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三城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贝塔妮·休斯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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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试读：

序言

我们不知道那位信差的名字，但我们都活在其信息的余波之中。

公元7世纪仲夏，身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拜占[5]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年仅25岁。当时有消息来报，[6]一支凶猛的、自称“穆斯林”（即顺从真主之人）的阿拉伯人军队，率领着还飘散着新鲜松木香味的、由两百多艘舰船组成的海军攻打了塞浦路斯（Cyprus）、科斯（Kos）、克里特（Crete）与罗得（Rhodes）诸岛。君士坦斯与他的基督徒大臣知道这些穆斯林追随信仰还不到一代的时间，也知道他们是沙漠民族，面对大海总是战战兢兢，在阿拉伯街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骆驼肠胃的胀气声都比鱼[7]的祷告来得动听。”君士坦斯的军队人数众多，拜占庭也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足以上溯到一千四百年前希腊水手建立君士坦丁堡之时。因此，君士坦斯从拥有着闪亮的金色圆顶的君士坦丁堡出征，祈祷这场战争可以狠狠羞辱他的穆斯林敌人。

然而，交战不到一天，蒙羞的却是君士坦斯——他打扮成普通水手的样子跳船逃生，然后蹲伏在民船的甲板上，拼命逃离现今位于[8]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杀戮战场。这场阿拉伯与拜占庭、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伤亡惨重，据说周遭的海面全被鲜血染成了深红色。在穆斯林的史料里，这场战争被称为“船桅之战”（The Battle [9]of Masts）；他们启用的新型夏兰迪战舰（shalandiyyāt），能用绳索套住拜占庭的德罗蒙战舰（dromon），迫使对方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令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难堪的是，尽管拥有了各种战前优势，最后还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赢得了胜利。

往后半个多世纪，有“上帝的尘世居所”之称的君士坦丁堡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心理上也落了下风。人们相信君士坦丁堡是蒙受神恩的城市；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君士坦丁堡永不会被征服。就在一个世纪之前，这座“新罗马”，世上最富庶的城市，曾是版图广达260万平方公里的基督教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虔诚信仰城市的守护者圣母马利亚，甚至称她是君士坦丁堡的“统帅”。

君士坦斯皇帝逃离战场后，先是折回君士坦丁堡，最终逃往西西里岛避难。首都进而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兵锋之下。皇帝弃城而去，居于君士坦丁堡和附近的古希腊卫城的民众，只能空望着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他们分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与金角湾（Golden Horn）沿岸，无法组织起像样的防线。对有些人而言，阿拉伯的征服似乎已成定局。公元632年（伊斯兰历10年—11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在他死后不过数年的时间里，穆斯林看似已有统治绝大部分已知世界的可能性。632年，阿拉伯军队攻克了拜占庭的叙利亚；636年，拜占庭大军在雅尔穆克（Yarmuk）遭到攻击，节节败退；640年，阿拉伯人占领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拜占庭的埃及行省门户洞开；641年，亚历山大（Alexandria）沦陷；642年到643年，的黎波里（Tripoli）被占领。此后，阿拉伯人转而北上。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伊斯坦布尔就会成为哈里发（Caliphs）的领地。

然而，“船桅之战”后，双方进入了休战期。新兴的穆斯林共同体因为一连串的危机与内讧，实力锐减。最终在661年，伊斯兰世界分裂成什叶派（Shia）和逊尼派（Sunnis）。这种分裂的态势一直延[10]续至今。在君士坦丁堡，民众生活如常，只是多了几分焦虑。许多人选择离城，他们不知道继续待下去是否能得到温饱与安全。拜占庭帝国近来引进了一种刑罚——劓刑（rhinotomy）——失势的皇帝会被割掉鼻子（他们的妻子则会被断舌）。黄金鼻套因而成了拜占庭皇宫以及皇室所到流放之地的特色。在君士坦丁堡的边远地区，像伯罗奔尼撒地区（Peloponnese）的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居民纷纷躲进防御工事里；而在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人们把他们的房子、教堂和粮仓通通藏到了软岩之下。君士坦斯皇帝甚至想把首都迁往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Syracuse）。[11]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667年，以及紧接着在668年和669年，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的金门（Golden Gate）。穆斯林沿用了希腊罗马船舰与希腊埃及的船夫，这些是他们在642年征服亚历山大港后强行征用的。阿拉伯人在迦克墩（Chalcedon）下船；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迦克墩与君士坦丁堡仅1000米之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峡对岸的城市风貌。阿拉伯的穆斯林对困在这座“举世倾羡之城”（World’s Desire）的人们极尽[12]揶揄恐吓之能。毫无疑问，阿拉伯人是新兴的海上霸主。每年春天他们都会从小亚细亚沿岸的基齐库斯（Cyzikus）发动攻击。君士坦丁堡只得仰赖“秘密武器”——希腊火（Greek Fire），才能击退阿拉伯人。希腊火混合了高加索原油、硫黄、沥青和生石灰，有凝固汽油弹一般的效果。此外，君士坦丁堡还依靠避居西西里岛的君士坦[13]斯建造的500多艘船舰维系火力。近来对于叙利亚与穆斯林史料的研究指出，我们应该把阿拉伯人的这些早期攻势视为侵扰性的活动，而非倾尽全力的持久围城战。

然而，到了717年，一切都将改变。

虽然被君士坦丁堡的高墙和先进武器击败，穆斯林大军仍旧觊觎着这头肥美的猎物。717年（伊斯兰历98年—99年），穆斯林再度兵临城下。早在711年，阿拉伯人就在直布罗陀（Gibraltar）建立了根据地，侵袭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土地。彼时他们已横扫中东、北非，也占领了欧洲的边缘地区。接下来该轮到“上帝之城”了。717年，攻城部队在以叙利亚为根据地的倭马亚（Umayyad）哈里发苏莱曼（Sülayman）的兄弟率领下，从海陆两路进攻。在此之前，拜占庭已失去对高加索与亚美尼亚的控制。18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支援着一支规模庞大的穆斯林陆军。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人惊慌失措，他们下令，城内居民必须证明自己拥有作战不可或缺的资金和足以支撑一整年的储粮，不合乎这一标准的人均被逐出城外。同年，守军在君士坦[14]丁堡知名的数重城墙之间种植了小麦。与此同时，穆斯林们正因一道“天启预言”而大受激励——他们相信能攻下君士坦丁堡的统帅，是一个与先知同名的王者（“苏莱曼”正是阿拉伯文里的所罗门）。一支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Berbers）为主体的进攻部队开始大量囤积武器辎重，其中包括了石脑油；他们还迅速地用泥土在君士坦丁堡外头筑起一道墙，将城市完全包围起来，意在让城内的守军陷于孤立，无法与盟友联系。

但是，阿拉伯人的计划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的舰队无法封锁君士坦丁堡靠海的那面。首先是因为“超乎常理”的希腊火（由皇帝亲自站在君士坦丁堡城头指挥将士操作）；其次是因为穆斯林船舰上那些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Coptic）埃及人有不少变节了，继而补给、士兵能在夜幕掩护下从漆黑的海面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城内，城内士气也有所增长。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变化莫测的水流，让从马尔马拉海前来增援的穆斯林船舰吃尽了苦头。阿拉伯人对邻近乡村的破坏，导致自己也无粮可吃；饥荒、恐惧与疾病一波又一波地侵袭着阿拉伯人的营地。严冬降临，大地覆盖上一层雪毯，困于城中的人相安无事，在外头围城的人却吃起了自己的驮畜，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了人吃人的[15]局面。

终于，在718年8月15日，也就是圣母安息日（the Feast of Dormition）这一天，阿拉伯统帅下令撤兵。民众相信是君士坦丁堡的守护者圣母马利亚带来了胜利，战争期间她的形象一直在城墙四周[16]展示。筋疲力尽的君士坦丁堡军民发现情势对己有利，于是振作精神对败逃的敌军发动最后一击。许多穆斯林溺死，余下的士兵则饱受保加尔人（Bulgars）的骚扰。生还者迂回撤退到同盟国的领土上，然后返回故乡。

这些事件尚未被写入历史，就已经成了传说。一系列的攻守大战和英雄事迹，为我们引出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座城市同时拥有两副面孔——它既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也是一个故事。

在往后好几个世代的对抗中，这些关于围城与海战的歌谣不断地在双方的营火堆旁传唱。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日后的史料继续描述：传言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只是用他的十字架轻触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斯林舰队就沉入了海底。许多人宣称，君士坦斯举起十字架时，他的士兵同声唱起了《圣经》中的诗篇；而在穆斯林统帅穆阿威叶（Muawiyah）展示新月旗时，底下的士兵则齐声以阿拉伯语诵念《古兰经》。这些编年史家忽略了一件事——双方阵营讲的或许都是希腊语。当两边的士兵与平民高声威吓对方或低声诵念祷文时，彼此应该完全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

不管是基督教家庭还是穆斯林家庭，717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之役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也是一场迟来的胜利。奥斯曼人会在日后前来朝拜城内的清真寺与神龛，因他们相信这些寺庙神龛[17]是在围城时期兴建的。许多阿拉伯文献宣称实际上是穆斯林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到后来君士[18]坦丁堡确实被征服了，领土也遭到吞并。在传说中，早在674年围城之前，耶齐德一世（Yazid I）就登上了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头，他因此得到了“阿拉伯少雄”（fata al-‘arab）的称号；为了给遭屠杀的穆斯林复仇，阿拉伯诸将攻入城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绞死了拜占庭皇帝。在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堡遭受磨难的故事至今仍被咏唱。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从水陆两路解救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的帕兰诺平原战役（the Battle of Pelennor），就是从君士坦丁[19]堡围城得到的灵感。每年的8月15日，基督教世界的许多人仍会感谢圣母马利亚奇迹般的守护力量。君士坦丁堡久攻不破，反倒增加了她的魅力。在许多人心中，君士坦丁堡有着无可取代的分量。

除了胜利凯旋的故事，拜占庭史料还明确提到，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围攻的时候，阿拉伯人占领了罗得岛，击碎了古代世界奇观太阳神铜像（Colossus），并将其卖给了一名犹太商人（也有人说这座铜像在公元前228年的一场地震中倾倒，历任罗马皇帝都曾予以修复；还有一说是铜像其实早就被推入海中）。这座上古时代的庞然大物需要900头骆驼（少数编年史家激动地说要3000头）才能运走、当废金属卖掉。这一奇闻在许多中世纪文献中有着生动的描述，不少享有声誉的近代史作品也曾提过它。然而遍观阿拉伯史料，却从未有这方面的记载。又或许这段“历史”只是一个虚构故事，影射了据信为犹太人与撒拉森人（Saracens）所特有的故意毁坏公共财产的不良习性，与[20]毫无文化修养的作风，并且带着一丝末世论的焦虑情绪。

文化能制造记忆，对于历史的期望往往和史实一样有力。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身记忆的城市。它是众人竞逐的目标，意味着理念和梦想，也意味着现实。长久以来，伊斯坦布尔维持着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传统，该传统与现代思想的诞生一样久远——它用过去的叙事，让我们认识当下的自己。从史实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人的失败确实使他们改变了企图。此时他们想要的已不再是“砍下拜占庭帝国的首级”，而是专注于巩固东部、南部和西南部的领土。这么做的结果，是两个一神教帝国长达七百年令人不安的对峙，由此形成了和战不定的关系。但谁都未曾忘记，有块“梗在安拉喉咙里的骨头”尚未取出。

对众多宗教的信徒和东西两个世界而言，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一种隐喻和观念、一种可能性。它描述了在想象中我们希望前往和安顿灵魂之处的模样。它是一座鼓励观念与军队、神祇与商品、内心与身体、心智与精神自由徜徉的城市。[1]传统圣训（Hadith）：穆罕默德言行录，由后人所编，主要内容是先知对教义、律例、制度、礼仪的意见主张。——编注[2]Ahmad, al-Musnad 14:331:18859. al-Hakim, al-Mustadrak 4:421–422. al-Tabarani, al-Mu‘jam al-Kabir 2:38:1216. al-Bukhari, al-Tarikh al-Kabir 2:81 and al-Saghir 1:306. Ibn ‘Abd al-Barr, al-Isti‘ab 8:170.[3]莫迪乌斯是罗马的容积单位，约合8.73公升；迪纳厄斯是罗马的货币单位。——译注[4]Michael the Syrian, The Syriac Chronicle，trans. M. Moosa（2014）The Syriac Chronicle of Michael Rabo（The Great）: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Syriac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Archdiocese for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Teaneck, NJ:Beth Antioch Press.[5]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年代互相矛盾，有的认为是651年—652年，有的则认为是654年—655年。[6]《古兰经》22章78节提到穆斯林名称的由来：“他（真主）拣选你们，关于宗教的事，他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们的义务，你们应当遵循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宗教，以前真主称你们为穆斯林，在这部经典里他也称你们为穆斯林。”不同翻译版本见https://www.comp.leeds.ac.uk/nora/html/22-78.html。[7]同样的谚语也用来形容贝都因人，中世纪阿拉伯人，有时也包括埃及人。见J. L. Burckhardt（1972） Arabic Proverbs. London:Curzon Press, p.120。[8]位于菲尼克斯（Phoenicus或Phoenix）附近。菲尼克斯即今日土耳其安卡拉省的吕基亚（Lycian）海岸的港口菲尼凯（Finike）。A. Konstam and P. Dennis（2015）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Oxford:Osprey Publishing, pp. 58–59, 也可见W. Treadgold（1997）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14。[9]Shalandī（单数），见A. Konstam and P. Dennis（2015）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Oxford:Osprey Publishing，插图。[10]什叶派追随者们最初是“阿里派”（shi ‘at Ali），他们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的支持者。逊尼派则是“遵循传统者”，遵守逊奈（sunna）。两方围绕谁有权利成为哈里发（继任人）产生分歧。逊尼派教徒穆阿威叶（Muawiyah）是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他于公元661年—680年担任统治者。[11]由驻兵塞浦路斯的统帅穆阿威叶的儿子耶齐德（Yazid）率领的远征军。[12]见R. G. Hoyland对埃德萨的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 of Edessa）佚失的历史的新译文。R. G.Hoyland, trans.（2011）in Theophilus of Edessa’s Chronicl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Islam.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esp. 166–168.[13]见Dr. Marek Jankowiak杰出的、正在不断推出的作品。M. Jankowiak（2013）‘The First Arab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C. Zuckerman ed. Constructing the Seventh Century. Paris:Association des Amis du Centre d’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e Byzance, pp. 237—320.[14]亚历山大港被阿拉伯人夺走后，西西里岛和非洲成为唯一生产谷物的省份。然而，通往两地的补给线也变得昂贵而危险。[15]J. Harris（2015）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p.88；也可见D. Stathakopoulos（2004）Famine and Pestilence. Farnham:Ashgate, Catalogue entry,p. 208。[16]布雷彻尼的圣母教堂（St. Mary’s Church of Blachernae）是伊斯坦布尔一处重要的圣母像的所在之处，这座在19世纪重建的教堂位于伊斯坦布尔艾凡萨瑞区（Ayvansaray），至今信徒络绎不绝。据说圣母马利亚的腰带，是由骆驼毛织成，曾被存放在这邻近“她的”喷泉的地方。现已移至圣山（Mount Athos）保存。[17]F. W. Hasluck（1916/18）‘The Mosques of the Arabs in Constantinopl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of Athens（22）, pp. 157–174.[18]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提供证言：“穆斯林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他们在海上势头强劲、控制范围广阔；地中海沿岸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都无法与穆斯林舰队抗衡。穆斯林总是踩在征服的浪头上。”Ibn Khaldun（1989）The 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ed. N. J. Dawood, trans. F. Rosenth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210.[19]见《魔戒三部曲：王者再临》第5卷第6章。J. R. R. Tolkien（2012）The Lord of the Rings:The Return of the King. London:Harper Collins.[20]见J. Howard-Johnston（2010）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也可见C. E. Bosworth（1996）‘Arab Attacks on Rhodes in the Pre-Ottoman Peri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2）, pp.157–164。

关于本书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说明

不光伊斯坦布尔有许多名称，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居民，生活于其中的主要人物，其领土、敌人和盟友的名称也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处理与拼写方式。举例来说，我一般都会用希腊语来拼写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姓名，但我也会在适当的地方采用通行的拼写方式，如Constantine与Michael。绝对前后一致几乎不可能做到，而且这么做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满足，在一座经常被形容为“光明之城”的城市里，我希望我的表述清楚明晰而非晦涩难懂。关于土耳其文的发音，这方面要感谢罗宾·马登（Robin Madden）、劳伦·黑尔斯（Lauren Hales）以及优秀的审稿员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与校对员安[1]东尼·希皮斯利（Anthony Hippisley）的热心协助。

古典希腊语里的Byzantion（拉丁文是Byzantium），几乎可以确定源自原始印欧语bhugo，也就是雄鹿的意思。Byzantion也可能源自色雷斯当地的词Buz，有水与泉水的含义。无论如何，大伊斯坦布尔拥有丰富的动植物与地质自然资源，这些都涵盖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历史名称，“拜占庭”之下。Constantinople来自拉丁文Constantinus，这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本名，这位罗马皇帝于324年重建城市，他肇建的文明直到16世纪才被称为“Byzantine”（这是历史学家希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于1557年首度使用的词汇）。这座城市从330年开始被称作是新罗马（New Rome）；而从古至今，拜占庭帝国在波斯与中东的标准名称一直是Rum。Istanbul可能是从希腊语eis ten polin（或eis tin polin）转化而来的突厥方言，有进入或朝向城市的意思；也可能指Islam-bol，意即伊斯兰无所不在。最晚从10世纪开始，希腊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为Stinpolin、Stanbulin、Polin或Bulin。奥斯曼人征服之后，土耳其语里出现了几个类似的表述：Stanbulin、Stambol与Islam-bol。由于喜爱Islam-bol这个名字带有的宗教意涵，直到20世纪，土耳其人还把这座城市称为Kostantiniyye或Kostantiniye，这是阿拉伯语al-Qustantiniyya的写法。1930年3月28日，《土耳其邮务法》（Turkish Postal Service Law）规定邮件地址不许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此后，Constantinople/Kostantiniyye这个名称才正式被废除。现在，这座城市的官方名称是伊斯坦布尔。一千五百多年来，无论在口语还是文字中，这座大都会一直被简单地称为He Polis（城市）或Ten Polin（到城里）；拜占庭[2]帝国的中文名称“拂菻”，其实就是Polin的讹音。

历史上最早将这座城市称为拜占庭的并非希伯来《圣经》，也非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关于《圣经》曾提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说[3]法，现在已经知道是误译）。虽然伊斯坦布尔聚集了一批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的犹太人，但在犹太的《圣经》传统下，这座城市一直是“他者”，一个模糊不清的存在，既非罪恶之城，也非应许之地。《伊利亚特》也未提到拜占庭。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这块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进入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的弯曲的陆地是一片弥漫神秘气息的密林，是位于文明边缘的幽灵。传统认为，魔鬼曾向耶稣展示从亚洲的恰姆勒加（Camlica）望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与拜占庭卫城，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这是一座被描绘得尽善尽美的城市，因此成为诱惑的化身。

7世纪，在这座混杂着各种文化的城市里，有不说拉丁文的罗马人，而直到9世纪，还有会说希腊语的穆斯林。1204年的拉丁入侵者形容君士坦丁堡居民是Graikoi（希腊人，出自尼基塔斯·蔡尼亚提斯［Niketas Choniates］《年代纪》，History），而君士坦丁堡的男女基督徒则想避免古希腊文Hellen的称呼，因为这带有异教的联想，他们倾向于称呼自己是Romaios（罗马人）。21世纪，世界各地的希腊人仍然以Romaioi（罗马人，新罗马或第二罗马的子孙）自居，至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则仍被称为Romoi或Rumlar。

虽然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这是个重要的选择，但在写作时把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1450年的城市居民全归类为罗马人似乎会造成一点混淆。因此在本书中，古罗马人称为Romans（罗马人），而生活在曾经是Byzantion、后来成为Byzantium和Constantinople这座城市的人，我称他们是Byzantines（拜占庭人）。Byzantium可能指拜占庭这座城市，也可能指拜占庭帝国这个观念。城市的名字当然既可以用来颂扬与之相关的存在，也可以用来限定城市这个实体。在中世纪的西方，长达数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文明被称为Constantinopolitan。但就在1453年城市遭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之前，君士坦丁堡已经沦为[4]四周围着高墙的废墟，仅剩少许毗邻的土地。

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人原本用Turc来指称荒野山村的粗人。今日，美国西岸的城市俚语则用Turk来形容特别有冲劲的小伙子，与数世纪以来Turk一词流行时所带有的刻板焦虑印象刚好相反，然而近年来在土耳其寻求进入欧盟时，这个词所带有的刻板印象在政治说辞中出现[5]死灰复燃之势。1578年，约翰·利利（John Lyly）问道，是否“从未有如此邪恶残暴的小恶魔，与如此肮脏粗鄙的土耳其人（Turke）”[6]；1699年的字典把Turk定义为心狠手辣之人。Ottoman除了用来表示低矮粗大、无扶手的卧室家具，在西方起居室里更常听到人们用这[7]个词来表示奥斯曼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Bosporus（母牛海峡，［Cow Strait］）在中世纪拉丁文与希腊文中逐渐被写成Bosphorus，它的名称也就此固定，我倾向于使用后者，因为后者比前者来得常用。在对城市进行概括而非描述特定年代时，我使用Istanbul这个名称。我也会依照引用的资料使用其他名称，如Byzantium、Constantinople或Kostantiniyye。有时这么做也许会有年代顺序不恰当的问题，但我相信已经长眠的Byzantion、Byzantium、Constantinople与Istanbul的居民应该会理解与原谅我（希望如此）。[1]从1928年凯末尔通过《采用实施土耳其字母法》（Law on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urkish Alphabet）以来，土耳其文已能完全表示语音。该法废除阿拉伯字母，另以修改过的二十九个拉丁字母来书写奥斯曼土耳其文。土耳其字母与拉丁字母最大的差异在于元音字母；除了a、e、i、o、u外，土耳其文还有ı、ö、ü这三个元音字母。ı与i、o与ö、u与ü的不同在于发音部位。在上述三组字母中，每一组的前者属于后元音，发音部位位于口腔后方，而后者属于前元音。从声音来看，ı的发音类似open中的e，而i类似bit中的i。u的发音类似foot中的两个o，而ü的发音类似food中的两个o。o的发音类似hot中的短音o，而ö的发音类似shirt中的ir，但发音部位位于口腔前方。除了上述元音，土耳其文还有ş，代表sh这个音，以及ç，代表ch这个音。唯一英文找不到对应音的字母是ğ，这是咽入口中的g音，它的音几乎听不见。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最奇怪的音或许是字母c，它实际上发的音是英文的j，而土耳其字母的j则专门用来表示外来语，例如plaj是英文的beach。最后，土耳其字母没有q、w、x。非常感谢Robin Madden协助编写这则注释。[2]参见D. J. Georgacas（1947）‘The Names of Constantinople’,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78, pp. 347–367。[3]圣哲罗姆（St. Jerome）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把《俄巴底亚书》（Obadiah）1:20的希伯莱文besepharad翻译成Bosforus，但其他译本则译成Sepharad（或许是萨迪斯［Sardis］，但之后被当成西班牙）：“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Sarepta）。在西法拉（Bosphorus）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4]参见D. Stathakopoulos（2014）A Short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London:I. B. Tauris, Introduction。[5]感谢保罗·卡特里吉（Paul Cartledge）提醒我《教父》电影中也提过“Turk”。[6]John Lyly, Euphues:The Anatomy of Wyt/Wit, f. 5, written 1578.[7]更广泛的讨论参见E. Said（1978）Orientalism. London:Penguin, pp. 59–60。

导论

所有城市都免不了盛衰兴替，在时光中倾颓湮没，唯有君士坦丁堡堪称不朽，只要有人类生存，无论继承或重建，这座城市都将延续下去。[1]皮埃尔·吉勒（Pierre Gilles），1550年

1939年2月4日，BBC播放了叶芝（W. B. Yeats）诗作《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的朗诵录音。七天前，叶芝去世，这是BBC对这位热情洋溢的爱尔兰人致上的敬意。清脆而短促的标准英语夹杂在收音机嘈杂的嘶嘶声中，庄重里透着几分阴森，断断续续地提醒着我们拜占庭从过去到今日的伟大与辉煌。铿锵有力的男声吟咏着叶芝的诗句，诉说着一个活在诗人脑海里，也继续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地方——肉欲横流、奢华、难以言喻——这个“希腊风味”的名字蕴含着超越世俗的魅力，点燃了尘世的欲望。

因此我就远渡重洋而来到

拜占庭的神圣的城堡。

哦，智者们！立于上帝的神火中，

好像是壁画上嵌金的雕饰，

从神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

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

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一个

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

已不知它原来是什么了；请尽快

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

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

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

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

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

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夫人听。（查良铮 译）

伊斯坦布尔这种融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多面向特质，使我和她结下不解之缘；这层关系至今已持续了四十多年。这座城市拥有三个[2][3][4]名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坦布尔——她的历史通常被区分为几个独立的时期：古典时代、拜占庭时代、奥斯曼时代与土耳其时代。但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文化、政治与情感力量来源于那些不受线性时间限制的故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可以将不同时代的人联结起来的地方。因此，我决定担负起这项艰巨、时而棘手的任务——运用实地的线索讲述这座城市从史前到当下的故事。

在伊斯坦布尔这座现代大都会的周围，偶尔可以瞥见历史的痕迹——购物街上那些古代石柱的底座、清真寺旁的喷泉、古代异教的神龛（先是成了基督教教堂，然后又成了穆斯林的殿宇）——一并存留至今，见证着这座城市接纳过的丰富多样的群体。伊斯坦布尔是跨越时间的存在，她同时被称为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安拉的永恒之城（Allah’s Eternal City）。八千多年来，超过三百二十代人在此生活、工作、游憩。在少数几处令人扼腕的缺漏背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仍旧是绵延不绝的。这里的考古与文字证据极为丰富，许多资料时至今日才从地底出土或从档案中被发现。这些资料也成为我在书写本书时所仰赖的根基。伊斯坦布尔一直矗立在历史舞台的前沿，除了讲述那些显赫的人物以外，我也设法探寻一些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是创造历史的人。从语义、象征和哲学的层面来看，一座城市的意义，事关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因此你会发现，在这本书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强者也有弱者。

本书不是“包罗万象”的伊斯坦布尔历史大全，而是一趟个人的实地探访之旅，一场对城市构成要素的调查；尤其在检视到一些新证据后，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坦布尔故事背后的普世本质。也许，这种做法可以让我们在理解一座城市的同时也理解我们自身。从时间，抑或是空间位置的角度讲，伊斯坦布尔一直处在中枢位置。这座城市其实无法自给自足——她的存续乃至于繁荣仰赖专业分工，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形塑伊斯坦布尔的重大事件与概念，以及它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上。我试着理解伊斯坦布尔（及其居民）存续千年所需的调适与发展，以及这座猛烈燃烧的熔炉又是如何迸出火花、点亮外部世界的。

公元前5世纪，通过希罗多德（Herodotus）的文字，拜占庭首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时这位“历史之父”以缅怀的语气提到一[5]座由世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建造的连接欧亚两洲的浮桥。当我撰写这本时间跨度两千五百年的书稿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ğan）支持兴建的、首条连通欧亚大陆的海底隧道在伊斯坦布尔完工。2016年7月15日，军方派系发动政变，意欲推翻埃尔多安政府。许多坦克停放在连接现代伊斯坦布尔欧亚两端的博斯普鲁斯大桥（Bosphorus Bridge）上。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与阿塔图克国际机场（Atatürk Airport）被占领，而横跨欧亚大陆的穆罕默德二世大桥（Fatih Sultan Mehmet Bridge）也遭到了封锁。晚间，博斯普鲁斯大桥（这次事件后改名为“7月15日烈士大桥”）上的抗议民众遭开枪射击。天亮时，年轻的叛军士兵举起手，在分隔欧亚大陆的水路上方投降；之后有些叛军士兵被处以私刑。伊斯坦布尔是个如同得了热病一般变化多端的地方，其基调与行事将决定东西方未来的安全。

伊斯坦布尔拥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位置，长期以来，她满足了人们在身心上对旅行、探索、联结与控制的渴望。这块如同犀牛角的陆地位于巴黎以东约2736公里，巴格达以北约2253公里，一直延伸至马尔马拉海。这座城市建立在欧洲最边缘的地方，放眼就能望见亚洲。她在古典时代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船舶科技已经发达到可以让更多的人、货物、战船与新奇观念进出此地。当人类开始按照某种史前的字词观念行动时，伊斯坦布尔便跟着繁荣兴旺。而我认为，文明也于此应运而生。来自印欧语系的“ghosti”，这个词衍生出了客人（guest）、主人（host）与鬼魂（ghost）这三个词，暗含了一种礼俗：在地平线上看到陌生人的身影时，我们不该用长矛或弓箭攻击他们，而应该冒险欢迎他们走进我们的家门——因为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理念、物件和“新鲜血液”。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希腊语的“xenia”（殷勤好客），指一种被仪式化的宾主情谊。这一理解将古代的地中海和近东世界联系到了一块儿。多亏出现了新的骨骼DNA证据，我们[6]现在知道古代人的旅行不仅比我们想象的距离更远，也更有规律。如果文明是走到地平线外拥抱未知、建立联系、寻求与他人的相处之道的话，那么伊斯坦布尔就是可以满足（东方与西方）这一需求的绝佳场所。今日，我们愈加需要了解拜占庭人所谓“举世倾羡之城”的意义。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正在飞速成为现代的政治议题。除了最近的内部动荡与恐怖袭击事件，伊斯坦布尔的影响力也有效解释了我们整个生活的地缘政治样貌。伊斯坦布尔曾经支持世上最顽强的神权政治，也曾维护了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支配地位。她曾让历代哈里发铩羽而归，之后却也维系了历史存续最久的哈里发国。除了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之外，伊斯坦布尔被许多人奉为伊斯兰教逊尼派最神圣的地方。中东的身份问题、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分裂、土耳其在欧盟扮演的角色、俄罗斯的扩张、圣地的冲突、欧美的宗教争端、伊拉克与叙利亚（及以色列）的边界问题，以及逃离这两个国家的无国籍难民……这一切问题都源自这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的历史。可以的话，我们不妨把伊斯坦布尔称为解读国际事务的[7]罗塞塔石碑（Rossetta Stone）。历代伊斯坦布尔统治者争夺的热点——大马士革、利比亚、巴格达、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开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也是我们关注的热点。我们在欧洲、近东、中东、远东与北非的许多祖先都曾是希腊、罗马、拜占庭或奥斯曼主人的盟友、臣民或奴隶。从小葡萄干到棉花，从浴室踏垫到弹道学，甚至人口的流通——旅人、俘虏与难民——长久以来都在“诸城之首”（Queen of Cities）的港口与道路进行交易。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也许形塑了她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则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伊斯坦布尔的实际地域规模却很难与她吸引来的传说中的敌人与英雄等量齐观：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First）、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成吉思汗、伊斯兰新军、帖木儿（Tamerlane）、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大英帝国……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意义远大于她自身的地界。作为一个隐喻、一个切实存在的场域，伊斯坦布[8][9]尔出现在希腊戏剧中，也存在于《古兰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莫里哀（Molière）曾在作品中提及土耳其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则说起过奥斯曼人。伊斯坦布尔甚至还在007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中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在“洲际”思想的视野中，伊斯坦布尔是邦德故事的终极背景。土耳其人在描述他们城市的传奇时，总会使用一个特殊的时态——“正如过去所记”（as was [10]remembered）。伊斯坦布尔是商业交易的场所，也是娱乐消遣的地方，故事在这里的分量，足以与历史并驾齐驱。我们可能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及其对文化的促进作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东西：“通用语”（Lingua Franca）这一说法、圣母崇拜、《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罗马（Roma）这个名称、叉子、护照、沙文主义（Jingoism）、某些白种人自称“高加索人”（White Caucasian）的事实、现代西方法律的基础——都是从伊斯坦布尔这个熔炉中冶炼出来的。希腊戏剧、罗马哲学、基督教文献、伊斯兰教诗歌——许多[11]世界级的作品能保存下来要完全归功于伊斯坦布尔缮写室和图书馆、伊斯兰学校与修道院里工作的人们（不限男性，也有女性）；在丰富共享文明的记忆库这一点上，伊斯坦布尔可谓居功至伟。

今日的伊斯坦布尔，收旧货的小贩驾着马拉的货车，把堵在车阵中的法拉利远远抛到了后头。超级油轮从俄罗斯运载石油，巨大的货轮从马尔马拉海将奢侈品运往黑海。这些庞然大物给当地作业的渔民带来威胁。塞满乘客的火车与咆哮的巴士一天运载1000万名伊斯坦布尔居民进出市中心——若算上整个大伊斯坦布尔地区，人数还会更多。这个不断往外蔓延的地区依然支持着第一级、第二级与第三级的产业，非官方人口已达到1600万左右。这座现代都市现已延伸约160公里宽。海鸥在蓝色清真寺的尖塔上飞翔，就如过去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圆顶上方飞翔一样。是的，这是一座引人遐想的城市——一座有灵魂的城市——这座城市诞生于她所寓居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伊斯坦布尔是欧洲最长寿的政治实体。她是一座集合都市，八千年来将星罗棋布的聚落与小城聚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幅雄伟而混乱的现代大都会的面貌。伊斯坦布尔有许多城区原本都[12]是独立小城：迦克墩、克鲁索波利斯（Chrysopolis）、苏丹艾哈迈德（Sultanhamet）、普萨马提恩（Psamathion），还有科斯米迪恩（Cosmidion）与金角湾的希凯（Sycae）、佩拉（Pera）、加拉塔（Galata）——现在，这些小城就像水银般点滴汇聚成整个大伊斯坦布尔。近期，考古学家在古竞技场下方有了最新发现：他们挖掘到伊斯坦布尔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前的遗迹，发现这里可以追溯到比特洛伊的42层人类居住遗址还要古老的年代。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都把这片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土地称为自己的家。在这里，我们觉得自己身处地球的中心，因为我们确实联结着四面八方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开展一项检视——一次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考古之旅，试图理解城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方式我们可能已经遗忘，也可能习焉不察。撰写本书时，我曾行至帝国最边缘的地方，在格鲁吉亚寻找德马尼西（Dmanisi），然而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一名孤独的僧侣，举目所及只有结满露水的山丘上浮着一缕轻烟；尽管如此，这里曾是拜占庭、波斯与亚美尼亚骆驼商队路线与丝路轴线交会的地方，而且此地最近也挖掘出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先祖化[13]石——高1.2米的男性与女性骸骨，他们或许是遭剑齿虎杀害；我来到土耳其与叙利亚无人看守的交界地带；忍受阿拉伯半岛的炙热与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es）的严寒。我曾爬进中国古墓，穿越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斯坦布尔丧失的争议领土地带，也曾遭遇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边境的狙击手，来自阿联酋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n）与伊拉克的交界处、那个被铁丝网所分隔的世界里，见识到穆斯林中间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我在托普卡珀皇宫（Topkapı Palace）用餐时，外头的示威者遭到逮捕，于是我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旋即在塔克西姆广场遭遇催泪瓦斯。我看到过土耳其国旗汇成的旗海染红了整座城市，500万民众在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港口附近聚集，反对2016年7月的政变，即使在太空也能看见这一大片红色。为了完成本书，我到许多地方进行研究。但真要了解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我们首先必须前往历史时间的边缘地带，前往史前时代，然后再俯瞰往后的历史。[1]P. Gilles, R. G. Musto ed.（1988） 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J. Ball. New York:Italica Press, p. xlv.[2]拜占庭：Byzantion或Byzantium，约公元前670年到公元330年。[3]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al-Qustantiniyye，之后也被称为Kostantiniyye，约330年到1930年。[4]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Stimboli，约1453年至今。[5]波斯帝王大流士（Dareios）的工程师，来自萨摩斯岛的芒德罗克列斯（Mandrocles of Samos）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搭建桥梁：Herodotus, The Histories, 4.88，参见T. Holland, trans.（2013）in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P. Cartledge. London:Penguin。在他之后，薛西斯（Xerxes）也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的塞斯图斯（Sestus）与阿拜多斯（Abydos）之间建桥。[6]感谢雷·劳伦斯博士（Dr. Ray Laurence）提供这项信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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