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巡礼(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显章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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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巡礼试读：

前 言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展现着大学自身的气质、品位与精神风貌，是大学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支柱和灵魂。它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成长过程和人生轨迹，决定着大学的发展与影响力。同时，由于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辐射作用，大学精神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明进程。

那么，什么是清华精神呢？

对清华精神作出一个简洁的概括，并取得一致的共识，实非易事。在2003年“非典”期间，清华研究生会组织了“我与清华精神”的阳光论坛，同学们让笔者讲清华精神。这是一段开场白：“今天与同学们讨论同每个人相关联的问题——清华精神。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天天都接触，但是却不容易以十分准确的语言讲明白。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诗《题西林壁》是这样描述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华精神就像庐山一样，气势磅礴，秀美多姿。你只能被她所吸引，所感染，所振奋。但是，容易意会，不易言传。今天我来谈‘清华精神’，只能作为一家之见。我想，通过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实践，‘清华精神’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入人心的。”

2006年11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载了笔者的文章《清华精神，我们宝贵的财富》，在这篇文章里，笔者以在清华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切身体会，将清华精神表述为“爱国奉献、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团队精神和世界眼光”。后来，我们又将清华精神表述为：“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神、“人文日新”的进取求新精神。笔者还指出清华精神更为集中、简练的表述应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清华校训缘起于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先生来清华发表的以《君子》为题的演说。梁先生以《周易》乾、坤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来激励清华学子崇德修业，发奋图强，“异日出膺大任”，“作中流砥柱”。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便成为清华校训。 在《君子》篇中，自强不息是勉学励志，无论求学治业，都要坚忍强毅，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不避艰险，不能见利而进，知难而退，要善于克己制胜，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不息；厚德载物是指以博大的襟怀待人接物，宽宏大量，责己严，责人宽。融会中西文明，改良社会，促进政治，以高尚的道德风貌与精神境界去主动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清华校训体现了清华人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是使清华人保持其凝聚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我们为什么要着力研究和倡扬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呢？1997年，清华的校友、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求索百年历程后，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命题，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对生活其中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大学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地，大学人更应当对生活其中的大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有自知之明，并自觉地进行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肩负起继承发扬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对于清华精神，我们不仅要以历史的视角来认识它的来历和形成的过程，还要以世界的视野，以比较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它稳定的优秀内涵和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凸显的局限和不足，从而进行自觉的文化选择，不断在继承、借鉴和融合中，使清华精神得到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新发展，使之始终保持新鲜的生命活力，以使清华人更加自觉地践行“人文日新”，更好地承担起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本书由八篇组成，序篇“清华百年之路”简要地叙述了清华的缘起和发展的历程、学校的概貌和历史文化特色；后续的七篇均以校园文化铭文作为切入点，第一、二篇，叙述了清华的名师和杰出校友的事迹，名师和校友是清华精神的主要载体，也是清华盛誉的主要体现者；第三至七篇，以典型的人、事、物分别描述了清华的校风、学风、校箴以及体现在体育和美育中的精神文化内涵。

书名突出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表明这正是清华精神的核心内涵；而副标题“清华精神巡礼”则表明我们是带着敬意进行扫描观察，力图以所见所闻的人和事来表述清华精神，以利于对清华精神有具体而生动的感受；同时，也难免在对人与事的观察、取舍和表述上有失偏颇，我们诚挚欢迎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胡显章2010年寒假

序 篇 清华百年之路

清华大学经过了百年历程，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到独立办大学，由中国高校的新军到知名的大学，进而从探索社会主义大学办学道路到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发展成为当代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清华大学自建校起就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其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历史轨迹。清华大学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包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办学风格和人文精神。正如所有著名的大学之所以成名、之所以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一样，清华不只是由于有优秀的教师、良好的设施和美丽的校园，更是由于在学校发展中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自己的教育风格，以及逐步形成并传承发展的校园文化和精神。与清华同庚的刘达校长在80岁时曾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恋的是清华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热爱祖国、忠于事业的精神！一种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因此当我们浏览清华百年历史时，将会对此有所品味与感悟。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办研究院（国学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和研究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秋开办综合性研究院（同时撤销国学研究院），设研究所。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校长，倡导大学“乃大师之谓”，广延名师，学校迅速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广大师生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积极发展学术，开展爱国运动，为后来建设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骨干。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清华园原址复校后，设有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承担了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任务。同年年底，蒋南翔出任校长，后兼任党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主动从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出发，设置了工程物理、无线电、自动控制、计算机等一批新的学科专业；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创立“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引导学生正确把握“猎枪与干粮”的关系，实行“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鼓励学生“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骨干，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对高层次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的需要，学校提出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原则，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确立了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及“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发展模式。为此，逐步恢复了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新建了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新建或恢复了工业工程、航天航空等工学学科，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成立了研究生院（1984年）和继续教育学院（1985年）。1999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于1956年，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学科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特别是艺术设计在国内外久负盛名。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截至2009年8月底，清华大学有教师2698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有1247名、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有1714名。教师中全职在校工作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图灵奖获得者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3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4名。有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3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92名，讲座教授46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51名。学校现有本科专业62个；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3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8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9个；有国家重点学科（一级）21个，国家重点学科（二级）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7个。在校全日制学生25800余名，其中本科生13000余名，硕士生7300余名，博士生5500余名；另有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近5500名。有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2700余名。学校现有国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4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4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3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1个，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现有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4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9个。学校图书馆藏书360余万册，各类数据库430余个，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46000余种，电子图书超过195万册，电子资源数据总量超过61TB。出版期刊有《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中、英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版）、《世界建筑》、《装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清华法学》等。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致力于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学校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16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这些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为己任的清华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还是在学术、文化、教育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据现有统计，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时期以及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清华校友中英勇牺牲的英烈共51名，其中有共产党员32名、“民先”队员2名、“民盟”盟员2名、“民青”盟员1名。在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科技功臣中，有14位清华校友；截至2006年，历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23.4％为清华大学校友。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年轻的清华毕业生在实践中经受锻炼，正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清华大学重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在保持与发展工科整体优势的情况下，综合性学科布局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其中一些优势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学校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及文化发展前沿，努力攻克科技前沿课题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校每年承担科研项目约2000项，2009年科研经费达24.45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等纵向项目的经费超过50％。近三年来，清华大学年均发表学术论文超过1万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年公布的数据，清华大学2008年度被网络版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论文数为2589篇，位列全国高校三甲；2008年度被工程索引（EI）收录论文3381篇，被科学技术会议索引（ISTP）收录论文1905篇，继续保持全国高校第一位。2009年清华大学发表论文11114篇，其中SCI论文2737篇；2009年，清华大学共有21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高校首位。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6项。截至2009年度，清华大学累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40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4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1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43项；2009年，清华申请国内专利1450项（累计10027项），授权国内专利856项（累计5721项），申请国外及地区专利515项（累计1558项）、授权132项（累计336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60项(累计628项)。截至2009年，累计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83篇，占全国1/12。学校发挥人文社科等综合学科优势，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建议、咨询等多种形式，对国家重大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清华大学还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促进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美丽的清华园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蕴涵着清华情结，承载着清华精神，延伸着清华文脉。无论身居何处，清华园成为每一个清华人最美好的回忆与最深情的眷恋，割舍不断的情感维系着一种怀念清华超越时空的永恒。建校伊始至今，清华园早已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8年底校园占地113.9公顷（1708亩）、校舍建筑面积仅10.9万平方米，现如今校园占地392.4公顷（5886亩）、校舍建筑面积达198.8万平方米。1994年起，学校规划并逐步实施了“泰山工程”，校园实现网络化，电子化图书馆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开始实施“绿色大学”校园计划。学生文化活动中心（蒙民伟楼）、综合体育中心和游泳跳水馆，以及东、西大操场等，为学生提供了施展文艺体育才华的舞台；早年的明斋、善斋、立斋等学生宿舍，后来的1号、2号……学生宿舍大楼，已发展到现代化的紫荆学生公寓。清华园里的建筑典雅大方、朴实无华，这种建筑风格和环境，陶冶了几代清华学子。从早期的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工字厅一带）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古典建筑（大礼堂为中心），到60年代的仿苏建筑（主楼为代表），再到90年代以来新起的教学科研区的现代建筑（各个教学大楼，如经管学院、法学院大楼，建筑馆、技术科学馆等），以及教工和学生宿舍楼群，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2001年，清华大学（近代）早期建筑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期建筑和现代建筑交相映错，正是清华“人文日新”的发展轨迹和“厚德载物”的历史见证。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清华校园不仅吸引着孕育着众多的青年学子，其影响力也远播海外。2010年春天，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所邀请的建筑师和大学校园设计师评选出的14所“最美的校园”，清华大学成为亚洲唯一上榜的学校，点评为“水木清华，钟灵毓秀”。

清华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伴随祖国百年荣辱兴衰，有着一个世纪历史的清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治学理念和办学道路；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新风的清华，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激励了并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走“爱国、成才、奉献”的道路。清华1965届毕业生胡锦涛曾深情地说：“清华园里奋发向上的政治空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深深陶冶了我们，指引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正因为在六年中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1]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在浩瀚的千古历史长河中，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将随着历史的洪流而不断向前奋进，清华大学的传统与精神将继续发扬光大而永葆青春活力，清华的未来将更加辉煌。【注释】[1]胡锦涛在清华水利系1965届校友聚会时的讲话，载《新清华》，2002年第8期增刊。

第一篇 清芬挺秀 华夏增辉

铭文出处

本篇主题

清华培育了一大批在各方面出类拔萃的校友。清华的声誉来源于这些优秀的校友，他们在社会上的出色表现以及所体现的具有清华特色的精神风范，成为优良的传统书写在清华的历史上并为后继者发扬光大。[1]

第一章 虚怀若谷 一代名师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人才辈出，究其原因，与教授他们的名师们密不可分。清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拥有一批学识渊博、师德高尚、治学严谨、懂得教育规律的著名学者、大师和教育家。

清华大学作为“大师之园”，当之无愧！众多名师大师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构筑了清华辉煌的学术殿堂。他们更以精湛的学识、高尚的师德、优良的学风，为莘莘学子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他们是体现清华精神的典范和重要渊源。

从物理系的院士墙说起

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日，理科楼三楼报告厅外刚刚落成的院士墙，吸引了众多校友和学生的注意力。这里记载着82个人的名字，他们是在清华物理系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他就是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叶企孙。物理系院士墙

1925年，27岁的叶企孙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脑子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清华。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是一位曾经用X射线衍射实验正确测定量子力学中的数据普朗克常数的功勋科学家。他的4位数字的普朗克常数曾沿用了16年之久，历经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证实和许多近代科学的考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通过汗牛充栋的实验数据的系统分析，增加了一位数字，形成了今天的5位数字。而关于这一点，叶先生几乎从未对他的学生们提起过。

叶企孙到清华后和张子高、郑桐荪分别负责物理、化学、数学系的工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当年清华就建立了大学部。1929年清华大学又创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由冯友兰、叶企孙、陈岱孙教授分别主持工作。叶企孙广延名师：物理系有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恭教授，数学系有杨武之和熊庆来教授，化学系有萨本铁、黄子卿和高崇熙教授等。

叶企孙如何能延揽到众多名师?我们可以从他和吴有训的合作和交往窥见一斑。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拿着叶企孙手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聘书，来到清华园。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学者，曾以精辟的理论分析和精湛的实验技术，验证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从而享誉世界。康普顿因为这项工作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30多年后，康普顿对杨振宁说：“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位学生是吴有训和阿尔雷兹（196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始终分辨不出谁的天分更高。”

叶企孙为表示对吴有训的尊重，向学校提出，一定要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高。当他亲身感受到吴的卓越才能后，于1934年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1937年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一职，荐吴接任。时年38岁的叶企孙正值事业峰顶，人们说，他这样做是真正的“举贤自让”。吴有训后来又兼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

30年代的清华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两位名师的领导下，得到很快发展。他们不但重视科研工作，更重视实验室工作。他们还鼓励自学和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教学相长，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还常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来校讲学。美国物理学家玻尔、英国学者狄拉克、法国学者郎之万、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等都在1934—1937年间在清华讲过学。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1933届）、彭桓武（1935届）、张宗燧（1934届）、王大珩（1936届）、钱三强（1936届）、何泽慧（1936届）、胡宁（1938届）、于光远（在校名郁中正）、赵九章（1933届）、傅承义（1933届）、陈芳允（1938届）、李正武（1938届）、余瑞璜（30—52教），以及早期的王淦昌（1929届）、龚祖同（1930届）。理学院的其他系，同样成长着一批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和技术界的鼻祖。如化学系的张青莲（1934研）、陈新民（1935届）、汪德熙（1935届）、陈冠荣(1936届)，地球物理系的翁文波（1934届）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数学系的林家翘（1937届）、戴振铎（1937届）、陈省身（1934研）等，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据许多年长的校友回忆，当时的清华理学院，尤其是物理系，可以说是盛极一时，而大家最难忘的是叶企孙老师。

在叶企孙的遗物中，有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考卷，答卷人是李政道。李政道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的电磁学教授是叶企孙，而这张考卷上，严厉的叶企孙只给了83分：理论题一个小的疏忽扣2分；实验“不够认真”，扣15分。当时常拿满分的李政道在学校小有名气，这个83分，深刻在他心里。但不久叶企孙发现，李政道的参考书不是他指定的，马上说，你可以免听我的课。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通知，让他选2名学生赴美学习。吴有训先选中自己的助教朱光亚，叶企孙闻讯向吴有训推荐才上二年级的李政道。当李政道到南京去取路费和护照时，人们惊异怎么来了一个“童子军”，当时李政道只有19岁，“穿着短裤”。1998年，叶企孙少年就读的上海敬业中学隆重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纪念及铜像揭幕典礼，数学家苏步青题写“一代师表——叶企孙”；李政道应邀出席，他对自己的老师感恩备至，说：“没有叶老师的推荐，我不可能去美国留学，也没有我的今天！”

让后人感到欣慰的是，叶企孙一手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82年恢复了建制。如今，物理系已度过了80余年的风雨。在今天的校园里，当年物理系所在的科学馆分外引人注目。在这里，聚集着物理系优秀的教授和学生。叶企孙先生的铜像安放在门厅一侧，叶先生仍然在用他那睿智的目光审视并激励着这些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后来者。叶企孙铜像

七张邮票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先后发行了三套《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共12枚，其中7枚是以清华校友人物为形象。他们是：竺可桢（1910届）、吴有训（教）、华罗庚（教）、张钰哲（1923届）、侯德榜（1923届）、熊庆来（教）、梁思成（1923届）。

他们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是清华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名字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理学院内，有一位与叶企孙和吴有训二师齐名的教授叫熊庆来。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早年曾留学法国。1926年，熊庆来应叶企孙之邀来到清华算学系，不久任算学系主任，后任理学院代院长，他先后聘请了孙光远、杨武之、曾远荣和赵访熊等教授。1930年，熊庆来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教师之一。蜚声当代数坛的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此外，许宝（马录）、林家翘、柯召、段学复、徐贤修、庄圻泰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清华数学系成长起来的。七枚清华校友邮票

20年代末，我国数学界曾出现一股争论世界数学难题的热潮，其中之一就是用四则根号运算方法解代数的五次方程式。关于这个难题，数学家阿贝尔（N.H.Abel）早在1816年就证明是不可解的。但是1926年上海的《学艺》杂志却发表了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该论文发表后，颇引起一些人的震惊和疑惑，年轻的华罗庚阅读这篇文章后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具体指出了苏家驹文章的错误之所在。华罗庚的文章引起了熊庆来的注意。熊庆来敏锐地发现华罗庚有数学天分，就托自己的高足、也是华罗庚的同乡唐培经和华罗庚联系。当熊庆来知道华罗庚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通过自学数学已经钻研得很深，惊奇之余，格外珍惜。他与系里的杨武之等教授商量，大家都赞成将华罗庚调来清华工作和培养。熊庆来的举荐得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支持，于是破格聘华罗庚来清华算学系工作。1962年5月，华罗庚和数力系学生在一起

当年的清华园十分讲究学历，然而，熊庆来始终坚持才学第一、学历次之的观点，他不顾别人的议论，将华罗庚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让他有时间、有条件学习，并且有机会听教授们讲课。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得以迅速成长。一年后被升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华罗庚在数论及分析领域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

后人总结华罗庚的成功经验，认为除华罗庚一生勤奋努力外，熊庆来有知遇之恩，杨武之引导他走上数论的道路，郑桐荪力主破格提拔他为助教，都为他的成功创造了良好条件。华罗庚本人一直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清华就是他的母校，是清华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辞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之聘，回清华大学任教。他还在回国途中发表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中华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华罗庚的一片赤诚和执着影响了许多海外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1950年至1957年，华罗庚在清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像他的恩师熊庆来一样十分爱惜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勇于提拔人才。后来他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中国科技大学，又相继带出了一批数学新秀，如王元、万哲先、陆启铿、潘承洞等。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做学问不要迷信，要勇于和强者较量，认为只有和强者较量才能增长见识和做出高水平成果。他多次对学生讲，在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精神之一是创新精神，要做出新的东西。而对学术评价，他主张“早发表，缓评价”，“努力在我，评价由人”。他说：“我们以往有许多评价太急，在国外造成不好的印象。在国内我就不知道有‘华不等式’、‘华方程’、‘华算子’、‘华定理’，等等，出来之后才知道那是指的什么，好的工作，国外人家是不会抹煞的，与其自己这样说倒不如10年20年后由人家说去。”华罗庚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不说和清华师长的言传身教有关。[2]

清华园名师的“家族现象”

在我们解读那些对中国的科教事业和清华的精神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名师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特殊关系的人群所起的作用。他们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子，或者是夫妻。代表性的有：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杨武之、杨振宁，钱三强、何泽慧，张子高、张滂，萨本栋、萨本铁，张申府、张岱年等等。

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梁启超父子。梁启超（1873—1929），我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著名的报人、新闻学家。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曾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他的一次演讲。1925年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是四大导师之一。他对清华早期的校风、学风，以至学校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梁启超不但学识渊博，功力深厚，他谦逊的气度也为后人所敬仰。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中，学术各有千秋，是不宜排什么“座次”的。但由于年龄和资望的关系，人们有时候也常排一排，把王国维排首席时居多，有时也常把他排在首席。而他本人有一次在跟同学谈话时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国学研究院创始之日，在请不请当时尚在国外的陈寅恪先生来校任导师的问题上，他与曹云祥校长曾有歧见。曹问：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不是博士，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受父亲梁启超的影响，梁思成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深厚的兴趣。这为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终生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奋斗一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思成，1901年出生于日本，1915年至1923年就读清华学校，后赴美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6年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教授兼系主任至1972年。梁思成不但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对他的评价，数他的清华同窗、后来受他之邀在清华建筑系任教的陈植老学长所说的最为中肯：“梁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毅力惊人，贡献杰出。”关于梁思成的博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人民大会堂建设完成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说：“人民大会堂是17万平方米，我们只建了10个月，而故宫总面积大约与此相当，那是盖了多少年？”梁思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从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开始共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建成。”在座的人无不惊奇，会后人们都赞叹说：梁先生真不愧是建筑史学家，确有真才实学呀！

关于梁思成的品德方面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主要表现在他的识才、爱才、培养人才、罗致人才。为了组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梁先生选贤任能，除了聘任有素养的建筑教师、美术教师，还尽可能聘请和培养一些有特长的专业教师。例如，他将莫宗江先生从一位青年绘图员培养提拔为大学教授；听说高庄先生有才但性情刚直，梁先生说他可以主动让他三分。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也是梁思成一手培养出来的。据吴良镛先生回忆：“我在大学时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碰巧梁思成先生看到了，他就托人将我招为他的助手。后来又推荐我去美国沙里宁教授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

在梁思成的事业和学术发展道路上，他的夫人林徽因教授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林徽因，1904年出生，早年留学海外学习建筑和美术，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还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30年代初，她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从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他们夫妻走遍了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二十几篇，另有部分篇目为其与梁思成等合著的建筑论文。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此外，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工艺，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华建筑系创建之初，因工作需要梁思成赴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林徽因带病支撑起建筑系的筹建工作，她和同仁们齐心协力将原来只有两间房子的建筑系办成有近30名学生，十几位教师，学术文化都非常活跃的一个系。据吴良镛先生回忆：“这两年，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但教师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

在梁氏家族，还有一位和清华结缘，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人物，是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梁思永，1904年出生，1915年至1923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毕业后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即杜特孟学院)主修历史，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在此期间参加了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还整理了著名学者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所发掘的部分陶片，并写成了英文专刊。1930年毕业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由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在献身中国考古事业的同时，还为培养中国考古学人才作出贡献。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受到梁思永熏陶和培育的夏鼐、尹达、郭宝钩、尹焕章等，均成为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需要补充的是，在梁启超所育的9个子女中，最出名的除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外，还有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梁思礼，中国科学院院士，参加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是中国导弹控制技术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在把远程地地战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送上天的伟大工程中，他担当副总设计师的重任。

一代名师梁启超可谓满门俊秀，一家三院士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他们倡导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除上文提及的梁启超先生，以下简述另外三位学者。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国学大师，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

1925年2月，王国维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他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阐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地理等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另为主任吴宓（陈丹青创作的油画作品）〕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治学境界之说脍炙人口。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生动地反映出他之所以能够登上学术高峰的原由，同时也给后人以久远的深刻启迪。

王国维对学生爱护有加。当时，姜亮夫眼睛高度近视，王国维怕出意外，不顾自己视力很差，晚上坚持送姜亮夫过桥。多年以后，姜亮夫对此事仍感佩不已。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被誉为20世纪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历史学家。

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留学期间，他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6月留学回国后，只有36岁的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陈寅恪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他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他请过假。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几乎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陈寅恪请教，而且一定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陈寅恪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弟子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同时，他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至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师生昼夜轮流守护。

清华国学院停办后，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 “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史学界称陈寅恪为“一代文史大师”。他的学术论著，在国外也备受推崇：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列入必读书；《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武进人。一代语言学大师、著名音乐学家。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1910年考取清华学堂前身“游美学务处”的第二批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5年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赵元任回国在清华学校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次年再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到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增办国学研究院后，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讲授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8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赵元任还经常说或写一些带一点警辟意味的格言式的东西，比如他给学生王力的一篇论文的批语是：“言有易，言无难。”1926年5月，他还曾写了一篇格言体的《语条儿》，共十八条，其中几条是：

△笑话笑着说，只有自己发笑。

笑话板着脸说，或者人家发笑。

正经话板着脸说，只有自己注意。

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

△现在不像从前，怎见得将来总像现在？

△要改一个习惯，得拿上次当末次，别同他行“再见”礼。

△节制比禁绝好，禁绝比节制容易。

△要做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

△有钱未必有学，可是无钱更求不到学。

△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

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

△没有预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

凡是带凡字的话，没有没有例外的……

1938年以后，他相继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和中国音乐课程。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晓庄歌曲》、《民众教育歌曲集》、《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83首、编配合唱歌曲24首、编配民歌19首、器乐小品6首，总计132首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便是他和刘半农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名歌曲。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四大导师”及其他一批名师，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他校的国学院所，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新时期清华国家级名师：“精品课是一种境界”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步伐加快，清华大学涌现出一大批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改革传统教育教学，在创新课程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优秀教师，特别是长期从事基础课程教学的优秀教师。

2003年，教育部组织开展了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评选、表彰。奖励“国家级教学名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清华大学申永胜、李砚祖、吴庆余、范钦珊、袁驷榜上有名。当年的教师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国家级名师颁奖大会散会后，一位年轻记者找到袁驷教授采访，上来先问：获得名师奖是不是很高兴、很兴奋?袁教授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太稚嫩，一边摇头一边回答：“得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做这些教学工作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这个奖呢;当教师就是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置身于荣誉之外而甘于奉献，这是做教学工作的一种境界。如果你认为我们得了名师奖就多么兴奋的话，你就低估了我们这些名师们的境界。”

精品是一种意识，精品是一种精神，精品是一种追求，精品是一种境界—— 一种精益求精的境界。袁驷教授在教学科研奖励大会上的发言进一步指出：“对于清华大学来讲，精品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教书育人的责任，一种引领潮流的责任，一种模范示范的责任；清华，在满意于获得了最多的国家级名师和精品课程之余，应该告诫自己：清华，应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更大的贡献。”

袁驷教授主讲的结构力学获国家级精品课，特别是在网上专家评审中获得了97.55的最高分之后，引起了多家媒体和社会多个层面的兴趣和关注。就结构力学而言，精品课“精”在哪里? 袁驷教授归结为四点，即：精在点点滴滴，精在方方面面，精在前瞻的创新，精在科学的远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精品课是一种境界!

以结构力学为例，在教学方面，结构力学教研组的教学研究课题“结构力学课程新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于2001年分别获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教材方面，龙驭球院士主编的《结构力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袁驷教授主编的《结构力学求解器》也于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在教师方面，袁驷于2003年获北京市和国家级首届百名名师奖；在课程方面，结构力学又获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并获得了最高分。所以，在教学、教材、教师、课程这几个主要方面，结构力学都拿到了国家级的最高奖。可以说，精品课要精在点点滴滴，精在方方面面。

再以结构力学为例，在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时，他们将课程的特色概括为如下三点：（1）创新性：新体系、新内容、新手段、新思路。本课程无论是内容体系、编写的教材、研制的软件和建立的网络课程等等，都有很高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的含量。（2）先进性：既保留了结构力学的学科体系，又有实质性的改革和发展，顺应并符合新世纪教学发展的规律，代表并引领了课程发展的趋势和方向。（3）示范性：无论是课程体系、教材、软件等，都在全国高校中有较大的影响，具有较广泛的辐射性和示范性。

他们坚持在教学中不断地挖掘科学的创新源，因为他们深知教学中的确蕴藏着深厚的科学创新的资源——因其深而艰，因其厚而难，因其艰难而呼唤勇气、智慧、执着和奉献。所以说，精品课要精在前瞻的创新，精在科学的远见。

至2009年，钱易、柳冠中、华成英、申永胜、李砚祖、吴庆余、范钦珊、郝吉明、袁驷、傅水根、陈信义、李艳梅、孙宏斌等13人获“全国教学名师奖”，总数居高校之首。

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的美院艺术家

1999年久负盛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一强强联合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优势，为清华带来众多艺术教育大家，张仃、吴冠中、常沙娜就是其中的代表。

张仃（1917—2010）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家。新中国建立后，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参加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徽等重要任务的设计工作，被称为“新中国形象设计师”。他认为艺术家应当既能认真研究、汲取古典艺术传统的精华，又能挑战传统、跳出传统，师古人之心，而非师古人之迹。在精研传统的同时，张仃主张贴近生活，50年代初他与李可染等一起倡导中国画写生，开创了中国画直面社会和自然写生作画的一代新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直接推动和影响了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的进程。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后，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张仃教授与中青年学者在一起

吴冠中，1919出生，早年考取留法公费，毕业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他毅然回国任教，曾于1953—1956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并从1964年起，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他是20世纪现代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多年来他不懈地探索东西方绘画两种艺术语言的不同美学观念，致力于将中西艺术结合在一起，将中国绘画艺术推向世界。他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使他的油画，尤其是风景油画产生一种抒情诗般的感染力。在中国画创作中，他力图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精神，并探求中国画的革新。他的水墨画构思新颖，章法别致，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简括对象，以半抽象的形态表现大自然音乐般的律动和相应的心理感受。在“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的创作理念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他的作品表达了“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心底”的真切情感，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具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2008年12月，设立“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励基金”签字仪式现场

吴冠中把创新精神视为艺术与科学的生命所在，2008年12月，他将水墨代表作《长江万里图》拍卖所得的1275万余港元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励基金”，用以奖励艺术与科学创新人才，鼓励青年学生加强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培养，探索艺术与科学、真理与美的内在联系。

常沙娜，1931年出生，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家。她少年时代曾跟随父亲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五六年，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之后去国外留学，接触到世界各国文明，使她真切地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伟大。1951年，从美国学习绘画归来的常沙娜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推荐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从此走上了一条艺术设计和艺术教育之路。经过多年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继承、创新和运用等探索性研究，她巧妙地将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生活所需的工艺美术设计中，使她的设计既传统又现代，富丽而大气，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大国所应具有的艺术品质。常沙娜曾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和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设计，以及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1997年，她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注释】[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水木清华 群星璀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丁宇、刘景云：《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1]

第二章 两弹一星 功勋卓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经济上一穷二白，科学研究上处于草创时期，西方国家欺负我们，封锁我们，北方邻国背信弃义，断绝外援。一时间，“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为了国家的安全，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人民必须永远摆脱受强权欺侮的命运。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也要造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那个东西，人们就说你[2]不算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3]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

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己任，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踏上“秘密历程”，奔赴沙漠戈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上创造的人间奇迹。《以身许国图》：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14位清华校友。左起：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杨嘉墀、王希季、周光召、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锷

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14位清华和西南联大校友，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们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也是清华永恒的骄傲。他们是：1929届物理系校友王淦昌，1933届物理系校友赵九章，1934年清华公费留美生钱学森，1935届物理系校友彭桓武，1936届物理系校友钱三强、王大珩，1938届物理系校友陈芳允，曾在清华读过研究生并担任过教职的郭永怀，1940届清华航空系校友屠守锷，40年代曾在清华任过教职的杨嘉墀，1942届西南联大机械系校友王希季，1945届西南联大物理系校友邓稼先，1945届西南联大物理系校友朱光亚，1951届清华物理系校友周光召。

除了以上的14位校友外，在这座伟大的历史丰碑上，还有一批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清华校友，如1936届物理系校友何泽慧院士、1948届物理系校友黄祖洽院士、1951届物理系校友唐孝威院士、1952届物理系校友胡仁宇院士等。在我国某核试验基地先后任职的十几位司令员中有5位是科技人员，其中有3位清华校友。在千千万万为“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中更有数以千计的清华校友，仅在西北核试验基地亲身参加1964年首次核试验现场工作的清华校友就有27位。

无数清华学子以他们“行胜于言”的作风，演绎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母校清华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参加“两弹一星”的校友都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期，他们目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念深深地埋刻在他们心底。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许多人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的需要之中。“爱国、报国”的精神贯穿了他们一生。[4]

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1913年出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中国的奥本海默。他在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使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他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在法国留学和工作的11年间，钱三强在卓越的科学家伊莱娜·约里奥指导下，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他和夫人何泽慧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在法国科技界享有极高声誉。

1946年，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金。接着，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留法人员中，得到这样学位职位的中国人，只有钱三强一人。从少年时代就向往实业救国的他，在学业有成的时刻越来越迫切地渴望回到中华大地去施展抱负，倾其所学报效祖国。他的这一举动，受到导师伊莱娜的大力支持。临行前，她对钱三强说：“11年了，你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实验室是有贡献的。你这次走，需要带的，尽量多带一些。”钱三强知道，导师指的是镭。伊莱娜还把一份工整的评议书交给钱三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物中，他最为优秀……”

37年后，72岁的钱三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深情地说：“……我不仅从两位导师那里接受核科技的指导和关怀，他们的爱国热忱，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以及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所表现出的胆略，都使我永远不能忘怀。”[5]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1907年出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50年代中期，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组织并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是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开发历史上的最重要成果，被誉为该领域早期最著名的实验之一。

1960年12月24日，在原子核研究所4年任期届满后，王淦昌匆匆返回祖国，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当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学家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王淦昌不但没有怨言，还将他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赠给国家。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专家。他们还讥讽我国离开他们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下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尖端技术，为了吸取苏联毁约的教训，表达中国人民迎着困难上的决心和意志，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定为“596”。

1961年4月1日，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约见王淦昌，说有要事商量。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也在座。刘杰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一件事，这和杜布纳的事完全不同，是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试武器——原子弹！”他还向王淦昌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强大。

王淦昌听后思绪万千，想起35年前“三一八”惨案的那一天晚上，叶企孙老师在清华大学北院7号家中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负我们？……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他后来回忆说：“从那时起，我下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祖国需要更强大正是我多年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愿望，投身原子弹的研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用一句话表达我的感情：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当然明白，以身许国意味着什么，他改名“王京”，从此，54岁的王淦昌隐姓埋名与世隔绝17年。和他一起到二机部九所报到的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彭桓武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郭永怀。他们三个均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所长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觉。[6]

彭桓武：回国不需要理由

彭桓武，生于1915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设计工作主持人。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对我国核事业和理论物理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由于学业出色，被传颂为清华物理系理论物理四杰之一（另三位是王竹溪、杨振宁、林家翘）。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世界物理学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教授的学生，并于1940年获博士学位。

玻恩曾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通信中赞赏自己的学生：“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他还推荐彭桓武去爱尔兰都柏林的另一位物理学大师薛定谔手下工作，彭桓武与薛定谔的助手、也是玻恩的学生海特勒合作，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其中最著名的是世界物理学界的HHP理论。后来，彭桓武又回到导师身边，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师徒二人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买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随后，彭桓武应薛定谔之邀，接替海特勒任助理教授，时年30岁。1947年，彭桓武先后接到中央研究院萨本栋院长、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的聘书，按捺不住回国的迫切心情，回到了离别9年的祖国。在他中止的多项研究中，已有两项被后来的研究者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许多人为他惋惜，认为回国阻隔了他与诺贝尔奖结缘。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回国？”他不假思索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7]

邓稼先：中国人永恒的骄傲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总负责人，并参与和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实验，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进行大量基础理论研究和计算，作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8月20日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九天后上船回国。在研究“两弹”前后，历任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将邓稼先找去。钱三强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明白了钱三强的意思。这天晚上，他告诉妻子许鹿希：“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虽然许鹿希不知道邓稼先调到哪里去，干什么工作，但她知道，他一定做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她默默承担了家里的一切。

接到任务的邓稼先带领着一帮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渺无人烟的郊区，后迁至青海省大草原上方圆几百里的荒漠之处，以后又迁到大西南崇山峻岭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研究工作，一切几乎从零开始。作为九院理论部的主任，邓稼先靠着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拿出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选定了中子物理、液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这三个主攻方向，和同伴们一起，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为原子弹研制理论设计工作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又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工作，后来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于（于敏）方案。

由于条件有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邓稼先几乎天天接触放射性物质。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放射性的强度，使邓稼先等人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7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事故发生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试验弹从高空径直摔到地上。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始终未找到核弹踪迹。邓稼先决定自己去找，尽管领导和同志们都反对，他还是将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乘着吉普车在大戈壁到处迅跑。终于找到了出事现场，他拦住同行的同事和司机，自己向最危险的地带冲去。终于，碎弹片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有毒的危险放射物。由于大剂量的辐射，在他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殚精竭虑16年后，邓稼先1986年因直肠癌在北京不幸逝世。

在他逝世后，张爱萍将军用这样震撼人心的词句表达了大家深深的思念：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报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邓稼先的挚友杨振宁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邓稼先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邓稼先是最具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邓稼先的气质和品质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民族作了历史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8]

王大珩：从废墟中创造奇迹的人

王大珩，1915年生，光学专家，两院院士。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大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等职。

王大珩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时与钱三强、何泽慧、于光远都是同班同学。毕业后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曾在叶企孙、赵忠尧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为寻求救国之路，他曾经到过兵工厂工作，在兵荒马乱、江河沦丧的年月，却报国无门。但他坚信只要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华民族才不会受到欺辱，遂产生了强烈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念头。1938年他通过考试，取得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学习资格，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硕士学位。二战爆发后，王大珩从战争中直接感受到光学玻璃在武器中的大量使用，决定到雪菲尔大学跟随世界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从事玻璃研究，并攻读博士学位。正当王大珩一切进展顺利，也做好了撰写博士论文的准备时，英国最大的昌司玻璃公司需要一位从事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一位朋友推荐了王大珩，公司对王大珩的条件很满意，希望他能加盟。王大珩认识到学历对一个知识分子固然是重要的，但掌握先进的技术对国家更重要，我国在光学玻璃领域真正是一片空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学玻璃研制。直到1948年回国，王大珩在昌司公司工作了整整六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日后创建我国的光学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建协议的情况下，王大珩受命来到导弹基地，任务是对苏联专家在这里干了一半的光测设备进行全面诊断，并排除故障，安装调试，使其能尽快投入正常试用。王大珩带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整整拼了五个月，把安装了一半的仪器设备全部检修完毕投入运行。之后，他所领导的长春光机所成为我国国防科研的重镇，两弹研制中一系列的光学设备和重大技术攻关项目都由他们来完成，为两弹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因此而使长春光机所成为我国应用光学的摇篮和奠基地，之后又分别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等科研教学基地，培养了一大批我国光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

1992年的一天夜里，王大珩这位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家失眠了，他翻开《庆祝王大珩教授从事科研活动五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发现收录的40篇学术论文中，只有6篇是他自己写的，而这6篇还都是在他34岁之前写的。此后，他竟没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仔细想来，有点遗憾。但他没有后悔，在从事具体科研和做科研管理组织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个人的志趣、利益和国家的需要之间，他选择了国家的需要。“两弹”元勋们以身许国、爱国奉献的事迹还有很多，他们共同体现了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他们！【注释】[1]科学时报社：《请历史记住他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2]毛泽东：《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毛泽东：《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载《党的文献》，2010（2）。[4]葛能全：《钱三强传》，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5]清华校友总会：《清华校友通讯》，复30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6]清华校友总会：《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九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7]清华校友总会：《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四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8]宋健：《两弹一星元勋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三章 “神舟”“嫦娥”再立新功

2003年10月16日，是中华民族又一个骄傲和自豪的日子。39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声东方巨响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脊梁；39年后的同日，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遨游太空14圈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又相继升空，航天员顺利完成了太空行走。2007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像，这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征程上完成的又一个伟大创举，是几代航天科技工作者自强不息，用他们超人的智慧，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科学求实，发愤图强，拼搏奉献所谱写的壮丽诗篇。在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中，又有一大批清华学子，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谨选取几位毕业于不同年代的校友代表，简述他们的事迹。[1]

王永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2004年2月20日，国家科技最高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位年过七旬的科学家在答谢辞中说：“载人航天工程是千军万马的事情，不是几个人能够干得了的，我个人也就起到了一部分作用。”“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他就是王永志。

王永志，1932年出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1961年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攻读飞机设计和导弹设计专业。曾任航空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先后担任战略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CZ-2E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几种运载火箭的研制总指挥。1992年11月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1992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2004年5月受聘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首任院长。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40多年来，他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获奖是众望所归。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中尉站了起来：“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许多专家予以反对，钱学森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很对，就按他的意见办。”按照王永志的办法，火箭卸出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当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时候，钱学森推荐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钱老又推荐王永志当总设计师。“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王永志给恩师钱学森打电话说：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钱老回答说：“好呀，好！我高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源于“863计划”，决策于“921”那天。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王永志等人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汇报后。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搞载人航天意义重大。江泽民总书记说，今天就作个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把载人航天搞上去。

从那时起，王永志就走马上任，担任了“921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和大家一起制定了自主创新、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策略。他们说：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不相上下。他们把赶超目标瞄准当时在用的俄罗斯“联盟—TM”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第三代飞船。

王永志认为，要跨越发展，就不能墨守成规。他说：“我们没有必要跟在人家后面走‘猴子变人’的漫长试验过程。但是，人家的飞船能上人，不等于我们的飞船也能让中国的航天员平安返回，必须保证航天员在太空的生存条件。为此，我们搞了个‘拟人代谢装置’，能像人一样呼吸，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我们利用无人飞船连续试验了几次，证明我们的飞船完全可以达到3人飞行7天的供氧要求和其他生存条件。”

王永志还和他的同伴们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为下一步搞太空交会对接打下了基础。国外进行空间交会对接试验时，每次必须连续发射两艘飞船，一艘上去后，紧接着再发射一艘上去和它对接。航天员杨利伟归来时，与他一块儿上天的轨道舱还在太空继续运转，还在对地观测，继续做空间科学实验，等待着与下一艘飞船对接。这样我们每次就省下一枚火箭和一艘飞船，还可少建一个发射工位，一次就为国家省去好几个亿。俄罗斯飞控中心的技术主任巴丘卡耶夫听说后，感叹了一声：“哎哟，都说中国人聪明，真是名不虚传啊！”

2001年4月，王永志到俄罗斯参加加加林上天40周年庆祝活动时，回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和杰出毕业生金质奖章。在这个仪式上他应邀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特点。王永志刚讲完，他当年的老师米申院士就大声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这个声明很有分量，因为他就是“联盟”号飞船当年的总设计师。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还有一位清华校友一直和王永志并肩作战，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神六”发射时退二线）。他们两人同一年从东北考入清华航空系，院系调整后，戚发轫到了北京航空学院，1957年毕业于北航。戚发轫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国内卫星通信工程第一副总设计师，“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总设计师，“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等，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

栾恩杰：“嫦娥”探月总指挥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顶尖级的指挥人物中，还有1968届清华校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栾恩杰、中国“嫦娥”探月工程总指挥。

栾恩杰，1940年生于辽宁，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历任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国家航天局局长，200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激发了全国人民对航天的热情。一谈起这些，栾恩杰的骄傲和自豪就溢于言表：“在我当航天局局长的时候，中国人上天了，我这个航天局局长光荣啊！没有哪一项事业能像航天这样表现高科技的实力和综合科技的发展；没有哪一项事业，它的成功能如此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振奋全民族的精神。”“可上九天揽月”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奔月而去，11月26日上午，“嫦娥一号”传回了清晰的月面图，这标志着中国首次探月工程大功告成，中国人几千年的美丽梦想成为现实。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成为我国航天活动的第三个里程碑，它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

成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进入月球轨道的航天器，第一次把天文测量手段纳入到航天测控系统中来的航天器，第一次突破原有天文事后观测模式的航天器，第一次全面实现国际联网合作……

2002年4月，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机械工程系七十华诞，栾恩杰在贺信中写道：“母校与母系的恩德长存吾身。愿母系随母校之进取而腾飞，祝母校跻身世界一流名校之愿早成。”

顾逸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

顾逸东，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长期从事宇宙射线和高能天体物理试验研究。曾组织领导了高空科学气球系统的建立，组织指挥了一百多次高空气球科学探测和试验。1992年开始载人航天应用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现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2005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逸东是学核物理的，后来从事基础性研究。1992年从参加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开始，他加入到航天领域。1993年到中国科学院的空间总体部工作。他知道介入航天的工作时间比较短，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涉及的面非常宽，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他勇敢地面对这样的挑战，完成了必要的转变。

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包括中国科学院内外四十几个研究所，集中了众多高水平的科学家，大家的专业特点、个性和学术气质都很突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争论是经常性的，顾逸东总是能坚持把科学家活跃的创新思维和航天工程的严格要求结合在一起。有人将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比喻成优秀的演奏家，应用系统演奏的是同一个旋律下的气势磅礴的交响曲。而这个乐队的指挥就是应用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逸东。

顾逸东曾经说：航天事业要求高标准，无形中也对我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实事，同时希望追求尽可能好、追求完美，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做到自己满意。[3]

孙凝生：中国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飞天，这是一个深埋在中华儿女心中几千年的梦想，而他，为了这个梦想奋勇拼搏了44年。44年间他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的火箭研制发射工作，先后担任四种重要型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44载的风霜染白了他的满头青丝，44载的奋斗也铸就了他在航天领域的辉煌。他，就是祖国载人航天功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清华大学自控系1960届校友孙凝生。

1988年，我国承接了发射“澳星”的合同，但发射需要的大推力捆绑火箭还没有研制出来。这样的项目如果在美国也要3～4年，可给我们的时间只有18个月。孙凝生和同事们拼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1990年7月16日，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如期成功发射。外方专家心服口服：“你们中国人真行！”

向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对孙凝生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1992年，他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中“长二F”火箭的研制工作。载人航天要求高安全性、高可靠性、高质量。为此，孙凝生提出了全冗余设计的思路。全冗余技术简单地说就是采用双保险的设计，一套设备出了问题，另一套可以在以毫秒计的时间里切换。经过孙凝生多次申请，2000年2月3日，上级终于同意进行全冗余的设计，但前提是不能打乱原有的系统，并且要在“神三”发射前全部完成。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却要完成正常情况三年的任务，孙凝生和同事们优化试验方案，废寝忘食地拼了一年多，终于使“长二F”控制系统冗余面提高到95%以上，成为我国设计可靠性最高的“神箭”。

一次发射“澳星”，中央电视台特意现场直播，可点火后火箭没起来。经查，是控制部件的一个触点上有一毫克级的多余物引发了短路。虽然这次事故被定性为发射终止，但在孙凝生心里，这就是一次100%的失败。当得知有小学生看到发射失败，担心外国人索赔，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寄来时，孙凝生眼睛湿润了。

曾有人问孙凝生：从事航天40多年，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往往成功的那一刻，您并不是站在第一排；而失败的时候，您很可能站在前排，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您？孙凝生回答说：“航天事业是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如果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尽微薄之力，人生无憾！”[4]

杨保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杨保华，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并被免试保送至航天工业部（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留所从事卫星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杨保华参加了我国多种空间飞行器的研制与管理工作，成绩显著。2008年，因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作为“神七”飞船抓总研制单位的领导，对杨保华和其他“神七”幕后团队的同志们来说，最难忘的其实并不是飞船发射运行那几天，而是飞船研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相对“神六”而言，“神七”因宇航员要出舱活动，所以研制了全新的气闸舱替换过去的留轨舱。返回舱要在外形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多增加一名宇航员，还有相应的给养、排泄装置，所以减重成为“神七”返回舱研制的首要问题。这些给“神七”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经过技术攻关都可以完成。‘神七’最大的难关其实还是如何确保质量。”杨保华说，“这主要是因为人员的更换。我们航天系统内最早一批从事载人航天的同志，很多在‘神五’之后就退下来了，到‘神六’时只剩下一部分，再到‘神七’就几乎都是新人了。很多外协单位更是如此，原先熟悉载人航天相关质量要求的人员很多都因为正常的人才流动离开了原岗位，新人员对载人航天的要求还不够了解，在产品研制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带来了很多质量隐患。最后，我们请来我们研究院许多有经验的设计师，对飞船系统主要协作单位一家家进行工艺和质量复查，告诉他们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改正。”

为了保证进度，在“神七”出厂前的那段日子里，一线的同志们几乎是24小时连轴作业。而身为行政领导，杨保华则在人力、物力资源上尽全力提供最大的支持和保证，并在重大技术节点问题上亲自监督把关，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作为院长，他既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也是质量工作和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如此巨大的压力和担子，放在一般人身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却说：“对我们航天人而言，只有‘成功’二字！”“我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口号就是：‘用成功报效祖国’。”

吴燕生：最年轻的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吴燕生，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读研究生。吴燕生去火箭研究院的时候，正值国内出国潮、下海潮盛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单位的任务不饱满。但他坚信：中国的航天事业终究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如何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成社会真正的需要，就要做很多被看成非常基础、非常枯燥、重复性的劳动。一个人只有把一件事情做好，才可能被安排接着干第二件事情，个人的能力才会得到锻炼和提高，此后能做的事情和工作的范围才会更大一些。

他从研究院总体部一名普通设计人员做起，历任工程组长、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他担任“长二F”火箭的主任设计师，主持完成了全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型号总体设计方案和初样研制工作。而且先后参与了“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研制，在火箭大角度调姿和主动段大角度解藕控制方案的设计中，他提出了以绕弹体轴的角偏差作为控制依据的解藕控制方案和在三个波道同时加程序的方案，使箭体绕空间轴一次旋转到位。

2002年初，39岁的吴燕生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2003年1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吴燕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燕生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

在担任院长之前，吴燕生曾是一名优秀的运载火箭设计师。在他担任院长后，有人为他惋惜，说吴燕生如果不从事行政工作，一定会是一名出色的火箭设计师。然而，现实却把他推到了管理岗位，使他成为了一名率领航天大军，执掌万人研究院的管理家。

接过研究院院长帅印后，吴燕生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与技术负责人不同，身为院长，他的视野已经不再单纯停留在技术层面。如何将产品和人员调整到最佳状态去圆满完成每一项航天任务？如何让这个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研究院继续保持发展的强劲动力？作为中国航天发祥地，研究院将如何继续履行“强大国防、发展航天”的神圣历史使命？这是摆在他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吴燕生不仅勤奋刻苦研读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而且结合研究院实际，带头大胆地进行改革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注释】[1]杨振斌、郭樑：《我伴祖国共辉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刘瑞峰、吕东卉：《栾恩杰：中国“嫦娥”探月工程总指挥》，载《市场报》2005-08-26；蔡玉高、周润健：《 2007仰望星空 中国在太空里壮志凌云》，新华社南京2007年12月10日电；《栾恩杰：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机械工程系七十华诞题词》，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900。[3]刘淼、于磊：《“神箭”之魂——记我国著名火箭控制专家孙凝生》，http://www.zbnews.net。[4]清华校友总会：《清华校友通讯》，复59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第四章 红色工程师 民族脊梁

在我们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里程碑式的建设成就，是它们支撑起了我们雄伟的共和国大厦。

在这些大型建设项目的领军人物中，有一个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群体，他们来自“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园；他们成长于百废待兴的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奋斗历程与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紧密相连。

水利水电行业：在葛洲坝、小浪底、龙滩、二滩、三峡等，哪里有水利枢纽大工程，哪里就有清华人奔波的身影；

航空航天领域：从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新型运载火箭、探空火箭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中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到“飞豹—新型轰炸机”，为了国防现代化，清华人实践着“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

信息技术领域：从“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到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从中国核潜艇通信系统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工程、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清华人引领着科学技术不断超越历史；

从一汽、二汽到鞍钢、宝钢，从打石油翻身仗到建造先进的原子能电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清华校友奉献着聪明智慧和青春年华；

从南京长江大桥等大型桥梁设计，到我国第一座万吨水压机的诞生；从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到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场馆设计……

就像清华前任校长王大中院士曾经说过的：“清华人就像生命力很强的种子，无论撒在天南还是地北，都能生根，都能做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成绩。”

新时代的李冰传人

2005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建校94周年校庆，校园里彩旗招展，喜气洋洋。

在水利系馆报告厅，水利系65届（简称水五）同学毕业40周年的纪念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135名校友中有110名到场。这些已是两鬓染霜的学子，讲述了自己为祖国水利事业不息奋斗的故事。“智者乐水水升华，仁者乐山山无涯，山山水水印足迹，‘水五’同学遍天涯。”这是一位校友在座谈会上即兴作的小诗，也是他们40年人生的真实写照。他们说，水电耕耘者逐水而居，清华水利系毕业的工程师们也注定是漂泊的一生，水流到哪里，他们就流动到哪里，常年居住在深山峡谷的大小河流上。为了国家的水电建设，为了万家灯火，他们无怨无悔，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成为新时代的李冰传人。

在水利系65届的毕业生中，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三峡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院士，有数位省市地方的水利厅厅长、局长，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但却奉献卓著的水利工作者。

一个系中的一个年级，一百多人，能够对国家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堪称“工程师摇篮”的经典。

张光斗：与水“相恋”的世纪人生

说起“水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终生铭记一位恩师——张光斗。2007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张光斗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深情地写道：从1937年归国至今，70年来，先生一直胸怀祖国，热爱人民，情系山河，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栉风沐雨，殚精竭虑，建立了卓越功绩。先生钟爱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默默耕耘，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令人景仰！

张光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他一辈子几乎参加了现当代中国大大小小所有的水利工程，为发展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光斗教授（左三）对葛洲坝工程的水工结构设计和施工提出指导性意见

张光斗先生1912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1934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放弃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毅然返回祖国，并负责设计了四川桃花溪、鲸鱼口等一批小水电站。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下令让他把多年积累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但他巧施“掉包计”把资料留了下来，这些资料成为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1949年10月，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张光斗先生来到清华大学任教。

他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讲真话，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钻坑道、爬陡崖、下江底，掌握现场资料，解决各种难题，从密云水库到三峡工程，从黄河的三门峡、小浪底到长江的葛洲坝，从雅砻江的二滩、洪水河的龙滩到南水北调工程，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那一条条奔腾的江河和巍然矗立的大坝几乎都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闪光的智慧和一颗炽热的赤子丹心。进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光斗先生的视线逐渐转向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于1998年联合启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课题，对我国水资源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为解决新世纪水问题提供了权威决策参考。

到了晚年，很多高空、高海拔、深水等危险地带大家都不让他去，但他常常不管不顾，拦都拦不住。2001年春，作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89岁的张光斗到三峡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他深知高速水流对底孔过水表面平整度的要求极为关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坚持从基坑顺着脚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检查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当他用手摸到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时，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对于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说，爬40多米高的脚手架，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光斗个性好强，在脚手架上还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助手王光纶碰触到他冰凉的手，知道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艰难迈出的两腿已在微微发颤。即便如此，张光斗还是坚持查看了两个底孔。事后他对带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钱正英说：“我实在是爬不动了，要是还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当钱正英在质量检查汇报会上告诉大家，张先生为了严把三峡质量关，硬要爬脚手架，直爬得两手发凉、两腿发颤时，与会者无不深深感动。时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的陆佑楣院士在答谢专家组的发言中谈及此事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哽咽着说：“老先生为了三峡工程能如此尽心，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怎么能不把三峡工程做好呢！”

2007年春天，是张光斗先生投身于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58周年。当时，他牵挂的依然是一个“水”字：“我们要爱护中国的水利、水资源，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出版了多本专著……他培养了5000多名弟子，其中有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张光斗也将他那句“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的座右铭在一代代弟子中传承下去。他们已经成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而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几十项水利水电工程也正在造福人民。

水因情而深邃，因忧而厚重，因泽而广阔，因盼而绵长。张光斗一生为水痴恋，为水献身，因为他一生都深深地爱恋着千山万水之间的祖国和人民……

王三一：将生命献给中国的水电事业

2003年8月5日，在长沙湘雅二医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师王三一院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他50多年来为我国的水电建设事业不懈奋斗之路。

1953年，王三一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来到位于长沙的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他主持或参加设计的代表性已建工程有上犹江、柘溪、白莲河、乌江渡、东江、大广坝、东风、五强溪等水电站及五里冲等水库；主持设计的待建和在建工程有龙滩、向家坝、三板溪、乌江渡扩机和白莲河抽水蓄能等电站。参加了沅水、红水河、乌江等江河流域规划以及国内外多座大型水电站设计和审查咨询。尤以对高坝设计、复杂地基处理、高速水流泄洪消能和总体布置等方面有重要贡献和创新。

搞水电站设计的，需要经常爬山，但同事们说，他们还没有见过像王三一这样能爬山的人。一个长长的乌江考察，他挑着扁担从源头走到江尾，一根扁担行千里。撅根树枝当筷子，河滩当床睡一觉，甚至忍饥挨饿都是常有的事，但是王三一从无怨言。上世纪70年代，建设乌江渡水坝。有一个叫老虎嘴的悬崖，几百米高。王三一和同事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建坝环境，就通过一条绳索向崖顶爬去。王三一手脚并用，奋力攀援，在绳索摇晃间，突然一块大石头从上飞落下来。他头一偏，石头从眼前划过，他的两手紧紧攥住绳索，才保住性命。像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一生经历了多次。王三一觉得，这样攀山过水，收集到第一手资料才有用。

他搞过测量，拿着杆子天天跑点；他做过水文分析，每天几次测量水位，通过一个断面测量河流的流量，还有雨量、集雨环境、范围等都要研究；他还做过流域规划，需要经过对流域的全面考察观测，确立整条河的全面开发。

1996年他食道静脉大出血，硬是把医院急诊室的地面吐红了一大片，大夫为他输了7000CC的血，才从阎王爷手里把他抢了回来。那次，面对家人为他准备的寿衣寿鞋，他感到了时日的金贵，因而当他病情稍好，便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了工作。

2003年春天，也就是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肝癌复发扩散并住进医院。王三一倚靠在病床上，用颤抖的笔，给中国工程院写了一份院士建议书，后来又忍着疼痛及严重的腹水对建议进行了三次修改。以他生命之全力，为加强长江城陵矶汛期水位流量关系和防洪控制水位研究而作最后的呐喊……

王三一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设计大师，但他从来没有一点架子，从不计较名利。大家看到，年逾七旬的王三一夫妇，总是跟普通人一样，穿着极其朴素，上街挤中巴，坐公共汽车。按有关规定，中南院给他配备了专车，可这辆小车不是用来接待院里的贵宾，就是被“闲置”在停车场。

王三一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个人，在中南院人们的心中，他是一座丰碑。

张超然：三峡总公司总工程师

1966年2月，张超然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他先后主持我国20世纪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及金沙江溪洛渡、四川官地、桐子林、沙牌、冷竹关等大中型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1996年8月，他从成都勘测设计院调往三峡，任三峡总公司总工程师，实现了建设三峡的夙愿。

作为业主的总工程师，张超然要考虑的问题远不止工程技术本身。从工程的总体进度、合同依据、现场施工难度到费用等因素都得综合考虑，从而提出最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方案。他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每一项重大决策方案的提出、确定，他都要反复考察现场，查看许多资料，深入研究，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解决大江截流、二期围堰施工、永久船闸开挖、大坝混凝土浇筑等世界级的技术难题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做总工程师就要敢负责”，张超然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在永久船闸高边坡开挖过程中，遇到了一条编号为“f1239”的断层。是全部挖掉后浇100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呢，还是不挖除岩体，仅采用锚固处理？两种方案中，前者最省事，责任小，但花费也大，而且延误工期，决策进入两难之中。张超然在充分掌握现场监测资料，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后，果断提出：“采取后种办法。”实践证明，这种办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三峡工程的质量是“千年大计”。作为三峡工程质量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了确保三峡工程的质量，他费尽了心血。他主持编辑了一系列三峡工程质量标准，实事求是地向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质量专家组汇报质量情况，积极贯彻落实专家组的检查意见，研究解决了许多质量缺陷和问题，为提高三峡工程的建设质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2003年，张超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超然常说：干水电就要准备吃苦，就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怕苦就不要学水电。自从踏上了三峡工程这块热土，张超然拒绝与本职工作关系不大的出差或者出国，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三峡工地，一连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宜昌度过的。没有任何事能代替他对三峡工程的牵挂。

王家柱：英名永存三峡伟业

2002年３月底，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家柱病倒在三峡工地，经送武汉抢救，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癌晚期，生命垂危。2003年9月14日，王家柱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中走完了他64年的人生里程。

1963年，王家柱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从那一刻开始，整整40年的时间，他从未离开过水利第一线。他记得当年就是冲着水利特别是三峡工程，才报了第一志愿。他和同学们曾经说，能到三峡去挑土也心甘情愿。

在数十年的水利科技工作中，他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主持的葛洲坝大江截流设计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质奖章。作为葛洲坝建设功臣之一，还因此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以及多项科技奖励。

那个当年只想到三峡去挑一担土的王家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这项大工程的负责人。他在长江水利委员会任总工程师期间，是代表长江水利委员会为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做具体工作的总负责人、三峡论证报告和三峡环境评价报告的总起草人；在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后，他主持了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在国务院批准三峡初步设计，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后，他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三峡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为成功解决1997年大江截流和深水围堰填筑、双线五级船闸高边坡开挖和稳定、特高强度混凝土浇筑和温度控制等重大技术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保证了三峡工程的顺利进行。

三峡工程开工十年，这位副总经理就在建设一线干了十年，一次房间起了火，他竟因专注于设计图纸而浑然不觉。王家柱住院后，医生查阅病历后发现，他在三峡开工后不久已有可疑征兆，医院要求他定期前去检查，但他却一直没去，多年来带病工作致使病情恶化。

在他住院治疗期间，同志们发现，也只有用三峡才能激励他跟疾病顽强斗争。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看望他时说：“家柱，三峡还等着你去指挥截流呢！”就这样，王家柱以坚强的意志，挺过了第一个生死关头。2002年12月，在凛冽寒风中，病情稍微稳定的王家柱回到三峡，迎接去工地检查二次截流后的工程情况的专家组。这次，他在工地逗留了两个星期，最后一次仔细查看了他为之奉献终身的滚滚长江，仔细查看了他为之付出生命精华的三峡大坝。

引领建筑潮流的先锋

清华大学建筑系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于1946年10月创办，1988年成立建筑学院。从梁思成先生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居者有其屋”，到吴良镛先生孜孜以求、不断实践的目标——“安得广厦千万间”；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体形环境论”，到吴良镛先生开创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60余年来，学院共培养了近5000名毕业生，他们在国家建设岗位上、在国际建筑舞台上辛勤耕耘，涌现出一批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学术名家，造就了一批中国建筑事业各个时期的领军人物。例如，反映建筑界最高奖的“梁思成建筑奖” 16位获奖人中，清华人共有6人（关肇邺、张锦秋、吴良镛、马国馨、柴裴义、黄星元），占37.5%；全国设计大师已评过六届，建筑领域共55人入选，其中清华毕业生16人，占29%。

关肇邺：和谐建筑的缔造者

关肇邺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书后，受到梁思成和清华图书馆的吸引，转到清华师从梁思成，开始了对建筑学的追求，并暗立宏愿：一定要参与日后新图书馆的设计。

清华图书馆始建于1919年，是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1931年学校扩建图书馆，由中国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扩建前后的两部分建筑风格和谐统一，犹如一气呵成。关肇邺由中体会到尊重历史、尊重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和前人的劳动创作，建设和谐统一的建筑环境，是当今在旧建筑群中设计新建筑的重要原则。

新时期，清华的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关肇邺承接了图书馆三期工程的设计任务。新馆的建筑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为前两期的三倍，但是老馆附近可用空间较小，关肇邺采取了“尊重历史，甘当配角”的设计思想巧妙地予以应对。为了在气势上不压倒临近的大礼堂，并突出老馆的位势，他将新馆的主体设在靠后的位置上，新馆大门收在里面，让旧馆带有“图书馆”字样的大门依然朝向前来的读者，同时新馆高度控制在低于大礼堂5米左右。新馆低调地置于旧馆的一侧，共同完成了对大礼堂的衬托呼应。在建筑风格上则与旧馆保持一致，沿用了红砖墙、坡瓦顶、局部平顶女儿墙、半圆拱门窗以及隐没在绿荫或爬墙虎中的西洋建筑细部这些清华园建筑形象特征。同时，新馆门前移来的喷水池，增加了可以围坐的石围；在新馆大厅前侧设置了可以休憩的小厅，体现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境界。新馆建成后，令人感叹不已的是三期建筑浑然一体，不知底细者很难发现是一个前后延续了70余年的建筑群体。

凭借1991年落成的清华图书馆新馆，关肇邺一举夺得“1992年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1993年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设计一等奖”、“国家工程设计金奖”等诸多荣誉，清华图书馆新馆也入选“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时隔12年，关肇邺以与清华图书馆迥然不同的风格为北大设计了新图书馆，不论是整体或是细部，在仿古环境的协调和时代感之间取得了和谐的平衡，得到专家和北大人的一致认同。关肇邺的设计作品遍布大江南北，受到广泛赞誉。

丘吉尔曾说：“人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塑造了人。”关肇邺说：“出于建筑师的责任感，你要用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很好地影响使用它和在它周围的人。”在青年时代深受梁思成、林徽因的教育影响，关肇邺院士在感激和崇敬恩师的同时，以承继先辈的事业为己任，一方面坚持教书育人，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设计师；一方面以自己的优秀作品奉献给社会。（注：本节参考了《建筑师》杂志赵聪慧的同名报道文章）

江欢成：树世界建筑丰碑

1994年10月，在上海浦江东畔，亚洲第一高、世界第三高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它以气势恢弘的英姿直指苍穹，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派和风度，成为上海腾飞的标志。

清华大学1963届土木系校友江欢成，就是这座被国际同行赞誉“同埃菲尔铁塔相比也毫不逊色”的上海新地标的总设计师。

1987年，江欢成就率领华东建筑设计院一批设计师开始东方明珠塔的前期工作。他们反复研究，精心构思，设计出5个方案参与竞标。最后，他们的东方明珠塔以其标新立异的构思，不同凡响的结构，独特壮美的造型，从12个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看了高兴地称之为“Landmark”，亲自拍板定案。

如今人们看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三根直径7米与地面成58度交角的斜撑，支扶三根直径9米的擎天大柱，连同上下两个直径分别为45米、50米的球体，组成了一个多筒式带斜撑的巨型空间框架，从而打破了世界电视高塔单筒体构造的惯例。15个大小不等、错落有致的球体建筑和地面设施，在浦东公园形象逼真地营造出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烘托出浓烈的东方文化气息，达到了结构与建筑的完美结合。其优美的造型和复杂的结构，对建筑施工提出了一系列难题。三年半中，江欢成每天由浦西骑自行车去浦东，在冬冷夏热的简易工棚里，在施工现场的脚手架上，与工程技术人员合力攻关，解决了一道道世界难题。

东方明珠问世后得到了世界各方的赞誉，已跻身世界名建筑的行列。1995年，江欢成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之后，江欢成又担任了高度420米、世界第三高的浦东金茂大厦的设计总监和设计代表；1995年3月，他主持设计的世界第一高度名为“亚洲巨人”的印尼雅加达电视塔，击败美、日、加等国6个世界顶级建筑事务所的方案，一举中标。这是我国首次在国际大建筑设计竞争中中标，为中华建筑设计史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张锦秋：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设计大师

2005年7月，一位在古都西安生活了整整40年的女建筑师，获得了这个城市颁发的“最高科技贡献奖”，她就是主持设计了西安许多被誉为“新唐风”经典建筑的清华校友张锦秋。人们在赞叹：就像陈植之于上海，杨廷宝之于南京、北京，建筑大师个人与一座城市如此完美地结合，是城市建设史上又一段动人的佳话。张锦秋已成为这座千年古都的形象大使。

张锦秋是中国15位建筑设计大师中唯一的女性，也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她出身于建筑世家，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师从梁思成、莫宗江先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和古建园林研究。1966年她告别曾度过12个春秋的清华园，来到古城西安的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作为一名专攻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师，张锦秋师承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和而不同”的创作观。为了更多地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她如饥似渴地追寻着：北上五台、南下扬州、西赴敦煌、东渡扶桑，充分的准备为她以后的工程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件件优秀的设计作品在她的手中诞生。

1978年，创作设计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是张锦秋积聚了多年的才华、知识和创作激情首次得以酣畅地宣泄。她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设计了这座依岗面湖、周环草坪、碑身挺拔、尺度亲切、唐风十足的纪念碑。

青龙寺空海纪念碑院，被人们誉为“三唐工程”的唐华宾馆、唐歌舞餐厅、唐艺术陈列馆，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阁，华清宫唐代御汤遗址博物馆，钟鼓楼广场……一个又一个的建筑构思，从她脑海里倾泻到图纸上，最后成为一座座极富传统文化底蕴的建筑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无论对于张锦秋，还是中国建筑界，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建筑。

在西安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是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后来成为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中国西北建筑设计院承担此设计任务后，张锦秋成为这个项目的主持者。经过两次国内专家评议，一次国内外专家咨询，她的方案从12个方案中胜出。

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建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成为汇集三秦大地文物精华的文化殿堂。这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于一体。将传统的宫殿形式应用于大型公共建筑，张锦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陕西历史博物馆列入世界一流博物馆之列。

近年来，张锦秋又为陕西省和西安市奉献了以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群体建筑、黄帝陵祭祀大殿及大唐芙蓉园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

马国馨：与建筑、体育、奥林匹克结缘的建筑设计大师

1990年金秋9月，在马国馨主持设计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1992年，马国馨因此荣获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发的“体育建筑奖”等多项大奖。随着北京申办奥运的历程，马国馨的兴奋点一直未离开北京奥运场馆的设计。当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他那份激动自然与别人不同，因为其中也饱含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一本厚厚的《申奥场馆及体育建筑》就是最好的见证，这里面记录的是在北京申奥的关键时刻，在马国馨指导下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集体推出的奥运32个场馆的设计方案和设计理念，包括奥林匹克公园、奥运村、国际广播中心、北京国际体育中心等，这些在北京申奥过程中功不可没，也成为马国馨体育场馆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

马国馨，现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还不到30岁的马国馨就作为项目设计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担了其建筑设计生涯中的第一个公共建筑项目——北京建外国际俱乐部的设计工作。由此马国馨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体育建筑也有了深切的感悟。现在他是中国建筑学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了国家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这套规范已于2003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多年来，马国馨一直注意对体育建筑学科的一些前沿问题展开研究，包括奥运设施的赛后利用问题、大型体育场的建设和使用模式等，发表了许多论文，并对院内承接的其他体育建筑设计项目进行指导。

其实，在体育建筑领域之外，马国馨也是硕果累累。他多次主持和负责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创造性地解决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推动了相关学科及行业的进步和发展。1976年他作为当时最年轻的项目主持人，从事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工作；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北京宛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和雕塑园等，也都是他的倾心力作。

终日忙碌的马国馨，依然每天骑着那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在同事们眼中马总是“一个思维敏捷、饱览群书、合作愉快”的“富于人格魅力”的人。他曾用自己的一台非常普通的摄影机拍下了足之所至的各种中外建筑，并主持过各种建筑摄影活动；他是“清华艺友合唱团”的团员，参加过各种正式演出和比赛；他还是军乐团的成员，萨克斯管是他的拿手乐器。

陈一坚：“飞豹”之父

1999年国庆节，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立50周年盛大阅兵中，6架国产歼击轰炸机“飞豹”组成的箭形编队整齐地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同时也引起国外媒体和军方的极大关注。

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陈一坚，就是这种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被誉为我军 “杀手锏”的新型战机的总设计师。

陈一坚不会忘记，在童年时代，在家乡福州，他和家人四处躲避日军战斗机轰炸扫射的痛苦经历。他说，是日本人的“零式”飞机把他逼上了航空设计之路。

1952年，陈一坚从清华毕业后来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那时正值抗美援朝的高潮阶段，他们不分昼夜地修理战斗中被打坏的飞机，重新送回战场。

1955年，陈一坚调入建于沈阳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就把第一架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飞机送上了天。“文革”当中，陈一坚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被送到干校劳动。但是这几年他也没有放弃。白天种地、放羊、喂猪、修汽车，晚上在灯下苦钻飞机疲劳断裂理论，后来编写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还编写了“运七”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结束了我国在飞机研制中完全参考外国疲劳通用载荷谱的历史。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填补了我国飞机疲劳研究方面的空白。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也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高技术封锁，我国急需自行研制一种平时能对敌人起威慑作用，战时能取得现代局部战争胜利的“杀手锏”式的武器。1980年8月，陈一坚被航空工业部任命为西安飞机设计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他不负众望，以卓异的胆识和战略眼光，大胆决策，选用国际上先进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并妥善解决了使用中的协调、配套问题，使飞机的载荷、飞行品质、结构强度和系统的设计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一举达到了国家下达的设计要求。就是靠着像手摇计算机这样的落后的工具和手段，经过了1600多次试飞，“飞豹”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999年12月6日，陈一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豹”的成功给陈一坚带来巨大的荣誉，他说：“我们国家有了第一架既能够起歼击机作用，又能够起攻击机作用的飞机，填补了空白，我感到非常自豪。”

谢企华：驾驭钢铁航母的女舵手

1967年谢企华从清华土木系毕业时，人们恐怕不会想到她会与钢铁打一辈子交道，更不会想到一个文弱的知识女性会成为这个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人称“铁娘子”。

作为企业家，她执掌的宝钢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全球排行第六；宝钢股份被誉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定海神针”。2002年她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5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排行榜和《华尔街日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榜；并获第15届威利科夫—肯伊弗森钢铁业远见奖。《财富》杂志的评价是，以柔克刚的经营风格，让宝钢这样“硬邦邦”的企业，常有以柔克刚的惊人之作；国内媒体对她的评价是，凭借“以柔克刚”的经营管理风格和独到的“眼光、领导能力及丰富的经验”驾驭了当量千亿级的“中国钢铁巨舰”。

谢企华1961年进入清华学习，她始终感谢清华6年严格、扎实、全面的学习与训练。她记得一年级时学过木工、瓦工，都达到３级水平。车、钳、铣、刨、铆、焊各工种都学过，还学会了开推土机。在200号工地，她当过设计代表，画施工图，管理现场。担任学生干部，也锻炼了她的组织协调能力。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陕西钢厂，成为基建科的一名普通技术员。1978年，中央决定建设宝钢，冶金部从全国调集建设大军，35岁的谢企华来宝钢工程指挥部基建处任技术组组长。之后历任指挥部计划处处长、总指挥助理、副指挥，1994年任宝钢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从2003年2月开始，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宝钢股份董事长三副重担皆由谢企华一肩挑起。她以独到的经营谋略和管理模式，不断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使宝钢沿着“引进、消化、开发、创新”之路，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营业绩。还通过深化与国内外企业的战略合作，着力构建钢铁产品上下游的战略供应链。与此同时，宝钢还开展适度的多元化经营。2004年，宝钢实现了进军世界500强的目标，排名第372位，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批进入全球500强的公司，2008年又上升为第220位。由于谢企华对中国钢铁工业作出的杰出贡献，2008年12月，她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

陈清泰：为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崛起

如今，在媒体中出现的陈清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一位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学者、专家。其实，像许多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清华学子一样，陈清泰来自工业战线的最基层，他曾经在中国二汽奋斗了近20年。

1963年，陈清泰在清华毕业时荣获毕业生金质奖章，毕业后留校工作。但志在民族汽车工业的陈清泰还是离开了繁华的京城，调到了当时最贫穷落后的鄂西北山区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这一干就是20多年。他担任过产品设计技术员、工程师、总成设计试验室副主任、产品处副处长、二汽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84年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1985年6月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2年5月兼任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一家拥有数百个企业、30万职工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的领导，陈清泰的忙碌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曾经多次病倒，但也只能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到医院输液、治疗。1988年初夏，陈清泰同二汽党委书记马跃（1965年毕业于清华汽车专业）一起去南京等地考察时曾经突然昏倒，他实在是太累了。

1987年８月，国家确定在二汽发展30万辆轿车项目，这使陈清泰异常兴奋。作为一个世界级卡车厂的厂长，他早就在期盼着什么时候自己造的轿车也能够有一席之地。陈清泰深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必须从高起点起步，要有必要的投资强度和适宜的合作伙伴。接下来，二汽先后与美、日、法、德、意、韩等６国15家公司接触谈判，最后选择了法国雪铁龙公司。经过为期４年多的艰苦谈判，“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在武汉挂牌。作为董事长的陈清泰在签字后高兴地说：“过去我们造卡车，从现在起，我们要造轿车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庭轿车、如今家喻户晓的“富康”。

陈清泰就任厂长后不久，曾经和一班人为二汽的长远发展描绘出一张诱人的蓝图，人们把它类比为体育比赛中的“三级跳”：

第一级跳：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在1985年已经完成。

第二级跳：年产15万辆汽车生产能力，到1990年底完成。

第三级跳：形成年产45万辆汽车生产能力，包括15万辆卡车和30万辆小轿车，在20世纪内完成。

这些目标早已经圆满完成，从而载入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史册。

1992年起，陈清泰先后担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携自己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数十年奋斗而积累的宝贵经验，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宏观经济、工业经济等领域，殚精竭虑地筹划着我们民族工业的未来。

刘高倬：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技术人员—技术管理—政府官员—企业家，刘高倬成功完成了多次角色的转变，展示了他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精彩人生。

刘高倬说他是幸运的，能够伴随祖国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奉献一生。1967年，他从清华数力系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西北高原青海湖畔的水中兵器试验场，30岁调到了昌河飞机制造厂设计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工作，凭着在清华打下的坚实的数学、力学基础，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从最基层的设计员做起，他亲历了我国自行研制并交付使用的第一个大型直升机“直—8”的研制全过程。在“直—8”研制的关键时刻，曾经遭遇全机静力试验失败，尾梁折断，致使整个研制工作陷于停顿。尽管当时这并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但在强烈的责任心和自信心驱使下，他主动请缨担负起了攻关破难的重任。经过大量理论分析、计算和试验研究，终于使全机静力试验顺利通过。这一成果经专家鉴定认为“具有当代欧美水平”，他也因此获得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他担任“直—8”型号总指挥，亲手把“直—8”送上蓝天，交付部队。

之后，组织上调他到中国直升机研究所担任所长。凭着在清华“双肩挑”的锻炼，他硬是让一个长期没有型号任务、班子不团结、人心涣散的研究所旧貌换新颜，担任所长第一年就实现了“新机上天，收益三百万”的目标。六年之后，他又调到航空航天工业部工作，先后主管直升机、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的研发。他最感幸运的是直接参加了“歼十”战斗机的研制。“歼十”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先进战斗机。但就当时我国的基础和能力而言，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在“歼十”研发遇到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他受命担任型号总指挥，并受党组委派，到一线靠前指挥。不少资深的老同志告诉他，国外在三代战机研制过程中没有不摔飞机的。他想，这意味着新机研制遇到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一定要挺得住，百折不挠，才能成功；同时更是提醒，一定要特别重视质量和安全，我们国家穷，摔不起呀。就这样，他和一线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以报效祖国的激情、排除万难的气概、科学严谨的作风，努力攻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胜利实现首飞。又经过2700多次起落的定型试飞，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歼十”飞机研制工程最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在颁奖典礼上，他觉得自己是代表着一支十几万人的团队，和几代人十几年的奋斗。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中，15架“歼十”战斗机集体亮剑，成为耀眼的空中明星。

第五章 科学大师 遂臻光明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

上帝说，让牛顿来!

一切遂臻光明。——蒲柏

蒲柏的这首名诗，就刻在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墓碑上。的确，对于科学家来说，没有比发现神秘的自然规律更大的成就了。可是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来说，还有一件事更能让他们感到振奋和幸福，那就是看到自己的祖国，终于走出了黑暗的漫漫长途，迎来了光明的前景。清华大学的历史，就是同时追求这两种光明的历史；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等国际知名的大师级学者，以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六名清华校友，就是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寻求光明而得以成功的优秀清华学子的杰出典范。[1]

双子星座：杨振宁与李政道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让全体中国人都不堪回首的伤心史。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华民族险遭灭顶之灾。此后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既是民族苦难的结果，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埋下了种子。今天家喻户晓的清华大学，在其创办之初，就是国运衰败中的一个期望，一个梦想，一个中国人为之动情的故事。

可以理解，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就把“教育报国”、“科学救国”树立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就可以发现，“教育报国”、“科学救国”是他们的共同信念，是中国知识界的底色，也是他们勇于担当振兴中华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自觉实践。他们不但不计回报地在清贫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辛勤钻研学术，还精心培养了一大批天资高、基础厚的优秀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对双子星座。1961年前后，杨振宁与李政道合影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他的父亲杨武之，是著名的数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在美丽的清华园里，杨振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前期的八年时间。这八年对杨振宁以后的人生道路，应该说是影响深远。

杨武之本人是教授，对于如何教育儿子有很好的方法。杨振宁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九岁、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对于人文知识的重视，促成了杨振宁的全面发展；他日后辉煌的科学成就和人格境界，与他父亲的正确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在清华大学蒸蒸日上的同时，中华民族却又面临着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1938年清华、北大和南开被迫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时，杨振宁刚刚读完高中二年级，遂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

在昆明的八年，是清华师生所经历的最困难的八年，也是全中国最困难的八年。资金短缺，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严重不足，教室是铁皮顶、泥土地面，冬凉夏热，学生宿舍一间屋子睡四十人。教授也都穷困窘迫，闻一多刻图章补贴家用，梅贻琦校长的夫人摆摊卖“定胜糕”都是几十年后联大校友津津乐道的逸闻。外界的情况更不乐观，大片土地沦入异族之手，市面上百业俱废，民生凋敝，这样的苦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偏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时刻，在这样艰苦的地方，联大师生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梅贻琦校长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在风雨之秋，清华好像一只船，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会天明风定，那时，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脉相承，成为了联大师生们的精神动力，使得他们热情不减，学风甚旺。在祖国最危急的时候，正在欧洲留学的清华学子纷纷回国效力，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家王竹溪的到来，使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与国际前沿接轨，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孕育出最优秀的一批学生。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度过了艰苦而又快乐的六年时光，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极不平凡的六年。一年级时，给杨振宁讲普通物理学的是赵忠尧教授。到了二年级，教杨振宁电磁学的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吴有训教授。教杨振宁力学和另外两门课的周培源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时，曾和杨武之同学。到了大学三年级，教原子物理学的是张文裕教授，他是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博士。在大学高年级时，杨振宁还听过马仕俊的场论，吴大猷的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王竹溪的热力学、统计力学、量子力学等多门课程。

1942年，杨振宁大学毕业后，被录取为西南联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师从王竹溪教授。杨振宁在王竹溪的指导下，走进了当时正受到物理学界重视、有着广阔应用前景的统计物理学领域。1944年夏，杨振宁获得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

多年以后，杨振宁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我在联大本科及后来读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美国最好的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的来说，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竹溪）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条件。

西南联大给予杨振宁的，不仅仅是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系统的专业训练，联大的精神也深深地渗入到杨振宁的精神血脉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信念和他幼时所接受的《孟子》倡导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一起，成为他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直到数十年后，耄耋之年的杨振宁每当唱起联大校歌，依然心潮澎湃，感怀不已。

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深受当代物理学泰斗费米的教诲和熏陶。当时，杨振宁最佩服的物理学家有三位：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狄拉克和主持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的费米。这三位物理学大师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中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然后用简单而美妙的数学方法把它们表示出来。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杨振宁日后的工作也带有这样的特点。不但有良师指导，幸运的是，杨振宁还有益友彼此切磋。同在美国留学的联大校友李政道，就是一个具有极高物理天赋的高材生。

小杨振宁四岁的李政道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父母亲的苦心培育和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李政道的聪明才智得以开掘。他自幼对数学和物理就有独特的爱好，每天从早晨睁开眼睛，直到晚上闭上眼睛为止，都沉浸在一本接一本的书海里。只要一看到书，其他一切事情都可抛到九霄云外。

1944年李政道告别了浙江大学，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学习时，经常听老师们谈起吴大猷先生，得知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阵容十分强大，就萌生了转学的念头。吴大猷先生独具慧眼，感到李政道具备物理学研究的天分和成功学者的心理素质，就向校方疏通，破格接受了李政道。从此师生二人涵泳悠游，砥砺切磋，大收教学相长之效。在联大的岁月，也成为李政道一生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李政道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利用“庚子赔款”的钱，选派一批优秀青年赴美国留学。吴大猷经过深思熟虑，推荐了西南联大年轻有为的助教朱光亚和当时还只读大学二年级，但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的李政道。1946年，还未读完大学的李政道，便告别祖国，踏上了留美的旅途，掀开了生活的新篇章。

李政道与杨振宁同样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才华很快得到费米的赏识，要李政道跟他做博士论文。1950年，24岁的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初显出他的物理才能，被誉为“有特殊见解和成就”，列为第一名。校长在授予他博士学位证书时宣称：“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人类高度智慧的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1951年，李政道步踪杨振宁，也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于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弱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开始合作。两位联大出身的英才风云际会，齐心合力，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被誉为“战后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从而共同获得了195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李政道赢得诺贝尔奖，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有着象征意义的胜利。杨振宁曾经说过：“假如今天曾先生问我，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杨振宁、李政道不仅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时刻牢记母校校训，怀抱“教育报国”理想的清华学子，杨振宁、李政道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更是令人感动。耄耋之年的杨振宁，回到母校执教，把自己数十年领悟到的物理学的精髓传授给莘莘学子；李政道费尽心血建立和推动了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输送了近千名拔尖人才赴美留学。他们都在坚定不移地实现着自己青年时代在母校清华求学时树立的信念，要让清华精神和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一起，薪尽火传，为祖国的崛起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当然，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心怀祖国、情系母校的海外清华学子绝非个别，杨振宁的老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在晚年也做出了和自己的学生同样的选择。

“高龄示风范”的陈省身

1911年陈省身出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大学研究生，随孙光远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1934年夏陈省身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赴欧洲留学。1937年学成回国的陈省身受聘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1949年后，陈省身到了美国。1961年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1984年5月陈省身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虽然远在异国他乡，陈省身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1972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陈省身是第一批回国的科学家，以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回来。1984年，陈省身把沃尔夫奖获得的五万美元奖金，捐给了南开大学，并组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杨振宁评价说，这对中国的数学研究影响非常深远。

从陈省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刻凸显着的浓厚的清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接受采访时，曾经深情地回忆起他的老师陈省身：“他无时无刻不在做数学，90多岁了还孜孜不倦地做研究。他对数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是开拓性的。”研究数学是陈省身一生的追求，让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90多岁了，他还在给学生上课，他说：这么大年纪我的思维仍然敏捷，每周还能给学生上几节课，我感到非常幸福！

陈省身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学识出众，更在于德行淳厚。谈到陈省身先生的为人，杨振宁说：“陈先生做人，在很多方面我是不能做到的。他对于小的方面，不是不注意，而是不在乎，不去计较小事情。他的眼光放在比较重要的大事情上。他对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善意的。我看到很多国际上的很成功或不很成功的学者，对人讲话是不很客气的，而陈先生跟这些人很不一样。这就是有很多人羡慕他、做他朋友的原因。”

2004年，陈省身教授病逝于天津。同为国际数学界泰斗的林家翘教授赋诗悼念道：

满门桃李多伟绩，几何之家留旧情。九三高龄示风范，巨星陨落举世惊。

而林教授本人，也是出身于清华，“高龄示风范”的楷模。

国际数学大师林家翘

林家翘1916年生于北京，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即留校担任助教。1940年出国留学，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从1947年起，历任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数学教授、学院教授、荣誉退休教授。自1951年起成为美国国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62年起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1年11月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

2002年，为了推进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林家翘在清华建立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以老师的名字命名，不仅是对已逝恩师的怀念，更是对70年前清华园的深切留恋。对于林家翘来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是学习的天堂，能聆听大师的教诲，能感受学术的繁荣。数十年后，林家翘对母校的怀念，对恩师的感念，依然萦绕于心。在回答记者“您认为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最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的提问时，他回答道：“用周培源先生的名字来命名该中心就与这一点有关系。周先生的一生做了许多工作，不过他自己认为是一名科学家，他特别注意培养人才。即使在从事许多管理工作后，也一直进行科学研究。当我在清华大学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位萨本发栋教授就对我说，做学问最要紧的是孜孜不倦。周先生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真相信真理，从真理出发，根据真理来做事，有一种浩然之气。做科学家就要向周老学习。”

林家翘教授是当代应用数学学派的领路人，是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40年代他开始的流体力学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的工作，带动了整整一代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从60年代开始，他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星系螺旋结构的密度波理论，克服了困扰天文界数十年的“缠卷疑难”，并进而发展了星系旋臂长期维持的动力学理论。

在回到清华之后，林教授又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生物数学领域，不顾年高体衰，依旧孜孜不倦地汲取新的知识。在记者采访拍摄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林老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学生。他的研究如今需要跨入生物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早年在清华他也曾系统学习过生物，但为了掌握一些新知识，林老特意买了一本现在国外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教材，这是一本厚厚的通识类书籍，林老看得非常认真。

当记者问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这位自强不息的数学大师一句话就表现出了他对母校、对祖国的难解的浓情：“我是一名老清华校友，清华当年物理系在国际上是有地位的，现在要把清华理学院恢复到当年的光辉。”他寄语清华学子：“现在的清华学生是非常幸福的一代，国家地位提高了，学校也与世界接轨了，学习环境很优越，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

当以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在各自的领域放射出天才的光芒，拨开了隐蔽自然的黑暗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走出了百年的幽暗，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力量所凝结的果实，他们是伟大的中国重新走向富强繁荣的报晓使者，是当之无愧的全世界华人的骄傲！

问鼎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

金怡濂：“做大事的人”的计算机大家

200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授予中科院院士、计算机专家金怡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表彰他在推动计算机领域科技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金怡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2000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主任，现任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半个世纪以来，金怡濂作为技术研究开发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多种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并带领科技人员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

在西方强国对中国实行高性能计算机禁运的背景下，他领衔主持研制国家重点工程——“神威”巨型计算机系统，担任总设计师。他提出以平面格栅网为基础的“分布共享存储器大规模并行结构”总体方案，同时提出网上多种集合操作以及无匹配高速信号传送等技术构想和解决方案，均获成功，使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从每秒10亿次跨越到3000亿次以上。“神威”计算机武装了北京高性能计算机应用中心和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为气象气候、石油物探、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材料工程、环境科学和基础科学等领域提供了高端计算工具，取得了显著效益，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把“研制一代机器、培养一流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慧眼识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在研制“神威”计算机时委任的课题主管和副主管设计师平均年龄28岁。他让这些年轻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精心培养，大胆放飞。他通过科研实践和带研究生，培养了上百名优秀科技人才，有的已成为工程院院士，有30余名科技干部走上了科研领导岗位。他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嘉勉，朱镕基总理称赞他是“做大事的人”。

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特别想到，在这崇高的荣誉中，包含了我母校清华大学的师长对我培育所付出的汗水。我在清华一共生活了四年，在这四年中，我们的师长不仅教给我怎么样为人，教给我怎么样为学，也教给我怎么样去攀登科学高峰。在清华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四年。有人说清华人都是实干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体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清华人都不屈不挠地把事情做好，不但要做好，而且要把它做到最好。这是清华人的特色和作风。我在清华的班级里面人才济济，先后出了一位总理，四位院士和十几位省部级干部，这是与母校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他又说：“在半个世纪的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国运昌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国力强。科技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富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做成大事情。清华人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着，而且不断做出震惊中国和世界的成果。”

叶笃正：中国大气物理研究奠基人

作为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全球变化科学、大气运动适应理论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2006年1月9日，年届九旬的叶笃正院士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1916年2月出生的叶笃正与中国的第一份气候纪录同年，也铺就了自己“气象”万千的人生之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很快就加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两年后，他回到学校，在学长钱三强的劝说下，叶笃正放弃了喜爱的物理，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1940年，他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笃正创立了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至今仍用于天气预报。他和合作者于1953年首先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突变概念，并展开了气候突变问题的系统研究，揭示了急流突变对季风和雨带变化的影响，对提高我国天气和气候预报的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他于1957年首先发现了冬季高原南北两侧的两支西风急流，并揭示了其对东亚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随后又率先提出高原对大气夏季是热源，冬季是冷源。他的奠基性发现和系统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科学研究领域——高原气象学，成为当代气象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他是国际全球变化科学的少数几个主要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并创立了“有序人类活动”研究的理论框架。

叶笃正是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之一，也是我国大气科学界及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作出了开创性重大创新贡献。由于叶笃正的杰出贡献，他曾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于1995年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陈家庚地球科学奖。2003年被世界气象组织授予第48届国际气象组织奖（IMO）。

吴征镒：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人

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吴征镒，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凭借他对我国和世界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2008年1月8日，在92岁高龄之际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征镒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7年本科毕业。1940—1942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吴征镒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后曾任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云南省科协主席。现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主编。他自1980年后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瑞典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苏联植物学会通迅会员。1997年当选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SCN理事。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他提出的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野生种质资源库”的建议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作出了前瞻性的部署。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共有5000万字、5000余幅图，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和吴征镒一起主编《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美国Peter H.Raven院士评价说，吴征镒院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同时对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泛而深入知识的真正的学者。

吴征镒院士自1936年起从事植物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先后去过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观察植物。多次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物资源的调查，并指出植物的有胩物质的形成与植物种原分布区及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对以上各学科的造诣日深，提出了指导植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迄今为止，已发表140多篇各类论文，并主编或编写了数十部学术专著。他在植物分类研究中，发现并发表了1300个以上新分类群（植物亚科、族、组等新等级不下10个，新属10个），在国际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吴征镒院士多年来专心从事以中国植物为中心的东亚植被和区系研究，潜心研究生物多样性，编著了大量宝贵文献，为人类认识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他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和其他有关研究领域作出的伟大贡献，于1999年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鉴会纪仿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International COSMOS Prize 1999），成为世界第7位，亚洲第2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2008年8月，吴征镒院士获“中国植物学会终生成就奖”。【注释】[1]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蒋东明：《李政道》，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杨建邺：《杨振宁传》，吉林，长春出版社，2004；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六章 人民公仆 正直廉明

2002年11月，在新任中共十六大政治局常委的9位成员中，人们再一次惊奇地发现，竟有4位出自清华园。这使中国政坛上独特的“清华现象”达到了新的高峰。至今，清华大学已经为共和国“奉献”了一位总书记、国家主席，一位总理，一位委员长，一位国家副主席，数名副总理和300多位省部级官员。

如同前几章中那些工程师、科学家对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样，这些从清华园走出的人民公仆们，在共和国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也书写了一部部自强不息、爱国奉献的精彩篇章。

荣高棠：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荣高棠是新中国体育界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他出自体育传统浓厚的清华园，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初创到辉煌，他付出了半个多世纪心血和汗水。

1932年，荣高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他曾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主力，显示出出众的体育才华。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他作为骨干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率“北平学生流动剧团”参加抗日。后受党中央派遣，赴重庆、成都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49年进北京城时，他37岁。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荣高棠受命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1952年，他率领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冲破重重阻挠，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了第十五届奥运会，看到五星红旗在奥运村冉冉升起，全团人员无不热泪盈眶。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回来后，荣高棠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加强体育工作，成立一个专门管体育的机构。同年，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席，荣高棠任秘书长。

从此，荣高棠满腔热情地投身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工作。在体委党组的领导下，他协助贺龙组建了国家体委机关，草拟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份关于体育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创办了第一份体育刊物，筹办了第一期体育干部培训班，兴建了第一批体育场馆和体育院校，成立了第一支中央体育集训队，操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一直到1982年退居二线，荣高棠主管新中国体育工作28个春秋，从40岁出头干到了古稀之年。

1980年，举荐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国家体委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候选人名单中，荣高棠名列第一，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又会签完毕上报到了国务院。在外地出差的荣高棠回京后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有关领导，陈述自己的想法，最后把年纪轻又熟悉外语的何振梁排在了第一位。“荣高棠让贤，让出了一位世界级人才；荣高棠托举，托出了一位奥林匹克功勋人物。”这已成为中国体育史上一段感人的佳话。

1983年9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授予荣高棠，以表彰他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理想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奥林匹克勋章”。

朱镕基：追求完美的典范

2002年，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学长在辞去经管学院院长职务时向3000名师生发表了演讲，他深情地谈到“为人为学，追求完美”是他心目中的清华精神。“要做就得最好”，“即使是扫地也要扫得最干净”……这些已是清华人耳熟能详的语言，所表达的都是清华精神的精髓。

纵观朱镕基学长的人生，无疑是实践“追求完美”的清华精神的杰出代表。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父母早逝又无兄弟姐妹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刻苦用功，独立向上的品格。在清华，他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还积极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之中。他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51年3月当选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从清华毕业后，朱镕基先后在东北人民工业部计划室、国家计划委员会、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国家经委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工业经济工作，使他逐渐丰富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得最好。虽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直言而被错划为“右派”，但他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信念和勇气始终没有改变。

1988年春天，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后，曾对上海人民说过一段充满感情的话：“成败，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但既然来了上海，我就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上海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身体力行，带头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率、有权威的市政府，实现“重振上海雄风”的目标。因为从严治政，他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干部队伍中树立正气。朱镕基著名的“约法三章”中有一条是“不题字”，但他却破例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作假帐”，直白的16个字，折射着他对假恶丑的痛恨，对真善美的渴望。

1992年9月，朱镕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３月—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他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的那番肺腑之言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铿锵的话语代表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诚和责任。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重重矛盾，他殚精竭虑，推行改革，在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整顿金融秩序、精简国务院机构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的进展。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主持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提出了五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还有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会后，他以“行胜于言”的精神身体力行。

1984年，朱镕基出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此后，虽然他职位不断升迁，但他始终关注经管学院的发展。他亲自带过四位博士生，并善始善终，坚持把四位博士生指导毕业。从论文的选题，到论证的方法，逐一过目，论文最后的答辩评语，也是他亲自拟写。在他的关心之下，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了由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以及国际著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他担任名誉主席，该委员会成为清华经管学院迈向世界一流经管学院的超级智库。“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这是朱镕基为母校清华80年华诞的题词。在清华人眼中，他永远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学长。

倪天增：上海人民难忘的平民市长

1992年6月7日，上海人民的好市长倪天增英年早逝，至今人们仍然怀念他，他为上海人民呕心沥血的故事依然在黄浦江边传颂。

倪天增1962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分配在华东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他是个出色的设计师。他负责和参与设计的龙柏饭店、上海美术馆、上海体育馆以及援外工程——贝宁体育中心的建筑设计等作品，曾荣获过国家和上海市的设计奖。他曾是上海最年轻的副总建筑师、副院长。1983年，45岁的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又是上海市历届政府中最年轻的副市长。

倪天增在担任副市长的近十年时间中，正是上海百废待兴、重振雄风的关键时期，规模浩大的城市建设就是在那些年开始的。他分管城乡规划、市政建设、交通邮电、防灾抗灾等工作。“十年倾心宏观事，壮年青丝变白头。”市民在一个个重点工程工地，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认识了这位风尘仆仆、终日忙碌的副市长，他被人们称为“辛苦市长”、“风雨市长”。朱镕基总理称誉他为“市民的公仆，勤政的楷模，汗洒浦东，功在千秋”。

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位优秀的设计师，一位不负众望的副市长，长期以来，他过的完全是平民生活。担任副市长后，他仍住在南市区老城厢的一间不到16平方米的平房里。副市长家与左邻右舍一样，要倒马桶，要买煤饼，用扁担把煤饼挑回家。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台为工作需要而装的电话机，可是没有适当的地方安置，只得放在五斗橱上。当年，有记者找到倪天增家采访，没有想到副市长会住在连车也开不进的弄堂里，会住在这样一间平房中。有一次市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他汇报工作，还遇上他在给煤炉加煤饼，看着副市长侍弄煤炉的那熟练的动作，他许久说不出话来。要知道他是主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副市长，煤气、液化气也全归他管。市建委负责人曾提出可以先批个液化气供他家用，而倪天增婉谢了，他说：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在用煤炉，我怎能用液化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1993年出版的《人民公仆倪天增》

儿子长大成人，要结婚了，婚房也落实了，他就是不让儿子办理进户手续，而是坚持要儿子参加了房改，让儿子买了债券，为此，儿子的婚期也耽搁了一年。他说：“我是市房改领导小组组长，上海要房改，我家就得参加。”

倪天增同志逝世后，上海人民闻讯从四面八方赶到龙华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为了纪念他们的好市长，上海社会各界捐资一百多万元，设立了“倪天增教育发展基金”。该基金又分成三部分，分别在倪天增的母校清华大学和以培养土木建设人才著称的同济大学设立“倪天增奖学金”，企盼学校培养出更多倪天增式的好干部；又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了“倪天增慈善助学基金”，十余年来，该基金得到社会热心人士不断捐赠，基金总数已超过400余万元，至今已累计资助了大、中、小学生近千人。

林宗棠：共和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者

他是一位工程技术专家、工业经济学家、共和国的部长，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执着追求、顽强拼搏，以实现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梦想。

林宗棠，1949年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领导或参与了我们国家多项重大工业工程的建设，堪称新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者。林宗棠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过：“我非常有幸在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参与研制万吨水压机；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参与‘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发明与制造工作；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组织研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强国夙愿为他的人生追求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

1961年12月，江南造船厂成功地建成国内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为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林宗棠是副总设计师兼制造安装大队长，他带着设计人员，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跑遍全国有中小型锻造水压机的工厂，认真考察和了解设备的结构原理及性能。用纸片、木板、竹竿、铁皮、胶泥、沙土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反复比较，广泛听取意见，最后确定设计方案。从调研设计到投产成功，历时4年，有力地回击了苏联专家“你们根本就不懂，是瞎胡闹”的狂言。

从万吨水压机开始，林宗棠一直在创造中国机械工业的奇迹。1965年他发起并负责设计、研制、试验成功世界最大的200～300吨电渣重溶装置。1977年又担任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研制成功5万吨模锻水压机。1978年，他任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国家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全套技术装备研制，取得了对撞试验成功。该设备是物理科学世界最前沿水平研究的实验装置，研制质量达到欧美同类设备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8—1993年，林宗棠担任国家航空航天部部长，在许许多多严峻的挑战和困难考验下，他出色完成了振兴、发展我国航空航天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他的领导组织下，18个月即成功研制出我国当时最大推力的捆绑式运载火箭，创下国际航天界的纪录，从而使中国航天科技迅速走向世界。1991年6月，他领导的航空航天部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完成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技术方案的论证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93年之后，林宗棠经历了人生舞台的多次转变，先后担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最大的行业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任。虽然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但他依然乐观从容，要“鞠躬尽瘁、笑迎未来”。

第七章 文苑名手 社科精英

20世纪30年代前后，清华园人才辈出，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例，涌现出“二乔”（胡乔木、乔冠华）、“文学院四才子”（张荫麟、钱钟书、夏鼐、吴晗）、“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等等，百十位高级干部、百十位学界名家、百十位文苑名手。他们身处社会巨变、民族危亡、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将自己的事业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着辉煌，无论属于何种情况，他们都是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启蒙、解放与振兴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写心立言。

清华“二乔”

三国时期，曾出现过家喻户晓的“江南二乔”——大乔、小乔。到了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又并世而出了才华横溢的“苏北二乔”，两人都曾以“乔木”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政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所谓“苏北二乔”，一位是有着中共“第一支笔”美誉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胡乔木，一位是有着“外交才子”美称的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和世界一流外交家乔冠华。他们不仅同为江苏盐城人，而且同出清华园，故这里称之为清华“二乔”。胡乔木比乔冠华年长一岁，乔冠华比胡乔木早一年步入清华；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后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担任要职。清华“二乔”之间，还有不少的佳话，其中包含着毛泽东为其“断名”的故事。

胡乔木：中共“第一支笔”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12年出生。193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在清华园，胡乔木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他写作极快，随时随地能写出一篇切中时弊的评论，曾经担任进步刊物《北方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思想进步，与同学、著名抗日将领张甲洲一起，组织并参加了多次抗日游行、集会。他激昂动人、颇有说服力的演说，至今还留在清华同学们的记忆中。

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北平、上海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左冀文化运动和党的地下斗争。1935年，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学评论时，开始以 “乔木”为笔名。1937年7月，胡乔木到延安后，将原名正式改成“乔木”。该名受《诗经·周南》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的启示。“乔木”者，林中之秀木，挺拔坚直，可作栋梁砥柱，寓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株拔地擎天的栋梁之树。“乔木”来到延安后，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调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自此，“乔木”声名鹊起。1941年2月起，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和文件。他后来又主持新闻总署、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为我党宣传工作和新闻、出版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邓小平赞誉他是“党内第一支笔”。

他负责起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式的论断，实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方针的历史性转变。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党的十二大文件，主持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他还协助邓小平审定收入文选的著作。可以说，在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过程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中，胡乔木奉献了他的智慧和力量。

胡乔木视野开阔，博学深思，曾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事业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央党的文献和党史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胡乔木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人，主持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胡乔木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乔冠华：外交才子“乔老爷”

乔冠华，笔名乔木、于怀、于潮，1913年出生。1929年考入清华中文系，次年转入哲学系。在中文系，乔冠华与朱自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除了听朱自清的课，有时还就文学写作、时政大事展开讨论。他既钦佩朱自清深厚的学养，又服膺他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朱自清从西欧考察归来后，所表现出的“非以媚眼仰视外国，非以奴颜卑视自己”的态度，对乔冠华后来投身外交事业，不无裨益。在哲学系，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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