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玉才 潘建国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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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试读：

兩漢以降，中國即成爲向周邊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東南亞的越南等地，全面受容中國文化，形成以漢字、儒教、中國式律令、科技、中國化佛教爲基本要素的漢字文化圈。在漢字文化圈内，書籍傳播成爲重要的交流形式。特别是在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相當於存在一條書籍之路。根據史書記載，早在兩漢之際，《詩經》《論語》等中國經典就流入朝鮮半島，並輾轉傳入日本。隋唐時期，日本列島諸國屢有遣隋使、遣唐使遠渡中國，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購求書籍。官方使臣之外，入唐求法的留學僧侣也攜回大量書籍。兩宋以降，日本使臣、僧侣購求書籍的事例，仍不絶於書。特别是僧侣的往還，促進了大量佛教典籍的東傳。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流行，書籍不但數量巨增，而且變身爲商品，因此商船載運也成爲中國典籍外傳的重要形式。尤其在明清時期，書籍是中日貿易的大宗貨物，日本海關記録的《舶載書目》可爲例證。根據目前的調查，日本公私收藏的唐寫本，如果不計敦煌卷子，數量遠超過中國的收藏。日本所藏宋元刻本有一千餘部，接近中國現存總數的三分之一。

域外流傳漢籍的研究價值，首先在於提供中國業已失傳的佚書佚文，補充不傳之版本。在域外漢籍中，有相當部分中國已經失傳，版本系統不同或有内容殘缺。此外，中國典籍流傳至周邊地區，除原本得以存藏之外，通常再以傳抄、翻刻的形式擴大輻射面，衍生出和本、高麗本（朝鮮本）、安南本；其後又以注疏、諺解、選編、評點、翻案等形式融入各民族文化元素；然後接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域外文人又仿作或創作出本土漢文著作。因此，漢籍的流傳，無疑極大地促進了東亞地區文化的交融與發展。

在漢籍域外流傳方面，日本以保存數量衆多、衍生品種豐富而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尤以古鈔本和五山版漢籍最具研究意義。日本傳存漢籍古鈔本的數量，按阿部隆一《本邦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録》的標準統計，即有近千部，其中不乏底本來源於唐鈔本的嚴格意義古鈔本。如日本古鈔本《論語》，以魏何晏《論語集解》影響最廣，曾長期作爲課本流傳。梁皇侃《論語義疏》，中國早在南宋即已佚失，卻長期在日本民間傳鈔，雖然古本原貌不存，但是影響亦非常之大，清乾隆時自日本引回，並編入《四庫全書》。根據現存資料記載，日本鎌倉時代（12世紀末—1333），博士清原、中原家分别有《論語》鈔本傳授，南北朝時代（1336—1392），清原家較中原家隆盛，中原家的鈔本漸趨式微。當時的讀者群主要是寺廟僧侣，他們廣事傳抄，形成衆多鈔本。根據初步統計，日本現存室町時代（1392—1573）《論語集解》鈔本即近百部。進入17世紀，隨着新的印刷技術興起，鈔本的主流位置方讓位給刻本與活字本。漢籍的傳抄過程，同時又是接納吸收的過程，日本人不僅通過訓點、批注加入自己的閲讀理解，還進行摘編改纂，衍生出新的漢籍文獻品種。在這些日本人編纂的漢籍文獻中，不僅保存了源於中國的古本面貌，中國不存的佚書佚文，還反映出日本社會當時的文化旨趣。如日本平安時代中期大江維時（888-963）編纂了唐詩佳句選集《千載佳句》。大江家族世代傳承漢學，與皇室關係密切，尤其對白居易詩作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千載佳句》不僅爲唐詩研究保存珍貴文本資料，還反映出唐末文人及平[2]安時代中期日本文人的詩歌審美傾向，具有多方面的價值。雕版印刷興起之後，日本漢籍古鈔本仍流傳不輟，有些鈔本雖以刊本爲底本，但其依據的宋元刊本多有不傳者，文獻價值亦不可小覷。

日本早期雕版印刷，以刊刻佛籍爲主，有“春日版”“泉涌寺版”“高野版”等名號，多是基於宋版和高麗版藏經上板，預示著寫本到刻本的代興。13世紀中後期，日本效法宋代“五山”名號，在政治中心鎌倉定建長寺等五寺爲“鎌倉五山”；14世紀中期，又在京都定天龍寺等五寺爲“京都五山”，從此進入依託五山十刹、崇尚禪宗的五山文化時期。五山僧侣傾情漢文化，並發展出獨具特色的“五山漢文學”，爲學習的需要，覆刻漢籍的事業便在五山十刹興盛起來。廣義的五山版漢籍，即是指五山以及禪宗相關者在鎌倉、室町時期刊行的典籍。五山版漢籍雖仍以佛籍爲主，但適應禪僧學詩作文的需要，也刊刻了不少外典。根據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調查，今殘存五山版總數一千數百部，估計開版約有三百餘種。其中外典七十九種，[3]包括不同版本十七種。内容主要是覆刻中國典籍，少量日本國書和中土渡海僧語録。五山版漢籍外典包括傳統經典、詩文集及作詩參考用韻書、簡明歷史類書和入門讀物，其底本部分源自日本古鈔，如《正平板論語集解》《古文尚書》《毛詩鄭箋》；部分源自宋元刊本、朝鮮刊本以至明刊本，如《春秋經傳集解》《音注孟子》即以新渡的覆宋刊本爲底本，在南北朝時期刊行。室町中期以後，還加進少量覆明刊本醫書。從數量來看，五山版漢籍外典大半爲覆元刊本，其次是覆明刊本，往往直接以新舶入的漢籍覆刊。江户以降，慶長古活字版、江户刊本漸次興起，五山版遂退出日本出版史舞台。

五山版漢籍的中國文獻學意義，首先自然在於保存佚籍佚本。如宋末于濟、蔡正孫編，朝鮮徐居正等增注的《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融詩格、選本及評點於一體，是研究宋元之際詩學發展的重要[4]文獻，且保存了約四百首宋人佚詩。此書在中土元代之後失傳，幸賴有五山版覆元刊本，尚保存其文本面貌。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元裴庾增注的《增注唐賢絶句三體詩法》保存之裴庾增注，中土久佚。唐柳宗元撰，宋魏仲舉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引[5]南宋史學家蔡夢弼注兩百餘條，爲通行百家注本所無。《春秋經傳集解》覆刊國内無存的宋興國軍學本，其所據底本，楊守敬認爲“今[6]世所存宋本《左傳》，無有善於此者”。其次，五山版漢籍保存了豐富的中土版刻信息。五山版刻意效仿中土版式書風，刊刻精良者幾乎與原據底本難辨雌雄，逼真地表達了原本的風貌，在原本失傳的情況下，可以起到替代作用。五山版甚至可以作爲標準器，鑒别館藏爲中土原刻還是日本覆刊。衆所周知，元明之際還有部分刻工流散到日本，並在現存五山版漢籍中留下了他們的名字和籍貫，成爲珍貴的出版史料。而五山版忠實覆刊原本的刻工姓名，還可復原部分宋元本殘缺的刻工資料。五山版漢籍還保存有豐富的刊記，據川瀨一馬統計當在一百四十種左右，其中不乏所據底本的刊記，這對於考察中日版刻源流都具有重要意義。再次，我們考察五山版漢籍的中國文獻學意義，還應置於東亞漢籍交流的宏闊背景之下。五山版漢籍的底本無論源自宋元刊本、日本古鈔本還是朝鮮本，本身都具有自己流傳的軌跡，甚至附著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而覆刊之後，更是參與到異文化的塑造之中。試以《寒山子詩集》爲例，其宋元刻本，中土已大多不傳，甚至刊刻信息亦不見於歷代公私書目著録，幸賴日本、朝鮮的收藏與翻刻，方爲我們保留下了宋國清寺本、東皋寺本、無我慧身本、江東漕司本、寶祐本，元元貞本、大德本，明正德本，以及日本、朝鮮覆刻宋元本的記載，這對於寒山詩集的成書與文本研究具有非凡價值。[7]而更加重要的意義則在於透過這樣一部小書的流通，可以看出東亞諸國之間書籍的交流，雕版印刷技術的互動，進而思考東亞文明的大課題。

日本近代有關漢籍古鈔本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已經形成基本穩定的學術範圍，涉及日本書志學、國語國文學等研究領域，主要關注古鈔本的傳承、書風、字形、紙張、題識、背書、遞藏信息等項内容，成果相當豐富，近年亦有學者關注文本受容研究，揭示其漢籍輯佚價值。但總體而言，對於文本的關注有所欠缺，尤其是在與中國古寫本、刊本的關聯研究方面，存在較大開拓空間。五山版漢籍研究方面，日本川瀨一馬、椎名宏雄等學者無疑貢獻卓越，有關存藏調查和著録相當完備，但似乎主要局限於漢籍書志學範圍，對於文本内容，不如日本國書重視。反觀中國學者，自近代楊守敬爲代表的日本訪書以降，更爲注重挖掘唐鈔宋栞，對於日本古鈔古刻，則抱持佚存心態，此點從楊守敬《古逸叢書》到新近出版的金程宇編《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概莫例外。因此，中國學界對於日本古鈔本和五山版漢籍的研究，除了所謂的佚存書之外，往往僅視其爲中國典籍的翻本，内容無足輕重，關注熱度不高。當然，近年我們也看到了可喜的學術進展，對於東亞漢籍的關注，已有從宋元版、佚存書轉向域外傳抄、刊刻本，甚至域外文人漢籍作品的趨勢，並將其置於漢文化整體研究、亞洲漢文學研究、東亞文化交流的宏闊背景之下。我們相信，隨着《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之類文獻的編纂出版，必將推進東亞漢籍研究走向深入。

北京大學有關注東亞漢籍和國際漢學的傳統，北大圖書館擁有自李盛鐸、楊守敬集聚起的珍貴東亞漢籍收藏，其中館藏日本古鈔本、五山版及和刻本、朝鮮本數量，在國内名列前茅，最近又有日本大倉文庫漢籍的整體入藏，爲開展東亞漢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成立之後，在國家漢辦的大力支持下，致力於創辦國際漢學研究的研究基地和資料基地，並將東亞漢籍的整理研究列入重要課題。筆者早前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已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高橋智教授合作開展日本《論語》古鈔本的綜合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目前，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又與斯道文庫住吉朋彦教授主持的五山版研究會合作，共同開展五山版漢籍的影印出版與研究工作。爲了推動東亞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2014年3月15-16日，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了以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爲中心的東亞漢籍國際學術討論會，中日二十餘位學者應邀與會發表論文。本論叢即以此次會議論文爲基礎加工完善而成。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希望今後繼續爲海内外研究者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共同推動東亞漢籍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1]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2]　劉玉才、張一南，《〈千載佳句〉校讀芻議》，中華書局《文史》，2007年第3期。[3]　川瀨一馬，《五山版漢籍の研究》，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4頁。[4]　卞東波，《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5]　羅凡，《域外汉籍刊布与研究的重大进展—〈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述評》，《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7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6]　楊守敬跋語，見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卷尾。[7]　劉玉才，《〈寒山子詩集〉早期刊本源流鉤沉》，《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6期。鎌倉與京都——以日藏舊鈔本之文本異同爲中心[1]静永健　撰[2]陳　翀　譯

首先，請允許我借花獻佛，對於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舉辦此次意義重大的“東亞漢籍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表示衷心的祝賀！也對爲籌辦這次大會付出辛勞的籌備委員會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接下來，我想就這三十年來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日本舊鈔本之文獻價值，以及其研究方法上所注意到的一些基礎事項，做一些簡單的介紹。拋磚引玉，以求得在座各位先生的指教。

大家都知道，舊鈔本是日本特有的一種珍貴的文獻資料。然而，對於“舊鈔本”這一術語，學界過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並未予以明確的定義，因此在使用上有些混亂。最近，日本學界對於這一用語做出了如下之規定：所謂舊鈔本，就是手寫的古寫本，其書寫時期大致應以奈良期（8世紀）至室町期（16世紀）爲限。這些卷子雖然鈔於日本本[3]土，但其本文直接來源於由唐時遣唐使等帶回的唐鈔本。

這一定義是由日本明治大學的神鷹德治教授所界定的。在這裏我還想特别補充一點的是，研究舊鈔本不能爲其書寫時間所局囿，更需對其所鈔文本究竟源自於中國的哪一時間段做一些必要的考證。譬如，圖1與下圖2所録白樂天《琵琶引》寫本，據卷末奥書可知其鈔寫時間爲“貞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貞和五年”相當於元朝最後一位皇帝惠宗元順帝至元九年，也就是公元1349年。然而，這個鈔卷的本文卻非出自宋刊本，而一般被認爲比較忠實地保存了更早時期的白居易唐鈔舊貌。要之，在研究舊鈔本時，首先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舊鈔本的鈔寫時間及其本文成立之時間，往往與同時代的刊本譜系並不一致。因此，日本所藏的舊鈔本，經常能夠爲中國古籍文獻之研究提供許多重要的信息。换句話説，在研究其所鈔本文之時，不應根據其鈔寫年代就草率地將其視爲之前某一刊本的轉鈔，而應該先將其與宋刊乃至明刊本進行一個仔細的文字對校，釐清此鈔本之底本究竟屬於哪一時期的文本、其底本又究竟是於何時傳入日本等文獻考證上的根源性問題。這一工作，雖然枯燥繁重但必不可缺，也可以説是舊鈔本研究的出發點。圖1圖2

其次，還要引起我們關注的是舊鈔本所包含的豐富的信息量。大家都知道，舊鈔本是由日本古人所鈔寫而成的一種特殊的文獻資料，如翻閲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就不難發現，其本文之外往往還包含了彼時所寫入的諸多訓注符號。可以説，大部分舊鈔本，都會標注上用片假名來顯示讀音的“送假名”和用符號來顯示原文之語法結構的“訓點”，以及用圈點來表示原文聲調（平上入去）的“聲點”等各種本文之外的信息。在此基礎上，有些鈔本還會寫入持卷人據他本多次校讀時所注意到的一些文字異同。而以上這些信息，不只是日本語史及訓讀史研究時的重要資料，對於中國文學之文本解讀其實也大有裨益。因此，希望今後有機會能儘快將這批貴重的資料公諸於世，以資全世界的中國學學者研究。當然，包含了如此細微繁雜信息的舊鈔本，單對電腦之圖像瀏覽肯定是無法迅速獲取其全部的細節信息。因此，研究舊鈔本時，也不能過分依賴通過電腦檢索所獲取的信息（當然，我並無否定電腦檢索之簡捷功能的意圖）。在得到了高清圖版之後，更應花時間反復對圖版進行仔細的分析與確認。只有這樣，才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舊鈔本中獲得有益於自己研究的重要信息。而包括我在内的日本方面的學者，也應不斷請求藏有這些珍貴鈔本的寺廟、神社及各大學術機構，儘可能向全世界的學者提供這些鈔本的高清彩色圖片。

言歸正傳，就舊鈔本圖版公開的現狀而言，管見之内，確實還很難稱得上滿意。而且，即使是已經出版了的一些影印本，其出版年代也要上溯到十幾年前。由於當時之出版技術的限制，這些黑白複印本，很難説如實地再現出了原鈔卷的全貌。而這也正是應該引起相關學者在使用複印本進行研究時的注意的第三點。兹舉二例對此予以説明。

我曾有機會對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八原本進行調查，發現原本的“遥”字之旁，竟還有影印本中没有顯示的一行朱筆小注（參見圖3圈點處）。這行小注，他本雖均未見有，但基本可以推測爲現已散逸了的白居易自注。另外，除如圖3所示舊鈔本經常使用朱筆來補入鈔寫時所漏寫的文字之外，有些鈔本還會使用多種顔色的文字甚至角筆，來記録其對所見不同版本的校勘結果。這些重要的信息，如果没有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的話，即使是高清圖片也很容易會被忽視。而在過去的黑白影印本中，很遺憾，更是往往因爲技術問題而乾脆被予以了屏蔽。因此，我們決不可以將影印本、特别是黑白影印本簡單地與原卷劃上等號。圖3

於此讓我們再來看看圖4-1之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十四（與上卷八同藏於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卷頭的一首詩。其本文一見可讀爲：翰林中送獨孤廿七起居罷職出院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

這裏要引其我們注意的是末句第三字之“到”字。此字在以南宋紹興本爲代表的刊本系統本中均作“到”。然如圖4-2所示，如果對金澤本原本做一個較仔細的確認的話，就不難發現其本文“到”字之下，原來還寫有另一文字。這可以考慮爲現存本文中的“到”字，乃是鈔寫者後來根據多本校勘的結果所認定的一處文字，因此才會用一種白色的顔料將原字覆蓋，再在原文之上寫入這個“到”字。幸運的是，通過透光攝影及其他角度對原卷的目視，可以判斷出此處原來的文字是一個“别”字，且其左旁原還寫入了一個校勘文字之“到”字。如此一來，就不能排除此處白詩原文有是“銀臺向南路，從此别人間”的可能性。而“别”與“到”，文意恰好相反。圖4-1圖4-2

考此詩中所言及的獨孤二十七起居，乃唐代古文家獨孤及之次子獨孤郁。獨孤郁比白居易年輕四歲，與白居易一同應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後因才能爲唐憲宗所評價而被提拔爲起居郎。根據兩《唐書》（《舊唐書》卷一六八、《新唐書》卷一六二）及韓愈墓誌銘之記載，獨孤郁在被提拔不久之後就因身患重病而辭出翰林院退隱郊居，僅僅數月之後，也就是元和十年正月，不幸於長安南郊鄠縣離開了人世。如結合這一史實，就不難推測出此詩乃白居易爲舊友辭去翰林院一職時所寫的一首送别詩。其惋惜之情，溢於言表。而新發現的這一“别”字，無疑要較通行諸本之“到”字，與詩題及全詩所詠退隱之主題更爲吻合。金澤本的這一塗抹文字的發現，爲我們提供了一條還原白詩真意的重要線索。至於金澤本之主人爲何要做如此校改，將在下文再予以言及。

如上所述，由於舊鈔本包含了極爲繁複瑣細的信息，在研究這些文本之時，往往需要研究者通過長期研究而積累下來獨特的經驗與視角。不過，如果掌握了一些基礎方法及意識，還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利用這些鈔本。最後，我想結合研究舊鈔本之中最爲基礎的奥書問題，來談談自己的一些淺見，以供大家參考。

請看下圖5。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十四卷末，寫有如下之奥書：寬喜三年正月廿九日書之　但馬房書写之………（1）同二月二日加點了　右金吾校尉原奉重嘉禎二年三月十一日比校唐本了　　　　………（2）建長四年正月三日傳下貴所御本校點又了………（3）

由上三則奥書可知，此鈔卷首先鈔寫於寬喜三年（1231）正月，之後又在原卷上加入了訓點。此時所用底本當是平安時代所傳入的唐鈔系統本《白氏文集》。之後的嘉禎二年（1236），該本之主人又使用“唐本”對原鈔卷進行了校勘，且於建長四年（1252）又再次使用别本（按，即奥書中的“傳下貴所御本”，太田次男博士《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勉誠出版，1997年］推斷其爲鳥羽天皇皇子冷泉宫賴仁親王［1201—1264］所藏本）進行了再校。這就是之前我談到的研究古鈔本時最爲基礎的知識之一，也就是研究日本古鈔本之第四點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地方，即日本舊鈔本，往往記録了其持有者經過長時間（如就卷十四而言，大致歷經二十餘年）使用他本對讀時所留下的校勘成果。圖5

其實，現存之日本的古典籍，無論是和本還是漢籍，大都經過了非常仔細的本文校勘。然而其校勘經緯常常又因人而異，需要逐一確認。在這裏特别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2）中“唐本”一語。平安時代首先傳入日本的無疑是唐代寫本，這個系統的文本，主要在以天皇爲代表的京都貴族圈子中被保存下來，也就是本文題目中的“京都”。然而進入宋代、特别是南宋時期之後，武家勢力（平清盛、源賴朝）抬頭，隨着日宋貿易的繁榮，通過寧波＝博多航路，大量的刻本典籍也被傳入了日本，而這就是本文題目中所指的“鎌倉”。由此再來反觀（2）之嘉禎二年的校勘活動，或許正是因爲這次校勘，成爲當時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寫本（平安＝唐）與刊本（鎌倉＝南宋）之間存在差異的一個契機。因此，之後又接着繼續使用了他本進行了（3）之再次校勘。

於此再回到上面所談到的那首白詩文字異同的問題。對於這一文字的變遷，通過上述奥書的解讀，我們大致可以將其考校過程歸納於下：末句（1）之平安寫本本是“别人間”；（2）之宋刻本作“到人間”；（3）之别本亦作“到人間”。或許正是因爲第三次所見本爲“到”字，這一鈔卷的主人才在本來已經在原文旁注明“到”之文字異同的情況下，又用白色的顔料將原文字及小注之文字校勘予以塗抹，直接將本文改爲了“到”字。

接下來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同爲金澤文庫本的《白氏文集》卷五十四，其卷末寫有如下之奥書：貞永二年四月十九日書写了　右金吾校尉原奉重。………（1）此巻書写之本欠之間、尋摺本書入之処、摺本又摺銷所々多之故、或遺料紙、或付置輪畢。以證本重可令比校者也。寬元五年正月三日借請菅大府卿爲長證本、移両點。多散不審畢。………（2）建長四年三月五日傳下貴所之御本重移點了。………（3）

此卷同樣也經過了前後三次的校勘。然而比較特殊的是，此卷之底本由於當初平安初期舊鈔本的脱落，（1）貞永二年（1233）鈔寫時所使用的底本便是“摺本”（應與前“唐本”屬於同一系統本）。由於貞永二年所用的底本存在着嚴重的脱字漏字現象，因此（2）寬元五年（1247）又借閲了“菅大府卿爲長本”（參圖6），對原文脱漏地方進行了補寫。建長四年用别本進行了再次校對。要之，與上文所提到的卷十四剛好相反，卷五十四是先據宋本書寫，後根據京都菅原家所持唐鈔系統本校補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同爲金澤文庫本的《白氏文集》各個卷軸，也各有異同，不可一概論之。圖6

最後，讓我來陳述一下爲何要將本文命名爲“京都與鎌倉”的緣由。這個題目，或許確實有些難解之處。而且這裏還必須强調，本文並無簡單地將“京都”視爲古寫本時代、“鎌倉”視爲刊本時代之意圖。兩個時代的古典籍之傳播形態决非可以予以如此簡單之概括。之所以使用這個題目，蓋是希望提醒學者不要認爲有關這些鈔本鈔於何時何地、釐清本文寫入的文字異同等問題的考證無關輕重。澄清舊鈔本的每個單卷是由何種身份之人（貴族、武家、僧侣等）使用何一底本於何地何時所鈔寫，之後又爲何人所持有、用何本所校等問題，往往是判斷此卷鈔本文獻價值之最重要的線索，左右了對此鈔本進行文本研究的方向。

此外，請允許我再贅言一句，舊鈔本所顯示出的種種文獻資料，往往也是證明日中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之無法撼動的證據。也衷心希望通過這次圍繞源自平安時代的舊鈔本、源自鎌倉室町的五山版所展開的學術研究交流活動，能使日中兩國的友好再次得到印證。

補説：

通過這次學術會議的參加，促使我對“舊鈔本”這一專業書誌用語的定義作了更進一步的思考，現將拙見歸納爲三點補充於下：（1） 其文本是否曾被印刻應該成爲判斷舊鈔本的一個重要標準。

判斷是否爲舊鈔本的標準，並不在於其是否爲筆寫之鈔卷或鈔本，更爲重要的是其本文所屬系統之底本是否曾被刊刻。這是因爲刊刻之時一般會對底本進行文字校勘，而經過文字校勘被出版的文本則永遠無法再回歸到舊鈔原貌。而對於文獻研究，弄清楚文本之遞變，澄清鈔本時代與刊本時代之文字異同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應該將刊本之重鈔本排除於舊鈔本這一範疇之外，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混淆。（2） 比鈔寫年代更爲重要的是其本文所屬系譜。

學界習慣根據鈔寫年代來將文獻歸類爲“唐鈔本”“宋鈔本”“明鈔本”等等，這種歸類雖然比簡明，但有時候很容易抹殺文獻之實際文本價值。舊鈔本之價值並不在於其所鈔寫的年代，而在於其本文所屬的系譜。即使近代的重鈔本，只要其本文被證實爲宋前系統，則應認定其爲舊鈔本。（3） 舊鈔本之價值，與其作爲文物或美術品之價值没有必然之關聯。

舊鈔本之價值，歸根結底在於其本文系統的古老程度。因此，應該以其作爲文獻之價值來予以衡量，而與其於古書畫作品之評價没有關聯。即使只是殘簡斷片，只要其鈔寫的本文屬於宋前系統本，則可謂吉光片羽，值得重視。[1]　作者單位：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2]　譯者單位：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3]　參見神鷹德治，《序論——舊鈔本と唐鈔本》，神鷹德治、静永健主編，《舊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アジア遊学》總140號，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4月，4-11頁。内野皎亭本《尚書》和有關的幾個問題[1]李　慶《尚書》是中國最古的典籍之一，關於《尚書》的成書，有關研究論説，古往今來，汗牛充棟。這裏要介紹的，是現存於日本的一個抄本——内野皎亭本（有的研究論著中又稱“内野本”），並討論與該文本有關的幾個問題。一、 内野皎亭本的概况（一） 留存的有關記載

1．近代，最早在書志上披露該書，引起學界重視的，是那位在[2]中國比在日本更引人議論的島田翰。

2．此書在明治時期，曾藏青山家。書前有“素慶”跋，跋文如下：右史記言之策者，先王號令之書也。唐本宏綱密攝機要，寔是啟道之淵府，設教之門樞。立爲國經，垂爲民紀，六籍之冠，萬世不刊者也。今將弘其傳，命工鋟梓，莫謂尸祝治樽俎，豈非見義而爲耶？普勸學徒，庶察吾志，濡以弘道，釋以助才，豈曰之小補哉。元亨壬戌南至學生三倫業沙門素慶謹誌。

上文中，“元亨”爲日本鎌倉時代的年號，公元1321—1324年，元亨壬戌，爲元亨二年，即1322年。“沙門素慶”，根據小林信明調查，爲“鎌倉末期到南北朝初期刊[3]行了諸種書籍的僧人”。

至於此抄本，小林信明曰：“關於記有‘元亨壬戌’，也許有元亨二年刊行之本。但是，關於元亨刊本，只有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認爲存在，此外其他任何人都未嘗見過，也没有論其有無的記録，即便這樣説，視此本爲要刊行上版之稿本，從其體裁推測也並非過分吧。姑且將此書認作爲元亨刊本的抄本。而其書寫的時期，或許不下於室[4]町初期，或者毋寧説是屬於鎌倉末期。”那麽，該書所據的原本當在此之前。圖1

該書又有清末俞樾跋（圖1）：《尚書》自衛包妄改而漢時隸古寫定之本不可複見。往年承長岡子爵以仿宋刻本寄贈，蓋即足利本，阮文達作《校勘記》所據宋本者，此也。今島田君又以宫内大臣青山子爵所藏鈔本見示，乃從沙門素慶刻本傳鈔，其原出於宋吕大防刻本，又足利本之先河矣。島田歸國，當言於青山公影寫刊刻以行於世。庶古文真蹟不墜於地。大清光緒三十一年十有二月曲園俞樾記，時年八十五

上文中涉及的人物，考之如下：

青山家：江户時八幡藩主，日本華族，明治維新後爲子爵。

宫内大臣青山子爵：或指青山幸宜（1855—1930）。青山幸宜曾爲貴族院議員。

長岡子爵：當指長岡護美（1850—？）。日本明治時期的華族，熊本藩主細川齋護之子。1882年爲日本元老院議官，後爲男爵，貴族院議員。

島田君：即島田翰。

3．此書後歸内野皎亭，稱爲“内野本”或“皎亭文庫本”。

内野皎亭（？—1934），名五郎三，日本明治後期的藏書家、學者，又是實業家。著有《日本儒學年表》，編有《官版書目》。以“皎亭文庫”著名。

在上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平岡武夫等曾予拍攝照片，影印出版，並在他們所撰《尚書正義定本》中用以校勘，被稱[5]爲校訂之“南鍼”。（二） 中國國内的介紹簡況

對於此書，我國學界也有關注，如顧頡剛、顧廷龍先生編的《尚書文字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已見收録。順便説一句，這也是顧頡剛和日本學界有關聯的證明。

一些研究的論著也曾涉及。如劉起釪先生的《日本的尚書學及其文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許建平博士所賜《敦煌文獻叢考》載《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北京：中華書局，2005），近年出版的林志强先生的《古本〈尚書〉文字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中，均有引用該書資料處。

但是對於這部書的專門評述，筆者尚未見。故借此機會，略作介紹。二、 内野皎亭本的特點

關於該本的特點，吉川幸次郎先生在東方文化研究所影印本的《後記》中列舉了三點，對後學多有啟示。筆者認爲，内野本古文《尚書》有如下一些值得注意之處：（一） 該書是至今能見到的最早的全本《尚書》之一。通過和現行本對勘，可以看到有許多不同之處，可供校勘。吉川幸次郎先生在東方文化研究所整理的《定本古文尚書正義》後列有《校勘記》，根據所見資料，把該書與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以及與日[6]本所存神宫抄本、足利本、還有存世敦煌抄本進行對勘，現間或參[7]考其他著述，將其校勘成果録之如下：《堯典》經文“敬授人時”（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人”作“民”）下注：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内野本、神宫本無“四時”二字，阮元意同）

“萬物成”（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成”上有“咸”字）

“助成物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物”上有“萬”字）

“毛更生整理”（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毛”下有“羽”字）《舜典》經文“慎徽五典”下注：

“不能嗣成帝位”（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位”作“功”）經文“正月上日”下注：

“考齊七政”（内野本、神宫本無“齊”字。）經文“帝曰俞往欽哉”下注：

“然其賢”（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其”下有“推”字）《大禹謨》經文“臯陶矢厥謨”（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謨”作“謀”）《臯陶謨》經文“曰若稽古臯陶”下注：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作“允信迪蹈也其古人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内野本、神宫本上“某”作“其”，下“某”字作“由”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益稷》經文“禹曰俞哉帝”下注：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侯甸”作“甸侯”。）

以上這些成果，據説近年國内整理出版的《尚書》，未加利用，故附録列出，供學者參考。（二） 保存着大量早期“隸定”的痕跡如上、下，作“二”、“”；虞，作“”其，作“亓”之，作“”有，作“”德，作“惪”首，作“”禮，作“”類，作“”封，作“”誓，作“”

凡此等等，所在多有。這對於瞭解早期的文本形態，對於推測所謂“隸古定”問題，可以作爲參考資料。

日本小林信明很早就從這個角度進行過研究，指出内野本有些字[8]具有特殊性，比如“厥”字，此本作“”。劉起釪先生對小林的研究曾有過一些介紹。林志强先生寫了《古本〈尚書〉文字研究》，也是從文字進行研究的著作。（三） 在文間，存在着批點上去的一些注音，吉川先生認爲多出自陸德明《經典釋文》，並指出有與今本《經典釋文》不同者。筆者核對了一些，如：女：尼秘反量：力尚反妣：必履反喪：息浪反

不詳列，基本和《十三經注疏》所列《經典釋文》的音同。但是，也有一些和《正義》所引音注不同處，如《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旁有音注：“云‘居’。古皆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云。”而此處《正義》的注音，引韋昭《辨釋名》爲“古皆尺遮反”。

這些注音，是否都出自《經典釋文》，或可再考。而無論與《經典釋文》是否有出入，這些音注，對於研究古代音韻，當是可以參考的資料。（四） 在每一卷之後，都標明了經文和注文的字數，現把有關數字詳列如下（最後的總數，爲筆者所加）：

内野本《古文尚書》經傳字數卷數經文字數傳字數卷一2005311918693799卷二卷三18473589卷四22873468卷五26984086卷七27814895卷八26765416卷九2115356625864125卷十卷十一19203636卷十二196035847451068卷十三合計2548944351

這對於研究《尚書》文本，瞭解《尚書》的經、傳在宋代以前的存在狀況，應該説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五） 有不少書眉的批注，並附有相當多的“和訓”

如《堯典》，在“僉曰，於，鯀才（今傳本作“哉”）”下注：“鰥，故本反。古鯀字，顓頊子，禹父。”

在“鯀在下曰虞舜”下注：“虞，氏；舜，名也。舜：馬云：舜，謐也。舜死後，賢臣（録，按此字不清）之，臣子爲（兩字不清）諱，故變名曰謐。”

在《舜典》“肆上帝”上眉批：“王云，天也。馬云，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也。”“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上有：“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考這些内容，多在前幾卷，係從孔穎達《尚書正義》中録入，而有所選擇，也有增補。文中所説的“馬”“王”“鄭”，當指馬融、王肅、鄭玄。

這些文字，是日本學者注入，還是從該書原本就存在，不詳。筆者認爲後人注入的可能性較大。這反映了録入者對經文的認識和關注點。如出於日本有關研究者之手，這對於認識日本關於《尚書》的研究、對於漢文學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

文中還有許多日語假名的注釋和訓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資料。（見圖2）圖2三、 内野皎亭本在《尚書》流傳史中的位置

關於内野本出自何種文本。

1．清代的俞樾據島田翰提供的資料，認爲：“乃從沙門素慶刻本傳抄，其原出於宋吕大防刻本，又足利本之先河矣。”但是該書是否出於吕大防本，值得思考。

吕大防所得的古文《尚書》的情況，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今有古文《尚書》，吕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吕微仲即吕大防。見《宋史》本傳：“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元祐二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紹聖四年薨，年七十一，謚正湣。”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9]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對於此説，日本學者小林信明在所著《古文尚書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看法。

小林信明在《古文尚書研究》中，把宋代薛季宣的《書古文訓》與現存的内野本《尚書》對勘（薛本被認爲是出於吕氏本和郭忠恕本之流而編撰的），發現二者有所不同。見下圖3：圖3

此外，應當指出，關於俞樾所説的吕大防刻本，近代未見刊刻本流傳的記載。所以，俞樾的説法，尚需證明。

要之，筆者認爲，根據現在所見的資料，並不能斷定此抄本出自傳説中的吕大防本。

2．有學者認爲：此本與“敦煌等地所出的《尚書》寫本和傳入[10]日本的《尚書》古抄本，實爲一系，前者是源，後者是流”。

該書是否出於敦煌本（殘卷）？也可再考。根據現在的校勘記録多有與敦煌本相同之處。然而現存的敦煌卷子殘本，並非一個統一的本子，多爲殘卷，難以斷言是否與此本完全相同。即使完全相同，此古文《尚書》所據的是一刊本，而敦煌殘卷爲抄本，而從由唐到宋代中國社會變動的情況，從文本相隔的空間距離來看，能不能簡單地把兩者的版本關係直接掛鉤聯繫起來呢？恐怕不行吧。

3．筆者認爲，内野本所據刊本和敦煌卷、足立本，都源於更古老的祖本。如果説敦煌本爲公元8-9世紀之物。那麽敦煌本和内野本等抄本的祖本，當在此之前。换句話説，内野本是現在可見的保存“隸古定”之後原貌最多的完全文本。

内野本在《尚書》文本流傳中的位置，可用下圖來表示：圖4

即便退一步，把“元亨壬戌”本直接視之爲已佚的宋代刊本，也依然是如此。和敦煌抄本，還是有相當距離的。

當否，謹供方家參考。四、 有關《尚書》研究的幾個問題

鑒於内野本在《尚書》流傳中所處的上述位置，涉及《尚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在此，結合日本漢學中有關的研究成果，略作探討。（一） 關於根據清華簡中所見《尹告》，斷定今傳“古文《尚書》”爲僞作之説

1．近年清華簡、上博簡等竹簡成爲古典文獻學界關注的重點。有的學者根據清華簡所見《尹告》斷定今傳“古文《尚書》”爲僞作。認定“爲僞作”所列的主要理由，據筆者寡見，就是：出土的簡[11]牘和現存的文本不一樣。

2．内野本古文《尚書》爲現存《咸有一德》（且暫將其與清華簡《尹告》作爲同一篇。如果不是同一篇的話，根據清華簡所作推斷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最古的文本。如前所述，其出處當是比敦煌本更古的文本。

在現存先秦時代的古籍（不包括20世紀以後出土的簡帛文獻）[12]中，根據有關學者研究，涉及《尹告》的，只有兩條。而且這兩條都在《淄衣》中。[13]

3．《淄衣》中引“尹吉”的兩條文字如下：[14]

其一，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其二，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15]

關於其一的“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郭店出土的《淄衣》簡所引《尚書》此處文字作：“尹（誥）員[16]（云）：隹尹躬及湯，咸又（有）一惪（德）。”

而上博簡的《淄衣》此處所引的“尹告”的文字作：“尹燁員（云）：隹尹及康，咸又（有）一惪（德）。”

這段文字都跟今傳世《十三經》本《尚書·咸有一德》的用字“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基本相同。

但是内野本此處作“惟尹躬湯，咸又一惪”。有的研究者認爲，[17]上述竹簡的“躬”原或爲“允”字的繁寫，也有的認爲“及”“暨”爲衍文，等等，多有討論。結果，有的學者認爲現傳《咸有一德》爲僞作。也有反對者，如黄懷信《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18]書〉》，這些都可以再研討。

筆者在此想提一個問題，如果按照自閻若璩、姚際恒以來的説法，[19]《咸有一德》是作僞者“鑿空撰出”，移入“太甲”朝的，那麽，爲何本文介紹的抄本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中的這一句卻和傳世的《淄衣》文字有出入？是作僞者故意和當時可見的《淄衣》不同嗎？還是别有原因呢？還有，有意思的是，如按“及”“暨”爲衍文之説，内野本的文本相對比較合理。因此，有無當時確有《咸有一德》存在的可能呢？

至於清華簡所見《尹告》是否就一定和現傳《咸有一德》爲同一篇文字，也是要證明的。事實上，即使對同一人物、事件，在古代的記録中也會有不同文字。

比如同爲《尚書》中的《牧誓》，爲原《尚書》中一篇（今文二十八篇中就包括），而近年，在出土的青銅器上，有關於周武伐紂的[20]記載，文字和《牧誓》大不相同，能否就説該銘文和《牧誓》一定爲同一篇，或《牧誓》一定爲僞作呢？

4．綜合分析以上的情況，筆者認爲：（1） 在戰國時代，《咸有一德》或《尹告》，相對於《堯典》等“大册”、《湯誓》《康誥》《吕刑》等篇而言，並非《書》的主要篇章，至少不是學者關注的主要篇章（究其原因有各種可能，也可能因爲周代對於其之前的王朝商代的厭棄），所以引用者不多。（2） 只有作爲儒家學派的子思一系比較重視這樣的文字。《淄衣》《坊記》《表記》《中庸》等《禮記》中的四篇，學界一般認爲係[21]子思派的作品。（3） 《尹告》流傳過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文本，文字間有出入——上列郭店簡和清華簡就不完全一樣。因爲是在印刷文明之前的文獻，由人手寫在簡帛上，這樣的情況可以想像。（4） 根據内野本和出土的上博簡《淄衣》文字相同或相近的事實，説明，至少現行《咸有一德》（或稱《尹告》）中，有部分乃是根據古代文獻的内容，並非完全後人僞作。（5） 其他和清華簡《尹告》不同的部分，也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後人完全編制，另一種則是出於不同的文本，或本來就是不同的文獻。

也就是説，現在僅根據兩者有不同，便斷言現傳的《咸有一德》是僞作，或更進一步斷言所有現傳的古文《尚書》都是僞作，可能過於急切了。（二） 關於漢代《尚書》的“隸古定”問題《尚書》研究中所謂“隸古定”問題，是因漢代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産生的。在該書孔安國《序》中曰：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圍繞着這段話，産生了《尚書》研究中的“隸古定”問題。

1．有關“隸古定”的記載《漢書·藝文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兹多於是矣。”對於上述的史料的解讀，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只是文字改寫還是另作“今文”經學的解釋？歷來的解釋多有出入。再加上和這一條資料相關聯的《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這裏的“古文”，是指什麽？這就成爲經學史研究中頗受關注的課題。

2．筆者所見，對於上述資料，有三種不同的説法：（1） 認爲孔安國對孔氏古文《尚書》，只是用當時的“今文”也即隸書體，改寫原來的篆文等古文體，内容没有什麽變化。

清代的何焯對《漢書·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這句話的讀法有自己的看法：認爲“起家”應該下屬，即讀作“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22]考其意，殆認爲孔安國只是文字的改寫。（2） 認爲孔安國不僅用“今文”改寫了字體，而且對其内容做了“今文”經學的闡釋。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説文解字》所傳《尚書》，多不與經同。由孔安國以今字讀易其字，而許君存其舊。”

又説：“司馬遷、董仲舒，皆治歐陽、夏侯《尚書》，馬、班之[23]書，皆用歐陽、夏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説而已。”

清代的陳喬樅，近代的皮錫瑞，都基本持此説，也就是認爲司馬遷《史記》所載的《尚書》，多爲“今文”之説，即今文學派的解説。（3） 認爲在當時，文字的轉换根本就不成問題，這裏説的“以今文讀之”，就是用今文經學加以闡述。王國維曰：“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適其假借，讀而傳之。”“然則安國之于古文《尚書》，其事業在讀之起之。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不復知，如王仲任輩所云也。”[24]

以上三種説法的側重面不同，根本的分歧在於孔安國是否對孔氏的古文《尚書》加以解讀。孔安國究竟是從“古文説”還是“今文”説？對此加以辨析，需專文另考。但是，基本一致的是孔安國肯定用當時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隸書，寫定了家中的“古文尚書”。

3．現在一般認爲孔安國古文《尚書》已經亡佚，能反映其面貌的有兩方面的資料：一是文本資料。漢代許慎《説文解字》、還有《爾雅》中引用的文字。但這些典籍，本身又有流傳和文本的問題。

另一是漢魏石經、簡牘等資料。但是，這方面資料留存有限，未見全貌。

其間《尚書》“隸古定”的形態流傳，據載，王肅曾有《古文尚書注》，姚方興也獻過《尚書》。而對此，又多有歧見。

到了晉代，有梅賾獻上了《古文尚書傳》。這是真是假，自宋代朱熹提出疑問，宋代吴棫、明代陳第，從音韻的角度證實，再到明代梅鷟撰《尚書考異》，清代閻若璩詳加證明，該書爲僞作成爲學界主[25]要看法，幾成定説。但是，最近卻又有了不同的意見。

筆者認爲，現傳《尚書》是否爲僞造，有多少是僞造的，這是應當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内野本是現存最古的全本《尚書》的文本（按俞樾的説法，早於日本所存的足利本）。各種字多存古代狀況：如“二（上）”“（下）”“（有）”。小林信明認爲：内野本，比現存日本的觀智院[26]本（寫本殘卷）在保存古體文字方面“有更徹底的形態”。此外，還有學者指出，内野本有些地方確實比較反映古代文本的面貌。如《大禹謨》中：“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中“惟乃之休”句，内野本作“惟女之休”，此句，當以古本作[27]“女（汝）”爲是，等。

這是否都是晉代梅賾“僞造”的呢？筆者認爲與其急切地下結論，還不如在表明意見之後存疑更爲妥當。而内野本，正可以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總之，無論從什麽角度看，内野本在《尚書》研究中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本。

最後，還想對古代文獻的研究，談兩點看法：

1．現在對出土簡牘和文物的研究，應該和歷史上存在的文本研究、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思考，簡單地以“此是彼非”的方式，加以[28]判斷，很可能陷於“喜新厭舊”偏頗的陷阱。

2．古代文獻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現存的文獻處於各種文獻交織成的文獻系統之中，絶非孤立的存在。對於文獻的研究，涉及文獻原始的存在形態、流布過程中載體（比如遠古的金石、到簡帛、到印刷品、到現代的網路數碼）的變化形態、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以及中外學界研究的成果等等，也就是説，必須將有關物件放到整個文獻和學術研究的系統中去把握。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步地去接近我們所追求的歷史的真實。過於性急地下結論，有時可能適得其反。當否，敬候指正。附　古文尚書校勘記校勘記卷一《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内野本、神宫本無“也”字）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内野本、神宫本無“者”字）

以眙後代（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代”作“世”）校勘記卷二《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内野本、神宫本無“堯”字）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能”上有“言”字）

敬授人時（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人”作“民”）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内野本、神宫本無“四時”二字，阮元意同）

萬物成（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成”上有“咸”字）

助成物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物”上有“萬”字）

毛更生整理（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毛”下有“羽”字）

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内野本、神宫本無“一”字）

允信釐治（内野本、神宫本無“允信”二字。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治”作“理”）

則能信治百官（内野本、足利本“治”作“理”）

付求誰能順我事者（内野本、神宫本無“誰”字）

言不可用（内野本、神宫本無“言”字，敦煌本也無）

有能治者將使之（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之”作“治也”）

皆非帝意（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帝”下有“所”字。敦煌本同）

無成乃退（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成”下有“功”字）

帝曰諮四岳

觀其法度接二女（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其”上有“以”字）校勘記卷三《舜典》

慎徽五典

不能嗣成帝位（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位”作“功”）

正月上日

考齊七政（内野本、神宫本無“齊”字）

星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星”下有“辰”字。）

祭亦以攝告（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攝告”作“告攝”）

歲二月東巡守

爲四岳所宗（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無“所”字）

自東嶽南巡（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巡”上有“守”字。與《王制正義》所引合）

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内野本、神宫本無“之下”二字）

各使陳進治理之言（内野本、神宫本“治理”作“治化”。監本作“治禮”。毛居正《六經正誤》引《正義》“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

流共工於幽州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大者”作“大之”。阮元《校勘記》引《疏》：“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

以鞭爲治官事之刑（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治”作“理”）

月正元日

將即政（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政”作“位”字）

帝曰棄

衆人之難在於饑（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人”作“民”，下傳文“所以得人心”，“人”也作“民”）

敬敷五教（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敬”上有“而”字）

帝曰臯陶

言無教所致（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所”作“之”，與岳氏本同）

汝共工（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共工”上有“作”字。與《疏》所引合）

汝作秩宗（内野本、神宫本無“作”字。原本《經典釋文》“女秩宗”條：“本或作‘女作秩宗’，‘作’衍字。”敦煌本無“作”字）

夙夜惟寅

典禮施政教（内野本、神宫本無“政”字）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其”下有“推”字）

帝曰夔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

謂詩言志以導之（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無“謂”字）

三載考績

三年有成（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成”下有“功”字）

舜生三十征庸

言其始見試用（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用”下有“時也”二字）

五十載陟方乃死

服喪三年（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喪”上有“堯”字）校勘記卷四《大禹謨》第三

臯陶矢厥謨（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謨”作“謀”）

曰後克艱厥後

天下安寧（内野本、神宫本無“寧”字。與岳本同）

益曰都

文經天地（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經”上有“緯”字）

儆戒無虞（内野本、神宫本“儆”作“敬”）

敗德之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原”作“源”）

道義所存於心（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心”下有“者”字）

帝曰於帝念哉

則民懷之（内野本、神宫本作“黎民惟懷之”，足利本作“則黎民惟懷之”）

乃德政之致（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致”上有“所”字）

帝曰格汝禹

下洽於民（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下”上有“德”字）

惟乃之休（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乃”作“女”）

刑期于無所刑（内野本、神宫本無前一“刑”字）

民皆合于大中之道（内野本、神宫本無“之道”二字）

帝曰來禹

相須而立（内野本、神宫本“立”作“成”）

禹曰枚卜功臣

再辭曰固（内野本、神宫本“固”下有“辭也”二字）

帝曰諮禹

奉辭伐罪（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敦煌本皆作“伐”，而八行本、岳本作“罰”）

言民叛天災之（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敦煌本“叛”下有“之”字）

帝初於曆山（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敦煌本“初”下有“耕”字）

瞽亦允若（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八行本“瞽”下有“瞍”字）

脅之以兵（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兵”上有“甲”字）

是天之常道（内野本、神宫本、敦煌本作“是天道之常”）

故拜受而然之。（内野本、神宫本無“而然”二字）

明禦之者必有道（内野本、神宫本、敦煌本無“者”字）《臯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臯陶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作“允信迪蹈也其古人也”）

歎美之重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也”上有“之”字）

言慎修其身（内野本、神宫本無“其”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壬”作“任”）

佞人亂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真”作“德”，注云：或本作“政”。阮氏《校勘記》：“德”古作“悳”，與“真”相似。今本殆因此而誤）

亦言其人有德（内野本、神宫本無“人”字。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

載行采事也（内野本、神宫本無“采事”二字）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内野本、神宫本上“某”作“其”，下“某”字作“由”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自我五禮有庸哉（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有”作“五”字。阮氏《校勘記》：《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校勘記卷五《益稷》第五

帝曰來愚

因皋陶謀九德（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謀”作“謨”）

故呼禹使亦陳當言（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當”上有“其”字）

奉成臣功而已（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同此，八行本“成”作“承”）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會五采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重“會”字）

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内野本、神宫本無“有”字）

禹曰俞哉帝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侯甸”作“甸侯”）

夔曰戞擊銘球

明球絃鐘籥（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同此。與《疏》合。八行本“絃”作“弦”字。）

所以太平（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太”上有“致”字）[1]　作者單位：日本金澤大學[2]　順便説一下，此人在中國學界有名，首先是因爲他把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皕宋樓的藏書弄歸了日本的静嘉堂。編撰有《古文舊書考》，又寫了《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其次的原因，是他和中國清末的不少藏書家有來往。還有，他的一家，在日本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關於其家世，可參見拙著《日本漢學史》第一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283頁。拙文《黎庶昌和島田重禮》，載《海外典籍與日本漢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2。又，關於其生卒年和生平，有不同説法，見錢婉約，《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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