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岳清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呼愁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愁／金岳清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0
ISBN 978-7-5473-0860-8
Ⅰ．①呼… Ⅱ．①金…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8726号呼愁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221千字印 张：10.375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860-8定 价：36.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根据金迪（Kindī）的说法，“呼愁”不仅是关于丧失或死去亲人，亦是关于其他的精神磨难……——奥尔罕•帕慕克作者手迹《呼愁》二〇〇一六月四日
电话里的声音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电话是岳龙打来的，岳龙在电话里说父亲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主要症状是咳嗽，程度尚可，母亲给他吃过药，稍好一些，但难愈。岳龙虽然只说了两三句话，但我已经有了许多担忧。岳龙放下电话前特意提醒我说，你打电话给老娘吧！让爸明天上午到台州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无其他问题。放下电话，我有些紧张。我心慌，坐立不安。我马上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不知道怎么，你爸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也吃了药，但就是好不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点说。母亲说，你爸说他没事，他让我不要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操心，他说你们工作都很忙，这感冒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过些日子就会好的。我握着话筒无言。是的，在农民眼里感冒不是病，很多人就是不打针不吃药，完全靠身体的自我调节来去除感冒。更有甚者，有了其他较重的病，也还是一个熬字。放下电话，我还是不放心，就是担心父亲明天不会来，他又有可能以种种理由来说服母亲。我马上拨通岳翔手机，岳翔说自己在川南，我让他打电话向公司请假，明天一早无论如何要送父亲来台州医院检查。《呼愁》二〇〇一六月五日
父亲来了，由二弟岳翔陪着。
单位里的空气十分紧张，我忙得不可开交。“三个代表”学习，不准请假，自然也脱不开身。父亲的事就让妻子去办，再说，医院里我熟悉的医生妻子都熟悉，有些我不熟悉的她也熟悉，所以让她去我也放心。妻子找了消化内科专家王宏地，王宏地已经是老熟人了，虽然没有多大交情，但医院里的事能与医生熟就好，再说这么一点小事，有点熟就可以了。王宏地给父亲开了几张化验单，到中午时，已有三四张报告单出来，均属正常。下午是B超检查，我照样上班，父亲还是由妻子和岳翔陪着。4点左右妻子打电话过来，说B超出来了，好像有点小问题。我问她什么小问题。妻子告诉我医生说父亲肝上有一粒小东西。我浑身一震，脑袋有些发麻。过了一两分钟，我站起来，很快把桌上的文件和资料整理了一下，放在边上。单位离台州医院很近，就那么三五百米路程，况且我还是骑摩托车过去的。妻子已在医院门口等候，父亲由岳翔陪着。我没有去看父亲，而是直接去找王宏地。王宏地在门诊，房间里有很多人，我把B超检查结果递到王宏地面前。王宏地看我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有问题吗？有，我说，你看看。王宏地接过B超检查报告，扫了一眼，说没问题。我说，那肝上的一粒小东西是什么？他一脸轻松，笑笑说，那一粒小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变什么。我如释重负，很快从门诊大楼出来。妻子一直跟着我，这时候她的脚步也轻松许多了。刚出大楼，我就给岳龙打电话，说父亲没事，该查的都查了，没有发现什么。岳龙问我有没有做过胸透。我说没有，没有发现胸透的报告。岳龙说要做胸透。岳龙在电话里的口气有些担忧。我和妻子又折回，找到王宏地。王宏地翻开病历，在一叠化验报告里抽出一张胸透表格，原来王宏地早已开了胸透检验单，妻子和岳翔都没有发现。
我看见父亲时，父亲站在门诊大厅里。父亲穿一件青灰色中山装，半新不旧的，左胸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青灰色中山装里面是白色的衬衣。父亲脸色黝黑，黑里还透出一些阴暗，人也消瘦。父亲一向精神很好，这次也不错，但我看见父亲进门时分明有些胆怯、紧张。透视室医生是个小青年，穿白衬衣，人很瘦，干瘪得跟瘦猴一样。他让父亲先取出口袋里的硬币和插在胸前的钢笔。父亲把取出来的东西交给我。那个瘦猴一样的医生让父亲站在机器前，立正，手指并拢放在裤缝上。我站在离父亲三步远的地方看着父亲，父亲的脸紧绷着，胸口贴着仪器纹丝不动。看来父亲很紧张，我也当然知道父亲紧张的原因。过了一会，医生说行了。我好像有预感，让父亲先出去，独自一人留在透视室。我看见那位瘦猴一样的医生用笔杆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某一点，对旁边的女实习生说什么，我便有些紧张起来。我走过去，站在窗前，这时候父亲胸部透视的结果已经出来，瘦猴一样的医生先在父亲胸透片右肺的中上部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把小圆圈涂黑，再在黑点周边画上四散的短线。我脑袋好像突然间被人敲了一下，头昏沉沉的。我站在窗口看见那个瘦猴若无其事地翻开父亲的病历，跟那个女实习生边说边笑，一边很轻松地在我父亲的病历上写下Ca。我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脚轻了起来，脚下踩的并不是平实的土地，而是一团柔软的棉花。
走到门口，我对父亲和岳翔说，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拿去给医生看看。出了门，转过墙角，我就跑步去门诊找王宏地。王宏地看过片说有问题。我说，怎么办。王宏地说拍张片看看，到什么程度了。王宏地边说边开了一张拍片单。他把拍片单递给我时，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不早，快下班了。从他房间里出来，我就给朱坚胜副院长打电话，朱坚胜不在医院，在外面出差，但他在电话中说，你先去拍片室，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让妻子去叫父亲和岳翔，自己拿着王宏地开的拍片单直接跑到拍片室。快下班了，拍片室里没有病人，两个医生大概接到了朱坚胜副院长的电话，态度很好，一个年轻医生接过拍片单问我，人呢？我说人马上就到。说话时，我看见父亲已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由妻子和岳翔陪着。父亲状态还好，就是脸色不行，走路轻松，但内心似乎有些恐惧。我想稳定他的情绪，走上前去说，爸，没什么事，你既然来了，全身都查查吧！拍好片，我让岳翔把父亲带出去到庭院什么地方先坐一会，我和妻子站在走廊里等结果。有了朱坚胜的电话，一切都很顺利，片很快就出来，结论是Ca，右肺中块状明显，医生用尺量了一下说：比鸡蛋还大些。我呆了，我不知道医生在说些什么，我看见妻子一副很落寞的样子。我听见医生对我说，做个CT吧！这样更清晰些。听医生这么说，我和妻子很快离开拍片室，去开了CT单，可刚开出CT单就已下班。
晚上，我和父亲睡在一起，我估计这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同床而眠。躺在床上，我思绪万千。小时候，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弟妹多，祖母也还健在，所以很拥挤。我、父亲还有二弟岳翔三个人挤在一起，虽然挤一点，但很踏实，很安全，要是冬天，还很温暖。那是因为有了父亲。因为有了父亲，心里就很踏实，所以每天晚上我都睡得特别香，往往把口水都流在枕头上。后来读书了，工作了，再后来结婚了，连回家的时间也少了。想不到我在城里刚有了房子，家里的日子也刚有了起色，父亲竟又将离开我们。想到这里，我潸然泪下。
这一晚，我一直没有睡。我想完了父亲想母亲，我想，父亲得的是绝症，尽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挽留他的生命，但凭目前的医学科技水平，我们的行为终将徒劳，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离我们而去，这肯定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母亲怎么办？谁又能在家里照顾母亲？让母亲一个人生活？这样一个大家庭转眼间就分崩离析？
窗外的月光很好，初夏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我不知道父亲睡得踏实否？我知道父亲即使睡不着，他也不会流露出来。因为父亲很内向，也很敏感，有什么心事他都放在心里。跟我睡在一起，也会怕影响我休息。在暗淡的月光下，我睁开眼睛看着父亲，父亲很瘦，也很黝黑，我也瘦小，我们俩躺在床上，床上还留有很多空隙。我突然感到人生苦短，天地不公，如果这就是一生，那人的一生实在太无意义了。父亲虚岁也只有六十二，样子更年轻，如果父亲的生命将在六十二虚岁终结，那我还奋斗什么？我的奋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父亲能直起身来，并从容地喘一口气，是让父亲能舒心地微笑，如果父亲刚刚抬起他沉重的头颅，就行将消失在这一片土地上，那我的目标和指向还有它的终极意义吗？再说我也三十九岁了，按这样推算，我也有可能再活个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对一个沉迷于文学艺术的人来说，是否太吝啬了一点……《呼愁》二〇〇一六月六日
早晨，父亲和我都起得比较早，因为父亲今天要做CT检查，所以必须早起。父亲精神尚可，但脸色不大好，还有些咳嗽。
昨晚，台州医院的吴素芳帮我联系了赵年家。赵年家是台州医院CT专家，曾在上海华山医院进修过，经验丰富。吴素芳的女儿和赵年家的儿子都是我的书法学生。赵年家我并不认识，吴素芳经常送女儿过来，所以有些熟悉。昨天下午在医院的走廊上遇见吴素芳时，她问我给谁看病，我说给我父亲，我把父亲的病情简要向她说了一下，问她能否联系到CT医生。她说她帮我联系，她说赵年家医生是CT专家，他儿子也是我的书法学生。她还说明天你早点来，我们7点半上班，晚上我先给你联系好，你明天过来直接找赵年家医生。
到医院已7点多，岳龙已到。找到赵年家医生，赵年家很热情，说吴素芳医生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让我父亲先做碘化验。做好碘化验，再做CT检查。到9点左右，三张CT片结果都出来了，赵年家叫我和岳龙进去看片。父亲坐在走廊上，进门时我回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好像有些紧张，虽然不怎么明显，但我看到父亲坐下去的动作有些不自然，比往日多了几分生硬。赵年家把我和岳龙叫进CT室，让我们看片，赵年家指着夹在日光灯灯箱上的CT片对我说，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已侵入纵膈，迟了。岳龙说，开刀呢？赵年家说开刀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差。我看见日光灯的光线在眼前晃动得很厉害，那惨白的光已连成一片，头有些晕，赵年家与岳龙的对话也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听见赵年家说，很快。我抬起头，看见他消瘦的脸上神情有些严肃。岳龙站在我边上，脸色发青。
从CT室出来，我远远就看见父亲。父亲的目光里有些期待。我避过父亲的目光，尽可能显得自然、从容些。我看见岳龙走在我前面，手里拎着白色透明的纸袋，纸袋干瘪，三张胶片隐约显露出来。我突然想到他手里提着的并不是一个透明纸袋，而是父亲的生命。父亲的生命如同纸片一样单薄，也如同纸片一样轻飘。父亲已经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随时都有可能飘荡而去，他与我们、与这个家再也没有承诺和约定。岳龙走过去，在父亲边上站着。岳龙说，爸，没什么，是肺炎，右肺有些糜烂，范围也不大，就一点点。我看见岳龙说话时面不改色，嘴角上还露出一丝微笑。父亲的眉头舒展了一些，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了许多。我突然间有些欣慰，岳龙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使我不觉得天崩地裂时的孤单和无助，但唇亡齿寒的那种冷和痛却不时袭击着我，这种冷和痛让我感到失去的不仅仅是灵魂，而是一切内容，而留下的却是一副空洞的壳。这壳没有任何依靠，轻飘飘地在水中央打转，毫无一点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风从空壳中穿过，那种空虚、迷茫、无奈和丝丝的生痛全都呈现出来。
我让妻子先带父亲回去，我和岳龙去找林荷琴医生。林荷琴是朱坚胜副院长的夫人，为人热情，我们与其交往多年。我们家亲戚多，全都在乡下，台州医院在本地独享盛誉，所以来看病的亲戚也多，但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去找他们，因为朱坚胜既是医院领导又是传染科专家，在行政和学术两方面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朱坚胜这样忙着，林荷琴自然也不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况且林荷琴医生是血液科搞血液细胞培养的，肯定也会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再则，她也会有很多亲戚和朋友来找她帮忙的。我去找她，完全是出于无奈，本来我想去找朱坚胜商量的，因为昨天下午下班前父亲拍片时，他是在外地打电话来让拍片室帮的忙，所以我估计他上午不大可能在医院上班，这样，我就只好来找林荷琴医生帮忙了。我们在另外一幢五楼找到她，她让我们在外面稍等，说仪器里有个东西要过几分钟才能出来。站在走廊上往下看，空地上全都是人和车，有人欢笑有人愁，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虽然十分平常，但与上下左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生的欢笑和死的悲哀都会淋漓尽致地写在家人的脸上。我们在走廊上等了四五分钟，林荷琴从屋里出来。她穿着白大褂，满脸微笑。岳龙靠在阳台的栏杆上，我把父亲的病况简要叙述了一下，林荷琴脸上已无笑意，她说她帮我找朱成楚看看。朱成楚是胸外科专家、副院长，在医院里有一定声望，虽然是上盘人，但我们彼此不认识，所以也没有交往。林荷琴拨通朱成楚电话，朱成楚正在手术，说要等到中午。林荷琴跟我说了，我说那只能这样了。因为时间还早，林荷琴还要工作，我对岳龙说我们先去门诊肿瘤科看看。到了肿瘤科，遇到余文杰，余文杰好像是在杨一家里认识的，我只知道余文杰在台州医院工作，但不知道是在肿瘤科。余文杰看过片说，还可以。我也不知道余文杰说的“还可以”的意思。余文杰问我，人呢？余文杰说话时站起来把藤椅挪到一边，伸了一下腰。我正想出来找父亲，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门口，父亲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看见了余文杰桌上的三角牌，那三角牌上赫然写着三个黑体字：肿瘤科。我让余文杰出来，余文杰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父亲没有进门，已经回到门厅，他说算了，这点小咳嗽不治也会好的，况且家里的事情还很多。我看见了父亲内心的恐惧，因为父亲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慌乱。我说你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让医生好好看看。余文杰也这样说。余文杰在父亲颈项上摸了一遍，笑笑说，没什么，没什么。余文杰的轻描淡写让父亲释然。我看时间已经快到下班，就让妻子先带父亲回家。父亲走后，余文杰说等下班再带我们去找朱成楚副院长，让他看看能否手术。到了下班时间，余文杰带我们去找朱成楚副院长，朱成楚副院长还在手术室，我们只好在外面等候。徘徊在白色走廊上，焦急难忍。等到12点40分，手术终于结束了，见到朱成楚副院长时，他正在休息室里吃面条，头上还戴着手术帽，身上的手术衣还沾满了病人的鲜血，红得耀眼。我换了鞋，跟在余文杰后面。朱成楚副院长见我们进来，把筷子搁在碗上。看过CT片后，他说手术可以，但问题是纵膈能否扫清心中无底。朱成楚和赵年家的看法大同小异，看来问题已很麻烦。
朱坚胜出差回来了。下午上班我们又去找朱坚胜，看看有无其他办法，朱坚胜对此也无多少主意，商量的最后结果是先住院，再请上海医生来做手术。看来别无选择。事情初步定下来后，我才稍稍吁了一口气，马上打电话让妻子把父亲带到医院来，妻子和父亲很快到了医院。我说，爸，还是先住下来吧！这点小问题本来也不算什么，可医生还是要你留下来观察几天。父亲站在那里有些疑惑，我说你既然来了，还是住吧！挂几天针就没事了。父亲想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但答应得很勉强。
父亲一答应，我就马上给林荷琴打电话，请她帮忙。余文杰知道父亲要住院，也过来帮忙。有了两人帮忙，手续办得就很快，父亲住在十楼，因为暂时没有床位，所以只好加床。朱成楚副院长为主治医生，分管医生是叶江明。《呼愁》二〇〇一六月七日
岳龙是上午来的，他没到医院就给我打电话，说心里不踏实。我知道他指的是台州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他说，是否去上海？上海我是想过的，但上海人生地疏，很难找一个好医生，况且要很快住进去就更不容易。站在医院行政楼的矮围墙边，我很快在脑子里把朋友的名单过滤了一遍，只有三四个人可能与上海有关系，我便试着给他们打电话，但结果令我很失望。我顺着围墙踱了几步，这时候，吕新景打来电话说：台州医院的院长和书记都是他朋友，可否让他们出面请上海医生来？我说好的。到了中午，吕新景又打来电话，说帮我联系好了，让我下午2点半准时去找叶加洪院长。
下午2点15分，我和岳龙已站在院长室门口，院长室门关着，我们只好站在门口等候。岳龙手里拿着父亲的CT片，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两人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压抑，好在走廊两头的窗都开着，不时吹进来一些东南风，走廊里的空气并不混浊，窗外有绿树掩映，让人感到一些清凉。到了2点半，院长室的门还是关着，我轻轻敲了一下门，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开门的正是叶加洪院长。叶院长五十多了，头发有些花白，很和善，也很清雅。我说我是吕部长的朋友。叶院长很热情，问过我父亲一些具体情况，又仔细看过片，也说手术可以做，但纵膈部分无法保证能扫清。叶院长是肺科专家，这我早有所闻，看来父亲真的错过了治疗机会，癌细胞已侵入纵膈，马上要向左肺转移，纵膈部分癌细胞万一清理不完，很快就会复发，手术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大伤元气。所以赵年家医生说开刀效果更差，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叶院长见我一脸落寞，安慰我说也许有可能会扫清，又说他们会尽最大努力的。我向他表达了请上海医生来主刀的意思，他表示可以。我们向他道谢。他说，等会儿我到十楼看看你父亲。
叶院长要来看父亲，这我没想到。我们回到十楼，父亲的病床在走廊的过道上，靠着墙壁。这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医院就这么多床位，我们不可能去排挤人家，只能耐心地等着人家出院。父亲坐在床沿边，母亲站着。父亲精神还不错，只是感觉消瘦了一些。母亲有些木讷。我们从电梯里出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对母亲说着什么，脸上的表情还很轻松，但母亲的心里却充满了担心，反映到脸上是一脸的迷茫。3点半左右叶院长过来看望父亲，叶院长穿着白大褂刚从电梯里出来，岳龙就看见了，对我说，院长来了。我们马上迎上去。父亲见了，问我是谁？我说是院长，院长过来看你了。父亲很高兴，也站起来。叶院长问过父亲一些情况，看过病历，又摸摸父亲的颈项，说，没问题。我知道这完全是安慰，当着父亲的面他只能这样说。叶院长离开时，我和岳龙都去送他，岳翔也跟在后面。电梯还没下来，我们都站在电梯口等候。叶院长说，情况还可以，做个头颅CT吧！看看有无转移。叶院长说话的声音并不高，因为父亲病床离我们也只不过十多米，好在中间有护士站和医生工作室，进出的人很多，声音也十分嘈杂。送走叶院长后，我从右边转过去，来到医生办公室的走廊，站在走廊上我给余文杰打电话，请他帮忙开一张CT单，余文杰有些忙，开好CT单拿到CT室，CT室的人都下班了，好不容易找人加班，可做好CT已经6点。
劳累了一天，人已疲惫不堪。但这些并不重要，最难扛的是精神压力，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天崩地裂的灾难，我也没有亲眼看见过亲人死亡的过程。虽然我见过祖母的死，但那时我在城里，祖母在乡下，等我回到乡下时，祖母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对于祖母的离去，我心里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令我做梦也无法想到的是在祖母逝去的两年后我年轻的父亲也将不辞而别。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崩地裂。两年来，我一直在怀念宠我爱我的老祖母，心灵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常常一人独自落泪。我悼念祖母的文章还存在电脑里，还来不及发表，可又将失去我的灵魂——至亲至爱的父亲。
9点半左右，岳龙从台州医院回来，他没有上楼，而是在楼下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他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跟我商量，因为母亲在楼上说话不方便，母亲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虽然母亲从我们的行色中看出了我们有些慌乱，但善良的母亲还没有猜透其中的奥秘。夜色中，我看见岳龙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水泥地上，手里的烟蒂暗红色。岳龙问我母亲休息了没有，我说没有。岳龙弹了一下手里的烟灰，说，自己心里很不安宁，还是想把父亲送上海肿瘤医院去看看。我说台州医院的水平不是还不错吗？岳龙说，治肿瘤不专业，还是小儿科。岳龙读过台州卫校，自己在乡下开诊所已近十年，这方面的知识当然要比我丰富。我沉思了片刻便同意把父亲送往上海。这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是晚上9点40分。从临海开往上海的长途班车早已开走，我只好给陈局长打电话借车，让单位小车送我父亲去上海。陈局长同意，并让我给单位驾驶员小杨打电话，请小杨送我们去上海。谢过陈局长后我就给小杨打电话，小杨说，我马上就到。夜开始寂静下来，天空还飘下几点零星的雨点，岳龙去台州医院接父亲去了，我一个人站在空地上有些不安。上楼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急急忙忙地去上海是否会引起父亲的怀疑？那母亲呢？她又会怎么想？开门的是母亲，母亲见我一脸疲惫，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们想把父亲送上海去看看。尽管我把话说得轻描淡写，母亲还是怔了一下。我知道这样的话不应该说，但我又不得不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不可能避过母亲，我也不知道岳龙是怎样跟父亲说的，父亲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妻子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等会儿就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去上海看看而已。妻子说，车呢？我说我单位里的车，小杨开车。妻子问我是否叫永源一起去，我说好的。妻子给永源打电话，让他马上从椒江赶回来。
我到单位时，小杨正好把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开出来，门卫站在铁门边看着我，我坐在副驾驶室。我让小杨把车开到台州医院，医院里很寂静，很少有人走动。我们把车停在医院的大院子里，白天里挤满了人的大院子，夜里显得寂寥而空旷，西边的一排树在夜色里有些浓重。有几滴雨，但不大。我看见父亲在前，岳龙在后，两人正向我们走来，好像正在说着什么。我下车让父亲先上车，我知道岳龙已经说过了，我根本没有重复的必要，况且这种事情越说会越麻烦，越说就越有可能露出破绽。从父亲上车的那个动作看，父亲心情还不坏，所以我更没有必要解释。加油站在后山，后山不远，绕过东湖就到，我们把车开过去加油，加好油再回家，妻子和母亲已经整理好行李，刚送到楼下，永源也已从椒江赶到。我让父亲坐前面副驾驶室，这样稍稍宽敞些，我们三个坐在后面虽然很拥挤，但我却并不感到累，因为父亲的生命就在这辆车上，它离上海每接近一步，生命的希望就增添一分。车到高速公路临海北入口处，边上有许多小吃店，我们考虑去上海需要四五个小时，所以先停车吃饭。吃的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大田的大排面。大田大排面果然名不虚传，那中年妇女在锅里也没有放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抓一把手打面放进沸水里，再随手抓一把青菜撒下去，再过了一会，就把面和青菜捞上来，分别盛在五个早已准备好的大碗里，每个大碗原来都放了一块大排，加了一点肉汤。就这样的一碗面条让父亲吃得津津有味，我坐在父亲对面，父亲的这种欢畅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父亲喝完碗里的最后一口汤，抹抹嘴巴笑着说，真的很好吃。看到父亲的笑容，我背过脸舒了长长的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有吐完，父亲的咳嗽声就粗暴地把它打断。我把后半口还来不及吐出去的气活生生地咽了下去，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12点左右，车上高速，谁也睡不着。过了一会，天突然下起大雨，我不时提醒小杨注意安全。车过新昌，雨停了，我让父亲先睡会儿，自己却出奇地清醒。2点左右，小杨有些困，就不停地用湿毛巾擦脸，强打起精神。我问小杨是否进服务区休息一会，小杨说没事。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想早点赶到上海，以便排队挂号。但此时的我却依然十分理智，时时提醒小杨雨天路滑，慢速行驶。一旦发现车速超过一百四十，我就让他减速。《呼愁》二〇〇一六月八日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凌晨4点半我们到了上海肿瘤医院。上海肿瘤医院位于零陵路399号。凌晨是上海最寂静的时候，天色已经翻白，马路上很少有行人，但卖早点的却已开张。岳龙去挂号，我让父亲与小杨小睡片刻，一夜劳顿，小杨都疲惫不堪，更何况父亲。父亲很快就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从窗外看，车里的父亲穿着青灰色的中山装，里面是白衬衣，黝黑的脸庞消瘦了许多。父亲把手放在大腿上，粗大的指节显得更加凸出，头向后仰着，喉结也很明显，胡子也有些拉碴。我不知道小杨睡着了没有，我没有听见他的呼吸声，只是看见他闭着眼，坐在驾驶室里。我和永源去吃早点，早点与家里也没什么区别，只是肉包和豆浆之类的东西。吃过早点后再带回来一些，好在气候温和，等父亲醒来豆浆也没有冷却。
7点半，医院上班，队伍已经排得很长，有几个中年人在排队者边上兜售什么。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岳龙说是“黄牛”，卖排队位置的。真是没有想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连这种手段也能谋生。他们都说我见识少，这些人本来就是吃这一碗饭的，不足为奇。我说一个位置大约多少。岳龙说刚才后面有人在讨价还价，好像是五十到一百之间。真是生财有道，好在岳龙排在前面，还是个位数，所以也用不着找“黄牛”买位置，假如不是凌晨4点半来排队，我们也肯定会用钱去换“黄牛”的位置，因为这样的非常时期钱已经不算什么，只要有命，用什么东西去换都值得。岳龙拿回的票号是16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排在个位数的位置领到的票却是两位数。上午坐诊专家是韩企夏教授，从照片上看，韩教授也六十有余了，听说他不多看，限额三十名。挂好号我们坐在候诊室里等候，候诊室人满为患，空气十分混浊。门诊的房子并不怎么样，一点也没有大医院的气度。与肿瘤有关的宣传广告直接贴在墙壁上，有些已经残损，甚至出现了污秽的斑点。我开始对这家名声显赫的大医院产生怀疑。有两三个卖杂志的人到处向病人与家属兜售与肿瘤有关的杂志，兜售者都是些老男人，穿着白大褂，很有些医生的模样。我听见他们对病人家属说，杂志里有治肿瘤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杂志的主编或者副主编有些是他们医院的权威。我知道这些最新研究成果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才能用于临床，况且医生们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也会关注，我们即使看了也不可能去建议医生怎么治疗。其实，关键都不是这些，买一本杂志要考虑这么多干吗？问题是此时的我有些魂不守舍，我的心一直悬着，一夜未睡更使我情绪低落，大上海让我无可奈何，因为在这里我举目无亲。我木然坐在父亲边上时，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穿白大褂的男人向我走来，他手里抱着一包杂志。他说最新研究成果，看看，看看。我不想说话，我无力摇摇头，表示我不想买他的杂志。我不知道是我百无聊赖的神情还是漫不经心的动作触怒了他，他竟然一脸怒火，用他令人作呕的上海话教训我，我只听见他叽里呱啦的抢白。当时，我真有点头晕，过后才明白他的意思：你不要就不要，但你不能摇头，你这个乡巴佬，摇头就是对医学界尖端成果的否定，也是对我们权威医生的否定，更是对我们这家闻名全国的大医院医疗水平的否定。我的情绪一下坏到极点，竟然会遇上这样的无赖，一个穿白大褂的貌似医生的无赖。这真是一个庸俗到极点的上海小市民，这样一个轻轻的摇头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含义呢！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我父亲的性命，我连巴结教授、权威的机会都没有，我还能否定他们？我要否定，干吗还连夜驱车？如果能早点给父亲看病，安排父亲住院，我完全可以下跪。遇到这样的无赖真是倒霉透顶。当然，为了父亲的心情我都咽下了。此时我估计我的脸色十分难看，坐在我边上的好心人跟我说，这些人都有心里毛病的，他们原来都是这里的医生，因为技术水平低才转换到这种岗位，心里不平衡，所以老是吹毛求疵，无事生非，老挑我们病人和家属的刺。
9点半左右，候诊室广播在叫我父亲名字。我和岳龙一起陪父亲进去，韩教授正在询问病人。韩教授气色很好，穿一件白大褂，满面红光，六十多了还中气十足。听说韩教授60年代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曾担任过上海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90年代中期进修于美国马利兰大学癌症中心，还参与《现代肿瘤学》和《乳腺癌》等著作的编写工作，专长胸外科，特别是对乳腺癌、肺癌、食道癌和软组织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都有独到的一手。看来父亲挂他的号是完全正确的。韩教授问过父亲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发热、咳嗽等。父亲大致都能听得明白，有些不大容易懂的由岳龙转述。岳龙把从台州医院带来的CT给韩教授看，当着父亲的面韩教授也没说什么，我知道韩教授有话要说，只是当着父亲的面不便说。我说，爸，这里空气浑浊，我们还是坐到外面去吧！
回到候诊室，我突然看见于阳春坐在我前面，我们隔着两排，她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她丈夫。我有了一种依靠的感觉，在茫茫的大上海遇到老乡，这是一种天赐的幸福。我对父亲说，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父亲说，在哪？我往前面指过去，父亲心情轻松许多，脸上有了笑意。于阳春看见一脸疲惫的我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会到这里来，我说我陪父亲来检查。于阳春说，那你父亲呢？我回头指点给她看，父亲也对她笑笑。于阳春说，你父亲很年轻。我说六十刚出头，看上去还只有五十多一点。于阳春说，查过了吗？我说没有，昨天夜里的车，今天凌晨到，刚才看过了，我弟弟还在韩教授那里。于阳春说自己患的是乳腺癌，已做了切除手术，这次来上海化疗。于阳春问我父亲病情，我只能含糊其辞，虽然台州医院已经明确，但这里还没有检查，我还抱有一点侥幸心理，再说父亲就在不远处，我也不能说得很明白。
岳龙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叠化验单，我们就按化验单一一去各个化验窗口排队。有四张化验单都是常规性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出了结果，化验白细胞的窗口医生说可能搞错了，白细胞怎么会这么高，要给父亲重新化验，我们当然同意。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仍是老数据，岳龙好像早已知道，只是不说，由着她们去。最后一张是痰液化验单，医生让父亲明天一早把第一口痰咳在杯里再送过来，因为要做细菌培养，所以要到11号才能出结果。这种等待让我无法接受，但又无可奈何，看来这几天只能闲着。
听于阳春说申林旅馆离肿瘤医院不远，她住的就是申林旅馆，她说她还要检查，不然可以和我们一起走。我说这没关系，出大门我们就可以打听。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打听，按照于阳春的指点，出肿瘤医院大门往右走，到十字路口左转弯，再往前走两百来米就是申林旅馆。申林旅馆很普通，是由一家毛纺公司改造过来的，有些灰暗。好在旅馆就在马路边，边上还有一个不大的菜市场，旅馆隔壁就是一家小饭店，这样生活就方便了许多。中饭后稍作休息，3点左右回临海，还是小杨开车，到家已近7点，妻子告诉我，父亲头颅CT已经出来，赵年家说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呼愁》二〇〇一六月九日
早晨起来看见母亲脸色灰暗，也有些木讷。母亲已经感觉到气氛凝重，这自然无法避免，在台州医院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显得匆忙而焦灼，前夜连夜驱车上海，母亲当然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父亲自然也知道，只不过不说而已。
台州医院照样十分忙碌，刚上班不久，院子里便车水马龙。岳龙是写了请假条带父亲出来的，主管医生没有想到我们会去投奔上海，当时父亲暂时离开医院的理由十分充足，因为父亲住的是加床，加床设在住院部走廊通道里，走的人多，影响父亲休息，所以请假回家过夜完全在情理之中。现在突然去办理出院手续，不知道医院是否会有意刁难。踏进医院大门时，我跟妻子说，我们去找林荷琴。妻子说，我们老是麻烦人家。我把我的顾虑说与妻子，妻子也认同我的想法。找到林荷琴，林荷琴很热情，我告诉她我已把父亲转到上海肿瘤医院，她笑了笑。我说明来意，她便陪我们去住院部。有了林荷琴帮忙，手续办得很顺利，但十楼的主管医生叶江明还是很不高兴，一脸愠色。我想，要不是林荷琴陪同，他很可能会刁难我们，好在有林荷琴陪着，他也不便作梗，只是把签字写得虎虎生风。在电梯口，我一再向林荷琴道歉，林荷琴坦然一笑，怀里还抱着父亲住院时领来的那个塑料脸盆。我说真不好意思，让我拿吧！她说，不是一样的吗？妻子站在她边上，手里拎着一些杂物，一脸茫然。回到家里，母亲说自己要回家，她坐在木沙发上，样子黯然。我身心疲惫，情绪低落，也没有留她。母亲默默收拾东西，我打开门，让母亲出门，我脑子里一片混沌。竟然没有跟母亲道别，也没有送母亲下楼，母亲刚走出两步，我便关上房门，关门的声音很响，岳母意识到什么，从客厅里走过来重新打开房门时，母亲大概已走下半层。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坐在木沙发上呆了好久才想起母亲，我想，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的关门会使母亲产生诸多悲哀。我走进书房，望着窗外，想象着母亲回家的一路情形。这一段是母亲最难走的路，母亲从来没有走过，肯定思绪万千。都是自己不体谅，没有顾及母亲的感受。况且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妇人，她从车站到我家都要问路，让她从我家到车站，再打听上车地点，买票，这对目不识丁的母亲来说，有多难！我在心中骂自己是个混蛋。
因为父亲已去了上海，我还没有告诉吕新景。叶加洪院长是吕新景介绍的，我们的不辞而别如果不作说明会使朋友产生一些尴尬，上午叶江明医生的脸色就让我们难堪。下午去了吕新景家，告诉他父亲已去了上海，走前的那天下午叶院长特意来住院部看望过，摸过父亲的颈项，还让父亲拍一张头颅CT看看，从病情反应来看尚好，但已近中期，手术能否扫清很难把握，要进去后视具体情况而定。吕新景说上海专科医院技术水平应该更高些，不过到上海住院有一定难度，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没有熟人和关系可能更难。这一点我没有估计到，我原以为检查出结果了便可以住院接受治疗，如果要等上一段时间，这岂不贻误了时机，本来父亲的最佳手术期就已过，再等下去可能更糟。我记得赵年家在CT室对我说，这东西发展很快，马上要过纵膈。我知道癌细胞过了纵膈就意味着侵入左肺，两肺都有了，就等于完全丧失了手术的机会。我有些落寞。吕新景拿出两瓶茅台，一条中华送给我，让我带到上海去。我坚决推辞。吕新景把酒和烟装进礼品袋放在旁边，何晓红走过来坐在左边的单人沙发上，劝我把东西带去。她说你去上海人生地疏，这些东西用得着的，我们放在家里也就放在家里了，况且这烟放久了还会坏掉。见她这么说，我就默默地接受了。
晚上与岳龙通话，知道他上午去了上海胸科医院。他说上海胸科医院也是一所著名的专科医院，擅长手术，有一位姓高的教授11号下午坐诊，先提前挂号，到时再请高教授看看。我说，父亲呢？你出去找医院把父亲一人留在房间里了？岳龙说，父亲下午由爱虎陪着去了上海动物园。我不知道爱虎在上海，因为父亲突然间检出绝症来，让我头昏目眩，到上海也是临时的决定，所以，爱虎在那里我也无心顾及，看来凤素已给他打过电话了，否则，爱虎是不可能知道父亲已到了上海的。再说，为了不必要的解释和麻烦，我让家里人不要走漏风声，这样，才能让我们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否则，我们的精力就会受到亲戚和朋友好心的干扰。我问岳龙：父亲精神如何？电话中的声音断断续续，我听了好久才明白，父亲心情和精神都不错。我想，父亲一生从没有去过大上海，更没有看过动物园，心情和精神都不错是应该的。再说，爱虎和凤素尚未结婚就来陪父亲，爱虎办事认真仔细，比我们要熟悉上海，让父亲有安全感，父亲心里自然欣慰。《呼愁》二〇〇一六月十一日
车是昨晚8点从临海出发的。其实这样说法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车昨晚8点经过临海。我和岳翔从临海上车，我不知道车来自温岭还是路桥，到临海时车里已经很拥挤，是个体经营的北方大客，超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过这次还好，但车内的空气却十分混浊。我们坐在窗边，过道上也坐着几个人，加的是硬板小凳。上车时，服务员给每人发了一个塑料袋。大家都脱了鞋，汗味和脚臭就在空气中弥散开来。还有两三个人在抽烟，烟味呛人，几个妇女早就忍不住，嚷着要打开天窗。我用塑料袋包了鞋，放在床边，人靠在薄被上，岳翔坐在我对面，大概白天里累着，车刚开出两三公里就听见他的打鼾声。我却睡不着，看着窗外月光下模糊的田野、山峦、房屋和隐约的灯光，想得很多。岳翔刚结婚不久，这本来是家里最欢乐的时光，现在灾难却突然降临，真是人生无常，也想不到父亲福根那么浅。我从小就多愁善感，关于家里的事情和自己的事情我想得很多，也曾想到父亲最终会离开我，但那时我也应该满头白发了吧？我孩子的孩子也该上学了。我没有给父亲带来多少荣耀，但我却在尽力培养孩子，我想应该让我的孩子来完成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
车到上海已是深夜1点20分，繁华的都市也一片宁静，只有灯光还亮着，街上还有来往的的士。我们打了一辆的士，来到零陵路申林旅馆，父亲与岳龙都睡着了，我们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但父亲还是醒了，问我几点，我说大概2点。由于太累，尽管有一身臭汗，我们也没有漱洗，就躺下了。凌晨时，父亲咳嗽有些厉害，我很累，有些迷糊，就是睁不开眼睛，但父亲的咳嗽每一下都撞击我柔软而脆弱的心房。迷糊中我听见父亲告诉岳龙，这两天痰里有血丝，血丝都出现在第一口痰里，今天早晨第一口痰里血丝特别明显。父亲叙述时口气有些沉重，言辞里也夹杂着许多担忧。父亲的担忧很有道理，假如出现别的什么现象，父亲都不会在意，唯有痰中出现血丝，因为这是农村人的大忌。知道癌这种病之前，农村里最谈虎色变的要数肺结核，肺结核在农村叫痨病，我少年时有所闻，隐约中觉得这种病在农村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是无药可救的一种病。后来有了异烟胼，它是这种病的克星，患肺结核的人就少了，就是有了肺结核，人们也不再谈虎色变，几个疗程就痊愈了，但在这之前患肺结核就是死刑。患肺结核者痰中往往会出现血丝，到后期血丝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农村里的人很忌讳，就说见红了。
父亲痰里已出现血丝这令我始料不及，当然我希望它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偶然，那说明父亲的病已经严重了，别的不说，就拿农村人那一套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说法都可以佐证。岳龙6点左右就去了胸科医院，我想多睡会儿，白天里好有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想起来。7点10分，岳龙打来电话让我过去，说已挂好号，上午能看胸科医生。岳龙来电话时，我正走在去肿瘤医院的路上，去肿瘤医院送父亲的痰液，因为痰液还要化验。我拿着肿瘤医院特制的咳痰杯，边走边看，边看边想，我想，这怎么可能呢？父亲仍然是父亲，他只不过比往常消瘦了些，黝黑了些，但他依然年轻、依然亲切，他怎么会咳出血来呢？肿瘤医院大门还紧闭着，周围站着几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同样的纸杯，我估计还要等一会，我走到大门边掏出手机给岳翔打电话，让岳翔先带父亲去上海胸科医院。
肿瘤医院大门终于打开了，我把盛有父亲早晨第一口痰液的杯子交给化验室，化验室里的女医生正在打呵欠，一副懒洋洋的目光，动作也无精打采。我说，你好，请问什么时候能出化验结果？女医生突然打起精神，看了我一眼，说，明天过来看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还好，至少没有被骂。人在这种时候已经很低贱，小心谨慎，唯唯诺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不被严重伤害，谁也不会去和这些天使们论理，到了上海，我已经完全没有方向，感觉像一叶孤舟泊在水中央，抓不到任何依靠。父亲的命完全掌握在医生手里，稍不留心，让他们发怒，他们便会扼住父亲的咽喉。
出了肿瘤医院大门，正好有一辆的士驶过，于是便搭上了。上海胸科医院要远一些，但还好，从肿瘤医院出发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路程。岳龙他们都在候诊室里等候，我问岳龙上午专家是谁，他说罗清泉，副主任医生。听岳龙口气他还想找主任医生，但上午坐诊的只有罗清泉，所以只好请他看了。父亲精神依然很好，但仍然消瘦、黝黑，他坐在那里与岳翔交谈着什么，两人都很专注。这里的秩序要比肿瘤医院好多了，环境也比肿瘤医院要整洁，我站在过道的廊柱边，听导医在广播里叫着病人的名字。等叫到父亲名字时，我与岳龙陪父亲进去。罗清泉医生大概四十五六，很清瘦，精神十足，说话温和，他同样也是问父亲一些基本情况，再看看CT片。岳翔站在门口等候，我让他进来先带父亲出去。父亲出去后，罗清泉指着CT片对我们说情况并不乐观。岳龙说如果采取手术，关键是能否扫清？罗清泉又仔细对着片看了一会说，能扫清。见罗清泉这么说，我心里突然掠过一丝欣慰。罗清泉给父亲开了住院单，说星期六可能有床位。我请罗清泉医生给我一张名片，我也掏出名片给了他，他瞟了一眼便扔在抽屉里。罗清泉关抽屉时正好有个中年男子走进来，后来才知道是刘海龙，罗清泉让刘海龙给我们帮忙解决住院床位。我很感激，说了很多好话，刘海龙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们从楼上下来准备去办理住院手续，他尾随着我们追下来，对我说，住院部要打点才能安排住院的。我说这我知道，并请他早点与我们联系。他说可以，有空床位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和岳龙去住院部办完手续，岳龙说到门诊看看下午是谁，我知道他说的是下午哪个医生坐诊。于是我们又折回门诊。下午是高成新医生坐诊，在专家名医表里我们找到了高成新的背景资料。高成新是胸外科主任、教授，在肺癌、食管癌、纵膈肿瘤及气管肿瘤、气管狭窄手术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专家了，并且他的专长正是父亲的病症。岳龙让我先回申林旅馆，下午再带父亲来，他就留在胸科医院里。岳龙是想请高成新教授再给父亲看看，因为从导医栏的专家介绍上可以看出高成新要比罗清泉水平更高一些，也更适合父亲的病症。岳龙懂医，我自然听他的意见。回到申林旅馆已是中午，几个人就在旅馆隔壁小饭店里点了几个菜，父亲状态不错，饭量也可以。但小饭店里的菜我始终不习惯，尤其是烧鱼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在这种时候能将就着就已经很不错了，况且这一些都是鸡毛蒜皮，跟父亲的命不可同日而语。
下午1点45分左右高成新到医院，岳龙排在第五位，听说高教授很忙，有时在病房里抽不开身就打电话请假不坐门诊。看来今天运气还好。正排到父亲时，我看见一对老人提着一袋东西走进去，我对父亲说，我们进去吧！父亲说里面有人，我说轮到我们了。岳龙已经进门。我们让父亲在高教授边上坐下来，我站在高教授对面，岳龙站在父亲左边。高教授再三推辞老人手里的东西，老人说，没有什么，我只是略表一下我的心意。老人说话时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高教授的办公桌下。老人很和善，直起腰时冲着我们笑笑。高教授说，康复得还可以吗？老人说好，好！老人看看父亲，又对父亲说高教授医术高明。父亲笑了一下。高教授对着老人说：好吧！我先给他看看。老人又转过身对父亲说，这几个都是你儿子吗？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岳翔已站在我边上。父亲说，是，三个都是。听得出来父亲的语气里充满着自豪和优越。老人走到门口还在唠叨，有福，你真有福呐！我只能苦笑。高教授看来六十左右了，但天庭饱满，满脸红光。高教授一边问父亲，一边很专注地听着。详细问过病史后，高教授让助手曹医生摸摸父亲的颈项，曹医生在父亲颈项上来回摸了几次后对高教授说，情况还好。高教授说是否能不停顿走上四楼，我说这没问题，我家住六楼他也能走上去，只是感到有些累。高教授拿过岳龙手里的CT片，我问高教授是否可以让我父亲先出去，因为门口已有人等着。高教授明白我的意思，说，好吧！父亲与岳翔出了门，高教授对我和岳龙说，情况还好，虽已到纵膈，但扫清不成问题。高教授的说法与罗清泉医生一样，但病人不在同一组，要高教授手术，肯定要住他的院。我们又让高教授开了住院单，不知道岳龙什么时候已用父亲的藏名去挂号，所以，高教授给我们开的住院单是父亲平时不用的名字。下楼时，我忽然想起上午是我和岳龙去住院部办的手续，这次应该让岳翔和爱虎去更妥当一些。我和岳龙、父亲三人在树下站了片刻，岳翔和爱虎很快便办好住院手续，住院部同样是让我们先等着，说是有空床位会给我们打电话。
晚上天气有些闷热，好在房间里有空调，父亲他们都在看电视，我和岳龙去了于阳春那里。于阳春听我们说白天里去了胸科医院，就带我们去找小圆，小圆叫林优平，她是于阳春的病友，也是台州人。见到小圆时，她正坐在床上看电视，五大三粗的一个妇人，三十来岁，头发已经没有了，人有些胖。小圆说话声音很高，节奏也快。听她说了一些话后，才知道她有个亲戚的亲戚是胸科医院CT室主任，刚从国外回来。小圆问过我们一些具体情况后，说帮我们联系，争取早点住进去。《呼愁》二〇〇一六月十二日
父亲的皮鞋已经破旧，鞋面还沾满灰尘，昨夜我们带他去商店买了一双。新买的鞋并不适应，父亲一大早又去商店里换鞋。凌晨时，我在睡梦中听见三次开门声，我不知道是否全是父亲开的门。隐约中我听见父亲咳嗽的声音，父亲咳得不重，次数也比昨天少多了，父亲把痰咳在纸杯里，纸杯要继续送肿瘤医院化验，这是第二次痰液化验。我醒来时看了一下表，5点38分，这个时间早了点，我还是继续睡。过了好一会，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去换鞋的，但商店门还关着，父亲这才记起时间不对，就先回来。
我们起床时，父亲已坐在床边看电视。父亲精神很好，来上海后从未这么好过。父亲仍然穿着旧皮鞋，新皮鞋放在电视机边的桌上。早晨的风还有些凉爽，窗外有几株水杉绿得发黛，那躯干笔直地劲挺着，蓬勃向上，边上的屋不高，大多是老屋，有几缕炊烟向上飘动。岳翔昨晚住在上海朋友那里，爱虎留在旅馆。岳龙和父亲他们去外面吃早餐，给我带了豆浆和馒头。父亲斜靠在床头，岳龙用手试了一下父亲的手掌心，父亲仍然有些微热，跟昨天差不多。父亲说早上痰中只有一次带有血丝。父亲说话时显得轻松。岳龙说可能是鼻子发炎引起的，看来昨天服了先锋Ⅵ与阿莫西林效果很好。其实，早几天在台州医院检查的脑颅CT就已证明父亲脑颅正常无异，无转移迹象，我未在意，岳龙看片后曾说过此事，而我却心有余悸，因为担心父亲出血源在于脑颅而忧心忡忡。
父亲的轻松也给我们带来宽慰。我的宽慰是因为早晨父亲痰中只有一次有血丝，再者，小圆亲戚今日已去胸科医院帮我们联系住院。闲来无事，我和岳翔出去看看到临海的客车从哪里走最方便。因为这也很重要，我估计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会不停地往返于临海和上海之间。我们从徐家汇乘地铁到上海火车站，上海火车站是地铁终点站，在地铁出口处背面，我们从秣陵路找到恒丰路，沿恒丰路往北走几分钟，看见一个很大的立交桥，桥下停满了去台州的北方大客，大客车停得很乱，车上灰尘满身。地也不平，地上油渍斑斑，废塑料袋、矿泉水瓶、废纸和烟蒂随处可见。空气中已经有些燥热，等车的人三五成群躲在墙边阴凉处，有些就干脆坐在地上，下面垫着一片破报纸。随车的女人看见有人走过来，就冲上前去询问是否去台州。她们说话的声音噼啪作响，还把唾沫飞到人家的脸上。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看见我们就抢了上来，我说我们现在不去，只是先看看时间和站点。那女人很快从肮脏的包里掏出名片塞在我手里，她说不去没关系，去时再找我们，名片上有电话，你打这个号码就行。我往名片上瞟了一眼，是温岭车，车主姓郑，手机号码也打在上面。我说好的，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那女人走开后，我们看见门口有几间小房子，墙壁上用大红漆七歪八斜地写着：售票处。又在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我们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往里走，售票处门口挂着一张小黑板：临海：10:00 21:00温岭：14:00 15:45 16:00 20:00 22:00（北）新桥：19:00（北）路桥：17:15（北）
我从口袋里摸出刚才那个女人给我的名片，用铅笔把上面的时间表写在名片反面。
回到申林旅馆，进门就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光头，面部白得让人难受，目光呆滞，衣服却很艳俗。她坐在过道转弯处，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女人坐在矮凳上给她喂饭。我们从她身边经过时，她扭过头用混沌的目光看着我们，那睫毛一动不动。女人用羹匙在碗里掏了几下米粥又放下，大概米粥还烫着。我走到门口回过头去，那女人还是低着头，呆在那里。岳翔说，这女孩大概做了化疗，头发都落光了。我回头又看了一眼，好久都不想说话。
岳龙已从肿瘤医院回来，痰液化验没有找到癌细胞，这真是奇怪。我躲进开水间，站在那里想：是台州医院出错呢？还是肿瘤医院的疏漏？台州医院有CT证明，这是科学。那么，肿瘤医院的痰液化验不是科学吗？当然，最好的答案是后者，如果是后者，我们只不过是一场虚惊。那么，父亲肺中的块状呢？那块状假如是一片阴影，这也不无可能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老女人过来打开水，很狐疑地看我两眼，我侧过身，走到窗边，楼下小酒店的饭菜又香起来了。我想，我的思绪真是复杂纷繁。
中午大家都很舒适地睡了一觉。父亲醒来时，岳龙试了他的手掌心，仍然有些微热，这种不温不火的温度最可怕。闲着无事，岳龙他们带父亲去上海大世界，我去门口小报亭买了五六份小报，开着电视，坐在床上慢慢阅读。小报上都是些无聊的新闻，唯有关于伊拉克局势的新闻让我感兴趣。电视里也没有什么可看，我只好翻翻乱七八糟的地摊杂志，杂志里很多红尘故事都大同小异。正当我百无聊赖时，单位里给我打电话，问我绿化材料放在哪里，哪份材料是领导出席台州市绿化建设经验交流会的发言稿。我说我写好后放在壁橱的第三个抽屉里，请他们拿去。关上手机，我突然觉得我不可能都在上海陪着父亲，单位里有很多文字需要我处理，只要领导要材料，我就要连夜赶回去。这样想着，我心情又焦急起来。我想，我还是去于阳春那里看看，能否再催一下小圆，让她尽早与胸科医院CT室的亲戚联系上，以便让父亲早日住院。于阳春住在三楼，下午病友们都从医院回来了，所以走廊上便有些嘈杂。于阳春因为上午刚做完胃镜，还没有恢复过来，情绪不好，我自然不能催她，就陪她说说话。我们聊了很多，她的情绪也渐渐平静下来。闲聊中，她告诉我手术前可吃些甲鱼、黑鱼和泥鳅，泥鳅尤以黑背白肚为最好。聊了一会，于阳春脸色渐渐明朗起来，我想，我是否应该去买两只甲鱼送给她，以感谢她的帮忙。我说，那你今晚吃些什么？于阳春说自己刚做了胃镜，只能吃流汁，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吃。这时候，于阳春的丈夫老董从外面回来，看见我在，就乐呵呵地说自己刚才买菜去了，菜场里什么东西都有，可惜于老师现在不能吃。于阳春是小学校长，当教师时就很出名，大概她丈夫老董也习惯了，都叫她于老师。于阳春对我说，你们现在都在外面吃饭不方便，你去买点东西让我们家老董给你们烧，我们家老董烧菜手艺还有一套。老董嘿嘿地笑着说，一般般，一般般，只不过是烧烧熟而已。
从于阳春房间出来，我看看时间还早，敲过门，父亲他们还没有从大世界回来，我就去了菜场。菜场离申林旅馆很近，大概不到一百米，边上有一个小超市，就在马路边。菜场也不大，但物品倒很丰富，穿过蔬菜铺、肉铺，再往里走便是卖水产品的地方。甲鱼、螃蟹、黑鱼、泥鳅，应有尽有，一个卖甲鱼的中年男子问我是否想买甲鱼，他说的是上海话，我听起来觉得难受。我没有回答他，蹲下来仔细瞧着水中的甲鱼。他用手指着木盆说，这里二十五元钱一斤，是恒温养殖的。我说，这个呢？我用手指着旁边的另一个木盆。他马上笑嘻嘻地说，那是室外养殖的，七十元，营养当然这个好，室外养殖的甲鱼不多，就只剩下这五六只了。我看了盆里两眼，问他有无野生的甲鱼。他说没有，现在野生的甲鱼很难找到，即使有，价格也十分昂贵，很少有人买，况且这室外养殖的东西跟野生的营养价值差不了多少。我知道他前面说的是真话，后半句完全在骗人，养殖的甲鱼怎么能跟野生的甲鱼相提并论呢？当然我指的是营养。转了三四摊，都是恒温养殖的甲鱼，就连室外养殖的也没有，更遑论野生。市场里的人乱哄哄的，杀黄鳝的、杀鳗的，动作飞快，三两下就解决了问题，放在清水盆里一撩，就装进袋里，水盆里的水污秽不堪，摊主随手一掀，污水便哗哗地冲出来，四处漫溢，苍蝇在污水上飞舞，在有血腥的地方停下来，叮着。前面没有卖甲鱼的了，只有虾和青蟹。我只好往回走，回到原来那个摊主旁。那摊主说，我真的不骗你，室外养殖的甲鱼真的也不多，我们是从宁海过来的，大老远的过来骗你这小青年干吗？我别无选择，就指着室外养殖的那木盆里的甲鱼说，给我来这个背部泛黄的。摊主随手用网把那只甲鱼兜了起来，操着剪刀，咔嚓一下，一股热血从甲鱼的脖子上涌出来，甲鱼把头伸得很长，左右环顾，仿佛在寻找凶手，但没几下便气息奄奄。摊主把甲鱼翻了个身，剪刀沿着裙边一路走过去，嚓嚓作响，里面的肉和血便一朵朵向外翻出来，像只美丽的花环。
我把洗净的甲鱼送到老董那里，父亲他们已经回来。父亲坐在床沿上，电视开着，又是戏剧频道。父亲迷恋戏剧，这大概也是他们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