵和皇帝的威严，希望他的威严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其次，对于整个皇族而言，这是关系到龙脉兴旺的重大事情，所以不得不慎重。最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般来说，政府会设立专门负责修皇帝陵墓的机构，比如，在明朝主要是工部负责，而负责的大臣，主要是内阁大臣。主持修陵工程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表现，主持者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会获得丰收。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生在苏杭，葬于北邙。”意思是说，苏杭一带是人世间的天堂，最适宜人居；而洛阳的邙山，自古汇聚帝王将相之陵冢，最适宜穴居。北邙，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亦作北芒，也叫郏山、北山）。西起三门峡，东止伊洛河岸。旧说此山是陇山之尾，乃众山总名，连岭修亘四百余里。自东汉城阳王祉葬于此后，遂成三侯公卿葬地。后因之泛称墓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通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在邙山发现九处大型墓地：西郊三山村东周陵区、东周王城陵区、东郊金村东周陵区、邙山东汉陵区、邙山北魏陵区、偃师万安山东汉陵区、偃师首阳山西晋陵区、偃师曹魏陵区、偃师景山唐代陵区。正如唐人诗中所描述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邙山之中处处皆有王陵，此地堪称中国墓葬第一风水宝地。

中国人认为，墓地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果是帝王陵选址，则又牵扯到国运兴衰、百姓苍生。

相传，唐高宗李治早年命大臣长孙无忌为自己百年之后选择安身之地。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主峰高耸、两川环绕的梁山。但这一提议遭到当时著名星相学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认为梁山与唐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嵕山有一水相隔，阻断了皇室龙脉的传承，因此李唐王朝三代之后恐有亡国之厄。而梁山本身北峰为高，整个山形看似少妇平躺，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帝王，恐怕李唐王朝会被女人所控制。然而，唐高宗并未听从袁天罡的意见，终于还是将陵寝建在了梁山之上。后来，武则天代唐，建立武周政权，也恰恰印证了袁天罡当初的预言。

这个传说虽是后人为武则天称帝之事穿凿附会，但却从反面说明古人相信帝王陵寝的风水关乎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墓葬的重视，才会产生墓葬风水之说，《葬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先人们在通过风水选择墓地的同时，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告诉后世的盗墓者们，此处有墓，好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千百年后，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坟墓被盗殆尽，甚至暴尸荒野时，他们可能无法想象，当时奉为风水宝地的墓址，会被后人盗掘、毁坏，假如他们地下有知，定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名臣调包争墓地

古人把墓地的风水看得很重，具备好风水的墓地谁都想要，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一处墓地两家争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曾经就出现在汉代名臣东方朔与汉武帝之间。

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其母是皇后王娡。前156年生于长安，3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6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5岁登基，在位54年（前141～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曾用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号“孝武”，后葬于茂陵。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可见汉武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汉武帝生前威猛无比，死后也风光无限。茂陵北依九嵕山，南望终南山，建筑宏伟，风景秀丽，陵墓本身就是一座高高的土丘。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称“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当时在陵园内还建有祭祀的便殿、寝殿，以及宫女、守陵人居住的房屋，设有5000人在此管理陵园，负责浇树、洒扫等差事，而且在茂陵东南营建了茂陵县城，许多文武大臣、名门富豪迁居于此，人口达27.7万多人。茂陵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陵周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茂乡为什么成为汉武帝的陵墓所在地呢？这与一个传说有关。

传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有一次，打猎经过茂陵墓址的地方，立即被这里的风水所吸引。正当他赞叹的时候，一只麒麟状的动物朝他走来，他高兴极了，马上搭弓一箭，嗖的一声，利箭呼啸而出。以汉武帝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射中猎物应该毫无悬念，结果出乎意料，那只麒麟状的动物不见了，倒是突然长出一棵长生果树。汉武帝不明所以，立即找来当时的风水大师东方朔询问。东方朔来到汉武帝打猎的地方，但见地上平旷，绵延不尽，南望秦岭，北依群山，气象开阔，气脉极佳。他立即大呼宝地：“此地气息所集，风水乃千百年来第一吉壤，而且又与渭北诸陵连成一体，则西、北龙脉相连。另外，此地土大盛，您名字里的‘彻’中间有土，居于此，可居中以震四方。”

汉武帝龙颜大悦，立即下令在此建一亭舍。回宫后，汉武帝下令在此营建陵墓。汉武帝的陵墓前后修建了53年，才最终大功告成。陵墓的选址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也反映了汉武帝长寿的愿望，以及希望万年吉祥的意思。

汉武帝选择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之后，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之所以说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是因为只实现了他长寿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大汉王朝绵延子孙的愿望。他死后不久盗墓贼就将坟盗掘，西汉王朝也很快覆亡。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可以说很差，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东方朔判断有误。

而事实上，还有另一个传说在佐证这个事件。

传说，东方朔看到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之后，也想把它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息地，但皇帝看上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来了一个调包计，占尽了茂陵的风水。原来，东方朔在给刘彻看陵址时，发现这里的风水确实很好。他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飞黄腾达，瞒过汉武帝，把陵址故意向上移了一段，而将真正的宝地留给了自己。为了日后能顺利找到这块宝地，他在这里种了一棵小树作为标记。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甚至决定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兴衰。因此，东方朔一直将这个秘密隐藏在自己的心底，直到咽气之前才将儿子叫到面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在茂陵下面靠塬边上的那个地方找一棵树，那棵树已经60多年了。找到后一定要把我埋在那里，切记！切记！”说完就断了气。

东方朔的儿子按照他的遗言找到了那棵树，并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埋在了那里。东方朔被埋在了宝穴后，陵墓疯长。第二天，墓就长高了5丈；第三天，又长高了5丈。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要高过茂陵了。天神看不过去了，拾起一块石头就扔向了他的坟，坟被压住，不再长了。后来人们把东方朔的墓称作“压石冢”，并说这儿的风水的确比茂陵好，在压石冢这儿可以“卧看长安”，而在茂陵那儿就只能“坐看长安”。

英勇神武的汉武帝也许不会想到，他生前看好的风水宝地，竟然被他的臣子东方朔占了去，但此时，他对此事也鞭长莫及了。

一支响箭定皇陵

从河南巩义市出发，沿郑洛公路西南行40里，再徒步南行约七八里，就到了一个名叫“龙洼”的地方。这里，四周台地层层，远处是簇簇青山，中间是一片平川。就在这平川上，有一座古代陵墓高高隆起，它就是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提及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宋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墓地“永昌陵”。

永昌陵统领着北宋皇帝的陵寝群——宋陵。整个宋陵区的规模不小，散落在巩义市区和下辖的芝田、西村、回郭三镇。北宋有七帝葬于此，分别为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统称“七帝八陵”，还有后妃、功臣如包拯、寇准墓，据考证有300多座，是一个巨大的陵墓群。

北宋定都开封，为何要将陵寝建于远离国都的巩义呢？这还要从开国之君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长期驻军洛阳，所以赵匡胤出生地是在军营——洛阳夹马营。他在洛阳度过了童年，当了皇帝后，常到各地巡视。开宝九年（976年）春，他又到洛阳视察，顺便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忆起儿时嬉戏情景，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指着一处地方对随从人员说：“我幼时有一心爱玩具小石马，后来把它埋藏在这里，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说罢命人去挖，果然找到了小石马。赵匡胤拿起来爱不释手，就带在了身边。当他返回东京的途中，行至巩县时，又亲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祭奠（赵弘殷死后，原葬于开封东南隅，赵匡胤即位后，于963年迁葬于巩县西南40里的訾乡邓封村）。祭毕，他又登上陵园神墙的西南角楼向四处遥望，当看到远处的不老青山、近处的悠悠流水时，顿时引发了今昔之思，不禁一阵唏嘘感慨。于是，赵匡胤抽出一支响箭，搭上弓向着西北方向射去，那箭直飞到400米以外才落下。赵匡胤长叹一声，对随从大臣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终须有归宿之地。你们记住，今日箭落处，就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又亲自拟了名称——永昌。

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赵匡胤独坐宫中太清湖畔，细观夜色，只见星光璀璨，和风微至，宁静清幽。可是不久，天色大变，他赶忙回到宫中，传旨召弟弟开封尹（京城长官）赵光义入寝宫相见。光义来到后，命令后妃、宫女、宦者等侍候的人，一律退往外院，两人酌酒低语，谁也听不到在说什么。只从窗外透过窗纸“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状”，又见皇帝手持大斧嗵嗵拄地，大声说：“好做！好做！”随后就倒卧床上，“鼻息如雷霆”。光义当晚陪宿屋内。天将黎明时，万籁俱寂，忽听有人报说：“皇帝晏驾了。”

史学家们认为，宋太祖之死是因其弟赵光义做了某种手脚，但事隔千年，今天已难以澄清真相。而“烛影斧声”也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赵匡胤死后，灵柩停放于万岁殿，由皇弟、后妃、皇子、文武大臣每日致祭。第二年四月，灵柩运往皇陵——今巩义市芝田乡安葬。护送灵车的官员、卫士、仪仗队伍及皇宫妃嫔等共3000多人，来到这片太祖早已选好的陵地。

宋陵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皇陵群。现地上所存700多件精美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北宋皇陵的诸帝陵园建制统一，平面布局相同，皆坐北朝南，分别由上宫、宫城、地宫、下宫四部分组成，围绕陵园建有寺院、庙宇和行宫等，苍松翠柏，肃穆幽静。西村陵区位于西村乡北的常封村和滹沱村之间，包括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蔡庄陵区位于蔡庄北，有永定陵；孝义陵区位于县城西南侧，包括永昭陵、永厚陵；八陵陵区位于八陵村南，包括永裕陵、永泰陵。

好风水难保稳固

在我国，风水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祉。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000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在选址时进行了充分的考虑，比如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地，就像故宫一样。

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并不是以人的意志或者风水的好坏来判定的。所以，纵然十三陵是风水宝地，也无法保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明朝统治者内部已经腐朽无能，统治机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驾驭当时的时代，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明朝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既然这样，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魂归北斗明孝陵

明孝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周边的常遇春墓、仇成墓、吴良墓、吴桢墓及李文忠墓等5座功臣墓也同时被划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

明孝陵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已不存在，但陵寝的格局仍保留了原先恢弘的气派，地下墓宫完好如初。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再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里，护陵驻军有5000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神烈山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xièzhì）、骆驼、麒麟、马和象六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国帝王陵中唯一不呈直线的，而是环绕建有三国时代孙权墓的梅花山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下马坊至文武方门的神道长达2400米左右。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额枋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陵寝建筑都是按中轴线配制，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孝陵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现仅存下马坊、禁约碑、内红门、碑亭中壁、石像路、方城明楼下部等砖石建筑。陵园纵深2.62公里，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状布局。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别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规，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规、传统办事的帝王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神道加深延长，便于布放石人、石兽。还有人说，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时，有人建议挖平孝陵对面的孙陵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认为让东吴孙权大帝为自己守陵更显气概。

后来，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为农民军起义将领时，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雄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既然费尽心机择址建陵，在陵墓的设计上一定会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风水学认为，朱元璋留存孙权墓并非简单像传说那样仅因孙权是好汉，而是因为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孙陵岗还在古地貌学上是一个“近案”，通俗地说，就像一张茶几。这样一来，明孝陵背倚钟山，从整体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龟蛇合体），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许，朱元璋这才称心如意。

明陵锁定天寿山

明长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它是十三陵中的祖陵，于永乐皇帝建北京皇宫的第三年（1409年）开始修建。明长陵的修建工程浩繁，营建时日旷久，仅地下宫殿就历时4年。

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其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其制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已拆除并封塞）。院内，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之前建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代中期，碑亭则保存至今。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祾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4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稍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祾恩门”三金字。门下承以汉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云腾浪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祾恩门两侧还各有掖门一座，均作随墙式琉璃花门，门上的斗拱、额枋，门顶的瓦饰、椽飞均为黄绿琉璃件组装，在红墙的映衬下格外分明。院内，北面正中位置建有高大巍峨的祾恩殿。这座大殿在明清两代，是用于供奉帝后神牌（牌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

第三进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风水相士袁珙：“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幕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永乐皇帝之所以选中现在的天寿山，也是经过不少周折的。“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在南京称帝，当时他为了政权的巩固，已经决定迁都北京了。在永乐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407年，朱棣的徐皇后去世，当时朱棣为了表示自己迁都北京的决心，就派礼部尚书和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前往北京选择“吉壤”。据说曾选了好几个地方。首先选中的是屠家营，但因为皇帝姓朱，与“猪”同音，而“屠”是宰杀的意思，猪进了屠家必死无疑，所以犯忌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猪和羊本能和睦相处，可是偏偏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旁有狼更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也不吉利。因为古代皇帝死亡，除了叫“驾崩”以外，也叫“晏驾”。潭柘寺的景观虽好，但山间幽深狭窄，不利于子孙万代的发展，也不宜采用。后来才来到了现在的天寿山。天寿山那时候叫做黄土山，永乐皇帝亲自视察以后，觉得非常满意，当时就下旨，定黄土山为他的“万年吉壤”。这一年也正是他五十大寿之年，所以封黄土山为“天寿山”。

不吉之地明定陵

在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长陵，二是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建于1584年至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明楼檐下石榜刻有“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明楼内石碑上刻有“大明”和“神宗显皇帝之陵”。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体——地宫。

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定陵地下宫殿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地上陵宫由宝城、明楼、祾恩殿（重檐7间）、祾恩门（5间）、左右廊庑（各7间）及外罗城内外的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万平方米。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四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

定陵的地宫全部用石砌成，多为青石，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地宫中有7座4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设计巧妙，开闭灵活。地宫中又分为正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陈列着祭器，三个汉白玉石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葬品的26个红漆木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被发掘。1958年，在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糊涂昏庸，好酗酒，每餐必饮，每饮必醉，醉酒后还经常杀人。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30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特别讲究风水，他的子孙当然也就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美德”。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只是定陵在选址上，在当时看来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如今这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闰二月，神宗亲赴天寿山，又到东山口游览了圣迹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后，对钦天监提供的几处吉地不甚满意，八月，又令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官员再赴天寿山各处审视。视毕，徐、申二人认为，原择各处吉地，石门沟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峰高耸，叠嶂层峦，上峦圆润秀丽，水绕山脉动如蛇游，错落有致，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其余诸处位次参差，砂水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议：用形龙山，陵园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见只能供皇帝参考。神宗于九月初九借秋祭之机，亲赴陵域审视了形龙山、大峪山两个地方，初步选定营陵地点为大峪山，但他还要请示母后最后定夺。万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两宫圣母之命，率后、妃秋祭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相当有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做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距神宗葬入定陵不过才24年。

皇陵中挖出泉水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初八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六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逝于乾清宫，死时35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杖，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三十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事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顷。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初五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辩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春秋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泰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在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更为严重。

顺治亲选清东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内，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清代帝王在选勘陵址时，以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为依据，刻意追求“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山川形势，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清东陵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陵区东侧的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势皆西向，俨然左辅；西侧的黄花山似白虎雄踞，势尽东朝，宛如右弼。靠山昌瑞山龙翔凤翥（zhù），玉陛金阙，如锦屏翠障；朝山金星山形如覆钟，端拱正南，如持笏（hù）朝揖。案山影壁山圆巧端正，位于靠山、朝山之间，似玉案前横，可凭可依；水口山象山、烟墩山两山对峙，横亘陵区之南，形如阙门，扼守隘口。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夹流，顾盼有情；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这天然造就的山川形势，对于镶嵌于其中的陵寝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的地址是顺治皇帝确定的，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会在河北遵化建造陵墓呢？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夏，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军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抵达北京，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马兰峪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1651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顺治携大臣、侍从来到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狩猎。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名为狩猎，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它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基业——就是为自己，也为未来的大清帝王，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造一座皇家陵园，让大清龙脉延续，一统江山万年。

有野史记载，当顺治一行人来到马兰峪镇凤台山一带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缥缈。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帝不禁对周围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随行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昌瑞山以北为“后龙”；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弯曲流过，环抱有情。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于是，对顺治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冈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魁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恍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于是，顺治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陵墓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孝陵在修建时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

顺治帝虽然亲自选定了陵址，但并未马上动工修建。因为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

落成后的清东陵从选址、设计，到布局、结构都非常周密和讲究，殿宇、陵墓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既体现了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又具备了科学性和艺术性。难道这一切都始于顺治皇帝的那枚扳指吗？这一疑问在康熙年间终于有了答案。据史料记载，康熙六年七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要去看守孝陵，康熙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回答说：“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幸甚！’苏克萨哈又说：‘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这段史料证明，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

清东陵以她无可辩驳的魅力，以她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11月30日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陵区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轴线，依山势呈扇形东西排列，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各陵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审美思想贯穿于每一座陵寝建筑中，使各单体建筑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空间组合。远望时，殿宇、城垣、门坊、道路、桥涵，金黄碧绿、丹红雪白，气势恢宏而深沉。由远及近，步移景易，变化丰富，秩序严谨，相得相济，引人入胜，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典范之作，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在这庞大的建筑群体中包容了中国明清两代宫廷建筑的基本形式，运用了最先进的工程技术，采用了最为珍贵的建筑材料。陵区的580多座单体建筑中，有经过两次大地震、300多年岿然不动的全国现存最宽的石牌坊，有全长5.5公里的孝陵主神路，有叩之声若金钟的“五音桥”，有被誉为“石雕艺术宝库”和“地下佛堂”的裕陵地宫，更有采用最为珍贵的黄花梨木建成并以黄金装饰的慈禧陵三大殿，以及“凤在上，龙在下”的丹陛石。

清东陵是一部用砖、木、瓦、石写就的清王朝盛衰的历史。孝陵的建筑反映出清朝定鼎中原初期财力不足，但是雄健古拙、规模庞大的石像生则反映出八旗子弟以武力征服中原，靠弓马开创天下的雄姿。景陵、裕陵则反映出“康乾盛世”天下太平的时代特征。定陵和惠陵则是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写照。慈禧陵则是权力的象征，反映出慈禧两度“垂帘听政”的那段特殊的历史。

不入祖坟有隐情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的梁各庄西永宁山下，距北京140公里，距保定约100公里。清西陵是清朝皇室的陵墓群之一，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3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等园寝。陵区西依紫荆关，南临易水河，与狼牙山隔水相望。陵区的四周层峦叠嶂，松柏葱茏，景色清幽，十分雅致。

西陵的建筑保存完整，共有房舍1000余间，石质建筑和石质雕刻一百多座，建筑面积503万平方米，占地100平方公里，陵区的围墙长达21公里。雍正帝及帝后的泰陵和泰东陵位居陵区的中部，西侧是嘉庆帝、后的昌陵和昌西陵，再西是道光帝、后的慕陵和慕东陵，泰陵的东侧是光绪帝、后的崇陵。在帝后陵的旁边还陪葬有妃子、王公和公主园寝共7座。整个清西陵埋葬帝后、嫔妃、王公、公主等共计76人。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和忌辰，清廷都会在东陵和西陵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称为“大祭”；每月的朔、望则举行小祭。祭祖活动耗费巨大，仅东陵的祭祖活动，每年就要耗费银两103万两。

西陵的建筑形式和布局与东陵大体相同，都是按照清代严格的官式标准建造的，等级森严。后陵小于帝陵，园寝又小于后陵。帝陵、后陵有红墙环绕，建筑都是用黄琉璃瓦覆顶；妃、公主园寝虽有红墙环绕，但都是以绿琉璃瓦盖顶；行宫、衙署则是灰色的砖墙，都用布瓦盖顶。各陵的主要建筑有碑楼、神厨库、朝房、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明楼等。

雍正皇帝的泰陵是西陵建筑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陵墓，雍正帝和一后一妃葬于此陵。陵入口处的标志是三座巨大的石牌坊，过了石牌坊是一条宽10米、长2.5公里的神道，神道将中轴线两侧的建筑贯通起来。进入大红门后，北侧是具服殿，殿北是30多米高的圣德林功碑亭，重檐歇山顶，亭内的碑石上记载了雍正帝一生的功绩。碑亭的四角各立有一座汉白玉华表，满刻云龙纹浮雕，气势庄严。由此过七孔石桥，神道两侧排列的石兽、石人等皆垂首肃立，神态恭谦。再往北蜘蛛山后就是龙凤门，四壁三门，上有用琉璃制作的云龙花卉装饰。门的两侧是碑亭、神厨库、井亭等建筑。再北是主殿隆恩殿，殿内明柱沥粉贴金包裹，顶部饰旋子彩画，梁枋装饰金线大点金，殿宇金碧辉煌。殿后依次是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等建筑，宝城的下面是地官，雍正帝和后妃就合葬于此。

从此，清朝的帝陵在关内分为两地，遵化陵区位于京城以东，称为东陵；易县陵区位于京城以西，称为西陵。“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根据这样的记载，雍正皇帝显然违背了昭穆之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雍正皇帝违背昭穆之制而另选陵址呢？对于这个疑问，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说雍正帝嫌东陵风水不佳而选西陵为自己“万年吉地”；一说雍正皇帝觉得易城离北京较近，尤其是距离出产石料的曲阳县非常近，明清两代修建皇宫和陵墓所用的汉白玉石料都是产自曲阳太行山区，因此，决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西陵，可以节省许多人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死后不敢去见他父亲，才在西陵另建坟墓。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雍正帝的真正意图呢？

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即位后，政权日益稳固，建造陵寝一事业已提上了日程。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干练忠诚的心腹重臣允祥，命另一位心腹张廷玉辅助，工部、内务府负责具体办理建陵事务。

因为顺治、康熙二帝陵墓都建在遵化，所以允祥等人把遵化一带奉为寻找吉地的首选。他们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仔细寻觅，终于在第二年四月，在九凤朝阳山看中了一块陵地，雍正帝也点头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允祥等人转而又到别处寻找，经过四处踏勘，确认遵化一带再无中意之地。于是，朝北京西南方向踏勘，总算在易县永宁山太平峪找到一块上好陵地。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永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不便马上表态，只说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暗示臣僚们为自己违背“子随父葬”之制寻找依据。

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干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

对于雍正为了节省人工，而修建清西陵，最直接的反证是两广总督在奏称采办情况时，雍正帝说：“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也就是说为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费钱粮多少可以在所不计。

而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崇仰佛教的他害怕死后灵魂遭康熙报复而不敢葬于东陵不过是后人妄自揣测罢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泰陵工程历时8年之久，征用舟车，运载数万辆次，役使民工上千万人，死亡人数不可计数。泰陵落成后，乾隆皇帝为兼顾东西两陵区的盛衰，决定把自己的陵寝改建在东陵区，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在谕旨中言明：“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为防止有子孙在东西陵之外另选陵址，乾隆还在诏谕中硬性规定了“兆葬之制”。也就是说，若父葬于东陵，则子在西陵；若父在西陵，则子必在东陵。不过，令乾隆没想到的是，他的孙子道光帝又违背乾隆的规制，埋葬到了西陵。这一违规之举竟逃过军阀孙殿英一劫，使其免遭盗陵暴尸之厄运。

2000年，清西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第三章　盗墓者的前世今生——盗墓者都是哪些人

冠冕王侯也盗墓

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统治阶层——王侯。在古代社会，王侯就是身份地位、荣华富贵的象征。对于这些人来说，钱财似乎只是个符号，毕竟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在尽享荣华富贵之时应该什么也不缺了。然而，王侯由于处于尊贵的地位，所以做起事情来也与众不同。即便是最无耻的勾当，也会被美化得非常正确，甚至温情脉脉。以盗墓为例子，最能说明王侯的冠冕堂皇。

项羽发掘秦始皇陵墓，据说是为了报复秦始皇对天下百姓的暴政。

曹操更是设立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来专门盗墓，说是为了统一中国。

明朝天启皇帝发掘金陵，说是要断掉女真人的王气。

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则借着修缮十三陵的名义，盗取了永陵大量的上等楠木用于建造自己的陵寝。

王侯的盗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总结我国历史上的王侯盗墓行为，他们的盗墓目的大抵有四个：即为泄私愤、为钱财、为满足变态欲望，或这几者兼而有之。

一部皇帝盗墓史应该是相当精彩的。而且，历史就是如此真实，神秘的古墓就像一个妩媚动人的美艳女人，哪怕是帝王，同样也会迷恋于欲望之洞。曹操

先从王侯盗墓是以泄私愤为目的来说，以这种盗墓目的实施的盗墓行为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开始时期，或军阀混战时期。

盗墓为泄私愤又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可以归结为国恨。此种盗墓行为是因国家的仇恨而实施的。无论一个灭亡的王朝最后社会多么黑暗，统治者多么残暴，都仍会有一批遗老遗少存在。这些人大都受过统治者的恩惠，因此对这个王朝极为忠诚，哪怕这个王朝最后多么腐朽，他们都希望它永世长存下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个新朝代产生的初期，必然会有前朝的人来反对它，甚至想推翻新朝代，恢复旧朝代。那么，新朝代为了加强新生政权的统治，必然会出台一些非常严厉的政策。这些王侯在前朝的统治者死后也不放过他们，于是，就出现了鞭尸鞭坟的事情。

第二种情况是民族恨。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或是汉族政权把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时发生。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少数民族中尤以北方游牧民族最为显著。当中原的汉族政权统治比较黑暗或是势力比较羸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和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

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有天然的条件，在马背上作战是他们的强项，这就使他们在战争中赢得了很大的优势。一旦这些少数民族抓住战机，就会率领骑兵大军长驱直入，给汉族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少数民族战胜汉族政权入主中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元朝和清朝的统治。

但是，汉人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怎能轻易地屈服于少数民族呢？于是，他们就会不时给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制造些麻烦，有时这种反抗可能贯穿整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比如清朝从建国开始，反清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正因为这样，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才会用偷坟掘墓的方式来震慑汉人，以加强统治。同样地，一旦反抗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汉族政权也必然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发泄对他们的愤恨。

第三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家恨。这多是由于一个新生政权的统治者因其自身曾经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迫害或是其祖先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杀害，从而对前朝统治者恨之入骨。他们励精图治，在取得政权后就必然会报仇。有时因为前朝统治者已经死去，他们就只能找那些陵墓中的枯骨复仇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历史时期，各路诸侯之间为了争得最终的统治权而互相混战、争霸。胜败乃兵家常事，因此经常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这些混战中的诸侯国之间必然会结下很多仇怨，因此他们在打败一方后可能就会掘开对方祖先的坟墓来复仇，同时向天下扬威。

从王侯盗墓是以敛财为目的来说，这种情况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能发生。虽说这些王侯盗墓都是以敛财为目的，可是具体情况又有不同，具体可分为三类：只是因爱钱而赤裸裸地敛财，为了筹集军饷，为了营造园林、陵墓。

只是因对钱财的欲望没有止境而盗墓的王侯，不是很多。因为王侯处于社会的最高统治地位，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这种目的而盗墓的王侯，只能说是个人性格所致。他们无休止地盗墓，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对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王石勒、石虎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他们两个自幼生活贫苦，石勒还曾多次被人转卖给汉人当奴隶，石虎也在社会的底层没少受委屈。这些苦难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必然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他们视财如命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这样，这两个人后来虽然登上了国君的位置，却还对金钱有着狂热的需求与欲望。这种狂热的欲望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们，从而使他们为敛财走向了极端。

在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筹集军饷而盗挖陵墓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社会动荡，所以才会有无数的割据势力相互混战。这些混战中的王侯盗挖陵墓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以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胜利。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天下，登上帝位，这是每个胸怀大志的诸侯的梦想。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称王称霸，必然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军阀混战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可能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哪有心思去训练、去打仗呢！没有充足的战斗力，必然会在诸侯混战中失败。因此，这些想统一天下的王侯们无不为筹集军饷而大费脑筋。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代表。曹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自己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前加了“匡扶汉室”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更给他的盗墓行为提供了义正辞严的理由。这使他丝毫不会为自己的盗墓行为感到羞耻。

还有一种为了钱财的盗墓方式似乎有些隐蔽，就是以修建园林、陵墓为名来盗取陵墓中的较为珍贵的建筑材料。古人，尤其是王侯将相等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之事。因此，他们的陵墓多用十分珍贵的建筑材料来营建。一旦后世的王侯们建造陵墓、园林时缺少珍贵的建筑材料，就必然会想到那些建造精美的古代陵墓。这种情况远的有孙权，近的有乾隆皇帝。孙权大破长沙之后，派人挖毁吴芮的墓，用陵墓中的棺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乾隆则为了得到明长陵、永陵中的珍贵的金丝楠木来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以修缮为名，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盗墓。这种以获取建筑材料为目的的盗墓虽然初看上去不是为了钱财，但究其本质与钱财是脱不了干系的。

对盗墓有着病态的嗜好的王侯以广川王刘去为代表。刘去自幼生活优越，不知怎么竟有这样一种残忍的嗜好，这与他饱读诗书的教育背景很不相称。他把盗墓当做一项游戏来玩，把盗墓的过程当做一种享受。他在盗墓中力求刺激、惊险，困难越大越能引发他的兴趣。可以说刘去是真正以盗墓为生活的人，在盗墓中体验着快乐，后人无人能及。

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而盗墓的王侯代表非南北朝时期陈国的始兴王陈叔陵莫属。他的这种变态的心理需求可能与他自幼残暴的性格有关，他以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为乐。看惯了活人的痛苦，便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去寻找更大的刺激，而盗墓正是能满足他这种心理需求的“良药”。每当看到盗墓得到的珍宝和从墓葬中取出的遗骨，他心里就会升起无限的满足感。

从王侯盗墓是为了达到多重目的来说，有的是泄私愤与敛财相结合，有的是敛财与特殊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

项羽盗秦始皇陵就是在多种原因下发生的。从泄私愤上来说，项羽的祖父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因此，项羽对秦始皇是极为痛恨的。再有项羽是楚国人，秦灭楚，统一天下，他对秦始皇也是有着国仇的。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值项羽与刘邦楚汉争霸。项羽的百万大军必然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而此时，项羽刚刚入关不久，立足时间尚短。况且由于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此盗掘秦始皇陵可以给项羽带来三重收益，了家仇、报国仇、筹军饷。

虽然王侯盗墓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造成的后果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使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盗墓者自身大多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项羽虽然因盗墓获得了充足的军饷，可是却因为丧失民心最终败给了刘邦，最后自刎；刘去因为盗墓等行为而被流放，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无人收尸；陈叔陵因叛逆而被处死，也是暴尸荒野，无人收尸；乾隆虽然用盗得的金丝楠木建造了奢华的裕陵，但是最终还是被民国的盗墓者孙殿英所盗，最后竟然落到尸骨异处的下场。

明火执仗为官盗

与王侯的出现一样，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便产生了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个上层社会阶层——官吏阶层。

在我国，从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此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官吏制度越来越完善。统治者把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又增加了许多爵位，用于封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吏。这些官吏上至太师、宰相，下至县令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同时这些权力是极有伸缩性的。倘若当朝的是个有德的帝王，那么他手下的好官可能就会多一些。这些好官不仅能帮帝王统治国家，还能帮帝王治理国家。倘若当朝是个无德的昏庸帝王，那么朝野中就会奸党林立，恶官纵横。那些恶官不但不能帮助帝王稳固江山，还是江山社稷的蛀虫，是一个王朝毁灭的因素。在我国几千年的官宦史上，出现了比干、包拯、寇准、房玄龄、魏征等许多好官。同时，也出现了赵高、杨国忠、蔡京、高俅等一系列坏官。

但是，有一种事情是好官坏官都可能做过的，这就是盗墓。当然好官与坏官盗墓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官吏盗墓中，盗墓目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复仇；第二类是为财；第三类则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前途；第四类是为了猎奇；第五类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当然这几种目的很多都是相互交错的。

官盗，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或者官员组织进行的盗墓活动。这种盗墓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必担心违反法律而惶惶不可终日。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掘坟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仗地大干。

在三国时，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和主管盗墓的专职人员。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是曹操，他在军中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门负责寻找陵墓、执行盗掘，堪称古今最专业的官方盗墓代表。曹操之所以做这种缺德事，是因为当时军队粮饷匮乏，为了补充自养，不得已而为之。（关于曹操盗墓，在后面的章节里会有所表述，此处不作赘述。）伍子胥

其实，某些官吏盗墓得到了某种制度的默许。比如，著名的陈奉盗墓事件，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默许。虽然历代对于盗墓有着各种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基本上还是官吏制定的，再加上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刑不上大夫，所以那些禁止盗墓的基本法律对官员缺乏约束力。

从制度根源上讲，古代对官员没有很好的监管。对于官吏盗墓，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官吏盗墓也必须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闹出事情来，不过度违背孝道、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历史上也有官吏因为盗墓被皇帝查处。

从官吏盗墓是为复仇来说，典型的代表是伍子胥。这种复仇与王侯的复仇有一定的区别。王侯的复仇目的有家仇、国仇，而官吏盗墓就不存在国仇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族而找那些死去的仇人的麻烦。伍子胥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哥哥报仇，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三百。他甚至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带领着吴国的军队几乎灭了楚国。伍子胥在政治上的作为堪称是一个好官，好官盗墓大多数是为了雪耻复仇。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敛财来说，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而且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官吏几乎全都是坏官。官吏们虽然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又都有朝廷的俸禄养着，但是若与王侯比起来，经济实力就相差得太远了。这些官吏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便要四处搜罗来财之路。贪污受贿是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不过风险也比较大，而且只有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吏才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如果对统治下的百姓太过苛刻，就有造成民变的危险。与这些生财之道相比，盗墓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盗墓不仅不用担心被皇上查抄，也不用担心有乱民造反，只要盗墓进行得隐秘些，是不会被外界所察觉的。考虑到这些，许多贪财的官员就自然而然地把生财之路放在了盗墓上。比如明朝陈奉盗明显陵，就完全是为了获取明显陵中的宝物。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自己的前途来说，最为典型的代表非宋徽宗时期的李朝孺莫属。作为陕西的转运使，专门负责钱粮等物资的筹备、运输，他可以说是不缺钱花的。然而，为了做更大的官，把前途继续向前扩展，他想到了取悦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方法。宋徽宗有收集古董的喜好，因此，李朝孺认为要想升官，可以从这方面下手，把皇帝哄高兴了，官位不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吗？而盗墓是取得古董，尤其是那些较为珍贵的古董的“最好”方法。鉴于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李朝孺是不敢把那些普通的古董送上去的。比干墓的传闻给了他希望，那件充满传奇色彩的铜盘墓志铭就成了李朝孺取悦宋徽宗的最好的古董。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肯放弃了，盗墓也就成为必然。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猎奇来说，以东晋刺史温放之盗王士燮（xiè）墓为代表。温放之为当时的朝廷立下了不少军功，可以说是个好官。可是，他却偏偏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甚至对在民间传说中被传得极为阴森恐怖的王士燮墓也充满了好奇心。他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看看陵墓中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鬼神，掘开了王士燮墓，打开了棺椁。盗墓之后，温放之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然而，他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在盗墓归途中堕马而死。

从盗墓是为了满足盗墓者变态的心理需求来说，南朝太守王玄象盗墓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王玄象与刘去一样，都对盗墓有着强烈的喜爱，并把这种无耻的行为当做一种嗜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的盗墓业绩十分显赫，达到了在他的地盘内找不到一具完整的棺椁的地步。他自小生活在官宦之家，不缺钱，不是为了敛财而盗墓。他与所盗陵墓的墓主也没有什么仇恨，盗墓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的盗墓行为是在一种变态心理下进行的变态活动。

除此之外，元朝杨琏真迦的盗墓比较特殊。他的盗墓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取悦当权者以及变态的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怪胎。杨琏真迦盗墓确实搜刮了墓葬中的所有陪葬品，为敛财而盗名副其实；杨琏真迦的盗墓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因为在当时，创立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元朝统治者为了报复汉人的轻视态度，就采取了更为残忍的统治手段。在取悦当权者上，杨琏真迦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不满，就极力做一些迎合统治者心理的事情。这从元世祖忽必烈对杨琏真迦盗南宋六陵的默许态度可以看出。

官吏盗墓的性质是比较好区分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官盗事件，只有一小部分兼有官盗和民盗的共同特点，像明朝陈奉盗墓就既是官盗事件，又是民盗事件。说它是官盗事件，是因为陈奉是打着朝廷的名义，带着军队去盗墓的。说它是民盗事件，是因为盗墓所得的财宝大部分都被陈奉私吞。

官吏的盗墓手段往往极不高明，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因为他们并不是专职盗墓的盗墓贼，所以不具备一定的盗墓经验和特定的盗墓技术。盗墓工具也极为简陋，以铁锹、斧子、刀剑为主。这些致使他们所盗的陵墓遭到的常常是毁灭性的破坏。有的官吏盗墓时还十分残忍，像伍子胥鞭尸三百，像杨琏真迦把南宋皇帝的遗骨与牛马粪混在一起，并造塔镇压。

纵观我国官吏盗墓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发生的——社会秩序混乱，朝廷统治黑暗，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民变时有发生。伍子胥盗墓是吴国占领楚国之后；温放之盗墓则是出于长久不安的东晋时期；王玄象盗墓发生在诸多小国相互混战的南北朝时期；李朝孺盗墓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犯的时候；杨琏真迦盗墓发生在元军灭南宋的时候；陈奉盗墓发生在社会统治极为黑暗的明神宗时期。可以说，处于太平盛世，社会稳定，统治者贤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官吏盗墓事件的。因为那些稳定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都十分严厉，制度也比较健全，官吏就不好钻空子。那些混乱的朝代，统治者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盗墓官吏呢？况且，有的官吏盗墓就是在皇帝的默许与支持下进行的，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宋徽宗对古董的嗜好，才引发了李朝孺盗墓。正是因为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杨琏真迦才敢在南宋六陵中作乱。正是因为有了明神宗的默许，陈奉才有胆量盗掘明神宗曾祖的显陵。

聚蚁成堆即民盗

与官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民盗。民盗，指的是个人或团伙的盗墓行为，多数是出于对随葬品利益的追求。他们盗取随葬品后找机会出售来谋求暴利。与官盗最大的区别在于官盗不受法律的制约，而民盗却是违法行为，法律的制裁如影随形伴随着民盗们。

民盗没有官盗那样嚣张的势力，不敢明目张胆地行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传说民间盗墓者分为摸金、搬山、卸岭、发丘四个门派，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之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摸金派。

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摸金一门能够根据风水和山川河流的走向找到墓穴的具体地点。他们进入墓穴之前要带上口罩，干活时要求动作麻利轻柔，从死者的头一直摸至脚底，不能对尸骸造成任何损害，对技术环节是很注重的。曹操设立摸金校尉一职，专门掘丘，所以摸金门弟子又被称为摸金校尉。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卸岭三门都少有弟子出现，因此往往被认为门派传承就此断绝，只剩下摸金一门。

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傅传授才算弟子，他们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同门。不过在摸金门传承中，只有获得正统摸金符的人，才能被称为摸金校尉。号称掘丘一行的民间正统，与发丘天官的手段差不多，最善于以风水星象计算出古墓宝藏的方位。行事讲究留有后路，做事不做绝。

摸金校尉不喜欢与人合作，若独干有困难时，对方必须是很信任的人，只组成五人以下的小团体。积极吸纳现代社会的工具与武器，并能将它们与风水术法结合起来使用，但对传统行规最为重视，极少有人违反。不是很擅长武功秘法体术。

摸金校尉与发丘将军互相看不顺眼，摸金认为发丘与官府合作，挖掘古墓时坏人尸骸、损人风水，对行内传统规矩多有违背；而发丘以为摸金因循守旧，空有精悍手艺只为衣食谋，不能将行业发扬光大。

摸金校尉们最擅长的是找墓，他们往往将搜集来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当地风水的观察，总是能以很快的速度找到陵墓的具体地点。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动手之时，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地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

进墓前需戴口罩，入内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气，怕诈尸。

一般都是三人一组。一个挖土的，因为坑外不能堆土，所以还有一个专门去散土，另有一个在远处放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搬山道人一派。“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掘丘，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他们大都扮成道士活动，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有的人以为他们发掘古冢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

搬山一派，最早在秦汉时就有雏形，但是兴盛于清朝中期，搬山一派擅长破解墓葬中的暗器和机关。他们常常利用外力损坏墓葬外围，进入墓穴盗宝。风水上只是粗通门道，但与其他三派相差较远。搬山道人行事多独来独往，从不与他人合作。传统“武功”比摸金强一些。

搬山一派的前身与茅山略有渊源，但因为理念原因，也是互相排斥。由于创派时间比较晚的缘故，继承风水法术不多，对传统行规彻底无视，被其他门派所排斥，就极少表露真实身份，以道士的身份周游国内各地，没有太强烈的善恶与民族观念。

搬山道人掘丘，只为求财，虽通机关，但一贯以破坏为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人身安全及销赃渠道计，亦有自然形成而流传下来的种种套路。

卸岭一派属于“两栖动物”，游走于绿林豪强和盗墓贼之间，人数众多，实力强大。有墓的时候挖坟掘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甲牌，啸聚山林劫取财物，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冢也敢发掘。卸岭门据说创始人得仙人传授，有令人力大之法，所以卸岭门门人，多是力大无穷、通晓武功之人，被称为力士。传说当年威震九州的吕布也曾是卸岭门传人，为董卓筹备军饷，曾挖掘过多位汉皇墓葬。

此派于北宋期间经过逐步交流融合，吸收了摸金与崂山派两派特色，形成了具体的流派，对风水术法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擅长于破坏法阵，熟悉各类风水地形的弱点。

元朝时期，因敌视元朝政权，被大肆迫害，于是展开全面报复，以破坏成吉思汗陵的风水，败坏元朝江山为己任。最终破坏了成吉思汗的几处附陵，恢复汉人江山，也因此和蒙人结下世仇。蒙古占据天下时，曾发出金鹰令，召集一个集合了天下刺客的秘密组织追杀卸岭门门人。据说直到今日，这一刺客集团的后人依然遵循祖训，追杀卸岭门门人。也正因为如此，卸岭力士最为隐秘自己身份，非本门之人虽父子妻女也不会告知自己的身份。卸岭门门人后来淡出中原，曾经多活动于苗疆外蒙西北一带，近代在中亚北非欧洲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踪迹。

卸岭力士多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华夏一族的传承很是重视，虽然活动范围不在中原，但传人只在汉人内寻找，对可能危害到汉人中原政权的国家，无所不用其极。精擅传统武功，行迹类于侠客。

卸岭这一派主要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程度，都忌烟酒、辛辣之物。用铁钎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用鼻子闻铁钎从地下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时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

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其效果就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

卸岭派长期被蒙人追杀，门人多朝不保夕。为图自保，千百年来前辈的规矩多有变动，并演变出种种新的行规，比如从不对汉人甚至华人的陵墓出手等等。

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在掘丘者手中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号称一印在手、鬼神皆避。此印原型据说毁于明代永乐年间，不复存于世。

发丘一派与摸金一派的手法接近，技术上稍微逊色，但他们注重团队合作，经常以古董商人或当铺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瞄准大型的墓葬甚至皇家陵墓下手，是四派中唯一不忌讳与官方合作的一家。清代因为外族迫害，流亡海外，多活动于东南亚及美洲一带，诸多大型古代陵墓发掘队中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发丘将军行动的同时邀集多人，做好详细计划，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措施。然后按部就班，依次进行。因此在掘丘过程中危险性最低。而麻烦多来自事后分赃保密等程序，因此有所针对地产生了一系列规矩。

除了以上四大派别外，还有两派不知名的，即崂山道士派与茅山派。

崂山道士一派擅长于驱鬼捉妖、诅咒解咒、传统中医、地脉风水、内家功夫等。其中地脉风水与传统功夫两法分流到山贼组织，形成了卸岭力士一派。曾经辉煌一时的绿林军中多有崂山门下。传说唐末义军领袖黄巢就学过崂山之术，并曾经在陕西挖过多处唐墓以充军饷。而崂山派内部这些本领却逐渐失去传承。

崂山道士多以驱妖捉鬼、周游行医为生，也有人为富豪官宦服务，对付其敌人。崂山弟子素以不分正邪、行事胆大妄为著称，号称只尊天命、不理人情。弟子中颇多和四大门派合作盗掘古墓牟利之人。四大门派中回避僵尸的法器药物，也多为崂山弟子所创，与茅山为宿仇。

茅山派属于道教教派，为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所创，因在茅山筑馆修道，尊三茅真君为祖师，故名。一说汉茅盈及其弟固、衷，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此派主修上清等经书，奉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太微天帝君、后圣金阙帝君、太上老君等为最高神，主张思神、通经、修功德，兼修辟谷、导引和斋醮。该派代表人物除陶弘景外，隋唐时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高道辈出，隐若道教正宗。北宋时与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号称三山符箓。元代以后归并于正一道。

茅山派擅长寻穴找墓、风水祭祀、迎亲典礼、机关阵法、相面测字、看八字、算吉凶，甚至逆天改命等。其中机关阵法，与搬山分甲术意外流失，形成了掘丘一行中的搬山道人一派。

茅山派人多以道士身份巡游四方，以参赞红白喜事、看风水找坟地、看相算命等行当为生。茅山派认为天命虽不可违却可变，所以最擅长利用墓穴改变他人命运。也因此和掘丘者水火不容，中土墓穴中的守墓机关，号称有半数为茅山弟子所创。

茅山、崂山两派为宿仇，结仇原因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追溯。实际上，后人多是因为谋生过程中产生冲突。崂山道人惯于破坏墓葬取利，茅山弟子则要费尽心思研究如何不让人掘丘破运，一来二往两派中人死在对方手下不计其数。

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对付规模小的墓葬自然是连夜赶工取走珍宝，在天明之前消遁无形，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对付规模较大的墓葬，必须采取持久战，这时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在墓葬周边开荒种田，播种玉米、高粱等高秸秆农作物。等它们长高后，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将墓葬挖掘一空（安全，就是得等庄稼长高，需要耐心）。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就可以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旁修建假坟，施工时暗中挖掘地道，进入墓葬。

不管用什么方式伪装，最后都得挖个盗洞进去。盗墓者确定墓葬的大致位置后，一般直接在地面垂直挖洞进入墓室，留下的盗洞大多是圆形的。但有些大墓比较深，直接开挖通道很容易塌方，搞不好就会把盗墓者压死或关在墓里面，于是出现了事先在墓穴的上方挖个大小仅容一人操作的方形洞口的做法，这样可以避免塌方。随着盗墓技术的成熟，出现了迂回挖洞的方法，盗洞也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并在四面装木板，利用木板的支撑作用，基本可以避免塌方，得手后或火烧木板或将木板抽出，防止留下痕迹。

由此看来，盗墓这行当并非人人可做，它需要有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风水堪舆本领，以及专业的盗墓技能。对常人来说，除了会刨土，其余的环节着实勉为其难。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至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无论官盗还是民盗，究其本质都是盗窃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非法获取了他人财物，打扰了死者的长眠安息，也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他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军阀盗墓最凶残

军阀盗墓是有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就是在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时候。这一方面是由于混乱的社会无法对盗墓行为加以遏止，另一方面军阀混战导致军饷缺乏是他们盗墓的直接原因。

就像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开篇那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多次长时间的分裂时期。这些时期有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时期、民国时期。

在这些时期，我国出现了不同于王侯与官吏但却手握重兵的特殊阶层——军阀阶层。这一阶层内的人物，长期征战沙场，大多没受过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凶狠残暴，脾气古怪，杀人成性。这些军阀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多年的兼并战，统一了全国。但是，军阀的连年混战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军阀，这类人在历史上声名狼藉，但是历朝历代却源源不断地盛产军阀。由于大多数军阀属于武人，他们不会像文人那么斯文和犹豫不决，果断在他们那里就成了凶狠残暴，所以从现有的历史记录来看，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是极端疯狂的，对文明社会的种种戒规视为草芥，更不用说那些死人的墓地了。他们往往迷信鬼神，更不怕死鬼，他们也不关心穷鬼，他们喜欢的是富鬼。

国家长时间的分裂不仅使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各个分裂的军阀势力之间常年混战，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许多田地都因战乱而荒芜，许多百姓都因战乱而送命，许多平民都因战乱而无家可归。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的战乱，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出现了许多盗墓的军阀。

这些分封割据的军阀都占有自己的一块领地，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人敢制约他们的行为。于是，这些军阀就在管辖区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为了他们特殊的目的，有的军阀不惜背负千古骂名，做上了盗墓贼。

军阀盗墓的目的相对于王侯来说，要简单得多。他们盗墓的目的第一类是为筹集军饷，第二类是为了敛财，第三类是为了特殊的心理需求。在军阀盗墓的过程中，有时是筹集军饷与敛财交织的，有时是敛财与满足特殊的心理需求兼收的。

从盗墓是为了扩充军饷来说，这似乎是很多军阀都做过的事情。一个军阀势力要想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保持强者的地位，就必然需要强大的军队。要想培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就需要充足的粮草、丰富的后备资源、先进的武器装备，这里的每一项，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相对来说，军阀大多数不是什么皇宫贵胄出身，自身并不具备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使是那些出身名门的军阀，也不可能有足够支付一支强大的军队常年开销的实力。于是，战争形式的需要就与现实的状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被每个军阀都视为头等大事的矛盾呢？一遇到战乱，原本食不果腹的平民百姓就有许多会饿死，哪里能拿出钱财来交军阀的赋税呢？况且战乱必然给社会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有时大规模的战争竟然能造成千里田地被毁的现象。从那些富裕的人家抢劫，也只能使用一段时间。那些富裕的大户必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被抢走，他们在发现了军阀的抢劫苗头之后，就会把金银财宝藏匿起来。因此，对于那些欠缺军饷的军阀来说，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死人身上下手了。盗墓既不用担心那些死者会反抗，也不用担心财宝会被藏起来，只要挖开陵墓，金银财宝就会源源不断。为了适应大量钱财的需要，军阀们所盗陵墓大都是那些埋葬着丰富而稀有的陪葬品的皇陵。当然，倘若实在找不到皇陵，那些小陵墓他们也不放过。

为扩充军饷而盗墓的代表是东汉末年的董卓和民国时期的孙殿英。当然，他们盗墓也是有着敛财的目的的，但是主要因素还是筹集军饷。董卓作为一个从西北起家的军阀，虽然官至太师，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在经济实力上并不是十分强大。东汉末年的皇室本来就已经很困顿了，哪还有什么油水可刮。虽然董卓把持朝政后，掠夺了不少汉天子的财宝，但是与他那庞大的军事支出来比，可以说那些掠夺来的财宝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凑巧的是，全国的十八路诸侯又同时讨伐他，就更使董卓的财政负担捉襟见肘了。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了。

到了近代，官盗更加横行，在中华民国早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大案。1928年7月的一天夜里，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命令工兵团长颛孙子瑜带一连人直奔慈禧的定东陵。同时，又命令师长柴云升手下的韩某奔胜水峪乾隆皇帝的裕陵，经过七个夜晚的罪恶活动，将两座陵墓内的金玉珍宝洗劫一空。他们的盗墓活动，无论是盗墓工具还是盗墓技术上，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人类战争史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作为大军阀的官方盗墓，充分享用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当发现墓道口用大石封堵时，早就不像他们前辈摸金校尉那样依靠火烧、斧劈来一点一点开路了，只需几包炸药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搞定。

天下之大，有着盗墓嗜好的人不止刘去一个，温韬也是一个以盗墓为乐趣的人。温韬趁着唐末的混乱局面摇身一变成了手握重兵的大军阀。除了敛财，他有时似乎只是为了过过盗墓的瘾而盗墓。这从他专门为自己的盗墓成果而编写书册就可以看出。

从以盗墓敛财来说，南宋末年金国所立的傀儡大齐皇帝刘豫是一个典型代表。刘豫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可是并没有皇帝应有的特权与待遇。刘豫对钱财的疯狂喜爱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他只是出身于一个平常百姓的家庭，依靠些小聪明当上了皇帝。其实，他并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宝物。于是，他便把目光盯上了陪葬品丰厚的北宋皇陵，大肆盗掘。

军阀盗墓的性质无一例外，都属于官盗，都是以大量的军队为后盾来进行的。军阀盗墓的手段比同时代的其他盗墓者都先进。因为这些军阀都手握重兵，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民国时期的各个军阀盗墓为例，他们在盗墓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便采用火药、抽水机等现代工具技术与手段。

军阀盗墓的过程是极为残忍的，他们为了尽快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盗墓，有的甚至不惜炸毁陵墓。在盗得陵墓内的财宝后，又会对陵墓内的尸体大加毁坏。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遗骨就被大卸八块，随意扔在了地上。

上述官盗行为，都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来进行的。盗墓者手握重兵，掌握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刀把子决定一切的时代，可以横行无忌。官方盗墓行为是没有权力制约的，所带来的后果给人类的文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历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

乱世土匪无顾忌

土匪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从社会地位上还是从道德水平上大都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提到土匪，人们大多会想到面目狰狞、杀人如麻、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等形象。在我国古代社会，对土匪是非常歧视的。有的人宁愿乞讨要饭也不愿意当土匪。因为一旦与土匪沾上关系，不仅自己会遭到世人唾骂，就连后代也不会被社会尊重。尽管有一些土匪良心发现，做过一些好事情，但是他们的地位仍旧没法改变。土匪既不同于官府，也不同于百姓。与官府相比，他们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军事力量的保证。因此他们往往在官府的打压之下，苟且偷生。与百姓相比，土匪的力量又显得十分强大。他们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及军事力量，还有着一定的钱财做后盾，尽管那些钱财绝大多数都是抢来的。因此，他们往往充当着一个欺压百姓的角色。我国民间百姓对付那些淘气、调皮的孩子，往往吓唬他们说土匪来了，小孩听了马上就会安静下来。可见土匪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对他们就连世事不懂的小孩都惧怕至极。

这些土匪要想获得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以便购买钱粮、武器，就要广开财路。我国历史上土匪敛财的方法很多，包括拦路抢劫过往行人、偷盗，甚至举全寨之兵洗劫村庄与城市。这些都是他们较为普通的敛财方法，不仅收益小而且风险大。因此，有的土匪开始转向了其他的敛财方式，土匪盗墓便应运而生了。

纵观土匪盗墓，无论是在盗墓目的还是在盗墓背景、盗墓手段、盗墓规模、破坏程度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从盗墓目的上来说，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单纯地为了敛财，一个是为了扩充军事力量而敛财。这两者一般都是有交叉的。

单纯地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土匪大多是那些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有了较为雄厚的实力，身边所处的竞争较小，官府的威胁也不大的土匪队伍。已经发展成了一定的气候，因此，土匪队伍不再需要扩充人数，没有安全隐患也就不再需要购买武器。他们盗墓或是由于土匪头领的个人喜好，或是由于生活上缺钱花而盗墓。土匪们一般都出身于贫苦家庭，几乎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一旦当上了土匪甚至是土匪头目，手中就有了一定的权力。有权力就会滋生腐败。因此，土匪发迹之后大都会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要维持这样的生活可不容易。因为土匪头子不光要考虑自己，手底下的兄弟若是过得太不好了也自然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大量的资金需要就使他们想到了盗墓。

单纯地为了扩充军队而盗墓的土匪大多是那些发展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武器装备落后，经常在众土匪队伍中混战，有着强大的生存压力，有时还会遇到官府追剿的土匪队伍。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武装自己，同时在武装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盗墓，可以说是这类土匪队伍的首选发财之路。

上述两种情况比较单一，这样的土匪队伍也很少。一般情况下，土匪队伍盗墓既是为了满足土匪头目个人的私欲，又是为了扩充军事力量。比如万娘坟被盗、光绪皇帝崇陵被盗以及清东陵又被王绍义盗掘等。他们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方面是为了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从盗墓背景上来说，土匪盗墓一般都发生在社会动荡不安、主流政府势力微弱，大小军阀连年混战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与土匪的生存条件有关的。一个社会之所以有土匪的生存空间，就是因为主流政府无法有效地对统治地区进行管辖。像我国那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代，土匪是很难存活的。这是因为，土匪的来源会受到限制。如果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又有谁会乐意去当风险极大的土匪呢。即便有那些不安分的人或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当上土匪，也很难长时间地生存发展下去。因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及英明的决策者，这些决策者一定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土内出现反叛力量的，何况强盛的王朝就必然会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他们便会对土匪进行大力镇压。因此，像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唐玄宗中前期以及后来的康乾盛世都基本上没有土匪作乱的情况发生，也就很少有土匪盗墓的情况发生。相反，那些主流政府实力微弱的时期，则是土匪大加横行的时候。这是因为势力微弱的王朝一般都是有昏庸无能的统治者领导的，也就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百姓出现民不聊生、生活无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落草为寇去当土匪。而昏庸的统治者或者不知道自己天下里土匪横行的情况，即便知道了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或者是“闲心”去镇压，所以只能看着土匪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因此也就引发了许多土匪盗墓的事情。这种情况很多，像宋朝，本身受到辽、金的长期侵扰而自顾不暇，又哪里能顾及剿匪呢？再如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势力逐渐衰弱或消亡，又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根本就没有时间与精力剿匪。到了民国时期，大小军阀连年混战，基本上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即便有军队与驻军监管盗墓事宜，也大都是个摆设，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第三，从盗墓手段上来说，土匪盗墓手段都是极为低下的。他们并不是专职的盗墓者，只是来取钱的盗贼。他们一般都没有盗墓经验，盗墓工具也仅限制在铁锹、斧头等上面，盗墓技术更是匮乏。

第四，从盗墓的规模上来看，一般都是100人左右的盗墓队伍。这与土匪队伍的规模有关。因为土匪并没有正规军的地位，所以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这就注定了土匪队伍不会很大、很强。他们盗墓也不像一些财大气粗的军阀那样，可以明目张胆地盗掘。为了躲开各方面的冲击，他们常在深夜里偷偷行动。

第五，从被盗陵墓的破坏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因为土匪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一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他们性格粗暴，就必然会对所盗陵墓大加破坏。他们使用的都是铁锹、斧子等破坏性极大的工具，因此所盗过的陵墓大部分都会出现开棺剖尸的情况。

第四章　盗墓派别之分——北派南派，难分高低

分派别南北相当

中国古代盗墓贼从地区上分，有南北两派，以长江为界。北派中又分出洛阳（河南）帮、关中（陕西）帮等很多派别，每帮各有“活动范围”，外帮很难进来。一般情况下，各帮互不侵扰各做各的。

北派以“巧力”见长，如盗洞打在何处（棺前或棺尾）、掘成何形（方洞或圆洞）都有讲究，十分诡异。方口形的盗洞就是北派所创，因在陕西关中地区的黄土地上多见，圈内俗称“关中式盗洞”。北派盗墓贼在工具的使用上特别讲究，如洛阳铲就是北派盗墓贼发明的，他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盗墓，也可以施展他们盗墓的绝技。

南派则以“巧技”见长，手段超强，通过自己或是祖传的经验，结合所掌握的堪舆理论来探穴盗宝，他们对中国古代的风水知识有独到研究。北派发明洛阳铲。南派则善于使用“望”、“闻”、“问”、“切”四法，此法便是南派中的“长沙帮”盗墓贼所总结的，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当然也是绝技。

南北方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差异，造成了北方和南方墓葬的不同。千百年来，南北方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传承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北方的中原地区以黄土为主，土质较黏，因此墓葬形制除土坑墓之外，还有洞穴一样的土洞墓。南方地区由于土地沙质，土质比较松散，难以挖凿洞穴，所以墓葬多为土坑墓。

先秦时期，礼制逐渐形成，等级规范化的同时，南北方墓葬文化特征的差异日渐明显。两周时期，北方除周王朝统辖区域外，主要诸侯国有三晋、秦国等，南方的诸侯国主要有楚国、吴国和越国。三晋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秦墓的最大特点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竖穴，再在竖穴底部横向挖墓洞放置木棺。总的说来，北方的墓葬多是土坑、土洞墓，墓圹（kuànɡ）的周围常常会开凿小的墓室放置随葬品，这是因为北方黄土质地黏稠，容易凝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此外，北方大型墓葬内经常有大量的砾石存放在木椁和墓圹之间，这是一种对墓葬的保护措施。南方地区的楚国墓葬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的墓葬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楚国的文化因素。楚墓最大的特点是木椁分好几个椁室，如君主墓葬的椁室为9个，大夫墓葬的椁室为7个，这些椁室根据位置的不同，存放不同的随葬品。南方地区墓葬也有相对应的保护措施。由于南方地区水系发达，土壤中水分较多，木椁和墓主人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大型墓葬中一般都会放置木炭，墓圹壁上也会涂抹一层青泥，其目的无外乎防腐。

两汉时期，南北方墓葬仍持续着前代的差异，北方地区出现多墓室的墓葬，墓室之多有时可达10多个；南方地区则继续流行多个椁室的土坑墓，马王堆汉墓便是多椁室土坑墓的典型代表。

进入南北朝，直至隋唐时代，墓葬形制变化的速度逐渐减慢。北方墓葬以土坑墓或土洞墓为主，形制多样，但总的来说都是长方形墓室前有一条墓道；南方墓葬则多为砖室墓。北方土墓、南方砖室墓的格局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传承千年的。

宋代之后，南方继续流行砖室墓，北方则由于长期为少数民族统治，在墓葬形制方面显现了文化借鉴与交流，如契丹族、女真族的圆形砖室墓，蒙古族的秘葬等。南北方墓葬文化的差异致使南北方盗墓者盗墓方法各有不同，经年累月，经验和技术不断成熟、固定、传承，最终形成南北方两大盗墓派别——“南派”与“北派”。

北派粗放器精良

北派盗墓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盗墓者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北方地区土质较黏，所以墓葬多为土墓，只有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为砖室墓或凿山为陵。针对北方土墓的特点，一种方便而又能快速、准确定位墓葬具体位置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洛阳铲。

洛阳铲是洛阳地区盗墓者惯用的一种寻找墓葬的工具。洛阳铲的端部用金属锻铸而成，截面呈月牙形状。使用时利用惯性将洛阳铲插入土中，再向上提起，铲头就能带出土来，根据洛阳铲带出的土，有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判断此处是否有墓葬。一般说来，有墓葬的地方，洛阳铲带出的土为五花土，没有墓葬之处的土为生土。盗墓者提着洛阳铲在选定的墓区中四处勘探，最终确定墓地的精准位置。由于洛阳铲携带方便、用法简单，又能准确探测出墓葬所在，因此在中原、北方地区十分流行。可以说，洛阳铲是北派盗墓的象征。

利斧也是北派盗墓常用的工具之一，作开凿墓葬时用。尤其是对于汉代有黄肠题凑的大墓，利斧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除此之外，考古者在发掘墓葬时，经常能在先前被盗过的墓葬中发现凿、耜（sì）、镐、锹、镰刀等，这些都是北派盗墓者偷坟掘墓得心应手的工具。北方墓葬的盗洞一般开在墓顶正中，盗墓洞直径大概在0.4米至0.7米，因此锋利的工具对于北派盗墓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寻找墓葬还是发掘墓葬，北派盗墓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只是单纯依靠工具锋锐，所以我们将北派盗墓称为“粗放型”。

与北派盗墓者相比，南派盗墓者的绝活是寻找墓葬。在寻找古墓的过程中，南派盗墓者用各种技术与先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可谓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型”。

南派集约技为先

南派以今天的长沙地区为中心。由于南方地形复杂，墓葬埋藏的地理环境多样化，致使墓葬所处环境各有不同，寻找起来相对困难，而南方墓葬多以坚硬的青砖作为建造材料，也使得北派中的洛阳铲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南派盗墓者的重点和难点便在于如何寻找深藏地下的砖室古墓。有人形象地用中医诊疗的步骤形容南派盗墓技术过程，即望、闻、问、切。

望就是看风水。墓葬选址都是依风水而定，一般所谓的风水宝地、荫庇子孙之所，如依山面水之处，必然也是墓葬聚集之地，而且根据风水，还可以判断墓地的大小。除了风水，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对于南派盗墓者来说，也可传达出重要信息。老一点的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查看地势，看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按照士夫子的解释，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会有大墓存在且墓的规格高，陪葬宝物既多且精，许多是国之重器。以风水之术预测地面有无标志墓址，几乎百发百中。

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若发之，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半信半疑，“蔡夫子”可能是想在众小子面前故意露一手，于是打赌：“若发之，无古墓和珍宝，我自己愿输一千银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我将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几百件。后来这批宝物被蔡民卖给美国一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后蔡氏在长沙子弹库盗掘出著名的战国缯书，同样被美国传教士弄到了国外。

闻，为闻气味，依气味的不同来分辨墓葬的有无。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在踩点时，若发现墓葬所在位置，便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大体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这听起来似乎玄之又玄的方法，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历代墓葬的填土、墓葬填充物不同，因此墓葬可以散发不同的味道，如秦汉时期墓葬中常常灌注水银、随葬朱砂防腐，而唐宋之后墓葬外侧习惯涂抹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许一般人难以察觉，可那些世代以盗墓为生的盗墓者却能敏锐地辨别出这些气味，从而进一步精确定位墓葬所在地。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这些人一般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和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历史、传说、地名、古迹等无一不透露着遗迹的信息，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即使在今天的考古调查发掘之中，古地名、古传说仍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的村庄以“窑”命名，那么就要注意方圆百里是否有过烧窑遗址的存留。而地名中有“王坟”二字的，其地多半有大型墓葬）。因多年练就的功夫，加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的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长沙的士夫子的盗墓方法，主要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其位置与年代，随后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挖竖井式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盗洞笔直向下，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来踏足，双手将洞内装土的畚箕举上来。再向下挖时，就采用搭人梯的方式。当接近棺椁部位时，就由有经验的“师傅”亲自探索，如果棺椁保存尚完好，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如果棺椁已经腐坏，“师傅”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就是很小的印章也能找到。

切，为根据土层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和大小，一般的做法是用工具在地表打几个洞，通过洞来判断墓葬具体方向、大小，然后顺着洞在墓中棺材里摸死者身上的物品。用手摸出土物品，以判断物品的价值大小。

第一是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找到病源，也就是古椁室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棺头椁尾，盗取葬品。位于长沙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墓曾先后五次被盗，陪葬的顶戴花翎等珍物被盗得片甲无存。据考古人员清理发现，几次被盗几乎每次都是从墓顶直接打洞进入墓室的。

第二是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古人死后，据说在尸体的各窍放入玉器等物填塞，可避免腐烂。于是，许多贪得无厌的盗墓者便连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1994年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出的楚国贵夫人尸体，之所以遭到劈棺抛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敲开、牙齿被敲碎之祸，主要是盗墓者想从这些地方找到藏匿的珍宝所致。

第三是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凡行内高手所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价值几何。这个妙法主要是靠经验取得，若无常年与出土文物打交道的经验，再伟大的天才也望之不及。业内高手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胜算很高。

听，是盗墓中的综合功能，由听而观察世界万千事物的异同，从中对心中所期望的目标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派盗墓者们多是依靠技术寻找墓葬所在位置，这些技术往往都有科学依据，并非无稽之谈。

环境的差异、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促使南北方文化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而千百年来屡禁不止的盗墓行为也在这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走向分化。无论北派还是南派，都因地制宜地将盗墓技术推向各自的高峰，同时也为文明传承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厄运。

第五章　盗墓者动机揭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盗取财物为首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盗墓者们也不例外，也许自社会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产生的那天开始，盗墓者便如影随形地跟踪着古墓。正是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他们无视法律的严厉制裁、传统道德的无情唾弃，走上了盗掘古墓之路。

盗掘古墓获利之大简直超乎人们想象，个人的盗掘行为固然能令人一夜暴富，军事集团发掘古墓所敛财物甚至可以支撑一个政权的开支、维持一场战争。

仿佛是为了支持“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说法，盗墓者们也未因墓葬规模小，所藏随葬品不多便轻易放弃。在盗墓疯狂盛行的年代，大墓被盗一空，小型平民墓葬也难逃一劫，即使只有随身衣物，也被盗墓者席卷而去。东汉王充《论衡》中提到“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说明挖平民墓葬盗取衣物的事情在当时司空见惯。东汉末年，军阀李堪进入长安，军士缺少衣衫，李堪便纵兵发掘平民坟墓，将死人身上未腐烂的衣服剥下。

看来古人所说的“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们摒弃了一切道义与恐惧，铤而走险，唯利是图。

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缘故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曾经流传甚广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这些盗墓者，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者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魏晋间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曾经“着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王公贵族和凡夫俗子们都会毫不吝惜地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营建自己身后的极乐世界。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更是变本加厉，浪费奢华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这2132年的时间内，前后共出现了二百多位皇帝。每一位身后都留下一座不折不扣的“国家宝藏”。这些宝藏，有的能够千年不腐，有的已随时间而逝，有的惨遭盗掘，还有的仅仅存在于传说中……自诩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死后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了地下陵墓。这是一座险些把整个大秦帝国在地下翻版一样的陵墓，如果不是陈胜、吴广起义，它还会永无止息地修建下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挖至泉水之下，然后用铜汁浇铸加固。墓宫中修建了宫殿楼阁和百官排列的位次，放满了奇珍异宝。为了防范盗窃，墓室内设有一触即发的暗箭。墓室顶部饰有宝石明珠，象征着天体星辰；下面是百川、五岳和九州的地理形势，用机械灌输了水银，象征江河大海川流不息，上面浮着金制的野鸡；墓室内点燃着用鲸鱼油制成的“长明灯”。陵墓周围还布置了巨型兵马俑阵。陵墓的设计，处处体现了这位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样也不甘示弱，在他即位后不久（前139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寝，一直持续了53年，在他死后工程才完工。汉武帝动用了国家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从茂陵修建之初，年年都有金银财宝藏入地宫，直至汉武帝刘彻死后入葬，地宫已被装得满满当当。茂陵的地宫到底有多大呢？史书记载“地宫占地一顷”，按照现在的尺寸来计算，地宫占地约5334平方米，这是一个怎样的地下宫殿啊！我们单看茂陵的陪葬品，就能知晓那时候的厚葬之风有多么严重。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地宫内充盈了大量的稀世珍宝，例如，康居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古代社会厚葬的盛行，使社会财富渐渐向帝王贵族的墓葬集中。到了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依然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老佛爷”之欢心。那个把两代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那拉氏，不仅让凤高高地飞翔于龙之上，还把她的陵墓修建成清东陵中最精美、最豪奢的一座地宫。

太监李莲英曾经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李莲英和其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大约有一尺厚。仅慈禧身穿的那件绣珠服褂就价值265万两白银，凤冠上那颗大珍珠价值10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朝库存白银还不足7000万两。这个疯狂的西太后，恨不得把大清国全部的家当都带入地下。

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每个王朝的末年都是最混乱的时期，群雄争霸，盗匪横行，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个时候正是盗墓者掘坟挖墓的大好时机，历代王朝的陵墓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掘的。秦始皇陵埋藏丰富的宝物，必然会引起各种人物的觊觎。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说，项羽率众攻人咸阳之后，派30万人运了一个月都没有把秦始皇陵里面的东西全部运走。随后，关东盗贼又将铜棺窃去。后来，一个牧羊娃手持火把进入墓穴寻找遗失的羔羊，不慎引起火灾，大火持续烧了90天，将陵墓变成了一片焦土。《晋书》曾记载了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nǎnɡ）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做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盗墓只为取墓材

发掘他人坟墓，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将他人坟墓的材料拿来作为自己修建坟墓或其他建筑的材料。墓葬的材质多为土坑墓、砖石墓、石室墓等，许多墓葬上还有祠庙等建筑，一般用木材建成，于是发墓取材也就成为盗墓的一个重要原因。《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做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只朱雀尾巴和一条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答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做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1公亩（合100平方米），高约3米，墓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古人对墓葬建设的投入是很大的，有些建筑用材，不仅设计精美，而且持久耐用，为他人所垂涎眼热。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发掘墓葬取墓材，用来修建自己的墓穴，或者作为其他建筑用材的主意。

为了借用他人的墓材而盗墓，在古代屡见不鲜。

宋朝时，挖掘墓材，已经成了比较普遍的盗墓行为。致使一些人在修建墓葬时为了避免被盗贼挖掘，不再使用砖头和木材。北宋的吴春卿死后下葬，向下深挖两丈五尺，然后再按照棺材的大小挖坑，将棺材放进小坑，上面铺上东西掩盖，将两丈五尺深的大坑用土填充夯实，不用砖头。吴春卿埋葬先人，也是采用了这种办法，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将砖头挖走他用。

明朝正德四年，大太监石岩修建墓穴，但是没有可供使用的大砖有人向石岩建议说：“附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古墓，里面有许多大砖，可以拿来使用。”于是石岩派人将那座古墓拆除，将里面的大砖全部挖了出来，用来垒砌自己的墓室。根据古墓的碑碣，被挖掘的古墓，是北宋名相王安石的墓葬。

历史上最有名、手段最为高超的墓材盗用事件，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贪图明十三陵中的金丝楠木，置九五之尊的颜面于不顾，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发墓掘坟占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六朝时的达官显贵死后多葬于金陵梅岭。南朝时的陈国有个叫做陈叔陵的人，他母亲去世前希望死后能安葬在梅岭。但梅岭作为六朝时的风水宝地，好一点的地方早已有坟墓。陈叔陵便掘开东晋著名宰相谢安的墓，将其灵枢取出，用原来的墓圹，把自己的母亲安葬进去。《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他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没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做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政治惩罚显威严

开棺戮尸不仅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对被戮尸者的亲人也有很大的伤害。开棺戮尸常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运用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之间。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zhā）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泄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十六国时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皝（huànɡ）于咸康八年（342年）攻打高句丽。前燕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高句丽屡败于前燕。是役，前燕出兵4万，大将慕容翰与高句丽王钊大战，结果前燕大胜，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高句丽王钊单骑出逃。慕容皝没能俘虏高句丽王钊，为了彻底挫败敌方锐气，他发掘了前代高句丽王钊的坟墓，将其枯骨带回燕国。高句丽无奈，只得向前燕称臣纳贡，才在第一年换回了尸体。此举极大地打击了高句丽，从此高句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与前燕国抗衡。

开棺戮尸不仅可以打击军事上的敌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打击政治对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为皇帝的时候，是在朝廷铲除韦氏，平定外戚之乱之后。为了彻底肃清朝堂上的外戚势力，并以此为鉴杜绝今后外戚的发展，唐睿宗对有罪的外戚进行了夷墓、斩棺、戮尸等严厉的惩罚。武三思是武则天时代之后继续干权乱政的武氏家族成员，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当时的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父子。据《旧唐书》记载：“及睿宗李旦继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墓，开棺暴尸，夷平坟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恢暨虽然一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乱被赐死，其时已死的武枚暨也受到牵连，被平毁坟墓。唐中宗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当属皇后韦氏一族，韦氏被诛杀后，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堂兄韦询的坟墓夷平。唐睿宗通过这些看似残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惩罚了唐中宗时期专权乱政的外戚，并彻底杜绝了之前唐代数十年外戚乱政的现象。

在这方面，清朝雍正年间，吕留良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

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掘坟毁墓虽然有失道义，但却能在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帝王权臣都会将这种方法作为政治手腕加以运用。

挖祖坟破坏风水

中国古代出现的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数不胜数，而盗墓之所以被世人视为断子绝孙的行为，也是因为祖宗的地气被泄露，所以才恨得咬牙切齿。

古人在墓葬的选址上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相信墓葬选在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可以庇荫后代，给后人带来福祉。同样，如果对头有了一个好风水的墓地，尤其是对于帝王来说，就极有可能会使山河变色，被人取而代之。因此，破坏对手墓地的风水宝地，以求自安，也是一种盗墓的动机。

从战国到明清，曾经涌现出众多研究地理风水、气脉的堪舆高手，这些著名的地理师门集天文、地理、自然于一身，不仅堪龙踏脉，还精于通过考察自然来预知未来。史书记载，三国时的管骆堪舆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日，他随军西行，路过母亲的坟墓时不由得大惊失色地说：“林木虽茂，但不能长久。玄武无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齐备，法当灭族。”时不过两年果然应验了他的话。

古代堪舆理论认为：凡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存空间的优劣，无不是“气”的作用。如果谁家的墓茔葬在了风水宝地，就选中了生气之地。得生气的地穴才是活穴，不仅能荫及子孙，还可以保江山社稷不倒。这也是古人，甚至今人都会花大工夫大把钱请堪舆师寻找风水宝地的主要原因。民间传说，朱元璋这个穷和尚之所以能够开创大明王朝，成为了九五之尊，就是因为他的祖坟葬对了地方，恰巧那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

先人们曾经把“气”分九种，其中最为尊贵的是帝王气。帝王气内赤外黄，或赤云如龙，气游于天，此种云雾森然如华盖，有时呈现出五色，多数出现在早晨或黄昏。如果某地出现帝王之气，将有真命天子出现，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在身边网罗了一批风水界的精英，随时准备进行厌气破势。

大家不要以为干挖坟盗墓的缺德事都是民贼的专利，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史上来看，大规模的破坏墓地风水多属于“官方行为”，许多皇帝都干过挖别人祖坟的事。《南齐书》第十八卷《祥瑞志》记载：武进县彭山是萧道成家的祖坟，那一带岗峦起伏，绵延数百里，上空时常有五色云气出现，郁郁冲天，并且有神龙出没。萧道成是刘宋朝廷的权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明帝刘或对他早有猜忌。消息传到了京城，刘或十分忌惮，害怕萧家的运势昌盛，影响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派出风水先生高灵文前去堪典。高灵文和萧道成关系密切，当然不会说老朋友的坏话。他在萧家的祖坟转了一圈，回来对宋明帝说：“万岁不必将此等小事放在心上，那不过是王侯将相的运势罢了。”接着又跑到萧道成家里说：“老哥，准备坐龙廷吧！你家的祖坟是块风水宝地，贵不可言，有君王之相！”宋明帝听了高灵文大师的话依旧放心不下，暗自派人到墓葬四周以打猎为名，将墓葬挖开，并且在墓室四周钉了几个四五尺长的大铁钉，企图破坏萧家祖坟的风水。可是最终也没有逃脱被萧道成取而代之的命运！

无独有偶，唐肃宗也干过这样的事，与宋明帝不同的是，他派出去的风水先生挖坟大功告成。

大唐王朝到了肃宗李亨这一代，先是虎父犬子，接着就是兔子生耗子，当真是一窝不如一窝了。那时候注定是多事之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将大唐江山搅得昏天暗地，半路又杀出来个回鹘族的骨力裴罗。此人骁勇善战，先平西域，再破突厥，然后独霸大漠和草原，对中原这块肥肉也是垂涎三尺。唐肃宗李亨光收拾国内的烂摊子就够手忙脚乱的了，哪里还有心思来应付来自外部的威胁。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骨力裴罗做老婆。其实这也符合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男人不行就换女人，打不过别人就和亲，通过做姻亲的关系来换和平。把女儿嫁出去之前，肃宗派了一批人到回鹘去考察，摸一摸骨力裴罗的老底。考察团里有位奇人异士，在行进的途中，不停地东张西望，遇见一个小山包就爬上去，用土圭测日影，用罗盘定方向，还在纸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原来他是位风水先生，担负着寻找回鹘龙脉的重任。

什么是“龙脉”呢？自从秦始皇被称作“祖龙”、汉高祖称自己是“龙种”之后，龙就成了君主象征、比附的对象。于是，龙脉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喻义，即指那些出过帝王或有可能出帝王，或是能够安葬帝王、护佑王室后裔的山水之脉。历代帝王都花大力气为自己“寻龙探穴”，为自己也为后代选择“万年吉地”。如果挖断龙脉就会泄了王气，所以唐肃宗李亨才想到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风水先生完成了勘探任务之后，立刻快马加鞭回到长安，神秘兮兮地向唐肃宗汇报说：“皇帝陛下，经过小臣精心勘测，终于发现了回鹘的龙脉所在。就在大漠之南，一座名叫福山的小山丘，他们先祖的坟茔全部都埋葬在那里。只要挖坟掘墓并毁了这座小山丘，回鹘的王气就散了，骨力裴罗很快就会呜呼哀哉。”唐肃宗听后大喜，立刻吩咐风水先生带领大批奸细赶往福山，把它搬回来。这批人来到福山后，将山上的坟墓挖掘一空，接着用火烧，用醋灌，将小山丘分解成一个个小块，装车运了回来。不久，骨力裴罗果然死了，回鹘走向低潮，边患威胁自然解除了。

挖几座坟丘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有如此功效，自然会深受皇帝们的欢迎，因此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成了挖坟盗墓的模范。如果谁家的坟地冒了天子气，皇帝佬儿必定会除之而后快。为了避祸远身，晋代的名臣羊祜（hù）就曾经自掘父亲的坟墓，破坏其风水，表示自己没有政治企图。

羊祜出身名门，可谓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人文武全才，兵书战策无不精通。这么优秀的条件会让所有的人眼红，出身好、长得好、学习好、口才好，拥有了做一个成功男人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注定将来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一天，有位老风水先生给羊祜家看风水，只见他详细地看了看墓地周围的地势和水流分布情况，不住地点头称许。观看完毕，老人家手捻须髯，一脸严肃地对羊祜说：“你们羊家的祖坟上有龙脉，将来会出帝王！不过要小心，如果风水被破坏了，你们羊家可是要绝后的！”

风水先生可能是想多说些吉利话，多讨些赏钱，但这样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说羊家要出宰相，要出大将军，要出皇后，都没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但是要说出皇帝，那就等于谋反，等于要把现在的皇帝赶下台，这样的话传了出去，羊家不但要绝后，很可能还要被诛灭九族。

羊祜闻听此言，脸都给吓白了，事已至此，就算羊家真的要绝后也不管了。羊祜二话不说，当即吩咐家里的仆役拿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将父亲的坟墓凿开，三下两下就把龙脉给挖断了。算命先生一看赏钱泡汤了，还是不死心，又在墓地里端详了一阵，然后对羊祜说：“就算你把龙脉给挖了，将来还是会出一个断臂的三公。”

三公在晋朝时是位居极品的高级官位，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相当于皇帝的心腹重巨。做官做到最后，封你为太傅或者是太保、太宰，那就说明你的官运到头了，不能再升了，再往上就是皇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位极人臣。

经过这么一折腾，羊祜躲过了掉脑袋的风险。不久，他骑马摔了下来，折断了胳膊。到了后来，正如风水先生所说，羊祜生前没有留下子嗣，由于功勋卓著，死后被朝廷封为太傅。

僵尸药用极另类

古代人盗掘墓葬有许多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原因，有的甚至用干尸入药。由于埋藏条件的特殊，有些墓中的尸体会形成干尸。而相传，干尸入药可以治疗骨折等疾病，这种入药的干尸被称做“闷香”。这种特殊的药材引来了很多盗墓者。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祐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想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壁上的文字为：“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他见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以留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做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掘墓葬的动机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于人们或贪婪、或憎恶、或愚昧的心理，才导致了“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现象。

打旱骨桩以祈雨

至于发墓祈雨，则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活动。据文献记载，明清时，山东、河南一带曾盛行过这样一种奇异的风俗，每逢大旱之年，乡民们就将刚刚下葬的尸体挖出来，加以残害侮辱。当地的老百姓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大旱天气，是由于这个尸体变成了旱魃（bá）而造成的。暴打、肢解和焚烧这样的死尸，能够祈天求雨，缓解旱情。这种利用墓中尸体祈雨的巫术叫做“打旱骨桩”。可见，这种以祈天求雨为目的的盗墓方式，充满了神秘色彩。

所谓的旱魃，是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怪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州一县赤地千里、滴水无存。《神异经》中描述旱魃时说：“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民间则认为旱魃是死去一百天之内的尸体所变。变为旱魃的死人尸体不会腐烂，坟上不长草，坟头渗水，旱魃鬼会在夜间往家里挑水。只有烧了旱魃，天才会下雨。

过去，如果遇到久旱不雨，谁家的新坟坟头有湿润泥土，就说这座坟里出了旱魃。据说旱魃能喝尽天下的水，并且以活鸡为食。所以，出现旱魃的新坟不仅坟头湿润，而且在墓地周围还能发现许多鸡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打旱魃：先掘开坟墓的封土，露出棺材后立即用一张大鱼网扣住，以免旱魃逃跑。蒙好网，将棺材钻一圆孔，把装好药和沙子的土枪伸进去，“轰”的一声，将棺材轰得四分五裂。人们一拥而上，用钩、锨、头等铁器将尸体拖出刨碎，拖着这些零碎四处奔走。把旱魃尸体的碎块拖到哪儿，哪儿就会下雨。

捉旱魃时，人们的嘴里还要唱念着以下的词谣：“烧死你旱魃！烧死你旱魃！我田地的禾苗要成长，我山上的树木要成行！我要五谷丰登仓廪满！我要六畜兴旺无虫蝗！我要云要雨要风调雨顺！我要吃要喝要清水满缸！我村子里的子孙祈雨求龙王，我献上猪、牛、羊……”

这种“打旱骨桩”的风俗，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袁枚在《子不语》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为了求雨而盗墓的完整故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京师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一时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一个叫张贵的驿卒，骑着快马给某都统传递公文。这天来到良乡地界，张贵只顾奔行赶路，竟错过了投宿，不知不觉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正在行走间，忽然刮起了一阵黑风，吹灭了张贵手中的火把。紧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张贵只得下马，来到路边的邮亭寻了一个所在，准备在此过夜。这时候，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美丽女子提着灯笼翩翩而至，少女生得花容月貌，柔媚入骨，张贵一见，顿觉身体酥了半边。陌生女子轻启丹唇，邀请张贵到她的家里一叙。张贵牵着马跟在女子的身后，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处府第。女子奉上清茶，将张贵的马栓到柱子上，表示愿意和张贵同床共眠。张贵喜出望外，和女子缠绵了一夜。

鸡叫时分，女子披衣起身要走，张贵怎么也挽留不住。送走了女子，张贵感觉身体疲倦，又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觉得寒露清凉，感觉有杂草刺口鼻。醒来一看，天光大亮，自己却在荒郊野外的坟头之间躺着，不由得大惊失色。张贵站起身来，急忙上马行路，这时已经错过了投递文书的时间。当张贵一脸狼狈来到衙门时，都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吩咐手下的人将张贵重责四十大板，张贵无法，只得将实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都统听后半信半疑，派人到那座坟墓去查看，并走访了附近的人家，得知那里埋葬着一个姓张的女子。这个女子在出嫁之前曾和人通奸，事情败露后羞愧得上吊自尽，变成女鬼之后经常引诱过往路人。有人说道：“这是旱魃。形状像猴子，披头散发，用一只脚行走的，叫做兽魃；自缢身亡的僵尸，出来迷惑人的，叫做鬼魃。将旱魃擒住，用火烧死，可以消除旱情，引发降雨。”在征得上司的同意后，人们将棺材开启，果然看到了一个女僵尸，浑身生长着白色的绒毛。于是众人将它焚烧，第二天果然降下了大雨。

在许多民族的求雨习俗中都遗留着与此类似的原始巫术形式。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在《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中写道：“有时，求雨巫术是用死尸来进行的。比如，在新喀里多尼亚，求雨者把自己全身涂黑，挖出一具尸体，把它的骨头带到一个洞穴里，再按人体形状连接起来，然后把骨架悬挂在一些芋叶上，用水浇洒骨架，让水流到叶子上。”“俄罗斯有些地区的农民一旦陷入旱灾的痛苦之中，便常去挖出喝酒醉死的人的尸体，把它沉入最近的沼泽或湖水之中。”甚至也有类似“残其肢体”的行为，“1868年，因长期干旱，出现了欠收预兆，塔拉申斯克乡的一个村子的居民挖出一具死尸，一些人一面鞭打那具尸体或尸体残剩部分，一面在它的头部附近高喊：‘给我们雨水！’”中国求雨民俗中的“打旱骨桩”，很可能与弗雷泽所记述的做法在原始动机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打旱骨桩”残害墓主的尸体，伤害墓主家人的感情，这明显有违人伦、有伤风化。这种风俗之“恶”还不止于此，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人竟然利用“打旱骨桩”之名，行报私仇之实。他们打着攘除旱灾的旗号，煽动迷信愚昧的群众，将冤家对头的坟茔刨开，毁尸泄愤。明朝弘治四年（1491年），河南、山东等地官员对此进行了大力整治，并且对带头的人进行了处罚，其他参与者全部流放到偏远地区，这股歪风邪气才算消减下来。尽管如此，“打旱骨桩”祈天求雨，在民间还是屡禁不绝，时常会死灰复燃。“打旱骨桩”可以致雨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能够沿袭如此久远，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民俗，或许这种民俗隐含着某种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神秘文化信息。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民俗是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神奇能力的。

病态盗墓成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南史·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书·始兴王叔陵传》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昼伏夜游，恒习奸诡，抄掠居民，历发丘墓”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鞭尸挫骨以泄愤

墓葬是人们死后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丧葬，对一个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掘其坟墓；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也莫过于鞭尸挫骨。因此，在古代，掘仇人坟墓，对其尸体进行侮辱，是一种极端而又常见的复仇泄愤手段。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生性残暴，汉献帝初平元年（196年），董卓进入长安，自封丞相，大权独揽，对以往故人睚眦必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曾与董卓有仇，此时何苗已经被人杀死，董卓仍没放过他。史书记载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消边”，以泄当年之仇怨。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燕与赵国临近，常年征战不休。一次，前燕国主慕容儁（jùn）梦到赵国国主石季龙咬啮他的尸骨，一怒之下便下令将早已死去的石季龙坟墓挖开，将之鞭尸并弃尸于漳水。

挖墓只为认血亲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盗墓动机。渗血认亲，和古代的“滴血认亲”属于同一种原理，是古人进行“亲子鉴定”的一种手段。《洗冤集录》中记载的“滴骨认亲法”，就是对渗血认亲的最好说明：“某甲是父或母，有骸骨在，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何以验之？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是亲生，则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俗云‘滴骨亲’，盖谓此也。”“亲子鉴定”古已有之，南北朝时期，梁豫章王萧综就曾经掘开自己老子的坟墓，来认祖归宗。

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本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宠妃。梁武帝萧衍称帝后，将吴淑媛纳入后宫，此时吴淑媛已经怀上了萧宝卷的孩子，她将此事隐瞒了下来。七个月后，吴淑媛生下了萧综，当时大家都认为萧综是萧宝卷的儿子。萧综长大后被封为豫章王，很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他曾到齐的宗庙和齐明帝陵私服考察，可是依旧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世。他听说有一种“渗血认亲”的方法，就是将生者的血液滴入到死者的骨头上，如果渗下去，就是一家人，具有血缘关系。

于是，萧综就私自盗挖了萧宝卷的墓穴，取出萧宝卷的尸骨，进行渗血认亲。果然由此证实自己是萧宝卷的儿子。

后来发生的事情，则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萧综为了验证渗血认亲的准确性，竟然将自己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次子杀死埋葬，接着让手下人连夜将儿子的尸骨挖掘出来，和自己进行“渗血认亲”的试验，最终的结果是“皆有验”。当萧综得知自己不是萧衍的亲生儿子之后，便常怀异志，不久就投靠了北魏，改名萧绩，并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综在北魏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和骠骑大将军，31岁时生病死去，死后北魏按照王侯的礼节将萧综下葬。538年，萧衍令人将萧综的墓葬盗挖，取走尸骨。萧衍到此时还蒙在鼓里，坚信萧综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将萧综的尸骨归葬在家族的陵园里面。

第六章　盗墓工具曝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盗墓工具面面观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的方位。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且任重道远！

紧跟时代日益精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人，时间是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采用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河南洛阳城历史文化悠久，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基于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历史上的厚葬之风。历史上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至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在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他便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作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20世纪80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序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20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如果是一把好的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白蜡杆并且接上特制的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之后，铲头里面会带出一筒土壤。

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洛阳铲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文化遗存进行普查探测。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盗墓奇兵洛阳铲

盗墓的第一步自然是如何找到墓葬。古代大型墓葬上方一般都有封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岁月的侵蚀，封土渐渐被削平，而封土上的树木更是不复当初。大墓尚且如此，寻常小墓更加难寻踪影。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探测墓葬位置、距地表深度的简单方便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盗墓奇兵洛阳铲。

洛阳铲又称探铲，长约30厘米，直径约6厘米，形状为半筒状，截面呈月牙形，头端打磨尖锐，尾端有一个梁，用来插一个长约2米的木杆，而木杆的另一端装置一个铁环，铁环的用处是用来系绳子，加深洛阳铲的探测深度。使用时，一人双脚分立，提着木杆用力将洛阳铲垂直插入土中，提上来的时候，半筒状的铲头上便携带了土，将土倒出后，再将洛阳铲顺着先前的洞再次插入，如此反复，提上来的土便是打探这一点的垂直土样。盗墓者就是通过对土样的观察确定墓葬的。

没有墓葬地方的土叫做生土，一般为黄色，土色纯正，没有杂色，土质相对细腻。有墓葬地方的土颜色一般比较混杂，如黄色中夹杂红色、黑色等，这种土叫做五花土。因为修建墓葬时，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墓圹，下葬之后便将先前挖的土回填到墓中。不同深度的土颜色、质地各有不同，挖墓过程中便混杂了不同层次的土，因此五花土颜色、质地都不如生土纯正。五花土特殊的成因和特点，使其成为判断墓葬的依据，有经验的盗墓者只要探到五花土，就能确定探测地一定有古墓。另外，一些大型古墓下葬后填土时，会将土夯实，以使墓葬更加牢固，因此夯土的质地都很坚硬。用洛阳铲打探碰到夯土，如果不是古代建筑遗址，便一定是墓葬。

洛阳铲打探简单、准确，常常一铲下去，便会打到随葬品甚至是人骨，不仅盗墓者对它十分垂青，就连专业考古工作者也将洛阳铲视为不可或缺的探测工具。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洛阳铲不仅能探测出墓葬所在，还能确定其他类型遗迹，如建筑址、聚落址等，并通过密集打探，大致确定遗迹的分布范围和深度。秦始皇陵园范围就是利用洛阳铲探测出来的。由于洛阳铲木杆拴绳后可以延长，在秦始皇陵园勘探中，有的地方遗迹埋藏较深，洛阳铲打探深度整整有20余米。

铁斧蜡烛老鼠衣

如果说洛阳铲在盗墓者手中属于训练有素的“侦察兵”的话，那么铁斧和铁锹则是克敌攻坚的“重型武器”。当洛阳铲探定好墓葬的具体位置之后，就需要挖盗洞，进入墓室，掠取宝藏。这时候，铁斧和铁锹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人结伙或者数人结帮的盗墓团队，他们用铁锹挖出一个可供一人进出上下的盗洞，派人手提灯笼进入墓室。对付木质葬具，最好的东西就是斧子。汉人所推崇的黄肠题凑是由柏木心堆垒而成，十分坚固。但是在大斧的重击之下，依然会变得不堪一击。即使有墓墙阻隔，铁斧所到之处，照样也会畅通无阻。

制做的铁斧和铁锹，是由经验丰富的铁匠用精钢反复锻炼打造的。其重量轻，软硬适度，既不会因为质地太硬而易断，也不会因为质量太次而影响挖掘效果。铁锹和铁斧的柄，用粗细长短适宜的坚硬木棍做成。粗细以容易手握为度，长短以容易轮转砍劈为宜。

除此之外，铁镐和精钢打造的铁凿子，也是古代盗墓者挖盗洞进墓室所不可缺少的“重型装备”。铁镐和铁凿子用来开启棺木与凿启墓墙砖，当盗墓者进入墓室后，如果棺椁封闭良好，就会用斧子劈、镐头刨、凿子凿的方法开启棺木，盗掠陪葬品。

当盗墓者进入地下数米甚至十几米的墓室，除非有火眼金睛，否则不得不借助亮光。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皇陵贵族的墓葬那样豪华宽敞，金银财宝一目了然。有好多墓葬，由于日久天长，棺木腐烂变坏，一些陪葬品是很难搜寻的。有经验的盗墓者，会拿着竹签在碎土中仔细搜寻。如果没有极好的眼神和明亮光线的配合，很容易将这些宝物错过。

在古代的盗墓者当中，最常用的照明工具是火把和蜡烛。古代的火把一般用松树木棍加上松油或者动物油脂做成，燃烧时间长且亮度高；蜡烛则是较粗的那种，燃烧时间长，容易放置。现代盗墓者大多用手电和打火机，手电是特制的巡防强光手电筒。在深邃悠长的盗洞和墓道中，手电的一束强光，会有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打火机则可用做不时之需，在一些狭小的空间，手电派不上用场，打火机就可一展身手。

照明工具是盗墓者的必备之物，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群体属于“地下工作者”，像老鼠一样在夜间行动，在搜罗宝物时更需要借助于灯光。照明工具不仅仅可以方便作业，还有一项重要的“保命”功能——如果发生“鬼吹灯”的现象，盗墓者必须立刻逃出墓穴，否则将缺氧致死。

盗墓是非法的行为，不能在墓地周围久待，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盗墓需要行动利落，简单明了，那么身穿老鼠衣就是最佳选择。

老鼠衣是一种连体套装，是由粗布、麻布或者帆布缝制而成，紧身合体，不会勾连扯拽，不怕剐蹭，也不会将沙子尘土弄到身体里面去。穿上老鼠衣的盗墓贼动作敏捷，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夜行老鼠，手脚并用，探洞、挖坑、进墓、起宝、走人，工作效率极高。连体衣上布满了许多小口袋，里面携带着多种多样随手可用的工具，就像电工的工具夹一样。老鼠衣全身连体，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可爱娃娃的造型。不过，这可不是在搞笑娱乐，而是窃墓大盗的生财之宝。

穿老鼠衣的同时，还要戴上手套，这也是盗墓者必备的常用工具之一。除非盗墓者有少林寺金刚指和二指禅的功夫，否则就要保护好他自己那双生财的手。如果不想让十指皮开肉绽、指甲脱落，带上防护手套，铲挖手抠，才能无所不用其能，无所不用其巧。戴好手套，手拿铁锹、铁斧、铁铲，风车似的劳作刨挖。要赶时间，天亮了就得撤了。贼不走空，怎么着也不能白忙活。

妇孺皆知分土剑

分土剑是民间传说中的盗墓工具，在中国古代甚至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分土剑的起源来自于一个中原地区的民间传说。

在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很大的王公陵墓，里面埋葬着无数的奇珍异宝。死者入殓时，他的家人为了使尸体不腐烂，在他的口中放入了一颗夜明珠。这颗夜明珠可不一般，有鸡蛋那样大，通体呈碧绿色，晶莹剔透。夜明珠在放入死者口中之前有人曾在晚上见过，发出的光就是在百步外也能看见。墓主人为了在死后得到安宁，并能够保住大量的陪葬品不被盗墓贼盗掘，就在修建陵墓时设置了许多道机关、布满了暗器。若是有盗墓贼闯入，必定会被暗器和机关所伤，甚至陪葬。而且，这座陵墓的封土十分巨大，没有大量人手来挖掘是不会打开陵墓的。

因为有了这些防盗措施，墓主人下葬数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受到盗墓贼的侵扰。然而，这座戒备森严的大墓却被一个南方人轻而易举地盗掘了。这个人制胜的法宝就是他身后背的那把分土剑。这个人来到这里后，先是住在了陵墓旁边的一个村庄里。白天，村民们见他悠闲地散着步，没有任何异常，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奇特的本事。

但是这个盗墓贼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地溜出了住处。他身上穿着一身奇特的夜行衣，攀援腾跳十分灵活。他不走大路，直接从村民们的房顶、墙头而过，不一会儿就出了村，来到了大墓旁。他一个箭步就窜上了高高的封土顶上，接着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到了地上，似乎在听着什么声音。就这样，他在封土的顶上仔细地探听了一阵，然后轻松地站了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小心地向四周望了望，看见没有人发觉，就从身后抽出分土剑，对着选好的墓道方向，用力地刺了下去。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随着剑的插入，剑身两侧的封土迅速地裂开，不一会儿，居然形成了一个洞口。那个人顺着洞口向下走去，随着剑的前进，地下的墓土也都被分裂开来。就这样，没过多久，他就顺利地进入墓穴的内部。

他用剑护住自己的面部，在墓室里进行了详细的探察。奇怪的是，那些传说中的机关、暗器一个也没有发作。之后，他按着道家的九宫八卦阵中的“生死休开”的路径顺利地来到了棺材前面。他毫不犹豫地用分土剑去撬棺材。那体积巨大、密封极严的棺材盖被他轻轻一拨，就露出了一道足可以探进一个人的缝隙。他从死者的口中挖出那颗传说中的夜明珠，用一块红布包好，紧紧地束在腰里，又按着九宫八卦阵中的“生”路退了出来。到了洞口，就顺着来时的路回去了，并迅速逃离了村庄。

第二天，村民们见这个南方人一直没从家里出来，都很奇怪，到他屋里查看，哪里还有踪影？人们都对这个人的诡异行为很吃惊，这时，有人报告说陵墓封土上出现了一个洞。村民们纷纷跑到陵墓上面去查看，只见墓顶上果真有一个能供一个人出入的洞，里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大家都不相信那个人能在一夜之间挖下这个大洞，就把他的神秘行为与他身后背着的那把分土剑联系了起来。这个南方人用分土剑盗夜明珠的事就这样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神。到后来一旦出现陵墓一夜之间被盗的情况，就风传是分土剑的原因。

其实，并没有一个人见过分土剑，这种盗墓工具的真实性也就不可考证了。后来有人认为这种传说极不可信，不过是技艺高超的盗墓贼为了迷惑众人所编造的谎言罢了。

此外，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还有螺旋铲，也是盗墓贼专用的盗墓工具。螺旋铲是用来打洞挖土的，铲头由三片锋利的铧犁叶片组成，与我们现在使用的电风扇的结构很相似。螺旋铲的后部还装有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很像现代的割草机。这种工具十分方便，不仅可以挖土，还可以把土排出去，提高了盗墓效率。在遇到墓室砖墙时，还可以利用它的旋转来打通墓砖。

像分土剑、螺旋铲这样的民间传说还有很多，但是这些传说中的盗墓贼使用的专业工具大都不具科学性，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

招摇炸墓最得力

炸药是最得力的盗墓利器，却又最不常用。没有相当的势力和抵制外界干扰的绝对勇气，谁也不敢用撼天动地的炸药来“招摇炸墓”。可是，用炸药来对付古墓却是最有效的办法。用洛阳铲打出碗口大小的深洞，放入雷管和炸药，引爆后瞬间就会出现一个可供一人进出的洞。一次爆炸，相当于盗墓者几个小时的艰苦劳作。所以，炸药是盗墓者最为推崇同时也是压箱底的利器之一，再坚固的坟墓在炸药面前也会不堪一击。

1946年1月21日，位于南京附近的梅花山突然戒严，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禁绝来往。国民党部队51师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士兵趁着夜色，将150公斤TNT烈性炸药运上山顶。这些炸药，就是用来炸毁汪精卫的坟墓的。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是墓穴顶部却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相当坚固。可是再硬也硬不过炸药。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

毁墓的命令是1月中旬下达的，南京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义正辞严地说：“汪精卫的坟墓葬在梅花山，和国父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果不将其迁走，有碍各方面的视听。”随后，何应钦将建议上报给当时尚在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揭开棺木，只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尸身着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汪精卫的马褂口袋内有一张长约3寸的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字。这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从日本接运汪尸时所写的。随即汪的棺椁被拖出坟墓，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抛开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恩怨，从民族大义上说，用炸药来炸开这个汉奸的坟墓也称得上是大快人心。

盗墓工具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烈性炸药上，暴利的吸引，使得现代盗墓者的工具更加先进，盗窃技术更加具有科技含量，更加智能化，对于墓葬的损坏也更为严重、快捷。

第七章　盗墓者的技法——手眼通天，鬼蜮伎俩

盗墓手段屡创新

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民间盗墓活动非常隐秘，自古以来这个行业就存在，而随着收藏风气的兴起，其活跃程度也随之起伏。近几年，盗墓活动又随着古董热的升温而变得益发猖獗。

与国家有组织的保护性挖掘相比，盗墓者是极其聪明的。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工作很细致，甚至用刷子干活。方式上几乎全都是“大揭顶”（地宫庞大的明清墓除外）。而盗墓者则不然。历朝历代对盗墓行为都在法律上给予严惩，现代更是如此，所以其“时间”观念和“隐蔽性”就很强。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中使用最多的刷子、木铲对盗墓者来说是没用的。

对于盗墓贼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墓的地点和想好盗的方式。

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

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庄稼的长势一般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

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

比较确实可信的是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陵墓的地点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盗掘。对于盗墓者来说，这并不是难事。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对付规模小的墓葬自然是连夜赶工取走珍宝，在天明之前消遁无形，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对付规模较大的墓葬，必须采取持久战，这时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在墓葬周边开荒种田，播种玉米、高粱等高秸秆农作物。等它们长高后，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将墓葬挖掘一空（安全，只是得等庄稼长高，需要耐心）。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趁机洗劫墓内财物。三是在古墓旁修建假坟，施工时暗中挖掘地道，进入墓葬内盗取财物。

不管用什么方式伪装，最后都得挖个盗洞进去。盗墓者确定墓葬的大致位置后，一般直接在地面垂直挖洞进入墓室，留下的盗洞大多是圆形的。但有些大墓比较深，直接开挖通道很容易塌方，搞不好就会把盗墓者压死或关在墓里面，于是出现了事先在墓穴的上方挖个大小仅容一人操作的方形洞口的做法，这样可以避免塌方。随着盗墓技术的成熟，出现了迂回挖洞的方法，盗洞也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并在四面装木板，利用木板的支撑作用，基本可以避免塌方，得手后或火烧木板或将木板抽出，防止留下痕迹。

然而，“最先进”的盗墓手法还是洛阳铲加定向爆破。盗墓贼先用洛阳铲确定墓葬位置，然后使用定向爆破技术，很容易就能将墓葬盗空。

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就是被这种方法盗劫一空的。盗墓贼居然花了4个月的时间，打了一条2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了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然后，这个盗墓分子采用定向挤压式爆破的方式，一下子就打开一个40米深的大洞，能够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

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被称为“关中式盗墓”，即先在地面挖一个方形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操作，同样是垂直下挖。解放前，盗墓贼确定墓葬后，一般会选择在偏远的角落迂回挖洞，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他们吃住在洞里，工期可达半年之久，而一旦成功，整个墓室就会被一扫而空。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脚”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他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形坑，近代为圆形坑，这就是所谓的“古方近圆”。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盗墓技术渐成熟

随着历史的演进，盗墓技术也在盗墓者们的盗墓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盗墓工具不断进化、更新。盗墓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盗墓队伍的形成更使盗墓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盗墓活动的发端以及早期，并没有形成什么专业的盗墓人。那时对陵墓的盗掘多是偶然现象，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专业的盗墓技术。后来，随着厚葬制的风行，盗墓活动渐渐发展壮大，就开始产生了一些专业的技术。

民间盗墓者是这些专业技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跟官盗比起来，没有什么优势，只能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获得成功。而那些以大量军队作为后盾的官盗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就能把陵墓打开，取走所需的东西。官府和老百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约束力，因此也就不用避讳时间等问题。民间盗墓者则不同，他们处于社会的被统治地位，没有什么权利，受到皇帝、官府等上层社会以及有关盗墓法律的制约，因此就要尽可能地缩小目标、减少工期，这就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做后盾。再有，民间盗墓的人数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一般都是在几人到十几人之间，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盗墓时更要讲究使用一定的先进技术。

民间盗墓组织有几种组织形式，都是十分讲究的。

第一，“碰伙”，就是在长期的盗墓活动中，根据盗墓活动的大小、费时等具体情况，几个职业盗墓者自发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团伙。对团伙内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详细的分工并订立严格的规矩。在团伙成员的齐心协力下盗墓，然后分赃。一个盗墓活动完成后，团伙也就相应地解散了，不具有稳定性。

第二，“组伙”，就是在一两个经验丰富的专业盗墓贼的带领下，找一些零散的盗墓贼或者是体格强壮的人组成盗墓团伙。其中的专业盗墓贼就是团伙的首领，负责寻找古墓，统领大家。挖得财宝后，销赃完毕由首领按照每个人功劳的大小分赃。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赃款都被首领吞占，其他人得到的只是相当于工钱的小部分钱财。

第三，“拉伙”，就是由一些豪强、财主等有一定势力的人物出资，拉拢一些专业的盗墓者作为技术指导，雇用一些体力劳动者组成规模较大的盗墓团伙，盗得财宝，分取赃款。出资人所得收益最多，专业盗墓者次之，体力劳动者所分得的赃款则比较少。

此外，有一些专门针对帝王将相等大型陵墓而临时组成的专业盗墓的大型团伙，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种盗墓团伙叫“建大伙”；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盗墓团伙，他们以经验丰富的专业盗墓者为首领，手下人长期在这个团伙内干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团伙内部人员甚至有师徒关系，这种盗墓团伙叫“硬伙”。

随着专业的盗墓队伍的形成与发展，盗墓贼在寻找、探测陵墓的技术上积累了许多经验。

我国的陵墓有许多在地面上就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如墓碑、封树、地面建筑等。这些地面标志成为盗墓贼寻找古墓的坐标。但是，随着盗墓活动的猖獗，这样留存有大量地面标志的古墓越来越少。后来很多帝王将相为了防盗，有的已经不再设置地面标志，甚至在下葬时还设置了许多疑冢。如曹操出殡时就由72支队伍从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奔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不封不树，这就使他的陵墓成了历史的谜团。还有一些古墓因为年代久远，遭受到自然、战争等破坏，不再遗存地面建筑。对于这样的陵墓，盗墓者要想找到它们就很需要一些专业的经验与技术了。

盗墓贼要从各种史料、地方文献等书籍，或者是民间传说甚至是歌谣中搜集一些线索，待有了目标后再去实地查看。

闻土辨味识古墓

中国古代的盗墓人群中，长沙盗墓者当首屈一指。“土夫子”们在长期与土壤打交道的过程中，活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中“闻”的手段，进行盗墓，用鼻子来吃饭。“土夫子”本来是对长沙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因为在当时湖南长沙城里，以烧煤炭为主，而煤炭里面又要放上黄泥巴，以此来增加耐烧延时的效果，故而对黄泥巴的需求极大，于是就诞生了以拖着板车以卖黄泥巴为生的一种职业——“土夫子”，多以男性壮劳力为主，取土地点也多在城边缘附近。“土夫子”出身贫贱，没有文化，但也行行出状元。黄泥中的上品——“糯米泥”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因此，很多“土夫子”就去墓葬所在地挖取黄泥土。最初偶然挖到了一些唐宋墓葬中的随葬品，卖给古董商，换几升米，赚几个小钱，但偶尔有一些古器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土夫子”们见有利可图，于是就以盗掘古墓为职业。慢慢地也开始不再卖黄泥巴，干脆也以盗墓为生。“土夫子”们多年挖黄泥巴生涯，渐成土层专家，哪个地方有没有墓，他们稍作分析即可得出结论。“土夫子”识别古墓是根据古墓封土（堆筑坟堆的土）和墓葬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的，也就是“一看二挖”。

古代营建墓穴时，对封土特别看重。上面曾说过，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糯米汁搅和石灰。鉴于所用土的性质的不同，不仅其颜色很好分辨，其散发出来的土壤气息也很容易识别出来。加上秦汉时期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在墓葬中大量使用，也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实际上，葬过尸骨的地方本身就会有不同的气味，尸骨、棺木腐烂后，泥土也会被污染，那股味道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辨别出来。

商承祚先生《长沙发掘小记》记载：“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据考察，有的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长沙的“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各有自己的盗掘范围，他们与古董商之间，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土夫子”在长沙凭借自己的“本领”发了一些小财，但同时也造成了文物的损坏和流失。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被美国人柯克斯骗走，至今仍流落在美国（现藏美国亚洲美术馆）。

1942年9月，在老长沙城东郊一个叫子弹库的地方，一伙“土夫子”盗掘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楚墓。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二次补救性发掘，发掘是根据当年“土夫子”的描述进行的。事后的考古报告称，这座战国墓是一椁双棺墓，规模并不大，墓穴由青灰色膏泥密封。

墓主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盗后遗物有鼎、敦、壶等陶器，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玉壁和帛书、帛画。由于陪葬品不见青铜器，显示墓主当时地位不高。但所陪帛书和帛画却相当珍贵。帛画藏于椁盖板与其下的隔板夹层，当年的“土夫子”没有发现，被官方二次考古获得。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这些“土夫子”精湛的技术，当时的文管会就聘请了当中个别优秀者当了发掘工人。他们的“土”办法，对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被称之为“土专家”。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尤其是在长沙汉墓的科学发掘中，他们指路引线，免去了诸多不便，因为这些汉墓是十墓九空，许多就是他们干的，这一回算是将功补过。据说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其千年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土夫子”们出主意用五块木版斜插进去，将棺侧起，谨慎将女尸取出，因此得以保存。

堪舆风水成依据

古人认为，葬在风水宝地上的墓冢会出现一种“气”，有祥云出现的大多是帝王的陵墓，上面的气称之为“王气”。《异苑》有一则“戴熙”的故事。戴熙的祖坟就葬到了风水宝地，“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这里的“王气”就是这个意思。它为盗墓时的“望”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细细地“望”会有所发现。

因为不同时期的人对葬地有不同的追求和喜好，所以，从中国古代的丧葬规律来看，也可找出“望”的窍门。墓穴后方枕着玄武靠山，是古人眼中的最佳风水宝地。如秦代人多选择高岭之地为墓穴，西汉时的开国功臣之一淮阴人韩信，当年葬母时即是这样。据《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当年“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这里的“高燥地”就是比较高的岭地，即非低洼积水之处。汉代人则喜欢把坟墓建在向阳的山南坡，“秦埋岭汉埋坡”即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则多平地起坟，砌出精美的砖质墓室；唐人则把陵墓设在半山腰，甚至凿空整座山，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是凿空了九嵕山而成。

墓穴的选择讲究宽敞，有“地气”。皇家的陵址要求更苛刻，还要讲祖山、朝山、案山，得有“左辅”、“右弼”之势，非“龙穴”不能葬。除宋朝的陵墓选在背阴处之外，一般会选择朝阴的。

北宋皇陵多位于山地的西北方，背阴。据宋仁宗赵祯时王洙等人奉敕编纂的《地理新书》所讲，国音赵姓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也可居之”。

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从古人崇信的“风水”现象中和各朝人的偏好上，很容易找到古墓所在。看来，中国古代的堪舆理论，即所谓风水术，在盗墓者眼里成了“盗墓理论指导”。

占卜问卦亦可为

与堪舆风水术一样，“占卜术”也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方术之一。“占”意为观察，“卜”是以火灼龟壳，认为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可以预测吉凶福祸。它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与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占卜所需的物质材料分两类，一类是显示卜兆及刻辞用的载体，即龟甲、兽骨等；另一类是整治甲骨及刻辞用的工具，有锯、凿、钻、刻刀等。占卜流行于全世界各个时代的文化中，而且方法多种多样。早期的占卜和宗教密切相关，其发展受到宇宙观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常见的占卜方式有询问性占卜（如中国民间的求签）、鸡卜、鸟卜、鸟占、水占、星占、纸牌占卜等。

盗墓有不少时候得碰运气，于是盗墓者想到了占卜问卦。袁枚《子不语》中的“掘冢奇报”故事的主角朱某，就是靠占卜盗墓而发家致富的：“杭州朱某，以发冢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锄四出。嫌所掘老多枯骨，少金银，乃设乩盘，预卜其藏。”

实际上，“占卜”与“风水”过去一直是相提并论的。古代风水先生在选择墓穴时叫“卜择”。《葬经》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又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语。这种把占卜与风水结合起的“点穴”手段，为历朝皇家使用。《隋书》中便有这样的文字——“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葬经》的作者郭璞本人就是一位既擅风水，又懂占卜堪舆的高人。《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母亲去世后，将其“卜葬地于暨阳”，这个地方紧靠水边，不过百步之遥。当时人看了都说离水太近了。郭璞回答：“当即为陆矣。”果然不久以后，此地被河水带来的泥沙淤积成沙滩，郭母墓的方圆十来里都变成了桑田。

郭璞曾经给南北朝时宋会稽太守张裕的祖上看过坟。《南史·张裕传》记载，郭璞当时看了两处，一处是“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还有一处是“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张裕的祖上选择了后者。张裕因祖坟风水好，当上了大官。从郭璞选择风水宝地的记录可知，占卜被用来盗墓，在古人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听风听雨知墓穴

前面说过，有盗墓者把中医诊疗手段，灵活运用，转化成为盗墓绝技。这种绝技里面有很多主观因素，与“占卜盗墓”的听天由命截然不同，盗墓者凭借的是直觉，或者说经验。

盗墓史上凭借超人直觉和丰富从业经验盗墓而屡获成功的大有人在。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总能找到隐藏神秘的墓穴。

清人徐珂在其汇编清代各种掌故、笔记、传闻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焦四的广州盗墓贼神乎其神的判断墓地的技巧。焦四盗墓的方式，可作为“听”的精彩操练，其技术之精、诡计之神奇，令人拍案叫绝。

每个盗墓团伙内总有一名“掌眼”的，掌眼起到现在工程项目中总工程师的作用，焦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掌眼。

他掌眼的本事了得，“观风”、“望气”、“听声”、“看土”样样在行。焦四不仅有一双“入地眼”，还有一双“听风耳”。通过“三听一看”，焦四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墓中是否有金银玉石这些随葬宝物，多还是少。

焦四聚集了数十个同伙，四处盗掘古墓。他们盗墓之所以百发百中，是因为焦四有一手绝活，他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等方式判断墓葬所在。一天，焦四和其他盗墓贼到郊外寻找墓葬。当时是正午，天空却电闪雷鸣。焦四赶紧让手下人分散开来，到不同的方位观察雷雨闪电，并记住特征，回来向他汇报。焦四则站在高处观望。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打雷的时候，他觉得脚下有浮动，而且地下还有回声。焦四兴奋地说：“那里就有古墓。”盗墓贼们随着那人赶过去挖掘，果然下边有一座大墓。

第八章　严刑峻法下的危险游戏——历代对盗墓者的惩处

盗防正邪不两立

盗墓贼的可耻行径，一直被人们深恶痛绝，不管是我国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无法对其谅解。所以，除了古代的帝王等实权者盗墓不会受到惩罚外，一般的盗墓案件都会被官府侦破，并对盗墓贼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现代更是如此，公安干警对发生的盗墓案件都会竭尽全力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逮捕盗墓贼并努力追回被盗文物。虽然我们对盗墓贼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盗墓贼的盗墓手段大多都十分高明，不仅有专业的盗墓工具，而且还有先进的盗墓技术以及丰富的盗墓经验，多在夜深人静时凭借建筑、茂密的植物等作为掩护。并且，盗墓贼人数一般都比较少，采用流窜作案的方式，不容易留下什么踪迹。这些都使盗墓贼逃之夭夭后不会留下什么明显的线索，也就给盗墓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许多困难。

官府在与盗墓贼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也渐渐地掌握了一些破案方法，总结出了一些规律，这就使许多盗墓大案得以破获。特别是现代的公安人员，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加快了破案的进程。

在我国古代，因为条件的限制，官吏对盗墓案件的侦破方法比较简单，相对来说，成功率也比较低。除了那些皇家陵墓盗窃案能够被官府主动关注外，一般是通过民众举报或者是墓主人告状的方式受理案件。

古代盗墓案件的侦破案例有很多，我们先来看《宋史》中记载的一个案例。有个叫刘敬的御史台在知永县督导军队。这期间，不断有人向他举报一个名叫范伟的浪荡子弟的盗墓事件。原本，这个浪荡子弟的家族内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可是他却冒认武功县已故的县令范祚为祖父。为了向世人证实这个谎言的真实性，范伟竟然偷偷地掘开范祚的陵墓，把自己祖母的尸体葬了进去。因为有了这个已故的县令做靠山，范伟便在此地为非作歹起来，不仅逃避了50年的赋税徭役，甚至还多次盗掘陵墓。官府将他抓获后，本欲把他判处监禁或者是流放，但都因为他是官宦子弟而没有真正定罪。刘敬接到报案后，立即就逮捕了范伟。为了调查他到底是不是范祚的后代，刘敬先后向几百人取证调查。但是，案子刚审到一半，刘敬就奉旨回京了。虽然有几百人的证词，但范伟咬紧牙关不承认，其他官员无奈只得又一次让他逃脱了惩罚。刘敬虽然回京了，但关于范伟盗墓的案子，他却丝毫没有忘记。得知范伟没有受到惩罚的消息后，他便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宋仁宗。宋仁宗十分震怒，下旨押解范伟到京交给御史台查办。经过这样一番追究和折腾，案情终于大白，范伟被判处了极刑。

从这件古代盗墓案的破案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盗墓案的审理受到的阻碍比较大。首先，办案的前提是，在朝廷上要有为官清廉、正义刚直的官员。但是，我国古代的管理制度自身存在的弱点比较多，很多官员都不务正业、昏庸无能，甚至还存在官盗勾结的现象。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官府的破案手段与盗墓贼的盗墓手段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官员们看不上盗墓贼的行径，更不屑于了解盗墓这些歪门邪道的知识，因此，在破案过程中也就抓不住案情的要点。

古代对盗墓案件的侦破，往往是从盗墓贼不小心留下来的东西上追查下去。但是，那时的技术落后，指纹鉴定、基因测试等技术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太多可供使用的破案工具，对于那些没有明显线索的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我国古代对陵墓的保护十分重视，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古墓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可是盗墓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古代的各项侦破技术都比较落后，不利于古墓的保护，即使那些被抓住的盗墓贼会受到死刑之类的严厉惩罚，却依然无法阻挡盗墓大军的脚步。进入近现代以来，大量的先进技术也被公安人员应用到盗墓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如从盗墓现场遗留物就可以知道关于盗墓贼的许多信息。只要遗留物上有文字标记，就可以查出它是从哪里生产的，并可以大致确定盗墓贼的活动范围。此外，还可以通过指纹鉴定、基因测试等技术检测出盗墓贼的各种具体信息，并以此缩小怀疑目标。

在公安人员通过盗墓贼遗留在现场的麻袋等作案工具来确定盗墓贼的活动区域的案件中，“郭家岗1号墓”被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公安人员经过多方走访，查到了盗墓贼使用的雷管、炸药等作案工具的来源，进一步减小了查案范围。此外，成立技术领先、机动灵活的专案组，利用电脑网络等先进工具都是十分必要的。

位于古城西安东南部的西汉传奇皇帝汉宣帝刘询的杜陵，规模十分宏大，是现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西汉皇陵之一。在杜陵的周围还有皇后、将相等大大小小的陪葬墓100多处。这座历经沧桑的帝王陵墓之下，埋藏着无数珍贵的西汉文物。

然而，这座皇家古墓虽然躲过了历史的烽烟，躲过了几千年来诸多的盗墓贼，却在当今被盗墓贼盯上了。2006年8月6日深夜，西安警方接到群众的举报，说在杜陵的陵墓上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盗洞——盗墓贼已经向杜陵下手了。

接到报警后，西安警方立即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们先到杜陵勘察现场，发现了举报群众所说的那个盗洞。只见这个盗洞洞口直径约为1米，向下望去深不见底，洞口处还有盗墓贼遗留下来的绳子。办案刑警发现洞口周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磨损痕迹，挖出来的土质还很新鲜，根据这些情况及以往的办案经验，他们初步断定这是一个盗墓贼刚刚打好的盗洞，还没来得及盗取陵墓里面的陪葬品。

因为长期与盗墓贼过招，所以办案的刑警对摸索盗墓贼的盗墓情况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盗墓贼在打通盗洞后，尽管墓穴里面有众多珍贵的陪葬品，也不会盲目地立即下去盗掘，因为地下陵墓经过长时间的封闭，很有可能在墓穴内沉积一些有毒气体，这些气体对于盗墓贼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因此，他们宁愿担着盗洞被外界发现的危险，使盗墓前功尽弃，也不会轻易地深入地下盗宝。这些盗墓贼往往会守护在盗洞的附近，待觉得墓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才伺机作案。

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刑警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时离开杜陵的盗洞，在较远的地方进行外围埋伏，等待盗墓贼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盗墓者进入墓室前的那一刹那，一举将他们擒获。

因为杜陵在市外，交通及其他方面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外围设伏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刑警们基本上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能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埋伏而不暴露目标。

随着侦察员再一次传来的消息，埋伏在周围的各路刑警飞一般地冲了出去，把正在往盗洞里面进的盗墓贼抓了个正着。盗墓贼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已经被戴上了手铐。这次共抓获盗墓贼5名，捣毁了一场预谋中的盗墓计划，千年古墓内的珍贵文物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无论何时，对盗墓案件的侦破都是正与邪的较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给破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干警们可以通过电话、手机、互联网等多方面搜集线索并保证行动的协调。同时，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给盗墓贼提供了方便。盗墓贼一般都会选择那些较为偏僻、交通不便的陵墓作为盗墓对象；而警方的人力有限，不可能对每一处陵墓都派专人保护，这就给了盗墓分子以可乘之机。

盗墓者永不赦免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古人十分重视丧葬，很多统治者也将重要的丧葬作为政治手段。商末时，周武王伐殷，占领朝歌后“封比干之墓，表商荣之闾”。比干和商荣是商朝老臣，在商人中有很高威望，周武王此举意在拉近周人和商人的关系。十六国时期，石勒与东晋名将祖逖（tì）开战，石勒忌惮祖逖，意图讨好他，便修缮了位于范阳的祖逖母亲的坟墓。对此，祖逖也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双方一度休战。

与此相反，古代有一种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刨祖坟，开棺戮尸，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和惩罚。

因为如此重视墓葬和丧仪，为了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了严刑峻法，惩罚偷坟掘墓的盗墓贼，以求杀一儆百，彻底根除盗墓，从而维系安宁。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记载，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对盗墓严令禁止，有违反者都要处以重罪。

汉高祖进入秦都咸阳后约法三章，成为一时佳话。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武帝后独尊儒术，无论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还是提倡宽仁的儒家思想，都弘扬宽和，反对严刑峻法，这奠定了汉代刑狱制度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却非常严重。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到。《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

中国人形容一项罪行严重，不可原谅，常会用的一个词就是“十恶不赦”。中国古代大凡皇帝登基、册封皇后、立太子、寿诞、冲喜等皇室大事，都会大赦天下，减免囚犯的刑罚，但对于犯有“十恶”重罪的人却不予减免。虽然盗墓不在十恶之内，但大赦天下时，盗墓贼往往不在获赦范围内。

汉元帝时期，汉高祖刘邦妃傅夫人墓被盗掘，时值大赦天下，但是汉元帝以盗墓大逆不道为由，不同意赦免这个盗墓贼。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仍规定“发墓者诛”，即盗墓者死罪。即使不是作奸犯科，只要发掘坟墓，在汉代便是大罪。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向廷尉请罪，罚做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到宽赦。

挖五脏烹而祭之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成熟的时期，唐律成为后世法典的典范和蓝本。唐朝的法律，对于盗墓者的惩罚，理性而又详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也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将盗墓行为分为三种处罚方法：开挖墓葬的，判处劳役流刑；打开棺椁者，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徒刑三年。对于损害陵墓的草木行为，也有相应处罚，击打一百刑杖和判处两年徒刑。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盗掘王陵的后果，确实很严重。唐人戴孚在《广异记》记录了一则，盗掘唐玄宗李隆基宠妃华妃墓而遭严惩的事情——“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

五位主犯被处以酷刑，心、肝、肺都被挖了出来，放在热油锅里炸后祭祀华妃。这种处罚盗墓者的手段，大概为古今仅闻，闻之丧胆。

在唐代，盗挖坟墓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在封建社会，封建帝王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以及大婚等重大喜事的时候，为表现自己的仁爱，以施恩为名，对全天下的囚犯或是被流放边疆或是被贬官员进行减刑，昭其回乡，官复原职或升迁的种种优惠政策。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减免赋税等政策。但是，如果身犯盗墓之罪，即便在大赦天下的时候，其罪责也不可赦免。可见当时掘墓之罪的严重性。唐朝后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颁发大赦天下的诏书，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应甄别其罪行的轻重，酌情尽快免罪释放，不再囚禁。而挖坟掘墓等几项罪名，则不予大赦。两年后，唐懿宗再次大赦天下，对挖坟盗墓者仍旧不予赦免。又过了两年，唐懿宗迎接佛骨进京，再次大赦天下，“除十恶性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和痛恨的。

少数民族用重罪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族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对盗墓者进行惩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盗墓空前繁盛的时期，盗墓者横行，墓葬无不被发掘，始作俑者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行下效，全国上下掀起盗墓之风。即便是在这种统治者带头盗墓的时代，国家法令法规仍然明文规定盗墓是违法行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魏书·高宗本纪》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到阴山，看到山上那些因被盗而荒废的墓葬后，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自从文成帝下过这道诏令，将盗墓者斩首成为北魏法令的明文规定。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是鲜卑人。鲜卑族系东胡族，生于马背，驰骋草原，信奉萨满教，因此鲜卑族对墓葬和丧葬礼仪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汉族。统治者下令严惩盗墓者，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表现之一。北魏文明太后是汉化的首倡者，而她的丈夫文成帝却先她一步在惩治盗墓者一事上率先汉族化。

如果说北魏拓跋氏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反盗墓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后来的金太宗、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们无疑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反盗墓事业长足的发展。

金太宗二年（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揭发盗墓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惩治“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盗墓者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盗墓者取的是自己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也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

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份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概率比平贫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盗错墓赔尽家财

历朝历代对盗墓者的法律制裁，都是相当严厉的。更趋于合理完备的，是明清两朝律例。据《明会典刑律条》：“凡谋反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凡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条准此）。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合计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只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从上面的规定看，对谋毁山陵（盗墓）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共谋者要被一块一块割肉，即“凌迟”处死，父兄、妻女甚至连堂兄弟都要遭殃而一块跟着死，最宽容的也要“流三千里”，罚去荒凉的边疆服苦役，永不得回原籍。

明万历年间，曾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民间盗墓事件。

为了迎合皇上贪财的心理，腾骧左卫百户仇世亨向明神宗朱翊钧上了一份奏疏，信口胡言道：“湖广二十五府所属州县，各项赋税的存留羡余及遗漏税银、赃罚赎例银、入官空兵饷银、绝户产银、河草场佃价银、鱼税银等，何止亿万余两，宜委官追查。”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据兴国州士民漆某报告，当地人徐某等“挖黄金万两，内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杨氏诰命金牌一面，对方二尺，厚两寸，金童一对，乌金炉瓶烛壶，尚有左右金银窖未开”云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纯粹是小小百户为邀功的信口胡诌。全国一年缴入太仓的税银不过三四百万两银子，太仓历年积存的银两都未达到“亿万余两”的数目，区区湖广一省何以会有存留税银亿万余两的神话？至于挖出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宝，更是街谈巷议的子虚乌有之事。而财迷心窍的神宗却信以为真，十分兴奋、十分认真地下了一道谕旨，要陈奉带管此事。他说：“这奏内，湖广通省各府州县积贮各项存留羡余等银，约有亿万余两；及兴国州民人徐乃明掘古坟，黄金鉅万，掩饰事情。且今帑藏匮乏，何不解进济用！着督理矿税内官陈奉，不妨原务带管，督率原奏官仇世亨、原任守备戴烨、士民漆有光，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并经管有司官员查明，一半留与本省兵饷赈济之用，其一半及金银等件，一并解进应用。”

事后证明，这是一起盗墓“冤案”，是因为当地奸人漆有光向官府告密，导致徐某盗墓事发。而徐某所盗的墓也不是李林甫夫人的墓，而是元朝吕文德夫人的坟墓。

吕文德也是元朝有名的人物，南宋将领，淮西安丰（今安徽寿县）人，樵夫出身，赵葵招致其麾下。本是南宋荆湖制置使。但这人很贪，蒙古人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襄樊之战中，忽必烈看到汉人贪财的致命弱点，悄悄遣人以玉带贿赂吕文德，结果吕文德让元军在襄樊城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如此贪官，夫人的陪葬品自然是不会少了。但是这笔横财徐某大概命不该有，此事惊动朝廷，命得一保，却赔尽家财。

陈奉受此事件启发，为了完成朱翊钧给他下达的“敛财”指示，在湖北兴国一带公开盗墓，甚至以开矿为名，打起了皇陵——朱翊钧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显陵的主意，引发了明朝最为严重的盗墓之风，导致一时民间反盗墓抗议情绪激烈。

大清律例定绞刑

明亡清兴，龙椅易人。清朝，对盗墓行为的惩罚更为详细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人进入关内后，比汉人更明白其中的道理。清军刚入关时并无系统的法律，临时使用的就是朱元璋定的明律。后来才根据清朝的情况，“参以国制，集议允当”，定了《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对于盗墓行为的规定更加细致，规定了36种情形的罪责，条例计22条之多。

清律在《刑律》“贼盗”中，辟有“发冢”专节。对民间盗墓行为，依其性质的严重程度和盗掘对象的亲疏，列出了七种类型。其中第一条称，“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冢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与明律并无两样。可见，历朝历代的官府对盗墓行为持一贯的反对态度。

除了对盗墓行为本身进行惩罚外，清律对“辱尸”行为的制裁，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若残毁他人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谓死尸在家或在野未殡葬将尸焚烧残毁之类，若已殡葬者自依发冢开棺椁见尸律从重论）；若毁弃缌麻以上尊长死尸者，斩；弃而不失及髡发若伤者，各减一等。”对亲属间的行为也有规定，“毁弃子孙死尸者，杖八十；其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斩。”

盗墓严惩有例外

古代对盗墓者也不尽都是严惩，有的也会被宽大处理，而且会得民众的理解，这就是盗掘贪官、奸臣、恶人等“坏人”的坟墓。

周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文人，著有《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和《琐事剩录》等。专记明初以来金陵掌故，上涉国朝典故、名人佳话，下及街谈巷议、民风琐闻。南京为六朝古都，周边陵冢多多，盗墓也层出不穷，周晖的笔下自然少不了的。《续金陵琐事》（上卷）记载，明宪宗朱见深当皇帝时，江宁人盗掘秦桧墓事发，被抓住后，却没有被严惩，被从轻处罚：“秦桧墓在江宁镇，岁久榛芜。成化乙巳秋八月，为盗所发，获货贝以巨万计。盗被执，而司法者末减其罪，恶桧也。有蔡西圃名昂，历事大理，亲阅囚牍，为作诗以快之。”

据现代考古发掘，秦桧及其家属墓都在今南京城南的江宁镇一带，秦墓在历史上曾被多次盗发。2004年南京曾发现一座宋朝大墓，当时媒体报道是秦桧墓。因没有从墓中找出墓志，参与考古的南京博物馆考古队一时也无法认定，最后公开的说法是“疑似秦桧墓”。据未经公开证实的消息，后来专家就墓中出土后运南京博物馆的物品推断，此墓就是秦桧墓，当时发现的那具女人尸骨，应该是秦桧妻妾中的一位。

第二篇　盗墓风潮大历史

第九章　先秦两汉的盗墓史事——盗墓风潮第一波

先秦被盗名墓记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个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刘去盗掘。（关于刘去盗晋灵公墓，本章第三节将会作详细的描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

齐桓公（？—前643），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姜姓，名小白。齐僖（xī）公的孙子、齐襄公的次弟，其母为卫国人。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齐襄公和齐君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桓公晚年昏庸，信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齐桓公一人孤卧床榻，不见一个人来问候，连口水也喝不上，不久就死了。前643年，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之前，齐桓公又想起管仲的遗言，不由得悔恨万分，他大声痛呼：“嗟兹乎！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音落气绝。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

易牙得知桓公的死讯，立刻与竖刁、开方等人拥兵入宫发动政变，“因内宠以杀群臣”，强行拥立公子姜无诡为国君。

最后还是在上卿高虎、国懿仲两位老臣的出面安排下，桓公的遗体才得以殡殓。这时，桓公已死去67天，尸体腐烂，尸虫乱爬，臭气熏天。百官见此惨景，无不悲伤痛哭。

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历史是无情的。春秋首霸、一代英主齐桓公不听劝谏，竟落得人亡败国、蛆虫满尸的悲惨下场，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然而，他的教训也像一面镜子，给人以借鉴，使人以启迪。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mǐn）帝建兴年间，被曹嶷（yí）盗掘，据说里面的“缯（zènɡ）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阖闾（？—前496），又作阖庐，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公子光”。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

前49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趁越国丧乱之际兴兵伐越，刚刚继位的越王勾践起兵抵抗，阖闾受伤而死，归葬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据《史记》等书记载，当时征调十万军民施工，并使用大象运输，穿土凿池，积壤为丘；灵柩外套铜椁三重，池中灌注水银，以金凫（fú）玉雁随葬，并将阖闾生前喜爱的“扁诸”、“鱼肠”等三千柄宝剑一同秘藏于幽宫深处。据说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丘”。宋代苏州州学教授朱长文则认为，虎丘因形似蹲虎而得名，并说：“然观其岩壑之势，出于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阖闾因之以葬也。”清乾隆帝弘历也表示赞同：“本来岩壑擅天成，虎踞偏称金气精。”

虎丘，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角的虎丘山风景名胜区，距市中心5公里，已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时吴王阖闾在此修城建都。而后秦始皇曾登丘览胜；西楚霸王项羽又在此率八千子弟起兵反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凿山引水，并修七里堤，使虎丘景致更为秀美。宋代诗人苏轼曾经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诚为憾事。”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诸”、“鱼肠”等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liàn）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相传，吴国灭亡后的数百年间，越王勾践、秦始皇、东吴孙权，曾先后来此探宝求剑，结果都一无所获，徒劳而返。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被盗的春秋战国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是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子，名嗣，死后谥“襄”，故称魏襄王。前318年至前296年在位。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便在魏襄王元年，但最后并未获胜，“不克而返”。

魏襄王冢被刘去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mén）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西楚霸王盗秦陵

与伍子胥相比，项羽盗墓显得理由更充分更正义一些。

伍子胥是为了报“家仇”而盗掘陵墓，是私心。三百年后，项羽掘开秦始皇嬴政的陵墓，出于“国恨”，天下民众所愿。秦始皇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陵是什么陵？中国帝王陵中的“第一陵”。敢对这样的帝王和其陵墓下手，最先只有项羽！

前221年，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战争形式，一一剪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最高统治者嬴政的权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他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于是定“皇帝”尊号，称“始皇帝”，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更新政治文化观念，维护皇帝专权制度的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

除了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而外，宫苑的规划，也力求适应天人一致的文化原则。“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进一步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营造工程，“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当时宫室之繁多，据说“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除了广建宫室而外，又开始修筑陵墓，“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帝陵的营造，也是宣示威权的形式之一。项羽

秦陵是中国陵墓史上最为著名的，无论是规模气势，还是传说中的地宫，都令后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秦陵坐落于距古城西安36公里的陕西临潼县城东。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其工程之浩大，创历代君王厚葬之最。其布局结构和建筑风格，在集夏、商、周之大成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展。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园，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秦陵尚未发掘，其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历代史学家都对其有不少的描绘，使我们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在这些记述中，时间最早、最具真实性的当属《史记》。据《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得知，秦皇陵地宫设施与地面宫殿一样，墓内地底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了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人鱼”炼油，制成蜡烛，用做陵中的“长明灯”。在墓室的地面和顶部，雕凿成天地山河，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以珍珠宝石镶嵌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为防备盗掘，在墓道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若有人接近，触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地宫中的大量水银易于挥发，产生剧烈的毒雾，令盗墓者闻之胆寒。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皇宫内凡未生育的宫女嫔妃，悉数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参与墓内修造之工匠，全部被封杀于墓道之中。高大的坟丘上种植草木，像山一样雄伟壮观。

秦陵建成后的第三年，项羽率军入潼关，将陵墓上豪华的地面建筑付之一炬，只剩下了巨大的封土堆。这个封土堆坐南向北，呈覆斗状，基部南北长350米，东西长345米。建成时的高度约折合现在的115米。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水土流失，现高87米。

对于项羽掘秦陵，班固编著的《汉书》称，“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球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紧闭之祸，岂不哀哉。”

项羽，名籍，其祖父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大将项燕。战国时期，各国混战，秦国为了统一天下派王翦为将攻打楚国，楚国派项燕迎敌，项燕兵败被王翦所杀。项羽因家仇发誓要“取秦而代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秦始皇死后，各地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秦起义。项羽在秦末的反秦斗争中发挥了杰出的指挥才能，再加上他的名贵出身，很快就得到了各路起义军的支持，成为了西楚霸王。前207年，项羽在巨鹿大败秦军，严重地动摇了秦的统治。

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在位三年，被权臣赵高逼死，赵高又拥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这时的秦朝已经在各路起义军的攻打下摇摇欲坠了。前206年，另一位杰出的起义军首领刘邦先项羽一步入关，秦王子婴向其投降，曾经显赫一时、强大无比的秦王朝灭亡了。

入关后的项羽拥有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他本人因为指挥有方，战功显赫受到天下人的尊敬。那时军事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刘邦。刘邦起身布衣，仅担任过一个很小的官职。然而，秦王却被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所收服，项羽心中很是不服气，更何况他还背负着沉重的家仇。于是，他便把怒火都发在了秦皇室成员以及秦始皇所建宫室上。项羽进入关中之后，先杀了秦王子婴和秦王室贵族，然后将咸阳城内所有财富掳掠一空，又放火烧城。咸阳城和阿房宫在大火下烧了三个月，最终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然而，项羽内心的仇恨并没有在杀戮与破坏中得到安慰和满足。他的内心仍然被一股无名的怒火煎熬着。

于是，在杀尽秦始皇的后代，烧光秦始皇的宫室之后，项羽把目标又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宏伟的建筑——秦始皇陵。《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有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列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项就是项羽火烧秦宫室、盗秦始皇陵。《水经注》中也记载项羽入关后，以30万人挖开了秦始皇陵，挖出的宝物运了30天都没运完。在刘向写给汉成帝的一篇谏书中也记载有项羽烧秦宫、挖秦陵的事。从这些史书中看出，项羽盗秦始皇陵墓是确有其事的。

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史记》中借刘邦之口，骂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写道：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枭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

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这样描绘：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冢圹于骊戌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嶽九州岛县地理之势，宫观百室，奇器珍宝，充满其中……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另外，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的传奇故事：

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乱箭如雨发，当场射死许多士兵。随后从墓中又飞出无数怪鸟，啄伤不少士兵。惊魂未定的士兵四散逃去，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咬伤无数。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报告项羽。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后，项羽定睛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但这时又是一阵乱箭射击，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灭秦后，派10万兵士挖掘秦始皇墓。士兵在陵墓南面和西北寻挖墓穴道，挖了半月有余，踪迹全无。项羽听说后，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开挖，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出了两条沟，这两条沟后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项羽没有找到秦始皇的棺椁，因此，他开棺戮尸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他本身也并不太在意是否能够找到秦始皇的尸体报仇，那众多的稀世珍宝早已使他转移了目标。既然财宝已经找到，还管什么其他的事情呢？但是，项羽并不想让秦始皇在地宫里安息，也为了不让后人知道他的盗墓行为，就在挖掘完宝物之后放了一把火，试图把陵墓整个烧掉。幸而，项羽所发现的秦始皇陵墓只是实际陵墓的一小部分，陵墓本身各个墓室之间又有很好的防火设施。因此，秦始皇陵墓地宫才能保存至今，并没有因项羽的火烧而遭到毁灭性破坏。

项羽盗取的大量宝物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反倒给他的声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刘邦要比项羽明智得多。刘邦入关后听说秦始皇陵墓极为奢华也曾动过盗墓的念头。但是，他身边的谋士劝他，如果那样做会失去民心，得不到天下。因此，他不但没有盗墓，还命令部队对当地人民要秋毫无犯，从而赢得了民心。后来项羽失败后，刘邦列举项羽的罪状中就有盗秦始皇陵墓一条。由此可见，项羽盗墓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小失大。

项羽对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是秦始皇陵所遭遇的最早的劫难。但是秦陵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宁，西楚霸王的这次行为成了秦陵劫难的导火索。从那以后的几千年里，秦始皇陵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项羽盗秦始皇陵的阴影还没有消散，秦始皇陵就又迎来了一批接一批的盗墓者。西汉王莽、赤眉军都曾经对秦陵进行过大规模的盗宝。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人把目光盯紧了秦始皇陵墓，挖空心思地盗取其中的宝物。

1974年，随着陵园兵马俑的发现，为了探明秦陵全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已探明，秦陵墓地面积为22万平方米，陵园总面积21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埃及金字塔，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人的墓葬都无法相比的。

陵园地面曾有内外双重城垣，为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城垣有门，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寺园吏舍等大量建筑遗址。外城周长6000多米。在陵墓以西墓道一配房中，已发掘出两组铜车马。陵区所在地宫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言“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说法。在建筑遗址中发现大量文物，其中有直径61厘米的大瓦当，为中国瓦当之最。

陵区仅发现的陪葬坑就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5万多件，最大的陪葬坑1万多平方米，最小的仅1平方米。除已发掘和待发掘的兵马俑1、2、3号坑外，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马厩坑和跽（jì）坐俑坑98座，珍禽异兽坑31座，筑墓民工墓103座，被处死的宫廷近臣陪葬墓18座，刑徒服役的石料加工场1处，窑址多处，以及防洪堤和鱼池遗址。

封土层下的地宫，据考古实测，面积近25万平方米，比盖在它上面的封土层面积大6万平方米。地宫上方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四周有一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的宫墙，其顶部距现地表2.7～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宫墙四周有门，东西北三边有斜坡门道。

地宫在宫墙范围内，又分为外宫和内宫，从内宫再到墓室，如同三个倒置的梯形，一层深过一层，第三个层面约2万平方米，即秦皇棺椁之所在，而产生强烈汞异常反应的，也正是在这一中心部位，面积达1.2万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些。秦陵地宫是一座立体结构的楼阁，推测深度最少在50米以上，其墓葬规格远远超过我国已发掘过的任何一座陵墓。

虽然不断地有人盗掘秦陵，但他们所做的这些盗墓行动只触及了秦陵地宫以上的部分，地宫从未被打开过。因此，几千年过去了，我们才能看到现在保存较好的秦始皇陵。

超级变态广川王

盗墓有的是泄愤，有的是贪财，但中国历史上有一盗墓者却很变态，首先是为了好玩，是一种游戏心理，他就是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亦有史书称刘去疾）。刘去是把盗墓当成一种游戏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逆转乾坤的能力，却因为辉煌的盗墓成就而遗臭万年。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沿用了商周时代的分封制来加强政府对地方势力的管辖。他在其称帝初年就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到各地诸侯国为王，想依靠刘氏宗族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

然而，汉高祖分封诸侯王的初衷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效果，甚至给他的后代子孙的统治埋下了十分严重的隐患，后来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诸侯王作为地方势力的最高统治者，自治其国。到后来诸侯国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大大地独立，甚至可以不听从中央政府的统治。这众多的诸侯王国中，就有广川王家族。

第一代广川王叫刘越，是景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前155年，刘越受封为广川王，建都信都（今河北冀县），开创了汉宗室中的广川王族。然而，广川王族日益腐朽堕落，在汉朝皇室中慢慢成为最差的一支，为后人所不齿。

刘越，是个极为平庸、碌碌无为的人，在位12年就去世了，死后被谥为“广川惠王”。刘越有7个儿子，长子刘齐继承王位，就是广川缪王，在位44年。刘齐是个极为荒淫无耻的人，生前曾与姐妹乱伦，又犯大不敬罪，终究恶有恶报，还未及受到朝廷严惩就病死了。刘齐所做之事实在是太过无耻，民怨极大，死后也难逃惩罚，被汉武帝革去王爵，广川王族也被废除。

没过多久，汉武帝顾及宗族之情，不忍绝了刘越的祭祀香火，又封刘齐的儿子刘去为第三代广川王，恢复广川王族。没想到，广川王这一支实在是扶不起来，一代不如一代，简直给皇族丢尽了脸。刘去比他的父亲刘齐更加荒淫无道。刘去精通儒家经典，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本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儒雅之士，可偏偏为人残暴成性，按照现在的话说，他的潜意识里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分裂人格，属于神经系统功能方面出现了障碍的人。同时他还有一个变态的嗜好，就是喜欢盗挖墓葬，甚至盗墓成瘾。

刘去年轻时就不务正业，整日和一些流氓混混在一起玩鹰遛狗、游玩打猎、寻找古墓。《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刘去年少时就是一个实足的“流氓”，生性暴虐。其祖父刘越多次劝他少做坏事，可他始终不学好，最后连家也不回了，时常在外过夜鬼混。十四五岁时，家里让他跟老师学习《易经》，因为老师多次劝谏惹他不高兴，竟然暗暗派手下人去刺杀老师父子。在吃饭的酒席上也没有正行，喜欢让女戏子赤裸全身坐在他大腿上，以此取乐。这还不算，其对待身边女人比盗墓更令人发指。

刘去身边的姬妾众多，他制裁身边认为对自己不忠女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史书上记载的有：一是“生割灌铅”，“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二是“肢解烹煮”，“置大镬（huò）（形如大盆，用以煮食物的铁器）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三用棍捣戳下体，“椓杙（zhuóyì）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四令女人脱光衣服，将烧红的烙铁烘灼赤身裸体的女人。另外还有针刺，“不服，以铁针针之，强服”。而在施暴的同时，还逼着身边的其他姬妾在旁边“观摩”，“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可以说，刘去是个无恶不作之徒，先后被他如此这般杀害的如花美女有16名。

如此恶王，做出盗墓的勾当并不令人意外。

天高皇帝远，刘去在自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对盗墓不以为耻，反以为乐。他甚至根据自己的盗墓经验亲自写了一本《方士集书》，里面恬不知耻地介绍了一些关于盗墓的经历和方法。刘去在整个盗墓过程中都担任着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如何寻找古墓是他的强项，位置确定下来后，则由手下人动手。这个心灵扭曲的王子只在乎盗墓的过程，至于结果如何他并不太在意。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封国里面凡是有点规模和名气的古墓大部分都被他盗过了。

刘去盗墓所盗得的第一座墓，是他垂涎已久的晋灵公墓。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割据，群雄争霸，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经历多年战火之后，在华北一带就分布有燕、齐、晋、魏、赵等诸国，这些诸侯国的王公将相死后都建有较为豪华的墓地。这些古墓埋藏了很多的奇珍异宝，成了几千年来盗墓贼觊觎的对象。晋灵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位国君。

晋灵公本是晋文公的孙子，从小就做了皇帝，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半点苦。灵公长大之后荒淫无度，性情残暴。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大量搜刮百姓钱财来美化自己的宫墙。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以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为乐。有一次因为厨师没把熊掌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抬出宫去。

灵公下面有个宠臣，名叫屠岸贾，是个十足的小人。

一年，灵公让屠岸贾在王城之内替他建了一所花园。园内遍植各种奇花异草，常年不败，其中以桃花最多，故号称桃园。灵公特别喜欢打鸟，常在园子内用弹弓打鸟作乐。

桃园内有个高台，站在台上可以看见整个王城的市井百态，灵公常常站在上面看热闹。有次，灵公让人在高台上演戏，引得无数百姓在墙外观看。灵公突然鬼点子一转，就对屠岸贾说：“平日里经常打鸟，不知道弹弓打人是个什么景象。”于是两人便在台上向人群中狂射。弄得百姓苦不堪言，个个都恨晋灵公。也许是恶有恶报，这位无道国君死后遇到了比他更加残暴的广川王刘去。

晋灵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生前荒淫无道，死后又把搜刮到的大量财宝为自己陪葬。他的墓冢呈馒头状，由五花土堆积而成。刘去对坟茔里面的奇珍异宝早已垂涎三尺，他率领自己的盗墓部队来到晋灵公的墓前，由于陵墓没有任何防盗措施，这些盗墓贼没费多少力气就挖到了陵墓的墓门。墓室门打开后，刘去急忙走上前去观看。只见墓室中央停放着晋灵公的棺椁，由于日久天长，棺椁已经朽烂不成样子了，四个角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默默守护着亡灵。40多个男女石人，捧着灯烛站立在棺椁的周围。棺椁打开之后，晋灵公的尸体历经四五百年居然保存完好，皮肤还有弹性。根据以往的经验，刘去认为尸体内部一定放置了防腐的宝物。他急忙吩咐众人撬开晋灵公的九窍，果然发现了许多金玉珍宝。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刘去看上了这个玉蟾蜍，好拿回去当储水磨墨用的水盂使。

刘去刚一入行就收获颇丰，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紧接着又把目标锁定在规模宏大的魏襄王陵墓上了。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40人，用手触摸，光滑如新。墓穴内部也是用石料做成的，中间放置石床、石屏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也为了显示气派，魏襄王墓上面用铁水灌注。想要掘开如此坚固的古墓，着实需要费一番工夫，但有着盗墓嗜好的刘去却更乐于挑战难度。他带领盗墓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成功地打开了墓室的石门。正当刘去兴奋不已的时候，墓室里面突然冒出了一股股又苦又辣的黄色浓雾，士兵们都以为触怒了墓室内的灵魂，要遭报应，一个个面面相觑，反应快的拔腿就跑，反应慢的呆立着，不知所措。他凭借着丰富的墓葬知识，认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防止盗墓而设置的机关，用来吓唬人而已。

刘去要把游戏玩得更精彩，越困难就越能激发他的斗志。他派兵把守在墓穴周围，令人开始进入墓室不准离去。七天以后，黄雾终于散净了，刘去带领众手下用大锤敲开石门上的大锁，仗着胆子一拥而入，首先映在眼帘中的是魏襄王高大的棺材。棺材乌黑发亮，它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刀枪不入，光可照人，即使这样也难不倒刘去这位盗墓界的奇才，他吩咐手下用锯子将其锯开，将棺材里的宝物收敛一空，魏襄王的尸骨也被抛出棺外。刘去继续在墓室周围搜索，他转了几圈忽然发现墓室旁边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石门，上面有暗锁。对于他来说，这个游戏就更加好玩了。想方设法进去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灰尘堆得老厚的大石床。床左右有20个妇人石像侍立。铜帐钩一只掉在地上，似是因为帐已腐去。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被刘去盗掘的有名古墓还有好多，如魏王之子且渠墓、周幽王墓、栾书墓等一大批古墓。但盗墓多了，刘去也害怕。《太平广记》记载，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里面的人竟然栩栩如生。刘去赶忙让手下人住手，退出，重新封好。他把盗墓行为看成是一场游戏。倘若游戏玩得好，自然是满心高兴。倘若游戏玩得不好，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盗掘陵墓，以忘掉心中的不快。广川王封国内的墓冢几乎无一幸免。

墓室盗多了，遇到的奇怪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变态的游戏终于有一天玩到了尽头。

刘去带着他的盗墓部队去盗且渠的墓时，打开墓葬后，发现墓里没有棺材，石床下全都是天然云母石，床上有一男一女，大概二十来岁，裸身躺卧，两人皮肤的颜色像活着一样。周围的士兵们都非常恐惧，不敢触动他们。刘去见到这样的场景也害怕了，慌忙退了出去。

刘去在盗掘周幽王墓时遇到了“活见鬼”的事情。周幽王的墓穴高大雄伟，刘去掘墓时发现上面一层是厚厚的白垩土，挖了3米多深以后，现出1尺厚的云母。清除后显现出一百余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没有腐烂，保存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

传说广川王刘去在栾书墓里，因为触犯了墓穴里的灵魂而遭到了惩罚。当他带人打开墓穴时，一只白色的狐狸从里面跑了出来，刘去命令士兵们用箭射中了狐狸的左腿，狐狸带伤而逃。晚上，刘去就梦见一个鬓发眉毛皆白的老者，恶狠狠地对他说，“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说完用手杖打了刘去的左脚一下。刘去被吓醒后，发现自己的左脚果然肿了起来，过了几天就生了毒疮。无论怎样医治，这块毒疮都不见好转，就像被施了诅咒一样。后来，他的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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