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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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试读：
编者的话
我和高林先生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想为他出一本书。那时，由于对德奥史的精通，他已经在一个小圈子里被朋友们熟知了，但还从未在纸质媒体上发表过文字。偶然有一次，我在一个微信群里感受到了他在放松状态下的讲座水平。说是讲座，其实更接近受邀闲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量素材信手拈来，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敏锐精当，幽默中透着潇洒的谈吐，从各个方面都让人印象深刻。更迷人的是，如此出色的一个研究者，在漫长的岁月里，只是纯粹出于兴趣而毫无功利目的地积累着自己的学养。
起初，本书的文字整理工作，并没有既定的头绪，只是按照高林先生在过去写作中已有的、较为完整的篇目进行梳理。为了能更多地跟读者互动，我们还将初步整理出来的一些内容，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高林先生把公众号命名为“青年维也纳”（Young Vienna），意在致敬100年前活跃于维也纳的那个若有若无的文学团体。
这个公众号很快聚集起一些和高林先生光谱接近的作者。在不久的将来，这批作者的作品还将构成“青年维也纳”丛书的后续几本。例如，以鉴赏古典音乐见长的乐正禾先生，他的书是关于西方古典音乐中德奥系的历史，预计很快会和读者们见面。虽然各自涉猎的领域有所不同，但丛书作者们的写作，应该说都属于进步史观以外、博雅谱系门下的产物。
说回到本书，关于书名，我们曾有过多个不同的主意，最终确定为《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皇帝圆舞曲》为小约翰·施特劳斯1889年的作品，创作初衷是献礼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访问德国。有趣的是，这首曲子被高林先生设置为自己的手机铃声。“启蒙”一词，无论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还是德语中，都有“发光”“点亮”的意涵。所以，“启蒙”的时代也是“光”的时代，正好与“日落”构成了对比。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拿破仑、腓特烈大帝、梅特涅等热门人物。虽然是以高林先生一年以来于报章发表的文章为底本，但在结集整理过程中的不断增加和改写，已经让本书具备了全新的面貌，更能让读者从高林先生对热门人物自出机杼、锐利不凡的点评中，体会到他的深思。
最后，要特别感谢袁业飞先生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包括众多有价值的写作建议及注释。非常感谢香港的孔笑微博士所提出的审读建议，以及刘玉海和朱天元先生、张子言女士等朋友对“青年维也纳”的支持与帮助。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陈卓先生、李森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希望读者您，能喜欢“青年维也纳”丛书的这第一本作品。“青年维也纳”丛书主编 一霖2018年9月9日 于香港自序 睡神、梦神与你我
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和文学之间已经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也横亘在文学和生活之间。历史和文学、文学与生活，甚至历史和生活之间都变得泾渭分明。我们以问题意识来划分时代，并赋予时代以主题。我们总结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把过去的岁月看作“绝对精神”演变的不同阶段，以至于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历史当中的人看作无足轻重的点缀。如果说维也纳宫廷把普鲁士刑法中禁止的那种同性之间的行为叫作“波茨坦病”，那么，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大概可以叫作“柏林大学病”或者“黑格尔病”。
当这本书里的文字要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作为一个典型的没有黑格尔命却害了黑格尔病的人，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反复问自己：“难道这些东西可以成为一本书吗？”难道一本书不应该是某种思想的载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精神”的一种体现吗？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让自己从这种症状里摆脱出来，你们也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找了面镜子照了照自己，然后我就再也不去想什么“绝对精神”了。
其实，历史、文学和生活原本是三位一体的。100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远过艺术模仿人生。”如果说“模仿”意味着距离，那么，历史和生活之间其实连这层关系都不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学家认真地考察中世纪公共墓地的遗骨，据此分析中世纪普通人的预期寿命，甚至根据海底沉积物里的花粉浓度来判断古代的温度变化。历史与我们之间其实并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历史就是我们自己。比如，当你读到这里，把书翻回扉页想看看这个东拉西扯的作者到底是谁的时候，买这本书时的那个善良的、好欺骗的你，就已经随着这个动作走进了历史。
是的，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好意思把这本奇妙的书交到你们手中。坦白说，我自己从没想到它最后能变得像今天这样完整、井井有条而且浑然一体。这都是我伟大的朋友一霖和袁业飞的贡献，因为这本书的最初形态只是一系列独立发表的文章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起。如果说它们发表时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我能想到的大概有两点：第一，它们都是一个叫高林的人写的；第二，它们都是高林这种“历史生活化”，我们姑且不说是“庸俗化”的观念的产物。
基于这种观念，我把历史看作过去时代里人的生活的总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包括公认的英雄或者公认的穷凶极恶之徒，本质上都有普通人的一面。瘸子塔列朗曾经对拿破仑疯狂地追求享乐表示震惊，但客观地说，瘸子自己在享乐方面也没落在他的皇帝后边。甚至希特勒这样的人，如果你考虑到啤酒馆政变以前，这位“元首”的内心深处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施洗者约翰”式的人物，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彻底疯掉。
在过去的每一个时代里，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因此也是相通的。当我们看到那些久远年代哀痛的父母给自己夭折的孩子留下的纪念物，或是那些遥远年代里发源难考、旋律质朴的情歌，再或是一首几经流转，依然被反复吟唱的悼亡歌，如果它拨动了你内心深处某些温柔的部分，至少在那一瞬间，你和古人是声息相通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通灵”感。在过去的岁月里走过的那些人，其实从没有真正远去，只要你愿意寻找，在雕塑、绘画、建筑中，在他们眺望或者俯瞰过的山河大地上，在他们留下的诗句或歌声里，他们的生命都在继续。
当历史成为你和古人之间的桥梁时，当你透过历史感受到那些古人的心灵时，历史所扮演的其实是文学的角色。我们在文学里感受别人的心灵，体验别人经过浓缩的生命，然后享受到文学的乐趣与温暖。假如我们抱着同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它也完全可以提供相同的服务：文学用自己的手法去表现作者的时代，历史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当历史还没有变得远离我们时，它和文学之间并不存在那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那是兰克会开心地捧读瓦尔特·司各特小说的时代，当人们问他：“《昆汀·杜沃德》在历史细节上是准确的吗？”兰克反过来问：“《昆汀·杜沃德》在细节不准确又怎么样？”
这是一些关于过去的文字，如果一定要提供一个坐标，那就是一本关于“近代”欧洲的书。再具体一点就是关于“美好年代”的书。可一旦具体到这个地步，误解也随之而来，因为一切“术语”其实都有标准含义，比如，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原本指的是一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它是一个法语词，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关于法国的部分却并不多，所以解释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一本关于“美好年代”这个时段里的欧洲的书，从柏林到巴黎到维也纳，我们写了很多东西。
在全书的前半部分，我们追溯了美好年代的开端，第一章我们谈到了19世纪的史前史，18世纪的启蒙时代——旧制度下的最后时光。第二章我们以一种浮光掠影的态度扫过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然后进入了19世纪的真正开端——复辟时期，以及那些停留在两个世纪交界点上的人。瘸子塔列朗在这里显得有点突兀，但这种突兀其实正是让我们把他留在这里的最大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凸显了这个时代作为分水岭的特点。这个理由也可以解释梅特涅，梅特涅和塔列朗在这个时代里有众多的共同点。这两个人构成了一座桥梁，让我们从那个戴扑粉假发的年代，走向那个留络腮胡子来表达自己自由主义立场的近代。
在这个时代，第一个被我们请出来的人是拿破仑三世，因为从统治手段上说，拿破仑三世是近代一系列波拿巴主义式统治者里的第一人。从个人气质上说，他也是第一个真正面对现实，以一种近代政客的精神去扮演君主的统治者。在他之后，有趣的人相继登场，比如爱玩游艇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还有他那个同样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尚教主培养的，既爱玩游艇也爱玩汽车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有沉默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他们一起构成了美好年代的顶层。
在他们之下，一个正在兴起的阶层“中产阶级”正顶着“布尔乔亚”的帽子急切地登上历史舞台，比如，可爱的巴黎社交明星普鲁斯特，还有在维也纳的身体健康、欢蹦乱跳版的普鲁斯特——施尼茨勒。他们构成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在他们之后，我们将看到一个世界的落幕，当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终结。
当你终于看完了这段喋喋不休的独白翻到正文时，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一本轻松愉快的书，这也是我“历史庸俗化”主张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本历史书或者关于历史的书没有意思，那还不如不写。历史之于你，应该像睡神与梦神，紧紧地抱住你们，蒙住你们的双眼，带你们走进梦乡。因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其实早就沉睡在历史的怀抱里了。第一章 旧制度下一 启蒙时代的风尚
法国的君主想要享受生活，而其他的欧洲君主想要过上法国国王那样的日子。无论是想要过几天好日子的法国国王，还是想要过几天法国国王式好日子的其他君主，他们首要的敌人都是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越来越不耐烦的人民，以及那些被他们想方设法约束在自己周围的贵族。《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
本书的主题是老欧洲的最后辉煌——19世纪，虽然19世纪从年代纪元上始自1801年，但向前对启蒙时期做一个追述依然是必要的，毕竟本书并不打算写成一本从主义到主义、从思想到思想的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相反，我们一贯把思想看作社会和时代的产物，伟大的思想要还原到诞生它的摇篮，也就是形成它的时代和社会中去。比如，把启蒙思想家反迷信的格言和当时高级教士的放荡生活结合在一起；把启蒙思想家反封建的呼声和当时欧洲君王们已经建立和正迫切想要建立绝对君主制的愿望与利益结合在一起；把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听众结合在一起，那个立体的历史背景当中的启蒙运动才能被还原出来。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到那个由一大群有时可爱、有时可恨，有时两者兼而有之的人所组成的启蒙时代的世界；看到那个在沙龙的窃窃私语和大声哄笑中声名鹊起的思想流派；看到那个狡猾地在皮包里塞满书稿、证券和国债的伏尔泰，怎样佝偻着腰、撇着嘴，头上戴着假发、腰上挂着宫廷侍从的金钥匙，扬扬自得地走过这个时代，并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他所走过的那个世界。还有同样走在这条道上的瘸子塔列朗，这位路易十五的修道院长、路易十六的主教、大革命中的议员、督政府的督政官、执政府的执政官、拿破仑的大臣和亲王、路易十八的首相、路易—菲利普的大使，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搭在可怕的前修士、拿破仑的警务大臣富歇的肩膀上，一瘸一拐地走在伏尔泰已经远去的道路上。轻松愉快的帝国首相梅特涅，挺直了身子，站在一脸倦容的弗兰茨皇帝身边，远远地看着这些人远去，然后环顾四周发出一声叹息。
这个世界是19世纪欧洲的真正开端和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1]从狄德罗的短假发到施尼茨勒的偏分头之间其实只需要迈一小步，[2]从施尼茨勒的常礼服到金属朋克的皮夹克之间才需要迈一大步。启蒙时代开启了19世纪的历史，但启蒙派对19世纪的影响其实是间接的，因为19世纪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启蒙思想的抗拒上的。公平地说，虽然启蒙思想家们热衷于批评自己时代的种种不公和弊端，但他们的思想对自己的时代所发挥的也主要是一种推波助澜式的影响。启蒙时代的舞台
启蒙运动的舞台是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而这个时期的欧洲之所以能够产生启蒙运动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相比于之前的几个世纪，欧洲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二是近代绝对君主国的兴起。
说18世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是因为之前的两个世纪是毫无疑问的乱世。这两个世纪的欧洲实际上只有两个主题，而且彼此交错互为因果，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持续西进与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3]分裂。1519年，随着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欧洲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团结的阶段，但这种短暂的团结也是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副产品。奥斯曼土耳其从小亚细亚的一个苏丹国，迅速崛起成为整个近东的霸主。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这深深地刺激了西方的基督教君主。但给他们带来更直接威胁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征服。奥斯曼帝国对匈牙[4]利的入侵由来已久，早在1396年，英国、法国和勃艮第的骑士们就[5]参加了皇帝希格斯蒙德组织的抵抗奥斯曼人的十字军。这支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的战败，让整个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在葬礼的丧钟声中感到大难将要临头。从这种恐惧当中兴起了新的十字军热潮，勃艮第公爵们组织的金羊毛骑士团就一再以各种富于戏剧性的仪式，重申自己的这种十字军理想。1519年，随着勃艮第大公、西班牙的基督教国王、两西西里的国王、哈布斯堡在德意志各世袭领地的领主，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等一大串身份都集中到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一人身上时，基督教和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对抗就开始了。这种基督教欧洲和[6]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对抗在地中海上表现为马耳他之围和勒潘托海战[7][8]，在多瑙河上则表现为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面前站稳了脚跟，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沉重财政负担，也随即压垮了仅仅出于共同的恐惧而结合起来的欧洲。
对欧洲的很多人来说，奥斯曼的威胁近在眼前，比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多瑙河领土和西地中海领土。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却不过是远方的闷雷。比如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勃艮第人就是如此。勃艮第的富庶使哈布斯堡王朝视之为财源，但勃艮第国家偏处低地德意志，既不接近多瑙河也不接近地中海，他们为保卫欧洲所承担的财政负担远高于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所需要的军费。当欧洲整体的安危和十字军远征体现为宗教仪式、充满说教寓意的戏剧和奢华宴会上的十字军誓言的时候，勃艮第人就表现得热情高涨。一旦十字军具体化为需要每一个人承担的沉重税赋，而且这种税赋很多时候还并不平等时，人们的热情就瞬间降温了。勃艮第西南的法国人曾[9]经在1396年和勃艮第人一起参加十字军，但很快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和勃艮第公爵们围绕领地主权所爆发的矛盾就代替了虚无缥缈的十字[10]军热情。随着1477年大胆查理的死，瓦卢瓦王朝和勃艮第家族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了瓦卢瓦王朝和继承了勃艮第家族遗产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矛盾。对法国来说，奥斯曼帝国不但不再是威胁，反而成了帮助它打破哈布斯堡王朝南北夹击的盟友。
当法国基于对哈布斯堡霸权的恐惧而与奥斯曼人结成渎神同盟[11]的时候，法国成了勃艮第和德意志任何想要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人的幕后老板。而这种基于利益的分离主义倾向又得到了宗教改革的鼓舞，基于性价比的计算而产生的政治性的倾向，变成了可以不计生死的非理性的信仰斗争。奥斯曼帝国的外来压力把短暂团结起来的欧洲压得四分五裂，而在这块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一个奥古斯丁会[12]修士站出来呼喊宗教改革，就酿成了德意志和勃艮第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纷争。
与今天我们把宗教改革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篇章的观念相反，宗教改革的16世纪在德意志历史上长期被看作黑暗篇章，之所以它不是最黑暗的篇章，是还有宗教战争全面爆发的17世纪紧随其后登上历史舞台，16世纪的灾难跟17世纪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16世纪和17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持续纷争和凶残杀戮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是法兰西大君主国在西欧的崛起，法国此时当之无愧地成为天堂之外最美的王国。而且法国不但是最美的王国，也是最强大的王国，[13]因为德意志的涣散已经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固定下来。德意志的等级现状和宗教信仰现状，得到了瑞典和法国两大强国的担保。当瑞典衰退之后，瑞典对德意志的监督权被俄国所取代。欧洲强国共同担保了德意志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彻底蜕变为礼节性的头衔。
但这种局面的好处就是至少保证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一个半世纪里德意志的和平与安定。从1648年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虽然爆发了好几次波及全欧的大战：路易十四发动的历次战争、哈布斯堡西班牙系绝嗣导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哈布斯堡奥地利系绝嗣导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还有七年战争以及被戏[14]称为“土豆战争”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但除了俄国的崛起、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丰饶的西里西亚、波旁王朝获得西班牙王位，还有唯一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因为被瓜分而惨遭灭亡的大国波兰，欧洲的国际格局基本维持在1648年的局面。
法兰西大君主国成为这个时期欧洲各国效法的榜样。路易十三和他嗜血好杀的首相“红公爵”黎塞留大肆杀戮法国贵族，从而重振了[15]受宗教战争重创的法国王权。而到路易十四登上王位的时候，虽然也经历了投石党之乱，但法国贵族面对王权已经完全没有了宗教战争时代那种桀骜不驯和举兵作乱的胆量。路易十四时代留给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一部叫《道德箴言录》，这本书的作者是拉罗什富科公爵[16]，这位法国第一流的贵族说“几百年来，法国国王从来没有亏待过拉罗什富科家的人”，但他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年幼的时代却是造反专业户。等到太阳王开始他的统治，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公爵居然坐在沙龙里跟文人学者聊起了人生，还写了这么一本书，可见法国国王真的是站起来了！[17]
路易十四模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埃斯科里亚尔宫修建了凡尔赛宫，而且把整个宫廷以及所有想要从宫廷里谋到好处的人都聚集到凡尔赛。对比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和法国的凡尔赛宫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在埃斯科里亚尔宫，宫殿的核心是作为西班牙历代君主墓地的修道院和宏伟的修道院教堂。每天早晨，西班牙宫廷的贵族纷纷等候在国王寝宫的门口，然后跟在国王身后浩浩荡荡地走向宫殿核心的教堂参加弥撒。通过这个过程，国王向贵族以及每一个目睹这一盛况的人强调——上帝是西班牙大君主国的核心，而西班牙的基督徒国王是君权神授的正统君主。而在凡尔赛宫，宫廷教堂偏处宫殿一角，宫殿的中心是国王的寝宫，每天早晨，法国贵族们要浩浩荡荡地聚集在国王的寝宫参加国王的起床仪式，通过这个过程，路易十四告诉贵族们——国王才是法兰西大君主国的唯一主宰者。
路易十四把整个君主国的政府官员都聚集在凡尔赛，又把每一个想要在宫廷里谋取一官半职或者从国王手中求取好处的人（大部分都是贵族）也聚集在凡尔赛。然后一方面带着他们大肆铺张，以耗费贵族的金钱；另一方面又用慷慨的赏赐、收入丰厚的官职作为引诱驴子疯狂奔跑的胡萝卜。法国贵族被国王带进了这场永无止境且耗资巨大的赛跑，一个生活在宫廷里的人，上自大贵族、大臣，下到莫里哀这样的王室承包商，很可能一辈子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发了财还是破了产。人们被宫廷雍容华贵的气派、铺张奢华的排场，以及庄严优雅的娱乐弄得神魂颠倒，同时由于长期待在国王身边而对自己乡下的领地疏于管理。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朗布依埃侯爵夫人有一次回到了自己乡下的城堡，写信给朋友说城堡最先被偷走的是窗户上的玻璃，后来是窗框的木头，最后所有可以被拆下来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当过去桀骜不驯的法国贵族出于虚荣和私欲被聚集到凡尔赛而连自己的窗户都保不住时，路易十四在辉煌的宫廷音乐当中打扮成太阳神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让法国第一流的贵族扮演行星围着自己旋转翩翩起舞，凡尔赛就被“太阳王”打造成一场绝对君主国辉煌而悦人眼目的梦幻。他的宫廷成为全欧洲君主羡慕和效法的典范。
如前所述，德意志的等级现状——分裂涣散的局面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也得到法国和瑞典，后来是法国和俄国两大强国的担保。因此，德意志在一个多世纪里失去了走向团结和统一的任何可能性。由于分裂，德意志有着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宫廷。
1800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有1789个组成部分，其中有200个左右可以称得上是邦，而真正能够形成自己宫廷的也有几十个。这些宫廷里最大的无疑是维也纳和柏林，其中维也纳最先起来跟随凡尔赛的脚步，利奥波德一世皇帝被称为维也纳的路易十四，他不但和路易十四一样喜欢跳芭蕾舞，甚至还在维也纳郊外动工兴建了一座维也纳的凡尔赛宫——美泉宫。而柏林在这方面整整慢了维也纳半个世纪，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一直到1701年才得到“在[18][19]普鲁士的国王”这个头衔，而且霍亨索伦王朝实在是穷，仅腓特烈一世国王一代走奢侈糜丽路线就让之后的普鲁士国王们叫苦不迭。腓特烈一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完全是一个简朴的雇佣兵队长型的人物，因此，德意志18世纪上半叶的辉煌宫廷里是没有柏林的（柏林是今天的首都，但18世纪上半叶的宫廷却非常小），好在慕尼黑和德累斯顿弥补了柏林简朴粗犷的不足。
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艾曼努尔是路易十四的铁杆盟友，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很长时间内被迫流亡国外。但是这位选帝侯在慕尼黑的时期，他的宫廷从风格到音乐都几乎是路易十四宫廷的翻版。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也是一样，这位以大力士自居的选帝侯追求辉煌和享乐，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在效法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方面困难重重之后就更是如此，他为了给自己买到波兰王位甚至不惜皈依天主教，也正是这位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带给一向简朴刻板的德累斯顿宫廷一段难得的炫目历史。
通过这些模仿者，路易十四如同一阵旋风席卷欧洲各国。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宗教纷争的终结，绝对君主制的兴起，贵族聚集到宫廷，让一个新时代悄然在欧洲降临。启蒙运动的舞台已经齐备，大幕正徐徐拉开。王权与沙龙
启蒙时代的最初声音是从沙龙里发出的，而沙龙顾名思义就是招待客人的客厅。为了防止贵族造反和争夺王权，路易十四把贵族聚集到身边，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给予贵族分享王权的机会。随着王权的加强，法兰西大君主国的各个部分都越来越多地被约束在国王手中。从官职到有俸圣职，每一个可以带来收入的职位，每一项可以带来收益的特权都被把持在国王手中。而地方上对这些职位和特权的任何要求，无论正当与否都需要得到国王的恩准。到这个时候，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但国王的命令其实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所以，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必须尽可能地挤进宫廷，挤到法国国王的身边。《黎塞留传》提到，早在亨利四世统治的末期，法国宫廷已经人满为患，但跟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立的庞大宫廷相比，亨利四世的宫廷只能算是一个前奏或者预演。
人们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为了造福本乡本土，甚至是为了打官司而聚集到凡尔赛。然后他们需要向王室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只有得到承认的贵族才有资格觐见国王。但拥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国王需要一个筛选的机制。
国王会任命一些人成为自己的大臣，另一些人则成为自己的侍从，这些人无疑是宫廷的天然成员。有些特殊的大贵族，比如国王的亲兄弟或者堂兄弟在成为侍从或者大臣方面拥有优先权，波旁王朝把这些人叫作“血亲王子”，国王不招待谁也不会不招待他们，首席血亲王子还拥有充当国王首席侍从的荣耀，这项荣耀具体体现在国王的起床仪式上，他可以光荣地把毛巾递给国王。为了这项荣誉，波旁王朝的血亲王子苏瓦松公爵和孔代亲王还曾经兵戎相见。
血亲王子之外，就数拉罗什富科那样的第一流大贵族身份最高。国王搞宫廷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这些不稳定因素拴在自己身边，当然不可能不接见他们。但是，对他们以下的那些人，国王的自由裁量权就大多了。不过俗话说，自由越大麻烦越多，虽然波旁王朝的很多国王都是精力异常旺盛的人，但国王毕竟很忙，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他们往往把甄别一个人是否符合宫廷的趣味、是否有趣、是否有才智的权力下放给那些在凡尔赛开门招待宾客的贵族沙龙。这些沙龙实质上扮演了竞争进入宫廷机会的预选赛的角色，而这些沙龙的女主人就是预选赛的裁判。
通过国王的努力，过去那些居住在各自乡下城堡里的法国贵族，现在纷纷聚集到凡尔赛。而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在招待谁的问题上抓大放小，在道德伦理方面则几乎不闻不问，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态度。路易十四自己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其实在这方面，大革命前波旁王朝的历代君主除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六，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都保持着亨利四世那种异常充沛的精力和非常旺盛的欲望。[20]亨利四世晚年对孔代亲王未来的王妃产生了兴趣，结果被王后在宫廷里追着哭喊。路易十三则是一个阴郁的人，完全不像亨利四世亲生的。但路易十四一登场就立刻证明自己是亨利四世的亲孙子。伏尔泰曾经说，难以想象路易十四作为国王，在每天的宴会、舞会、音乐会、打猎、玩牌、打台球或者门球之余还能统治法国，创立如此之多的文治武功。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路易十四还有过那么多的情人，在享乐和统治之余还生了那么多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法兰西之子”或者“法兰西之女”。路易十四在位时间太长，他死的时候连他孙子都已经死了，所以继位的路易十五是他的重孙子。而当路易十五成年开始亲政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波旁王朝君主的作风。
路易十四虽然风流，但他内心深处是严肃的。这一点即使从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中也可以体会出来。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庄严厚重胜过轻松愉快，尤其是那些供路易十四跳芭蕾舞的音乐。但路易十五并不是另一个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只是在欲望方面像路易十四。他对文治武功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宫廷里浮华享乐的一面，对路易十四作为统治手段和消遣的吃喝玩乐，路易十五发自内心地陶醉其间。在他和王后结婚的最初几年，他几乎让王后连续生孩子，王后抱怨说自己在法国宫廷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在怀孕、生产和坐月子中周而复始。最终，忍无可忍的王后建议国王赶快效法法兰西先王去找一个情人。路易十五也俯允了王后的建议，于是风流享乐的路易十五时代降临了。
在更古老的时代，欧洲君主和贵族其实就不太在乎道德，因为贵族的婚姻从根本上就跟感情没什么关系。一个君主、一个王子或者公主要选择结婚对象，首要的条件是女方能带来什么样的嫁妆，以及什么样的继承权，而男方则主要看他的地位和权势。例如邻居有一片卡在你家两个重要领地之间不断收你过境税的领地，你还绕不过去，或者他家控制着河上唯一一座桥，你打不过他所以不能把他的桥拆了自己造一座，那么这时他刚好有个女儿你有个儿子，他愿意把那块领地当嫁妆，即使他女儿少了一只眼睛，你的儿子也只能说“我愿意”，如果儿子不说估计老爹自己也会去说。
对贵族来说，婚姻就是一门生意，虽然基督教试图对贵族的道德伦理进行约束，而且成功地让贵族们接受了一夫一妻制，但贵族婚姻的基础决定了贵族的感情和婚姻完全是两码事，在中世纪的骑士浪漫诗歌里，婚姻之外的爱情已经受到了贵族的推崇。而且那时很多小贵族把自己的长子送到大领主家接受骑士教育，学习战斗也学习如何为大领主效劳，比如充当侍从、官员；当然也顺便当了人质。这些孩子生活在大领主的家里，自然天天要和女主人在一起。贵族赞助的诗人、歌手表现的都是婚姻之外的爱情，他们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如此，而他们性觉醒的目标也是大领主家的女主人，这种浪漫的骑士之爱里有[21]不少擦枪走火的。否则圆桌骑士故事的作者也不会让兰斯洛特和亚瑟的老婆有一腿。这是婚外恋的文化土壤。
当然，贵族阶级也试图对他们的伦理进行规范，只不过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也就是父母让子女“老实点”这个立场上。孩子毕竟是亲生的，光靠绳子捆、棍子抽是不行的，效果也往往不够好。所以，贵族们就试图通过说服教育和塑造理想人物来让子女们接受贵族的游戏规则。推崇婚姻之外的爱情——其实就是鼓励没有爱情的婚姻，由于这个时期的骑士诗歌还要考虑到教会的立场，因此，婚姻之外的爱情往往是有罪的，比如兰斯洛特骑士的爱情就有罪。或者干脆就是无望的单相思，如果比单相思再进一步，教会可能就要站出来说两句了。
但是到路易十五时代，教会也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在法国，高级教士完全成了贵族次子的职业。黎塞留红衣主教原本要顶着一个侯爵的头衔去做军官，结果他兄弟突发奇想做了修道士，不肯再当主教，他家对吕松主教区的掌控权眼看就要丢掉，于是他母亲一声令下，黎塞留侯爵剃掉了头顶上的头发，去了一趟罗马，拿到教皇的特许令，摇身一变成了吕松主教黎塞留。这样的高级教士，对基督教的道德能有什么样的尊重？当黎塞留红衣主教穿着小丑的衣服、手里打着响板给王后跳萨拉班德舞的时候，他会跳完舞就板起脸来教训法国宫廷不道德吗？瘸子塔列朗在晋升大品教士的时候，哭着喊：“你们让我当教士迟早要后悔的！”这样的人日后也一样成了修道院长和主教，他们会去指责法国宫廷道德堕落吗？而且法国教士头顶上好歹还有一个国王约束，虽然国王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法国的高级教士毕竟不敢太公开地胡作非为。可是欧洲还有一群山高皇帝远，而且拥有君主特权的德意志高级教士呢。
19世纪末的卡尔·鲁格博士指责德意志的天主教会从18世纪以来就陷入一种巴洛克式的浑浑噩噩之中，在将近两个世纪里毫无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高级教士拥有广阔的领地和巨大的财富，他们作为帝[22]国诸侯还拥有君主特权。马格德堡大主教作为帝国诸侯院的首席，就自称首席邦君大主教。后来，马格德堡大主教在宗教改革当中[23]成了改革的牺牲品，萨尔茨堡大主教继承了他的地位，成为德意志首席邦君大主教。一个像他这样兼任了帝国诸侯的大主教，其实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君主。皇帝远在维也纳，教皇远在罗马，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约束和监督他。从萨尔茨堡主教在山顶上的城堡寝宫卧室望出去就是萨尔茨堡城下的米拉贝尔宫，而这座宫殿就是萨尔茨堡邦君大主教给自己的女朋友修建的。像萨尔茨堡大主教这样的高级教士在德意志还有很多。
德意志18世纪的很多主教都戴假发穿绣花礼服，和普通的贵族毫无不同，他们本来就是贵族家的次子，因为没有财产才被送来当教士。然后他们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于是立刻在生活作风上向自己的兄弟们学习。他们往往会在舞会的间隙匆忙披上祭披去主持弥撒，弥撒结束之后把祭披一脱继续跳舞。这些人在信仰方面毫无作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作为的必要。如果他们反复强调和宣传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让教区里的人民都变得虔诚信仰上帝，那他们自己还怎么继续过风流快活的日子？也只有站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寝宫的窗口，眺望着米拉贝尔宫，你才能理解什么叫“贵族的无神论”。
据说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死讯传到罗马时，教皇说：“如果真有上帝，我们的这位弟兄可就有得解释了。”然后教皇又说，“可假如没有上帝，我们这位弟兄的一生也十足精彩了！”这句话同时是贵族的无神论和路易十五时代的道德风尚的最好注脚。伏尔泰的时运
在18世纪，欧洲君主这门职业的风险正在下降。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君王已经很少亲自上战场杀敌。而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拥有巨额财富的君主们面对几乎已经固化的国际体系也已经近乎无能为力。虽然还有腓特烈二世这样横空出世的英雄，但他能够做到的其实也微乎其微。腓特烈二世一生南征北战，但他最终也没能吞并萨克森选侯邦，在欧洲地图上最大的业绩只是勾结沙皇、皇帝一起瓜分波兰，还有就是在那场标志着他横空出世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里，趁火打劫从哈布斯堡王朝手里夺取西里西亚。法国虽然强大，但是法国的强大几乎激起了欧洲各国的集体遏制，所以法国暂时也对打破欧洲的局势无所作为。
于是，在这种僵持的和平中，法国的君主想要享受生活，而欧洲的君主则想过上法国国王那样的日子。无论是想要过几天好日子的法国国王，还是想要过几天法国国王好日子的其他君主，他们首要的敌人都是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越来越不耐烦的人民，以及那些被他们想方设法约束在自己周围的贵族。而贵族和人民手里唯一能够被用来反对君主的武器，就是欧洲各国的封建传统——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源头在大森林里的日耳曼部落的共同统治的习惯法。
这种东西是国王建立绝对君主国的最大障碍。我们知道法国王权[24]原本在法国压根不受重视，即使卡佩王朝已经实现了王位的世袭，他们的势力也是建立在作为巴黎伯爵或者是卡佩王朝自己创造出来的法兰西亚公爵的领主权的基础上。虽然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是法国的国王，或者如他们自己用的头衔那样是“法兰克人、勃艮第人、阿基坦人之王”，但在法国其他的大领主眼中，他们不过是戴着王冠的法兰西亚公爵，因为他们戴着王冠，所以大家应该对他们客气一点，走路的时候让他们走在前边，如此而已。
法国国王逐渐夺取法国各地的统治权，依靠的其实也是他们从那些大领主手中夺取的领主权。比如，布列塔尼这个公国被并入法国，并不是因为它原本是法国的一部分，而是因为联姻。布列塔尼的末代女公爵安妮被迫连续嫁给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两代法国国王，才让法[25]国王室终于夺取了布列塔尼的统治权。而对布列塔尼人来说，法国国王首先是他们的公爵，其次才是他们的国王。当法国国王想要对布列塔尼人建立绝对王权的时候，他们依照封建传统拥有的自治传统就成了自己最后的武器。这种武器虽然不如贵族的私兵好用，无法直接抗衡国王，但它其实在道义上是占优势的。国王可以用武力把高等法院赶出巴黎，还可以无赖地宣布“国家就是我”，但事实上，国王也明白他们是在耍无赖，国王手里有强权，但是心里觉得理亏。
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些睿智的思想家站出来证明国王做得好做得对，封建法、封建传统、封建特权都是胡闹，是中世纪的野蛮愚昧的遗存，应该被一扫而空，整个社会应该建立一种直接效忠君主的开明专制的制度，国王能不高兴吗？
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再考虑到点燃大革命导火线的其实是法国[26]中世纪以来各等级参与国家事务的传统方式“三级会议”，还有[27]更具封建色彩的、导致了三级会议的1788年的“等级会议”，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君主不但反迷信、反愚昧、推崇贵族的无神论，他们还要“反封建”；为什么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时期的代表们郑重宣布废除法国的各种“封建特权”的时候，其实法国国王早就把他们要做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从左至右：路易十五的家庭教师、年幼的路易十五、他的祖父（王太子路易）、曾祖父（路易十四）和父亲（勃艮第公爵路易），背后有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半身像
启蒙时代是一个寻欢作乐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寻欢作乐，君主们、君主身边的贵族和教士站到了他们权势基础的对立面。反封建的君主和反迷信的高级教士聚集在宫廷里寻欢作乐的时候，一个耶稣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平民青年像愣头青一样闯进了法国宫廷。这个年轻人此时还一脑袋的崇高理想和古典悲剧精神，想写一部波旁王朝的《伊利亚[28]特》，并因此成为路易十五宫廷里的拉辛。这个年轻人名叫弗朗索瓦·阿鲁埃，他后来用了很多笔名，其中一个如雷贯耳，甚至取代了他的真名而被历史所铭记，那就是伏尔泰！二 网红伏尔泰和学者阿鲁埃
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心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开明君主的标本。伏尔泰对于实现他的这个目标简直是最好的工具。伏尔泰说话深刻、有趣、吸引人，富有哲理，还易学易懂。伏尔泰说的是格言吗？不！这简直就是年度广告词啊。伏尔泰（1694—1778）
伏尔泰是一个奇妙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他，因为我们大多没看过《哲学书简》，也没看过《风俗论》。但假如我们坚持着看完了《哲学书简》《风俗论》，甚至《老实人》，我们就真的了解伏尔泰了吗？！
如果我们像一个18世纪末的外省青年那样熟读伏尔泰作品，然后来到巴黎，坐在某个咖啡馆里，搞不好卢梭正在你身边下象棋；或[29]者在某个夫人的沙龙里，旁边是邦雅曼·贡斯当，然后我们就伏尔泰和他的思想侃侃而谈。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家纷纷露出一种惊奇的神色，拿看外星动物的表情看着你……终于有人鼓起勇气上来拍着你的肩膀说：“您谈论的真的是我们的阿鲁埃老爹吗？”
接着你转过来听他们说，听他们聊他们眼中的伏尔泰，你会想问和他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谈论的真的是同一个伏尔泰吗？”段子手的黄金时代
在我们看来，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伏尔泰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哲学书简》或者《哲学词典》的作者，而他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一个满嘴“俏皮话”或者“格言”的段子手。
仅仅是伏尔泰一个人有这种双重形象吗？如果有人说，伟大的哲学家狄德罗其实是想钱想疯了，孟德斯鸠是继承了伯父的职位马上抛[30]售变现才过上了优哉游哉的生活，霍尔巴赫是因为伯父死了才实现了财务自由，我们对启蒙思想家的固有印象岂不是碎成一地？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看他们的著作，要发现这个被遗忘的世界的只鳞片爪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伏尔泰说，出版审查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十个人里只有一个读书，读书的十个人里九个只看小说，剩下那一个看哲学的十有八九还看不懂。孟德斯鸠说，他们的时代里，人们只在每天起床之后和出门之前看看书，就是为了待会儿在别人面前去谈论它。这两句话几乎可以为我们还原启蒙时代读者世界的全貌。
那是一个君主试图和才智之士分享权力的时代。前文就已经讲过，经过宗教战争和三亨利之战的杀戮，法国贵族遭到第一次重创。在那之后，路易十三和他的“红公爵”又给了这些积极地想要和君主分享权力的贵族第二次打击。当波旁王朝的第三个国王决定在凡尔赛当绝对君主时，法国贵族已经温顺得像一群小动物了。法兰西大君主国在专制程度和宫廷的华丽优雅方面都走上了巅峰。
路易十四是法国第一个掌握这样绝对权力的国王，晚年的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充满悔恨，其中很可能也包括他抓住的巨大权力。但是风尚已经形成，制度已经固化，在法兰西大君主国之内，只有一个人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只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国王，贵族已经不再能生龙活虎地提出意见了。
当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登上王位时，失去了敌手的国王也因为寂寞而失去了动力。现在法国国王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趣的人来填补那些管住自己嘴巴的贵族。于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蓬勃发展的沙龙文化绽放了。人们非常清楚，要飞黄腾达其实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国王注意到你。而让国王注意到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格言”或者巴尔扎克所谓的“俏皮话”。巴尔扎克说，法国人是可以为了一句“俏皮话”而抛头颅洒热血的。
就这样，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一群“民科”登上舞台，他们不但不在乎自己缺乏“学术背景”，还以讥笑学院知识分子为乐。而且在沙龙里，他们也很少和学院知识分子公平竞争，因为评价标准是一元化的，就是沙龙主人的趣味，而沙龙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很少会是学院做派，因此专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蒙受了惨痛的失败。每一个进入沙龙的人都有且只有一个评定标准，那就是脱颖而出，让别人注意到你。你在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家玩“弹剑作歌”那一套是没有用的。对沙龙女主人来说，这些“才智之士”就像赛马场上的马，每一次晚宴、每一次下午茶都是精挑细选的，各种风格、领域里的“赛马”被认真地分配在他们的座位上。你以为去侯爵夫人家吃晚餐是真让你吃东西吗？在沙龙里待一晚上其实比躲在书房里写书累太多了。但是风险和回报也高太多了！
说到风险和回报，在18世纪末，有一个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读者群。那就是英国！在英国，一个成功的作家已经可以靠写作的收入养活自己。从亚历山大·蒲伯到写恐怖小说的安娜·德·拉德克里夫夫人，如果你看了《成为简·奥斯汀》这部电影，你就会记得简·奥斯汀想跟男主私奔的时候去拜访了拉德克里夫夫人，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靠写作生活。
但遗憾的是法国不行，原因是两面性的：一是法国的文化水平虽然很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有版权意识的读者阶层。而无法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和瑞士是当时的两大盗版书出版中心。你今天辛辛苦苦写出一本流行著作，下星期阿姆斯特丹或日内瓦就有了盗版。而且当时的作者并不愿意把自己跟瑞士和荷兰出版商的关系搞僵，因为法国国王陛下还有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如果作家写了陛下可能看了不愉快的书，自然也得去瑞士印，甚至作家自己都要随时往瑞士跑，比如说伏尔泰。
所以在法国，即使你是莫里哀这样公认的喜剧大师，你也不确定自己这辈子能否赚到钱，他死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家产已经赔得差不多了。另一个原因是作家自己过得太奢侈，在凡尔赛几乎只有两种生活可供选择：“人上人”的生活和为人上人服务的人的生活。而很多作家其实都不富裕。别看伏尔泰叫“德·伏尔泰”，但这是笔名，伏尔泰本来叫弗朗索瓦·阿鲁埃，“德·伏尔泰”是他给自己起的贵族式的笔名。孟德斯鸠就好多了，他是真贵族还有俩男爵的爵位，但如果没有伯父留下一个可以卖了变现的法官职位，孟德斯鸠也不会那么悠闲。
所以在旧制度晚期，一个法国文人没什么家底，却必须过人上人的生活，他有什么方法吗？进入体制内和迎娶白富美。是的，虽然时间流逝了200多年，但任何时代的天才小哥走上人生巅峰还是要靠这两条路。
沙龙让人趋之若鹜，也正是因为它是通往这两条路的大门。白富美家敞开大门招待宾客，只要你吸引到夫人的注意，说不定你就两件好事一起赶上了。在沙龙里红了，夫人们会记住你，更重要的是整个凡尔赛的贵族社会会记住你。夫人们把十几匹身形矫健的“小马”聚集在自己家餐桌上，可不是让你去做学术报告的。你要打动夫人，又要打动其他人，怎么办？
那时候，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靠说话，靠说笑话，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更准确的词——“段子”。但段子也分怎么讲，一桌人里十个有九个是段子手，你觉得你该怎么讲？“我有个同学……”说完这句你就可以闭嘴了，好好吃你的饭，因为明天你就没机会再来了！所以必须简短、必须有趣、必须有深刻的内涵，还要逗乐。
你得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拼命打满全场，在你摔断腿之前，得到夫人或者夫人们的青睐，然后你不失时机地拿出一本书，瞬间人人都在买，都在“看”，都在谈你的书。你就像一匹爆冷的栗色小马驹，一夜成名。然后你怀着满心的喜悦睡着，第二天中午醒来，你发现请柬堆成了山。然后国王也知道了你，王后带着你一起散步；你写文章踩了线被塞进巴士底狱，王后去找国王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先是进了法兰西学院，然后成为某个机构的首脑，三十几岁当上大臣，给自己大捞一票，买下一个被偷得连窗户都没了的城堡，从此成为伯爵。
十几年前有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作品叫《惊世浮华录》，讲的就是一个外省小哥如何在凡尔赛出人头地的故事。当时神父问他：“要不要一起打牌？”这原本没有恶意。他把脚一伸，说道：“我只剩下鞋上的银搭扣可以押（这里当下注讲）了。”这句话看起来也没有恶意。于是，大家都低头看他的鞋扣，结果黄蜂尾上针来了，“别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出它值多少钱！”小哥一炮打响！迈开了他在凡尔赛的第一步。这就是凡尔赛竞技场的游戏规则。
对，凡尔赛要的就是“机智”，“机智”就是幽默、聪明而且充满哲理地说话，这话还不能长，否则餐桌上没人耐心听你讲。
这就是伏尔泰时代的游戏规则。伏尔泰的横空出世
伏尔泰的生平其实和另一个法国大作家的生平非常相似，那就是雨果。伏尔泰和雨果的前半生都是一个努力攀爬社会金字塔的过程。而且他们在人生的中间阶段就已经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假如他们的生平到此戛然而止，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形象绝不会有今天这么高大。
就像雨果最初不是一个小说家一样，伏尔泰最初的梦想也不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相反，虽然他经常贬低诗歌，但他最初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诗人。做一个诗人而且是古典的悲剧诗人，颂扬崇高的品德、高尚的情感和令人落泪的自我牺牲，在路易十四时代就意味着登上法兰西文坛的巅峰。当国王和观众在台下用手绢擦眼泪的时候，伟大的作者就登上了神坛，名利双收的同时还被人们当作一尊活神崇拜。波[31]旁王朝塑造了高乃依和拉辛这两个典范，他们是法兰西大君主国[32]的维吉尔。自此以后，法国的文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拉辛。莫里哀其实比拉辛还要大十几岁，死得也比拉辛早，他一辈子都在写插科打诨的喜剧，但莫里哀也想成为拉辛。他反复向国王央求，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一出悲剧，国王用另一种方式满足了他，当他在《无病呻吟》的大幕降下时发病身亡，莫里哀的一生变成了一出在笑[33]声中流泪的悲剧。
拉辛辉煌的生命在伏尔泰五岁那年终结，伏尔泰不想成为另一个拉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写了大量的剧本和诗歌。他今天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史诗《亨利亚特》就是他希望用来砸开凡尔赛宫大门的敲门砖。但遗憾的是，伏尔泰生不逢时，很多年以后他自己说路易十五的宫廷里已经没有另一个拉辛的位置。其实不单路易十五的宫廷里没有，[34]路易十五成年以前摄政王的宫廷里也没有。当一个满脑袋崇高理想的青年阿鲁埃出现在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风格的宫廷里的时候，他肯定不招待见。而且伏尔泰在这崇高庄严的一面之外还有尖酸刻薄逮住什么黑什么的一面。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特质结合在一起会带来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伏尔泰希望摄政王能够成为他的保护人，结果摄政王送他进了巴士底狱。在巴士底狱里待了一年半，青年阿鲁埃不但没有被自己的不幸激怒，相反，他真正认清了凡尔赛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当他终于被放出来时，他还有了第二次机会，摄政王喜欢他尖酸刻薄的一面，只要他挖苦的不是自己，摄政王很快又接见了伏尔泰。谈到自己的牢狱之灾，伏尔泰向摄政王表示：承蒙国王陛下供给我饮食，真是不胜感激，但是“恳求殿下下次就别再提供住处了”！这句话收到了全部的效果，段子手伏尔泰诞生了。
但人红是一回事，作品红是另一回事。伏尔泰掌握了凡尔赛的游戏规则，但凡尔赛已经不需要另一个拉辛了。伏尔泰要认清这一点还需要等很久，在追求成为另一个拉辛的道路上，伏尔泰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已经被其他作家甩在了身后，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愉快的富二代在巴黎靠着《波斯人信札》声名鹊起，而伏尔泰靠《哲学书简》扳回一局还要等上很多年。在即将被众多的“大师”淹没的岁月里，伏尔泰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得到了夏德莱夫人的爱。依靠夏德莱夫人的门路，伏尔泰在法国保持着自己的名声。更重要的是，他在欧洲打开了一片蓝海。
伏尔泰最初发迹是在英国。法国摄政王要联合英国一起抵抗西班牙国王，伏尔泰长期无人问津的《亨利亚特》描述法国宗教战争，而且主角亨利四世是当年联英抗西的英雄，所以《亨利亚特》瞬间就具有了弘扬英法两国伟大友谊的色彩。《亨利亚特》不但找到了出版商，而且预订的读者里英国大人物层出不穷，甚至包括未来的首相沃[35]尔波尔。一个在英国出名的法国作家，自然也引起了凡尔赛宫的[36]重视，主张联合英国的法国大臣弗勒里红衣主教也跟伏尔泰有了联系。但伏尔泰走上自己人生的巅峰还不是靠英国人。
伏尔泰在沙龙里练就的这一套手段的真正价值在于替君主做宣传。法兰西大君主国的国王已经不需要宣传了，路易十五才不需要靠君王的个人魅力来为国家做贡献，那一套是亨利四世或者路易十四干的，路易十五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君王只要放手让大臣去为他赢得荣誉就行了。但好在欧洲君主众多，尤其是宫廷多如牛毛的德意志，还有大票的君王要重走波旁王朝的创业之路。在上层阶级里，人人都以说法语为荣。俄国贵族能说法语就不说俄语。如果确实不会讲法语那也要同时做到讲不好俄语，或者不好好讲俄语，在说俄语的时候加鼻音，这样显得有法语味。德意志自然也是，德国贵族会非常真诚地跟你说：“你等等，让我想想怎么用德语跟你说这个词。”这是一个法国外交官不用学外语的好年代。他们太需要伏尔泰这样的人了。
尤其是此时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心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开明君主的标本。伏尔泰对于实现他的这个目标简直是最好的工具。伏尔泰说话深刻、有趣、吸引人，富有哲理，还易学易懂。伏尔泰说的是格言吗？不！这简直就是年度广告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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