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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0 15: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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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苏珊·科金 著 林雨虹 译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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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现在时

永远的现在时试读:

插图说明

1.边缘系统。图片为美国政府(国家卫生研究所)所有,属于公共领域。

2.大脑皮质的四种脑叶。图片由André van der Kouwe,Jean Augustinack和Evelina Busa提供。

3-1.颞叶内侧结构。图片由André van der Kouwe,Jean Augustinack和Evelina Busa提供。

3-2.海马、内嗅皮质和鼻周皮质。图片由André van der Kouwe,Jean Augustinack和Evelina Busa提供。

4.亨利的磁共振图像。S.Corkin et al.,“H.M.'s Medial Temporal Lobe Lesion:Findings from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7(1997):3964-79.

5.穆尼脸部识别测试。B.Milner et al.,“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Neuropsychologia 6(1968):215-34.

6-1.踏脚石视觉迷宫。B.Milner et al.,“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Neuropsychologia 6(1968):215-34.

6-2.写字笔触觉迷宫。

7.路线寻找任务。

8.一个典型的神经元。L.Heimer,The Human Brain and Spinal Cord:Functional Neuroanatomy and Dissection Guide(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3).图片的使用已获得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允许。

9.镜描任务。

10.旋转追视任务。

11.双手追踪任务。

12.协调敲击任务。

13.基底神经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特约撰稿人John Henkel绘出,引自维基共享资源网。

14.序列学习任务。

15.伸展任务。

16.眨眼条件作用任务。图片由Diana Woodruff-Pak提供。

17.戈林不完整图片测试。B.Milner et al.,“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Neuropsychologia 6(1968):215-34.

18.图案启动。J.D.Gabrieli et al.,“Intact Priming of Patterns Despite Impaired Memory,”Neuropsychologia 28(1990):417-27.

19-1.威廉·比彻·斯科维尔。

19-2.布伦达·米尔纳。图片由Neuro Media Services提供。

20.五岁的亨利及其父母。

21.热爱动物的亨利。

22.手术前的亨利。

23.亨利,1958年。

24.手术后的亨利及其父母。

25.亨利,1975年。

26.亨利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待测试。Jenni Ogden拍摄于1986年。

27.亨利在比克福德医疗护理中心。

28.亨利绘制的房子平面图。S.Corkin,“What's New with the Amnesic Patient H.M.?”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2002):153-160.

29.亨利的勺子。

序言 姓名首字母后的男人

我和亨利·莫莱森隔着窄台面对面坐着,窄台上有个话筒。亨利身旁停放着他的助行架,助行架前有个白色的篮子,篮子里有一本填字游戏书。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本填字游戏书。亨利的衣着与往常无异,即弹力腰裤、运动衫、白袜子,以及朴素舒适的黑鞋子。他那被厚眼镜部分遮住的大脸露出愉快、专注的神情。“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我问他。“还行。”亨利答道。“那就好。你看上去很精神。”“谢谢。”“我知道你在记忆东西上有点儿问题。”“是的。你知道,我的确——嗯,在记忆东西上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发现自己经常捣鼓填字游戏。嗯,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记忆东西。”

我和亨利聊了聊填字游戏,这是我们聊天的常见话题。然后我问:“你有记忆问题多久了?”“这个,我不知道。我无法记忆,所以没法回答你。”“好,那你觉得有多久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好吧,你看,我没法用天、星期、月或年来估计自己有这问题多久了。”“那你觉得你出现这问题已有一年多了吗?”“差不多,一年或者更久。我觉得我之前做过一个——不过这也仅是我的想法罢了——就是,嗯,我之前可能做过手术或其他什么的。”

我们这次谈话发生在1992年5月,距离亨利因一场有风险的外科手术而失去长时间记忆能力的事已过去大约四十年了。1953年,他接受了双侧颞叶内侧切除手术。那是一项实验性大脑手术,旨在减轻他从小就出现的严重的癫痫症状。第一次癫痫发作是在1936年,自此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也越来越难以参与各种日常活动。手术虽然控制了癫痫,但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毁灭性后果——深度遗忘症,该病症剥夺了亨利形成新记忆的能力,从而也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遗忘症是指大脑无法建立可供以后有意识提取的持久记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指遗忘或失去记忆,但患有该症所带来的可不仅仅是记忆的缺失。像亨利这样的遗忘症患者,他们失去了将当前经历直接转化为持久记忆的能力。这种情况通常是因大脑受损才导致的,如脑炎、中风或头部受伤,它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暂时的。遗忘症也可由一种罕见的精神障碍引起,即心因性遗忘,但目前还未有神经病学原因可解释该现象。在亨利的病例中,其遗忘症是因部分大脑在手术中被切除而造成的,为永久性遗忘症。

亨利接受手术时,还是名二十七岁的青年男子。到他六十六岁时,走路得依靠助行架,以防跌倒。但对他来说,时间只过去了一点点。在术后的数十年里,他生活在永远的现在时里:不再记得所遇之人的模样、去过的地方或是度过的时光。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发生片刻后就从其意识中溜走。我和亨利的谈话也会在其脑海中迅速消失。“你通常是怎么度过一天的?”“你看,这很难回答——我无法……我无法记忆。”“你知道自己昨天干了什么吗?”“我不知道。”“那今天早上呢?”“我连这也不记得了。”“你能告诉我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吗?”“不瞒你说,我不知道。我不——”“你觉得你明天会做什么?”“任何有益的事都行。”他友好且直白地说。“这回答很棒。”我说,“我们俩之前见过面吗?”“有,我觉得我们见过面。”“在哪儿见过面?”“嗯,在高中。”“高中?”“是的。”“哪间高中?”“东哈特福德的高中。”“除了高中,我们在其他地方见过吗?”

亨利停顿了一下。“不瞒你说,我无法——没有,我不觉得我们在其他地方见过。”

进行这次面谈时,我已和亨利一起工作了三十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2年,当时我还是名研究生。所以,虽然亨利相信我们俩在高中见过,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纯属巧合,我们的生活却有相交的部分。我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长大的,离亨利居住的房子只有几英里远。七岁那年,我和一个住在我家街对面的女孩儿成了密友。我现在还记得,她父亲开着辆和消防车一样红的美洲豹汽车在街上轰的一声飞驰而过,每当周末,他便会换上机械工工装裤,在车下胡乱修补机件。

我朋友的父亲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对神经外科医生是做什么的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多年以后,我成为了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而这个男人也重新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正阅读医学期刊上有关记忆的文章,无意中看到了一篇报告。报告中写道,一名医生为了治愈一位年轻人的顽固性癫痫进行了一场脑部手术,但那场手术却导致患者丧失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这篇报告的合著者之一便是我朋友的父亲威廉·比彻·斯科维尔,而那名患者就是亨利。

这种童年联系使我在阅读“遗忘症患者H.M.”这篇报告时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加入了布伦达·米尔纳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亨利这个病例意外地落入了我的手中。1962年,亨利因科学研究的原因来到米尔纳的实验室,而我也因博士论文的缘故,能对他进行测试。亨利术后,米尔纳是首个测试他的心理学家。1957年,她与斯科维尔合著了一篇论文,文中描述了亨利的手术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她的那篇论文彻底改变了记忆这门科学。

当时,我正试图通过亨利的触觉和躯体感觉系统来研究他的记忆,想以此扩充对其遗忘症的科学认识。我初次研究亨利时就很专注,无奈研究时间较短,仅持续了一周。直至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后,才渐渐明白亨利作为受试者的非凡价值。因此,我继续研究亨利,研究了四十六年,直至他去世。亨利死后,我便致力于将五十五年来收集的丰富的行为数据,与我们将从他被解剖的大脑中了解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我与亨利初次见面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早年生活。他提起的地方,我都能立刻回想起来,从而对他以前的生活有所体会。我家几代人都在哈特福德地区居住:我母亲曾在亨利就读的高中读书,我父亲就在亨利手术前后居住的街区长大,而我也在亨利进行脑部手术的哈特福德医院出生。我和亨利的出身背景与经历有许多交集,而且有趣的是,每当我问他是否见过面时,他典型的回答便是:“是的,我们在高中见过面。”亨利是如何将其高中经历与我联系在一起的呢?对此我也只能猜测。有种可能性是我和他高中认识的某个人长得很像;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其多次来麻省理工学院做测试期间,慢慢建立起了对我的熟悉感,并将这种熟悉感归结于其高中的记忆。

亨利很有名,却不自知。他罕见的情况让其成为科研和公众关注的对象。数十年来,我一直收到媒体想采访和录像的请求。每当我告诉他,他有多特别时,他也只能短暂记住,过一会儿便忘了。

加拿大广播公司录制了我与亨利1992年的谈话,并将其用于两档电台节目中,一档是关于记忆的电台节目,另一档则是关于癫痫的。在录制谈话的前一年,即1991年,菲利普·希尔特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亨利的文章,后来还写了一本名为《记忆的幽灵》的书,此书的主人公便是亨利。

谈及亨利的科研论文和书刊章节有很多,而且亨利是神经科学文献中最常引用的病例之一。任意打开一本心理学导论教材,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书中某一页的患者描述只有姓名首字母H.M.,且H.M.旁是海马结构示意图和黑白的磁共振图像。亨利的疾病对他及其家人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成了科学界的收获。

在亨利的一生中,认识他的人都对其身份进行保密,用其姓名首字母来称呼他。每当我为亨利对科学的贡献进行演讲时,总会遇到许多对他身份有强烈好奇的观众,而他的姓名是在其去世后才对外公布的,即2008年。

与亨利一起工作的数十年里,我的使命便是确保人们铭记亨利时依靠的不仅仅是教材上那简短又匿名的描述。亨利·莫莱森不是一台为我们提供测试数据和大脑图像的机器,而是一个温和、友善、有魅力,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记忆很糟,并且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姓名首字母后有一个男人,数据后有一条性命。亨利常常对我说,他希望对其病情的研究能帮助别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若亨利知道他的不幸给科学和医学带来了这么多益处的话,他一定会很自豪。

此书是对亨利及其一生的致敬,但同时它也是对记忆这门科学的探索。记忆是我们做每一件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它的作用及重要性,我们对记忆习以为常。当我们走路、说话和吃饭时,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发生都源于之前所学、所记的信息和技能。我们一直依赖记忆度过每一刻、每一天。我们的生存需要记忆——没有了它,我们不知道如何穿衣、如何走邻里,或者如何与他人交流。有了记忆,我们可以重新体验过去,可以从过去中学习,甚至可以计划未来。有了记忆,我们的时间是连贯的,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我们通过亨利的病例了解到记忆可被分为许多具体的过程,也知道了潜在的大脑神经回路。现在我们知道,当我们描述昨天晚餐吃了什么、背诵欧洲历史或不看键盘就能打出一个句子时,我们都在获取存储在大脑中的不同记忆。

亨利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存储信息能力的缺失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虽保留了手术前获取的大量知识,但在术后的日常生活中,却只能严重依赖身边的人。亨利的家人以及他后来所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会记住他每天吃了什么、需要服用的药物和洗澡时间。亨利的测试结果、医疗报告和采访记录保存着其无法保留的生活信息。当然,这些资料都无法代替亨利所失去的能力。记忆不仅有助我们生存,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个性的塑造。

我们的个性由基于个人历史的故事组成。如果大脑保留我们经历的时间太短而不足以将各个经历串起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记忆和个性间的联系便在于我们对衰老和认知减退的充分意识。失去记忆到痴呆的境界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不幸,但对亨利来说,这却是他成年生活的全部模样。尽管他的生活仍在继续,但却没有留下一丝记忆,这就像徒步者远行地上却没有留下足迹一样。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呢?

可认识亨利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温柔、善良且无私的人。尽管亨利患有遗忘症,但他还是有自我感觉的。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是偏颇的,且过度倾向他在1953年前对世界、家人及自己的普遍认识。手术后他只能获取极少部分的自我认知。

我们可以用在生活中运用过的所有方式来描述记忆。但我们的各种经历是如何转化成大脑机制的呢?记忆不是单一事件,不是按下快门就有的照片。我们现已知道——最初是从亨利身上得知的——记忆并非是被存储在大脑的某个区域内。相反,大脑的很多区域内都存储了记忆。我们可将记忆比作是去超市买炖菜所需的原料。我们从超市的不同地方挑选肉、蔬菜、调料和香料,然后在家将它们全部放入一个大锅中混合。同样,要想回忆起去年的生日,我们必须把存储在大脑不同区域的信息——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提取出来,并且将这些信息以一种能让我们可重新体验的方式组合起来。

大脑里的记忆是什么?一个常用的思考方式是借用计算机科学的隐喻:记忆是大脑加工和存储的信息。要完成记忆这项任务,大脑需执行三个步骤:第一,它要对信息进行编码,并将原始数据转化成脑兼容的格式;第二,它必须存储信息以供后续使用;第三,它必须能根据需要在存储中提取信息。

亨利接受手术那会儿,几乎无人知晓记忆是如何在大脑内运作的。1960年代,我们现在称为神经科学的这门学科几乎是不存在的。从那以后,亨利的病例便对一系列有关记忆本质和具体过程的重大科学发现至关重要,而且也向我们讲授了基础但重要的一课:即使他失去了记忆的能力,但他还是聪明、口齿伶俐和有敏锐力的。例如,尽管他会忘记几分钟前的谈话,但仍有能力解决有难度的填字游戏。

亨利缺少的那种长时记忆现被称为陈述性记忆,是指人们能自由陈述自己学过的东西。相比之下,亨利的确拥有对运动技巧的长时记忆,例如怎样使用助行架。这种记忆现被称为非陈述性记忆,指人们可通过行为来展示自己的知识但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随着神经科学特别是记忆科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亨利的病例仍与研究紧密相关。每当有关于记忆过程的新理论和新脑成像技术出现时,我们便将其应用在亨利上。亨利对我和其他一百多位科学家一直很包容,并允许我们对他进行研究,直至他于2008年去世。他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大脑如何记忆和遗忘的了解。

亨利于1992年将自己的大脑捐献给了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所以,他现在仍在科学的新领域中发挥作用。他去世的那一晚,我们使用了一台磁共振成像机对其大脑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扫描。之后,我们便保存了他的大脑,然后将其置于明胶中冷冻,并从前至后切成2401个超薄片。我们现已将这些超薄片数字化,并组装成一个将来可供科学家和公众在网络上观看的三维图像。尽管我们此前已详细研究过这个患有遗忘症的大脑,但解剖大脑后得到的这些超薄片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

几乎没有患者能像亨利这样彻底改变一个科学领域。他的故事不仅是医学上罕见的病例,还证明了一位实验对象对科学的冲击能有多么巨大。亨利的病例解答的记忆问题比上世纪所有科学研究解答的还多。尽管亨利过着现在时态的生活,但他对记忆科学却有永久性的影响,他所作出的贡献已经使数以千计的患者受益。● 神经科学是一顶巨大的帐篷,涵盖了很多不同学科。所有这些学

科都意欲拓展有关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知识。系统神经科学是神经

科学的分支。互相连接的神经元会导致诸如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

性记忆等特定行为的产生,且它们会形成不同回路。而系统神经

科学的任务便是描述这些回路的专门化。系统包括诸如视觉、听

觉和触觉等感觉能力以及高阶过程,如解决问题、目的导向行为、

空间能力、运动控制和语言。研究亨利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即

我们可通过调查分布在整个大脑中的过程以推动人类记忆的前

进;W.B.Scoville and B.Milner,“Loss of Recent Memory

after Bilateral Hippocampal Lesions,”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and Psychiatry 20(1957):11-21.● Scoville and Milner,“Loss of Recent Memory after Bilateral

Hippocampal Lesions.”● 同上。在早期对亨利进行的记忆测试中,米尔纳使用了通过视觉

和听觉来呈现的测试材料。● P.J.Hilts,“A Brain Unit Seen as Index for Recalling

Memories,”New York Times(1991,September 24);P.J.

Hilts,Memory's Ghost:The Strange Tale of Mr.M.and the

Nature of Memo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 N.J.Cohen and L.R.Squire,“Preserved Learning and

Retention of Pattern-Analyzing Skill in Amnesia:Dissociation of

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Science 210(1980):207-10.

1939年6月,莫莱森一家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东哈特福德就在伯克利大桥的对面。自从普拉特·惠特尼集团公司——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全球领先者——将其总部设立在此,这座城市就充斥着航空所带来的兴奋感。小型飞机上的飞行员向公众提供“天空之旅”服务,十三岁的亨利就曾在地面上兴奋地看着这些飞机飞行。现在,他终于也将亲身体验一次了,因为这是他小学毕业的礼物。

亨利和他的父母开车前往布雷纳德平原。布雷纳德平原位于哈特福德市中心东南方三英里处,四周被康涅狄格河环绕。在那儿,亨利的父亲格斯·莫莱森花了2.5美元让亨利可以在飞机上游览哈特福德市。亨利乘坐的是一架单引擎的瑞恩飞机,与查尔斯·林德伯格十二年前跨大西洋飞行时所驾驶的“圣路易斯精神号”很相似——在那次飞行中,林德伯格独坐在细藤椅上,以三明治和水充饥,仅依靠223马力的单引擎横跨大西洋。这架瑞恩飞机的表面是抛光铝,客舱内部用了哑光绿色的皮革来装饰。当亨利在飞机右侧的副驾驶位坐下后,飞行员就向他展示了飞机的控制系统——轭架和脚蹬。轭架是用来控制转向,让飞机向上或向下飞行的。脚蹬则是用来导向飞机方向舵的。

引擎启动后,螺旋桨开始旋转,很快因转速过高,看起来就像消失了一样。飞行员向前推动油门杆,不久之后,飞机从跑道上起飞,然后高飞越过机场。在那春日里,地面上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飞行员驾驶飞机来到哈特福德市。在哈特福德市中心,亨利看到了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旅行家大厦的顶部,还有老州议会大厦闪闪发亮的金色圆顶。

飞行员允许亨利驾驶飞机,并提醒他要缓慢推动轭架,不要突然向前推,因为那样会使机首方向朝下,从而导致飞机突降。看着瑞恩飞机在自己的手中顺利飞行,亨利很惊喜。

当飞机准备着陆时,飞行员接替亨利驾驶飞机,但允许亨利继续控制一个轭架,这个轭架与飞行员所操作轭架是自动连接的。接着,飞行员指导亨利在着陆时该如何将脚放在地板上,以免不小心碰到可能会导致飞机转向的方向舵脚蹬。飞机下降,并朝在河道微拐处的机场飞去。开始着陆时,飞行员告诉亨利要保持轭架向后,这样机首就不会过低导致飞机着地“翻身”。最后飞机优美地着陆,并在跑道上平稳停下。

对年轻的亨利来说,这场短暂的旅程和他听到查尔斯·林德伯格不着陆跨大西洋的飞行故事后所产生的感觉一样,都激发了亨利的冒险精神,都让他感受到了无穷的可能性。飞机之旅是亨利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在整个旅程中,飞机带来的震撼、驾驶飞机时的激动以及高空俯瞰世界的景象都使亨利沉迷其中。这次旅程的每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多年之后,亨利再也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他拥有的只有过去——手术前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母亲、校友、曾经住过的家,以及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假期。但当他被要求讲述一下这些记忆时,他却无法用画面、声音和气味来形容一件难忘的事或者某一时刻。他保留了对以前经历的总体印象,但与经历有关的具体细节却都回忆不起来了。

但有两个经历是例外,亨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飞行经历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亨利年事已高,但他仍能清楚地回忆起这次经历的所有细节:机内的绿色设计,飞机轭架的操作流程,俯瞰旅行家大厦时的景象和他在驾驶时飞行员给的操作指令。亨利在手术后的几十年里,接受了无数的询问和采访,但只有这次经历是他能细致入微讲述的人生事件。而另一个例外则是他十岁时吸第一支香烟的经历。

亨利于1926年2月26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以东约十英里的城镇曼彻斯特的曼彻斯特纪念医院出生。当时他有八磅重,是一个足月的健康婴儿。他的父母将其带回家,家就在距离医院不到一英里的霍利斯特街上。

亨利的父亲古斯塔夫·亨利·莫莱森,即格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蒂博多市。手术后,亨利还记得起他父亲的家族起源,并会开玩笑说:“我爸爸的家族来自南方,后来北移了。而我妈妈的家族却来自北方,后来南移了。”亨利的一个亲戚说莫莱森家族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利摩日。法人后裔(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后裔)在十七世纪迁移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但在十八世纪中叶就被驱逐回了法国。到十八世纪末,法人后裔再次迁移,但这次他们是迁移到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而莫莱森家族就在这次迁移中定居在了新奥尔良西南约六十英里的一个小城市——蒂博多。亨利的母亲伊丽莎白·麦克埃维·莫莱森,即莉齐,虽然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曼彻斯特,但她的父母都来自北爱尔兰,在那儿他们继续维系着紧密的家庭关系。

格斯是个清瘦高个儿,头发深棕,虽有招风耳但仍英俊的男人。莉齐要比格斯矮一头,一脑袋棕色卷发,戴着眼镜。莉齐的一个远房亲戚记得她“性情很温和,而且脸上总带着笑容”。格斯比较爱交际,经常和朋友开玩笑。格斯和莉齐于1917年在哈特福德的圣彼得教堂结婚,那时他二十四岁,她二十八岁。同年,美国向德国宣战,但格斯并未入伍。他在哈特福德地区当工,为像G.福克斯公司这样的建筑物装设线缆。G.福克斯公司是一家地标性百货公司,位于哈特福德主街。莉齐像那时多数的妻子一样待在家里,学习烹调格斯熟悉的南方菜肴。但他们的生活并非完全传统。格斯和莉齐都是冒险家,喜欢短途旅行。他们会带上军队剩下的帐篷,然后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拜访亲戚,困了就在帐篷里睡觉。莉齐将旅行时拍的照片和买的纪念品都收藏了起来。

亨利出生那年,莉齐三十七岁。他是他们的独子。他们把他当作天主教徒来抚养。他在东哈特福德附近的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然后在曼彻斯特的林肯小学读了一二年级。1931年,莫莱森一家搬到东哈特福德格林隆街一个有庭院的独户住房,这是莫莱森一家在亨利少年时期的第一次搬家,以后还会有几次在哈特福德地区附近的搬家。同年六月,亨利与母亲在纽约州布法罗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在一张寄给格斯的明信片上,莉齐写道:“一切安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寄件人——”然后,五岁的亨利就用铅笔潦草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1930年代,莫莱森一家居住在哈特福德市中心旁的住宅小区。亨利在圣彼得小学读书,小学附近的教堂便是他父母结婚的地方。在那儿,亨利交到了朋友,学会了如何溜冰,还在主街上的德拉戈音乐之家学习班卓琴。1939年,十三岁的亨利已从圣彼得小学毕业,在位于韦琴斯菲尔德大道的伯尔初级中学读书。这时,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

亨利的童年生活与当时许多的中产阶级男孩儿并无差异。像大多数男孩儿一样,亨利偶尔也会发生意外。有一次,他的脑部在自行车事故中受了轻伤,不过关于这次事故的细节,病历和他家人的说法有出入。目前,我们并不清楚亨利是在几岁时发生的事故,不清楚亨利是自己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还是他走路时被自行车撞到,也不清楚他是否在事故发生后失去过意识。还有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次事故确实造成了脑损伤,而且,亨利在术前进行的两次气脑造影(大脑X射线)检查显示结果正常,这两次检查分别发生在1946年和1953年。

然而,当亨利十岁开始癫痫发作时,他母亲回想起了这次自行车事故,并怀疑这次事故可能给他的大脑造成了看不见却严重的伤害。也许它的确给亨利造成了伤害,但格斯的家族有癫痫病史。格斯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侄女都患有癫痫。莉齐回忆说,她曾在家庭聚会上见过他们中的一个发病。那是个六岁的女孩儿,僵硬地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后来,莉齐将这次自行车事故称作“诅咒”。她一直将亨利的病情归咎于她丈夫的家族病史。从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亨利患癫痫病的原因可能是之前的轻微头部受伤、遗传倾向,或两者兼而有之。

起初,亨利只是癫痫小发作,癫痫小发作也被称为失神发作。许多癫痫病患者发作时会剧烈痉挛,但亨利还远不到这种程度。亨利癫痫发作时只会精神游离几秒。他不会发抖、跌倒或者失去意识,他的大脑只是“罢工”了几秒。当他在说话时癫痫发作,他会停止说话,看起来像在做白日梦。他旁边的人可能会看到他摇摆身体,低头,并开始大声呼吸。他也经常重复做一些小动作,比如用手抓自己的手臂或衣服。一旦癫痫发作结束,他就像醒过来了一样。他会摇摇头,咕哝道:“我又清醒过来了。”有时,他可能会有些恍惚,但大多数情况,他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做他发作前做的事情,尽管他知道自己癫痫发作了。亨利的癫痫每天都会发作,发作后,他常常会向围观的人解释说,他刚刚只是癫痫发作了。

亨利的癫痫小发作一直持续着,但因每次发作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分半钟,所以并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他可以和父母一块度假,和朋友一同在柯尔特公园玩耍。柯尔特公园是他住宅小区里的游乐场,里面有网球场、棒球场还有一个溜冰场。癫痫发作也没有影响他接受小学和初中的教育。他周日望弥撒,在天主教堂里学习《教理问答》,为自己的坚信礼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利十三岁的“天空之旅”中,癫痫也没有影响他驾驶飞机。

但在他十五岁生日之际,巨大的变化发生了。那时,亨利坐在家庭轿车里,父亲正在开车,母亲坐在后座。他们去南考文垂拜访了几位亲戚,当时正开车返回曼彻斯特。南考文垂距离曼彻斯特约十二英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他们还没到家,亨利就癫痫发作了。这次的发作与以往完全不同,他的肌肉收缩,身体因痉挛而颤抖,人也完全失去了知觉。他的父母立刻将他载到曼彻斯特纪念医院——他出生的医院。事后,他对这段经历便完全没有印象。

这是亨利第一次癫痫大发作,癫痫大发作也被称为强直阵挛性。强直阵挛性是身体在连续出现四肢僵硬和节律性抽搐这两种物理现象后出现的症状。癫痫大发作与亨利之前的短暂精神游离不同,它会使目击者感到恐惧,而且也会使患者筋疲力尽。亨利可能会失去知觉,咬自己的舌头,偶尔还会小便失禁,撞自己的头,并且口吐白沫。这些更剧烈的癫痫发作和频繁发生的癫痫小发作都给亨利及其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癫痫的英文Epilepsy和Epileptic的词源都来自希腊语动词ēpilambánein,是抓住或攻击的意思。癫痫是一种疾病,历史悠久,大概可追溯回史前时期,而最早记录癫痫的则是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份来自阿卡德帝国(前2334年—前2193年)的手稿描述了一场癫痫发作。发作者将头转向左侧,四肢僵硬,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与巫师、术士和庸医争论了几个世纪,医生认为病因是物理性的,应用合理的操作来治疗,比如食疗和药疗。而另一方却声称癫痫是超自然力量造成的,需用净化术和咒语来安抚被冒犯的神灵,这样才可治愈。

十六和十七世纪,学者们开始集中研究导致癫痫发作的各类因素,比如突发的恐惧、兴奋、压力和头部损伤,人们对癫痫的医疗认识向前发展。启蒙运动期间,人们继续运用科学来解释癫痫,学者们着重观察癫痫病患者,并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做实验以揭示癫痫发作的生物学原因。

十九世纪,癫痫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医生开始对癫痫病患者和“神经失常”的患者进行区分。在法国,临床医生提出了癫痫大发作、癫痫小发作、失神发作等术语,并为每个术语提供了详细的临床描述。与此同时,精神科医生也开始对患者的异常行为感兴趣,其中包括记忆障碍。

十九世纪末,英国神经病学之父约翰·休林斯·杰克逊的工作改变了癫痫研究。杰克逊汇编了许多癫痫患者病例,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患者、同事们的患者,还有医学文献上的报告。他从这些病例中找出细节,并根据丰富的资料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即癫痫发作是从大脑单一区域开始并有序地向其他区域扩展。这种显著的癫痫发作模式被称为杰克逊癫痫,且手术治疗最初涉足的多数患者都是仅局限在大脑单一离散区域异常的病人。

伦敦神经外科医生先驱维克托·霍斯利在杰克逊的建议下首次为三名患者进行了癫痫手术,并于1886年出版了其中两个的病例报告,又于1909年出版了第三个病例报告。癫痫发作时,这三名患者的一只胳膊都会突然猛烈抽搐。在三次手术过程中,霍斯利刺激了患者裸露在外的大脑以确定是哪个区域对胳膊造成了影响,然后他将那一区域移除以控制抽搐。1909年,德国神经外科医生费多尔·克劳泽撰写了更为详细的癫痫手术报告。克劳泽手术策略的关键是他侧重于刺激脑皮层,旨在找出人脑的运动、感觉和语言区域。这些开创性的成就初步验证了杰克逊的深刻见解,即局灶性癫痫是由大脑某一区域的皮质刺激造成的。这些成就也表明了手术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1908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哈维·库欣在超过五十五次的癫痫手术中进行了脑皮质定位研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大脑不同功能的认知。这些刺激研究是进行癫痫手术的重要前提,因为外科医生能通过这些研究将患者特定的异常行为与脑皮质的特定区域联系起来。现在,数以千计的研究室正继续探索特定运动、感觉和认知过程在可识别大脑神经回路的确切位置。

1920年代,德国布雷莱斯的奥特弗利德·霍斯特为在一战中因头部受伤而患脑肿瘤或癫痫的患者动手术。霍斯特在局部麻醉下进行这些手术,并用刺激患者发作,然后彻底切除有问题的大脑区域以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

霍斯特是怀尔德·彭菲尔德的导师。彭菲尔德是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兼领导人。1928年,他在霍斯特医院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访问。访问结束后,他回到蒙特利尔进一步研究脑皮质刺激和绘制大脑机能图,这使他能精准找出患者的癫痫病灶并将其移除。1939年起,他发明了一种外科手术——颞叶切除术,即移除左或右颞叶一部分的手术。此后,这项手术就被广泛运用于控制病灶在颞叶的癫痫发作。

1950年代,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而这将对亨利·莫莱森产生深刻影响。彭菲尔德和他的同事,神经生理学家赫伯特·贾斯珀从彭菲尔德之前进行刺激研究的手术病例和动物刺激实验中回顾证据。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即颞叶癫痫的源头在杏仁核和海马,它们是颞叶的深层结构。此后,彭菲尔德研究所的标准左右颞叶切除术就包括了切除杏仁核和部分海马。彭菲尔德为患者切除杏仁核和海马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亨利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知道了这件事,并将其作为亨利手术的依据。

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癫痫发作是过度脑活动的行为表现。1920年代后期,研究人员通过汉斯·贝格尔的重大技术进步才开始明白癫痫的信号。贝格尔是德国精神科医生,他致力于研发一个大脑功能模型,探讨思维与大脑的相互作用。当他企图将血液流动和体温与行为联系起来的尝试失败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脑活动上。早期实验中,他将线插入一名患者的头皮下,并首次记录了人脑的活动。贝格尔把这种新方法命名为脑图描记器(脑图),并通过这个方法识别了不同种类的脑波律动,有些脑波律动快,有些脑波律动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改良,其中包括引进非侵入式头皮极(noninvasive scalp electrodes),贝格尔成功记录下了数种脑部疾病的异常活动,比如癫痫、痴呆和脑肿瘤。这个研究人脑的新“窗口”改变了神经学实践,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大脑基础生物学的线索。

1934年,哈佛医学院得知了贝格尔的惊人发现,并启动了一个研究癫痫患者脑活动的项目。1935年,技术员兼麻省理工毕业生艾伯特·格拉斯组装了三台脑图机,从而建立了具有开创性的格拉斯器械公司。格拉斯与威廉·戈登·伦诺克斯和弗雷德里克·吉布斯合作,一起在纸上记录癫痫小发作患者的脑图。记录显示,患者的脑波都有一种特征模式,后来他们研究癫痫大发作患者的脑图,结果发现患者的脑波是另一种不同的特征模式。

脑图是不可思议的新工具,它的出现是诊断和治疗的重大进步,因为医生通过它可以识别癫痫发作的本质及其病灶于大脑中的位置。早期的癫痫手术,外科医生依靠患者的发作模式来识别病灶在大脑的位置,然后移除有机能障碍的组织。但有时,外科医生在手术室开颅后却发现之前认为有问题的区域是正常的,所以并没有进行移除。脑图极大地增加了对癫痫患者术前评估的准确性,并可在手术过程中监测脑活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赫伯特·贾斯珀的研究室制定出了记录脑图模式的方法,同时也想出了在手术过程中从患者脑皮质和深层机构中找出癫痫发作区域的方法。斯科维尔和他的同事在为亨利动手术时使用了类似的生理记录方法,企图寻找亨利癫痫发作的起源,但却徒劳无功。可使用脑图机记录癫痫发作的这一进步为抗癫痫药物治疗奠定了基础。抗癫痫药物治疗旨在矫正脑图中清晰可见的大脑机能障碍,并防止癫痫再次发作。使用药物治疗癫痫至少可追溯回公元前四世纪,那时的执业医师用各种荒唐的药物治疗患者。在这些治疗中,有些是基于巫术,有些是基于观察。这些药物包括骆驼毛、海豹的胆汁和胃黏膜、鳄鱼的粪便、野兔的心脏和外生殖器、海龟血和由诸如芍药之类的植物制成的护身符。尽管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些治疗很迷信,但据说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1912年,鲁米那(苯巴比妥)上市;1938年,狄兰汀(苯妥英)被发现有治疗癫痫的功效。随着这些抗癫痫药物的出现,人们开始引入基于实验的抗痉挛治疗。对大多数患者来说,这些药物都能有效控制癫痫发作,所以它们成为癫痫治疗的骨干。到亨利的时候,医疗药品里已添加了数种其他的抗痉挛药物。这些药物能减轻癫痫发作时的剧烈程度和减少发作频率,但它们往往有不良副作用,其中包括嗜睡、恶心、食欲不振、头痛、烦躁、疲劳和便秘。

1950年代初,癫痫治疗已经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癫痫发作定位、药物治疗和手术。大多数患者的癫痫通过个性化药物治疗得到了控制,而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在外科医生为其移除脑皮质上癫痫发作的起源区域后,病情也得到了控制。需要移除的区域因人而异,通常仅限于大脑一侧的部分额叶、颞叶和顶叶,不过偶尔也包括整个左侧或右侧的脑皮质。在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中心,研究人员在手术前后都会对患者进行脑图检查和认知测试,旨在记录疗效和指引新疗法。

在学校,亨利的癫痫病令其无法与同学融洽相处。他就读于威利曼蒂克高中,但后来,他因无法再忍受其他男孩子的嘲笑而退学了几年。1943年,十七岁的亨利在东哈特福德高中读高一。他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厚眼镜。他很安静,而且不与他人来往;除了短暂参加过科学俱乐部外,他从未参加其他的课外活动。他的同班同学中很少有认识他的;但认识他的同学都说他很有礼貌。

亨利在学校不活跃的原因可能是害怕癫痫病会给他带来难堪,因为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会增加他在同学面前癫痫发作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想,若亨利没有患癫痫病,他的性格会有多大的不同?除了癫痫病的原因外,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又有多少是因为他天生羞怯?当时的社会对癫痫仍充满恐惧和误解,亨利因为病情还被特殊对待。一位老师曾把亨利的一名同班男同学叫到一旁,说道:“你身材高大强壮。我们现在有个问题:你的同学亨利患有癫痫病。如果他癫痫发作了,我希望你能在我去叫护士的时候控制住他。”幸运的是,这名学生从未采取过行动。

亨利在东哈特福德高中的同学露西尔·泰勒·卜思高还记得她第一次注意到亨利时的场景,当时亨利在学校走廊的地板上哆嗦、打滚。她从远处看,亨利就像在捧腹大笑一样。第二天,校监在礼堂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来解释亨利的情况。虽然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但也将亨利特殊化了,并进一步宣传了亨利的病情。

亨利还在读书时,他的两个邻居朋友杰克·昆兰和邓肯·约翰逊参加了二战。亨利和他们一直有书信来往,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他朋友的有趣信件来窥探亨利的社交生活。亨利无疑对女人是感兴趣的,他还约会过几次。1946年,他似乎已经向昆兰承认,他喜欢上了一个“老女人”,因为昆兰在中国烟台给他的回信中写道:“我的朋友!我感到很悲伤,因为你这无疑是心理病态的表现。二十八岁的女人,特别是有幸福婚姻的女人,她们太聪明了,不适合像你这样的小伙子。”

亨利似乎也喜欢其他简单的娱乐。在家,他喜欢听广播节目:他是罗伊·罗杰斯、戴尔·埃文斯和加比·海耶斯的粉丝,也是家庭情景喜剧《奥兹和哈里特的冒险》的剧迷。他会在直立的维克多牌留声机上放唱片,有时还会和朋友们一起听流行音乐。亨利喜爱甜美和音三人组——麦瑰尔姊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大乐队,以及一些热门歌曲——《我的蓝色天堂》《囚徒之歌》《田纳西华尔兹》《在老斯莫基山顶上》和《年轻的心》。

亨利很迷枪支。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收藏了许多猎枪和手枪,其中包括一支老式燧发枪。这支燧发手枪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很流行。亨利把这些枪放在他的卧室里,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在乡村标靶射击。他为自己是美国步枪协会的会员感到自豪,并喜欢向感兴趣的朋友和亲戚展示他的枪支。

1947年,二十一岁的亨利从东哈特福德高中毕业。据莫莱森夫人说,校监因为担心亨利“可怕的诅咒”会发作,所以不让亨利参加毕业典礼。亨利“心都碎了”,只好和父母坐在一起观看典礼。1968年时,亨利对这一事件完全没有印象了。亨利的年鉴上有六十多个同班同学的留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亨利不怎么爱与人交际。所以说,人数这么多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年鉴留言期间,所有的年鉴会在学生的手中传递,而且每个学生都要给其他学生的年鉴留言。亨利的朋友鲍勃·默里写道:“一个把黑暗照亮的室友兼伙伴。”另一个同学写道:“极好的伙伴和完美的朋友。祝你爱与幸运常随,洛里斯。”亨利在他漂亮的年鉴册上写了一句引用自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的话:“朴素简单的信仰里没有诡计。”

在高中,亨利选的课程不是商务类或大学类,而是实践类。他的课程都是以传授职业技能为主,纯理论知识为辅,这为他将来的技术职业奠定了基础。他十六岁时做过一份暑期工——在影院当接待员。高中毕业后,他首先在威利曼蒂克外的一家废车场里卷电机。接着,他在威利曼蒂克的埃斯电动汽车公司协助两名负责人工作。亨利做事很有条理,而且他会在一本黑色的小记事簿里详细记录与工作有关的笔记和图表。他的笔记包括计算路压和功率的方程式,以及一两幅阻并联的图表。他的记事簿里也有铁道模型建立的平面图。后来,亨利离开了那家电动汽车公司,并在哈特福德的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从事装配工作。

亨利每天都与邻居一同上下班。他每天仍会有很多次癫痫小发作和间歇性的癫痫大发作,所以自己不能开车上下班。癫痫发作令亨利难以工作,他经常缺勤。虽然他服用了大量抗癫痫药物,但它们并不能控制病情发作。

二十四岁时,亨利已经接受了著名的内科医生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治疗。斯科维尔于1939年在哈特福德医院成立了神经外科,并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担任教师。他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博士。在还没来哈特福德前,他在一些国家顶级医疗中心——位于纽约市的纽约康奈尔大学医院和贝尔维尤医院,位于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和雷希诊所——培训过,他的导师都是二十世纪神经外科中最有名的一些人物。斯科维尔很聪明,而且他有干劲、有抱负。他说话幽默,但在面对同事时似乎往往会很克制。作为一名独立的思想者和特立独行的人,他骑摩托车,而且酷爱旧车。1975年,他写道:“比起思考,我更喜欢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是外科医生的原因,因为我喜欢看结果。我本质上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喜欢看到完美无瑕的机器,所以我选择了神经外科。”

当看到现有的药物不足以控制亨利的症状,亨利的家庭医生哈维·伯顿·戈达德建议亨利和他的父母去咨询斯科维尔。亨利和斯科维尔的初次见面可能是在1943年,那年亨利十七岁。亨利也是从那时开始服用狄兰汀的,狄兰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癫痫大发作时的痛苦。

1942年至1953年间,亨利的父母带他到波士顿著名的雷希诊所。亨利在手术后还记得这次出行,并能讲述出来。但这次出行并没有留下任何咨询记录。亨利继续接受斯科维尔的治疗,所以我们猜想,雷希诊所的医生可能和莫莱森一家说他们不能提供在哈特福德内尚未提供的治疗,并强调了当地医生照顾的重要性。斯科维尔承认亨利在1946年9月前曾在哈特福德医院住院过三次,但斯科维尔的办公室档案中并没有这三次的医疗记录。

1946年9月3日,二十岁的亨利第四次住院,并进行了气脑造影(大脑X射线)检查以排除其他导致癫痫发作的原因,比如脑肿瘤。这种入侵式检查虽然会让患者很难受,但当时这已经是医生在不开颅的前提下观察活体脑组织的最新方法了。医生将注射针插入亨利的脊椎,抽出一些脑脊液后注入氧气。氧气从亨利的椎管扩散到大脑后,医生就照了X光。X光片会显示一些大脑区域的位置和面积,而这些大脑区域则是脑脊髓通常流经的地方。医生可以从这些X光片诊断亨利的大脑是否因患有疾病而收缩,大脑结构是否因异常生长(例如肿瘤)而导致其位置发生变化。但患者都很厌恶这个检查,因为检查过后他们会出现严重头痛和恶心的症状。尽管亨利也出现了这些副作用,但他离开医院两天后却得知了好消息——他气脑造影检查结果显示正常,而且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的结果也没有问题。诊断检查虽排除了一些使亨利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如脑肿瘤和脑卒中,但并没有查出他癫痫发作的起源区域。哈特福德医院于1946年10月在给亨利的出院小结中写道:“无限期继续服用狄兰汀。”亨利仍在等待能使他生活回归正常的重大医学突破。

1952年12月22日,亨利二十六岁时,斯科维尔指出,亨利在过去一个月内只发作了一次。他写道:“亨利服用大量药物:狄兰汀每天五次;苯巴比妥每天两次;三甲双酮每天三次;美芬妥因每天三次。”斯科维尔每月都会为亨利安排预防性血液检查以确保药物量没有到达中毒水平,而且他还会请哈特福德医院一个名叫霍华德·巴克利·海勒特的同事到他的办公室来看亨利。根据斯科维尔的办公室档案记录,他在三个月后又给亨利看了病,即1953年3月。

为了找到癫痫发作的大脑起源区域,亨利一直在做脑图检查。如果他的医生找到了病灶,他们可能会建议手术移除该区域,希望能以此解开亨利的“诅咒”。然而,在手术前八天,即1953年8月17日,亨利进行了脑图检查,但却只发现脑活动很分散、很缓慢。不过,亨利在脑图记录过程中癫痫发作了一次,这可能会对检查有所帮助,但脑图依旧没有显示大脑异常的确切位置。两天过后,他又进行了一次气脑造影检查,检查结果并无发现异常。他的视力和听力也正常。简而言之,亨利在1953年进行的所有检查都没有发现其大脑的异常区域。还是为了找到癫痫的病灶,亨利在手术前一天又进行了一次脑图检查,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服用大量药物了。脑图显示:异常的脑波还是四处分散,并没有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在手术前两周里,亨利有两次癫痫大发作,而癫痫小发作则每天都发生。

斯科维尔知道亨利患有癫痫病已有十年了,所以他建议为亨利进行一项实验性手术,希望能控制癫痫发作和改善亨利的生活质量。他把这项手术看成是一系列研究性手术的一部分。研究性手术能让人们进一步了解精神疾病,而且还可以为某些难医治的脑疾病提供解决办法。这项手术需要移除亨利大脑深层结构两边的几英寸的脑组织。虽然斯科维尔以前做过类似的手术,但患者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术后的精神情况参差不齐:斯科维尔在与医院工作人员和患者家属磋商后,将每位患者术后的精神症状排了个等级,即负1(病情更差)到4(病情显著改善,并出院回家)。有一名患者为负1,两名患者为4,剩余的患者介于两者之间。斯科维尔没有对亨利进行认知测试。亨利将成为第一个因顽固性癫痫而进行该手术的患者。移除脑组织以控制亨利癫痫发作的依据来自于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怀尔德·彭菲尔德,他曾成功地用手术治愈了耐药性癫痫患者。

1991年,亨利六十五岁时,一名护理员听到他说,他记得在很久以前签过一些表格,但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签的,也不记得表格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是关于我头部手术的。”在与斯科维尔见完面后,亨利和他父母有过谈话,虽然谈话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已经经历了十年失败的治疗,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手术将会是亨利摆脱癫痫的最佳机会。

1953年8月24日,星期一,他和父母开车离开了位于波恩塞德大道的家,从东哈特福德横渡康涅狄格河,紧张地前往五英里外的哈特福德医院。住院后,亨利见到了一名为他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莉泽洛特·费舍尔。她在报告中写道:“他承认因即将到来的手术而‘有点儿紧张’,但他表示这次手术将会帮助到他,或至少会帮助到别人。他始终很配合、很友好,而且他有令人愉悦的幽默感。”

亨利在医院过了一夜。第二天,医院工作人员剃了他的头发,并把他推进了手术室。斯科维尔的手术报告中写道:“最终同意进行新型手术:双侧切除颞叶内侧,包括海马旁回钩、杏仁核和海马旁回。此次手术参考:近期为治疗精神运动性癫痫而进行的颞叶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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