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波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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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电视学试读：
致谢
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出版前的这段时间，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更新了一些研究数据。
在新媒体成为流行趋势的今天，还能研究电视理论，建构理论电视学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的教授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电视业的航母。这里扎实的电视业实践和深厚、思辨的传媒理念让我深受感触并受益良多。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刘宏教授。刘老师是一位博学、睿智、思辨、儒雅的教师。他严谨、深邃、开放的学术思想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位弟子的心里。每一次遇到理论的瓶颈，研究思路的堵塞，他总能在微笑漫谈中给予一语中的的点拨。没有导师对电视发展的信念和总体的学术视野的把握，本书难以完成。感谢导师无私的引领和巨大的动力支持。
感谢任金州老师对我在新媒体时代研究电视理论的意义的肯定，并结合电视市场化发展的现实对本书提出的中肯建议。
作为电视业界的前辈，钟大年老师从对电视深深的忧思中质疑研究电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研究框架的设定。您的忧虑代表了众多电视人的担忧，也让我的研究更注重对电视本质和未来的思考，并借此建构开放的电视理论体系。
感谢陈刚老师对我电视理论的梳理成果给予的高度评价，让我更有信心将电视理论研究进行到底。
还要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陈富清老师在论文审阅过程中，对理论电视学的学科定位与电视理论梳理之上的独立观点提炼给予的点拨和启发。
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栾轶玫老师对电视学的未来提出的质疑。您的问题让我思考视频学、电视学、理论电视学之间的关系，更坚定了夯实电视理论体系的决心。
此外，非常感恩我的父亲母亲。感谢你们无怨无悔的付出。感谢我的先生给予我学习上的空间和鼓励。特别谢谢我年幼的孩子忍受和母亲的分离，给予我理解和支持，愿你将来在人生道路上独立、坚强，为理想而奋进。
特别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黄松毅博士对于该书的出版给予的建议、帮助和奉献。
最后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同事、同学、家人和朋友。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对“电视消亡论”的思考自2007年Twitter诞生以来，微博、微信以其信息传播、分享的便捷、迅速、不受时空限制等特性迅速成为人们社交、互动的信息平台，而以此为依托的手机、平板电脑、谷歌眼镜等终端产品以新媒介的号角席卷传统媒体的观众和广告市场。2008年海外媒体报道，由于电视缺少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互动性，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收看电视，因此发出了电视业正在坠落的论调。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的首席知识官亨利·霍尔兹曼也预言：电视台将死！因为在他看来，电视与电脑的功能越来越一致。多屏互动、社交电视将改变传统电视的特征。电视台衰落而视频兴起，旧媒体势必消亡，传统的电视业和电视生产厂商必须变革。在之后的几年里，重大新闻事件中微博新闻的首发优势和对社会热点事件舆论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使“电视消亡论”日益蔓延。电视也成为继报纸和广播之后又一个被贴上将要消亡标签的大众媒介。
在媒介大发展的时代，持电视消亡论观点的人或者是对新媒体的发展过于乐观和情绪化，或者是对电视媒体的发展过于悲观和非理性化。但是，对于一个媒介的发展和生死存亡要全面地看待。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媒介生态论强调各种媒介之间的互相借力，共赢发展。媒介生态学的先驱麦克卢汉就曾提出“各种不同的媒介彼此互相帮助，这样一来就不会互相抵消，而是一种媒介强化……”不同的媒介可共生共存，而不是彼此消亡。媒介生态的能量流动处于平[1]衡——失衡——平衡的状态。在生物学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类通过几百万年不断的进化成为动物中的高级种群，因此谁又能现在断言，电视是马上要消亡的媒介种类？新媒体是最后唯一的赢家呢？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托马斯·包德温的媒体“大汇流”理论以及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提出的“质媒移动灭失规律”是反驳电视消亡论的重要理论依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是指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会经过“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四个时期。当一个媒介过时的时候，经过改革可以再现并逆转。美国学者托马斯·包德温等人提出，数字时代会出现网络、广播、电视、电话等电子媒介的汇流。清华大学的刘建明教授则提出：“传媒发展史有个‘质媒移动灭失规律’，即负载信息的媒体介质经过移动才能传播信息，会在更便捷的[2]媒介出现后逐渐大宗消亡。”例如早期传播信息的贝壳、甲骨、竹简和后期以纸张为介质的手抄报和印刷报。这些本身负载信息的媒介要通过从传播者到受众的空间移动才能传播信息，会在更便捷的媒介出现后大宗消亡。报纸就是这种负载信息的最后一个移动媒介，它必然会灭亡。而广播、电视本身并不负载信息，又非移动的媒体，它们是不会灭亡的。刘教授强调，“广播电视虽然没有网络先进，但只能[3]与网络融合，而不会绝迹”。
其次，从技术上来看，传统电视机借力网络和新媒体技术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在国外，SIRI语音控制的电视、社交电视已经成熟。欧美的电视用户已经可以在电视上使用推特、脸谱等社交工具。在国内，乐视、海信、TCL等新媒体和传统电视厂商都研制出了智能电视、云电视。上海、广东等地也在开展家庭高清互动电视试点。此外，小米盒子、PPTV电视盒等硬件产品也不断问世。人们认为电视会被淘汰最主要的理由即电视不能被任意操控这一现状，正在被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消亡的是单向收看、被动收看的传统电视机，具有人性化的新型电视机正在兴起。
再次，从实践上来看，传统的电视业正在积极转变，应对挑战。学者时统宇说，新媒体的出现带来压力，也带来生机。过去的电视业是被“政府宠着，观众惯着”，新媒体的兴盛让电视媒体和从业者深刻地自省和改革。积极敞开大门向新媒体学习技术和经营经验，转变自己传媒老大的姿态和心态，改革内容生产机制和人员管理机制。美国的传统电视网与苹果的社交电视应用Yap.TV合作推出社交电视。CNN在第一时间与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开展合作，抢占新媒体新闻市场。凤凰卫视则推出“卫视通”加强节目与受众间的互动。央视最严肃的节目《新闻联播》也利用微博、微信同观众互动。新媒体威胁之下，电视业始终在勉力化解危机。
说到底，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精英对媒体的垄断，人们再也不用被动地接收传统媒体单向传来的各种信息。新媒体扬言要颠覆的电视和人们渐渐远离的电视是被动收看的电视机和日益重复、粗制滥造、缺少创新的电视内容。前者可以依靠技术实现，后者则需要改革扭转局面。因此，在中国，电视背后的家庭文化和强大的节目制播系统仍是其他媒体短时期内无法企及的。电视仍是现代家庭生活的中心之一，“还是中国公众每日不可分离的忠实的生活伴侣，其社会主流地位不可否认……电视节目的生动性和戏剧性以及纵深报道的力度、广度，在目前看非任何其他媒体所能取代，即便是这种传播还[4]存在双向互动缺乏等不足”。
因此，电视时代远未过去，正如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在《数字化崇拜》中指出的那样：“新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出现在它们的迷思性阶段”，相反，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真正地（例如电力）[5]或者象征性地成为寻常之物，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新媒体光环下，电视技术正变得平常甚至老套，但这正恰恰是电视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之时。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电视的意义更加凸显。二、国内电视本体理论梳理的缺失
电视研究最早出现在西方，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形成著名的电视理论学说，如格伯纳的涵化理论、蒂奇诺的知沟理论、雷蒙德·威廉斯的电视流理论。从60年代末至90年代，电视研究遍布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传播学领域中的美国经验学派，社会和文化学领域中的欧洲批判学派、美国纽约学派、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英国的丹尼斯·麦奎尔，符号学、文化学、民族志研究中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媒介本体和文化领域中的加拿大多伦多学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电视进行了研究，揭开了电视生产背后多层的面纱。丰富且复杂的电视理论中，哪些是电视的本体理论，如何建构科学的框架认识电视，需要电视理论研究者系统、科学地梳理和建构。
与西方丰厚的电视理论不同，国内的电视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电视实践的发展。中国自1958年5月1日建立第一个电视台至今，已经过去了57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从依靠广播、电影到自己“独立走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98.42%，全国共有电视台166座，教育电视台42座，广播电视台2207座（其中含县级广播电视台1996座），共开办4199套节目（其中广播节目2863套电视节目1336套），有线电视用户达2.29亿，数字电视用户1.72亿户。[6][7]2014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达到4226.27亿元。电视台数[8]量、电视受众数量，电视剧产量（2014年429部15983集）和播出量均为世界第一。新闻、纪录片、综艺、电视剧等节目内容制作日渐成熟。
伴随着实践的丰富，电视应用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在早期电视研究中，电视应用研究就成为最早和主要的研究领域。中国传媒大学的刘燕南教授在《电视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讨》一文中，统计了改革开放前，在我国最早的广播电视业务刊物《广播业务》中，有关电视研究的文章约为82篇，占广播电视研究总篇数的1/7，研究主要集中在1960年至1966年，以电视业务和电视文艺两类所占比例最大。与此相反，有关电视理论探讨的文章未见一篇。在CNKI上检索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至2014年与电视研究相关的文章。其中以“电视应用”为主题的有603篇，以“电视实践”为主题的368篇，以“电视技术”为主题的10669篇，以“电视管理”为主题的888篇，以“电视理论”为主题的文章有1297篇。总体来看，电视应用、实践、技术和管理的文章要大大多于电视理论研究。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出版了中国第一套电视专业理论书籍——电视节目制作丛书。该书以18本的规模涉及了电视制作的各个方面，但也多是偏重实践和应用层面。在此基础上，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在1993年又出版了《中国应用电视学》。该书从基础理论、节目、制作和技艺等几个方面勾画了电视应用理论的框架，被认为是国内应用电视学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电视研究者一方面在借鉴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对电视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创了电视文化学、电视传播学、电视美学、电视批评学、电视语言学等研究。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市场化经济的大潮中，也围绕电视产业、电视改革、电视数字化、制播分离、媒介融合、电视管理开展研究。电视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内容逐渐丰富，基本形成了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电视应用研究、电视决策研究和电视史研究的格局。“电视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电视成长壮大的时期提出的。1993年中国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也基本建构，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电视基础理论的框架体系依然没有建构起来。国外丰富且繁杂的电视理论亟待科学的梳理和本土化，国内丰富的电视实践亟待总结和提升。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动力——梳理电视的本体、核心理论，探讨符合电视特色的电视基础理论体系框架。通过理论电视学的建构，呼应应用电视学，丰富和完善电视学研究。
施拉姆说，“电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人类能否享受它的好处，取决于我们运用它的智慧，有否与他的智慧并驾齐驱”。更好地认识电视才能把握电视、管理电视、运用电视。
第二节 电视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电视是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信息与娱乐工具。随着移动化、网络化、视频化、社交化新媒介的迅速发展，电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呈现出电视符号传播借助新媒介发展的新局面。正如麦克卢汉对媒介定律放大、过时、再现、逆转的预言，电视不仅可以逆转为电脑、有线电视、录像机、全息术等媒介，而且还可以逆转成为脑子里幻想[9]出来的任何有道理的东西。正是在这样一个媒介发展的背景下，思考电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讨电视的本体和价值，建构理论电视学的框架。一、电视理论研究成果
20年前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系统、全面、精准地论述了电视应用理论的方方面面，用本体、节目、制作、技艺四个维度巧妙地涵盖了电视应用的全部领域，但是理论电视学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取得较大的成果。
关于电视学研究体系的划分，以胡智锋、欧阳宏生、石长顺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和以杨伟光、胡妙德、沈纪等为代表的业内管理者和实践者在相关论著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即电视理论研究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历史和决策理论研究。杨伟光在《中国电视论纲中》强调，基础理论是“原理”部分，是研究电视本源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是联系和沟通其他学科理论的中介。
关于电视基础理论的论著，国内外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繁杂的理论成果。国外电视理论的研究中，高金萍的《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菲利普·史密斯的《文化理论——导论》分别论述了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下的电视传播理论和媒介文化理论的概貌；阿多诺的《如何看待电视》、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约翰·菲斯克的《解读电视》、格伯纳的《文化指标：论电视暴力》等文献使笔者得以从微观角度把握著名媒介及电视研究者的理论思想；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和于海的《西方社会思想史》对特定时间中隐含的历史背景进行了阐述，使笔者能用理性、历史的视角关照当时电视理论的发展。
国内电视研究方面，陈默的《电视文化学》、石长顺的《电视传播学》、胡申生的《当代电视社会学》、胡智锋的《电视美学大纲》、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幻想与巫术》分别介绍了电视在文化、传播、社会、美学、符号学领域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国内理论电视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营养和框架参考。
关于研究电视的理论框架，美国学者霍勒斯·纽康布提出按照电视生产、电视文本和电视接受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来建构。石长顺教授主张可以按照一般学科建构时采用的学派和模式来建构。谢鼎新教授主张按照基础理论（元理论）、交叉学科和独特理论来建构。这几种建构分类都比较宽泛。而美国学者格伯纳在研究《文化指标：论电视暴力》（1970）提出，可以从存在、重要次序、价值和关系四个层面充分了解电视讯息。这种框架具有哲学意义，但它仅限于对电视讯息的理解，可以将这一思路拓展到除了电视讯息以外的电视媒介、电视业、电视内容生产的存在、次序、价值和关系。围绕电视发展的规律，寻找框定电视实体理论的体系。
国外关于电视理论框架的著作甚少，但有一些解读电视的代表性的著作。John Fiske 在Reading Television 中对电视的内容、符号、符码、功能、形式、观众进行了详细论述。J.Gripsrud在Television：General 中介绍了西方国家电视研究的历史和重要议题，通过探讨作为文化形式的媒介与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媒介之间的关系，描绘政治、规范、电视生产、节目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与受众、受众与媒介的关系，并探讨了未来的电视研究。二、研究不足与借鉴意义
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成果，发现国内的电视理论研究者对电视本体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电视学的理论分支已经非常细化，并且有相关的理论著作出版，但是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来整合电视理论的著作还比较少，更缺乏一个从传统和新媒体的视角来关照电视发展的框架性理论著作。笔者选择理论电视学的这一概念，就是试图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梳理和引导电视业的发展，对电视从业者和电视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合理、深刻认识电视的理论框架。
在国内外前人研究电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过去，当下和未来媒介发展以及人类发展的趋向整合属于电视媒介发展的理论，弥补国内电视理论研究重应用，追热点的不足，更新传统的电视理论体系，为国内电视理论的科学发展描绘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
对于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总体上借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任何学科，只有在形成了为一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的范式后才成为一门“常规科学”。范式有两层含义，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笔者的研究正是按照范式理论的思想，探索电视理论界所共有的关于电视本体的信念和价值。
表面看来，建立理论电视学与学科统一似乎自相矛盾，因为电视学有太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然而正是这些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存在呼唤理论电视学的产生。虽然国内关于电视的研究和理论成果颇为丰富，可是缺乏从电视视角和哲学高度进行的系统梳理和挖掘。笔者的研究将进行这种尝试，可能不是完美的理论电视学的最终框架，期待能够抛砖引玉，为这一领域不断向纵深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参考框架。
第三节 关键概念
一、电视理论电视理论可理解为电视研究的同义语，泛指电视相关研究的所有概念和知识体系，与电视实践相对应。在我国，电视理论的研究一般包括电视基础理论、电视应用理论、电视史和决策理论四个部分。二、电视基础理论
电视研究在我国的理论界已经基本形成了电视基础理论、电视应用理论、电视决策理论和电视史学的研究格局。其中电视基础理论是电视研究的“原理”部分，研究电视本源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是[10]联系和沟通其他学科理论的中介。电视基础理论的夯实影响着电视应用理论与电视决策理论的发展，也对电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三、电视学“电视学”的概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它的提出同中国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所谓电视学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电视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具有人文倾向的综合性学科。电视节目、电视受众、电视传播和电视管理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
广义的电视学指电视学的学科系统，包括所有的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狭义的电视学仅指电视学这门主学科的理论体系，是从哲学层面进行宏观概括和提炼的电视理论体系。一般所提到的电视学是广义的用法。
电视学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按照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将电视学划分为电视受众学、电视传播学、电视文化学、电视经济学、电视社会学、电视管理学等门类。另一类按照理论、应用和历史的维度分为理论电视学、应用电视学和电视史学。四、理论电视学
理论电视学是针对应用电视学所提出的概念，最早由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宏教授提出。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理论的发展常滞后于实践，也需要实践的积淀才得到提升。理论电视学正是在中国电视实践日臻成熟，新媒体发展引入新的视角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概念。
所谓理论电视学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电视学，即从横向的、宏观的、思辨的角度提炼和概括电视发展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它不是研究具体的电视实践怎么做的问题，而是聚焦于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哲学命题。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是理论电视学的核心部分。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方法
一、研究框架本书选择电视学中的基础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以理论电视学的高度呼应已有的应用电视学成果，试图完善电视学的学科框架。
本书整体的研究思路是沿着由浅入深、由文献理论回溯至路径探索和框架搭建的逻辑展开的。
在建构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时候，认识、界定研究对象，梳理国内外现有的理论成果，甄别与研究对象内核由近至远的理论成果是基础工作。文章的前四章围绕这些重要的基础工作展开。
第一章从整体上观照电视，在传统和新媒体的视野中重新认识电视。
第二章回顾电视学的发展，界定理论电视学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章从时间和内容维度整理西方电视理论的成果，评价其理论与电视学框架体系的关系。
第四章用定量的方法对基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的国内电视理论著作进行内容分析，梳理国内电视理论研究的领域、视角和趋势。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在前四章的基础上，运用思辨的方法对理论电视学建构的路径和框架提出自己的思考。
六章内容的设计，其实就是建构理论电视学的逻辑思路，这是纵贯全文的经线。而各章节中又采用文献/历史回顾、内容比较/并列演绎的方式展开研究，成为文章的纬线。经纬交织构成全文的框架结构。二、研究方法
电视复杂而多元的研究特性，决定了本书研究方法的多元特征。根据本书的结构和研究内容，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质的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文献调查法，整理国内外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电视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明晰研究成果的时代背景、研究目的，评析研究成果对现实和中国的影响。
其次，运用概念分析法，对本文所提出的理论电视学进行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再次，主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围绕电视、电视学的特色，通过和其他相近学科的比较，来梳理和建构自身的理论。
最后，为了避免文献所限，采用调查和访谈法走近电视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和业内人士，听取他们对我国理论电视学建构的意见和心声。
在整个二十世纪，电视是辉煌的、精彩的，在新的世纪，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电视又面临当初广播对电视视听一体特性而望尘莫及的无奈。但是，正如广播没有“消灭”报纸、电视没有“击垮”广播一样，新媒体也不会让电视“死去”。媒介融合的视野下，让我们通过现实和理论的视角，一起回顾电视的过去，正视电视的现在，展望电视的未来。
[1] ［美］兰斯·斯特拉特著，胡菊兰译：《媒介生态学与麦克卢汉的遗赠》，《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2] 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新闻界》2006年第1期。
[3] 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新闻界》2006年第1期。
[4] 王一川：《远未过去的电视时代》，《当代电视》2013年第7期。
[5] 王一川：《远未过去的电视时代》，《当代电视》2013年第7期。
[6] 新闻出版广电出版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4）》，转引自《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8期。
[7] 史竞男、许雨婷：《广电蓝皮书：2014年我国广电行业总收入达4226亿元》，新华网，2015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5-07/09/c_128000431.htm。
[8] “传媒格局与趋势——《传媒蓝皮书2015》发布”，转引自清华大学传媒蓝皮书公众号，2015年5月10日。
[9] ［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10] 欧阳宏生、李宜蓬：《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
第一章 重新认识电视
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人们往往对司空见惯的事物熟视无睹。在新媒体崛起的今天，回望电视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探寻熟悉的电视究竟是什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电视。
第一节 多面貌的电视
一、电视作为科技和工具[1]电视是一个科技产品。电视的历史，首先是科技发明的历史。它的产生凝聚了电报、电话、无线电技术、广播技术、照相、电影技术等多领域、多国科学家的智慧和结晶。技术在电视领域的变革从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从机械电视到电动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从有线到卫星，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3D、智能和超级电视。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是电视发展史的一个拐点。电视与科技如同鱼儿和水，没有技术的支持和进步，电视将无法焕发夺目的光彩。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人类所用，也塑造人类。（一）电视作为科技
1.科技发明催生电视的出现
电视从技术上讲，就是将图像、文字、声音等信息转变为电子信号，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传播出去，供观众收看。要实现电视传播技术，至少需要有推送图像信息源的动力、信号传输和接收的渠道，以及负载在电波上的编码、解码方式。“动力、渠道、编码”是电视传播技术的三个基本要素。发明电视要围绕这三项内容展开。电视的发明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轨迹：（1）电力和声音传输
在众多对电磁原理发现的基础上，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解决了电视动力的问题。
1895年，意大利的马可尼与俄国科学家波波夫几乎同时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实现了无线电信号的远距离传播。
1906年圣诞前夜，美国电学工程教授费辛顿进行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广播实验活动。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特罗克镇首次播放歌曲和圣经，并用电码发出了信号，他的广播产生了回应。1906年的圣诞节因此被认为是广播媒介的诞生日。
无线电之父——美国人德佛雷斯特发明的改进广播发射和接收技术的三极管，成为后来无线电广播的重要设备基础。（2）图像传输技术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电影技术。
1880年，法国人勒布朗等人发现了眼睛扫描的原理，即图像在人眼中不是一下子完整地出现，而是一点接着一点出现的。这个发现解决了电视传送信道的问题。
1884年，德国工程师尼普可夫发明了机械扫描图像的尼普可夫转盘。在此基础上，德国人威勒进行改进，发明了镜鼓技术，用于早期电视。
1923年12月，美国发明家坚肯斯向《无线电新闻》和《流行无线电》杂志的编辑分别演示了他的电视发明，即用两个棱镜分解图像的仪器，将分解的信号分别传送到终端，然后再合成图像，投射到荧光或磷光的屏幕上。虽然图像还不太清楚，但编辑们都承认，只要把物品放到播出一端的前面，在接收一端便可看到这个物品的影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电视演示。
1923年，俄国的佐里金发明光电摄像管，这是全电动电视的关键部分。同年12月，佐里金为他发明的采用阴极射线管的电视系统申请了专利。
1924—1925年间，英国电视之父贝尔德利用尼普可夫转盘的原理，试制了机械电视机。
1927年，美国发明家方斯沃兹发明了一种每秒30帧图像、扫描线为100行的电动电视，超过了当时最好的机械电视系统60行的扫描线。同年7月，他研制出第一个全电动电视，因而被誉为“美国电视之父”。
1928年，俄国的科学家佐里金发明了电视摄像机。
20世纪30年代，佐里金实验室的伯拉德发明了“交织式扫描方法”，将每一帧画面分为两部分，这样24帧画面就有48块扫描区域，这些区域交替扫描，再组成24幅画面。当时的扫描线是81行，1935年改进为343行。（3）电视事业
1928年1月13日，美国通用公司采用机械电视系统开始试播电视。同年9月11日试播了第一部情节剧《女王的信使》。1939年4月实验转播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实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从1941年7月1日开始定期播出电视节目。
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采用贝尔德的机械电视系统进行电视试播，播出了无声图像。1930年播出了声像具备的多幕电视剧《花言巧语的人》。1935年，BBC建立世界上第一家电视节目机构。1936年11月2日，BBC在伦敦郊外亚历山大宫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歌舞转播，标志着世界电视业的诞生。
1931年4月29日，苏维埃俄国首次试播电视。1939年3月，莫斯科电视台开始定期播出节目。
1932年，法国在巴黎建立试验电视台，于1935年开始不定期播放。
1935年，德国也成立了电视节目机构，并于当年3月22日在柏林开始定期播出节目。
简单的轮廓也许不能包含丰富的细节，但从19世纪70年代人们对“电视”的憧憬与想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电视事业诞生，可以清晰地看到，60多年间众多科技的发明是电视诞生的第一生产力。电视是高科技产品，是人类想象力、社会需要和技术的结合。
2.科技进步创造了奇特的电视景观，也遮蔽了复杂的现实
电视的产生实现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在世界的任何一角都能看到地球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事件。电视与直播技术、卫星技术的结合，让国人可以在第一时间观看神舟飞船飞上太空的全过程；让全球的华人在除夕夜可以共赏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让全世界的人可以观看奥运会的开幕式、美国“9·11”的新闻现场。电视诞生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可以让受众的参与和事件的发生同步。
也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可以让我们日常地收看非人类视角的画面。无论是海拔几万米的高空，还是深邃悠远的海底；不管是世界之巅，还是悬崖峭壁；不论是人类战争还是动物迁徙，电视拍摄和转播技术已经能突破众多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第一时间呈现来自现场的画面。这一切都归功于技术的支持和应用。
然而，电视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但它并非百分百保真，它主要展示的是世界的一种框架。共时性产生了“我在现场”的心理，传播者通过画面的选取与展示、情绪和节奏的控制、主题的设定和渲染让电视观众极易产生预期的认同与心理暗示，例如CNN对海湾战争的美国式倾向报道。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CNN就与伊拉克当局交涉并以30万美元买下六台卫星电话，获得卫星专线电话的独家使用权，也就是间接获得了海湾战争的独家报道权。凭借这一优势，CNN设置众多独特和刁钻的问题引导战争双方的解释和态度，又邀请各国政治家与外交家参与CNN的专题讨论和专访节目，从而深刻[2]影响了整个海湾战争的状况和很多国家的外交态度。国内央视2013年春晚奢华的LED舞美设计，电视与网络同步直播，国际、国内明星同台，普通人登上“春晚”梦想的实现都让国人产生了大国强盛、人民幸福的心理图景。奇观之下也掩盖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现实。
3.科技使电视延伸了人类，也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媒介研究怪杰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巨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的确，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电视传播让人的耳目和神经系统都得到了延伸。同时他也发出了一句令人深思的预言：“我们是电视屏幕……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麦克卢汉在电视诞生之初时的豪言壮语，只看到了人类依靠科技主宰世界的一面，而没看到科技带给电视的发展也限制了人类的进步。通过对下列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社会、电视社会、电视网络社会的比较可以窥见一斑。传统社会是从文字和印刷媒介为主的社会，电视社会是从电视发明至21世纪初新媒体、社交媒体诞生前以电视为主的社会。电视网络社会是从三屏融合的电视诞生开始至未来一段时间，以传统电视和新媒介技术为主的社会。号称全球第一台的个人智能电视是2011年8月16日中国海信集团推出的I′TV（我的电视）。表1.1 传统社会、电视社会、电视网络社会特征比较
目前电视在技术上的革新经历了画质的革命（从黑白到彩色、高清）、画面信息的革命（二维平面电视到3D立体电视）、人机互动的革命（语音、手势控制频道和节目的观看，电视上网和通信发布、分享、讨论收视体验，电视、电脑、手机屏的同时和异地互传）。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类传统思维、沟通和生存方式被进一步颠覆。当我们看得更清楚的时候，质疑会减少；看的内容更多的时候，内心的选择会变少；选择机会更多的时候，深入思考却越来越少。得到和利用电视正在变得随心所欲，思考、沟通和面对面交流正一步一步被消解。人类正在被众多信息和形式所淹没，思考力下降，非群体化、重新部落化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二）电视作为工具
电视具有强烈的工具属性。很多理论和宣传语都证实了电视的这一功能，例如“党和人民的喉舌”“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社会公器”“传承文化，开拓创新”“品牌的力量”“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从传播者、商家和受众的角度，电视可以作为不同的工具。
1.传播者的工具
电视的传播者是谁？英国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和哈特利在《解读电视》中提出传播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屏幕上的形象，如主持人、播音员、记者、专家、学者、演员、运动员、镜头里的世界百态等。二是节目幕后的电视机构、员工（制作和监管人员）、职业规范，也就是专业原则或意识形态。三是决定节目内容和价值导向的国家/民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从外表来看，电视首先是电视从业者实现理想的工具。电视新闻从业者做新闻、做国家航行船头的眺望者，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电视纪录片人做纪录片纪录人文、自然和历史，做人类历史的光影记录者；电视剧创作者拍摄电视剧，用电视艺术呈现经典的作品；节目从业者做节目，影响受众，实现自我价值和理念的传播。此外，电视为所有这些从业者提供了成名和扩大影响力的高效通道。赵忠祥、倪萍等著名主持人，罗京、李瑞英等“国脸”播音员，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柴静等新闻工作者，易中天、于丹、余秋雨等文化学者，刘欢、宋祖英、赵本山、孙俪等各界演艺人员都因电视而在国内一举成名，并形成较高的知名度。
从深层来看，电视首先是政府/ 政党（国家/ 民族）实现环境监视、协调社会、完成国人社会化的重要工具。这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总结的传播的三个社会功能，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政治功能，包括收集信息情报，解释信息情报，制定、传播和执行政策，将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进行世代传递。其次，电视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文化，规范社会的重要工具。文而化之，教化于人，电视具有寻求和传授知识、思想的指导功能。这种功能不但影响国人，还影响世界。美剧、韩剧、泰剧都是以电视剧的形式，将文化的内涵渗入亚洲市场及全球。在美国，电视等大众媒介是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最后，电视日益成为国家和民族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工具。BBC、CNN、凤凰卫视、半岛电视台、央视无不倾尽全力抢占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中的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2.商家的工具
电视的商业属性和经济属性被明确之后，无数商家投入电视，从电视广告中获取丰厚的市场回报。2012年风靡全国的第一季《中国[3]好声音》的广告冠名费为6000万元，结果创收了3亿元。第二季冠名费达到了2亿元，实际收入超过了10亿元。电视赞助商的身份介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他的经济投入让传播者可以利用电视制作节目，实现传播目的。广告商是一个隐藏的传播者，他的传播目标就是看节目的受众。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形成，电视广告已经成为重要的节目形态。虽然新媒体来势汹汹，抢占了电视的广告份额，但从长远看，电视依然是商家广告投入的首选媒体之一。
3.受众的工具
电视的受众是谁？除了通过电视机收看节目的人，还包括通过网络、平板电脑、手机等终端收看电视内容的人。电视对受众来说是重要的信息和娱乐工具。获取生存信息和娱乐是人类的两大基础本能。[4]人首先是一种处理信息的动物。电视诞生之后，处理信息的任务就被电视等大众媒介所代理。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时代，电视是人们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工具。把娱乐比作电视传播的半壁江山一点也不夸张，众多的娱乐节目是缓解人们工作压力、释放心情、寻找抚慰和认同的重要工具。此外，电视也是受众成名的工具。随着真人秀节目的火爆，许多普通受众通过电视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表1.2 电视的工具属性及功能二、电视作为艺术和商品（一）电视艺术的本体
在20世纪初，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者乔托·卡努杜在其论著《第七艺术宣言》中宣称电影是一种综合了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这六种艺术的“第七艺术”。二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和电视普及，电视艺术被称为是既电影之后的“第八艺术”。然而从一开始就有一批理论家反对电影电视的“综合艺术论”。因为“本体由媒材决定”，电影和电视是科技的产物，“电影、电视的纪录机器所提供的基本系统是光波和声波这两个元素所形成的声画系统以及由[5]声画所体现的时间与空间所形成的时空系统”。这与文学、绘画、戏剧的记录媒介和表现形式大大不同。当传统的艺术样式进入电视时，它已经是被电视整合了的独特艺术样式。
因此“电视艺术，并非是指通过电视传播的各种艺术包括音乐、美术、摄影、文学、戏剧等等，而是专指通过电视所特有的艺术手段[6]所构造出来的艺术产品即电视艺术节目”。高鑫教授在《电视艺术学》一书中也概括电视艺术是以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画造型为传播方式，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把握和表现客观世界，通过造型鲜明的屏幕形象，达到以情感人目的的屏幕艺术形态。从本体上而言，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是一致的。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差异，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性形式间的差异。它们的主要差异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
[7]异。（二）电视作为艺术的矛盾：高雅与通俗，作品与商品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电视艺术是通过画面、声音、造型语言塑造形象，传达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承载形式是电视节目。传统艺术可大致分为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这种分类在电视艺术中也存在，比如一般认为音乐会、芭蕾舞、纪录片是高雅的艺术，电视剧、相声小品、综艺节目是通俗的艺术。然而在电视这个兼容性、整合性较强的平台，艺术的高雅与通俗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节目内容呈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品位是艺术高雅和通俗的重要决定因素。高雅的形式可以成为大众乐道的作品，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而通俗的电视剧也可以拍出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如20世纪80年代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至今无人超越。在电视平台上，艺术的高雅和通俗并不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精英与大众的简单区分，应当是电视艺术节目的艺术水准、文化内涵的区别。从经济和生活水平来看，80年代的人比不上现在的人，但前一个时代电视作品的艺术性尤其是电视剧的艺术性要高于现在。
艺术与商业这一对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可以融会于电视一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电视节目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商品是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电视传播中体现了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首先，电视节目是精神产品，它的生产凝结着无数电视幕前和幕后的工作者的劳动，是有巨大的生产成本的，观众通过缴纳收视费的形式“购买”电视节目的收视权，享受电视节目带给自己的信息和娱乐。在1998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每年维持正常播出就需要20亿元。一分钟的新闻节目成本为[8]830多元，一分钟的综艺节目为3700多元”。电视节目的生产成本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根据不同的节目类型、规模、内容，其投入也大不相同。央视春晚2010年的预算1000万；2012年《中国好声音》购[9]买荷兰节目的版权费为350万，节目中导师可以转动的椅子单价为80万。其次，电视依靠广告来赢利。也就是电视台将电视节目直接销售给了广告商，广告商利用节目的收视赢得观众对广告产品的熟悉和之后的购买行为。2013年央视一套黄金剧场第一集贴片广告费[10]（播出时间是20∶01）为15秒17.6万元一次。《中国好声音》第二[11]季节目广告费统一为15秒60万。复杂的二次售卖，使收视率、影响力、广告拉动力成为电视节目的衡量标准，电视的艺术性逐渐被娱乐、游戏、悬念、刺激所取代。抗日奇侠剧、后宫剧、穿越剧、电视选秀节目、真人秀节目一波一波层出不穷。在艺术与商品的较量中，电视精品缺少生产的土壤，电视节目日益快餐化。正如本雅明所言，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被去除了传统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所赋予的神圣的精神的属性。
戴恩斯特说，“几乎不能将电视误认为是一块完全未经商业染指[12]的纯美学领域，然而也不能将其降低到粗俗的商业套语的地位”。电视艺术与商业的共赢是合理的，也需要智慧和努力。2005年春晚聋哑姑娘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电视纪录片《故宫》《颐和园》《徐志摩与林徽因》，电视剧《甄嬛传》等都通过较高的艺术追求和文化品位不仅获得了电视艺术性的专业评价，也取得了较高的商业回报。电视批评学者时统宇发出“必须坚持节目的专业性和艺术性”的口号。电视收视不能仅是“一锤子买卖”，对电视艺术节目来说，电视首先是艺术，才能成为一次、二次、多次流通的商品，成为精品。三、电视作为语言和文化（一）电视语言即文化
语言由各种符号构成。文化究其本质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行为。语言本身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也是经过编纂整理的文化的一部分。例如汉语是华夏文化的代表，英语是欧美文化的表征，文字是印刷文化的诠释，通过画面和声音表现的电视是电子文化的注脚。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自人类诞生以来，已经出现了三种语言，分别是依托面对面传播的口头语言、借助印刷媒介传播的文字语言和通过电影、电视传播的视听语言。视听语言既包含口头和文字语言，又包括通过独有的视听造型、蒙太奇艺术和纪实理念等传播技巧打造的全新的语言形式。表1.3 人类三种语言的比较
电视是人类建构的。事实上，人类所有经验的基础，都是透过语言所传达的文化结构。自从电视发明之后，人类获取经验的基础大多来自于电视视听语言所建构的文化结构。这种线性的、感性的、非连续性的视听语言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也改写了人类文化的方向。这种电子媒介的视听语言文化与敏锐的感觉相联系，人们把这种敏锐[13]称之为后现代。（二）电视语言表征、建构社会文化
一方面，电视是文化的载体，电视语言是文化表征的符号。无论是作为艺术形式、生活休闲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电视都通过视听形象反映了特定时代中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进而表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电视本身是作为文化和精神产品，对社会文化进行建构。世界格局多元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也面临多元与一统的现实矛盾。多元化无疑是人类进步的基石，而多元中的主导又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民族传承的重要保障。电视建构社会文化的过程就是平衡两方面力量，实现引导主流文化与适当控制多元亚文化的过程。不同文化间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电视担当着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的重要角色。
电视文化是媒介文化，它构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反映也同时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它不断依托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
没有哪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如同电视这般多种面相：文化、科技、语言、符号、商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在一块电视屏幕下，隐藏了无数的内涵和各种力量的博弈。因此电视是个“是非”之地，要认清楚电视的本质，也许跳出电视的圈子，从更广阔的传播史和人类史来解读电视才能看得更清楚。
第二节 新媒体视阈中的电视
电视是当代人类生活中最熟悉而又陌生的电子产品。2008年有一项有趣的统计显示，一个英国人一生要花费8年的时间观看电视。一个普通美国人的一生，平均要把超过整七年的时间花在看电视上。[14][15]中国2008年的电视收视市场整体人均收视量为175分钟。按这个数据估算，一个中国人一生看电视用去的时间约为8年。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兴起变革了传统电视的收视，“抢走”了大量的年轻受众。2012年百度的广告收入为222.46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53.5%，而央视同年的广告收入为269.76亿元，同比增长率低于[16]15%。新锐网络公司的广告收入几乎和重装备、集团军“作战”的国家媒体机构的收入持平，并且有超越之势。此外，苹果、乐视等新媒体产业进军电视业，开发智能电视。传统电视业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互联网技术进入电视产业的今天，电视将经历深刻的变革。[17]一、电视的“变身”（一）从电子媒介到网络终端
终端（Termination）是网络与最终用户接触用以实现网络应用的各种设备。在计算机环境中，终端是端点用户用于和主机通信的设备。它是计算机的显示终端，包含计算机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设备。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诞生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电视是电子媒介。从电视诞生之初起，电视就与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等电子传播媒介密切相关。事实上，电视就是在无线电和广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子射线管、电视图像扫描方法、线性摄像机等一系列接收和拍摄电视图像的设备和技术的发明使得电视终成为可以播放活动影像的潘多拉盒子。每一次电子摄录技术的更新，也带动了电视的革命。例如ENG（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便携式摄录机的发明让摄像和录像同步发生，把现场的采访、报道直接声形并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催生了现场报道、现场直播、纪实的电视呈现方法和理念。EFP（Electronic Field Production）电子现场制作系统又让现场拍摄和现场编辑融为一体，成就了演播室外的电视节目生产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计算机、互联网迅速发展并普及，网络技术、电子通信技术与电视技术的融合，使电视的电子媒介属性日益消减，网络终端特性日益凸显。2010年，3D立体影像技术让英国的观众享受到了首次用立体影像观看英超曼联与阿森纳的比赛。2011年8月，中国的海信集团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智能电视I'TV（我的电视），实现了电视机、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屏幕间有线电视节目的“三屏互动”和异地实时接收家里电视节目的“协同互传”功能。同时，由于智能推荐和社区交友等软件的植入，这种I'TV是一台“社会化”的电视。2013年9月，乐视网也推出了旨在“颠覆”传统电视产业的 “超级电视”乐视TV（leTV），打造基础大屏的完整生态系统即中国最大影视库的存储+云视频平台的极致体验，实现其智能化、多屏化、大屏化的终端视频发展趋势。海信声称智能电视的推出是对传统电视机的“再进化”，乐视则豪言是对传统电视业的颠覆。的确，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带来电视发展的转折。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兴起，三网融合的进程，让存在了80多年的传统电视发生一次重大的改变，成为网络、电视、电信的综合终端。
早在1987年日本学者藤竹晓编著的《电视社会学》一书中，他就预言未来用“电视机终端”一词比用“电视机”一词更为贴切。他解释这种终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朝着大型化屏幕发展的录像机功能的终端，另一种是向着小型化发展的电视数据终端。他的预言正在实现。当下的电视机正在实现视频库内容反复收看和数据实时更新的双重功能。还有一种终端功能藤竹晓没有提到，就是电视与电信的融合，即通过电视来打电话。这一功能的实现也指日可待。（二）从家庭聚会到私人媒体中心
在传统的研究中，电视是家庭文化的代表。电视是使家庭成员集合在一起的有效工具。曾经对家庭的理论分析是研究电视传播和电视受众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美国学者按照现代家庭特征划分的圣地性、庇护性及隐私性的家庭。曾经在日本，“电视是面向世界而敞开[18]的家庭的用户”；在美国，电视是使家庭成员以“无声的结合”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工具；在英国“电视提供打发时间的渠道，已成为[19]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电视曾是敞开家门，诚邀邻里乡亲齐聚观赏节目的壮观场景。
电视能促进家庭成员的联系，也能形成拒绝和回避。人们会因为看电视而拒绝与家人的沟通和联系，也会因为收看不同的节目形成争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倾向在电视收视和研究中出现。无论是电视从客厅走向书房这一空间位置的变化，还是从大屏走向小屏这一荧屏大小的改变，从固定位置看到手拿着看这一收看方式的变化，都体现了电视的个人化和私密化倾向。电视的家庭观看、群体欢呼的功能在减退。
在新媒体视域下，电视将成为个人的媒体中心。图片、照片、视频、文件、电视节目等多种媒体形式和功能将呈现于传统电视的界面。传统的看电视将被新媒体技术下的用电视、玩电视所替代。微软CEO鲍尔默认为：“电视不再是一个接收的终端，而是一个家庭娱乐中心，每个人通过这个大屏幕享受到的娱乐体验更具互动性、社会性[20]和娱乐性。”在智能电视的依托下，用户可自由安装、卸载应用服务，使电视成为实现无限可能的私属定制的家庭娱乐及信息终端，成为用户“我个人的电视”。（三）从线性、单向广播到随心、互动的服务
美国大众传播学家托尼·施瓦兹在《媒介：第二个上帝》中，把电视定义为直观性、形象性的感受性媒介。传统的电视是线性的单向的广播，是点对群的传播模式。受众是被动地接受节目，对视听形象多是被动地反应和感受。而在新媒体技术下，电视将为受众提供多元、互动的服务。
首先，多感官的触觉参与。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似乎有先见之明，曾提出“电视是听觉和触觉的媒介”。当人们还没有解释清楚电视是触觉媒介的理念时，电视已经即将要进入触觉的时代。目前市场上的智能电视通过一种全新的语音识别及行动技术SIRI已经可以实现语音对电视频道、内容的操控。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应用软件，也可以实现手机对电视的遥控。五官当中，人类已不再只是用“耳目”来收看电视，手和口也加入进来。全新的触觉体验时代正在来临。
其次，受众间社交互动的体验。传统的电视缺乏互动，新的网络应用技术让电视受众间的互动成为可能。互动的表现之一是社交电视（Social TV），即将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等）同电视进行无缝结合，让身处不同地方的电视观众可以对正在收看的节目进行分享和讨论。在国外已经有Hot Potato的在线“签到”服务，用户通过这一服务可以寻找和你正在看同样节目的人，并且和他们交谈。此外，还有分享你正在看什么影视剧的在线平台Miso，分享电视节目赚取积分的PlayPhilo等社交电视应用已经取得了重大发展。就连美国MTV也推出评选TJ（Twitter jokey）即微博主持人的活动，引领社交电视的潮流。
在国内由杭州文广集团、浙江广电集团投资设立的华数数字电视集团网，构建了包括视频、商务、游戏、音乐、阅读、音乐、信息、支付、通信、原创等九大业务基地。其中华数交通作为全国首家全天候电视交通服务可以实现市内停车、路况信息查询。2010年，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对上海中心城区电视用户的网络建设改造，使电视变身为家庭银行，让受众能够通过电视轻松地完成市政服务的缴费。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电视遥控器控制室内的灯光，打开智能空调。广东的番禺、云浮和中山三个试点，开展了广电网络的高清双向互动服务测试，实现了三网融合及数字医疗等信息服务应用。未来电视机将成为家庭中多元的服务器。（四）从家用电器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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